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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不是只有豪华奢侈的皇家排场

沈阳故宫不是只有豪华奢侈的皇家排场,不是只有神秘沧桑的宫廷建筑,不是只有精细贵重的宫内用品,还有记载皇室治国治家的珍贵档案,还有记述民族文化的馆藏文物,还有记录一段耻辱历史的留存……

走进故宫,不光要看“宫”的辉煌,更要知“故”的价值——本报3月19日19版《有些神秘的敬典阁》让一些读者似乎有了这种感觉。

几天前,本报记者再访沈阳故宫,探秘敬典阁的姊妹建筑崇谟阁。

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崇谟阁比敬典阁启用的次数更少,更为沉寂。

除了皇帝本人及内阁少数官员,几乎没有人确切知道里面放了些什么。

崇谟阁

沈阳故宫里最鲜为人知的皇家档案馆

□文/本报记者/郭平摄/本报记者/郭平/宋澍

辽宁省档案馆展出的《清实录》复制本

险些变成空屋的名阁

进入沈阳故宫大清门后向左转,与去敬典阁的方向相对,穿过西掖门便是沈阳故宫的西所。崇谟阁是西所最后的一座建筑,因为没有独立的围墙,所以它的外观呈开放状态。

这是一座面阔五间的二层歇山式黄琉璃瓦顶楼阁,建筑样式与敬典阁完全相同,也是于乾隆首次东巡的1743年确定建设的项目,归属到“敬典阁等工程”当中,并于乾隆十三年,即公元1748年完工。

不过,这当中还有个插曲。乾隆首次东巡时说了,沈阳是大清朝的发祥地,历朝的《实录》都应该抄写满、汉文各一部送到这里尊藏。当时北京故宫中的皇史

朝《实录》的抄写,所以当时乾隆就下旨,让原班人马再给奉天抄一份。

活儿是派下去了,但是抄完之后《实录》放在沈阳故宫什么地方,乾隆没有明说,这让下边办事的官员犯了难。

《清高宗实录》记载,当年7月,礼部官员回复皇帝的第一句话就是“臣等伏思”。不知道当时的官员们趴在那里想了多久,最后,礼部官员说,在北京有皇史

在奉天,他们看崇政殿后面的凤凰楼既高大又漂亮,可以担当尊藏《实录》重任,所以请皇帝下旨让人办理。

乾隆皇帝也许事太多,就把他当初建“敬典”、“崇谟”二楼搞“金匮石室之藏”的打算给忘得一干二净,居然同意了礼部的建议。

下边的官员遵旨照办,他们把凤凰楼进行了改造,将“凤凰楼原楼梯挪改,楼中面上下开门,东北安窗”。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还到皇史

京”的仪式。从此,也就是从公元1750年开始,沈阳故宫凤凰楼开始尊藏清朝历代皇帝的《实录》。

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崇谟阁在建成之日起就闲置了,仅在乾隆二十八年凤凰楼进行修理时,崇谟阁曾作过《实录》的临时存放点短暂用过,凤凰楼修理完成后,就又变回一座空屋子。

崇谟阁一空就是30年

幸运的是,乾隆又想起崇谟阁了。乾隆四十三年,即公元1778年,乾隆找来军机大臣说,在奉天留都的正殿后面建了敬典、崇谟两个楼阁,我问下头人了,告诉说崇谟阁现在还空闲着呢,这跟当初建这个阁的想法不相称啊!

怎么办?乾隆对大臣们讲,你们告诉盛京将军弘晌,派人到崇谟阁里去量一下,如果那里足够宽大,能够放得下书橱,就把五朝实录搬到那里去尊藏吧。

弘晌回复得飞快,因为本来那里就是等着搞“金匮石室之藏”的,当初就已经把金龙大柜也一并打造好了。就这样,《实录》进入了崇谟阁。

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佟悦说,实录简单地说就是一部手写的史书,《清实录》就是一部以清朝皇帝家庭为主线的国史。

从实录的编修情况可以看出,实录编修与清玉牒编修有很大不同,玉牒是每10年编修一次,实录是每换一个皇帝才编修一次,所以整个清代十二帝有十一位编写了实录,而自从崇谟阁开始启用后,总共才有6次增加尊藏的事件,这本身就决定了崇谟阁要比它的姊妹建筑安静得多。

在《清实录》中多次提到“金匮石室之藏”,金匮石室按字面讲,是指用金属封缄的柜子,用石头修筑的房子,这个提法从秦汉就开始使用,是指古代国家秘藏重要文书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将敬典阁和崇谟阁称为清朝在沈阳故宫的皇家档案馆是名副其实的。

同治年间,当时负责编修咸丰实录的官员发现,崇谟阁里的柜子已经装满了,立即报告给皇帝。同治便安排人在原有金龙大柜的上面,再打造22座金龙顶柜,把上代祖宗们的实录安放到里面,将下面的金龙柜里腾出空间安排咸丰实录。

沈阳故宫崇谟阁现在的样貌是上个世纪80年代落架翻修过的。在古建筑维修当中,落架翻修是复杂程度最高的大修,崇谟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落架翻修反映了当时建筑构架中主要承重构件已经严重残损,有必要彻底整修或更换。那次,崇谟阁的大修长达5年时间。

记者去看崇谟阁的时候,天阴着,不久还下起了小雨。鲜亮的红漆廊柱,簇新的黄色琉璃瓦,那个新劲儿让人很难找到沧桑沉重的感觉。只有仰头向上,才能看到字迹斑驳的崇谟阁牌匾的一角。细雨中,游客大都从阁前匆匆而过,间或有人驻足片刻,但简短的文字介绍没有拉住游客的脚步。

记者突然感到,如果没有人细讲,崇谟阁100年前经历过的往事真的便会像打到青砖上的雨珠,瞬间了无踪迹。

崇谟阁就这样寂寞并清静着……

关键词

清实录

《清实录》即官修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记。清沿前制,每当皇帝死后,即开设“实录馆”,负责纂修这一朝实录,事毕即行撤销。终清一世,共纂成包括《满洲实录》在内的清太祖至清穆宗十朝皇帝的十一部实录,另加逊清时期完成的《清德宗实录》,共计4363卷,合称《清历朝实录》,通称《清实录》。溥仪虽仅在位3年,仍由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的人员完成了《宣统政纪》,虽未用实录之名,但体例与实录无异。在清代,实录从未刊布,只缮写若干部藏书于京师、盛京两地的宫禁之中,极少有人能够阅读。

崇谟阁内竟然被日本人加装了暗房谁也不曾想到,打破崇谟阁清宁的是一个日本人,名叫内藤虎次郎,又叫内藤湖南。

关于内藤在沈阳故宫干过的事,辽宁省档案馆清朝档案研究专家张虹曾做过专门的调查。

内藤虎次郎一生9次到过中国,从1899年开始,便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在中国各地游历,搜集中国古籍,被称为“中国通”。

1902年,他在现在的沈阳皇寺发现了蒙文本《大藏经》,当时他不识满蒙文字,误认为是满文本。但他由此意识到满蒙文字的重要性,于是到北京买书自学,并开始研究清史,此后他对沈阳故宫投入极大的关注。

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日军占领了沈阳,内藤虎次郎跟随日军进入了沈阳。再次到沈阳时,内藤虎次郎已基本掌握满蒙文字,靠着日军武力支持,他得以在沈阳故宫自由行动。

他在日记中记述,1905年8月24日至31日、9月9日、10日,这些天里,他每天都在沈阳宫殿内度过,随意进入翔凤阁、飞龙阁、太庙、崇政殿、凤凰楼、崇谟阁、敬典阁、文溯阁、清宁宫,观赏藏品、翻阅典籍。

内藤虎次郎在崇谟阁发现了用满文撰写的清入关前的史料和满蒙汉三体《满洲实录》、满蒙汉三体《蒙古源流》、《汉文旧档》、《五体清文鉴》等重要典籍。

可能是受他当时满文知识和史学知识的限制,那一次虽然有充分自由,但是他盗取的目标并没有放在用满文记述的清入关前的史料上,只是将《汉文旧档》通过晒蓝方法拷贝,将《蒙古源流》蒙文部分拍摄。

1906年,内藤虎次郎第三次到沈阳,这时清政府还在管理沈阳故宫,他就借助日本住奉天总领事,通过外交和贿赂清政府官员、看门人的手段,进入崇谟阁、文溯阁,抄录和拍摄了《蒙古源流》满文部分、《西域同文志》、《旧清语》、满文《长白山图》和《盛京全图》等。

内藤虎次郎回日本后,发表了《奉天宫殿中所见到的图书》,介绍和披露了沈阳故宫的藏书。其中,《满文老档》、《汉文旧档》的书名并不是他盗取的满文史料的原书名,而是他自己给起的书名,奇怪的是,这些名称却被史学界接受并纷纷沿用下来,成为通用名称。

内藤虎次郎的日记中称,他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在1912年。

当时清王朝刚刚被推翻,中国处于国内军阀纷纷自立的混乱时期,他受京都大学的委托,来到故宫拍摄殿内贵重的古文书。

显然这一次,内藤虎次郎是有备而来,据他本人的记述,日本领事馆与奉天总督预先进行了交涉,他又给相关官员赵总督、孙外务官及内务府官员送了厚礼。就这样,系统地盗取清王朝秘不示人典籍的行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展开。

崇谟阁中,由他首次冠名的《满文老档》是主要目标,因为买通了当地官员,盗取资料的经验也更加丰富,这一回内藤虎次郎直接将暗室打造在崇谟阁内,并安排5个人进入参与拍摄。

1912年4月的11天里,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4时,不停拍摄,每天拍摄400张胶片,

白天拍摄、冲洗,晚间整理编号,满文撰写的清入关前的史料共拍摄4300余张底片,回国后冲洗照片两套。

这些照片现在仍保存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图书馆里。

可能是累着了,他说需休整,于是去了大连。三四天后,他返回沈阳再想盗拍《实录战图》时,遭到了拒绝。他在日记中分析原因:一是原来接待日方的官吏人等被更换,失去了收过礼物友好配合的局面;二是清朝官员转变了意识。

内藤虎次郎回国后便根据盗拍的底片出版了“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成为研究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张虹告诉记者,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各界人士纷纷来华考察,寻求机会,抓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渗透,其中搜集中国古籍的访书活动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政治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

她说,日本人的访书活动都是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内藤虎次郎到沈阳来是由满铁株式会社提供住宿,由正金银行解决资金,他搜求的重点是清前期满蒙文档案文献及中国边疆地图,更是为日本扩张侵略提供了直接帮助。

整整3年日本人把《清实录》改了

辽宁省档案馆展出的《清实录》复制本。

崇谟阁文献被盗拍仅仅是它愁云惨淡日子的开始。

篡改!这是现在中国人一提日本就会想到的词语,它在80多年前就已经被日本人运用了。不过,那时,日本侵略者倚仗军刀篡改的不仅仅是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更是篡改他人的历史,以对自己的侵略行径进行美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沈阳故宫落到了侵略者的魔爪之下,崇谟阁所受凌辱愈加深重。

沈阳故宫大事记中记载,1933年10月17日,《大清历朝实录》被日本侵略者以伪“满日文化协会”的名义从沈阳故宫取走,1936年12月在日本影印出版了300套。

从取走到影印出版,中间经过了整整3年时间,日本人将《实录》拿去干什么了?事后才发现,他们组织了人力对《实录》内容进行了篡改。

张虹告诉记者,根据后来研究对比,被篡改的内容包括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主要篡改内容集中在记载光绪帝的《德宗景皇帝实录》中关于甲午战争的部分。

她介绍说,日本人采用挖补的方式进行篡改,《清实录》用的是上好的宣纸泾县榜纸书写,日本人把要篡改的地方先抠出去,然后用同样的空白宣纸四边沾水贴上,晾干后再用同样的字体进行填写。

“我们分析研究认为,当年进行篡改《清实录》的有两套人马,一批是日本人,他们负责逐条检查,把不合日本意思的字句拿铅笔在旁边画了一个小条,而进行挖补誊写可能是找中国人干的。”

“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地方带了铅笔条标注但是没有挖补的,应该是遗漏了。”张虹同辽宁省档案馆其他工作人员对日本人篡改《清实录》的内容进行过相关统计,她说,仅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实录就有160处被挖补篡改过。“挖补过的地方有粘黏的痕迹,字迹也不同,放在灯光下尤其明显。”她说。

张虹介绍,《清实录》中的《德宗实录》只有大小红绫本两个版本,被日本人篡改的是小红绫本,通过和皇史

主要有三类,一是把“倭”、“奸细”、“寇”等篡改成“日”、“敌探”、“敌”等,把对日本有贬义的字样改得缓和。二是整段的文字篡改,改变了文义。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辛未条,定稿本作“三国允与日本议归辽地,帮助到底,毋须派员豫议”,伪满本作“三国现与日本议归辽地,通知我方,毋须派员豫议”。

张虹分析认为:“这些篡改将当时俄国、德国、法国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帮助到底’的态度轻描淡写,也企图淡化辽东原本就属于清朝的事实,将自己主权的维护交由别的国家,影射清政府对自己丧失领土的漠视。”

张虹告诉记者:“日本为什么篡改《清实录》,我们现在分析,比如‘武装占领’,篡改成了‘武装干涉’,意思就是因为你们不民主,我来干涉,达到掩盖历史真相的目的。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大段大段的记录被删除了,把中国人反抗日本的许多前期准备工作、战略部署的记录都删掉了,让大家以为甲午战争中国人没有反抗,是欣然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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