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① 吴晓燕 李赐平 [摘要]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乡村集市;农村社会;集市政治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8)04—014—05 作为初级市场的集市,其产生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专制集权时代,集市分别在城市和乡村得到发展。“城乡市集,皆有常期,遇期远近皆至,日斜而退”曾是我国历史上的常景,传统的农耕文化促成了场市的发展,集市贸易也使场镇成为地域社会的中心地。人们在集市的交易、休闲、聚会、沟通,创造了一个地方社会的公共空间,散落而居的广大乡民通过参与集市活动获得了商业交易、信息沟通、群体生活、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多种需要的满足。从而集市成为乡民接触外界的一扇窗户,农村集市研究也就成为了解农村社会居民生活和社会治理的一个有益领域。 一、研究缘起: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两种假设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农业曾是主要的产业,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农村是主要的居住区域。要研究乡村社会,必关注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而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是如何展开、在何处展开,自然成为研究者的课题。徐勇教授认为,国内政治学界1980年代是在制度主义框架下,以宏观国家为研究对象,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术重心悄然下沉,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开始关注广阔的基层社会。当中国学者“发现社会”之时,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海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原点的两种不同选择———源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假设:“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 其一是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观点,认为“中国的村庄,是一个具有内在权力结构、宗教组织和信仰合一的共同体”,〔1〕从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起点应从村落开始。这一派的学术研究源于政治目的,但其“村庄共同体”的概念,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影响了相当一批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学者,包括本土学者费孝通先生也认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其成名作《江村经济》便是对一个村庄社区农民生活的全景展示,并从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探讨了社会变迁的动力。当然,费孝通也认识到“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边远的村庄。”〔2〕这一时 ①[收稿日期]2008—04—23 [作者简介]吴晓燕,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李赐平,西华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 四川南充 637002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要展望一个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恐怕是做不到的，展望几十年都很难，这里只能就目前研究中感到的几个问题谈点想法。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反思与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作用关系问题、空间组织问题、城乡关系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对以往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及其问题进行了评述。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应尽快实现城市化的推进模式由行政主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方式转变，城市化的空间组织模式由小城镇为重点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变，城市化的城乡关系模式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城市化的建设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关键词：城市化模式；反思；转变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9-0031-05 城市化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城市化的健康与否，与城市化过程中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即城市化模式有很大关系。虽然各国各地区城市化总的趋势和方向是一致的，但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地理、历史等条件的不同，实现城市化的途径多种多样。同时，在不同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和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城市化模
式会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城市化政策和思路不断调整，推进城市化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也随之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适时选择合理的城市化模式，对促进城市化乃至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对以往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 回顾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模式是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有很大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原有政府行政主导下的、以城乡二元体制为基础、以小城镇为重点、追求速度的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形势的变化。 (一)行政主导型城市化模式的反思 纵观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以往的城市化进程受到行政力量和政策制度的深刻影响，资源配置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未充分发挥。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化的推进具有浓厚的政府行政主导特征。城市化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如，人口、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是通过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和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 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 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 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 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 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 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
第一章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概况 第一节原始社会建筑 第二节奴隶社会建筑 第三节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第四节封建社会中期建筑 第五节封建社会晚期建筑 第一节原始社会建筑（六、七千年前——公元前21世纪） 一.旧石器时期的建筑 1.文化背景：上古传说 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中国”——尧舜禹时人们认为自己居住在世界的中心《山海经》 “华夏”——春秋时中国人统称为“华”或者“诸华”，异族人称为“夷”中国西部称为夏，东部称“东夏” ——《中国通史》 “朝代”——一个家族统治天下的一段时间 逐鹿之战——迁徙、战争、聚合中产生 具有多根系、多元性 2．居住状况： ?近水。 ?洞口标高较高，避免水淹 ?洞口较为干燥，以利生存 ?洞口背寒风?a?a极少有朝向北方或东北方的 ?居住使用接近洞口部分，洞内低凹处埋死者 原始社会的建筑处于胚胎期，对后来建筑影响很大，胚胎期研究应用于中西建筑之比较分析 二.新石器时期的建筑遗存 第二节奴隶社会建筑 （B.C 21世纪——B.C 476年） 一.夏（前21世纪——前16世纪） 二.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 三.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 一、夏（前21世纪?a?a前16世纪）
二、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 1.历史背景 ?启——太康——后羿——仲康——“少康中兴” 胤甲……商在东方强盛 ?商汤，西亳自称武王：农业进步，商业兴起 王亥：牛车、货币、做买卖 ?盤庚抑奢，迁殷——纣王荒淫，被周武王灭。 2. 建筑状况： ?宫殿、陵墓—居住、厚葬—等级制的结果 例：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小屯村 ?技术发展——永定柱、夯土技术 科技：青铜器、骨器、皮革、酿酒、舟车、木工、织帛等世传技艺。?茅茨土阶 ?艺术特征：青铜器、雷纹、云纹、甲骨文 隶书、象形文字——方正、直线多而圆角少，首尾常露锋芒——线的艺术?建筑整齐方正，布局的结构美有所显露但不自觉。传统院落式布局已具雏形。 三、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 1. 历史文化背景： ?世代重农—废除公田制，改收田祖—走向封建制 ?重礼。宗法秩序：分封诸侯——等级制 2．建筑状况： ?<1>城市——“镐京” ?<2>最早的四合院——山西岐山凤雏村遗址 3．建筑技术： ?湖北圻春干阑式建筑 ?斗的形象出现 ?瓦、排水管道的出现 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复原 第三节封建社会前期建筑
一、国外城市化典型模式： 1.西欧的“新城”模式。以伦敦和巴黎两大都市为代表实践田园城市理论树立了城乡一体化最为成功的先进典范。英国政府于1949年启动大伦敦计划在距离中心城一定的距离选择地价较低的农业区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转移到就业和生活自给自足的新城。在距离中心20公里至35公里的区域建立“反磁力中心”并推广到一切城镇居民体系规划布局中形成结构完整的城镇体系均匀地分布生产力和人口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的城镇化 2.自由放任式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实现城市化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当“城市病”日趋严重之后，人口又开始自愿地向社区和小城镇分散。美国的自由发展模式。二战之后美国郊区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发展也十分迅速商业外迁加剧产业的信息化、弹性化、分散化强化导致“边缘城市”的产生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衔接起城市与乡村经济是一种城乡交融的一体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分流大城市人口、充分发展小城镇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使得75的美国人生活在小城镇郊区化也推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先放后调式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人们向城市转移，但当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出现过度集中的状况时，政府开始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疏散人口，以极快的速度新开发小城镇。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 3.市场引导与政府并重的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未发生明显的“城市病”之前，政府便开始干预，通过颁布法令、制定优惠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人们向不同等级的城市和集镇定居。这种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 4.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模式。拉美农村土地的缺乏和贫困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从而造成“过度城市化”。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达83但人口空间转移在前就业转移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贫民窟和无业游民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和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并埋下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二、国内先进地区城市化典型 1.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模式。城乡一体化历经三个阶段一是商品农业阶段重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二是农村工业化阶段重点是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重点是按现代化城市要求构筑现代化城市框架。 2.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其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 3.宁波“城镇梯度发展”模式。侧重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稳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及撤县建区、撤镇建街、撤村建居城镇布局和规模更趋合理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化率达到57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副中心城、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梯度发展格局。 4.成都“三三见六以一化二”模式。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指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 解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也在对近代社会质这一基本国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质，全面总结■■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
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新观点介绍 关注学术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知识，开拓视野，活跃史学思维，这是一个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以“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内容的结构体系，这一体系突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了阶级斗争和进步势力的作用。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理论范畴，如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等引入史学研究，导致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的变化；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内容，社会史、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城市史、人口史等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区域、社区、阶层、群体、基层组织、乡村社会、民众信仰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史学研究的深入，促使很多问题的认识发生新的变化。现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为对照，将有关问题介绍如下：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 1、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的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更有学者分析到：“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正确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 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
湘潭大学信息工程学院15级电子信息工程一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研究性学习成果
报 告 一、简表 研究主题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项目名称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班级15 级电子信息工程 1 班小组成员谭英王曦苑张慧慧杜雨璐金文萱指导老师刘小莉
谭英：制作报告、 PPT 王曦苑：查询收集资料 小组分工张慧慧：研究报告撰写 杜雨璐：查询收集资料 金文萱：论文撰写 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 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 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 内容摘要 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弱小走 向强大精神力量。无论是微观个体还是宏观意义上的
集体、民族或国家，总是处于“长征”或“新长 征”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 困难，在战略上，最需要的是乐观、豁达、大无畏的思 维和态度，需要以超然、超现实的眼光看人生、看挫折， 看潮起潮落和云卷云舒。当然，这并不排斥把困难看得 大些，把征途看得艰险些，把问题看得复杂些。 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其精神价值永远不会过时。 一、对革命理想执著追求的忠贞精神。 二、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三、英勇顽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革命大无畏 精神 二、研究背景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 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诚，表现出了不怕牺牲、敢于吃 苦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这些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不怕牺牲、前赴 后续的精神；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精神；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 长征精神的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 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弱小走向强大精神力量。 九十年过去了，光阴荏苒，世事变迁，但长征精神获得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 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长征”的胜利。 二、研究综述
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及模式选择 一、城市形成的经济动力 1.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市、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还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1.2其他西方经济学家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论述 韦伯认为城市的聚集性能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构成了城市化的基本动力。经济学家保罗·贝洛克从经济总量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钱纳里从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数量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因素。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从城市增长方面指出了城市化的倾向。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等理论模型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如下三个图，表示是三个产业对城市化的作用） 图1：农业剩余贡献机理结构图
图2:工业化与城市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图 图三：第三产业与城市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图 二、城市化规律 2.1城市化阶段性规律 英国学者范登堡对英国等国的城市化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城市化是阶段性发展的。他将城市化划分为三个阶段:(1)城市化;(2)市郊化;( 3)逆城市化与内域的分散。第一阶段是典型的城市化阶段，工业化迅猛发展，城市数量增加迅速，社会经济活动明显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集中性是该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第二阶段是指城市性质的外延和扩散阶段。城市的经济活动和性质向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延伸，重点是城市质量的提高。分散性是该阶段的重要特征。第三阶段是指居民和厂商离开市中心，选择自然性质充分的地区居住和生活，从而使市中心衰败下去的一种趋势。 图四：城市化“S”型曲线
词称：“本书宗旨，以养成共和国民为主，尤致意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所附图画，亦皆有关学识。”（傅运森《新历史》（一），共和国教科书高等小学校用，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２年版，封二）虽然，宗旨前后不一，但教科书里所包含的近代知识并没有因为改良与革命的分野、帝制与共和的交替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制度对知识的制约还有并非直接的另一层面。 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在考察过德文《历史的基本概念》、《哲学历史词典》和法文《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后，里希特呼吁有必要编纂英文版概念史辞典，认为闻名世界的牛津英语辞典无论怎么增补，也无法取代概念史辞典的功能。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后的中国学界，既有的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知识体系受到质疑，现代知识是如何按照时代需要和制约而被建构的？在其获致现代性霸权的同时有哪些固有的中国知识或泊自欧美和日本的知识从现代语境中脱落了，为此，实有必要编纂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概念史大辞典，可能的话，最好名为《东亚近代历史的基本概念》。在近代知识这一能动的世界里，单纯的概念并不存在。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作者孙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高研院教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黄兴涛 一 “概念史”的内涵与特质 ＊所谓“概念史”（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与其说是将概念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一门专史，或者说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分支，不如说它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 “概念史”假定，每一个具有转型特点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凝聚那个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和塑造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特征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因此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关注、甚至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也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换言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范式。 “概念史”最早是一个德国术语（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黑格尔已曾使用。它在德国正式成为一种较为明确而自觉的历史研究方法，大体出现 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后来得到持续发展。其标志性成果，为两大德语巨著的持续编纂和出版，即８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词典》和１５卷本《１６８０～１８２０年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这两部著作，代表着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水准。其核心主编，分别为史学家柯史莱克（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及其弟子赖夏特（Ｒｏｌｆ Ｒｅｉｃｈａｒｄｔ）。柯、赖二人堪称德国最为杰出的概念史研究者，尤其是前者，更属于概念史研究的象征性人物［除了《历史的基本概念》之外，柯史莱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作还有他主编的《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ｕｎｄ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１９７９），以及他个人论集的英译本《概念史的实践》（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等］。 在柯史莱克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概念＊＊本文最初是为２０１１年４月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 讲座而写的提纲，题为《概念史研究与近代中国民族主 义认知》。此次应邀参加笔谈，略有修改。
传统城市化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2013年01月11日 “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晚于“城市化”，是中国学者创造出来的新词汇。在中国，学者们更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来解释和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从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文中提出“城镇化”概念以来，这一领域一直呈现百家 争鸣的状态，特别是在近五年，这方面的观点和发展方向至少有20种以上。 去年年底，当十八大明确提出将城镇化作为中国发展一大战略的时候，学术界的 呼声空前高涨，围绕城镇化改革思路方针、路线图和时间表设定方案的探讨非常热烈。 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的带来的弊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 琏曾在一系列相关会议上表达过自己的忧虑。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地 方政府以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办法来实现城市化，是无法支撑无法 持续的。另外，政府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起来的城市化，就 是摊大饼，这样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反而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 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城镇 化是无法搞下去的。 厉以宁也曾经指出：西方城市化道路是一个自然地过程，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由于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未被领 导层所考虑，最后在这些国家中，都发生和所谓“城市病”，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环境恶化，过分拥挤，失业激增，社会治安欠佳，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富人纷纷迁离城市，搬到郊区 甚至乡村居住。 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 厉以宁认为，传统的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但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的意见，中 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 农民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厉以宁认为，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和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 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 因此，厉以宁指出，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要分 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 根据厉以宁的构想，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设法把工业企业迁出老城区。近 些年在老城区推行的“退二进三”的做法，厉以宁认为是正确的。 “退二进三”是指，第二产业迁离老城区，第三产业进入老城区，使老城区成为 商业中心、服务业中心和居民区。而在城市建筑风格遗留方面，厉以宁的观点与梁思 成的构想一致，即视老城区遗留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加以维护、修正，将其保留下来，作为文化遗址。某些接到也应该完整地保存，显现当年的风貌。
关于《近代史研究》若干技术处理的规定 一、数字的用法 （一）总的原则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遇特殊情况可以灵活变通，但应保持相对统一。 （二）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情况 1.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 例：公元前8世纪 20世纪30年代 1946年2月1日 9时30分36秒、道光年间（1821—1850） 1．1 年份不应简写：如：1940年不应简作“四○年”或“40年”，1930—1935年不应简作“1930—35年”。 1．2 中华民国纪年和日本年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昭和16年（1941）；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纪年统一使用公历。 2．物理量值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非物理量值一般情况下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同一篇文章应统一）。 例：876千米 600克 45万元 48岁 11个月 30名 2．1 百分数不能简写，如30%-60%不能写作30-60%。 2．2 4位和4位以上的数字不分节；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需表明精确度的除外），可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一般情况下不得以十、百、千、十万、百万、千万、十亿、百亿、千亿作单位，如：345000000吨，可改写为3.45亿吨或34500万吨，不能写作3亿4500万吨或3亿4千5百万吨；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不应断开移行。 (三)应当使用汉字的情况 1.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用汉字。 例：八国联军二○九师第四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五四运动十月十七日同盟相差十万八千里七届二中全会 2．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年月。 例：丙寅年十月十五日正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