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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菲关系的历史研究_格兰_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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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菲关系的历史研究

格兰·梅著 潘一宁译

美菲关系史研究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值得讨论的特点:首先,其范围甚为广泛,因为菲律宾成为美国一块正式的殖民地将近五十年之久,故此研究美菲关系不仅要特别探讨外交、传教、贸易、军事、文化交流等类似的活动,而且还要考虑美国殖民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影响和菲律宾人对这些政策的反应以及菲律宾人同美国殖民主义的许多代理人的相互交往。

换言之,美菲关系实际上不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两个研究领域。一个领域类似于研究美国同其他大多数主权国家的关系史,而另一个领域则是类似于研究英国、法国、德国或西班牙的帝国殖民史,后者已引致了学术界的大量研究,在美国之外已形成水平较高的专业研究领域。

第二个特点与第一个特点相关。鉴于美菲殖民关系史已被视为美菲关系或美国———亚洲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研究经常出现一些不恰当的概念。很多研究这段历史的美国学者接受的是美国外交史专业训练,从事的是资料文献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府里的政策制定和美国官员同其他独立主权国家官员的相互交往及对等外交。因此,关系史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双数值———不是象杜鲁门与莫洛托夫式的对抗就是象罗斯福与丘吉尔式的合作。然而,美菲关系不是外交史而是殖民统治的历史。目前有关美菲殖民关系史的论述都有误导和概念混乱的缺陷。

第三个特点涉及美菲关系史的整体学术研究问题。一方面,不能否认目前的著述不乏一流的专著和论文,但一方面,也存在着一种悲哀的情况———相当大部分的著作(很多是美国方面的著作)显得十分不对称,关于美国方面的史实比关于菲律宾的更有价值,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美国学者根本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而为他们说公道话,也因为美国学者对菲律宾社会和文化的认识非常有限,还因为可以依赖的、有深度的菲律宾方面的资料文献比较缺乏。

一、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自从1972年彼得·斯坦利(Peter Stanley)发表了其优秀论文“被遗忘了的菲律宾”以来有关美菲关系史的学术研究作一评价,重点将评价四类著述:殖民统治正式建立以前的美菲关系史研究,殖民时期的关系史研究,自独立以后的关系史研究,对美菲关系史的总体考察。

尽管大部分有关美菲关系文献都涉及美国在本世纪初占领菲律宾后的历史,但有一些研究早期的著述是值得注意的。美国同菲律宾的商业往来实际上始于18世纪后期西班牙殖民时代,直至19世纪,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开始在马尼拉开设商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商业关系对菲律宾经济的演进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最早论述美国商人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的角色的著述是本尼托·勒格达(Benito Legarda)于1950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十九世纪菲律宾的外贸、经济转变和商界》,但最近诺曼·欧文(Nor man Owen)对菲律宾比加尔(Bikol)地区的研究修正了勒格达的一些结论。欧文一方面承认在比加尔地区和该岛其他地方的美国商馆对菲律宾经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证明这些商馆总的来说管理十分混乱,他还指出在这些地方的西班牙商人对19世纪该岛的经济演进作出了比人们过去所承认的更大得多的贡献。

美国夺取菲律宾这一议题长期以来成为史学家们的争论焦点。最超码他们在两个相关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夺取菲律宾是出于经济动机?据约翰·格兰威尔(John Grenville)和乔治·扬(George Young)60年代的著作(《政治、战略和美国外交:外交政策研究,1873-1917》,1966)(Plitics,Strat-egy and American Diplomacy:Studies in Foreign Polic y)。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在美西战争初登陆于菲律宾主要是一种战略决定,目的在于消灭西班牙战舰,而不是为了获取亚洲殖民地。但同时期的其他学者

———以托马斯·麦克科米(Thomas Mc Cormick)为主———认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是为获得使美国能够利用中国市场的的一块基地而正在形成的、自觉的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最近,鲁兹维明达·弗朗西斯科(Luzviminda Francisco)和约纳坦·法斯特(Jonathan Fast)著述了一本书《建立帝国的阴谋》(Conspiracy for Empire:Big Business,Corru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ism in America,1876—1907)(1985年版),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实际上是企业公司利益和麦金莱政府希望获取菲律宾蔗糖岛的企图相勾结的结果。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具体涉及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如何理解他作出夺取菲律宾的决定之前几个月里的行为?关于麦金莱的行为的研究有两种流派。在麦考密克(McCor mick)、韦恩·摩根(H·Wayne Mor gan)和路易斯·古尔德(Lewis Gould)等学者眼里,麦金莱总统很早就憧憬着夺取菲律宾的前景,而他也曾经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推行一贯的政策。但另外一些史学家如欧内斯特·梅(Earnest May)在60年代以及大卫·特拉斯克(David Tradk)在80年代把这位总统描述为举棋不定的人物,他在杜威获胜了好几个月以后都不知如何处理菲律宾,直到美国公众明确地向他表示他们赞成对菲律宾的占领,他才拿定主意。上述研究都是颇具价值的,尤其是古尔德和特拉斯克对夺取菲律宾决定的研究很有造诣。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有一段引起很大关注的美菲关系史是美菲战争。关于这段历史的美国方面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很有争议。约翰·摩根·盖茨(John Mor gan Gates)出版于1973年的《教科书与克拉格斯》(Schoolbooks and Krags)基本上是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活动辩解。盖茨的主要论点是,美军从一开始就注重“仁爱”的政策,其中包括在占领区建立菲律宾人自己的地方政府并且开设公立学校。盖茨还轻描淡写了美军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行动给菲律宾带来的破坏性这段广受批评的历史。

对美菲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活动进行批评的是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C·Miller),他论证了美国指挥官在冲突爆发前几个月蒙骗了菲律宾人有关美国的用意,并且论述了美国士兵对菲律宾人持有种族歧视态度。米勒得出的结论是,美菲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污迹”。

这些著述应该说都很有价值,也颇有见地,但只是单面聚焦,主角为美国,菲律宾人充其量也只不过配角。

一本旨在双面聚焦的有关美菲战争的著作是大卫·贝恩(David H.Bain)的《位于黑暗中》(Sitting in Darkness:Americans in the Philippines)。贝恩的书讲述美菲战争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埃米得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和弗雷德里克·芬斯顿(Eredrick Funston)。不幸的是,此书存在太多的问题。例如,贝恩讨论阿奎纳多的资料主要基于两本不可靠的“回忆录”。一本完全是胡编乱造,阿奎纳多当时甚至声称这本书不足为信;另一本据贝恩所说是他加禄语的翻译本,还不是全部翻译本,而只是对原著所作的英文概述。贝恩也不了解近年来对阿奎纳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部分这些成果都出版于菲律宾。由此可推测,贝恩的分析一定错漏百出。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对美菲战争中另一方的认识已大大加深。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特奥多罗·阿贡西路(Teodoro Agoncillo)的《马洛洛斯:共和国的危机》(Malolos:the Crisis of the Republic),出版于1960年。阿贡西洛长篇专著的立论是,菲律宾人对美国的反抗是由菲律宾下层阶级发动起来的,而当地的上层阶级,包括塔维拉(Trinidad H.Pardo de Tavera)、勒格达(Benito Legarda)及其他富裕、受过教育、有影响力的人物却同敌人同流合污,背叛了刚刚萌芽的菲律宾国家。阿贡西洛的分析广泛地用于菲律宾大学的教科书内。雷纳托·康斯坦丁诺(Renato Constantino)类似的一本著作《菲律宾:历史回顾》(The Philippines:A Past Revisited,1975)也相当受欢迎。然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显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菲律宾战争失败的其中原因在于大众对战争的支持遭到阿奎纳多本身政策的严重破坏。雷纳尔多·依勒托(Reynaldo Ileto)在其大胆而颇有见地的著作《群众与革命:菲律宾的群众运动,1840-1910》(Pasyon and Revolution: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1840-1910)(1979)中指出,在发生于美菲战争之前的反对西班牙的革命运动中,菲律宾人领袖波尼发秀(Andres B onifacio)通过唤起下层社会百姓的愿望而争取到大众的支持;波尼发秀在革命过程中的目标就是“独立”;依勒托对阿奎纳多———波尼发秀的对手有另外一种看法。在他看来,阿奎纳多仅仅希望取得政治上的自主,他的战争目的不是希望实现极端的社会变革,其结果制约了其广泛的影响力。米拉格罗斯·格雷罗(Milagros Guerrero)的博士论文(《交战状态的吕宋:菲律宾社会矛盾, 1898-1902》,1977)(Luzon at War:Contradictions in Philippin Society,1898-1902)补充了依勒托的研究。格雷罗论证了菲律宾农民对阿奎纳多十分不满,因为他的主张忽略了他们的利益而增强了当地豪绅的

权力。阿奎纳多本身也是当地豪绅之一,所以只对执行顺从于本身阶层利益的政策感兴趣;在美菲战争期间,农民通过夺取财富并违抗阿奎纳多手下官员的命令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然而,菲律宾的上层阶级对革命的贡献也不能过于低估。拙作《争夺八打雁》(Battle for Batangas:A Philippine Province at War)以及其他学者如诺曼·欧文(Nor man Owen)、威廉·斯科特(William H.Scott)等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当地人民的反抗运动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一些地方的豪绅,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受过教育的菲律宾人。这些人指挥着同美国人作战的军队,他们还组织和协调当地活动来帮助在战场上作战的菲律宾人,事实上菲律宾人的抵抗运动是上层阶级发起、指导并支持的。

二、

许多探讨美国在菲律宾殖民政策的早期研究都是由参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的。其中,迪安·武斯特(Dean C.Worcester)和卡梅伦·福布斯(Cameron Forbes)都很自然地一贯从好的方面来看美国人,而且对他们的成就言过其实。这种一眼可被识破的为美国殖民主义辩护的著述在前不久已经不流行了,但并不是说有关美国殖民的著述就没有了当今的辩护者。最突出者且最多产的是路易斯·格利克(Lewis E.Gleeck,Jr.),他是退休的美国外交官,自1974年以来共写了十几本有关美国人在菲律宾活动的著作。

格利克的著作有很大的质量差异。例如,最好的书是关于美国派驻菲律宾的总督和高级专使的记述。他使人们比较了解美国决策者的个性和目标及美国政策的演变。但他大部分的著作都以为“仁慈、有效的”殖民政权及其政策所带来的好处歌功颂德为主题。格利克经常显得过于强调美国政策制定的连续性和取得的成就,而忽略或不提政策制定者的内部矛盾和明显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中心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删去菲律宾人的主要角色。

对美国殖民统治的看法截然不同的是雷纳托·康斯坦丁诺。他是菲律宾史学“民族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雷纳托·康斯坦丁诺严厉地批评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他把殖民宗主国描述为邪恶的、欺压人的、完全自私自利的国家。他著作的论调就是美国从一开始就企图剥削菲律宾,主要反映在为了推进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以菲律宾人民作为代价,他还对美国政策辩护者称颂的美国在菲律宾的教育活动进行抨击。在他看来,美国把学校教育制度引进菲律宾,旨在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推崇错误的英雄形象来“误教”菲律宾人。在这类著述中的一些批评附和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前革命活动家威廉·波墨罗伊(William J.Pomeroy)的观点。

对于美帝国的辩护者和批评者值得作一点评论,即他们在评价美国政策的目标上存在根本的分歧,但他们实际上在一关键点上具有共识,即知道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里,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极为深刻,双方都绝对肯定美国人引起了菲律宾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但不是所有关于美国殖民时期的文献都那么具有争议。或许最有影响而且写得非常出色的著作是彼得·斯坦利(Peter Stanley)的《形成中的国家:菲律宾和美国,1899-1921》(A Nation in the Making: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9-1921)(1974年版)。彼得·斯坦利在书中记述了“塔夫脱时期”(1900-1913)美国对菲律宾家长式统治的演变、美国对菲律宾岛“不定时占有”的设想以及后来在1913年之后试图从长远来讲为菲律宾独立作准备而从短期来讲给予该岛政府更大控制权的政策转变。彼得·斯坦利向我们叙述了大量有关菲律宾政治领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情况。彼得·斯坦利的著作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论证了所有那些菲律宾领袖都具备他们本身完善而细微的计划议程。然而,彼得·斯坦利只是使我们对一些菲律宾领导人有所了解,但对于成千上万居住在首府外的菲律宾人却一无所知。

拙作《菲律宾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in the Philippines)(1980)也探讨了早期的美国殖民统治。此书更多地以欧洲殖民主义研究为模式,重点考察美国在菲律宾经济所实行的措施。其主要论点是,一方面美国经常声称他们要在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并真诚地努力实现目标,但其实际所取得的成绩却令人大失所望。例如,在教育方面,由于在接连几任的教育系统官员之间对实行何种教育制度最适合菲律宾的看法不一,也由于他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还由于缺乏财源,因此美国人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而经济发展因为另一种困难———美国殖民署官员的意见分歧———遭到挫折。据我认为,美国殖民主义的辩护者和批评者双方都夸大了美国政策对菲律宾的影响。

有几本著述涉及美国殖民帝国的组织机构问题。罗米欧·克鲁兹(Romeo Cruz)大量利用在美国搜集的档案材料,详细地论述了海岛事务局(Bureau of Department)———在华盛顿主管美国在菲律宾事务的陆军部(War Department)分局的组织、运作和人事等情况。他指出,海岛事务局总的来说除了关注日常

事务外对“美国基本的殖民政策”影响甚微。

一些史学家对政策制定者的研究颇有造诣。奥斯卡·阿方索(Oscar Alfonso)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菲律宾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研究,其研究同罗米欧·克鲁兹的研究具有同样的优点和缺陷。他一方面大量记述了美国总统对菲律宾群岛的考虑,另一方面则相当肯定地认为老罗斯福对主要政策的决定影响很小,更有价值的研究是罗德尼·沙利文(Rodney Sullivan)对1900—1913年曾经在菲律宾委员会服务过的迪安·武斯特(Dean C.Worcester)的论述。迪安·武斯特曾任菲律宾内务长官,负责“非基督教”地区人民的农业、公共卫生及其他各种事务。罗德尼·沙利文总的认为迪安·武斯特是一个失败者,其农业和公共卫生政策计划得一塌糊涂,受到菲律宾政治家的严厉批评。

名字常与菲律宾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当属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卡罗尔·佩蒂罗(Carol Petillo)的专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年代》。(Douglas MacArthur:the Philippine Years)卡罗尔·佩蒂罗论述了菲律宾“成为麦克阿瑟能够把他所认为威胁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弱一些的地方利用为考验自己实力的场所”。佩蒂罗还发现一些重要的史实,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就在1942年离开菲律宾之前接受了曼纽尔·奎松(Manuel Que-zon)总统付给他的50万美元酬金。可惜是的,此书只对同麦克阿瑟交往的人作轻描淡写。

殖民官并不是居住在菲律宾的仅有的美国人。路易斯·格利克(Lewis Gleek)对其他美国人,如商人、店主、探险家和浪漫艺术家等人的活动作了最仔细的考察。其著作《马尼拉的美国人,1901-1964》(The Manila Americans,1901-1964)(1977年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组织得得较为混乱。有关基督教在菲律宾传教的最好的著述是肯顿·克莱梅(Kenton Cly-mer)写的《菲律宾的长老会传教士:社会转变的诱因》(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in the Philippines:Conduits of Social Change,1899-1910)(1989年版)。肯顿·克莱梅的研究表明,当基督教各宗派为了在菲律宾实行改宗而采取相互合作的共同立场时,它们实际上的关系是经常互相冲突,充满了猜疑。此书的缺陷是,几乎没有触及当地居民对传教的反应,并且对传教活动夸大其词。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关于美菲关系菲律宾一方的学术研究成果无疑是混杂的。维森特·佩斯(Viec-nte Albano Pacis)写了一部有关菲律宾政治领袖塞吉奥·奥斯梅纳(Ser gio Osmena)的传记;而阿鲁纳·高皮内斯(Aruna Gopinath)则著述了有关曼纽尔·奎松(Manuel Quezon)的政治活动。贝尔纳蒂塔·丘吉尔(Bernadita R.Churchill)的著作《菲律宾出使美国的独立使团,1919-1934》(The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Missions to the U.S.,1919-1934)(1983年版)广泛地考察了菲律宾政治领袖如何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独立法案。但这三本著述都缺乏两个重要内容:他们没能解释菲律宾政治权势运作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因而也就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那些人物作出那种行为。

事实上,美菲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正是研究菲律宾史的菲律宾学者和非菲律宾籍专家无法提供有关菲律宾人活动的文化方面的资料文献。但近年来,已有情况改变的现象。上面提到过的雷纳尔多·依勒托和米拉格罗斯·格雷罗研究美菲战争的重要著作就是这一变化的迹象。

当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表的关于菲律宾当地史的很多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大量有关美菲殖民关系的资料。1972年,约翰·拉金(John Larkin)出版了开拓性的著作《邦板牙人》(The Pampangans)。自此,先后出现了20多本有关地方、行省和城市历史的著述,大多数都涉及美国殖民时期的历史。对于这些有关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发展情况的地方史著作,笔者拟作三点简单的评论:

第一、在当时至少几十年中,美国向菲律宾引入的政治机制几乎没有改变地方上的政治生活,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就已控制当地政治的地主家庭仍然继续掌握着大权。

第二,在菲律宾很多地方,美国统治的肇始导致了地主阶层财富的稳步增长,而同时导致小农、雇农和领薪工人的生活条件逐渐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的发展可以被理解为是上个世纪西班牙人统治所导致的结果的延续,但这一情况由于美国的统治而变得更加恶劣。

第三,在那些贫富分化不断加深的地区,农村的骚乱变得更为普遍,而且工会组织也开始产生。虽然一些地方史的著述认为美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进步,但相当大部分的著作则提出,普通菲律宾人的生活总的来说在美国人到来之前要比到来之后更好一些。

三、

1946年,美菲殖民关系终结,菲律宾最终取得了独立。但确切地说这一新生的主权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独立呢?这一直截了当的问题常常引起学者们的探讨,而很多得出的答案是,国旗和地位的变

化似乎不存在因果关系。有5位政治左倾的作者毫不客气地阐明这一问题。他们是乔斯·玛丽雅·西松(Jose Maria Sison)(菲律宾共产党领袖,曾用笔名阿玛多·格雷罗(Amado Guerrer o))、菲律宾民族主义者雷纳托、康斯坦丁诺(Renato Constantino)和利蒂茜雅·康斯坦丁诺(Letizia Constantino)、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波墨罗伊(William Pomeroy)以及史迪文·沙龙(Stephen Shalom)。这些人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菲律宾历届总统建立了互利、合作、新殖民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美国对其前殖民地施加了最大限度的影响。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和财政资助,菲律宾领导人同意美国建立重要的军事基地和获取宝贵的贸易和投资优势。此外,在整个独立后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大使馆、美国援助机构以及美国控制的多边信贷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主宰了菲律宾政府的政策。而对于菲律宾本身,这种关系实际上有益于上层社会,他们可以此维持他们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但这种关系却给普通百姓带来了灾难,他们的生活日益贫困。

其他研究美菲战后关系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相似的结论。在一篇颇有研究价值的论文中,波尼发秀·沙拉曼卡(B onifacio Salamanca)表明,甚至在菲律宾获得独立前,三位继任总统奎松、奥斯曼纳和罗萨斯已表示他们愿意授权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罗纳德·埃德格敦(Ronald Edgerton)未发表的优秀博士论文解释了独立后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统罗萨斯(Manuel Roxas)———一个坚信其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同其殖民宗主国继续保持合作关系的人———如何向美国人作出其他重大的让步。另有三本著作抨击了多边信贷机构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强迫菲律宾采取了发展战略而摧毁了菲律宾的经济,特别是伤害了该国的穷人。詹姆斯·普策尔(James Putze)的著作《束缚的土地》(A Captive Land:the Politics of A grarian Reform in the Philippines)(1992年版),列举了战后菲律宾土地改革失败的事实,他指出美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阻碍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计划实施。埃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https://www.doczj.com/doc/cd8273891.html,nsdale),著名的心理战和反游击战专家,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如何为打败胡克(Huks)游击队以及后来在1953年如何为拉蒙·马格赛赛(Ra mon Magsaysa y)安排组织获得总统竞选成功作出贡献。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B.Smith)———1957年马格赛赛死后被指定为菲律宾总统,在其著作《冷战斗士的形象》(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1976年版)中揭露了美国机构如何努力影响后几年的菲律宾选举。

美国政府官员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组织对菲律宾施加过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有关那种影响有多大和多广的问题。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丹尼斯·梅里尔(Dennis Merrill)表明美国曾经想使埃尔皮迪欧·基里诺(Elpidio Quirino)总统实行政府改革,但并没有成功,因为基里诺不是抵制就是欺诈美国的监督。

路易斯·格利克(Le wis Gleeck)在《菲律宾第三共和国》(The Third Philippine Republic)(1993年版)一书中指出,1946年至1972年间的菲律宾总统都是相当独立的角色,而且美国对决定菲律宾选举的作用是被夸大其词了。尼克·克拉德(Nick Cullather)记述了马格赛赛和加西亚两政府通常是执行他们自己的计划,或者推进他们国内同盟党的计划,经常是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尼克·克拉德对马格赛赛的讨论尤其尖锐。马格赛赛通常被典型地描述为粗鲁、无教养、容易被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各种使团操纵的工具。但在尼克·克拉德笔下,马格赛赛则是一个聪明的操纵者,曾经利用美国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实行改革失败的原因可归咎于他同大土地拥有阶层和保守的政治家关系过于密切。马格赛赛的辩护者,包括兰斯代尔,经常把他同南越领导人吴庭艳作对比,认为马格赛赛不象吴庭艳,他愿意做一些争取民众支持的事情。奇怪的事实真相是,马格赛赛只是在风格上而不是在实质上与吴庭艳迥然不同。

尽管独立后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辩护者和批评者有相对立的看法,但有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即胡克游击队的失败,主要不是美国向菲律宾政府提供了援助而导致的结果。本尼迪克特·科克弗里特(Benedict Kerkvliet)对胡克起义的研究表明,胡克被击败是因为他们自毁。第一,他们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在缺乏人力、弹药的情况下与政府军展开常规战;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参加运动的穷苦农民的目标与菲律宾共产党领袖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最后一个原因是,菲律宾政府能够利用这些矛盾来鼓励农民脱离运动。

雷蒙德·邦纳(Raymond B onner)的著作《与独裁者共舞:马科斯家族与美国政策的制定》(Waltzing with a Dictator:the Marcose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1978年版)进一步证明美国控制菲律宾领导人的能力是肯定有限的。此书叙述了从约翰逊政府到马科斯倒台的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它表明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在菲律宾的目标都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遵循着同样的方针———支持马科斯;甚至表面

上积极推行人权主张的卡特政府也对马科斯政府明显破坏人权的做法熟视无睹,并决定继续维持同马科斯的友谊关系。事实上,并不是马科斯被美国人强暴,相反,是马科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设法欺瞒了美国,他通过随意玩弄手上的牌———即强调他的反共立场以及在续延美军基地条约谈判上采取强硬态度———获得他所求的东西;军事和经济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以及对外合法性。

其他一些关于战后美菲关系的研究也很值得注意。路易斯·格利克的《挣脱殖民的桎梏》(Dissolving the Colonial B ond:American Ambassadors to the Philip-pines,1946-1984)(1988年版)包括了很多有价值的传记式概述,如帕特丽莎·安·佩兹(Patricia Ann Paez)的《军事基地因素》(The Bases Factor:Realpolitik of RP-US Relations)(1985年版)和罗兰·新布兰(Roland G.Simbuland)的《我们没有安全的军事基地》(The Bases of Our Insecurity:A Study of the https://www.doczj.com/doc/cd8273891.htm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1985年版)等都是研究美国军事基地问题的重要著作。但因主要有关的文件档案尚未公开,所以这些研究并不是定论性的。此外,路易斯·格利克的《值得献身》(Worth Dying For)(1987年版)和桑德拉·布尔敦(Sandra Burton)的《不可能的梦想》(Impossible Dr eam:the Marcoses,the Aquinos and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1989年)广泛地探讨了美国对马科斯的倒台和科丽·阿基诺的上台以及正在持续的新人民军革命等事件的卷入。这些著作资料性强,但可能最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目前所提及的文献主要都是关注美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这个很窄的面,但如我们所知,主权国家是在更大的世界环境中运作的,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经常受到外部事件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有几本著述是很有启发性的。道格拉斯·麦当劳(Dou-glas Macdonald)的《历险》(Adventures)、安德鲁·洛德(Andrew J.Rotter)的《走向越南之路》(Path to Viet-nam:Origins of American Commitment to Southeast Asia) (1987年)、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M.Blum)的《划界》(Drawing the Line: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 ontainment Polic y in East Asia)(1982年)、加利·赫斯(Gar y Hess)的《美国成为东南亚之强权,1940-1950》(The United States's E 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1940-1950)(1987年)等对美国之东南亚政策演变的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深度。这些研究对于纠正研究美菲关系专家存在的把两国关系描述为“特别的”和独特的倾向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

最后一类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考察美菲的整体历史关系,只包括两本著作:斯坦利·卡诺斯(Stanley Karno ws)的《在我们的印象中》(In Our Image:America' s Europe in the Philippines)(1989)和H.W.布郎兹(H. W.Brands)的《走向帝国》(Bound to Empir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1992)。斯坦利·卡诺斯的著作是一流的综合性研究,曾经获得普利策奖。虽然他翻阅了手稿文献并作了许多采访,但其论点和结论完全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依据的。他的侧重点主要放在美国人方面,他把美国人描述为有时候目的很明确,而有时候又并非如此,但总的来说是效率很低的形象。他的主要论点是,殖民时期的美国决策者旨在以他们自己的想象来建立一个国家,他们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部分原因是他们低估了他们所面临的这种任务的艰巨性,也由于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美国的决策者也好不到哪去。麦克可瑟恢复了旧官僚的统治,这些人马上就对曾经抵抗过日本人的下层阶级游击队攻击和镇压;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菲律宾的政治行动;美国各届政府支持独裁者费迪南·马科斯;里根也继续支持他,直到他逃离总统府。斯坦利·卡诺斯的著作具有大多数综合性著作的优点,叙述精彩,历史分段恰当。但其缺点是,对于学者们研究不足的1954-1972年阶段的历史叙述不够。

布郎兹的《走向帝国》属于另一种著作。他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包括美国和菲律宾两方面的77卷手稿。他的著作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因此是集学术专著和历史分析于一体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布郎兹比卡诺斯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来叙述菲律宾人一方的事情。然而,布郎兹对菲律宾人一方的详细考察是其优点,但也是其缺点。在描述菲律宾现实方面,《走向帝国》一书存在很多问题。部分问题在于布郎兹把美菲历史关系的概念化为美国决策者同菲律宾政治家交往的一系列对等的个人关系。这种概念,正如前面指出过的,可以在大多数美国关系史研究的史学家著作中找到。布郎兹的著作中,外交对等上升为典型的状态,甚至当作者在大量地论述殖民时期美菲关系很不对称时也如此认为。除此之外,布郎兹的著作对民族政治人物的分析考察也有问题。他虽然阅读过菲律宾上千份档案,但对于菲律宾社会、文化和历史了解不足以至不能充分运用这些档案。根据布郎兹对美菲历史关系的演绎,美国官员是很努力地实施一些计划和政策,但菲律宾人(除马格赛赛外)可能只是希望当总统,然后

填饱自身的腰包。

那么,我们可以怎样来解释菲律宾一方的情况呢?第一步,应该抛弃这样的观念,即认为菲律宾人的政治如果同我们自己的不一样就无论如何都是有缺陷的或者是腐化的;第二步,应尽力解释除上面已讨论过的原因上为什么菲律宾政治家会作出那样的行为。

了解菲律宾政治行为的一个可能很关键的方法是,认可菲律宾人自西班牙统治时期就知道政治是为争夺经济资源而斗争这一事实。在西班牙殖民体系中,西班人将管理菲律宾地方自治区的政治权力交给由十分有限地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竞选活动非常地荒谬,主要因为可得利益———对许可证、垄断权、公路建设之类的控制权———被看作相当的大。那么,如果菲律宾政府在美国占领的年代里没能模仿美国模式,那也许是因为当地人对政治运作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

不仅如此,人类学文献可以证明,文化价值观和历史经验也许能够解释菲律宾政治的本质。例如,对于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区别,大多数菲律宾人总的来说很难辨清。出租车司机并不认为他们行车的公路是公共财产,而他们则认为他们的出租车所占的地盘或未被占据的地盘,只要打一下手势,就都属于他们自己的。违法居住公共场所的人对于他们所居住的公共土地的看法也相同。外人认为非法的行为,很多菲律宾人则视为可接受的举止。

第三点是涉及菲律宾国家本质的问题。殖民地历史造成一个很不幸的结果,即新生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讲往往都很弱,缺乏集权,它的建立都是人为的,其界限范围不一定适合种族语言和文化的现实。菲律宾正是一个事例。象很多这样的新生国家,菲律宾经济贫困,以至限制了政府有效地融合人民的能力和行使控制权。

第四点与第五点相关。菲律宾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家庭关系非常强的地方。家庭———包括政治家庭特别地作为一个充分利用集体资源并促进集体利益的单位而运作。在一个地方的环境下菲律宾家庭很少受到国家的干涉,因而它们利用关系来取得、实施、维护政治权力,一旦掌握了政权,他们就会运用它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因此,弱小的菲律宾国家被迫满足那些控制着城镇、行省、甚至整个区域的权贵家族,而大城市的政治家获得竞选胜利和统治权的能力,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同这些家庭建立联手关系,建立这种关系包括了向这些联盟的权贵家族提供很大的特权。

鉴于上述原因,企图用布郎兹和其他学者那种方式来描述菲律宾政治领导人,似乎是很奇怪又很愚蠢的。很显然,他们不能达到美国人的衡量标准。鉴于他们的社会本质,我们也没有权利期望他们达到标准。如果我们作为美亚关系史研究者的目标是理解美国人和亚洲人双方的角色,我们必须避免用单一的眼光看待他们。要了解“双方”,就必须认识他们的“文化”。

很明显,笔者在前面已频繁地表明,美菲关系史有很多东西需要著述。对于殖民时代,许多重要的论题被忽视了:如美国的卫生和农业计划、生态和环境问题。对于独立后阶段,有关文献除了在政府与政府正式关系方面外甚为稀少,而且很少文献是以档案资料作依据的。

但在某种意义上,该领域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探讨上述认为被忽略的问题,而在于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这些课题。例如,如果更多的学者用比较方法来看待美国的殖民主义,将会更有价值;如果更多的学者把美菲关系置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考察,也将使该领域的内容更加丰富。

目前最需要的是,对美菲关系的菲律宾人一方作更多的研究和作更多的文化著述。据笔者估计,菲律宾档案收藏了成千上万有关美菲关系的菲律宾语文件,要了解美菲关系的菲律宾一方,史学家必须考虑去使用这些资料来源。

(潘一宁摘译自Warren I,Cohen,Pacific Passg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 ess,1996)

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

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 11月14日至21日,持续8天的“防务之柱”行动,再次将“巴以问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下。同时也吸引了我们对“以色列”、“犹太人”、“反犹主义”、“屠犹事件”以及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国家史(亦即整个“巴以问题”史)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等等相关问题的兴趣。 评论新闻事件而对其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无异于瞎子摸象。诚实地学习历史,是获知世界真相的起点。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些原本属于历史常识、今天却罕为人知的知识,择其要发表出来,供广大关注巴以问题的朋友们分享。 本文是一篇学习笔记,只着眼于几个历史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对现实中的巴以国际争端以及穆斯林、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作评论。 本文所涉几个历史问题关系巴以问题的根本,远非一篇短文所能面面俱到。因此文中不作背景复述,只就相关问题提供资料索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文末所列参考书目,作认真的深入探究。 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是今天世界的常识,也是几乎一切媒体报道或评论犹太人相关事件的熟练句式。 没有人不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抛开这种经年累月刻意强调的宣传策略所蕴含的意图,以及它与“犹太人是上帝的优选民”理论、层出不穷的“犹太人智慧”一类小册子之间的默契不谈,这一宣传中所包含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是因为我们把犹太人视作人类的平等一员,视作人类大家庭中的同胞兄弟--如同中国人,如同阿拉伯人,如同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包括被称之为“桑博”的印第安人和美洲黑奴混血人种。我们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种群更愚昧、低劣、下贱,我们也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更智慧、优越、高等。就精神品级而言,我们认为:人类的差别只存在于道德表现,而绝不存在于人格和天赋权利方面。即便在道德上一部分人类优越于一部分人类,也绝不是以民族、宗教、人种、地域这样的群属概念来笼统区分,而只存在于个体人类的比较。 而今天的宣传,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永恒的“受压迫者”的形象,而且把犹太人想象成一个在智力等方面先天优越于其他人类的特殊人群;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为“救赎人类”而作出了“特殊牺牲”、肩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优选民,而且把种族成分极其迥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想象成了一个共同民族。 法国思想家罗杰·格鲁迪(Roger Garaudy)在其《以色列问题》一书中,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三个方面,清楚地论证了:从来不存在一个犹太民族。1976年的阿尔巴版等多次重大考古发掘清楚地证明:被犹太人奉为先民的希伯来人,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迁居迦南地区的游牧民阿拉米人。而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群构成,由当时“不同种族组成、最为复杂的”游牧部落。就其语言而非血统来说,阿米尔人就是当时的闪族人,即今天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土生犹太人的共同先民。希伯来人形成于这一人种成分极其复杂部落的基础之上,而并未曾在游牧民阿米尔人进入迦南之前形成一个特定的民族。 在“出埃及”时期,来自埃及的所谓“希伯来人”,是一个处于反对派地位、由各种族构成的人群集合,是一个受到法老统治歧视的社会阶层,而非某一特定民族。这一人群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手段渗入迦南的希伯来各部落居民中,逐渐在文化和婚姻上与当地居民完成了

历史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方案

历史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方案

第1章质量保证 1.1 ISO9002质量体系规范 在档案的整理和数字化加工部门,****实行ISO9002 《质量体系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式》,为客户提供操作规范、质量优秀的服务。 按照ISO9002的要求,不仅仅实施质量管理、管理控制,并且提供从整理到扫描加工、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紧密相扣的各个环节中受到监测、控制,进而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优化。 1.2 PMBOK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对于客户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加工项目,****将参考PMBOK对项目实施管理。从项目综合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费用成本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9个方面实施。 1.3 专业化、流水化作业 ****档案整理加工部,实行专业化和流程化的作业规范。 将档案服务分为档案整理和数字化加工两个组。档案整理划分为:承接登记、档案入库、拆分编号、档案鉴定、托裱修补、填写卷皮、装订还原、质量检查、移交入库等9个工位;数字化加工划分为:扫描、扫描质检、图像处理、图像质检、著录、著录质检、制作目录、批量挂接、数据检查验收(总质检)、数据备份、成果管理等11个工位;每个工位都实行项目组长负责制。 专业化作业:所有的工人都分配唯一的工位,并为每个工位的工人实行标转化作业培训,以保证工人技能的专业化,从而能够更大限度的保证项目进度和项目质量。 流水化的作业:让每个流程点更加容易被监控,质量更容易被评估。每一个工人当

前任务完成后,组长进行检查后,才能移交到下一个工位,这样保证每个工位在本流程点做的工作符合品质要求,减少反复环节。 1.4 软件全程管理、监控 ****采用专用的软件对档案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实行全面的管理。 数字化加工软件:提供专业的图像获取、处理和管理技术,将档案的数字化加工从扫描、图像处理、图像质检、统计监控等进行全程的管理和控制,各种自动化技术(自动图像倾斜校正、批量图像清理)能够保证图像标准、规范、整洁,并完全符合客户的要求。 档案著录挂接软件:符合客户档案著录规范要求,并且能够进行著录扩展,可以同时满足客户根据自身特点的特殊要求。软件具有自动生成序号、继承著录、档号自动生成等快速著录设置,并能够进行重复性、一致性、唯一性、必填性等多种校验方式,能够准确、快捷的完成档案条目的录入,并确保质量;挂接功能能够自动实现著录条目和扫描的图像之间的匹配关系,并保证100%的正确率。 1.5 文档和报表贯穿项目 日报制度: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向组长汇报本人的工作进度情况、存在的问题、与计划存在的差异等;组长要把本小组的每日情况进行汇总,并报告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通过日报以及抽查的手段,了解项目的进度并实现质量控制。 周报制度:每个周的周一,项目经理将上一周的情况进行汇总和统计,把项目完成的各种数量、完成总项目的百分率、下周工作安排、本周遇到的问题、需要客户协助的事项等信息,以书面的形式报告客户项目负责人,让客户定期了解项目的进展。

岭南文化

论岭南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软件学院09级2班刘绍徒 200930636090 关键字:岭南,民俗文化,发展,传统 论文摘要:岭南民俗文化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它没有承载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迫力,尚实效,重功利,开放兼容、崇新善变,促使岭南社会在近代反封建和当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曾两度领天下之先。这些特质在成就岭南的辉煌之后,在当下社会很大程度上桎梏了它的发展,我们应该本着批判扬弃的原则,促使其向宏观、理性、深度的方向转变,寻找岭南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最佳路径。 一、岭南概况 岭南位于中国最南部,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枕南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是以今天的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为界与内陆相隔。岭南是一个历史概念,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岭南建制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变化。学术界对岭南的领域有不同见解,有的将其狭义为广东的代名词,有的将其广义为包括广东省、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 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岭南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逐渐进步。秦以前岭南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06年,龙川令赵佗“自立为南越王,都番禺。”同年,汉高祖刘邦创立汉王朝,他面对汉初的严峻形势,“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部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向岭南开放了边境贸易,征收南越国的贡品,而对南越国的体制未作任何改变,对其施政也不加限制。 岭南自建置之初即与中央政权的特殊关系,历代延续。虽然其内部的行政区划时有变更,但是中原政府对这个边陲之地的控制却一直因地制宜,使岭南保留了很大的政治、经济、管理自主权和一种自然而然地与中原隔绝的“独立”状态,为岭南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氛围。 二、岭南民俗文化的特征 从地域上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主要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 (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风气 从古老的民间传说开始,就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开放心态,至今南海神庙中还立有波罗国使者达奚司空的塑像,西来初地还有达摩祖师的遗迹。著名的岭南画派,就是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洋画的技术而形成;饮誉世界的粤菜风味,不但吸取了国内八大菜系的技艺,也吸取了西菜烹饪之精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更发挥了这方面的潜质,在全国率先敞开大门,在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并不是偶然的。 (二)努力超越“传统导向”的进取精神

欧洲人和犹太人的历史恩怨

欧洲人反对犹太人的原因 世纪时,许多欧洲人发现他们的家乡来了这样一群人: 同样信奉上帝,他们却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更不认为耶稣是什么救世主,他们坚信只有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ChosenPeople)”,而且拒绝与本地居民通婚。 不久就有小道消息传来,说其实就是这帮人害死了欧洲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偶像耶稣。 这群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起源于中东地区,连续被埃及、巴比伦、罗马帝国奴役驱逐,沦落世界各地,其中的多数流落到了欧洲,由此开始了犹太人与欧洲人长期格格不入、别别扭扭的共同历史。 在很长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社会都普遍存在虐待和迫害犹太人的现象,而且这种歧视和迫害贯穿从政治领袖、宗教人士、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的各个阶层。 其手段从限制就业到限制居住地区,从勒索财富到驱逐人口,多种多样。 犹太教不承认新约,不认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虽然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从犹太教中延伸出来的。但对于已经自我标榜为上帝“新的选民”的欧洲人来说,犹太人就有些大逆不道,被其斥为异端邪说也就很自然了。 犹太人2000年以来流离失所,没有自己的祖国。这在崇尚力量的欧洲,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自然就是一种完全的劣势。历史上,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弱小民族在欧洲被屠戮、驱赶了无数次。其实就是那句话,柿子要捡软的捏。 .也正因为第二点,犹太人大都很自强,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们在欧洲历史的夹缝中努力生存的很好。但这一点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并引发很多的贪婪举动。 在欧洲历史的各个时期,犹太富人多数被当做储蓄筒。当权者在需要的时候就打碎他们,将其掠夺一空。至于借口则大多是宗教方面的,也有世俗方面的。这些借口的使用更增加了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歧视。

五个犹太人改变世界

五个犹太人改变了西方世界 有这样一种说法,五个犹太人改变了西方世界。第一位是摩西,他说一切都是律法;第二位是耶稣,他说一切都是苦难;第三位是马克思,他说一切都是资本;第四位是弗洛伊德,他说一切都是性;第五位是爱因斯坦,他说一切都是相对的。 摩西是公元前1300年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摩西替上帝颁布“十诫”,至今是西方法律的根本,全世界每星期都休息一天就是十诫之一。 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基督教信仰人类有原罪。为了赎世人之罪,耶稣甘愿受辱以致被钉十字架上。他的出生年为公元纪年之始,圣诞节和复活节都与耶稣有直接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历史最大问题在于利益的掠夺,他的《资本论》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他站在哲学的高度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促进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 弗洛伊德本身是个精神病医生,也是精神分析学家。他认为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源于动物性本能,核心即性。只不过在文明、道德、法律的框架下,人本能地将性压抑于潜意识之中,以其它形式发泄,例如创作文学,人类冲突等等。 爱因斯坦是个物理学家,与前四人截然不同,他用科学的大脑想问题,科学地表述一切,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的《相对论》据说当时全世界只有两个半人能懂,但不妨碍他人格的伟大。 五个犹太人构成了西方世界的精神框架。社会的秩序稳定,宗教思想的追随,资本的力量,性的原动力,辨证地看待事物,一切的一切,一切如斯。 1. 感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身体累了需要休息。否则即使再冷也不会感冒。 2. 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你眼里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你看见什么取决于你的思想,你看到的是你信念的投射。 5. 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一个更加兼容的时代,意味着你要不断扩大你的格局,也就是扩充你心灵的空间,你要毫无偏见地更加包容一切的存在。 6. 你尊重别人,不是你把尊重给了别人,而是你向别人呈现你的尊重。你越多地呈现你的尊重,你就越成为尊重本身,你尊重的是你自己。 7. 未来社会衡量个人对社会贡献,是以个人贡献给社会和他人正向能量为个人价值的标准,而不是以你的身份、地位、金钱。 8. 赞美别人是给别人发送正能量,被赞美的人要将这种正向能量接收进来,同时也向对方发送正向能量。 9. 科技的发展必须以人类的爱心同步,脱离人类爱心的科技过度发展,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毁灭就是如此。如今时代,人类必须觉醒于爱! 10. 当一个人用手指着我说话,我看到的是这个人的伤痛和恐惧,我会小心的帮她包好伤口,握着她的手,让她下次指的时候更加自如。 13. 思想的境界是带你从此岸到彼岸,是设定一个目标并努力去完成。灵性的境界是奇迹的生活状态,你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顺漂然后享受惊喜! 14 你的生命是要不断体验各种游戏的乐趣,你把能量投放到哪里,哪里就会更强大。你滋养问题之树,问题就会变大,你滋养奇迹之树,奇迹就会更多。你的人生是要不断取得平衡,自由穿梭,出神入化,一切由你来选择。

试谈档案与史志的关系

试谈档案与史志的关系 [我在企业工作20余年,曾经管理过档案,而今做史志的编写工作,因为档案管理与撰写史志不是一回事,但也不是没有联系的,故写短文一篇,试谈一下二者的关系。 史志和档案都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史料。弄清史志和档案的内涵及二者的关系,对搞好史志编纂与保管和加强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志,狭义的理解就是对人、单位,乃至国家或民族过去的事实加以整理编纂,用精确文字记录并表现出来。它以一种标志性的理念、生活印记、事迹遗存、人文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性记载。或者说,是回过头来看自己所走的路,或单位、企业等所经历的艰辛,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校样。这些人物、事件、故事、史实、经历、经验等等,都在史志编写的范围。无疑史志是属于人文范畴的一种特殊文化。然而,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由此可见,二者都偏重于对已发生过的史实的记录或记载,只不过史志更重视历史的沉积,并将零碎的、散见的资料加以整合、梳理、编辑、出版,已供其它组织或个人借鉴性地收藏,更具交流和运用。档案资料更具完整性和史料价值,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交流起来带有好多的限制条件。只有把二者兼顾起来,才能充分体现史料的价值和应用效益。 史志和档案都属文化的范畴。所谓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指精神生产的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 档案文化不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即档案实体文化”;“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种实体文化成果所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史志本身就是文化,它是历史文化的一种。严格地讲,档案文化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史志则是档案文化中的精神载体。二者是相互包容的特殊关系,不分孰轻孰重,都在“文化”的大树下得以滋润与发展。 就广义的档案文化来,它是一个产业,一种不规则的特殊文化产品,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可以开发、建设,也可以租赁、买卖,所收的效益不亚于其他有形或无形产品,如各种纪念馆、博物馆等,都属于某种产业了;狭义的档案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纯文化形态,或某种精神实体,一旦经过挖掘性的研究和探讨,会给予某些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如对历史档案的研究和利用,就可以去对照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予以分析与解决等。它可以是人们超长的精神食粮或隐蔽的思想武器。这一点上与史志有类似之处,史志也是以静态的文字来彰显其丰富的精神内涵。档案与史志有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 一是档案和史志受政治影响不太相同。档案文化是公务活动的产物,具有较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历史渊源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历史渊源 ——以巴问题的历史其实,今天斗得你死我活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源于一个古老民族——闪族(闪米特)。具体到巴勒斯坦地区,最早的居民是迦喃人,此后一支叫做哈卑路的游牧民族迁入,排挤了迦喃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他们就是希伯莱人的祖先。 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国家,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史载是一位睿智的伟大君主,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都城,耶路的意思是城,撒冷是和平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和平之城,可惜这个城市从建成的那一天起,就几乎没有和平过。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建立了宏伟的所罗门圣殿,后来犹太教视耶路撒冷为圣城,圣殿所在的圣殿山为圣地。 公元前935年,以色列—犹太国家分裂,北方称为以色列国,南方称为犹太国,这便以色列和犹太两词的来历。说起这犹太人的历史,是非常悲苦的,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500多年中,他们经历了三次大离散,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祖国。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灭犹太国,摧毁了耶路撒冷,将数万名犹太贵族、工匠押回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大离散。 公元前538年,波斯人攻占巴比伦,巴比伦之囚才返回故乡。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全书》,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200年后,马其顿人大举南下,犹太人再次被征服,流落到南欧、北非、中亚,这是犹太人的第二次大离散。公元前63年,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在几十年中不断起义反抗,都遭到了罗马人的残酷镇压,被卖为奴隶的达一百万人以上,幸存者也纷纷逃离家园,流落他乡,这便是犹太人的第三次大离散。至此,犹太人作为巴勒斯坦地区主要居民的历史结束,犹太人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 犹太人走后六百多年,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巴勒斯坦地区成为了帝国的一个省,此后当地居民逐步阿拉伯化,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就一直繁衍生息在这里,这里就成了他们的祖国。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阿拉伯人与历次东侵的十字军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斗争,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自己的祖国。看到这里,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到底是阿拉伯人的呢,还是犹太人的呢?真是一桩难缠的历史公案啊。 犹太人在离开巴勒斯坦以后,大多经小亚细亚半岛,流散到了欧洲,虽然没有了自己的祖国,但是犹太人仍然信仰自己的犹太教,讲希伯莱语,用希伯莱文。常言道,没娘的孩子象根草,没有祖国的以色列人,就象没娘的孩子,走到那都是少数民族、异教徒,倍受歧视,心酸异常。就在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不久,基督教产生了,其实基督教最还是从犹太教脱胎出来的,但是从基督教产生开始,两教就一直对立,传说耶稣就是被犹太教上层人士勾结罗马总督害死在耶路撒冷并升天的。中世纪基督教独步欧洲,犹太教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一切天灾人祸都被归罪给犹太人,黑死病、霍乱、鼠疫,都被说成是犹太人招来的,教堂失灾火、洪水泛滥都是犹太来造成的,总之犹太人成了万恶的灾星,动辄被暴尸荒郊。 为了生存,犹太人又一步一步从西欧、南欧迁移到中欧、东欧。在无依无靠,任人宰割的犹太人心中,只有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重建犹太国,才是唯一摆脱人间苦难的出路,“明年在耶路撒冷”成了犹太人的祈祷语,这便是犹太复国思想的起源。很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揶路撒冷,伫立在所罗门圣殿被毁后仅剩的一堵残墙下哭泣,寄托者对故国的哀思,憧憬着复国的一天,这堵墙后来便被世人称为哭墙,哭墙见证着犹太人的苦难,也见证着犹太人复国的理想。 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提倡自由、平等和博爱,宗教压迫缓和,中、西欧犹太人走上了与居住国同化的道路,并相继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帝国主义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新一轮反犹浪潮开始,到19世纪末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1881年的俄国屠犹事件和法国1894年的

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

二、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 明清两代继承了我国封建统治者重视编纂史书的传统。从这些王朝刚建立开始,即考虑到为本王朝留存系统的历史记载。为此,从组织上、史料上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翰林院编撰、修撰、庶吉士之类的“清贵之官”,就是代皇帝起草文件,参加修史工作的。除翰林院外,明、清两朝都设有国史馆。凡文武大臣身死而又还保持宠遇的,大体上,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为保证编纂史书的需要,明、清王朝对其本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都很注意保管整理,并制订有各种严密的规章制度。如中央级的各部、院、寺、监衙门和各省总督、巡抚等文武官吏给皇帝的题奏,各衙门之间的来往文书,在处理完毕后,都要妥慎保管起来。有些档案更显然是为了准备修史才形成的。例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按年代顺序辑录各个皇帝在其一生活动中所批发的谕旨、批示等。《玉牒》则是有关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袭封、生死的登记册,体现着当时的宗法制度和皇室皇族依其亲疏所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起居注》则更是专为记载皇帝“嘉言懿行”的史册;而各种“史书”,就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发抄的题本而编纂成的。不但中央如此,各级地方文武衙门的档案也不许随便烧毁,每隔若干年,一般是三十年左右,还要利用来编写省志、府志和州县志。自古以来,为适应封建宗法社会的习惯和需要,许多家族都编纂有自己的族谱和家谱。稍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死后,又大都立有墓铭、行状、传略之类的东西,明清时期尤其盛行。这便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档案编纂网。为各级部门修志编书准备了相当多的历史档案。史学因利用此一原始的丰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质量,档案工作又因史学研究的需要获得了提高,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起到了互相依存又相互推进的作用。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许多明清时期的图书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其实就是当时或其后公布的档案文件汇编。这种源于档案的图书文献,在明清史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明大诰》三篇,原来是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口头指示的记录刊布成书的。《皇明诏全》和《皇清谕旨》等类书籍则是两朝历届皇帝诏谕文件的汇编;《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及其多种续编)等则主要是汇集了明清的大臣们的奏章公牍;明清许多文武大臣都有自己的文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乃是这些大臣们在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清朝有两部重要的史料书,即乾隆时期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和光绪时期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其所以能成书,主要因为蒋氏和王氏都曾先后在清朝的国史馆任过纂修官。可以论断,如果蒋王二氏不是因职务的方便,得以饱读保管在宫廷之内的皇家档案,这两部《东华录》是无从录起的。 以上是明清时期本朝的人为本朝、本地、本族、本人利用有关档案写的史书。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后一朝代的统治集团几乎都搜集和利用过前朝的档案,为前朝修史。这可以清修《明史》和民国初年修《清史稿》为例。 清王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翌年,即宣布建立明史馆,陆续委任了一大批史官,下诏集中明代各官署的档案以供明史馆参考。从1679—1735年(雍正十三年),《明史》才定稿,1739年(乾隆四年)刊行。先后持续工作了近六十年之久。在旧的封建正史,即所谓二十四或二十五史中,《明史》算是较好的一种,资料比较丰富,史事的考订比较严谨,也有其特点。例如,鉴于明中叶以后宦官横行,作恶多端,专写了《阉党传》;鉴子明代朱家宗藩问题已经形成当时社会上的大灾难,为诸王、公主等写的传记中不乏对他们贪婪昏庸的披露;有些皇帝的本纪和大臣的列传,也写得比较生动具体,这显然都是参考了明人留存下来的详细记载。据清朝官方的记录,顺治和康熙年间,都曾专门下谕,

【走进以色列】犹太人地历史(附历史表)

【走进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附历史表) (摘自:希尼之声) 犹太信仰的历史既悠久又傲人。这段至今超过三千八百年的犹太历程交织着伟大的发现、无止尽的创造力与辉煌的成就,但也曾有过深沉的绝望、痛苦的灾难与破碎的梦想。 犹太人在享有几个世纪的自由与独立后,被放逐漂流了数千年之久。不止一次,甚至是超过十次以上,犹太人所得到的接纳、欣赏与尊重到头来都被暴政、压迫与几乎逃不掉的杀戮所破碎。 但犹太人与犹太信仰在历经这一切之后仍得以幸存,并稳定和茁壮下去。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着他们对上帝的坚定信靠,对实践上帝诚命的委身,对犹太社群所展现的永久信心,以及对未来充满了奔放的希望与信靠。 若想完全了解犹太信仰,必须先对犹太历史做个综览,并了解犹太信仰与实践的历史来龙去脉。而若要明白并掌握犹太历史的全貌,也有许多值得参考与阅读的好书。 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犹太历史的基本综览,先列出大要的时间点,接着补上附有评注的完整相关事件纪录。这个简表列了许多对犹太生活造成巨大冲击的重要事件,也提供了一条管道,让我们藉以理解历史背景、哲学与政治环境、时势、不同的民族,以及那些塑造犹太信仰及犹太人的思想。

公元前 大约前1800年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 亚伯拉罕宣告信仰独一的主上帝;犹太信仰的开始。 大约前1700年希伯来人迁居埃及 雅各布的子孙开始长达450年在埃及的寄居。 大约前1250年出埃及 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大约前1250年上帝在西乃山赐下启示 上帝将十诫颁赐给以色列民。 大约前1200年征服迦南地 乔舒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 大约前1200-1030年士师时期 十二支派定居应许之地;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饱受四境列国的攻击;士师们相继承担领导大任。 前1030年扫罗被膏为王 建立君主政体。 前1010年戴维王朝 本身既是战士,又是诗人的戴维王定都耶路撒冷,并让该地成为献祭敬拜的中心。 前970年所罗门王朝 这位智能又和平的君王为以色列地及其百姓带来了一段太平盛世。前950年建造圣殿

《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

《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 关系》 、明清两代继承了我国封建重视编纂史书的传统。从这些王朝刚建立开始,即考虑到为本王朝留存系统的历史记载。为此,从组织上、史料上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翰林院编撰、修撰、庶吉士之类的“清贵之官”,就是代皇帝起草文件,参加修史工作的。除翰林院外,明、清两朝都设有国史馆。凡文武大臣身死而又还保持宠遇的,大体上,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为保证编纂史书的需要,明、清王朝对其本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都很注意保管整理,并制订有各种严密的规章制度。如中央级的各部、院、寺、监衙门和各省总督、巡抚等文武官吏给皇帝的题奏,各衙门之间的来往文书,在处理完毕后,都要妥慎保管起来。有些档案更显然是为了准备修史才形成的。例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按年代顺序辑录各个皇帝在其一生活动中所批发的谕旨、批示等。《玉牒》则是有关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袭封、生死的登记册,体现着当时的宗法制度和皇室皇族依其亲疏所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起居注》则更是专为记载皇帝“嘉言懿行”的史册;而各种“史书”,就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发抄的题本而编纂成的。不但中央如此,各级地方文武衙门的档案也不许随便烧毁,每隔若干年,一般是三十年左右,还要利用来编写省志、府志和州县志。自古以来,为适应封建宗法社会的习惯和需要,许多家族都编纂有自己的族谱和家谱。稍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死后,又大都立有墓铭、行状、传略之类的东西,明清时期尤其

盛行。这便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档案编纂网。为各级部门修志编书准备了相当多的历史档案。史学因利用此一原始的丰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质量,档案工作又因史学研究的需要获得了提高,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起到了互相依存又相互推进的作用。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许多明清时期的图书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其实就是当时或其后公布的档案文件汇编。这种源于档案的图书文献,在明清史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明大诰》三篇,原来是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口头指示的记录刊布成书的。《皇明诏全》和《皇清谕旨》等类书籍则是两朝历届皇帝诏谕文件的汇编;《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及其多种续编)等则主要是汇集了明清的大臣们的奏章公牍;明清许多文武大臣都有自己的文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乃是这些大臣们在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清朝有两部重要的史料书,即乾隆时期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和光绪时期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其所以能成书,主要因为蒋氏和王氏都曾先后在清朝的国史馆任过纂修官。可以论断,如果蒋王二氏不是因职务的方便,得以饱读保管在宫廷之内的皇家档案,这两部《东华录》是无从录起的。 以上是明清时期本朝的人为本朝、本地、本族、本人利用有关档案写的史书。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后一朝代的统治集团几乎都搜集和利用过前朝的档案,为前朝修史。这可以清修《明史》和民国初年修《清史稿》为例。 清王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翌年,即宣布建立明史馆,陆续委任了一大批史官,下诏集中明代各官署的

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基本特征地理环境岭南, 作为一个地域性概念, 指五岭以南地区, 在地域上包括今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部分地区。由于岭南地区北依南岭, 南傍南海, 加上南岭万山叠嶂, 不仅使岭南地区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 而且孕育于其中的岭南文化也形成了迥异于岭北的文化特质, 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岭南文化鲜明特色的形成, 地理环境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1 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 111 岭南文化的重商性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条件下,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存在有“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 中原正统汉文化下的社会经济一直以自给自足、单一化生产的农业经济为主。而岭南文化在这一点上与中原传统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历史上, 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一直是一个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 “崇利”的商品价值观念渗透到岭南社会各个角落。广东尤其是广州、潮州等地, 人们逐利之广, 上至官僚、地主, 下至士子农人, 经商活动十分普遍。清代仅潮州一地, “不务农业”的居民就发展到10 万户之多, 务商在平民中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与之相适应, 岭南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向多元化、商品化方向发展。明代时, 珠江三角洲就成为商品性农业区, 土地经营方式已呈多样化特点, 经济作物生产成为最发达的农业部门, 以至于明朝中后期, 广东在历史上第一次变为缺粮省, 农业生产已带有较强的商品性目的。同样, 手工业生产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以品种繁多、工艺先进而远销海内外。岭南地区物质生产的多元化、商品化倾向, 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112 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 位于南海之滨, 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历史上, 广州是外国人居住和出入最多的城市之一。同样, 岭南人也不断走出家门, 向海外开拓, 今海外华侨和华人有3000 多万, 而粤人就占了2000 多万。频繁的贸易交流和人口流动, 使岭南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势。自汉朝以来, 岭南不仅从海外引进了众多的花果和农作物品种, 同时,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也都由广东传入, 并辐射内地。鸦片战争后, 中西文化交流更为普遍, 郑观应、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引进并介绍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 从而使岭南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 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广东又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 其文化的开放性就更加明显。 113 岭南文化的兼容性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必然具有兼容性。岭南文化正是在与海内外各种文化交流碰撞中, 兼容并蓄, 融汇升华而发展形成的。从岭南文化的内涵构成来看, 岭南文化是以当地南越文化为底本, 与中外各种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而成。其中在与内陆其他地域文化交流中, 岭南文化接受并融汇了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的深刻影响; 而在与海外文化交流中, 又包含了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的因素, 尤其是近代西方文化, 对岭南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岭南文化这种包容南北、兼纳中西的特点, 在民俗、饮食、艺术、建筑、宗教等文化内容上均有反映, 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 岭南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从岭南文化的区域构成看, 其兼容性表现为各种地方文化的共存共生现象。从地域上划分, 岭南文化又可分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等地区文化, 在区域内部又表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特别要指出的是, 岭南文化的兼容性还表现在对立异质文化的共生上。在岭南常可看到这样一些事实, 高度文明的科学技术与极端落后的封建迷信中许多家庭和市民身上同时并存, 相安无事。这是岭南文化兼容性的奇物反映。 114 岭南文化的远儒性也可称反传统性。岭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 受到以中原汉文化为

犹太历史与文化(第三章)

第三章犹太民族的文化 第一节塔木德文化 一、塔木德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1.罗马帝国的统治 2.“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教的发展面临新的转折 二、塔木德文化的内容 1.《密西拿》 它是一部包含公元初年犹太人各种成文和口传的宗教法、民法和道德法的大典,于公元3世纪广泛流传于各散居地犹太人生活之中,在6世纪时成为《塔木德》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包括6卷,63篇: 第1卷《泽拉伊姆》(播种):主要阐述与农事有关的章则,共11篇。 第2卷《摩耶德》(节期):记述宗教节期及奉献礼仪,共12篇。 第3卷《那希姆》(妇女):关于订婚、结婚、离婚及婚姻誓约的律法,共7篇。第4卷《涅济金》(损害):阐述债务、遗产以及偷盗等民事和刑事处理条例,共10篇。 第5卷《科达希姆》(圣事):探讨宗教献祭仪规及有关圣殿事宜,共11篇。 第6《特哈罗特》(洁净):是关于身体、食物、居室和用具等方面的洁净与比洁净条例的规定,包括12篇。 2.《革马拉》 巴比伦犹太学者在详尽研究《密西那》的基础上对之进行补充与诠释,以当时西亚犹太人通用的亚兰语编成又一部律法释义汇编。 3.《塔木德》 《密西那》与《革马拉》合并,在经页上左右分列,组成《塔木德》。在公元4世纪中叶由巴勒斯坦拉比们完成的被称为《巴勒斯坦塔木德》(75万字);而6世纪初由巴比伦学者完成的被称为《巴比伦塔木德》(250万字),即一般意义上所通称的《塔木德》。 《米德拉西》:占《塔木德》中三分之一篇幅,阐述道德伦理训诫和宗教律法礼仪的犹太教布道经卷。它的内容又划分为《哈拉卡》(规范)以及《哈嘎达》(宣讲)。 三、塔木德文化的历史影响 1.它反映了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人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6世纪之间1000年文化宗教生活的历史演变。 2.它给流散中的犹太人提供了宗教生活的礼仪准则以及为人处事的伦理规范,对于巩固和完善犹太教律法、维护和加强犹太流散民族同一性发挥了不容低估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塞法迪文化 一、塞法迪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1.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2.穆斯林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 3.西班牙犹太社团 在公元8-13世纪,西班牙犹太人热情地投入到文化复兴运动中,在科尔多瓦、

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性学习

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性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人才,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教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是,仍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历史教育囿于课堂的狭小圈子,相对封闭;师生关系是单向地、直线地发生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未得到全面的贯彻。这些都制约着历史教育功能的发挥,束缚着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青岛市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历史教育改革突破口和着力点应该放在何处?这是我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认真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历史教育改革首先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以提升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为目标,构建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历史“学习共同体”,使师生双方良性互动,教师努力充当学生研究性学习的促进者、帮助者和欣赏者。学生研究性学习,对历史学科而言,有其特殊的难度。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使得历史不能像其他学科知识那样复原与复制。历史由远及近的发展规律与学生由近及远的认识规律相悖,学生学习历史,远不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那样可以依靠解题获得成功的自信.从而树立持之以恒钻研的兴趣。这些都使得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兴趣受到负面影响。只有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人手,才能真正使历史研究性学习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我们几经论证,开始尝试以学生最喜闻乐见的乡土历史选修课作为开展历史研究性学习的突破口。我们除在课内专门开设乡土历史选修课外,还开辟社会教育领域,让学生自己动手,亲身实践。学生到社会上搜集乡土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于是,档案这种一直不为中学历史教学所重视的特殊的历史资料便显得格外重要。在学习中,学生走进档案馆,翻阅那一卷卷泛黄的档案,掌握了基本的搜集历史资料和分析处理其中有效信息的方法,进而促进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档案是历史的特殊载体,它与学生课堂上接触的教材等历史载体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未加雕凿”。加工前的历史载体显然要比加工后的历史载体更容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其产生无穷的探究欲望。没有主体探究欲望的研究性学习是流于形式的研究性学习,是不会产生持续的、长久的学习效益的。我们的做法是,让学生在对加工后的历史载体(教材)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与乡土历史相关的课题,然后到档案馆中去探究未经加工的历史(档案)。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独立思考和集体讨论,提炼出符合历史本相的有效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教材相关内容的学习得到深化与活化,而且可以在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的研究性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终生受益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历史思维能力。 近年来,青岛市一些学校以利用档案为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搞得有声有色,通过积极探索,初步取得一些经验。其中,青岛第十九中学结合学校地处胶济铁路附近,铁路职工子弟比较多的特点,在高一年级进行中国近代、现代史教学时,组织学生分期分段进行胶济铁路简史的研究性学习。如,对去青岛档案馆查阅、摘抄档案资料的学生,先经过简短培训,使他们对查阅档案的基本方法有所了解,知道如何利用档案馆的目录卡片,根据卡片的内容提要和编号,查阅全宗、案卷。面对浩繁卷帙,学生们一开始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教师充分体现其主导作用。教师巧立一些专题,以指导学生资料的搜集,诸如:“通过德国总督府编制的

解析档案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

解析档案研究历史的重要作用重视和发掘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 1.历史档案的重要性。 历史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它具有广泛性、罕见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可靠的凭证价值和广泛的情报价值。韦庆远认为历史档案的内容丰富且详细具体,能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还能比较好地反映出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蕴含之意;档案在我国古代作为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在当今则是史学研究中最为珍贵的、应优先使用的资料。可谓,档案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在韦庆远的历史著作中,不乏大量利用丰富翔实的档案材料,其中很多都属于首次引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如几部论文集(《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等)都反映了他在发掘、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做出的贡献。韦先生深刻体会到“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离不开明清档案的。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重视民间档案。 韦庆远将我国的历史档案大体分成两类:官方档案(包括中央政权和地方性政权档案)与民间档案。他看到目前档案馆馆藏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档案不足,而这部分档案有着官方档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官档和民档,本来都是人们在当时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交往以至矛盾冲突的产物,都是从不同的重要侧面对当时社

会生活的反映和记录,它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和订正的。民间档案较集中而具体地反映着各时期各地区公私之间、官民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宗族之间等极其复杂的关系,极具地方色彩。因此,他力倡各省的档案部门应花点力气收集民间档案,特别强调在利用官方文书的同时,应充分重视谱牒、契约、信札等民间档案的史料价值。 3.重视而不轻信。 韦庆远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又对用档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跟着档案转,既要重视又不轻信”。具体而言:(1)历史档案有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故而要全面地看待历史档案,有分析有思考地对待历史档案,不要孤证立案。(2)他指出档案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绝不可能代替其他图书文献、考古出土物以及社会调查成果等;认为档案和图书的关系,一般来说应优先使用档案,但并非绝对。(3)对待档案也应像对待其他史料一样,贵在审慎地鉴定和分析,贵在与其他史料相核对比勘,考虑其真实性成分,绝不能偏信偏用。“不但要用档案来订正和补充图书文献的不足或不确,有时也要用图书文献来订正和补充档案的不足或不确”。概而言之“:用书不如用档,用档不忘用书,尽信档不如无档,尽信书不如无书,史档结合又相攻,混沌史实可分明”。 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韦先生治学特点之一就是将治史和治档相结合,以整理档案作为史学研究的准备,以史学研究作为对历史档案功能的发挥。他以亲身体验,多次撰文强调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档案工作与

岭南历史和文化

岭南历史和文化知识(广州历史、人文等) 一、选择题 1. 广州最早建城时的名字叫 A 楚庭B任嚣城 C 番禺 D 南海郡 2. 广州建城的年份是 A公元214年 B公元142年 C 公元前214年 D 公元前142年 3. 秦初广州的古称是 A 广州 B楚庭C 番禺 D 南海郡 4.“广州”从哪一个时期得名并沿袭至今 A 秦末汉初B三国 C五代十国 D清末明初 5. 广州是我国的古都之一,历史上共有三朝十主在此建都称帝,下列不属于这三个朝代的是 A 秦末汉初的南越 B 五代十国的南汉 C 清兵入关后的南明 D 三国时期的东吴 6. 广州第一个封建王国的国王是 A 赵佗 B赵昧 C 赵婴齐D赵兴 7.宋元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说广州已经比当时哪一个世界著名商贸城市大三倍 A 伦敦 B 巴黎 C威尼斯 D 罗马 8. 在清代,广州哪个地方“一口通商”,垄断全国外贸 A 十三行 B 第十甫 C 沙面 D 东山 9. 下面哪一项不是广州的别称 A羊城 B 花城 C 鹏城 D 穗城 10. 周朝时,广州的别称是 A 楚庭 B任嚣城 C 番禺 D 南海郡 11.“五仙观”位于广州的什么地方 A 惠福西路 B 解放路 C 中山路 D 人民路 12. 广州人民在下列哪一个地方打响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 A 三元宫 B 沙面 C 越秀山 D 三元里

13. 1839年3月,领导虎门销烟的清朝官员是 A 关天培 B 琦善 C 林则徐 D 李鸿章 14.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哪一年正式爆发 A 1837 B 1840 C 1845 D 1893 15. 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在广州创办并培养了一大批维新运动革命人才的学堂名叫 A 五味草堂 B 芝兰草堂 C 清风草堂 D 万木草堂 16.座落在越秀山的广州博物馆修建于1380年,其别称除“五层楼”外,又名 A 镇海楼 B 山海楼 C 黄鹤楼 D 凌霄阁 17. 作为广州城市标志的雕塑是 A 广州解放纪念雕碑 B“古城辉煌”主体雕塑 C 五羊塑像 D煤矿工人塑像 18. 与北京路齐名的广州著名商业步行街是 A 农林下路 B 天河路 C 一德路 D 上下九 19.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型军事政治学校的名称是 A第一军医大学 B 陆军军官学校 C 广东水陆师学堂 D黄埔水师学堂 20.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的城市是 A 广州 B 深圳 C 珠海 D 汕头 21.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史迹是 A 黄大仙观 B 三元宫 C 南海神庙 D 华林寺 22. 南海神庙建于何年 A 公元前841年 B 公元前203年 C 公元222年 D 公元594年 23. 广州历史最悠久,面积最大的禅寺是 A 华林寺 B 光孝寺 C 大佛寺 D 六榕寺 24. 光孝寺建寺的年代距今 A 500多年 B 800多年 C 1000多年 D 1600多年 25. 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是 A 粤海关 B船政衙门 C 总理衙门 D 仓场衙门 26. 1844年法国与清政府签定的什么条约是法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A 《望厦条约》 B 《黄埔条约》 C 《马关条约》 D 《辛丑条约》 27. 陈家祠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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