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
——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
吴骁
200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110周年校庆。这是武汉大学自2000年四校合并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校庆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然而，在这次校庆期间，互联网上却出现了大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据笔者当时观察，主要来自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自居的天津大学与建校年代紧随其后的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的学生和校友），不少网友纷纷质疑武汉大学并没有110年的历史，更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有些质问的声音甚至还伴随着缺乏基本人格修养的恶毒攻击与谩骂。而更糟糕的是，面对各种指责，武汉大学的学生和校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被各种强烈的质疑弄得狼狈不堪，舆论形势极为不利。当时，本人正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读研究生二年级，见到母校声誉遭受如此羞辱，实在忍无可忍，便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为武大的校史追溯问题进行辩护（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都很容易找到）。是时，我对武汉大学校史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这篇文章也基本上代表了我当时对本校校史的认知水平。文章发表后，可以说迅速扭转了互联网上对武大极其不利的舆论局面，质疑的声音虽然并没有完全消散，但至少也减弱了很多，甚至还起到了让天津大学的少数校友也开始对本校校史进行反思的效果。事后，还有武汉大学的校友专门给我写信，称我的文章澄清了其心中长期存在的疑惑，并使其对母校校史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和信心。这样看来，我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自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武大工作，开始长期从事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之后，随着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和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对自己当年所抱持的某些观点竟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我逐渐认识到，我过去在武汉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在史料掌握极不充分、同时又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与片面、狭隘的爱校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下而得出的，在我个人所慢慢发掘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面前，正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立足之地。九年过后，时至当下，我已经完全站在了自己过去所持观点的对立面上。我现在的观点是——武汉大学将本校校史延长并追溯至1893年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历史证据充分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九年前，我因不忍母校受辱，而愤起为之声辩，可如今我却发现，近20年来，武汉大学在校史问题上所蒙受的各种非难与羞辱，
完全是“自取其辱
．．．．”！
谁都知道，一个人要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我还是非常艰难地迈出并且走完了这一步。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自我怀疑及否定的心路历程之后，本人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个人颜面、爱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完全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与建校年代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而我之所以能最终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在学术研究中所
信奉的两条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一是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
．．．．．
吾更爱真理
．．．．”的精辟阐释——．．．．．”，二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何谓“科学精神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将前者略加改动，那便成了——“吾爱吾校，吾更爱
真理
．．！”诚然，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利害”关系，是每个人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只问是非”、一心追求真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具体而言，对本校校史提出强烈的质疑，会得罪多少各级领导和同行前辈学者？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多少师生校友的感情？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要说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顾虑和负担，那是假话，然而，所有的担心与疑惧，一旦遇上了这两条崇高的价值理念，都不过是浮云罢了！
言归正传，我首先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一、所谓“百年名校”，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虚幻泡影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武汉大学一直非常明确地以1913年作为自己的建校年代。1963、1978、1983和1988年，武汉大学分别举行了建校50、65、70和75周年校庆。直到1991－1992年，学校还在为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开展各种筹备工作。孰料到了1992年底，武汉大学却突然宣布，要在次年举办百年校庆！消息传出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及教育史学界一片哗然。据著名教
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先生回忆，对于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教育学
．．．
界大多数人还是不认可的
．．．．．．．．．．．。矛盾的是，它在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过了10年，怎么变成一百周年而不是80周年校庆？所以还是很值得质疑的。他们也曾经写过一个论证报告，论证校史应该从1893湖北自强学堂开始算起，因为两者校址一样。但据此就说二者是同一所学校有点牵强。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难以接受，教育部也没有具体部门管理校史或校庆事宜，只好交给专家论证。单看武大提供的资料，可能会觉得论证报告头头是道，但如果知道其他相关教育史资料，则其论证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1993年国庆节前后，德高望重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倡建者和奠基人、厦
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应邀为武汉大学作校史论证，并请他的学生刘海峰教授帮助一起写论证意见。当时，他们二人在认真研究了相关史实之后，认为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不能成立
．．．．”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的”。在论证意见的第一稿中，他们明确地写下了这一结论，但后来潘先生认为要将文字写得“客气”一点，于是便在定稿中尽可能地改用了比较委婉的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有继承关系，似乎还需找出第一手材料加以论证……虽是在同一地址，但武昌军官学校与方言学堂及武昌高师有
否传承关系，是武汉大学校史能否从1913年上延的关键所在。
……建议武汉大学最好能找到武昌高师开办时的筹办报告或批件之类的文献或档案。我们认为，只要这些第一手资料中或武昌高师15年间
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
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
对于上述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刘海峰教授在今年6月27日致武汉大学前
校长刘道玉的信中解释道：“言下之意是找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
．．．．．．．．．．．．．．．。”也就是说，潘懋元与刘海峰教授经过对相关史实的仔细研究，已经基本认定了武汉大学的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能成立”，也非常确信武汉大学不可能找得到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第一手资料，才会如此“委婉”地提出这一建议，在实质上也是对武汉大学校史论证报告的一个否定。潘懋元先生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纯粹只是出于“客气起见”的“一念之差”，竟然给了武汉大学一个不小的可乘之机，最终让武大钻了空子。事实上，武汉大学当时不仅没能提供在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看来最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反而对他们的论证意见“断章取义”，刊出对武大较为有利的部分文字，“却舍弃了关键的部分”，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一致赞同”之列。对此，潘懋元先生颇有微词（如果他老人家早知道武汉大学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恐怕也不会在自己的论证意见中对武大如此“客气”了吧！），还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潘先生还曾表示，将来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将这份论证意见公开发表出来。如今，此事已过去了近20年，而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份论证意见的学术价值。
1994年，也就是武汉大学举办百年校庆后的第二年，刘海峰教授在《教育
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的论文，首次提出高校校史追溯应考虑人员、校址、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多种因素。2001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刘海峰教授承担了一个名为“高等学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研究”的课题，2004年，刘海峰教授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该课题的一项成果——《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原则”、“考察关键因素原则”、“留有余地”等确定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的几条基本原则。
鉴于刘海峰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在研究中国高校校史追溯问题的过程中又博采众长，广泛吸纳了同领域内其他知名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如“整体继承性原则”最早即是由时任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均在2002年所提出），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比刘海峰教授的意见更合理、全面、可行的校史追溯原则与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全面参考上述原则，以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基本依据，来具体考察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
在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武昌高师等学校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考察之后，笔者最终的结论是——武汉大学的历史，至多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早在1911年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历史便已彻底终结。
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其校址位于读书院街的三佛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1896年进行改革，将算学门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门停办，改为一般课程，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1898年又增加东文即日文，共计五门），从此，自强学堂便成为一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1902年，张之洞最终将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使之“实至名归”，并将校址迁至东厂口。最初，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语人才或其他专门人才，但自从1903年的“癸卯学制”颁行后，方言学堂的存在，便渐失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当时，清政府学部逐渐意识到：
外国语文为探索各种学问之管钥，然专习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学为归宿，则致用甚隘，不足以成专门之才。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当求之于
分科大学，次之亦当取之于各项专门学堂。近来京师、北洋均已设立分
科大学，各省亦皆有高等或高等专门学堂，在学生徒无一不注重外国语
文，以为参考西书、研究学术之用，毕业以后自能各就所学，或任外交，
或司教育，或兴实业，以专精之才任专门之事，较之该参领所拟以方言
一门之人才供行政、教育、科学、实业各途之使用，其收效为倍宏。
有鉴于此，学部于1908年具奏：“各省方言学堂已奏咨有案者，以后添招学生须遵照奏案考选中学堂毕业生升入，若无中学毕业学生，即不必添新班，俟在堂学生毕业后，酌改为他项学堂。”至于湖北方言学堂，在1910年该学堂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时任湖广总督瑞瀓考虑到，“现时实科中学堂已增加外国文钟点，考升高等学堂后，外国文尤为注重。教者学者苟能尽心所事，两堂先后八年之久，外国文成绩必有可观。近日西洋留学生毕业回国者渐多，游美学生逐年添派，京师且特设游美预备科，将来次第毕业回国，所有翻译、外交各项人才，自不患其缺乏”，而“湖北方言学堂本科各班学生毕业后，预科人数无多，不能成班，又乏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入”，再加上学部当时也计划将该学堂停办，因此，“是该学堂按之部章，揆之财力，准之舆情，均应停办，所有预科、毕业各生，拟即分别转入相当学堂，插班肄业，庶于该生等之求学毫无阻碍，而鄂省可以节省巨款”。对于停办方言学堂，湖北谘议局曾一度予以否决，但不久后亦改变立场，议决通过。就这样，在学部、湖广总督与湖北谘议局三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湖北方言学堂最终于1911年初寿终正寝。
由上可见，方言学堂的停办，是清政府学部与湖北地方当局的既定决策，也是符合教育规律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次正常的停办
．．．．．，这与不久后全国各地的诸多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局势动乱而被迫停办（非正常停办）有着本质的区别。既已依照正常程序予以停办，也就没有什么恢复重建的理由了，这也标志着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前后共18年的历史最终划上了句号。
需要补充交代一句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第二，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新生的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而绝非在清末便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
民国元年，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他对师范教育十分重视，曾提出“为今日之教育计，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急谋现状之改进，以补偏救弊，皆事之不容或缓者”。在其主持和推动下，教育部先后公布
了《师范教育令》、《高等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对高等师范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还划分全国为六大师范区，每大区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其中，湖北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高师设于武昌。1913年7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拨武昌旧方言学堂以西的一栋房屋为筹备处。8月，湖北都督黎元洪将武昌军官学校所占用的旧方言学堂校舍拨作武昌高师校舍。经过近4个月的筹备，武昌高师最终于11月2日正式开学上课。
由武昌高师的筹办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所新兴高校的诞生，完全是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直接结果，主观上并不是要恢复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客观上也不是对方言学堂的恢复、更名或改组，只不过恰好使用了已经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而已。它与原方言学堂唯一的联系，仅仅只是校址与校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个“偶然”，而从性质上分析，校址与校舍更不过是高校校史追溯原则中最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详见下文所述）。
第三，武昌高师仅仅只是利用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的旧有校舍进行性质与内容截然不同的办学，与前者并无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
笔者认为，所谓大学，究其本质，乃是一个由教师与学生为共同研究和传播高深学术而结合成的“学术共同体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核心元素当然主要
在于人，而不在于物。既是如此，大学校史的追溯，也应当主要看人事、组织与
．．．．．．
制度的传承
．．．．．，而不是单纯的物质财产的继承。在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界，尽管刘海峰教授在1994年曾将“校址”与“人员”、“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一同列为“判断学校之间是否具有继承关系”的因素，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
办学地点
．．．．．．……
．．．．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决定因素由于近百年来中国高校有很多的中断和迁移，有些办在同一地址上的两
所学校却不一定有继承关系。以其他学校的旧址和校舍开办新高校是中
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普遍现象……清末民国时期一些办在同一地址的学校
并无继承关系，这就犹如同一房屋前后所住的人家之间不一定有亲族继
承关系一样。因此，校址是判断两校继承关系的一个因素，但并非主要
因素。
2002年，李均先生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提出：
判断两校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还应遵循“整体继承性原则”，即应该综合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而非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在各因素
中，主要考虑是学校的核心因素，而非考虑学校的次要因素。何谓“学
校”？乃教师和学生为了某种培养目标组合而成的教育组织。从此定义
可以看出，教师、学生和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
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则是学校的次要因素。因此，判断两
校是否有承接关系，严格意义上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
学层次四因素的承接关系。当然，该学校主观上是否认为与早先学校具
有继承性，也是一个因素。至于校址、校舍
．．．．．因素，笔者认为则基本可以
．．．．
不考虑
．．．。因为在同一校址办学的两所学校未必有继承关系，这好比李家
在这栋房子住了20年后搬出，张家接着住进来，两家显然无任何继承
关系。
参考上述原则，具体考察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除了校址与校舍方面的间接
．．继承关系外，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直接的实质性继承关系，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现就组织与人员、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等方面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就组织与人员
．．．．．来看，方言学堂停办后，原有组织机构已不复存在，学堂师生自然也要自谋出路，流散各处。而武昌高师的建立，则是教育部另外派遣（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大概可以叫作“空降”）了一批与原方言学堂毫不相干的人士来创办一所新的高校，教职员是重新聘任的，学生也是重新招收的，而不是批量接收旧方言学堂的原有师生。如果我们将现在所能找到的方言学堂停办前夕与武昌高师创办初期的师生名单进行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批截
然不同的群体，而仅仅只能勉强找到极个别
．．．在方言学堂和武昌高师两所学校都工
作或学习过的师生之个例
．．。如德国人格拉塞，曾在方言学堂教授德语，后来又先后在武昌高师、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德语，直至1938年卸去教职。他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其个人履历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为：“历任……武昌方言学堂高等师范武昌大学商科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等职。”（原文无标点）试问，仅凭格拉塞的这份简历，我们能得出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为一脉相承的同一所学校的结论吗？！再如著名历史学家沈刚伯（1896－1970），11岁时（1907年）进入湖北方言学堂学习，18岁时（1914年）又考上武昌高师英语部，1917年毕业，就其求学时的
年龄与具体学习经历来看，与其说他一直是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还不如说他是从方言学堂这所中等学校肄业后，又“升学”到了武昌高师这所高等学校更符合事实一些！而除了这两个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的个例外，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便不再有任何人员上的关联了。
其次，从学校
．．．．，在其
．．上看，1911年初停办的方言学堂是一所外语学校
．．性质
停办后，其校舍为一所军事学校
．．．．（武昌军官学校）所占据，1913年底，这所军
事学校又腾出校舍，在此新建了一所师范学校
．．．．（武昌高师），这三所学校性质迥异，差别巨大，可是后来，我们非要让在同一校址最后建立的这所师范学校，直接跨过之前的这所军事学校，将更早的一所已经停办的外语学校追认为其历史“前身”，这岂不是荒谬绝伦？！前文中笔者曾引用过刘海峰与李均二位教授以“房屋”和“人家”所作的比喻，结合武汉大学牵强附会将校史随意上延的具体做法，笔者可以再提出一个更符合武大实际情况的比喻：一位首次置业成家的年轻人（即1913年新建的武昌高师），买了一套已经绝户的人家（即旧方言学堂）遗留下来的房子，而且这套房子还是之前曾经多次转手的“二手房”（四川会馆－农务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十多年后，他们家自己盖了新房（即1932年落成的珞珈山新校舍）并搬迁过去，又过了几十年，这位年轻人的后人突然修改了自己的家谱（即本校校史），将早先那家早已绝户的人家认作自己的先祖！请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再次，从办学层次
．．．．上看，根据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于1904年共同制定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外省方言学堂”其“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通过对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的所谓“高等学堂”，
其层次相当于高中或大学预科
．．．．．．．，而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具有高等教育层次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就更不用说湖北方言学堂当时的实际办学水平甚至连“高等学堂”的程度都达不到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昌高师从一开始便是按照新的“壬子－癸丑学制”建立起来的完全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完全属于高等教育层次，与方言学堂当然也完全不在一个办学层次上。
最后，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仅以校址和校舍为主要依据来追溯历史前身的做
法是正确合理的，那么，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同一逻辑
．．．．来处
．．．．，而不是采取双重标准
理这一问题，武汉大学的历史还是无法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具体而言，就算我们假定方言学堂作为武昌高师前身的结论是成立的，那么，自强学堂作为方言学堂前身的结论就是不成立的。这是因为，按照同样的标准，方言学堂的前身就应当是此前在东厂口办学的农务学堂（而农务学堂的“前身”则应该是更早的四川会馆），而不是从三佛阁迁移过来的自强学堂；同样，自强学堂的后继者
就应该是文普通中学堂，而不是方言学堂。相反，如果严格按照更加正确合理的“整体继承性原则”，那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自强学堂确实是方言学堂的前身——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是改名和易址而已，其性质、组织、制度、人员都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只要按照同一逻辑，我们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方言学堂绝对不是武昌高师的前身——因为除了其校址和校舍这一次要因素外，其性质、组织、制度、人员等关键因素均没有被后者所继承。
第四，武昌高师的绝大多数师生校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均未明确认同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
武昌高师时期，在学校的各种出版物中，除了在提及校史时简要交代本校的校舍是沿用原方言学堂的校舍之外，学校从未明确承认方言学堂是本校的前身，也就更不用说将校史追溯到方言学堂乃至更早的自强学堂时期了。1916年12月，武昌高师校长张渲在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题词中明确提出：“本校创自民国二
．．．．．．．
年．，为国立六高等师范学校之一，今第一期
．．．诸生将毕业……”1918年11月，武
昌高师还举行了建校五周年纪念
．．．．．活动。所有这些，均与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没有任何关系。
在武昌高师早已成为历史之后，1962年，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王郁之在其遗作《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纪略》中，仍明确提出该校成立于1913年。1963年，同为武昌高师第一届毕业生、后来终身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曾昭安教授，却曾提出过一个标新立异的观点：“武汉大学从高师算起，到今年恰是五十年，如从自强学堂算起，是七十年，从两湖书院算起是七十三年，再若从江汉书院算起，就更有将近六百多年的历史了。”由此可见，曾昭安教授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追溯方式本身就是非常随意、毫无章法可循的，实不足为凭，否则的话，到了2019年，我们武汉大学岂不是可以举办650周年校庆了？！o(∩_∩)o 直到1988年，武昌高师校友郭述申仍在其回忆文章中声称：“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昌高师），创建于一九一三年。”只不过，到了1993年，武汉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期间，郭述申校友发来贺信，明确提到了“母校100周年校庆”，但这显然只是礼节性地认可了校方自行更改建校年代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代表其一生中坚持了数十年的最初的真实想法。
在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前身”一词，有着严格的定义，是不能随意滥用的。一所学校要追认自己的“前身”，也应当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则可循。所谓“前身”，原本是佛教用语，指“轮回”前的生命，而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它被解释为“事物的上一个状态”，或者“事物演变中原来的组织形态或
名称”。换句话说，如果某一事物的状态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更名、重组等），那么它变化前的那个状态就构成了变化后的那个状态的“前身”。也就是说，“前身”这一称号成立的前提，便是前后不同的状态从属于同一个事物，而如果将两件本质截然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即使在时间上有先后联系，也是不能用“前身”来描述的。就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具体来说，抛开繁琐的历史考证不论，单从逻辑上讲，武汉大学的建校年代能否从1913年继续向前追溯，关键便在于我们能否证明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其实是同一所学校，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表现形态，但客观事实却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无懈可击地证明这一点！恰恰相反，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之间，除了校址和校舍这一最为次要的因素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我们就算能继续挖掘出这两所学校之间更多的历史渊源，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它们分属两件不同事物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前身”之说，并不适用于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的关系。依据基本史实，我们顶多只能说方言学堂的校舍是武昌高师校舍的“前身”，却不能说方言学堂这个学校本身也是武昌高师的“前身”。
综上所述，在全面考察各种历史资料之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仅仅在于校址与校舍这一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因素），但从本质上说，则是两所性质截然不同、彼此间不具备任何传承性的学校，绝对不能加以等同，方言学堂绝不可能是武昌高师的所谓“前身”，既然如此，武昌高师及其后继者武汉大学的历史，自然也就无法追溯到方言学堂乃至更早的自强学堂时期了。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是非常明确的——即使按照最宽泛的校史追溯标准，武汉大学
．．．．．．．．．．．．．．．．．．．的．校史亦
．．．
无法上
．．．．年．。
．．．延．至．1893
其实，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与证据链条原本就非常清晰的前提下，对于武汉大学的历史能不能追溯到方言学堂时期，拿刘道玉老校长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只要是具有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智识水平的人，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如今的全国高等教育史学界，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甚至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学术问题！除了极个别学者在未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在提及武汉大学历史沿革时轻率地采纳了武大单方面的1893年建校说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认可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校外学者认为武汉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尽管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所举办所谓“百年校庆”和“110
周年校庆”的大学。
在铁的事实面前，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校友，都应该尽早从所谓“百年名校”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了！事实上，正式成立于1913年11月2日的武汉大学（时名武昌高师），直到今年，仍未满百岁！只有等到2013年11月2日这一天过后，武汉大学才能真正称得上是“百年名校”！而在1993年以来将近20年的时间里，武汉大学不过是打着一面严重名不副实的“百年名校”的虚假旗号，长期罔顾事实地“沽名钓誉”罢了！
二、“层累造史”理论视野下的武汉大学校史追溯史
今年6月27日，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在与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探讨武大校史追溯问题的一封函件中曾指出：“武昌高师在办了15年改名为武汉大学后，才开始逐渐有了将校史往上追溯的说法，而且越到后来武大人说得越多，这有点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历史层累理论。”承蒙刘道玉老校长转示该信，当我读到刘海峰教授这一一针见血的精辟论断之后，顿时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感，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追溯问题立即有了比过去更加深刻的理解。感谢刘海峰教授，给了我们如此重要的点拨！
笔者对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在这里，我只需直接引用顾颉刚先生1922年首次提出该学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的部分文字，便可让一般的非历史专业人士用最快的速度对这一理论获得清晰直观的感性认识与大致的理解，顾颉刚先生在该文中如此写道：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
盘古等……“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
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
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记忆应当变得越来越简单，而这些历史记载却变得越来越详细。这显然是后人不断添加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失实的历史。顾颉刚指出，历史就像逐渐堆积起来的干柴，表面上看到的是后来添加的东西，“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顾颉刚先生的这一理论，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但对古代史，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顾颉刚先生在使用该理论研究先秦史时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它的基本内核仍是可取的，而且，这套理论所描述的“层累造史”的客观现象，在任何一段历史中都有可能存在，不论是年代久远的上古史，还是近在眼前的近现代史。就武汉大学近百年来对自身历史的追溯不断发生变化的漫长历程而言，这一微小的具体问题，似乎也完全能够与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史”理论相吻合。而在该理论的启发下，我们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为何会产生偏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也越来越大，并一路引导着部分武大学人最终走上了歧途。
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学生和学友刘文祥已经作了大量详细的考证和研究，并写成了一篇近2万字的名为《浅谈武汉大学对校史溯源问题的认知发展史》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二人也很有可能就武汉大学的校史溯源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力求将其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在此，我便不再面面俱到地进行重复论述了，而只是提纲挈领地对武汉大学近百年来的校史追溯史作一个简单的勾勒。
一、原初期——武昌高师时期
如前文所述，在武昌高师时代，该校从未将校史追溯到方言学堂时期。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收藏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己未级同学录》（1919年）一书，对于本校创建的具体过程，是如此记述的：
本校大事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委任贺孝齐在武昌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事宜。旋即委充校长。拨武昌旧方言学堂迤西房屋一栋为筹备处。
八月，奉湖北都督批饬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本校校址。
八九两月，两次考取预科学生一百二十四名。
九月六日，奉教育部颁给教字第十号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木质印章一颗。
十一月二日，开学。
而宜昌市档案馆收藏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乙丑级同学录》（1925年）一书，
在此处的记载与1919年的这本同学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仅仅只是删去了第一句话中的“事宜”二字，并将第二段中的“湖北都督”改成了“湖北政府”。
结合前文中所提到的1916年12月武昌高师校长张渲“本校创自民国二年”的题词，以及1918年11月该校举行的建校五周年纪念活动，可以得出，在整个武昌高师时代，学校始终认定1913年为自己的建校年代，从未认为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而仅仅只是略微提及本校是在方言学堂的旧址上建校而已。
二、模糊期——国立武汉大学时期
从1923年到1927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易其名，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底，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被盘踞在武汉的桂系军阀勒令解散。1928年6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在彻底改组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国立武汉大学。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正式开学上课。1929年10月18日，学校第50次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10月31日为“本大学成立纪念日”（即校庆日）。也就是说，国立武汉大学在建校初期，便将自己的建校年代定在了1928年。此后，学校每次举办校庆，其建校时间均从1928年算起。如在1943年，国立武汉大学在战时校址四川乐山举行了建校15周年校庆。1946－1950年，又在武昌珞珈山校园先后举行了建校18、19、20、21、22周年校庆。
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到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再到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以及国立武汉大学，这所学校虽数易其名，但其历史本身却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不同的校名所代表的学校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前者均构成了后者的“前身”，这一点可以说毫无疑问，毋庸置疑，有大量充分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之（笔者随时可以另外撰文，专门来论证这一点）。只是，在笔者看来，由于国立武汉大学是在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暂行停办半年多之后，再在其基础上重新改组建立的，先有历史的“断裂”，后来又是彻底的“改建”，因此，国立武汉大学直接以1928年作为建校年代，这是完全行得通的，并非是对之前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十多年发展历史的淡漠与忽视。正是因为武昌高师可以说是国立武汉大学货真价实的“前身”，之后这所学校的历史又出现过“断裂”与“改建”，因此，国立武汉大学不论是将建校年代定在自己的“前身”还是“本身”，从情理上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事实上，国立武汉大学当时也并未否认武昌高师为自己的历史前身。从1929年起，学校每年都会编辑出版一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直至抗战爆发后西迁至四川乐山，出版了最后一本1937－1938年度合刊为止。在1929年度的第一本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其《沿革概要》一文的开头是如此记述的：
清末，张之洞设方言学堂于武昌东厂口；辛亥首义后，改为武昌军官学校；至民国二年七月，教育部筹设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武昌；
八月，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校舍，十一月二日正式开
学。（注：原文除括号外，并无任何标点，其他标点均为引者自行添加）
与武昌高师时代的几本毕业同学录不同，《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对武昌高师历史的叙述，不再从“中华民国二年”开始写起，而是将为武昌高师间接提供了校舍的原方言学堂前置。仅就这段文字本身的意思来看，只要具备正常的阅读理解能力，均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开头之所以提到“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这两所学校，不过是为了交代武昌高师校舍的由来而已。因此，仅仅凭借这段文字，我们是无法得出国立武汉大学已经将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认作自己前身的结论的。然而，吊诡的是，也正是因为这段文字将有关方言学堂的内容放在了开头，便会很容易给人造成国立武汉大学已将方言学堂（甚至是武昌军官学校）纳入自己的“沿革概要”之假象。特别是在1930年出版的第二本《国立武汉大学一览》的《沿革概要》一文中，在其余文字基本上没有较大变动的情况下，执笔者竟然将1929年的“拨定武昌军官学校（即旧方言学堂）为校舍”一句改成了“即以旧方言学堂校舍为高师校舍”。在略去了“武昌军官学校”之后，便更加强化了国立武汉大学直接以方言学堂为历史前身的假象。
1932年的《沿革概要》，开始在篇首和文中分别增加了“本校成立以前之史实”与“本校成立迄现在”的小标题，以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的成立为分界点，分别展开叙述；与此同时，原文中“至民国二年七月”一句中的“至”字被删掉，而且还从“民国二年七月”一句开始，另起一段，使之与第一段中的“清末”形成了并列关系。也就是说，学校在进一步强化国立武汉大学这一“本身”的起始时间的同时，对于学校“前身”的认定却又在继续从武昌高师朝着方言学堂的方向慢慢发展。而从1934年的《沿革概要》开始，前两段文字段首的“清末”与“民国二年七月”二语，更是由与正文一致的宋体字变成了单独加粗的黑体字！就这样，历史的误会开始愈演愈烈。
不过，就算有字面上的这点小“误会”，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校友也并未真的将方言学堂当作自己的历史前身，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从前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各个历史阶段的校友，与国立武汉大学确实是亲如一家人。1942年11月，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重庆分会致函校友总会，建议“本
同气连枝之谊，似应将本会会员资格扩充及于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之员生，以收声应气求之实效”。校友总会鉴于此事意义之重大，便将该项提案公示给全体校友及各校友分会征求意见，随后，在部分校友分会的复函赞同下，该提案得以成立。于是，在国立武汉大学15周年校庆前夕，校友总会干事会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会章，“从此本会校友，基于‘一脉相承’的最高原则下，和从前的武高，师大，武大，中大诸长者，很亲热地握手了！”
此次修改通过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会章》，在第一条中特地作了如下“说明”：
本校校史实肇基于民国二年七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创立。越十年，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十三年秋，（此时间有误，此次更名的时
间应为1925年秋，在此暂不展开进行详细考证——引者注）教育部改校
名为国立武昌大学。洎革命军兴，政制更迭，十五年十月奉令改名为国
立武昌中山大学。于十七年七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始定今名——国立武汉
大学。综计本校成立迄今卅载，虽更名凡五，而传统精神实系一脉相承，
故本会名称仍用现名，藉示体系之齐一，免贻社会以畛域之观感，而启
校友以亲疏之情绪也。
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当时武大的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校史的认知，即武汉大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以1913年武昌高师的建立为起始点的，武昌高师是国立武汉大学最早的历史前身，二者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而1928年乃是学校正式“定名”的时间。简而言之，这一论述清楚、准确地界定了武汉大学的“前身”与“本身”之间的历史关系，同时也相当于是间接地否定了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
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武昌珞珈山。当年10月31日，学校举行了18周年校庆，时任代理校长刘秉麟在校庆大会的报告中称：
我们知道武大历史很短，合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与武昌中山大学而言，才比较长些，所以实际今天武大本身的历史，成立才
只十八周年，好像一个小兄弟，但我们秉着当仁不让之精神，至少要起
而与老大哥似的北大，清华，…诸校相抗衡，完成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
十余年来，经各先生之决心及各方面之热情与同学们之努力，尚能名实
相符，蔚为国用……
此次讲话，又是对国立武汉大学“前身”与“本身”历史的一次较为清晰的界定。不过，有意思的是，根据1946年12月4日的《武汉日报》记载，刘秉麟又在武大的“新生训练周”上发表讲话称：
武大的前身最早为湖北方言学堂，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在民国十七年十月卅一日，始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
大学，迄今已有十八周年的校史……
前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刘秉麟对武汉大学最早前身的认定，便出现了如此的不一致。由此可见，他对学校校史的认识，实际上还是模糊不定的。然而，这种“模糊”，仅仅只是体现在对武汉大学的“前身”究竟是方言学堂还是武昌高师的认定上，与之相反，刘秉麟对学校“本身的历史”的认定，始终都是无比明确和清晰的——即本校校史始自1928年。
与刘秉麟相比，国立武汉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周鲠生，对于校史的认知倒是与学校校友会章程中的“说明”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948年10月31日，周鲠生在国立武汉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今天本校举行二十周年校庆，其实要从本校前身，武昌高师算起，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便是对学校“前身”与“本身”历史起始点的又一次清晰界定。
综上所述，在整个国立武汉大学期间，学校虽始终将1928年定为建校年代，并以此来计算校庆年份，但在另一方面，亦从建校伊始便将武昌高师认作自己的历史前身，而且越到后期，便越是意识到武昌高师与本校在组织建置及办学传统与校风等方面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只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已有个别武大师生有意或无意地冒出了一丝将方言学堂也纳入本校历史沿革的苗头，对本校“前身”的界定显得有些模糊不明，这就为武汉大学日后将校史进一步上延埋下了伏笔，甚至进而提供了间接的第二手“证据”。
三、摇摆期——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1949年10月31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立武汉大学仍遵循以往惯例，
举行了21周年校庆。约在1950年9、10月间，国立武汉大学和全国其他所有国立高校一样，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去除了校名中的“国立”二字，迳名“武汉大学”。当年10月31日，武汉大学还是依照惯例，举行了22周年校庆。随后，大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武汉大学很久都没有举行过校庆活动。1955年，在学校编写的校史简介中，正式将国立武汉大学时代经常提到的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去除，直接从武昌高师写起。这就意味着，从此时起，武汉大学正式将武昌高师确定为自己最早的历史前身。
1962年，学校决定于次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校庆活动，然而，对于武汉大学建校年代的认定，却是众说纷纭。各方意见主要有1893、1913和1928年三种，并提交给学校党委常委会及校务委员会讨论。这就意味着，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有人提出要将武汉大学校史跨过方言学堂、追溯到年代更早的自强学堂了（可参见前文所引曾昭安教授的论述）。最终，学校还是选择了1913年为建校年代，并于1963年11月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李达校长在当时的校庆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武汉大学最初名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于1913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武汉大学又将毛泽东主席视察武大的历史时刻——1958年9月12日确定为自己的“新校庆”，这显然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产物。“文革”后期，学校于1972年编写了《武汉大学校史大事记》，仍明确地以武昌高师创办的1913年作为本校校史的起始点，但在字里行间，却有意无意地将武昌高师的历史与清末张之洞在湖北的办学实践联系在一起，而又交代得暧昧不明。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与改革开放前夕，武汉大学曾于1978年9月12日举行了建校65年暨纪念毛主席视察武大20周年纪念大会，较之“文革”初期的极左做法，已经有了些许回归正常的意味。
四、渐变期——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逐渐宽松，武汉大学再次出现了一股将校史上延至自强学堂的倾向。80年代初，学校在组织编写校史时，就有人提出从1893年的自强学堂写起。据刘道玉校长向笔者介绍，当时他以“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为由，驳回了这一请求，并沿袭1963年的旧例，于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在当年的校庆报告中，刘道玉校长指出：
武汉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从她诞生起，就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武大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11月2日建立，
校址在武昌东厂口（今湖北省教育学院）。再追溯远一些，武昌高师又是
由张之洞、谭继洵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沿革而来。后来，相继改名
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更名为武汉大
学。
前文中的表述，与当年的李达校长并无二致。只不过，刘道玉校长在此进一步指出了武汉大学校史“再追溯远一些”、直至1893年的自强学堂的可能性，这也是武汉大学官方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讲话中将自强学堂纳入本校的校史沿革，只是尚未正式以之来计算建校时间。然而，这一追溯结果如果能够成立的话，与前文中“武汉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表述显然又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之间必定有一是非之别。当然，就实际的思想倾向来看，刘道玉校长本人应该是更加偏向1913说的，而该报告中的这一矛盾之处，也许是他当时向某些校史专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这种表述在客观上肯定起到了助长将校史进一步上延趋势的后果。几年前，刘老校长在自己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也基本认可了1893说。只是，若是以刘老校长今日激烈反对1893说的立场来看，他想必会对自己当初在校庆报告中留下过这样一句话、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日后学校更改建校年代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不已。
与此同时，学校在当年编印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一书的附录——“武汉大学校名沿革一览表”中，正式将“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列入，并将“方言学堂”与下方的“国立武昌师范学校”用虚线连接起来。只不过，对于在方言学堂旧址上曾经开办过一段时间的武昌军官学校，该表却没有列入。
1988年11月，武汉大学又举行了75周年校庆，齐民友校长在校庆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今天是我校七十五周年校庆纪念日。实际上，武大的前身还要早些，可追溯到一八九三年，但是习惯上我们是从一九一三的武昌高师算起，所以我们还是依旧。”这句话充分表明，到了此时，武汉大学官方已基本认定本校校史应追溯至1893年，只不过出于“惯性”，暂时还没有对建校年代作出更改而已。另外，据笔者臆测，学校此时没有更改建校年代，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动力”不足，很显然，相对于75年周年校庆而言，95周年校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诱惑力”，这与5年后才有可能发生的、由80周年校庆摇身一变为“百年校庆”的巨大诱惑比起来，简直就无法同日而语！o(∩_∩)o 总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武汉大学上至学校主要领导，下至部分校史专家，对于将校史起始年代上延至1893年的倾向可谓愈来愈明显，从含糊其
辞的默认，逐渐发展为公开正面的肯定，等到这股潮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时，正好又撞上了1993年这一特殊的时间“临界点”，于是便最终完成了由量变转向质变的飞跃。
五、突变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道玉校长在1983年11月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报告的结尾提出，要“以更突出的成就去迎接武汉大学的80周年校庆，90周年校庆，去展望她辉煌的百年大庆！”可结果却是，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校友，谁也没有迎来预期中的80和90周年校庆！事实上，直到1991年底，武汉大学校友总会还在号召广大校友为学校捐款修建新校门，以此向母校的80周年校庆献礼。1992年全年，学校一直都在进行80周年校庆的筹备工作。然而，到了1992年底、1993年初，风向突变，学校突然宣布，要在1993年举办百年校庆！
就这样，以1993年为起始点，武汉大学彻底抛弃了将校史追溯至1913年的旧有习惯，正式确立本校校史始于1893年的官方说法，最终完成了在校史追溯问题上的一大“突变”，并一直延续至今。按照学校近年来比较定型的官方说法，“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
．．．．．，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摘自武汉大学主页之“学校概况·学校简介”）
在全面考察了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及武昌高师、国立武汉大学等学校最初的历史，以及近百年来武汉大学对本校校史的主观认同不断发生变化的漫长历程之后，不禁令人感慨万千——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史”理论，在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这一小小的问题上，可以说得到了再充分不过的证实和体现！我们今天关于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1893年的官方说法，从本质上说，不正是后人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来的失实的历史吗？！而现在，我们要还本校历史以本来面目，其实也并不复杂，毕竟，与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所要直接面对的几千上万年前的远古历史比起来，一个小小的武汉大学，自建校至今，只不过区区百年的历史，一直流传至今、留存于世的相关历史记载资料还非常丰富，要搞清楚这所学校的来龙去脉，还真心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要解决武汉大学的历史起点究竟何在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显然是直接跨过最近几十年纷纭繁复的历史“层累”期，不为各个不同历史时
期的不同“后人”的众说纷纭所干扰，而是“返璞归真”，直接回到原初，回到
．．．．．．．
起点，
．．为基本依据，尽可能客观、中立地
．．．史料
．．．．．．．，严格以第一手
．．．回到历史的现场
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与武昌高师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严肃、全面和细致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拨开后世“累积”了数十年之久的历史迷雾，准确地探知到最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历史真相，而这也正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初步完成的任务。
三、武汉大学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极后果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详细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一个结论：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不完全是学校当时的主要领导、有关专家等人突然间集体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由于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从本质上讲这种倾向是片面和错误的）长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一旦碰上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便会“自然而然”、几乎不可遏抑地突然爆发了。
所谓“心史难描”，对于所有在1993年曾参与更改建校年代一事的人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和心境，笔者似不应轻易地妄加揣测，更何况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要一一理清其中的共通与差异之处，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这里，笔者只想——同时也只能——从客观后果的角度来进行相对而言更加靠谱的探讨，得出一些相对真实、经得起验证的结论。对于武汉大学1993年举行的“百年校庆”活动本身，笔者绝无任何否定之意，恰恰相反，对其积极意义和正面影响，还应该予以高度的肯定和称赞！笔者所强烈反对的，仅仅只是这次校庆的年代与日期的界定及其背后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虚假解释与宣传教育而已！客观地说，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以此为据而举行的“百年校庆”，是在准备仓促、证据不足、论证错漏百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并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与反对的前提下匆忙进行的，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对此，笔者初步尝试着一一归纳并分析如下：
第一，在校史追溯问题上损害了自身声誉，失去了教育界、学术界与兄弟院校的尊重。
1993年10月底，当武汉大学突然正式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宣称即将举办百年校庆之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可谓一片哗然，新闻界也是一片茫然。特别是少数几所建校年代较早的老牌高校均“深感惊诧
．．．．”，其“海内外校友纷纷质询”，其
中天津大学“尤感愤懑
．．．．”。当年11月1日，天津大学上书国家教委提出异议，报告中指出，国家教委曾提醒武汉大学就该校举行“百年校庆”之事，请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大学几所近代以来早期创办的大学及若干高等教育史专家共同开会论证，但至今未收到武汉大学的论证材料，也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考试试题（A卷）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1.德国元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这表明（） A、帝国主义已放弃灭亡中国的图谋 B、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 C、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D、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2.冯桂芬对洋务运动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做出比较完整的表述的著作是（） A、《仁孝》 B、《劝学篇》 C、《校庐抗议》 D、《盛世危言》 3.新三民主义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主要原因是（） A、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一致 B、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C、它与中共的民主革命完全一致 D、它与中共民主革命纲领若干原则一致 4.毛泽东实际上否定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以乡村为中心”思想的文章是（） A、《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B、《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C、《反对本本主义》 D、《井冈山的斗争》 5.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比较积极的主要原因是（） A、英美等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B、英美同日本间的矛盾急剧激化 C、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人民的推动 D、日本全面进攻危机了国民政府的统治 6.1949年6月底，国民政府挑起内战的起点是（） A、进攻中原解放区 B、进攻华北解放区 C、进攻华中解放区 D、进攻东北解放区 7.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改造过程中，当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实行（） A、归国家所有 B、归企业所有 C、用于工人的工资 D、四马分肥 8.1958年9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 A、政社合一 B、一大二公 C、一平二调 D、平均分配 9.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会议是（） A、八届六中全会 B、庐山会议 C、八届九中全会 D、七千人大会 10.1953-1976年间，中国最大的建设成就是（） A、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武大辩论史 Dean 1前传（1997年9月前） 武大的全校性新加坡式辩论赛不知道究竟起于何时。但是蔚为风气，想来也与国内各大高校类似，始于93年复旦的狮城舌战之后。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武大的全校辩论赛，本科生与研究生是分开举行的。本科生的比赛并非象现在是金秋艺术节的板块之一，而是独立安排在每年晚春（也就是学年的下学期），与写作比赛，数学竞赛等学术科研比赛在同一时间段举行（这说明在那个时候，校方对辩论的定位与现在是有些区别的）。而研究生的比赛，时间上倒是与现在的差不多，这从该项赛事的传统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红枫杯”——当然，这也与当时所有的研究生都集中在枫园住宿有关。 97年以前的校赛，是如何的一番景致，笔者无缘得见。只能引述thomasz的文字聊胜于无——可惜他也是道听途说的——“那时武大院系众多，一次辩论赛经常历时一个月之久，1996年图院（图书情报学院）打了7场才打进决赛。这个时期的辩论由于各院系专业背景不同形成了及其不同的辩风，当时的强队包括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图院、政院、法学院等等……但是每个院队形成了各自的团队精神，不管输赢一般大哭一场、大搓一顿的传统也在此时形成。总之在这样的半自发状态下武大辩论发展着”。当时本科生校赛还有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特色：各队主力，大部分都是大一新生（这也是校赛安排在下学期的好处所在）。1996年的校赛决赛，新闻学院战胜图院获得冠军。两队的领军人物，都是96级的学生。一个是图院的王海宁（他后来成了笔者所在的武大校队的第一任队长），另一个则是新闻的余晓莉（她一直在辩坛上活跃到今天，真是长青树级的人物）。在同一年，一大批后来成为各个学院辩论队传说中的大哥大，大姐大级别的人物进入武大，踏上辩论之路，其中法学院的余磊，生科院的鲍红波，管理学院的牛慕红、施文，都是个中翘楚。武大辩论的盛唐气象已初见端倪。 同样是在这一时间前后，武大开始了参加全国性辩论赛事的最初尝试。可惜外战的战绩却难以让人满意。1995年冬，上海教育电视台开创了一个延续至今的辩论品牌赛事“中国名校大学生电视辩论邀请赛”，武大应邀出战（当时参赛的大学还有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首轮即负于中国科技大学。这次参赛的武大选手有国际金融的唐涯，法律的李刚，世界经济的黄河和外语的向开，其中唐涯获得了优秀辩手的荣誉。1997年晚春，武大再次出赛首届电脑杯，但万没想到在华中赛区即惨遭淘汰，而且是被华工斩落马下（其实想想也不冤，当年华工拿了这个比赛的全国冠军）。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当时在现场观战的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树祥。在胡书记的推动下，武汉大学校方开始重视辩论这项活动。而在中国——幸或不幸的——校方的积极参与，往往就是学生活动迅猛发展的火箭动力。 转眼间，97年9月到了，又有一批新鲜血液注入武汉大学，其中就包括了笔者。 2积蓄期（1997年9月——1999年8月）1997年，由教育部指派的首都师范大学在当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输给了马来亚大学，直接导致了辩论热潮在中国大陆跌入谷底。然而在武大校园里，辩论仍然方兴未艾。97 年10月新学年开学伊始，在几个热爱辩论的学长的策划下，武大历史上第一个辩论社团宣告成立。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社团及其后继者未能在武大担当起规化、组织、联络校内各院系辩论活动的重任——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是它的成立以及随后在由它在大
作为50年代“全面学苏”的执行者，他分析了其中的弊端，做了深刻的“冷思考”，为后来的“热”工作奠定了基础。1979年他带领教育部派出一个有根的国家，是富有希望的国家；一个有根的民族，是意气风发的民族；一个有根的校园，是源远流长的校园。而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校园而言，就是根之所在。 华中科技大学校史 尽管没有千百年的历史，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中大”）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现代化重点大学之一，被列入首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国家“985工程”建设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它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便是“华中大”的历史，弥长而悠远。从华中工学院到华中理工大学，再到如今的华中科技大学，其中蕴藏着光辉灿烂的校史——既有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来校视察，也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丁肇中来校讲学；既有老院长查谦等创校元老的丰功伟绩，也有前校长朱九思、杨叔子等历任领导颇具特色的治校办学思想；既有裘法祖、
张培刚等著名学者的斐然成就，也有遍布海内外杰出校友的丰硕成果…… 在并不久远的的历史里，它秉持着“明德厚学，求是创新”的校训和“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办学理念。“华中大”凭借其严谨的学风荣获了“学在华工”的美誉。 建校之初 1953年10月15日，华中工学院的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在武昌举行。 新中国从1952年开 始，实行了第一个五 年计划。为适应大规 模经济建设，特别是 工业发展对建设人 才的需要，发展和改 革高等教育，国家从1952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根据高等教育部统一规划，决定在中南地区设立华中工学院。 华中工学院由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所大学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合并组成；设机械制造工程、金属切削工艺及其工具、汽车、内燃机、水力动力装置、热能动力装置（热力发电厂设备）、电机与电器、
武汉大学校史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1902年更名为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方言学堂为基础，于1913年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大学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国民政府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1932年春，全校师生迁入珞珈山新校舍。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1946年10月迁回武昌珞珈山。至1946年底，学校已设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包括21个系和8个研究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大学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领导的重点文理综合大学。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发展速度加快，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办学实力进一步增强，现已形成多学科综合发展、多种办学层次并存的格局。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开设方言（即外国语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 1896年,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 1902年,自强学堂迁至武昌东厂口,改名为方言学堂。
1911年,方言学堂被迫停办。 1913年,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改建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四部。 1922年,改四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 1923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国立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以及私立文华大学等合并,建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改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下设文、理、工、法四个学院。 1932年,由武昌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 1936年,成立农学院,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以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1938年,学校西迁四川乐山,农学院并入中央大学。 1946年，恢复农学院，设立医学院,武汉大学迁回武昌珞珈山。设有文、法、理、工、农、医6个学院21个系8个研究所。 1950年,湖南大学水利系划归武汉大学,与土木系水利组合并,成立水利系。武
武大策划书 篇一：寻找武大的历史记忆活动策划书 “寻找武大的历史记忆”活动策划书 一、活动背景 中国共青团团员是先进青年的代表，是有理想、敢于创造、积极上、努力为梦想拼搏进取的青年一代。建立一支能够发挥先进模范作用的团员队伍，是团组织战斗力的重要体现，是完成党赋予共青团的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是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青年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根本要求。团校正是一个培养优秀青年团员的地方。在这里，他们不仅要学习知识，也要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时值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巍巍武大，百廿校史，我们迫不及待要寻找历史的轮廓和时间的痕迹。武大的每一个景观都深深吸引着我们，武大的每一寸草木都记录了时间魔法，等着我们去探寻。通过组织团校学员们在校园内内寻找武大历史记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武大的渊源历史，以及增强小组的团队协作能力。 二、活动目的及意义 1.本次寻找武大历史记忆活动，可以让同学们在探寻中了解武大校史，更好地理解和体会校园文化，增进大家敬校
爱校的意识。为将来不忘师恩、回馈母校打下心理烙印，成为同学们学习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2．有利于激发同学们的个人潜力，培养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互相交流的技巧性，树立相互配合和互相支持的团队精神，将合作意识最大化，以达到增强学生心理素质的目的。同时可以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帮助团校学员尽快融入这个大家庭，感受到家的温馨，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自己和集体实力更加强大，让同学真正地融入到团校中，充分感受一下团校大家庭的氛围，共同建设一个积极向上、关系融洽、团结奋进的集体。 三、活动时间 20XX年11月24日 14:30~17:00 四、活动地点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201教室五、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 组织者：基础医学院团校秘书办公室参与者：基础医学院第七期分团校全体学员六、活动前期准备 1.通过络等途径收集武大历史的相关资料并进行整合。 2.召开部门内部会议，讨论寻找武大历史记忆的具体内容，确定活动地点和活动形式。 3.提前一周召开组长会议，各组长抽签决定要寻访的地点以及展示当天的出场顺序。把活动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罗列
历史学院世界历史专业（试验班）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名称 专业代码：060102 专业名称：世界历史（试验班）World History 二、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较强分析问题能力，既能从事世界史专业研究，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多层面需要的高级人才。 三、专业特色和培养要求 世界历史专业（试验班）是武汉大学“国家基础学科(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同开办的教学改革试验班。要求学生系统学习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精通外国语，其中英语通过国家六级证书考试，法语和德语达到借助字典阅读专业书籍的水平，掌握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善于思辩和写作，初步具备独立从事世界历史和外国问题研究的能力。 四、学制和学分要求 学制：四年。 学分要求：学生修满154学分。 五、学位授予 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六、专业主干（核心）课程 学科平台课：《中国通史（一）、（二）》、《世界通史（一）》 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西方史学史、西方典籍导读、世界经济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美国史、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讲授。 七、双语课程 1、《世界通史（二）（三）》《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an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英国史专题》《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3、《法国史专题》《Histoire de La France》 4、《亚太地区史专题》《The Special Subject of the History of Asia-Pacific Region》 5、《美国社会文化》《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志愿服务方案 为了更好地为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提供志愿服务，充分调动在校生参与校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一步彰显“武大精神”及“志愿者精神”，现根据校庆筹备办公室统一安排，成立“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志愿服务总队”（以下简称“总队”）。总队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为核心，以母校120周年校庆为契机，根据校庆活动需要招募并培训志愿者，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一、校庆志愿服务总队构成与功能 总队下设秘书处、联络部、项目部、接待部、礼仪部、宣传部，具体分工如下： 秘书处—由校庆学生参与委员会与武汉大学志愿服务理事会的部分成员组成，结合校庆活动安排，统一对全体志愿者进行培训，统一为所有活动进行志愿者派遣，统一管理所有宣传、后勤事务，指导配合其他部门开展工作。 联络部—由志愿服务理事会部分成员以及各支队队长组成，主要职责为协助校参会进行校友联络工作，保持总队、支队以及各组织间联络畅通，确保各类信息上传下达迅速。 项目部—由志愿服务理事会与招募志愿者共同组成，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是校庆期间各项大型活动的运作（如庆典大会、社团展示等），包括工作人员、场地、设备的安排协调；二是校庆期间在校园
内设立若干处“V站”，以便更好地为校友提供综合、灵活、便捷的志愿服务。（“V站”明细见附件1） 接待部—由校庆学生参与委员会与招募志愿者共同组成，主要负责校庆期间的校友接待工作，包括前期邀请、回执沟通、交通陪同、校内导游、校史讲解、拍照翻译、天气预告（短信）、帮扶轮椅（如有必要）、应急救护等志愿服务内容。 礼仪部—由前期招募的校庆志愿服务礼仪总队队员组成，主要为校庆期间各种大型活动、会议、嘉宾接待提供包括迎宾、引领、现场气氛烘托、陪同、协助等礼仪服务。 宣传部—由校青协传媒部部分成员与招募志愿者共同组成，主要负责所有校庆志愿服务活动的全方位宣传工作（微博、人人网），包括为120周年校庆专门设计的志愿服务文化活动等。 二、院系志愿服务支队组建与培训 为了便于各院系服务校友，现在院系原有志愿服务组织基础上组建校庆院系志愿服务支队（以下简称“支队”）；所有支队成员均自动成为校庆志愿服务总队成员，接受总队的统一管理、培训、调配。校庆期间，支队主要负责各自院系校友的接待，兼顾各类校级活动的院级推进。 校庆志愿服务总队将根据工作进度以及招募情况安排岗前培训。为了便于通知与管理，将各院系支队分为六个小组，依次是：人科部组、社科部组、理学部组、工学部组、信息学部组和医学部组（具体分组见附件2）。培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第一期培训主要对象是
校史感悟 2013年9月1日上午，在经济与管理学院报告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给我们全体学员带来了一场武汉大学校史的精彩讲座。李教授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讲到了2013年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的武汉大学，讲事实、摆依据，结合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详细地讲解了武大的前世今生，其历史知识的丰富、旁征博引的博学、以及对当今社会发展在教育方面日益突出的问题的看法，都赢得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掌声。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全体起立，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对李教授的演讲表示赞赏。这一方面得益于李教授对武汉大学校史研究的严谨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李教授有着大学教授特有的铮铮铁骨，敢于讲真话，敢于对当今社会的问题提出批判，使得大家能够在枯燥的校史讲解中也能听得如痴如醉。 通过对李教授校史讲座的聆听，我加深了对武汉大学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也让我对武汉大学有了更强的归属感，意识到自身知识的不够，对未来三年在武大经管院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同时我对怎样的大学才是真正优秀的大学，在大学里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等有了新的感悟： 第一，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也，而非高楼之大也。武汉大学源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在那个年代，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张之洞认为“盖闻经国以
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他试图通过培养新式的专门人才来兴办中国近代工业、商业，所以说，自强学堂从开始创办时就有着救亡图存的意味，有着不一般的历史使命。在四川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借用当地的庙宇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却有着号称乐山108将的大批大师级学者，使得武汉大学成为首屈一指的重点大学。一所真正优秀的大学，并一定规模有多大，但是其办学思想、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必须要大。 第二，大学的学习要广泛涉猎，不能只局限于某个领域。由于学科的综合性，我们很难孤立的学习一门单独的学科。现在国家的应试教育模式，文理分科，使得很多理科生在语言表达能力上越来越差，甚至提笔忘字；而文科生在逻辑思维方面也是不尽人意。然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更多的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在某个领域很专业，而且还要在很多领域都很了解。武汉大学在迁往四川乐山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武大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代，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各学科的学者集中，思维的碰撞，各位大师对中西学的融会贯通。而现在我们选择来读MBA的同学，行业背景非常多样，很多是有着理工科背景的行业精英，再进行工商管理的学习，更能够成为21世纪社会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大学更重要的是要学会独立思考。大学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但更是学习为人处事、学习独立思考的殿堂。大
同学，您好！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在武大历史上，与王世杰校长并称为二王校长的王星拱校长。王星拱校长主政国立武汉大学12年，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出重要贡献。在抗战期间，王校长带领着武大学子西迁乐山，创造了一段武大历史上极为艰难却辉煌的历史。《西望乐山》中那位尽职尽责，为武大建设呕心沥血的校长就是王星拱先生。 ——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 一代完人——王星拱 武大建校初期，王星拱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于1945年调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10月8日，病逝于上海永川医院，被上海市长陈毅誉为“一代完人”。 王星拱(1887--1949) 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字抚五，安徽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 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 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王世杰、 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 立武汉大学校长，后因得罪战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45年调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10 月8日，病逝于上海永川医院，被上海市长陈毅誉为“一代完人”。遗体后被运回，与其妻叶玉 芝的遗体合葬于故里。 王星拱主政国立武汉大学12年，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出重要贡献。抗日 战争爆发后，王星拱率校西迁四川乐山，曾拒绝国民党在校内建立区分部，并保护进步学生，支 持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7年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蒋游 行示威中被捕，他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遭拒绝后，王星拱愤然离校，以示抗议，并在香港公开发表反蒋、反独裁、反内战讲话。随之，返回故乡安庆。 在哲学上，他否认宇宙间有超自然主宰力量，但认为外部物质世界与主观的"精神的我"不痛分开(《科学概论》)。认为科学的构造应以宇宙现象中的因果律为基础，但又认为因果关系只能凭直觉获得。肯定一切事物可知，人的认识是从未知到已知的演进过程，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等问题。曾积极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王星拱在国立武汉大学的任职情况 筹备委员会委员（1928.7）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1928.8） 化学系教授（1928－1945）理工学院院长（1928.9） 理学院院长（1929.3）代理校长（1929.3－5） 副校长（1929.6－1930.10）教务长（1930.3－1934.6） 化学系主任（1930.9）代理校长（1933.5－1934.6） 校长（1934.6－1945.7）农学院筹备处主任（1933－1936） 总务长仪器委员会主席图书委员会委员理科季刊委员会主席 王星拱之于武大 兄弟对于党务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多；对于政治方面，完全是外行…… 我们武汉大学，为全国四大学区之一。它在我国文化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我们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这是我们大家对于武汉大学所抱持的极热烈的希望 ——王星拱(1929年3月11日在国立武汉大学第12次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3期) 我们试看看：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之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我们研究学术，不能有求速效的心思，所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记》上说：“君子之于学也，藏焉、游焉、修焉、习焉。”韩愈《进学解》上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专毁于随。”所谓志据依游，所谓藏游修习，以及所谓勤所谓专，都是要朝夕不离，优游涵泳于学术之中的意思。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 化院2009301040062 陈潇濛 摘要：武汉大学的创立、成长、发展的历史，直接地反映着中国高等教育创建与成长、发展的历史。1893年11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自强学堂，本着“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之精神，设立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个专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书院谈经论道的办学模式。之后，国民政府为了在国内重点兴办一些大学，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 经百年风雨苍桑，辉煌是无法抹去的，虽然昔日武大的教授很多都转到其他名校，但是“一个教授成就一个系”的曾经却时常被提起。昔日在武大求学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社会翘楚。这些年，武汉大学阅历履历了校长纳贿事件，老教授有病不被垂问事件等等，很多人在说武大在走滑坡路，也许是武汉这座都市在新时代的大潮中缓缓变了，但是曾经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仍然是历史上辉煌的存在。 1931年建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位于武昌街道口大学路的出发点处，面朝武珞公路，背对珞珈山，与珞珈山校园相距约一公里；该牌坊由沈中清、缪恩钊计划，仿南方牌坊式样。为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木组织，硫璃瓦顶，略施斗拱，油漆彩绘甚是别致。怅然在之后被微风吹跨。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二十年代全国六大学区最高学府——中国早期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武汉第二中山大学。后来直至1928年5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决定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建立国立武汉大学。7月24日，原武昌中大改建为国立武大。8月，武大成立以李四光为委员长的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1929年上任的王世杰校长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以及“规模宏大”的万人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定风景秀丽的武昌罗家山（又名“落驾山”）为武大新校址，并在此建造新校舍。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将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 1935年6月7日，国立武汉大学发布法、工两研究所的"研究生招考规则"、"研究生研究工作规则"和"研究生招生简章"。1935年9月，方宗岱、邓先仁2人正式成为武汉大学的首届研究生，石瑛、李四光的理想和愿望得以实现，武汉大学从此进入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新阶段。从1935年至1949年的14年中，共培养研究生77人。虽然规模不大，但成效显著。77名研究生之中，涌现出陈荣悌院士、方宗岱、邓先仁、余长河、刘涤源、甘士杰、曾启贤、万典武、文浩然、王名扬、缪琨、李格非、谭英华、郭守田、林应茂、焦庚辛、李培森、王焕葆、王燊等知名学科专家。 民国时期有几位著名的校长，对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王世杰校长。王校长认为，武汉大学就是要但其文化中枢的责任。 王世杰在1928-1933年任武汉大学校长，在此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的办学思想和高等教学理念。1929年5月，在他就任武大校长的集会上讲：“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王世杰的讲话，不仅向人们表露了其打算和气魄，也给武大师生以鼓舞。而且，王世杰把“巨大的新校舍”是为办好武大的条件之一。给师生们带来了便利和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2、王星拱校长。此位王校长的目标是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作为化学家的王星拱1933年5月至1945年7月认武汉大学校长。他早在1929年就提出，我们要
1. 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 1926年前后，以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其条件，总结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理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得到展开，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成熟。 *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以来新的经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 *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成熟。 （以上为PPT上的，以下为网上找到资料） 1.在党的创立和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初步结合。 毛泽东思想萌芽（1921-1927共产党创建&国民革命）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实行土地革命思想的提出 代表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大资产阶级，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 人民的内部矛盾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毛泽东则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创造性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提出买办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
目录 前言 (2) 珞珈百年 3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 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 国立武汉大学 乐山时期 建国后的武汉大学 新武汉大学 珞珈人（英杰） 筚路蓝缕 力耕三尺 北溟化鹍 珞珈（风）物 飞檐香榭（历史的见证） 珞樱流影 珞珈精魂 铭 神 忆 情 百年沧桑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
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奏请清政府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它诞生于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从此，这一叶小舟，便承载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在风雨飘摇中启航。 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数易其名，最后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跻身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之列，并且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发展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在北平对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其综合实力在全国重点大学中一直位居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被誉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1995年，美国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的历史，既是一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满怀理想、气势恢弘的发展史，并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百余年的辉煌校史，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纪征途上，豪情满怀，继续阔步前进。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1893－1911）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年11月29日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专门学堂。 自强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锡勇为学堂首任总办。此后，张斯枸、钱恂、汪凤瀛、程颂万等先后任总办和提调，姚锡光为总稽察。
同学，您好！测绘学院马研会的“动态时事栏”办的相当好，大家有目共睹。而我们校史研究会，以“宣传武大历史，弘扬珞珈精神”为宗旨，服务珞珈学子。做为珞珈学子，若对于母校的史事，知道的较少，颇有些惭愧吧。我们希望大家在关注时事的同时，又能逐步了解武大史事。适逢其时，我们很高兴能够与测绘学院马研会合作，共同服务以三区为主的同学！还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 ——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 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它揭开了近代湖北教育的序幕。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 一、历史沿革： 光绪十九年(1893 年)十一月，张之洞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请立自强学堂。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学堂位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每门招生20人。 “……湖北地处上游，南北要冲，汉口宜昌均为通商口岸，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臣前奏明建立两湖书院，曾有续设方言商务学堂之议，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学生先以二十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 ——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1896年7月，鉴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自强学堂改订章程。“所有自强学堂改课方言，兼课化学，并附译西书”。调整学科门类设置，强化外语人才的培养，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不再单独设门，只作为课程附列其中。同时设有译书局，并入了创办于1892年的矿务、化学学堂，开创了自然科学专门教育。方言一门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4门。每门招生增至30人。 1898年，增加东文（日语），共计5门。 1902年，自强学堂由三佛阁迁至东厂口，同时改名为方言学堂。“方言”即“外语”之意。根据1904年1月，张之洞等人上奏并得到清政府认可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各学堂奖励章程》文件的规定，湖北方言学堂为“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学堂”，方言学堂不设总办。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分习英、法、德、俄、日语。学制五年。方言学堂后发展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 1911年3月，辛亥革命前夕，新任湖广总督瑞征认为学堂“风气不端”，湖北提学使王寿彭认为经费无法支持。遂以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强令停办，校产交武昌军官学校使用。 二、办学情况 1.分斋：设立方言斋、算学斋、格致斋、商务斋。其中方言斋前身为1891年张之洞建立的专修商业外语的方言商务学堂。 2.资格：以“资性颖悟，身家清白，先通华文，后通儒书，义理明通，志趣端正”者为合格。 3.学制：改膏伙制为奖学金制、分科教学制。在堂修满5年方可毕业。其中4年在堂学习，1年出国游历。 4.教习：英文、法文教习由华人充当；俄文、德文聘请俄员、德员为教习，并以华员为助教。 5.方针：务求实用、切忌空谈。规定不习八股时文，学生不得吸洋烟，毕业后不得为洋行服务。 6.管理：学生必“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凡在诵堂时须听教习约束，在斋舍时须听提调约束；进堂以后，须专 心致志，诵习本课，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不准应各书院课试及岁科小试，但得请假应乡试。 7.待遇：除饭食、书籍、纸笔等均由学堂供给外，每人每月给膏伙银5两。后取消了膏伙银制度，而根据成绩优劣发放奖 学金。
“MATLAB及其应用”课程作业 院系： 姓名： 学号： 联系方式：
第1章 1.请指出如下5个变量名中，哪些是合法的？ abcd-2 xyz_3 3chan a变量ABCDefgh 答：xyz_3，ABCDefgh是合法的。 2.在命令窗中，运行命令a=sqrt(2)。然后请回答以下问题：计算结果a吗？ 该计算结果只是5近似吗？请在命令窗中，显示出具有最多位有 MATLAB数值结果显示的默认设置。 。该计算结果只是5近似。
3. 命令clear, clf, clc 各有什么用处？ 答：clear 可以清除matlab 工作空间中保持的变量。clf 可以清除图形窗。clc 清除命令窗中显示内容。 4. 想要在MATLAB 中产生二维数组???? ??????=987654321S ，下面哪些命令能实现目的？ S=[1,2,3;4,5,6;7,8;9] S=[1 2 3;4 5 6;7 8 9] S=[1，2，3；4，5，6；7，8，9] %整个命令在中文状态下输入 答：第二条S=[1 2 3;4 5 6;7 8 9]能实现目的。中文状态下逗号不是有效字符。 第2章 1．说出以下四条命令产生的结果各属于哪种数据类型，是“双精度”对象，还是“符号” 对象？ 3/7+0.1, sym(3/7+0.1), vpa(sym(3/7+0.1),4), vpa(sym(3/7+0.1)) 答：3/7+0.1结果是双精度。sym(3/7+0.1)结果是符号。vpa(sym(3/7+0.1),4)结果是符号。vpa(sym(3/7+0.1))结果是符号。 过程如图：
读史使人明智。培根说的。 作为武大的一名学子，若不知道武大的历史实在是有辱斯文，所以李工真教授的这堂课就显得弥足珍贵。 我坐在大学里我才真正的懂得了梅贻琦老先生的那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而谓大因有大师而谓大矣。 里讲到了武大的过去我才明白原来这里曾经有很多睿智的大师和追求智慧的学子我才明白八十年代的这里有一位叫做刘道玉的老校长引领了高校的改革曾经的武大有诸多学者和青年的学子在这片山水上朝气蓬勃我才明白原来曾经的大学就是我期望的那样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消逝了的历史。《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梅贻琦42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重温武大校史感悟珞珈精神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 年奏请清政府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它诞生于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从此，这一叶小舟，便承载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在风雨飘摇中启航。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数易其名，最后于1928 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跻身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之列，并且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发展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20 世纪30 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在北平对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其综合实力在全国重点大学中一直位居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被誉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1995 年，美国Science 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2000 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武汉大学的历史，既是一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满怀理想、气势恢弘的发展史，并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百余年的辉煌校史，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纪征途上，豪情满怀，继续阔步前进。 前言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3 年奏请清政府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它诞生于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从此，这一叶小舟，便承载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在风雨飘摇中启航。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数易其名，最后于1928 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跻身于近代中国第一
武汉大学校史 一、学校概况 武汉大学，简称武大，溯源于清朝末期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于1913年由国民政府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首批国立综合大学之一，湖北第一所高等学府。目前武汉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与法国同行联系最紧密、合作最广泛的中国高校之一。1999年，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早期建筑】 学校的建筑在整体上既遵循了“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中国传统原则，又引入了西方的罗马式、拜占庭式建筑式样。建筑群十分注重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有机结合，利用“对景”、“借景”、“造景”等手法，使建筑与环境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国建筑与自然和谐的传统特点。 【校训释义】 “朴、诚、勇”——武昌高师（1919） “明诚弘毅”——国立武汉大学（30年代）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大学（1993） 经1993年第一次校务委员会审议，武汉大学新校训定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自尊自重，不断自力图强，奋发向上。“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意谓抱负远大，坚强刚毅。“求是”即为博学求知，努力探索规律，追求真理。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拓新”，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其中，自强是武汉大学之魂，弘毅是武汉大学之志，求是是武汉大学之风，拓新是武汉大学之的。 二、校史档案 【历史上比较著名武汉大学校名】 湖北自强学堂（1893.11－1902.10） 国立武汉大学（1928.7－1949.8） 武汉大学（2000.8－）
武汉大学地名了解 武大主校区分为依山环湖的四大学部，在地理位置上连为一体（不推荐使用俗称）。此外，2003年武大斥巨资在江夏汤逊湖南岸圈地4200亩，规划建设武大南校区，现已有东湖分校迁入。之后，武大又斥巨资买下了3区旁原湖北经济学院（简称“湖经”）的校舍，已于2006年暑假正式投入使用。下文中标“*”号者表示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的组成部分。 1区（文理学部）——原武大——俗称“本部” 2区（工学部）——原武水——俗称“水苑”“武水” 3区（信息学部）——原武测——俗称“武测”“测绘” 4区（医学部）——原湖医——俗称“湖医” J—教学楼的简称—J5就是文理学部第5教学楼，而5J则是工学部第5教学楼 M—梅园的简称—M4就是梅园4舍（注意M1是办公用地） H—湖滨的简称—H1就是湖滨1舍 G—桂园的简称—G7就是桂园7舍（每栋楼的编号粉在墙上得仔细找） F—枫园的简称—F3就是枫园3舍 Y—樱园的简称—Y2就是樱园2舍（樱园是武大的主要景区） 如1-J5102就是指1区第5教学楼102教室。此外，还有很多文字缩写，比如“理”就是理学院，“数”就是数学与统计学院。这都是就课表而言，口语则简称数院或数统院，其他学院也差不多。 樱顶——在狮子山顶，由于其在樱花城堡（即老斋舍*）的顶上而得名。旁边就是著名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各个剧社的年度大戏都在这里上演）。好多剧组都来樱园拍摄过，如高晓松的三星广告、2005年公映的电影《桃花灿烂》等。学生会也在这里办公。外语学院（原法学院*）已迁至湖滨新文科区楼群，尚有数院在此办公，闻一多先生像位于数院（原文学院*）旁。 老图——即位于樱顶的老图书馆*，武大的标志性建筑（现在的代校徽上就是老图的轮廓图，在老图的一些椅子边上可以看到闻一多先生设计的老校徽）。自习人气最旺的地方。大四毕业的时候，才可以光明正大的上老图顶放一下风，但其实也没有更特别的景致。里面藏了很多古籍善本（研究生才能进入阅读）。旁边有武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之一的王世杰先生像，守望着珞珈山。 情人坡——在樱花大道与那个没有名字的湖（郭沫若先生曾叫它洪波池）之间的坡地，名字典故已不可考。据说，从樱花大道到洪波池有个浪漫的系列名：恋人路、情人坡和鸳鸯湖，而樱顶后面通往工学部的小路则又名恋爱路。此坡确实是个很浪漫的地方，花的海洋（也会有些小动物）。但女性请勿在夜间于此独处，小心坏人出没。 梅操——即梅园小操场，报名迎新、部分学生军训、迎新晚会、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大型活动都在此举行。每周五晚上的免费露天电影，精彩不容错过（档期比电影院晚不到一个月噢）。 樟树林——诨名，在梅园小操场后面。我喜欢叫它“李达校长山”，也有人叫“李达园”的。他的塑像就坐落其间，望着每一个来珞珈山求学的学子。那个传说中的李达故居*则是在1区计算中心旁的教职工社区内，外挂一牌子：“武汉大学社会主义学院”。 奥场——官方名称“912广场”，源于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亲临武大视察，下午7时50分（前后也就持续了5分钟），他在广场前接见武汉大学等学校（包括武测、武水及中南民院）的师生员工共13,000余人，这是武汉大学校史上最光辉（注意不是用“辉煌”一词）的一页（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每年都是9月12号搞开学典礼的原因）。也是军训地点之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