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冯培红 王兰平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200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百周年,国内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学术庆祝活动,以纪念敦煌宝藏的伟大发现,进一步弘扬敦煌文化。本文对2000年国内敦煌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学术成果分类加以概述,以展现百年之际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成果与水平。关键词:2000年 敦煌学研究 概述
中图分类法:K 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01)02-0118-20自从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破壁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国内外学者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争相研究,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且成为上个世纪的学术新潮流。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钻研,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展。200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百周年,为纪念藏经洞这一伟大文化宝藏的发现,在中国北京、兰州、香港、敦煌等地举办了一系列的敦煌学学术研讨会,既对上个世纪的敦煌学研究作了回顾,检阅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水平;又对21世纪敦煌学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和规划,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2000年中国敦煌学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一定的进展,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出版了很多著作、论文,敦煌学研究呈现出颇为活跃的局面,敦煌学作为一门以地名学的学科仍显示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2000年敦煌学研究共发表论文约250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90余部,《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专业期刊定期出版,为敦煌学成果的发表提供了稳定的园地。总的来看,2000年敦煌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配合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发表了一批研究藏经洞与百年敦煌学史的论文;二是在各地所藏敦煌文献资料的陆续公布之后,吸引学者们对之争相研究,产生了新的成果;三是在敦煌石窟研究和保护上的进展,进一步深入;四是对敦煌宗教文献与宗教史的关注,拓深了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四是运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五代敦煌史地,仍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五是在敦煌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上继续前进,有所拓展。下面我们试就以上诸方面对2000年敦煌学研究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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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总结过去的目的就是要发展未来,21世纪敦煌学的发展更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荣新江
《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辞海新知》,上海辞书出版社)和高启安《敦煌学
———21世纪涛声依旧》(《东方》3期)二文探讨了21世纪敦煌学发展的趋势,肯定了敦煌学在
新的世纪仍是学术的新潮流。沈卫星《敦煌学研究呈现五大新趋势》(《光明日报》6月30日)
和柴剑虹《谈谈敦煌学》(《北京日报》8月14日)等都对敦煌学的总体发展进行了论述,并指出
了今后敦煌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余欣《人文视野中的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期)站在世纪之
交和人文视野的角度,对“敦煌学”是否为一独立学科、学科性质等再次提出了疑问,进而认为敦煌学的发展方向应该走开放之路和跨学科的研究。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介绍了解放前北京大学开展敦煌学研究的历史,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敦煌学,对敦煌写卷的保护、研究作出了贡献。之后,北大学人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实地考察敦煌石窟。可以说,对敦煌资料的重视和研究,与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关于敦煌石窟与敦煌文献的研究,回顾与展望仍是学者们讨论的主题。樊锦诗《敦煌石窟
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6期)全面回顾了敦煌石窟走过的百年研究历程,
分解放前、解放后至1976年、80年代以后等三个时期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并指明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研究特征,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调查、登录与公布石窟资料,第二阶段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的研究,第三阶段迎来了敦煌石窟研究的繁荣期,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的石窟研究者在石窟调查、遗址清理发掘、石窟断代与分期、石窟内容与历史研究等方面进
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马世长《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文物》8期)也分阶
段回顾了敦煌石窟考古的历史,特别详细介绍了60年代以后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工作与贡
献。荣新江《敦煌文献:新材料与新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1辑)则对21世纪敦煌文献研究
进行了展望,提出要重新发掘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邓文宽《敦煌
文献研究的世纪回眸》(《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分宗教、历史、地理、
文学、语言文字、科技、中西文化交流、儒家经典等多个方面,介绍了敦煌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回顾了20世纪海内外学者敦煌文献研究的历程,并对21世纪敦煌学研究提出了三条具
体的建议。在敦煌学研究方法上,荣新江《〈鸣沙集〉自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4期)介绍了
本书收录的作者近年来的论文、回顾与展望以及大量的书评,按照作者的说法,本集所收的内容大体分为敦煌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问题,尤其是作者专门探讨了敦煌学应该注意到学术规
范的问题。胡同庆《〈鸣沙集〉评介》(《敦煌学辑刊》1期)一文对该书所收29篇论文逐一评论,
也认为该书的出版与相关的评论,对敦煌学界的学风与学术研究方法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该书还有赵和平的评论(《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也肯定了该书的出版对未来敦煌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了《敦煌研究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了作为敦煌学专门研究机构的敦煌研究院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齐陈骏的《廿年回顾与展望》(《敦煌学辑刊》1
期)一文回顾了兰州大学主办的《敦煌学辑刊》二十年来的创业历程,该刊作为国内创办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对敦煌学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信息交流中心之一。《光明日报》于2000年9月5日辟出敦煌学学术专版,介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规划,同时还发表了一些敦煌学专家对新世纪敦煌学?
02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的发展的新见解。陈宗立、郑本法《教育部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全面开展敦煌学研究》一文全面介绍了教育部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状况,认为应该将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的科学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郑炳林《培养复合型敦煌学研究人才》认为今后敦煌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题研究的继续和多角度利用敦煌学资料的综合研究,二是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艺术的结合研究。针对这一趋势,他指出敦煌学人才应注重对复合型的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才能担当得起今后敦煌学研究的重任。樊锦诗《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几点思考》认为应加强石窟考古第一手资料的系统收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面综合研究和更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王冀青《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以敦煌学史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为例》指出对20世纪初年世界各国的考古探险家们的考古档案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随着世界各国对考察家敦煌考古档案的不断公布,敦煌学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可以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对这些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促进敦煌学其他领域内的学术发展。
关于“敦煌学”一词的发明权,究竟是中国学者陈寅恪在1930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
序文时所创,还是日本学者最早发明的,王冀青《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期)
根据对日本早期敦煌学档案史料的考察,指出1925年石滨纯太郎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通过对其他敦煌学史的档案文献的调查研究,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日本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该词最早产生于日本,为石滨纯太郎所创,推翻了陈寅恪1930年始创的旧说。撰文纪念或评价国内外著名敦煌学者及其与敦煌学有关人物的论文也有不少。陆庆夫
《常书鸿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期)介绍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始人常书鸿先生的生平事
迹,高度评价了他扎根敦煌、研究敦煌艺术的伟大业绩。敦煌研究院的两位著名的敦煌学专家史苇湘先生和孙修身先生于今年初相继去世,前后相隔十天,这是敦煌学界的巨大损失。马德连续发表了3篇纪念史苇湘先生的论文,《一代尊师 学界楷模———史苇湘先生的献身精神与
学术成就》(《敦煌研究》3期)、《史苇湘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艺术巨匠
学界宗师———怀念史苇湘老师》(《甘肃画报》3期),详细叙说了史苇湘先生在壁画临摹、资料
调查与敦煌学研究理论等三个方面的贡献,他说无论在哪一方面史先生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高度评价了史苇湘先生对于敦煌学研究事业的杰出成就与深厚感情。
杨富学《孙修身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对孙修身先生在敦煌佛教东传史迹壁
画、中国与南亚历史文化关系、莫高窟经变画、《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版本、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以及甘州回鹘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作了叙评,高度评价了孙修身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俄国著名敦煌学专家丘古耶夫斯基也于今年6月在圣彼得堡去世,蒋维崧《丘古耶夫斯基与敦
煌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一文高度评价了丘古耶夫斯基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王冀青《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亻去卢文文书》(《敦煌学辑刊》1期)利用在英国国
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发现的档案资料,对英国著名敦煌学家拉普生及其弟子布娄整理考释斯坦因所获的亻去卢文文书的学术活动进行了介绍,肯定了拉普生和他的法国合作者塞纳、波耶
尔、布娄等人的功绩。陈民《松本荣一先生与敦煌学研究》(《敦煌研究》3期)则对本世纪上半
叶日本的一位杰出的敦煌学专家松本荣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位以《敦煌画的研究》一书闻名于世的学者没有来过敦煌,但却写出了他的这本博士学位论文,而这本在早期写出的名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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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今仍未有人超越。该文列举了松本先生的论文目录,使我们对这位富有才华却颇为怪异的敦煌学人物有了全面的了解。除了对敦煌学作出过贡献的学者纪念之外,还有论文介绍了20世
纪初到敦煌考察盗宝的人物,刘进宝《华尔纳及其敦煌考察团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
期)对美国探险家华尔纳来华在敦煌莫高窟、黑城与甘肃泾川等地盗掠壁画、彩塑等文物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抨击,同时对哈佛燕京学社的创立也作了考证。廖霞编译了俄国著名敦煌学家
孟列夫的《塞缪尔?马蒂洛维骑?杜丁》(《敦煌学辑刊》2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位被漠视的敦煌
劫宝人,杜丁是两次随同鄂登堡敦煌吐鲁番探险队的成员,对敦煌吐鲁番文物流失史的研究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2000年在北京、兰州、香港、敦煌等地都举行了关于敦煌学的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了许多学术论文。关于这些会议的报道不少,而重点介绍会议论文内容
的却极少。王腾《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历史文献组综述》(《敦煌学辑刊》2期)对在敦
煌莫高窟召开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进行了综述介绍,该次会议规模庞大,提交论文很多,分为艺术考古、历史文献、宗教文化、语言文字等四个大组,该文专就历史文献组提交的51篇论文进行了介绍。
二、敦煌文献
随着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所藏的敦煌文献的不断影印刊布,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研究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首先,在敦煌文献资料的刊布与编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1、12、13册和《俄藏敦煌文献》第12、13、14、15册;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浙藏敦煌文献》,收录了201个卷号。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上海龙华古寺和《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
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
(中国国家图书馆),精选了97幅反映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概貌的图版。在编目方面,施萍婷、邰惠莉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基础上,经
过多年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中华书局),对王重民目录作了精心的校勘和增补,在有些文书的定名上更为准确。方广钅昌《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宗教文化出版社)继翟理斯目录和荣新江《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77)》之后,对斯坦因6981号之后的英藏文献编制了目录。
荣新江《甘藏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3期)介绍了甘肃收藏敦煌文献的数量及内容。王倚
平、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藏敦煌经卷概述》(《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逐一介绍了湖北省博物
馆所藏的31件敦煌文书,使国内的敦煌文书小收藏品为研究者所了解,这对于全面认识敦煌
文献有益。白化文连续发表《敦煌学原材料研究与书刊的图书馆编目问题》(《
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中国学术界对敦煌文献所作的图书馆编目与整理工作———中国敦煌学目录和目录
工作的创立与发展》(《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等论文,从敦煌文献与图书编目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郑阿财、朱
凤玉主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收集了1908—1997年间海峡两岸及东
亚地区学者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旁及海外汉学家的研究目录,共收录敦煌学研究的专著、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及报纸论文等约达12000种。此书资料丰富而广泛,对敦煌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荣新江《敦煌文献与古籍整理》?
22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还专门探讨了敦煌文献与古籍整理之间的关系。
其次,随着敦煌文献的公布与各种目录的编制,对于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荣新江《敦煌文献整理校录琐议》(《光明日报》9月5日)强调了整理校录敦煌文献
的重要性,要使之成为象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权威定本,以供学术界研究之用。张涌泉
《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水平的当务之急》(《光明日报》9月5日)从敦煌文献的自身特征出
发,指出研阅敦煌文献有三大障碍,即俗字、俗语词及佛教文献等,造成了研究者的困难,敦煌学界当务之急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编出一本规模更大、收词更广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成为敦煌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书,来提高敦煌学研究的水平。
具体到敦煌文献的研究上,无论是对各国或国内各地所藏敦煌文献的单篇研究,或者是对敦煌文献的综合研究,都有许多研究论著问世。
对新公布的敦煌文献进行研究,是全面整理研究的先决条件。俄藏敦煌文献大多是首次公布的新材料,对单篇文书的研究近年来较多。荣新江《俄藏敦煌写本〈唐令〉残卷(Дx.3558)
考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3期)对新出的《俄藏敦煌文献》收录而误题为《道教经典》的Дx.3558文书进行考证纠错,定其为《永徽令》之《台省职员令》与《祠令》,并对该唐令进行了推补,考证了年代、篇目排序等问题,为复原唐令作出了贡献。黄正建《关于17件俄藏敦煌占卜文书
的定名问题》(《敦煌研究》4期)对《俄藏敦煌文献》中收录的17件占卜文书进行了重新定名。
陆离《俄、法所藏敦煌文献中一件归义军时期土地纠纷案卷残卷浅识———对Дx.02264、Дx.
08786与P.4974号文书的缀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期)对分藏于俄、法两国的一件归义军时
期的土地纠纷案卷文书进行了拼合,并考察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国内学者还翻译了俄
国的两本敦煌学著作,王克孝翻译了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汉文文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书中主要集录了73件俄藏敦煌经济文书,并对文书中出现的有关词语进行了简单的考释;西北师
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发表了《〈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译者前言》(《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
一文,介绍了俄国著名敦煌学者孟列夫主编的《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一书,将其译成汉文,
便利了国内学者的利用;柴剑虹也发表了对该书中译本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回忆
了该书中译本出版的艰难过程,同时还择要对《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原书及中译本内容本身谈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
去年刚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对这一部分文书的整理研究,韩惠言《甘藏敦煌汉文文
献概况》(《敦煌学辑刊》2期)一文介绍了甘肃藏敦煌文献的具体收藏单位、文献数量、装帧形式,并初步考证了文献的来源与真伪、书法特色与内容价值等。邰惠莉《甘肃藏非敦煌文献的
真伪、来源及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期)对《甘肃藏敦煌文献》附录中所收的非敦煌文献、
未收入书中的赝品及误为敦煌写经的后人抄写的唐碑文进行了考证研究,剔除了假造的敦煌写经,这对于敦煌文献的辨伪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另外,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了《敦煌
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
(甘肃民族出版社),收录了有关敦煌研究院院藏敦煌文献的研究论文30余篇,后面附有杨森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论著目录》,为其每篇文书的研究信息。
宋家钰、刘忠编的《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既有他们对敦煌汉藏文文献的考释,也有其他多位学者研究英藏敦煌文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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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文。荣新江《〈英藏敦煌文献〉定名商补》(《文史》3辑)对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
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一书中有些文书的定名进行了重新考订,共涉及到所有14个卷目的94篇文书,不仅进行了新的准确定名,而且还说明理由,注明出处。郝春文《英伦研读敦煌文
献原件札记———研读原件对全面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意义》(《敦煌研究》2期)通过他在英国
国家图书馆整理英藏敦煌文献的体会,指出研读原件对于准确全面地释录敦煌文书和认识文
书与卷子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他的另一篇论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遗(二)》(《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则对《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再次作了拾遗补缺,使社邑文书的收集释证
更臻完美。孟宪实对该书发表了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首先从资料角度对《敦煌社邑
文书辑校》一书资料收集情况作了介绍,认为该书是目前有关敦煌结社资料最集中的资料汇编,同时还对该书作者在对整理这些资料上所作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忠实公允的评价。施安昌
《故宫藏敦煌己巳年樊定延酒破历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对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酒破历文书进行了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0年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上发表了3篇敦煌文献研究的论文,考释一些具有双重含义的词汇,如朱雷《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唐沙、伊州文书中“地水”、“田水”名义考》对敦煌文书中经常出现的“地水”一词进行释义,认为地水亦作田水,但在P.3964号文书中的地水却是狭义上的含义,专指灌溉用水;刘进宝的《试释敦煌文献中的“指扌为”》则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指扌为”一词作了考证,区分了做动词与名词使用时指扌为的不同含义,认为名词含义上的指扌为即官名指挥使,他同时还对“指扌为户”进行了探讨;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关于唐代家具的一点思考》对P.3161号文书中出现的古代家具及“家具”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考
证。孙福喜《论敦煌写本曷鸟冠子》(《敦煌研究》4期)经过辨伪考察,认为敦煌所出唐写本子书
《曷鸟冠子》残卷实为伪作。吴丽娱《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与郑余庆元和书仪》(《
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首先肯定了敦煌P.2967《丧礼服制度》文书对《唐礼图》在史料学和目录学上的重要意义,其次指出该文书对研究中古时期丧服制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并联系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赵和平《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的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62辑)对Дx.1458、Дx.3875、Дx.3870、Дx.1467、Дx.3902、Дx.3849、Дx.3905、Дx.3814和Дx.3917号文书《晚唐时代吉凶书仪》,在其前文《晚唐时河北地区的一种吉凶书仪》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份书仪抄写的年代上限可以确定在晚唐时代,同时还得出这份书仪是从中原抄成携回敦煌的观点。许建平对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发
表了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认为该书有卷子收集齐全、底本选择优良、对校本子众多、校记翔实等优点,同时也对该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张艳云《文明判集残卷探
究》(《敦煌研究》4期)专门研究了《文明判集残卷》这件法制文书,探讨了唐初法律制度及其司
法意义。杨际平《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期)对敦煌所出的一些放妻
书文书进行研究,是研究中古敦煌妇女生活与社会地位的成果。黄正建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对俄藏占卜文书进行定名之外,还发表了《有关〈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续录〉
中占卜文书的定名等问题》(《文献》3期)。荣新江整理了陈寅恪的《〈敦煌零拾〉札记》(《
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认为通过这项整理工作,我们可以知道从1927年至1931年陈寅恪先生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中印关系和西北史地,所用的材料主要是敦煌新发现的内典和俗文学作品,以及梵文、巴利文、藏文文献和蒙元史料,其学术意义极为重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
42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当把陈先生放在“国学大师”的圈子里,而应当全面继承他留给我们的丰富文化遗产。杨森《浅
谈敦煌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抄本》(《敦煌研究》3期)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4件唐代墓碑、墓志铭
抄件进行分析探讨,并指出其对于研究唐史和敦煌史地的参考价值。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
吐蕃史文献译注》
(甘肃教育出版社)对出自敦煌石窟的古藏文吐蕃史文献进行了汉文译注,包括藏文原文、汉文译文及词语注释550条、人名地名事件笺证270条,以及有关的索引、附录等,为研究吐蕃早期历史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珍贵资料。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研究概况及存在
的问题》(《民族研究》2期)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西域所出的回鹘文契约文书的整体研究状况,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弱项。
在敦煌地理文献的研究上,荣新江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有关书评。《敦煌地理文献
的价值与研究》(《书品》3期)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地理类文书,认为它们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
研究价值。他的《敦煌本〈贞元十道录〉及其价值》(《中华文史论丛》63辑)一文,对P.2522《贞
元十道录》所存的剑南道十二州进行了介绍,认为这一残存仅16行的文书,不仅保存了《贞元十道录》的本文,而且还保存了其书写体例与形制,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他还发表了对李
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该文从诸卷源流、录文校勘
和古典今事的考信与辨证等三个方面对《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是今后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和参考书。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四六四八号的写
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14辑》
)考证了P.4648号僧人行记文书的写作年代为后唐时期,并对该僧人往五台山行记中涉及的道路交通问题阐述了史料价值。
对敦煌文献中的科技类文献的研究,陈明连续发表了3篇梵文于阗文医典文书研究的论
文,《敦煌梵文于阗文医典耆婆书中的“十味酥”药方解读》(《中华文史论丛》63辑)解读了藏经
洞出土的一件于阗文和梵文双语文书《耆婆书》中的“十味酥”一词,指出这一药方既有对古代印度医学的继承,又有自身的地域特色。其他是对两部印度医典的研究,《印度梵文医典〈药理
精华〉及其敦煌于阗文写本》(《敦煌研究》3期)解读了藏经洞出土的一件用于阗文书写的印度
医典《医理精华》,阐述了其作者、性质、内容、各种文本和研究情况,肯定了它在中印医药文化
交流史上的重要价值。《〈医理精华〉:印度古典医学在敦煌的实例分析》(《敦煌吐鲁番研究》5
卷)一文以《医理精华》为实例,结合比较敦煌出土的汉文医药资料,对印度古典医学在敦煌的
影响与流变进行分析,得出重要的结论。王继如《P.3303号印度制糖法的释读》(《敦煌研究》4
期)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的文书残卷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与过去研究者不同的看法。邓文宽
《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敦煌研究》3期)在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和《敦煌吐鲁
番出土历书》二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3篇新公布的敦煌具注历日文书。他还发表了《跋
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文物》1期)一文。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
(《中国文化研究》1期)和罗见今、关守义《敦煌、居延汉简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文史》1辑)等二文则对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汉简中的日书进行了研究,也应属于敦煌学的范围。《文物》5期上刊发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一组敦煌悬泉汉简的论文,如《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介绍了新掘获的总数达23000余枚的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的发掘状况、简文内容及其史料价值等。何双全《敦
煌悬泉汉简释文修订》(《文物》12期)对前面提到的部分释文错误之处进行了修订。
最近,经过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又出土了新的敦煌文献,彭金章、王建军《敦煌
?
52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期)对莫高窟北
区洞窟考古新发现的多种少数民族文献及其发现经过、数量、收藏单位等作了叙述,这为敦煌文献除藏经洞以外的文献来源提供了新的依据,意义极为重大,而且北区文献包括了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梵文、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文、婆罗迷文等,尤其是回鹘文木活字的出现,说
明敦煌文献可能是北区印刷的。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3
期)详细地介绍了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较为丰富的西夏文文献,有世俗书籍、文书、刻本佛经、活字版佛经、题记和其他文献,不仅版本多样,而且许多是海内孤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彭金
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附录部分共收5篇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译释研究的论文,即:雅森?吾守尔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史金波的《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黄颢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段晴的《敦煌新出土的叙利亚文文书释读报告》、张铁山的《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和翻译》。
其他方面,《法国汉学》第5辑“敦煌学专号”(中华书局)和《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敦煌
学新研”都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念专号,收录了法国学者关于敦煌学研究
的论文多篇。汤建平等在《中州学刊》上发表了5篇关于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笔谈文章(《
中州学刊》1期),其中提到了敦煌出土文献与唐代文献研究的关系。
三、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
在敦煌石窟考古方面,除了上文提到樊锦诗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几点思考》、马世长的《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之外,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编纂的《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和《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之《石窟艺术卷?上、下》等论文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还承担了《敦煌石窟全集》的编纂撰写任务,目前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了多卷,如李永宁的卷3《本生因缘故事画卷》、贺世哲的卷7《法华经画卷》、殷光明的卷9《报恩经画卷》、孙修身的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刘玉权的卷19《动物画卷》、谭蝉雪的卷25《民俗画卷》和马德的卷26《交通画卷》等,分专题对敦煌石窟中的壁画雕塑等进行了介绍,
附有详细的图录介绍与概要的论述。马德还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敦煌石窟知识辞典》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书。更为重要的是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的出版,莫高窟北区共有248个窟,大多为僧房窟、瘗窟,窟内很少有壁画。本书第一卷为北区第1至94窟的考古报告,并附有北区出土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如回鹘文、西夏文、藏文、叙利亚文文献的译释研究论文。沙武田《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
题———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敦煌学辑刊》1期)经过考证,认为莫高窟第130窟是
宋代曹氏归义军末期曹宗寿主持兴建的大窟,该文进而对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曹氏归义军晚
期的说法又添一证据。他还发表了《莫高窟“三清宫”漫议》(《敦煌研究》2期)一文,对与王道
士相关的下寺三清宫及上、中寺进行了考证。张先堂《唐宋时期敦煌天王堂寺、天王堂考》(《
’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对流行于敦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进行考察,重点考证了与之相关的天王堂寺和天王堂。谢继胜《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
问题》(《中国藏学》3期)、《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续)》(《中国藏学》4期)对敦煌?
62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莫高窟北区第465窟的年代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专门的探究。关于北区洞窟,荣新江发表了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敦煌研究》4期),对彭金章、王建军合作的新著《敦
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作了评论,作者特别注意到北区出土的一批用多种语言文字书写
的文献的价值,对它们作了详细的评价。另外,刘建华《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五十年》(《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一文对敦煌石窟有专门的论述。殷光明出版了《北凉
石塔研究》(台湾新竹财团法人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一书,利用酒泉、敦煌、吐鲁番等地出
土的十余座北凉时期的石塔,对该石塔及其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佛教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细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分十一章,分别论述了北凉石塔的发现和诸塔概况、纪年塔的年号和年代、分期、造型来源和用途、发愿文、塔肩造像、塔腹经文、塔基造像、北凉石塔的造像特征和艺术、北凉石塔与河西早期石窟的关系等问题。
在敦煌壁画艺术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艺术品》Ⅳ,共收录了自北凉至元代543帧莫高窟洞内景图片,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史研究》第2辑上刊载了3篇关于敦煌佛教图像学的研究论文,如金维诺的《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结合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书,对敦煌壁画、文书与吐蕃佛教图像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颇有新意;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粟特神礻氏图像的再考察》运用了图像学的方法对敦煌白画中粟特神礻氏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达埃纳女神的图像特征、粟特娜娜女神的图像志、粟特及敦煌的娜娜信仰与白画中娜娜神图像等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王惠民《敦煌隋至唐前期药师图像考察》分上、下两篇对隋代、初盛唐时期的敦煌药师图像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流传下来的药师图像和文献资料是我们了解隋代至
西夏时期敦煌宗教信仰的宝贵资料。王惠民还发表了《武则天时期的密教美术》(《’98法门寺
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一文,用图像与文献相印证的方法,探讨了流行于武则天时期的各种密教观音造像,并考察此时期敦煌密教图像洞窟的时代特征及其意
义。王泽庆、王茵《敦煌壁画中的唐僧取经图》(《美术观察》3期)探讨了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唐
僧西行取经图,比《西游记》时代要早得多。沙武田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又连续发表了关于敦煌壁画底稿的系列论文,《S.P.172与莫高窟五代宋窟顶壁画关系试论———敦煌壁画底稿研究
之三》(《敦煌研究》3期)继其对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弥勒下生经变等壁画底稿的研究之后,又对S.P.172白描稿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画稿是曹氏画院早期被改造用作设计绘制莫高窟第98、100、108等窟窟顶壁画的底稿,同时还探讨了其作为敦煌壁画底稿的一些特点。《S.P.76维摩
诘经变稿试析———敦煌壁画底稿研究之四》(《敦煌研究》4期)认为S.P.76白描稿是敦煌壁画
底稿《维摩诘经变稿》,此稿是莫高窟第98窟《维摩诘经变稿》的壁画底稿。胡戟《盛唐的莫高
窟艺术》(《胡戟文存?隋唐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介绍了盛唐时期莫高窟开凿的96个洞窟及其壁画的艺术价值。对敦煌净土变的研究也发表了两篇论文,日本学者山崎淑子《初唐
敦煌莫高窟大幅净土变之建筑图———试论贞观时期和武则天时期莫高窟的某些特点》(《西北民族研究》1期)认为探讨莫高窟壁画在初唐时期发生变化的规律,在研究唐前期佛教艺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文首先把第220窟和第335窟作为标准洞窟,探讨了贞观年间和武则天时期的洞窟造型特点,把初唐莫高窟壁画分为接近贞观年间或接近武则天时期的两大类,着重论述了反映在建筑图的画功特色,这对今后的相关研究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基础意义。魏文捷翻译的英国学者龙安娜的论文《从净土图到纸花———敦煌藏经洞出土绘画材料的价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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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敦煌研究》3期)则是对敦煌绢纸画净土图的研究,根据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时期的绘画材料,认为其材料的选择并不相同,绢画印制精美,纸画较为廉价,这反映了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分别绘制不同的绘画。学者们还特别关注对敦煌艺术与外来艺术的比较研究,探讨敦煌艺术与粟特、印度等地艺术的关系。刘波《敦煌与阿姆河流派美术图案
纹样比较研究》(《敦煌研究》3期)通过对敦煌联珠纹、忍冬纹、棕榈纹、莨苕纹、桃形纹、北魏刺
绣纹与立兽等图象和阿姆河流派艺术进行了比较,讨论了敦煌美术装饰图案的外来影响问题。
张惠明《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象及其来源》(《敦煌研究》4期)研究认为,莫高窟第
61窟的“五台山化现图”的底本来自中原,该文从莫高窟中唐时期的五台山化现屏风图内容比较、图象的来源、中原早期底本的文殊骑狮图像及其来源传说等,论述了该图早期的底本形式,特别是其图像的来源受到了粟特艺术的影响。李静杰所译的宫治昭《斯瓦特的八臂观音救难
坐像浮雕———敦煌与印度的关系》(《敦煌研究》3期)一文介绍了“八臂观音救难坐像”浮雕很可能出自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雕像中观音的像容及周围诸难救济的内容,表现了连接印度和敦煌佛教美术的特征,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刚《南北朝时期敦煌壁画中的装饰
手法》(《敦煌研究》3期)探讨了南北朝时期敦煌壁画中的装饰手法,认为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无论在章法结构、赋色渲染和造型处理等各个方面,都是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受西域民族文化和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装饰艺术手法。张朋川《从敦煌写经和壁
画看中国卷轴书画格式的起源和形成》(《文物》8期)刊用敦煌出土的写经与屏风式壁画等实
物资料,上溯汉简,下连唐宋卷轴书画,对中国卷轴书画格式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作了详尽系统的探讨。甘肃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了谢生保的4本关于敦煌壁画故事的通俗读物:
《灵异圣迹———敦煌壁画史迹故事》、《今世果报———敦煌壁画因缘故事》、《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另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图案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艺术的敦煌———吴健摄影集》。
关于佛教美术考古方面本年度出版了杨泓的《汉唐美术考古与佛教艺术》
(科学出版社)和巫鸿主编的《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
(文物出版社)二书,其中收录了一些关于敦煌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的论文。李力《“汉唐之间的艺术与考古”国际学术合作项目及第一次研讨会
纪要》(《文物》5期)介绍了这次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会议内容。马世长、李崇峰《北京大
学与中国佛教考古》(《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议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北大佛教石窟考古的调查研究分三个阶段进行了介绍,其中敦煌石窟考古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还有学者研究敦煌乐舞艺术,考察了敦煌壁画中的乐器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舞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金荣的专著《敦煌石窟乐舞艺术》。刘永增《“蝉折之笛”与所谓“义觜
笛”、“异形笛”》(《敦煌研究》4期)对敦煌壁画中的横笛进行了考证,认为并非义觜笛或异形
笛,而是蝉折之笛。庄壮《试论敦煌壁画音乐艺术的美学观》(《敦煌研究》4期)从音乐理论研
究入手,从音乐对应排列、乐器造型多样、音色混合配置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敦煌壁画音乐艺术中的美学观。贺小萍翻译日本学者水原渭江的《释北京图书馆藏敦煌舞谱残卷(N o.820)的舞
辞“皇”》(《敦煌研究》3期)一文,根据敦煌出土的一件舞谱残卷,考察了唐代民间流行的一种舞蹈“皇舞”,这是头戴神冠,身着鸟羽装束,按舞蹈节拍上下晃动权杖,或边跪踞、边上下摇动手掌的环舞。
郑汝中编纂了《敦煌写卷行草书法库》(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时还发表《行草书法与敦
?
82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煌写卷》(《敦煌研究》4期)一文,结合敦煌写卷与楼兰纸质文书,探讨了行草书法的形成、演变与特征等问题。
为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总结敦煌石窟的文物保护工作,《敦煌研究》2000年第1期刊发了石窟保护专版。樊锦诗《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对敦煌莫高窟的保存现状、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进行了介绍,提出了六点体会。李最雄《敦煌石窟的保护现状和面临的任务》详细介绍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七大现状与今后工作的七大任务,对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工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期刊登的敦煌石窟保护论文还有孙儒亻间《回忆石窟保护工作》、汪万福等《敦煌莫高窟的风沙危害与防治研究》、石玉成等《敦煌莫高窟地震安全性评价》、袁道阳等《敦煌莫高窟地区断裂新活动特征及其对石窟的影响》、王进玉《敦煌石窟合成群青颜料的研究》、徐淑青等《莫高窟第85窟现状调查评估》、樊再轩《莫高窟第九十四窟病害壁画的修复报告》、张伯元《浅谈莫高窟石窟档案的编制》、李天健等《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石窟档案管理系统的研制与应用》、李树若《榆林窟第六窟整修报告》、樊锦诗与李传珠合作的《锚索新技术在榆林窟岩体加固工程上的应用》、王旭东与李最雄合作的《安西榆林窟的岩土工程问题及防治对策》,以及刘刚等人所著的《莫高窟85窟气象环境的监测研究》、《敦煌壁画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的目标与实现》、《敦煌壁画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的平台建设》等论文,对莫高窟、榆林窟的防沙、防震、防治病害及岩土加固工程、石窟档案建设和计算机技术在壁画保护上的应用等提出了积极的防治对策。
四、敦煌宗教
在世纪之交,多数学者指出敦煌宗教问题的研究将是21世纪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对佛教、道教,还是对摩尼教、祆教、景教的研究,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敦煌研究院编
辑出版了《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之《宗教文史卷?上、下》
(甘肃民族出版社)。杨富学翻译了德国学者茨默的《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研究》2期),指出20世纪初德国向中国新疆地区派遣了4次探险考察队,获得大量敦煌吐鲁番回鹘文文献,其他各国也有不少回鹘文文献入藏,其中宗教文献部分包括佛教、摩尼教、景教等,该文对1970年以来以德国、日本为主的回鹘文宗教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总结回顾。
在敦煌佛教研究方面,杨富学发表《敦煌文献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贡献》(《
世界宗教研究》2期)一文,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文献,并将之与正统佛典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了敦
煌佛教文献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上的巨大贡献。林世田、申国美出版了《敦煌密宗文献集成》
(3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收集了敦煌文献中的密宗文献。杨富学还与王
书庆合作发表了《唐代长安与敦煌佛教文化之关系》,以及荣新江的《法门寺与敦煌》
(二文均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晚唐京城长安与西陲敦煌两地间的佛教文化往来,揭示出丝绸之路东西佛教文化交流的实况。牛汝极《敦煌吐鲁番回
鹘汉译疑伪佛典》(《敦煌学辑刊》2期)专门论述了敦煌吐鲁番发现的9件回鹘文汉译疑伪佛
典,并对每一件文献的收藏单位编号、整理者与研究成果进行了说明介绍。他还出版了《回鹘
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佛教文献》
(新疆大学出版社)一书。白化文在评介方广钅昌《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一书时(《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对方氏在敦煌佛教文献上所
作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历代法宝记》是重要的敦煌佛教文献,张子开《敦煌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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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历代法宝记〉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期)先介绍了日本、韩国及西方学者对《历代法
宝记》的研究状况,其次介绍了国内学者关于《历代法宝记》的研究成果。徐文明《智诜与净众
禅系》(《敦煌学辑刊》1期)则对杜斗城的《〈历代法宝记〉与蜀地禅宗》一文的观点进行重新评
论。李德龙《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6期)评介了日
本学者在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研究上的贡献。邰惠莉《敦煌写本〈佛图澄所化经〉初探》(《’98
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对青山庆示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的一件《佛图澄所化经》文书进行校释,并考证其产生于463年左右,以及该经的性质、用途、影响和
反映的民间信仰等问题。张总《〈阎罗王授记经〉缀补研考》(《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一文对敦
煌出土的《阎罗王授记》经本进行了缀合研究,同时在年代考订方面有所进展,最后还探讨了该
经的起源状况,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高启安《崇高与卑贱———敦煌的佛教信仰贱名再探》(《
’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从“佛奴”、“佛婢”、“昆仑”、“像奴”、“扌葛 ”、“粪堆”等古代敦煌人的姓名入手,认为起贱丑名与敦煌佛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
系。严耀中《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想》(《唐研究》6卷)根据敦煌文书中出现
的与诸神并列的平等大王,认为平等大王即阎罗王,该名的出现是唐宋之际佛教平等观念在民众中的反映,并进一步与农民起义联系起来。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
代》(《’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对P.4648号僧人行记文书的写作年代进行仔细的排查考订,断定为后唐天成四年(929)至长兴三年(932)之间。李丽《敦
煌本〈往五台山行记〉中的“王侍中”及其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期)也对该件文书作了
考证,认为“王侍中”为五代时期任潞州节度使的王建立,从而断定其写作年代为五代唐晋之际,与孙氏将“叁王侍中”定为三位亲王任潞州刺史并加官侍中的说法截然不同。荣新江的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中国史研究》1期)对郝春文新出的《唐后期
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作了评价与介绍,认为是这一本运用敦煌文书材料研究中古敦煌僧尼生活实况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敦煌学著作。杨富学《二十世纪中国回鹘佛教研
究概述》(《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7-1998)》)一文也使用了敦煌资料,并考察了生活于敦煌及其周近地区的回鹘人信仰佛教的情况。黄夏年《集海内外之功 走中国人新路———杨富学著
〈回鹘之佛教〉读后》(《甘肃民族研究》2期)认为该书填补了回鹘佛教研究的一项空白。
敦煌道教文献的研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张泽洪《论唐代道教的写经》(《敦煌研究》3
期)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藏》编撰及道经的传写,认为唐代道经传写盛
行,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王卡《敦煌残抄本〈太上济众经〉考释》(《唐研究》6卷)首先
释录了P.2364、P.2792两件法藏敦煌本《太上济众经》的内容,继之又对S.810、北露22v +S.7986等文书进行定名与缀合,目前在敦煌文书里已发现6件《太上济众经》的残抄本,弥补了
《道藏》的佚失。他的另一篇论文《敦煌S.6310号残抄本缀合定名之误》(《敦煌吐鲁番研究》5
卷)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对敦煌S.6310号残抄本缀合定名上的错误,认为应该将S.6310著录为两个号码,即S.6310A 《灵宝玄经》卷八和S.6310B 《太上妙法本相经》卷二十三。万毅《敦煌
本道教〈升玄内教经〉的文本顺序》(《敦煌研究》4期)结合传世典籍中散见的佚文,考证了道教
散佚经典《升玄内教经》的卷次顺序,并对两件敦煌文书进行了拼合,从而恢复了这部道教经典
的原貌。盖建民《敦煌道教医学论考》(《福州大学学报》1期)根据敦煌文书探讨了敦煌道教与
医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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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对敦煌景教文献的研究,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唐研究》6卷)
对日人富冈氏藏敦煌景教写经《一神论》文书的披露和刊布、研究概况和录文都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就富冈文书真伪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富冈文书在未最终被证明是伪抄之前,还有其特定的资料价值,但对该文书的使用则需谨慎小心。他还发表了《敦煌景教写本P.3847之再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首先在吸取诸家对敦煌P.3847文书释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新的释录和考订,由此进一步论证了P.3847号卷子三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还对该号文书“按语”的写作动机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敦煌P.3847号文书进行研究的还有吴其昱《唐代景教之
法王与尊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该文认为对P.3847所录法王名和经名的研究,反映
了唐代景教神学系统及文化背景,间接显示基督教文化世界尤其希腊文化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意义极为重大。该文分别对P.3847文书所录的22个法王名和35部尊经进行了仔细的考订
研究工作。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附录部分收有段晴的《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文书释读报告》和张铁山的《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和翻译》,对于放煌地区景教的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段晴随后又发表了《敦煌新出土叙利亚
文书释读报告(续篇)》(《敦煌研究》4期),经过识别,认为是叙利亚文《诗篇》的节选本,供景教
徒黄昏祷告时唱诗所用。赵崇民和杨富学翻译了德国学者克雷恩与土巴奇的《敦煌出土叙利
亚文基督教文献残卷》(《甘肃民族研究》4期),该景教文献藏敦煌研究院,经过转写和翻译之
后,他们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考释,断定是一份元代敦煌景教文献,原属保罗诵经诗的一份弥撒书,为其赞美诗的开头部分,该文书对于了解景教东传和礼拜仪式具有较高的价值。
关于敦煌祆教研究在林悟殊《20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欧亚学刊》2辑)一文
第七部分有专门的论述,介绍了陈垣、施娉婷、姜伯勤和日本学者池田温、小川阳一等人的论文及其对敦煌祆教研究的贡献。
五、敦煌史地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历史,也有不少论著发表。杨宝玉《敦煌史话》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分六个阶段系统地叙述了敦煌的历史,还专门介绍了敦煌学及其研究状
况。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了《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敦煌、敦煌石窟
与百年敦煌学研究的历史,特别是书中有许多幅插图,展现了敦煌的面貌。王永兴《敦煌文书
与唐史研究》(《文物》8期)以均田制、水利史研究为例,论证了敦煌文书对于唐史研究所具有
的价值,为之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他还对学术精神与学风建设提出了殷切的期盼。刘进宝
《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是其近年来的一些重要论文的集子,共收录作者15篇论文,有涉及隋及初唐史事的,有研讨吐蕃统治敦煌历史的,但更多的则是研究归义军时期的经济史,还有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历史等,反映了作者近年来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历史的成就。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敦煌文化丛书”中有刘进宝的《敦煌历史文化》和杨秀清的《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介绍了古代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历史。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与军事有关的文书,考察了唐代各项军事制度,如府兵制度、兵募制度、健儿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李方《唐代考课制度拾遗———敦
煌吐鲁番考课文书考释》(《’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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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21件考课文书,分官吏自书考状、官府有关考课的公文、官府考课记录、考使入京有关记载等四类,探讨唐代地方官吏的考课制度,弥补了史籍记载的缺陷。敦煌研究院
编辑出版了《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之《宗教文史卷?上、下》
(甘肃民族出版社),收录了有关敦煌历史、民族、宗教、文学等方面的论文。
关于吐蕃管辖敦煌的历史,金滢坤、盛会莲《吐蕃沙州节儿及其统治新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考察了吐蕃统治敦煌期间的沙州节儿,并对节儿统治敦煌的政策及其有关情况进行了论述。对归义军史的研究仍是热点,方广钅昌《宣宗关于
归义军的诏敕》(《敦煌研究》3期)公布了他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所发现的一件编号为S.11345的
文书,共有64字,经其释读为大中年间敦煌起义成功后,唐宣宗颁发给归义军的一件正式的皇帝诏敕,是归义军历史的重要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李丽《张议潮“束身归
阙”之原因考:敦煌张氏归义军内部矛盾之我见》(《社科纵横》3期)经过对张议潮与其侄张淮
深之间矛盾后的剖析,考证了张议潮咸通七年束身归阙的内在原因。赵望秦《敦煌遗书P.
2044v 〈文范〉中的“太保相公”究竟指谁》(《敦煌研究》年3期)针对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一书
中对P.2044v 《文范》里出现的“太保相公”一人的考证为仆固怀恩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从7
个方面考证认为应当是指李光弼。王艳明《瓜沙州大王印考》(《敦煌学辑刊》2期)考证了许多
敦煌文书上所钤之“瓜沙州大王印”,经过仔细推考,排除了张承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等称王者,认为曹宗寿时冒称瓜沙州大王,并开始了瓜沙州大王印的使用,作者还由此考察了该印与藏经洞封闭的关系。李正宇对归义军时期的乐营机构作了专门的考察,发表了两篇论文,
《沙州归义军乐营及其职事》(《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对归义军政权及其下属瓜沙二州设置的
乐营机构以及官府伎乐进行探讨,认为归义军乐营的职事除了承办官府乐舞之外,还为社会提
供有偿服务,从事兼职。他的《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敦煌研究》3期)一文进一步考证
了归义军乐营的组织结构,系由乐营使、乐营副使、都史等组成,音声博士及各色艺人组成演艺班子,其中又分为不同的声乐编组,人数在50-100人之间。该文对归义军乐营结构与专业配置的考证,对研究中国古代乐舞建置史具有拾遗补缺的价值。刘再聪《敦煌归义军政权学校教育研究》(《史学论丛》9集,甘肃文化出版社)考察了归义军时期的州、县官学和佛教寺院开办的寺学,以及民间私学等教育内容,这种多渠道办学的方式为归义军政权提供了人才。冯培红
《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敦煌研究》3期)研究认为,归义军政权建立伊始,即恢复
唐代前期旧制,恢复敦煌十乡,取消悬泉、寿昌、从化三乡,新建了赤心乡,形成十一乡的建制,一直持续到张承奉时代。曹氏归义军初期,沿袭十一乡建制,到十世纪三十年代,归义军势力趋于鼎盛,建立了通颊乡,到曹元忠时期,则又废省了通颊、玉关二乡,成十乡建制,直到归义军
政权覆灭。他的另一篇论文《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使略考》(《敦煌学辑刊》1期)对归义军
节度使向中原王朝求赐旌节与藩镇旌节制度作了初步的研究,并对节院与节院使等机构官名
进行了考证。袁德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敦煌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敦
煌寺院的基础上,提出了归义军时期敦煌莫高窟有寺院名为大圣仙岩寺,是僧官勾当三窟的治所,负责管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的日常事务工作。这个寺院还组织其他寺院在三窟进行印沙、燃灯、转经等活动。他还认为敦煌其他寺院也派僧人前来莫高窟,称为住窟禅师,各自
管理其寺院在莫高窟的开窟活动。谢生保《敦煌李氏三碑研究综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5
期)对敦煌莫高窟所发现的关于李氏家族的三块碑文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这三块碑对于研?
23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究敦煌的历史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
遗址》(甘肃人民出版社),介绍了古敦煌郡内的汉长城遗址和众多的古城址。郝树声《敦煌悬
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3期)根据新近掘获的敦煌悬泉汉简,对汉代河西丝绸之路驿
站里程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一些驿站位置的考定,颇具新见。杨铭《〈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
突厥关系考》(《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则是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第二
十六、二十七、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十五、五十、五十一、七十一、八十、八十三、八十五、八十
七、九十五条分别作了考辨,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唐朝与突厥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陈海涛发表了
《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中国藏学》4期)一文,对杨富学和李吉和辑校的该书
作了述评,介绍了该书的特色和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
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回鹘历史也发表了几篇论文,分别涉及到沙州、甘州和高昌等地的回
鹘,钱伯泉《甘州回鹘的兴衰及西迁》(《甘肃民族研究》1期)利用敦煌文书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的方法,对甘州回鹘的兴起、强盛与灭亡,以及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可汗汗系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讨论。王岩松《浅议甘州回鹘、黄头回纥的演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学论丛》9集,甘肃
文化出版社)一文也涉及到了甘州回鹘及其与归义军政权、沙州回鹘的关系。森安孝夫分别用日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在《内陆亚细亚研究》和《亚洲学报》上发表了同一篇论文———《沙州回鹘与西回鹘国》,汉译文由梁晓鹏译载《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上,在该文中作者再次重申了他在20年前关于回鹘与敦煌的观点,并对中国学术界提出的沙州回鹘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认为在11世纪的敦煌历史上,出现了回鹘人的势力,但并不存在沙州回鹘国这样一个政
权。田卫疆的《“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
民族研究》3期)中也涉及到归义军时代收复西州、创建高昌回鹘政权而后来又与归义军争夺伊州的仆固俊势力。
在敦煌经济史研究方面,关于土地、赋税、商业等各个领域都有论文发表。朱雷《敦煌吐鲁
番文书论丛》
(甘肃人民出版社)收录了作者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论文23篇,其中利用敦煌文书进行研究的论文达11篇,反映了作者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研治中古
经济史的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赵云旗《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土地买卖研究》(《
敦煌研究》4期)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代该地区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军事制度等问
题。金圣翰《论唐代敦煌户籍文书中的“自田”》(《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针对学界认为均田制
范围之外还存在合法土地的观点,利用正史记载和敦煌文书,围绕着“针对均田制下农民的土地所有的法律规定及土地的四至记载”和“均田制范围以外是否存在土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了论证,认为均田农民在均田制范围以外有没有合法土地是不可断定的。刘红运《敦煌文书中
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1期)在中外学者研究庄园
制问题的讨论基础上,探讨了封建庄园的最一般特征;并进一步考察了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庄园、田庄是指一般田地,其庄、庄园、田庄等均不是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因
此,否定了其为封建庄园的说法。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
(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是研究归义军赋役制度的专著,分赋税、劳役、兵役、寺院僧人之义务等四个方面,运用敦煌文书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察,重点对赋税制度的内容名目和劳役的种类等进行了研究,同时还注意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及其僧人对归义军节度使衙的兵徭义务。张宇翻译了崛敏一的
《中唐以后敦煌地区的税制》(《敦煌研究》3期)对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赋税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
?
33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的探讨,认为该地区的赋税主要是由官布、地子和柴草构成,地子系地税的一部分,柴草、官布是按地征纳的。苏金花《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
的赋税制度》(《敦煌研究》3期)认为,敦煌寺院僧侣虽然仍享有免除基于人身的各种徭役的优
待,但必须向世俗政权交纳基本于土地的各类赋税。她认为两税法以来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既是僧人私有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又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折射。郑炳林《晚唐五
代敦煌市场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63辑)利用大量的敦煌文书,考察了晚唐五代归
义军时期流通于敦煌贸易市场上的各种外来商品,计有胡粉、棉布、丝织品、铁器、银器、玉器、珠宝、竹器、毛织品、牲畜皮和牲畜、羚羊角、药物、硇砂、草豉子、瓜果、饮食、颜料、兵器等,反映了唐末宋初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冲,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频繁与兴盛。关于对唐代过所
的研究,程喜霖出版了专著《唐代过所研究》
(中华书局),李芳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认为该书对过所资料的收集相当详备,论证也极为严谨,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过所制度的专著,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刘玉峰《试论唐代公验、过所制度与
商品流通的管理》(《敦煌研究》3期)一文也探讨了唐代公验与过所的管理特点与不足之处。
杨际平《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敦煌学辑刊》2期)针对高启安《唐五代
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一文所出现的量制单位上的一些混淆进行了澄清辨证,解决了斛斗与
石、驮与斗、秤与斤等关系问题。杨富学《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4
期)对国内外学术界对敦煌、吐鲁番、哈密、库车、莎车等地出土的数百件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概况作了回顾与总结,涉及9-14世纪回鹘人文化生活、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高利贷、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社会习俗与宗教等多个方面。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经济史,王
素发表了对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对全书八章分别予以
述评,认为此专著大体上都是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中古时期敦煌及其丝路沿线地区的法律制度也有几篇论文发表。齐陈
骏《古丝绸之路法律文化资料述论(上、下)》(《文明的脚步———丝绸之路繁荣与法律文化研
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分为两篇,上篇运用传世文献分阶段考察了古丝绸之路各代政权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在这里实行的法律制度,下篇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考察了法律条文、官文书、诉讼文书和判集等。冯培红《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籍账、契约等文书看3—11世纪丝绸之路
地区的法制氛围》(《文明的脚步———丝绸之路繁荣与法律文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从法律
文化的角度,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各类官私籍账、契约等专项文书为基础,结合中原王朝或河西地方政权对敦煌、吐鲁番地区实行的积极有效的管理,来探讨3—11世纪丝绸之路地区的
法制氛围。陈永胜《敦煌买卖契约法律制度探析》(《敦煌研究》4期)通过对敦煌买卖契约文书
的分析论证,认为敦煌买卖契约构成了古代民商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完备。
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史方面,卞孝萱的《〈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
敦煌学辑刊》2期)经过对S.2630《唐太宗入冥记》的考察,对唐初玄武门之变提出新解,认为在政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唐太宗入冥记》是为之鸣冤的作品,作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清洗掉史书的粉饰,恢复历史的
本来面貌。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回顾》(《历史研究》2期)一文在第八部分“史料
?
43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与工具书”中专门列出敦煌吐鲁番资料,认为这批资料对唐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刘后滨《从
唐研究(二至五卷)看唐代研究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8期)也论述了敦煌学与唐史研究
的密切关系,《唐研究》上所发表的关于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占有较大的比重和篇幅,对敦煌学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六、敦煌语言文学
在敦煌文学中,变文是一枝奇葩。自黄征、张涌泉合著《敦煌变文校注》出版之后,对敦煌变文的整理校注和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王宗祥《黾勉求真 集其大成———评〈敦煌变文校
注〉》(《敦煌研究》3期)对该书作了评价,认为在对变文篇目的考订、清理,卷子的纠误、解难祛惑,俗字俗语音义的订疑正谬、探幽寻微等方面,均有独到精当之处,实为最接近原文的一个校
勘本。敦煌变文研究至今依旧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
(巴蜀书社)在前人辑录、校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对之开展了深入的研究。首先考察了变文的含义,其次叙述了变文的渊源、发展及其式微,最后探讨变文的体式、题解、演出、叙事艺术、精神世界,以及意
义和影响等问题。张鸿勋出版了《说唱艺术奇葩———敦煌变文选评》
(甘肃人民出版社),介绍了一些敦煌变文的名篇。张涌泉《敦煌变文校读札记》(《中华文史论丛》63辑)在《敦煌变文校
注》的基础上,又对4篇变文进行了重新校正,对《敦煌变文校注》一书作了补充。刘瑞明《〈王
昭君变文〉再校议》(《敦煌学辑刊》1期)则对《敦煌变文校注》中的《王昭君变文》存在的20多
处误校错注的地方进行了考订,进一步完善了敦煌变文的校注工作。李重申、陆淑绮《敦煌目
连变文与戏曲研究》(《敦煌研究》3期)探讨了目连变文与戏曲形成之关系,钩稽出目连故事的
演变轨迹,并研究了目连变文的宗教性、民俗性及其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伏俊琏《论讲经文
与变文的关系》(《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5辑)讨论了讲经文与变文的关系,认为变文是从讲经
文发展而来的,而讲经文、变文和因缘在体裁上都具有韵散交错的共同特征。李小荣《变文变
相关系论———以变相的创造和用途为中心》(《敦煌研究》3期)从变相的创作方法、用途及其在
变文讲唱中的作用入手,阐明了变相的含义,并由此类推它和变文并非同一关系。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看王邦维、荣新江与钱文忠等人合译美国学者梅维恒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
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北京燕山出版社),杨波对该书作了评介(《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
认为中外学者对“变”和“变文”的名实起源问题上所持的“外来说”和“中土说”都未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因此结论大多还停留在假说的阶段,而梅维恒专著在这方面则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廓清了一些问题,同时提出了不少新的解释。
对敦煌文学的研究还涉及到诗词赋、愿文、小说和讲唱文学等。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系统地考察了敦煌文学作品的源流状况。柴剑虹《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书共收录了45篇学术论文,对敦煌文献中的诗集、小说、舞谱等进行了精到的考证与探索。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伏俊琏的《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的《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与《鸣沙遗韵———敦煌词选评》,分别选取一些敦煌赋、诗歌、词的名篇,加
以介绍赏析。杜琪《敦煌诗赋作品要目分类题注》(《甘肃社会科学》1期)对敦煌文献中大量的
诗赋作品作了分类编目和题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中华书局)是目前为止对敦煌文献中的诗歌作品进行完整校录和考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下编为“敦煌遗书诗歌散录”,共收诗作1925首,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敦煌诗歌作品
?
531?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集。陈尚君对《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发表了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认为该书搜罗
完备,体例妥善,校录精详,考辨精审,第一次将全部敦煌诗歌汇编为一帙,贡献巨大,为敦煌诗
歌和唐代诗歌研究提供了翔实可信的依凭。邵文实《敦煌P.2762等卷诗集试探》(《文献》1
期)对敦煌所出的一组诗集进行了研究探讨。汪泛舟《论敦煌僧诗的功利性》(《敦煌研究》4
期)则对敦煌释门僧众的诗作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宏扬佛法、参政出使、唱和酬答的僧诗,不少具有功利性色彩。项楚对任二北的《敦煌歌辞总编》进行了细致的校勘补正,多所抉发,著成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一书。曾良《敦煌愿文在汉语词汇史上的研究价值》(《文献》1
期)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评价了敦煌愿文在研究汉语词汇史上的重要作用。王志鹏《试析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小说特征及其与唐传奇之比较》(《敦煌研究》4期)在具体考察敦煌讲唱文
学作品的基础上,指出了唐代曾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故事赋、话本、变文等通俗类故事作品的一些特征,它们与唐传奇一道构成了唐代小说的繁荣局面。孙步忠《敦煌藏卷中白话小说的“韵
散相间”体式与佛典传译》(《敦煌研究》4期)经过对敦煌小说的研究认为,这类白话小说具有
散韵相间的形式美学特征,与佛典传译所具有的散韵相间体式是一致的,后者是前者产生的诱因。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伏俊琏、伏麒鹏合著的《石室齐谐———敦煌小说选析》和颜廷亮、张彦珍合著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对
敦煌本《文选》学者们给以较多的关注,首先是饶宗颐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本文选》
(中华书局),罗国威在继《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之后又出版了《敦煌本〈文选注〉笺证》
(巴蜀书社),而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也使用了一些敦煌本《文选》。徐俊对这几部书同时
作了评价(《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认为这些相继出版的几种有关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整理和研究著作,将推动今后敦煌吐鲁番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罗国威《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
本〈文选注〉笺证(下)》(《文史》1辑)对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和孔稚王圭《北山移文》作了笺证
考释。除此之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还出版了由饶宗颐主编、赵和平著的《敦煌本〈甘棠集〉研究》一书,该书对敦煌本《甘棠集》中88首表状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校注;在《导论》及《附论》中,探讨了《甘棠集》的内容、性质、流传、得名原因等问题,对刘邺的仕历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对《甘棠集》中所涉人物的事迹进行了考证和研究,该书是系统整理和研究《甘棠集》的结果。
杨富学发表了《百年来回鹘文文学研究回顾》(《西域研究》4期),也涉及到敦煌回鹘文文献。
另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征主编的《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等丛书。
在敦煌语言文字方面,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
(中华书局)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这是他继《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导论》之后推出的又一本俗字研究的大部头新著,充分运用和吸收了古代字书典籍和敦煌文书中的俗字。董志翘《敦煌文书词语考释》(《中古文献词语论集》,巴蜀书社)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得色得力”、“于”、“博谚”、“抛敲”、“日
别”五词分别作了考辨。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在介绍古白话词汇的文献时,重点介绍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用较多的篇幅专门叙述了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状况,提到了一些韵书和音义著作、变文、王梵志诗、曲子词、愿文、俗字等对于古白话词汇研究的
价值。周祖谟《敦煌唐本字书叙录》(《文字音韵训诂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敦煌文书中所
见到的唐代字书分为五类,即童蒙诵习书、字样书、物名分类字书、俗字字书和杂字难字等杂抄,认为这些字书对于了解宋代以前的语言文字和词汇等具有极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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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敦煌学辑刊 2001年第2期(总第40期)
七、敦煌民俗与文化
敦煌文献记载的大多是敦煌基层社会人民的生活实况,所以对敦煌社会的民俗与文化的
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颜廷亮《敦煌文化的灵魂论纲》(《甘肃社会科学》4期)一文研究得出,
敦煌文化的灵魂是蕴藏于其中的浓烈的乡土之情、炽烈的中原情结以及二者的交融为一。荣
新江《重读〈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中华读书报》3月22日)介绍了新近再版的姜亮夫
先生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裴志勇、孙铁竹出版了《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
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对敦煌酒文化研究的专论较多,除了李并成《敦煌酒文
化摭珍》(《丝绸之路》1期)漫谈了敦煌的饮酒之风、酒的种类、饮酒用具等之外,高启安发表了
3篇论文,《唐五代敦煌人的饮酒习俗述论》(《敦煌研究》3期)利用敦煌文献中丰富的资料,考
察了敦煌社会的饮酒风气与饮酒习俗,酒在敦煌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各种活动都离不了酒,如宴会、招待使节、婚丧、庆典等,而且无论贵族平民,或是僧俗大众,均尚饮酒。该文同时还考察了酒具、酒量、饮酒方式及其形成的原因等。《唐五代敦煌人的宴饮活动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3期)探讨了唐五代敦煌举行的各种宴饮活动。《古代敦煌人的饮酒方
式和酒量》(《中国西部风采丛书?陇原酒业风采》,甘肃人民出版社)则对古代敦煌人的饮酒方
式和酒量等实际问题作了细致的考证。他还对敦煌食文化进行了介绍(《轰动世界———敦煌食
文化》,载《中国食品报?餐饮周刊》年8月13日),并发表了《敦煌的饮食胡风》(《寻根》5期)一
文,对敦煌地区深受少数民族影响的饮食胡风问题进行了介绍。谭蝉雪《唐宋敦煌岁时佛俗
———正月》(《敦煌研究》4期)是她对敦煌岁时文化进行研究的一个方面,岁时本指一年四季民
间的常规性活动,带有浓厚的传统民俗色彩,并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之相互融合,形成了正月举行的一种佛俗活动。卢秀文《中国古代妇女眉妆与敦煌妇女眉妆———妆饰文化研究之一》(《敦煌研究》3期)则对妆饰文化中的妇女眉妆,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内容进行了探讨,认为眉妆的发展与演变,受到一定社会制度、生产方式、道德礼教的影响和制约,而敦煌壁画中妇女眉妆还受到中原与西域风格的影响。芦兰花《从敦煌写本〈下女夫词〉看敦煌地
区的婚俗》(《甘肃民族研究》4期)通过对敦煌文书《下女夫词》内容的研究,再结合书仪文书,
考察了流行于敦煌地区的重视门第、请婿下马、在女家成婚和在夜间成婚的婚俗。另外甘肃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李重申的《敦煌古代体育文化》和汪泛舟的《敦煌古代儿童课本》二书,前者介绍了敦煌文献与石窟图像中的体育内容,反映了古代敦煌人民的体育活动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后者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读物,是中古时期童蒙接受文化教育的课本。
作者附记:本文的撰写得到敦煌研究院杨富学、马德、殷光明诸位先生的帮助,并参考了北京大学网站荣新江先生的论著目录,在此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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