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法律共同体：超越与重构
“道德的社会解体了，政治的社会正在衰落，法治的社会还会遥远吗？”
15年前，在互联网上，一篇名为《法律共同体宣言》的文章和它模仿的样本——《共产党宣言》——被广为传播一样，迅速走红。
年轻而才华横溢的作者描述：“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是乡村的司法调解员，无论是满世界飞来飞去的大律师还是小小的地方检察官，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还是啃着馒头咸菜在租来的民房里复习考研的法律自考生，我们构成了一个无形的法律共同体。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风格、共同的气质，使得我们这些受过法律教育的法律人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一个职业共同体、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信念共同体、一个精神共同体、一个相互认同的意义共同体。”
作者意识到，面对权力的分化，“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究竟是成长为一个统一的法律共同体，还是在被权力的勾引、利用的同时，彼此走向敌对和分裂？”他就此呼吁：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
然而，15年后，“统一”并未出现，“分裂”的态势日趋明显：律师为警察、检察官、法官所指责，甚至招来牢狱之灾；法官被律师“死磕”；律师互相攻讦；法学教授在金钱驱使下提供“法律意见”。更不必说，一个“共同体”不同两重天：体制内司法官员嫉妒体制外的律师日进斗金，为利而私；体制外的律师羡慕体制内司法官员大权在握，罔顾正义。他们互相指责，或相互勾结，无论是“拉人下水”抑或“逼良为娼”。
如果说发端于15年前的司法改革远未完全解决司法公正的问题，但其价值在于揭开了法律人与主权者之间内在冲突的面纱。循着15年来改革理念的冲突，“法律共同体”内不同职业的冲突与“死磕”，让分裂已然成为不争事实。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法律人这个群体的困顿与迷茫，也折射出执政党对于如何定位并处理与这个群体关系在战略上的缺失。
写出这篇文章15年后（文章简本在互联网上流传三年后，全文发表于2001年第3期《中外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强世功在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上
的演讲被冠名“中国法律人的新‘奥德赛’”，在网上引起热议。演讲中，强世功提出了法律人应当思考如何处理自己与主权者的关系，如何面对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崛起等迫切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当宪法司法化遭遇宪法障碍与现实困境，“法律人治国”的理
想图景并未随着大批法律人进入党政高层而凸显。置于国家振兴、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法律共同体”路在何方？《财经》就此专访强世功教授。
人民、执政党和法律人的关系
《财经》：15年前法治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是“复转军人进法院”，“法律人”这个词似乎还很陌生，为什么会写《法律共同体宣言》？
强世功：写这篇文章，是受到当时著名的刘燕文案的启发。这个案件给我的感触特别深，我意识到“法律人”这个职业群体甚至社会阶层的兴起。这个群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拥有了一套和大众完全不一样的话语体系，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也是我当时写《法律共同体宣言》的初衷。
当时中国处在司法改革、建立法治国家的探寻阶段，我希望探究一下法律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时，许多人对法律人群体的兴起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通过法律人那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和法律规则体系来塑造中国的司法制度，也就是我们说的法治。
《财经》：有意思的是，十多年过去，当时谈的问题现在都一一被放大了。“法律人治国”的提法比过去流行，但当时为之振奋、期待的目标似乎都没实现，法律人之间冲突不断。回过头去，怎么看待这个群体？
强世功：的确，现在的法律职业内部的分化很严重。我注意到，在强调法律人共同体的时候，特别是“法律人治国”时，许多人可能会有一种错觉，似乎这个国家就是由法律人决定的，法律人似乎应当天然地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这种错觉对法律人而言，往往会变成一种致命的诱惑。
2003年，我出版了《法律人的城邦》，意在表明法律人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法律人仅仅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人民或者说主权者才是国家的塑造者或主人。法律人共同体之所以出现分化或分歧，部分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财经》：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肇始于最高法院的司法改革，到“三个至上”，再到整体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其中引发很多的争论。从这个背景来看，过去15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强世功：我觉得在这个变化轨迹中，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法律共同体和人民大众的关系，从学理上就是处理法律人和主权者的关系，在实践中就是处理法律人和执政党的关系。
中国古典的法律传统乃是“礼法传统”，后来我们确立了“政法传统”。从礼法传统到政法传统，都在处理政治和法律、主权者和法律人的关系。“政法传统”意味着主权者的意志、理念甚至一
些政治原则渗透到司法过程中，因此政治要高于法律，法律要服务于政治。
但是，当我们说法律人共同体时，似乎意味法律人只服从法律，而不需要过问政治。在法治社会下，法律是最高的准则。但如果法律本身包含了政治的内容或者说法律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那么如果要准确地理解这种法律的意含，就必须首先理解政治或其政治目的，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意含。
《财经》：法律人去政治化的主张，与主权者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冲突关系。
强世功：举例来说，在司法过程中，政法传统有个基本原则：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法律效果”就是合法，所谓“社会效果”就是要实现立法者或主权者的政治目的，在中国首先就是让百姓能够理解和接受。但许多法律人对司法的“社会效果”怀抵触情绪，认为这是执政党的政治要求，不是法治社会的要求。这种看法显然是对法治的误读。
法治不是真空中的法律关系，而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法律关系。法治的原则可能是普遍的，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必然是特定政治、历史文化的产物。由此，同样的法律规则，在西方国家中的理解和落实也是不同的，这恰恰是考虑社会效果的结果。
在宪法问题上，这种紧张就更加突出。宪法无疑是一部政治性法律，不同于民法、经济法。但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一种流行学说否定宪法的政治性，认为宪法可以由法院适用，而忽略宪法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以2003年在“宪法司法化”号召下的河南“种子案”为例，河南洛阳中级法院明确宣布，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法规条款因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抵触而无效。如果所有的地方法院都这么做，甚至宣布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条款与宪法相抵触而无效，那么想想看，中国宪政体系必然陷入崩溃。
《财经》：如此说来，法律人主张的“宪法司法化”挑战了主权者的权威地位，从根本上试图改变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宪政体制，从而将法律人与主权者置于无法调和的对立面。
强世功：中国的宪政体制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大代表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和违宪审查权。法律人通过“宪法司法化”就可以获得主权权力。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发生一场“宪政革命”，将宪法中确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改为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由法院和全国人大一起分享主权权力，并由法院对宪法问题拥有最后的决定权，由此最终实现所谓的“司法主权”。这一点在“种子案”中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可以理解当时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为什么对“种子案”做出如此迅速而严厉的回应。这实际上是法律人与执政党之间争夺主权的政治较量。
法律共同体的分裂
《财经》：为什么法律人会有这个主张？
强世功：在大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公民权利保护成为社会的主旋律，通过司法诉讼来保护公民权利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普遍话题。在这种背景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出现了美国化倾向，希望像美国的“沃伦法院”那样，通过司法审查来推动民权保护。
除此之外，重要的动力就是法律精英的自我驱动力。市场经济产生了两大精英阶层：商业阶层和伴随而产生的法律阶层，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就是商学院与法学院成为大学中最受推崇的专业。精英阶层的兴起必然有其自我意识和精神驱动。商业阶层当时卷入到中国经济崛起浪潮中，成为备受关注的宠儿。
对法律人阶层而言，全世界享有崇高荣誉和地位的法律人阶层莫过于普通法世界中的美国，欧洲老牌法治国家的法律人都无法相比。但是，美国法律人的崇高地位与美国宪政体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法律人希望通过司法改革来实行法律人自我意识和利益的扩张也就自然而然了。
《财经》：是否可以把这理解成过去这么多年法律共同体面临困境的一个主要背景？
强世功：其实，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加入WTO的背景下，法律人与执政党在“三个代表”的前提下合作很紧密。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帮助迅速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司法改革运动迅速建立起相对专业化和精英化的现代司法体系。人权保护和依法治国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而且被载入宪法之中。
执政党是先锋队政党，有自己的政治信念、历史传统和制度约束，不可能变成单纯的精英党。由此，人民与法律精英之间的分歧也间接地转化为法律人与执政党之间的分歧。
比如说，司法精英化导致西方法律理念与中国社会实际以及人民大众的文化之间冲突，让大众对法院司法判决中的利益倾向和文化倾向越来越不能理解。“刘涌案”就是一个标志。法院中不断出现的“废除死刑”驱动也将法律人推向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对立面，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家庭的自由化立场也与普通大众的家庭观念格格不入。
面对利益分化和观念的分化，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口号，带动了人民群众的上访潮，其中不少上访与“司法腐败”有关。在这种背景下，中央要求司法判决考虑“社会效果”，甚至提倡恢复政法传统中的“枫桥经验”。执政党的这些主张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司法精英的潜在抵制。这个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如何处理人民、执政党与法律人的关系。
《财经》：如此说来，法律共同体的分裂不在于职业角色的不同和知识传统的不同，而是对法律人共同体的根本定位产生了分歧。
强世功：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分裂与其说是由于角色定位分
歧，不如说是知识传统的分歧；与其说是知识传统的分歧，不如说是对法律人共同体在政治共同体中整体定位的分歧。
角色定位的不同导致律师与检察官和法官之间的分歧。知识传统的分歧是由于我们的法律具有移植品格，来自不同的法律传统，因此有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
比如说，在刑法、民法领域，采用的是德国的民法传统，概念法学和法律教义学盛行，但很少研究中国普遍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很少关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德国民法典乃是德国人的圣经，是德国人生活方式的提升。和德语一样，德国法被看作德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今天，我们的民法学家和刑法学家谁敢自豪地说，我们的刑法和民法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经济法领域，比如公司法、金融法、证券法、国际经济法等领域，我们基本上全面移植美国的法律。在这个领域中，法律经济学很流行，因为美国人主张实用主义，对概念法学不感兴趣。
然而，根本分歧还在于法律人共同体的整体定位。一种定位就是以美国作为理想蓝本，法律人应当取得像美国法律人那样的显赫地位，这个定位自然会驱动法律人推动宪政革命，将中国的宪法体制改变为三权分立的制度。法律精英无论基于自己的利益，还是所接受的理念，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喜欢这种定位。另一种定位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宪政体制出发来重新定位法律人。
法律人的重新定位
《财经》：这样就可以理解你今年在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你在其中提出法律人应该思考自己与人民的关系、自己与执政党的关系、自己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以及自己与中国崛起的关系。
强世功：这本来是给学生的一个演讲，原来并没有想到被公开。从我在北大这十几年的教学经验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对执政党和国家有了更多的政治认同，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了更强的自豪感，对中国崛起的未来有了更大的自信心。
越是精英学生，越是读书好的学生，在这方面体现越明显。道理很简单，精英都有自我意识。新一代的法律精英首先意识到自己是未来中国的精英，是将要领导正在崛起的伟大国家和正在复兴的伟大文明的精英，这样的精英群体在自我意识中就不可能对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文化亦步亦趋，照搬照抄。这一切都必须放在全球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国际格局下，放在努力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的政治努力中来理解。
越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越要高度警惕可能出现的自满封闭情绪，以及一种小家子气的本土研究，越要以高度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来深入地研究美国并学习美国。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地以小学生的心态来模仿表面上的美国，而是以成人的平和心态来悉心理解美国的
精髓，向这个伟大的文明学习。
中国的崛起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必然要遇到全新的问题、困难和曲折。因此我们需要向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文明学习，包括当年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同时也要汲取许多伟大国家衰落的教训，包括德国崛起的失败和苏联崩溃。当然，我们必须从中国文明在未来伟大复兴的角度来重新研究中国文明，向我们的祖先学习。
《财经》：那么，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重新定位？
强世功：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美国法律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享有的无上权力和崇高地位，是与美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宪政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宪政政体在人类历史上属于例外，因此有“美国例外论”。在其他西方国家，法律人哪怕行使违宪审查权，都不可能享有美国法律人那样的政治地位。
这就意味着法律人的定位必须符合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宪政体制。我主张应当按照我们的宪政体制来发挥宪法解释作用，即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作用。这一点在制度上比较接近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模式。
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古典的礼法传统，还是现代的政法传统，都表明中国是一个“政党官僚型”国家。中国的宪政体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政体，而是党国体制，这是一套独特的现代宪政体制。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必须承认执政党就是“事实上的主权者”。由于执政党统揽全局，不仅制定政策，而且狠抓落实，由此导致政党官僚主导的行政权独大，立法权和司法权相对比较弱，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政党官僚。法律人的定位应当以这个传统和制度作为前提。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定型，我们的目标是伴随中国崛起而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从人治迈向法治乃是历史的必然进程。由此，法律人对于执政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执政党过去30多年学会了市场经济，较好地处理与商业阶层的关系，今后应当学习如何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让法律人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复兴的积极力量。
司法改革应当多样化
《财经》：如果按照你说的上述定位，如何评价过去几十年的司法改革？
强世功：司法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明白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后者需要根据时代环境变化提出不同的执政理念和解决思路，口号变化是有道理的。而司法权从古至今就是化解纠纷、公正裁判，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新口号，而是怎么在一个一个的具体案件中落实的问题。
司法改革一旦陷入官僚化式的口号改革，就会变成“一刀切”。这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司法的规律，造成了改革的大起大落。
比如说当最高法院一度鼓励判决，抑制调解，结果司法判决难以执行，老百姓上访不断，法院压力很大。最高法院后来又一刀切地提出“大调解”，结果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层司法问题解决了，而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法院简直不堪重负：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不满意，法官心里很苦闷，以至于北京法院不断扩编，加班加点判决，最后精英法官干脆辞职不干了。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区域差异很大、发展层次不平衡。尽管全国的法官在适用同样的法律，但是却面临完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法律对应的问题也根本不同。基层法院与高级法院完全不同，上海法院与甘肃的法院完全不同，知识产权庭与民事庭也完全不同。在这种格局下，司法改革应当尊重差异化和多元化，给地方法院自主权，不应当搞一刀切。
正是由于对司法权的误读，把司法权理解为一种执行权、一种支配权，这样司法改革会自觉不自觉地导向如何扩张法院的权力，如何争取财权、人事权、执行权等等，从而扩大司法权在政党官僚体制中的实际支配权，甚至搞出宪法司法化这样的权力扩张，希望按照三权分立来设想出一种与立法和行政相抗衡的独立权。
十几年下来，法院的现实支配权越来越大，法院大楼越来越宏大，可腐败也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司法改革的思路往往集中在体制问题上，陷入了“权力”的怪圈，而忘记了“权力带来腐败”这句我们所有法律人都熟知的名言。
强化法官的理性判断权
《财经》：那么，司法权的实质是什么？如果按照你对司法权力的理性，司法改革应当着眼于什么？
强世功：我主张认真学习美国的普通法制度。普通法的秘密在于法律不是单纯基于强制的暴力，而是基于理性过程中展现出的说服力。司法权不是一种支配性权力，而是一种理性判断权。正如汉密尔顿所言，法官们手中只有“笔”，没有“剑”。
如果这样，司法改革的目标就应当是调动各级法院手中的“笔”，当然不是像现在那样让他们写学术论文，而应当鼓励他们增强判决书的论理能力，鼓励他们在具体的司法判决中，把中国社会生活中老百姓的生活理念上升到法理的高度，进而融入到中国的法律和法学思想中，使得中国法律也逐步变成中国人民族精神的体现。
《财经》：这就意味着要学习普通法的国家的判例制度？
强世功：我在十几年前就呼吁中国司法改革以建立判例制度为目标。因为普通法有两个基本的好处：其一，能够紧跟时代发展，最先感觉到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避免制定法滞后的不足。由此，商业发达的国家都喜欢采用普通法，原因就在于普通法是有效率的。
其二，赋予了法官在裁判中展现理性思维能力的尊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基层法官，他不可能像行政官员那样追求职务升迁，
况且无论哪一级法官，面临的都是一样的具体案件。在这个情况下，所有法官都是平等的，这与行政官僚有根本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制度鼓励了各级法院中精英法官的积极性。
如果司法改革的方向是扩张法院的实际支配权，那么各级法官就为争取庭长、院长而努力，这就不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只能导致司法越来越腐败。如果司法改革的方向是为了激活法院的理性判断权，那么精英法官就不去争取那些现实的权力，而是努力办案子，希望能够写出有影响力的判决书。比如目前的主审法官制度就是一个不错的基础。这些改革，根本就不需要大动干戈，最高法院自己就完全可以搞定。
《财经》：那么怎么看最高法院目前的指导性判例制度？
强世功：不够理想，甚至不如原来的公报案例制度。指导性案例经过事实剪裁以及判决要旨的整理之后，差不多看到的是一具木乃伊，不过就是更为精致化的司法解释而已，缺乏的依然是法理论证。法理论证过程和说服过程乃是判例法的灵魂，法官必须基于事实、法律、人性、常理来说服双方当事人接受自己所做出的判决。
律师抑制地方腐败的作用
《财经》：我们谈法律人或者司法改革，律师这个群体绕不过去。如果从政党官僚型国家或者说党国体制出发，律师应当如何定位自己？
强世功：我们先讲诉讼律师。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中，地方政府和公检法机关总觉得诉讼律师是麻烦的制造者，尤其是目前的“死磕派”律师。
在当事人、地方和中央的权力格局中，中央一方面要依赖地方政府的治理，但另一方面中央不是地方政府的代表，而是老百姓的代表、人民的代表，人民受到地方政府的冤屈，就需要到中央来伸冤。
在这个格局中，中央不仅要依赖上访和群众路线这些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而且应当提升执政理念，尤其要学会依法执政，善于运用现代司法所带来的执政的合法化力量，充分发挥律师在抑制地方腐败或司法腐败中的积极作用，使得他们成为捍卫中央法制权威、争取百姓支持中央和国家法律的力量，帮助中央抑制官员腐败和司法腐败。
《财经》：这意味着，辩护律师，特别是民权律师要对自身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强世功：民权律师一定要明确，不能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政治对抗者——这恰恰是地方政府希望的。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案件，一旦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政权颠覆者的形象，在正当性上就丧失了空间。民权律师不能对抗中央，应该把自己扮演成中央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积极捍卫者，利用中央的权威来对抗地方政府、地方司法的腐败。
大家注意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民权律师全部的努力是在捍卫宪法的尊严，他们不是要推翻美国的政治体制，反而是紧密团结在联邦政府的周围，对抗的各州政府的种族歧视。在这个意义上，民权律师找到了一个体制上能生存的空间，还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司法体制，实现司法公正。
培养自己的全球法律服务团队
《财经》：那么商业律师应当如何定位自己？
强世功：在法律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我认为发展状态最佳的法律人就是商业律师。
许多重要的商业活动规则，并不是靠立法者制定，这些法律规则主要是由商业律师在实务中形成的，他们首先扮演了商事活动规则制定者的立法功能。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虚拟经济，它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纽带和桥梁就是商业律师，他们通过设计极其复杂而精致的规则体系，提升了虚拟经济，由此也创造了财富。
因此，不能从传统的角度看商业律师，他们其实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这类律师本身就是商人。在全球化之后，尤其在金融、证券、资本市场上，真正的产品就是法律游戏。这种产品还不是我们有些人想的在贸易的同时提供法律服务，而是说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现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美国真正推销的产品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服务模式、法律规则模式。规则就是产品，而且是一种最高级的产品，真正能设计这种产品的人就是顶尖的商业律师。
由此我们看到在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背后就是商业律师这个
庞大的法律服务阶层。跨国公司的背后乃是跨国的律师事务所，国际商业争端的背后就是商业律师的对抗。可以说，商业律师甚至是今天国际经济法则的设计者和提供者。我们大家都熟悉WTO的历史，把知识产权问题带入到国际贸易问题中的TRIPS协议，就是由西方大公司背后的顶尖律师事务所设计出来并推销给美国政府，从而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的。
美国律师业的发展恰恰是伴随着19世纪美国镀金时代资本主义全面兴起而形成的，在冷战后随着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形成了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全球扩张的局面。
今天，中国的商业律师阶层与中国的商业阶层一样，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具经济实力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这样就有两个问题：
其一，这个被人们所忽略的商业律师阶层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究竟是单纯受全球资本雇佣的游牧阶层，还是成为中国未来国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要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有没有着力培养提供全球法律服务的中国律师团队？
《财经》：你在今年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提到了在西方律师事务所中形成的“隐匿的中国法律军团”，是不是就针对这个问题？
强世功：这个演讲针对的是上述第一个问题。这是对学生的演讲，他们许多人会出国，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法律服务团队中。我今天要谈的是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中央政府，究竟怎样看待这样一个正在崛起中的精英阶层？是把他们作为防范的对象，排斥在外，从而使得他们继续为西方资本服务，还是把他们吸纳进来，作为着力培养和发展的对象，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乃至中国崛起中的重要力量？
《财经》：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怎么吸纳？
强世功：在香港工作期间，我听香港律师讲了一个故事。在港英时期，香港律师业务英国垄断，不对外开放。港英政府采取律师定价收费，这样高端法律业务由英国律师垄断，香港本土的律师在定价收费制度的保护下，也保持稳定的发展。然而，面对香港回归，彭定康时期对律师业做了两项改革。一方面开放对外律师业，把美国律师事务所引进来，因为英国意识到自己退出香港之后，只有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抑制香港本土的律师事务所发展；另一方面，基于消费者保护的理由废除了定价收费制度，变成了自由收费，其结果是英国律师继续垄断高端业务，华人本土律师则面临着价格竞争，陷入价格战最终导致整个华人律师业的衰落。
这就是港英政府撤离之后的法律部署，引入美国律师业而摧毁华人的律师业。
对照这个例子，我们的执政党高层有一套明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有没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战略？我说的吸纳，不是在政协、人大之中给一个象征性的荣誉，而是制定一套长远的法律战略，真正发挥商业律师的作用，在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可否也帮助中国本土的商业律师事务所做大做强。
这一点应该作为国家长远的战略来执行。这也是我一直关注金杜、君合、中伦这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兴起的原因所在。
更重要的是，国务院的经济决策层应当有商业律师的参与，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人民银行、证监会等机构应该大量吸纳这些优秀的商业律师，提升我们管理虚拟经济的水平。目前国企在海外有大规模的投资，差不多处于失控状态，法律风险控制问题严重。这足以看出，我们的国家在崛起，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国家，可政府管理水平远远赶不上现实的需要，急需要向美国学习，学会利用精细商业法律规则来治理经济。
建立国际法律规则的可操作性
《财经》：这样很多人也会思考，中国的顶级商业律所能走多远、能做多大？因为中国是个大陆法系国家，美国律所发展本身也得益于它是普通法系，对法律的应用是极其复杂的，律师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强世功：这也是我为什么主张学习普通法的另一个原因，但关键还是要看趋势。拿美国模式来对照，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趋势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将着力培养律师阶层和会计师阶层作为一项发展战略。
我再讲另一个例子。在香港时期，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发现当时在香港上市的十几家大型国企中，绝大多数聘用的是美国律师事务所。
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图景：中国企业花钱聘请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在雇佣中国一流的法律留学生干活。这就意味着中央高层在鼓励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并没有一套明确的法律战略，让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
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高层决策者对律师的想象停留在打官司
或起草合同的阶段，没有意识到现代商业律师对于现代商业的根本性影响力。可以说，离开商业律师，跨国公司一天也活不下去。
《财经》：问题的另一面也包括，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经济数据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强世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开始关注经济主权。现在说经济上勉强自主，但是和经济相关的法律、会计服务都不能自主。表面上今天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主权仍然不在手里。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阶层不是我15年前所讲的法律共同体，它完全是一个新的阶层。
这样的话，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可不可以要求中国的企业如果要到海外上市、投资，必须聘请中国的律所提供法律服务？中国政府在非洲有那么大的投资，外交部是不是可以要求接受投资国家必须聘请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
我的意思是，商业律师的未来发展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而应当变成政治行为。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必须接受美国的规则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通过国际谈判，在要求其他国家接受其投资等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往往会有附带的条件就是接受美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服务。这样就把美国的商业律师与美国政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如果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不去这么做，那么中国的商业法律精英会无一例外地与跨国公司或西方政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财经》：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如何？
强世功：我认为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因为我们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成为全球性国家，而且我们提出了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今天的国际商业秩序绝对不是简单签署两个国际公法框架，而是渗透到整个商业贸易日常活动里，而这一部分商业律师是最熟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要善于利用香港，把香港作为中国尝试建立国际法律规则的试验田。香港一直希望成为国际仲裁中心，中央可以不可以将其作为国家法律战略来推动呢？我们“两岸四地”有两个法系、四套法律，全世界各个法律体系、规则都有，那么在商事、民事领域，“两岸四地”能不能签署一些区域性的法律协议，利用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慢慢吸收东南亚国家加入，从而尝试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一句话来讲，中国的政治家要意识到，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候，必须要培养一个自己的法律服务团队配合这种全球化。如果设定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所有的法律精英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围绕在执政党和政府周围。
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 共同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在《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若干意见》 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天津市律师协会会长杨玉芙 尊敬的张勇副院长、魏东副局长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今天，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司法局在这里共同举行《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若干意见》会签仪式。首先，我代表天津市律师协会，代表天津市全体执业律师，对于多年来关心、支持律师工作的各位领导、各位法官、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多年来，天津市高院、天津市司法局的领导，非常关心和支持天津律师事业的发展，非常注重律师执业权利的维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高院多次深入市律师协会进行调研、座谈，与广大律师进行交流、共同探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各项问题。今天市高院与市司法共同签署的《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若干意见》是进一步贯彻中央有关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充分研究，征求律师意见，多次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其制定着眼于律师工作实际，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充分发挥了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对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平、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律师执业权益需要良好的司法环境，《意见》以推动法官与律师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目标，尊重律师接受委托代理的辩护权利，贯彻立案登记制，规定了对律师阅卷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和人身安全等权利的保障措施；规定了律师免安检，建立更衣室，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便律师参与诉讼的具体举措；规定了联席会议制度、业务交流机制、相互监督机制等，建立了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
深化职业共同体建设 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互动关系 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是共同体成员内在强大的行为动机。基于此，我认为:法官与律师拥有法律职业者共同的职业尊荣，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要深化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构建法官与律师新型互动关系。 一、构建新型互动关系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章论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同时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安排部署，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错案防止机制；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践中，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秩序的载体和法律价值的卫士，是推动法治社会不断进步的合力。 近年来，律师对司法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突出表现为“四个增加”：一是对司法的参与度增加；二是对司法的参与面增加；三是对法院工作的影响增加；四是律师与法官交往的消极因素增加。为有效应对新形势的变化，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必须处理好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此时在法官与律师之间构建新型互动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目的就在于更好的建设新型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借力给力，共同
维护好司法公信力，实现让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司法公正。 二、实现新型互动关系的途径 共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新型互动关系，必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关键点,一一予以确认和解决。 1、强化平等互尊的交流载体。分属体制内外的现实会给法官群体带来心理上的优越感,而职业收入的差距让部分律师对法官还存有“歧视”心理。惯性思维对于建立“平等”关系构成阻力,而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需要的是平等的、能够切实承担起相应职责的组织体。由于各自群体所属的法官协会和律师协会是平等的民间自治组织,因此通过二者民间自治组织之间的交往，相对没有司法权和行政权互相交织牵绊之嫌,职能权属均为权益保障,相对单一纯粹,因此最适宜作为双方的沟通桥梁，在下一步工作中，完全可以加以开放和利用。 2、唤起共同的职业情感归属。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是法官和律师内在强大的行为动机，在长期的差异化观念熏陶之下,我们需要把目光更多地注视在同质性方面，以求获得更多的情感认同。职业的高度关联性决定了尊重对方的职业立场和关切、维护对方的权益,就是维护自身的作用和权威,二者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正向关系。小则一次案件内容的交流，大到一次规范的庭审,都离不开法官与律师思辨的交错与回应,互动与默契。同时，实现法官和律师的新型互动关系不是两家关起门来私下沟通,它需要以同一个声音向社会展示共同体的形象和职业风貌。法官和律师可以共同参与法律咨询、法律讲座等适宜的社会公益活动,共同塑造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良好形象；也可以适时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促进法院文化与律师文化的互通交
浅谈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一) 摘要]：建立高度专业化的同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共同特征。然而我国虽已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但仍未构建起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未来我国应积极吸取国外的成功经验，以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为契机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关键词]：法治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法律职业共同体Abstract Establishingadvancedlyspecializedandunifiedcommunityaboutlawoccupationisbasicrequirementa ndcommoncharacteristicinthismoderncountryruledbylaw.However,althoughthetargetofsettingups ocialismcountryruledbylawhasbeensuggested,theadvancedlyspecializedandunifiedcommunityhas n’tbeenaccomplished.Therefore,ourcountryshouldabsorbsuccessfulexperiencesfromforeigncount riestoestablishacommunityoflawprofessionbreakingthoughonsettingupnationaljudicialexaminatio n.Keywardsruledbylawnationaljudicialexaminationcommunityoflawoccupation在我国现代意义的法律职业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这期间伴随我国法律的发展变化，法律职业者也经历诸多考验。近年，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以及《法官法》、《检察官法》的修订，法律职业化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法律职业共同体也逐渐被人们理性认同。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如此幼稚的法律职业应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建立自己的职业共同体，拒绝各自为阵，是应对挑战的最佳选择。 一、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论依据 亚里士多德确立西方古典法治理念，其中精华积淀在西方法文化中，随同历史的变逐渐演变为一种法治传统，发展为近代西方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近而形成现代法治文明。从实践中看，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并不是某一智慧者自己单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由构成市民社会的各个群体集合之间的冲突、协调、妥协及其所产生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为了实现我们的法治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必须构建相应的集合体—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治文明是人类整个文明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部分。1]P24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实现由习惯规则向实体规范的飞跃，实现了法律形式上的理性化；二是发展出功能齐备、构架严密的司法体系，实现了其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独立和衡平的目标；三是成功构建出高度专业化的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即成功塑造现代法治的弄潮儿——法律家群体。 法律社会学认为，法的执行和遵守是整个法律控制系统的核心。法律如果要想实现由静态法规范进入社会生活变为“活的法律”，必须而且只能内化于社会个体自身的认知体系中，使法律的选择成为评价他人的和自身行为的自觉选择。这些复杂的内化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法律的适用在其中又居于核心地位。试想，法律适用的积极效果又怎能离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卓越素质和行为的正当性呢？因而，能否构建适应现代法治要求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纸上的法律转化为“活的法律”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一国法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法律是社会中多样化利益相冲突或妥协产物，其本质价值在于衡平。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大多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块。其中立法目的在于制定社会规则，行政是国家进行公共管理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具体方式，而司法则是用已制定的社会规则对社会主体行为进行裁判，从而对社会主体行为产生导向作用，进而影响立法、行政的效能。因而，司法无论对社会个体，还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都具有威慑力，而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离开一个优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整体的卓越素质，适法活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裁判权内部，单个法官是无法承担法律的公正与衡平功能的。因为“正义并不是单个法官所造，而是由法官公司所造的。”以裁判权为核心的法律运行更不是单个法官所能左右。因而，当代社会法律运行的大厦实质上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一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支撑起的，法律公正与衡平的价值目标也正是借助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奋斗而得以实现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f16823231.html, 张文显：法治职业共同体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基石 作者：王健 来源：《民主与法制》2016年第01期 15年前，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对话机制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建立。时任吉林大学 副校长的张文显在这场名为“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学术研讨会上振臂高呼：“建立一个强大、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推动中国走向法治社会。” 7年前，张文显转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面对律师的误解，他不惜以自身经历来现身说法，述说自己改善法官、检察官与律师这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愿景。 如今，张文显已经退出法官队伍，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重新拾起自己钟爱的法学研究工作，继续为一个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早日形成呼吁和呐喊。 做过法学教授，当过兼职律师，从事过法官工作，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张文显显然比别人有更多的感触。2015年12月23日，沐浴着北京冬日和煦的阳光，本社记者有幸聆听厂他对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高屋建瓴的见解和深刻的思索。 在法律之外寻求法治真谛 记者：2002年的时候，司法改革刚刚起步。当法律界人士都把目光聚焦在法律制度的完 善与修改上，寻求法治的真谛，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时，您却另辟蹊径，组织您任职的吉林大学理论法研究中心和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牡丹江市检察院、德恒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等八家单位举办了一场法律职业共同体与中国法律之路的研讨会。在当时的背景下，你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次研讨会？ 张文显：当时首先是这样考虑的。因为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也好，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也好，说到底是依靠人。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或者是一个庞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队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重视法治队伍的建设，需要一个专门的法治队伍。 第二个考虑就是，2001年7月15日，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决定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由此统一了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的门槛。“法律共同体”开始在实务界初见端倪。然而，我感觉至今在我们国家，大家从事着同样的法律职业，像法官啊，检察官啊，律师啊，再加上法学教授，虽然有着共同的使命，但是没有形成一种共同的信仰，也很难说互相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设想，能不能把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在内的人组织到一起，大家开一个研讨会，讨论讨论。
关于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考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法律职业制度，而且为重构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内在的动力。而法律人才培养共同体的重构，从根本上讲，又为构建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保障。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含义 及形成如果把从事法律职业以及从事与法律职业相关的人员进行分类，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一是应用类法律人才，又称为法律实践者，主要指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公证员等。 二是学术类法律人才，又称法律研究者，主要指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 三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辅助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履行职责和执业。其职责分工与医师同护士、工程师同技术人员相似，存在一种职业间的互适、互补的合作共存关系。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从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专指法官、律师和检察官。这三者一方面，既具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资质”，也即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行业特点。一般来说法官是“法共体”的典型代表，而律师则具有多重角色，他们除了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参与诉讼外，更多的是在立法机关、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公司或其他社会机构中从事非诉性法律事务。因此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和服务面向。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相适应的。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其三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与应用相关联。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的合
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与反思 [摘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提出与构建才刚刚起步。构建一个与现代化法治相契合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关键。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理论和实践中尚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本文试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性质、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及其构建途径提出了若干见解。 [关键词]法治，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 罗马法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出现了一批法学家和法律顾问，他们专门负责解答诉讼当事人或者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回答这些实践中的问题对法律进行解答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理论，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的系统知识。这一批法学家和法律顾问就成为历史上最早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原始内涵，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由此滥觞。它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明细化的必然结果与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变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容也随之有所变化。我国在法制改革和法治进程中，强调法律制度律构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法律运作者的职业化造就，使法律职业内部不同部门的法律工作是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法律工作，从而承担法治的重托，实现法治现代化的目标。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和性质界定 1.法律职业共同体内涵的界定 对于职业，韦伯在《法律与价值》一书中指出：“职业不仅是一个赖以谋生的手段，它也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到并保持一个位置的根本方式，成为他/她的安身立命之本。”现代汉语词典把“共同体”定位于：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那么，不言而喻，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指以法律连接起来的具有相同的语言、知识背景、专业层次的人们结成的职业集体，又可简称为法共体。当然，在不同国家，它的具体含义和范围有所不同。 在西方国家，它指从事法律工作的一切人员，包括法学教师、公证人员、律师以及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也有时它专指律师。在我国学术界，由于确认条件和标准的不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界定也并不一致。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的总称，又指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即法律职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员、法学教师、法学研究人员；狭义上讲，它专门
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识 在老师的推荐之下，我们有幸阅读了强世功所写的《法律共同体宣言》。通俗的语句掩盖不了强世功那令人赞叹的才华。读了三四遍之后，我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根据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我们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了解讨论和思考，并且对其有了更为全面系统地掌握。 在本文之中，我将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含义，法律共同体成员所应具备的要素，形成条件、社会作用以及我国是否存在共同体这五个方面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进行分析。 一、法律共同体的含义 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词最早起源于二战后的西方国家，它是根据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首次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演化而来，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对法律共同体的含义也有了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法律家们整合而成的社会职业精神群体。 张文显对于这个概念解释的比较详细，他认为法律共同体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所组成的共同体。由于这一群体具有一致地法律背景、职业训练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职业利益从而使得群体中的人员在思想上结合起来，而形成特有的思维模式、辩论方法、推理技术，通过共同法老律语言使得他们之间得以沟通，通过共享共同体的意义和规范，成员间在职业伦理、准则达成共识。尽管成员个体之间在思想人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但通过法律视野和法律目标的认同使得成员之间目标、精神、情感珠连带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强世功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以幽默地语言阐述了这个概念。他认为这个共同体是由这样一群人构成：他们是一群神秘的人，如同神秘社会，有自己的切口和暗号，他们有自己的服饰和大堂，他们不屑一事无成使用日常语言，他们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到神圣的原则层面上来讨论，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把远离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关注日常生活称之为“专业化”。 我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指在同一层面上的法律人在追求相同目标的情况之下，按照大致相同的工作流程来实现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群体。“同一层面”要求法律职业者的教育背景、思维模式、表达方式、分析问题方式大致相同。“相同目标”即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工作流程”是律师、检察官、法官在处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 条件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经济长足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法制发展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法制化已经形成。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成就卓著，法律研究者、法学家、准法律职业者（相对尚未成熟的“三职业”而言）的法治意识正在觉醒。加入，融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循环，势必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并向法治化的方向前进。所有这些，都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和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先机。只要我们认清形势，抓住机遇、携手努力、扎实工作，加快制度创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法治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终将成为历史必然，法律职业共同体也终将成为我国法治的发展、法
治化程度的上升做出重大而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为把我国最终建设成为法治国建立功勋。 一、法律职业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对于何为法律职业，《不列颠百科全书》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和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所谓“通晓法律”是对法律职业者的教育背景、知识构成和文化素质而言；所谓“法律应用”是对法律职业者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性而言。我的解释，这种“职业的特性”首先应体现在该职业的活动是与法律相关的，或者更确切地讲，应该是该职业的活动是与法律直接关联的；同时，该职业的活动是以对法律的应用为核心内容的，或者说该职业的活动应该是以应用法律为基本手段和方法并以此实现该职业活动的目的或目标。可见，上述法律职业的定义同时涵盖了“法律职业者”和“法律职业特性”两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相对广义的概念。在现代西方法学著作中，对法律职业的定义是：“从事直接与法律相关的各种工作的总称”。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所谓的法律职业包含全部直接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定义的外延明显扩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正因如此，在当今西方社会对法律职业包含种类的认识和划分也多是比较宽泛的。但是，各国对法律职业具体范围的界定或规定（不少国家以成文形式明确规定
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及法律共同体 范愉? 一、问题缘起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法律职业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通过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参与和努力推进司法改革、实现法制现代化，已成为法律界的基本共识。[1] 法律职业是西方法律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和象征，它对于法律的运作、发展、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由于现代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并非历史地形成的，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从无到有地培养一批现代法律家，这不仅存在难度，更需要时间；而由此形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模式及其历史作用也会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 我国很多法学家对通过建立法律共同体实现法治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例如，贺卫方教授始终在积极呼唤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自治改造社会、改造权力，推进法治的实现。 [2]强世功博士在《法律共同体宣言》中呼吁：“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法律共同体的历史、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待我们这个社会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这个共同体的现状、社会功能、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主动地团结起来，抵制专断和特权，抵制暴力和混乱，维持稳定与秩序，捍卫公道和正义，实现改良与发展。这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使命。”[3]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法学家冷静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梁治平教授指出：“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地推敲。比如，法律自治或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说法通常包含一个假定，即认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法律方法论，与比如政治的或者伦理的方法截然不同。其实这种假定很成问题。所谓法律推理常常夹杂了政治判断、实践理性、常识等因素，这些早已经许多法学家甚至法官指出。”[4] 关于我国法律共同体的模式和建构方式，也存在不同意见。很多人把英美式的一元化的法律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主张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以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司法公正程度，并通过自治的方式使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一种独立自觉的社会力量。[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实际上不应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建构，而是一种精神或理念上的共同体，即职业认同。而共同体的建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促成。[6] 进入21世纪之后，司法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关注与利用日益增加，诉讼数量持续增长，国家对司法的重视和资源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与此同时，法律教育的规模以及法律职业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在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7]从形式上看，法袍的穿着、法槌的使用、法院建筑的建设，无不在强烈地显示着司法地位的独特性和权威性；从职业素质上看，现任司法官的学历程度也在逐年提高，博士、硕士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并产出了不少引人关注的案例和司法解释；不仅如此，法律界在社会上的声音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力量。这一切，似乎标志着法律家职业化时代已经来到，[8]法律职业阶层及共同体已经初步形成。然而与此同时，法律职业的社会公信力并没有提高。以2003年全国关注的刘涌案为契机，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受到了公众的严重质疑，甚至有人因此明确提出在中国不能轻言司法独立的意见。[9]与此相呼应，作为针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积极对策，以人大个案监督为标志的对司法机关 ?范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律共同体宣言 强世功 一 在《社会契约论》的开首，卢梭以上帝般的口吻断言：人生而自由，可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无论这句话包含了多少我们所不赞成的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但是，它陈述了一个不容臵疑的事实，我们生活在种种社会枷锁之中。其中最为沉重的枷锁不过是专制状况下毫无希望的奴隶般的生活，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打碎身上的锁链以便获得整个世界。然而，尽管我们打碎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我们似乎获得了解放和自由，我们发现自己依然处在种种永远无法打碎的枷锁中，这就是构成我们生活的种种社会关系的束缚（如果我们将社会关系也看作是枷锁的话），这种枷锁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我们无法逃脱的社会生活：家庭、种族、社区、政党、国家等等。 由于出生的血缘导致我们必然处在家庭或者家族的群体中，即使没有这样的群体，我们的肤色会将我们自动地归入到某个种族中；出生的地点或者生活的地方使我们不得不处在一个社区中，最终处在一个国家中，成为它的国民。尽管说这种社会关系的枷锁是与生俱来的，是我们无可逃脱的，但是，令我们惊讶的是，在多数情况人们往往是积极地、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一个群体中，自愿地接受枷锁（这种社会关系）的束缚：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加入到一个政党或者社团中，尽管可能被一个被当权者认为是反动组织；由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加入到某个行业协会中，尽管可能由此损失自己的一些利益；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到某个宗教群体中，即使是受到围剿的邪教也在所不惜；由于自己的地位或者爱好而加以到形形色色的俱乐部中，既是付出很高的费用也无所谓。更让我们惊讶的是，接受这种枷锁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获得自由或者争取自由。为了自由而身戴枷锁，为了自由而逃避自由。 于是，我们疑惑的是，原子主义的个体如何在这种世界上存在？彼此孤立的个体尽管可能获得他想要的自由，但是如何抵制专断权力对其自由的限制和剥夺？这样的问题自然会带到我们对共同体问题的思考中。不过，我们将个人主义、自由和共同体这样的留在别处去讨论。我们的结论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人必然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个人的自由必须在共同体的相互关系中得以实现。无论它是天然形成的共同体（家族、种族、社区、国家等），还是刻意组织的共同体（政党、教派、协会、俱乐部等等），无论是通过利益关系建立的利益共同体，而是通过符号关系建立的意义共同体或想象共同体。 在我们近代不长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动用了各种各样的力量和技术，除了常规的战争、暴力、恐吓、秘密警察之外，还发明了诉苦、揭发、批斗、谈心、阳谋、掺沙子、忆苦思甜、引蛇出洞、反攻倒算、秋后算账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了瓦解和打碎维系传统社会的种种枷锁，把人们从家族、村庄、老乡会、秘密社会、行会、儒生或者知识分子等等这样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从而加入到为人们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新的共同体中，加入到政党组织中，“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整个政党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唯一的共同体。然而随着全权主义国家的瓦解，传统的共同体又重新复活了，家族群体强化了，原来禁止的修家谱活动复活了，民间的宗教活动也开始兴起了，市场组织也开始慢慢出现了，知识分子开始讨论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人格与良知，各种各样的针对特定群体的俱乐部也出现了。一句话，自由主义者所捍卫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仿佛出现了。 然而，就在这些传统的共同体纷纷复活之际（尽管这种复活被披上了颇具现代色彩的市民社会的外衣），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共同体正在形成。这个共同体既不像家族、社区那样是天然形成的，但是又具有类似于家族的血缘关系或社区的地域关系；也不像组织形成的共同体（如政党、行会）那样具有明确的成员身份的限制，但是也不是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入这个共同体的，它具有类似行会那样的共同利益或者政党那样的共同信念。这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我们对它的历史不甚了解，对它的功能知之甚少，对它的在解决个人自由与共同
如何看待法律职业共同体 一般而言，法律职业共同体由职业的法学家(主要是法学院的教授以及从事法学研究的研究人员们)、执业的律师、检察官、法官们组成。虽然职业不同，职责不一，但是基于共同的事业追求，相同的职业思维，共通的专业语境，统一的知识体系，我们组成了一个与其他职业团体有着明显分界的职业共同体，这就是我们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必然，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正成为我国法治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有着深刻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暗夜中的航行，需要灯塔的指引。有人把法律职业共同体比作暗夜中的灯塔———法官群体当仁不让地成为灯塔顶端的航标灯，律师与检察官筑就了迎风战浪的伟岸塔身，而职业的法学家们则奠定了厚重坚实的塔基。三位一体的通力合作，共同指引着暗夜中的航船。 检察官与律师作为在公平与正义的旗帜下，人们刻意培养的对手，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作用是相似的：以其专业知识提供法律服务，只不过律师服务于社会大众，而检察官则专职服务于政府。但是在他们对抗的场所(主要是刑事审判法庭)，其作用体现的形式确是迥然不同的：检察官致力于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与证据中，疏理出清晰的法律逻辑，锻造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构建起牢不可破的法律长堤；而律师则以其滔滔雄辩为利器，刺击搏杀，以期打乱逻辑体系，斩断证据链条，搜寻溃堤的蚁穴。所以以守为攻的构建，极具攻击力的雄辩就构成了检察官与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独特的两道风景线。 法官作为职业共同体的核心，他的活动“是对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精神的汇合与升华，是整个共同体作用的集中凝聚和最高表达”。职责赋予法官的使命是“礼貌地听问题，聪明地想问题，冷静地回答问题，公正地解决问题”--法庭上不需要法官滔滔的雄辩，不需要法官刻意的构建，法庭需要的是法官理性的思考，需要的是法官理性的判断。所以，理性是法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最明显的标志。 检察官的构建，律师的雄辩，法官的理性，法学家的批判，这些特质共同绘就了我们为之心动的法治图景———追求科学之真，弘扬道德之善，体现艺术之美。 但是这些特质绝非孤立的、排他的、永恒不变的。“司法公正，司法为民”，法庭上法官理性的基石正是唇枪舌剑的雄辩、激情四射的对抗与攻防。另一面，无论法庭上怎样激辨，怎样博杀，最终都将归于心止如水的理性。而这一切都无一例外地源于对法律的评判、思辩、弥补、匡正过程中所孕育出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 所以我们共同体的成员彼此之间应该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所以基于共同的科学精神、伦理道德、专业素质和知识修养，基于对法律、法治的共同认知，基于对规则的共同遵守，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人员应当是互通的，职业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当然，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共同的责任，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使命同样赋予了我们共同的责任，这责任神圣而光荣，这责任就是关注安全，致力于恢复———为了民众的安全，全身心地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当事人恢复———恢复被破坏的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伙伴关系乃至于社会关系，并最终恢复对社会的信心、恢复对环境的满意与认同。 为实现恢复，我们就要摆脱孤立办案、就案办案的积习，把案件放在公众安全的全局中去考量，去诉讼、去辩护、去裁判。要谨记贝卡利亚“只要有一种慈善的力量做引导，就能使罪犯为公共福利服务”的教诲，具备权衡情、理、法的能力，依法断案，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在司法评价的过程中展示道德仁慈的力量，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我们不能过于自信个人的能力，不能本位地夸大自己所处行业的力量，而应集共同体之合力，把诉讼这枚苦果酿成苦尽甘来的美酒，促使当事人握手言和，言归于好，使兄弟情谊依旧，邻里关系如初，伙伴合作延续，侵害得到补偿。 所以，我们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以法律人的正义与良知维护法律尊严、化解社会矛盾、匡助社会弱者、净化社会风气的所有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全，都是在致力于破坏后的重建与恢复。 如果说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那么，致力于恢复则是我们法律职业共同体最为神圣的职责。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意义 刘作翔 2013-03-19 15:43:37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13-02-15 十年前，中国的法学界和司法界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联合召开了一次以“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大概是中国法学界第一次召开的专门的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学术研讨会，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十分广泛的问题，最后还出版了一个文集。十年过去了，当年讨论的有些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有些可能依然存在。 比如在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渐趋共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曾经为全国的司法学校写一本《法理学》的统编教材，当时就涉及到对法律职业怎么界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学界对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哪些职业可以算法律职业，是不清楚的，虽然今天可能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问题，但是当时这些问题是模糊的，比如法学教授是不是法律职业？立法者是不是法律职业？这都是一些问题。大家说立法者是议员，怎么能是法律职业者？但是他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边缘性的、交叉性的职业像法律新闻工作者，我们有大量的法律的媒体，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是做什么的？包括我们司法行政这样一个很大的系统。所以当时很多东西是模糊的。后来我们讨论，说应该确立一个标准，什么标准？怎么确立这个标准？法律职业的标准怎么确定？最终我们大体上形成一个意见，就是凡不能被其他职业所包含的、所吸收的，就是法律职业，采取这样一种剩余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法律职业罗列出来。经典的几大类法律职业像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大家都是熟悉的，也是没有争议的，关键就是边缘性的怎么来认识？后来统一司法考试产生了，基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责任 暗夜中的航行，需耍灯塔的指引。有人把法律职业共同体比作暗夜中的灯 塔 -------- 法官群体当仁不让地成为灯塔顶端的航标灯，律师与检察官筑就了迎 风战浪的伟岸塔身，而职业的法学家们则奠定了厚重坚实的塔基。三位一体的 通力合作，共同指引着暗夜中的航船 每一名法律人首先应当牢记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的那个警句“人民的 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 安全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人们的安全源自于他们对固有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工作环境以及交往、交易环境的满意与认同。这些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刑事犯罪、民事违约、行政滥权等等，人们处在一个支离破碎的陌生环境之中，就会丧失安全感而惶 恐终日，就需要借助丁?外在的力量来恢复遭受破坏的环境，在法治社会中，这种外在的力量就是法律，而推动这个力量的就是我们 -----------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 那么，什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质与职责又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法律职业共同体由职业的法学家（主要是法学院的教授以及从 事法学研究的研究人员们）、执业的律师、检察官、法官们组成。虽然职业不同，职责不一，但是基于共同的事业追求，相同的职业思维，共通的专业语境，统一的知识体系，我们组成了一个与其他职业团体有着明显分界的职业共同体, 这就是我们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暗夜中的航行，需耍灯塔的指引。有人把法律职业共同体比作暗夜中的灯 塔 -------- 法官群体当仁不让地成为灯塔顶端的航标灯，律师与检察官筑就了迎 风战浪的伟岸塔身，而职业的法学家们则奠定了厚重坚实的塔基。三位一体的 通力合作，共同指引着暗夜中的航船。 从专业分工的视角，我们的职责是不同的。法学家是为进入共同体颁发通 行证的。他们肩负着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培育法律思维的责任。而 他们更神圣的职责则是站在法律评判者的立场，以冷静理性的目光审视法律， 对法律的疏漏进行弥补，对法律的谬误进行匡正，确保法律展示出正义的力量。所以批判是法学家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有别于其他组成部分的最显著标志。 检察官与律师作为在公平与正义的旗帜下，人们刻意培养的对手，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作用是相似的：以其专业知识提供法律服务，只不过律师服务于社会大众，而检察官则专职服务于政府。但是在他们对抗的场所（主要是刑事审判法庭），其作用体现的形式确是迥然不同的：检察官致力于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与证据中，疏理出清晰的法律逻辑，锻造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构建起牢不可破的法律长堤；而律师则以其滔滔雄辩为利器，刺击搏杀，以期打乱逻辑体系，斩断证据链条，搜寻溃堤的蚁穴。所以以守为攻的构建，极具攻击力的
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共同追求法治梦想 摘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法治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离不开法律职业的发展，这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司法系统如法官检察官等的职业建设，也包括社会属性较高的律师等其他法律职业的更为完善体系化的职业建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和谐的发挥他们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共同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同感，共同追求法治梦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虽然具体的职业角色不同，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法律信仰和价值目标，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加强三者之间的沟通合作，共建积极和谐的法治服务平台一直是法治建设的努力方向。为了给律师和检察官的沟通提供渠道，广州很早的就开展的了案管工作，虽然广州市检察院的办公场所非常紧张，但他们还是把对着马路的最好的位置拿出几百平方米，建成了案管大厅。浙江高院也专门与律协签署《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的意见》，搭建沟通协作平台。 现在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法治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如强世功所说，法律只有成为一门稳定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才能独立于大众感知的道德和变动不居的政治意识形态获得自主性，只有具备与众不同的思维逻辑和法律技艺，才能掌握在法律共同体的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是职业上、知识、职业符号以及伦理上的共同体，成员们拥有法律职业，共同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教育背景，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在服饰和法言法语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点。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