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四因”
(2007-06-09 15: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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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公认，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著名的“四因说”便是集大成的产物。然而具体来讲，“四因说”是怎样集大成的？在学界还缺少一种清晰的说法。笔者提出，“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学派及随后思想发展的一种独到的概括和总结，一种全新的提炼和升华。
关于“四因”的来源，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实际上有所提及。
首先，“质料因”即“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来源于以泰勒斯为首的米利都学派以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显然，从泰勒斯不定型的“水”到德谟克利特抽象的“原子”，作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都是“质料”的始基作用。
其次，“动力因”即“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火”和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毫无疑问，以“火”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其善变的动力作用，而“爱憎说”进一步把动力划分为吸引和排斥两个方面。
再次，“形式因”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不难看出，以“数”和“理念”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通式”的定性作用。
最后，“目的因”即事物“最善的终结"，可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阿那克萨歌拉的“理性”。因为，以永恒不变的“存在”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因果的同一性，而以“理性”作为安排万物秩序的“善”更表明了其趋向性。通过对古希腊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似乎都在寻找我在《物理学》中指明的诸原因，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其它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是模糊的；他们有些象是说到了，又象全没说到。”可见，通过“四因说”可以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各流派和学说，进行一种“对号入座”的整理。这一点在学界尚未引起注意。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首先在于指出了“四因”在自然界的普遍性。其中“质料"、"动力"、"形式”的普遍性是不难想象的，而“目的”的普遍性则颇有争议。对此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明的：“若有某一事物发生连续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须知并不是所有终结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无论在技艺制造
活动中和在自然产生中都是这样，一个个前面的阶段都是为了最后的终结……既然技术产物有目的，自然产物显然也有目的。因为前面阶段对终结的关系在自然产物里和在技术产物里是一样的。” “如果因为看不到能有意图的推动者，就不承认产生有目的，这是错误的。” 从亚里士多德的辩解来看，目的性与产生、发展的过程相关，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而在于是否存在不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最终结果。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道出了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称之为“动态目的论”的“等结果性”。贝塔朗菲证明，开放系统的稳定状态具有“等结果性”（即不同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稳定的状态）。因为开放系统并非人和生命特有，所以目的性也就有了更普遍的意义。用贝塔朗菲的话来说：“目的论过去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现在成了科学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至少表明了应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进行重新的认识。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还在于阐明了“四因”的相关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自然哲学家已分别涉及到自然界的“四因”，那么他们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难以对自然界的整体作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解释。比如，水性不变何以说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水形不定又何以解释各种事物的形式？“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何来相对稳定的组成、形式和趋势？何以对其进行认识？抽象的“数”、“形”怎么能离开具体的事物而独立存在？单一的“存在”又如何说明自然界多样性的来源？可见，任何的偏颇都会带来难以摆脱的理论困难。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以房子为例，它的存在涉及“质料”（土、石等）、“形式”（造型、结构等）、“动力”（建筑师、建筑术等）、“目的”（性能、用途等）四方面的原因。其它任何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按此类推。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集大成的“四因说”确比以前的自然哲学理论更全面，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如果允许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赋予现代含义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质料”相当于组成；“形式”相当于“结构”；“动力”相当于相互作用；“目的”相当于功能。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系统的存在及描述都离不开组成、结构、相互作用和功能这四个要素。从这个含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确实是一种最原始的、最朴素的系统哲学。
哲学学习心得之二
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与认识社会
林建南
有哲学研究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是处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折衷主义，模糊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点，站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角度，好象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放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针对认识社会事件方面，却有独到的适应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是由于四个原因而形成，有了这四个原因，事物才能产生、变化和发展。这四个原因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质料因是“最初的基质”，是构成一个物件而本身继续存在着的东西。但它是被动的物质。形式因是指事物的形式结构，说明事物的本质，表现为事物的结构或整体，形成事件的定义，规定了事物的本质。动力因指使一定的质料取得一定的形式结构的力量，是引起一个具体事物的变化者或制造者。目的因是指一具体事物之所以为形式所追求的那个东西，是产生的目的。质料因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形式因与动力因体现原始辩证思想。但如果结合自然科学的理论来思考，不难看出，质料因因为否定物质的内在运动规律，形式因与动力因夸大了外因的作用，因而，“四因”说反映出了形而上学的特征。目的因之说，夸大了主观意识的作用，走向的唯心主义。
然而，当我们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和探讨对人本身的认识时，却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有独到的适应性。任何一件社会事件的发展，都有它的条件，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相关物件，没有这些东西，不会出现一个事件，这就是质料因。这些质料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它们也仍然不能构成一个事件，所以需要形式因。比如一群人、一批戏服、一个舞台、一套光电、一本剧本，如果没有“排演”为，它们不会成为“戏”，只可能是那些人和物件的存在现实而已。一个人，一个话筒，一个讲稿，一个讲台，不以演讲的形式组合起来，它也不可以叫做演讲。所以，形式因是构成事件的必要条件。动力因则是使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上面的戏和演讲，可能由于观众的鼓励而演出更加卖力，可能由于某一好事者增加经费而延长时间，也可能因为某一好事者的破坏而中断，甚至于可能因为表演者自己的情感发展而产生最终表现的变化。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动力。至于目的因，在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应该全部具备。演戏可能因为要赚钱谋生、可能因为要倾诉情感、还可能因为要博得喝彩夺取名声；一场演说，往往是因为实现政治目标；做买卖交易目的是财富的增长；而极其简单的动作，伸伸懒腰，都有着健身、舒心的目的。因此，“四因”说之于社会
领域，能够找到一一对应的实际现象。
那么，论证“四因”说于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不同适应性，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很大。目前，我们已经惯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某些思维，简单地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规律运用于社会研究，并且以对自然科学的哲理用于评判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的论断。这样，我们可能把本来不适应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直接地移植到社会领域，导致认识的差距。比如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把某些社会阶段进行简单层次化，推出社会必然从某个制度类型向某个制度类型发展史，这是生搬硬套的做法。另一方面，我们还可能把于社会生活的规律的认识，用对自然界的认识规律去否定它，让我们本来清澈的明眸蒙上尘埃。比如简单地批判唯心论，把意识形态的东西进行贬斥，这也是我们曾经有过的误区。当社会道德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倾斜时，我们是那样感慨精神领域的缺失，这是重要的明鉴。
因此，我想，我们以有限的人生去读无限的世界，切不可轻易地放弃人类文明中闪光的思想。有时我们在黑夜里苦苦追寻的东西，却早已在我们破旧的枕边搁置，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反思呢？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2009-10-27 2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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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是系统思想的始祖，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 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1) 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公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通常学者们只是把这种系统思想看成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些闪光点，而笔者却认为它是贯穿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一条红线，特别是其"四因说"的真正灵魂。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及自然哲学进行一种新的透视，其结果可能导致一种与传统观点大异其趣的“格式塔变换”。本文力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以阐明在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及自然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系统思想。
一、出发点：集大成的“四因说”
学界公认，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著名的“四因说”便是集大成的产物。然而具体来讲，“四因说”是怎样集大成的？在学界还缺少一种清晰的说法。笔者提出，“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四大学派及随后思想发展的一种独到的概括和总结，一种全新的提炼和升华。
关于“四因”的来源，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实际上有所提及。(2)首先，“质料因”即“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来源于以泰勒斯为首的米利都学派以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显然，从泰勒斯不定型的“水”到德谟克利特抽象的“原子”，作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都是“质料”的始基作用。其次，“动力因”即“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火”和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毫无疑问，以“火”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其善变的动力作用，而“爱憎说”进一步把动力划分为吸引和排斥两个方面。再次，“形式因”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和柏拉图的“理念"。不难看出，以“数”和“理念”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通式”的定性作用。最后，“目的因”即事物“最善的终结"，可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阿那克萨歌拉的“理性”。因为，以永恒不变的“存在”为万物之本所强调的是因果的同一性，而以“理性”作为安排万物秩序的“善”更表明了其趋向性。通过对古希腊自然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似乎都在寻找我在《物理学》中指明的诸原因，我们再也没有找到过其它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是模糊的；他们有些象是说到了，又象全没说到。”(3) 可见，通过“四因说”可以对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各流派和学说，进行一种“对号入座”的整理。这一点在学界尚未引起注意。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首先在于指出了“四因”在自然界的普遍性。其中“质料"、"动力"、"形式”的普遍性是不难想象的，而“目的”的普遍性则颇有争议。对此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明的：“若有某一事物发生连续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须知并不是所有终结都是目的，只有最善的终结才是目的。""无论在技艺制造活动中和在自然产生中都是这样，一个个前面的阶段都是为了最后的终结……既然技术产物有目的，自然产物显然也有目的。因为前面阶段对终结的关系在自然产物里和在技术产物里是一样的。” “如果因为看不到能有意图的推动者，就不承认产生有目的，这是错误的。”(4) 从亚里士多德的辩解来看，目的性与产生、发展的过程相关，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而在于是否存在不依赖于初始条件的最终结果。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道出了贝塔朗菲在《一般系统论》中称之为“动态目的论”的“等结果性”。贝塔朗菲证明，开放系统的稳定状态具有“等结果性”（即不同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稳定的状态）。因为开
放系统并非人和生命特有，所以目的性也就有了更普遍的意义。用贝塔朗菲的话来说：“目的论过去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现在成了科学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5) 这至少表明了应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进行重新的认识。
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功绩还在于阐明了“四因”的相关性。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前的自然哲学家已分别涉及到自然界的“四因”，那么他们也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难以对自然界的整体作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解释。比如，水性不变何以说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水形不定又何以解释各种事物的形式？“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何来相对稳定的组成、形式和趋势？何以对其进行认识？抽象的“数”、“形”怎么能离开具体的事物而独立存在？单一的“存在”又如何说明自然界多样性的来源？可见，任何的偏颇都会带来难以摆脱的理论困难。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6) 以房子为例，它的存在涉及“质料”（土、石等）、“形式”（造型、结构等）、“动力”（建筑师、建筑术等）、“目的”（性能、用途等）四方面的原因。其它任何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按此类推。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集大成的“四因说”确比以前的自然哲学理论更全面，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如果允许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赋予现代含义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质料”相当于组成；“形式”相当于“结构”；“动力”相当于相互作用；“目的”相当于功能。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系统的存在及描述都离不开组成、结构、相互作用和功能这四个要素。从这个含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确实是一种最原始的、最朴素的系统哲学。
二、主旋律：整体性的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是“爱智者"，而“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认识"。(7)
所以“四因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四因”当中“后三者常常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形式和目的是统一的，而运动变化的根源又和这两者是同种的”。(8) 所以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便归结为“质料”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倾向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中体现出来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倾向，学界有一种流传甚广的传统评价，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而充满矛盾：当他指出“质料”达到“基础”和“底层”作用时是唯物主义的；而当他强调“形
式”的“本体”地位时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可提出两点质疑：第一，“质料”和“形式”相互关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第二，“质料”和“形式”皆为“本体”的矛盾实质究竟是什么？
关于第一点，笔者认为把它归结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不恰当的。首先，从定义来看，“质料”（物因）表示“所从出”，这姑且可以看成物质；而“形式”（本因）表示“怎是”，即存在方式，这又怎么能等同于意识呢？其次，从属性来看，“质料”被认为具有“潜在性”（亦此亦彼的多种可能性）；“形式”则被认为具有现实性（非此即彼的相对稳定性）。难道说“潜在”和“现实”能够区分物质和意识吗？再次，从实例来看，土是砖的“质料”，砖是土的“形式”；而砖是房的“质料”，房是砖的“形式”。这里哪来的意识呢？因此，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给“四因说”贴上唯物或唯心的标签。
“质料”和“形式”的关系，与其说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还不如说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指出：“字母是音节的原因，材料是技术的原因，部分是整体的原因，前提是结论的原因，意思都是…所从出?。在这些对偶中，前一类为基础质料（和部分）；后一类为本质——或为整体，或为综合，或为形式。”(9)
一旦我们跳出传统的框框，从新的角度来看旧的问题，认识上的“格式塔变换”就发生了。原有的一些难题得到了新的解答。比如：“形式”（结构）、“目的”（功能）、“动力”（相互作用）这三者都是整体的属性，所以可以“归一”；“质料”作为部分有多种结合的可能性，所以具有“潜在性”，而“形式”作为整体一经产生便相对确定，所以具有“现实性”；“形式”和“质料”相对不同的层次而言，所以砖瓦相对泥土是“形式”，而相对于房屋却是“质料”；“纯质料”是最低层次的客体，所以它不再成为任何“形式”，“纯形式”则代表最高层次的客体，因此它不再充当任何“质料”；至于说“纯形式”、“至善神”和“第一推动”的统一，也不过是表明了一种自然神论的观点，即最高层次的自然界是以自身为目的、自己推动自己的。这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唯心主义。
关于第二点，笔者认为把它看成是简单的逻辑矛盾也不妥当。关键在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本体?可有二义：（甲）凡属于最低层次而无须再以别的事物来为之说明的，（乙）那些既然成为一个…这个?也就可以分离而独立的”。(10) 按笔者的理解：前一“本体”指“本源”；后一“本体”指“本质”。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两者都不可缺：一方面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另一方面整体不能还原为部分，没有整体部分不足以决定事物的质。由于整体同时具有数量上的“加和性”与性质上的“非加和性”，所以它一方面不是“本体”，另一方面又是“本体”。这里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所谓的“动摇”和“悖理”只不过是它
的表现形式。列宁曾经指出：“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他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出问题的方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质朴的意见分歧。"(11)只有透过这些表面的意见分歧，才能把握住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辩证法的主旋律。
三、里程碑：整体论的先行者
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加以探讨的人。在探讨过程中他毫不掩饰其鲜明的整体论倾向，即把整体摆到第一位。从逻辑上来看，“整体在先”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在定义上部分往往要借助于整体来进行说明。比如“弧是圆的部分”、“手是人的器官”等等。第二，在程序上认识总是先把握住整体再深入到部分。比如，先把握房子整体再细看其组成部分。归结起来，亚里士多德指出：“对我们来说，明白易知的起初是一些未经分析的整体事物。而元素和本源是在从这些整体事物里把它们分析出来后才为人们所认识的。”(12) 这样一种从整体出发，又不限于整体，而深入到部分的方法论，可说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
亚里士多德在科学史上的显赫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其中以生物学方面的建树最为突出。为什么会这样？科学史家丹皮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所以在生物学方面成功，是因为生物学直到近年来为止，一直主要是一门观察的科学。”(13) 笔者认为，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生命在自然界中具有最明显的整体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这个整体论者在生物学中，能够如鱼得水，大显身手。确实，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研究同他的整体论自然哲学密不可分。他的四部生物学著作：《论灵魂（生命）》、《动物自然史》、《动物的组成部分》、《动物的生殖》，恰好是按照从整体到部分、从现实到潜在而排列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整体论自然哲学的思想。
关于生命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灵魂”的作用。他指出：“灵魂作为躯体的原因，是用在我们已区分过的三种意义上：它是躯体运动的始点；是躯体的目的；是一切拥有灵魂的躯体的主体。”(14) 那么，“灵魂”作为躯体的“动力因”、“目的因”和“形式因”又有什么具体的特点呢？首先，在“动力因”上亚里士多德实际上看到了“一”、“多”对应的非线性。他指出：“潜能明显地将分作无理知与有理知之别……且有理知公式的各种能力可起相对反作用，而每一无理知能力只会起一种作用。”(15) 确实，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中无生命可言，只有在“一多对应”的非线性关系中才有生物的“活性”。其次，在“目的因”上，亚里士多德实
际上看到了控制的作用，只是对其机理还不能加以肯定。所以他这样指出：“灵魂作为躯体的现实性和舵手作为船舶的现实性是否有意义相同还不十分清楚。”(16) 意味深长的是在两千多年后，维纳把机器与生命作类比创立了控制论（Cybernetics）。该词正是由希腊文“舵手”（kubernetes）演变而来的。最后，在“形式因”上，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了整体的不可分性。他指出：“当灵魂一旦离开了一个活动物，这些动物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只是形状如前，而实际上已不复是原来的部分了。”(17) 同样，离开了躯体的手已不是真正的手。只能是空有其名姑相称呼而已。这一点在黑格尔、恩格斯、列宁等辩证法大师的有关著作中一再被引用和肯定。
关于生物的分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两分法”的自然分类原则，前者的分类依据是“水生与陆生”、“有翅和无翅”等外在属性；而后者的分类依据则是生殖方式等内在属性。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两分法中诸动物的天然组合已被拆散，以致种属失序是不可避免的。”(18) 比如蝙蝠和老鼠被人为地分开，鲸和鱼则被混为一谈。如此为分类而进行的分类，掩盖了生物间的内在联系。反之，依据自然分类，亚里士多德却得到了一个低等植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甲壳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的连续阶梯，并得到许多可贵而超前的思想火花。比如：“自然界的发展由无生命界进到有生命的动物界是积微而渐进的。”(19) 对此达尔文非常佩服，并说他崇拜的林耐和居维叶在亚里士多德面前只配称小学生。(20) 另一方面：“后于生成的总是先于本性，凡最后发育完成的，在本性上最先存在。”(21) 对此黑格尔心领神会，他指出：“为了理解低级阶段，我们就必须认识发达的有机体。因为发达的有机体是不发达的有机体的尺度和原型。”(22) 这里关键在于进化，发育的实质是信息量的增加，所以自上而下，将今论古自然更合乎逻辑。实际上这也是“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的另一种表述。
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杰出典范，即便从整个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来看，它也并没有因其古朴的风格而失去自身的影响。在黑格尔的辩证法自然哲学和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自然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黑格尔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宝藏，许多世纪以来，差不多完全不被人所知悉。”进而指出：“假使一个人要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了。”(23)恩格斯同样认为：“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24) 罗素则指出，评价黑格尔全部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整体比部分是不是更实在？是不是更有价值？黑格尔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25) 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处在一个“历史上伟大的有机时代”，他本人也被称为“进化论者哲学家”。(26) 笔者认为，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最大特点便是把“有
机性”本体化，从而得出“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27)
继黑格尔之后，贝塔朗菲把一般系统论叫作“新的自然哲学”。(28)新就新在借助数学方法来研究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般系统论对…整体?和…整体性?进行科学探索，而这在不久以前还是超出科学的各个边界的形而上学观念。”(29)毫无疑问，就整体论的倾向而言，贝塔朗菲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观点。贝塔朗菲处在一个科学整体化的新时代，作为一个理论生物学家，他看到了以生命科学为制高点而深入探索复杂性的科学前景，并且深深体会到整体论的重要性，从而开创了今天的系统哲学。如果说系统哲学是未来科学的一棵常青树，那么其根却深扎于悠久的历史土壤之中。正是通过贝塔朗菲，亚里士多德的“宝藏”再一次被人重新发现。这对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当今的系统哲学是大有裨益的。
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一、城邦、政体与法律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观与城邦观是连结在一起的。最好的城邦是行于中庸的城邦，最好的法律也应该是权衡中道的法律。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法律的作用与城邦的目的是同一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决定于政体，根据政体而制定。法律是政体宗旨的体现，政体的好坏决定了法律的好坏。他说：?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 当亚里士多德把法律与城邦、政体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把法律当作手段和工具。但是，这也体现了他对法律的目的的一种价值判断。法律的目的和国家的目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的，但是法律与国家毕竟不是同一事物，它们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与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保护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秩序的实证观点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法律目的论明显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二、正义论的法律观 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概念与正义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他的正义观念又与平等观念密不可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平等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数量相等’的意义是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义是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在的人们大家都承认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可见，人人平等不是正义，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才是正义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与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的著名二分法。分配正义根据接受者的功绩来分发荣誉和奖励，矫正正义不考虑当事人的地位，只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了损害，就要从损害者所得好处中拿出一部分去弥补受损者，不管好人犯法还是坏人犯法，都应该受到惩罚。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与习惯正义（conventional justice）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本身是正义的体现，?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法律的目的就是正义，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就是没有人类感情偏见的、与所有美德共存的道德力量的外在表现。而判断良法恶法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是否合乎正义。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的法律观是法律伦理学的源头。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正义观最早体现了道德和法律的不同特性，提出了道德正义高于法律正义，正义是指导立法的原则。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自然法高于人定法，但他不是简单的比较孰高孰低，而是把明确的把正义作为法律的目的，并进而把正义作为批判法律好坏的标准，明确指出了实行法治的前提在于法是良法。亚里士多德视正义为城邦的原则，由正义衍生法律，确定了法律以正义为价值目标。从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法律观到西塞罗的自然法理论，再到古典自然法学派、新自然法学派，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法律观之所以对后世影响深远，就在于他思想中包含的法律哲学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正义是否是法律（制度）的价值所在。引申开去，就是法律（制度）是否应当以某种道德目标作为价值追求。包括伦理学家在对法律（制度）存在的前提进行道德审视的时候，也都要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寻找论据。 另外，从伦理学来看，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二分法?是经典的分类法，意义深远。当代美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之一的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及其代表作《正义论》也深受其影响。 三、法治观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系统论述法治的思想家。他关于法治的含义的论述影响深远。他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综观《政治学》全书，法治是这样的统治：（1）为了公众的或城邦的普遍利益而实行的统治，区别于为了某一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而实行的宗派统治；（2）依靠普遍的法律而实行的守法的统治，区别于专断的统治；（3）对自愿的臣民的统治，区别于依靠武力的专横的统治。
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西方科学之父，他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美学，文论专著。在《诗学》中，他对悲剧首次进行了全面论述，在批判地继承古希腊悲剧理论和柏拉图的理论基础上对戏剧理论进行了创新，对后世悲剧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通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其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而这六个成分中，事件的合理安排是悲剧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完整的活动具有开端，中间，结尾。一部悲剧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其组成部分不仅要排列有序，而且必须具备量度。这一系列或出于必然，或出于或然而继随发生的事件中，人物由逆境转入顺境，再由顺境转入逆境，这一长度即是比较合适的界限。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作为对一种行动摹仿的情节，它必须摹仿单一的和完整的行动。组成情节的事件必须严密布局，
以至于如果搬动或删除其中的任一成分，整体将会松散和崩溃，也就是悲剧的情节应达到整一。这就是悲剧论的情节整一律。例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戏剧中人物哈姆莱特性格的理解，而其情节是整一的、一目了然的。从我国早期将其译作《王子复仇记》，我们就不难看出戏剧讲述了王子哈姆莱特报杀父之仇的故事。故事情节看似简单，并充分贯彻了亚里士多德的事件要合理安排的理念。然而细细读来，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大的整体脉络之下，还有一条 与之相平行的隐形的复仇脉络与之相呼应。这一隐形脉络进一步帮助体现了作品所要歌颂的主题。对于情节的取材也是非常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这些家族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只有这样的艺术题材才能既激发作者的创作激情，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哈姆雷特》写的是一个国家的王子的故事，《麦克白》写的也是争夺皇位，杀了国王这样的大事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效用是引起我们的怜悯，从而是心灵得到净化。最完美的悲剧取材于少数家庭的故事。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由他们的“性格”决定 。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都取决于他们的行动。悲剧人物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们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们犯
当前分析的形而上学中的核心课题 一、历史与现状 在当代分析哲学发展初期，因为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日常语言哲学都把取消形而上学作为它们事业的基石，并且其中领军的哲学家反复强调传统形而上学的无意义（meaningless），所以分析哲学常常被描述成是反形而上学的。这种描述在很大程度是不准确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倾向就非常明显，因为他们试图全面阐明现实的本体论结构。这个时期其它的分析哲学家也在不断地探讨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只是他们用逻辑句法或者概念分析这样的术语来掩盖他们通常极端的反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立场。 但是的确在二十世纪三十及四十年代，当日常语言哲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分析哲学中自称是一个形而上学家至少是一种不时尚的事情。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偏见到六十年代初开始得到纠正。在这个转折过程中，奎因和斯特劳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斯特劳森提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它的目标是对我们在思考和谈论世界时所用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的最一般的范畴和结构进行系统的刻画。而奎因却把本体论承诺和接受一种理论言谈（discourse）结合在了一起。
在奎因和斯特劳森之后，分析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中的代表人物是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和刘易斯（David Lewis）。他们俩都同意奎因的基本的本体论假设，即尽管本体论范畴的最终状态对我们来说是不透明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希望做有意义的、甚至好的形而上学工作；因为我们关于终极本体论存在的可错的直觉可以通过我们的形而上学理论在其它我们了解更多的领域中的成功程度来得到约束和评估。然而奎因自己选择把本体论承诺完全和自然科学言谈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齐硕姆和刘易斯都以自己的方式和奎因分道扬镳。齐硕姆把意向的（心灵的）和内涵的（非外延的）概念作为他本体论承诺的一个最基本的部分。而刘易斯的模态实在论则把所有的可能世界的真实存在当作他本体论承诺的基础。 对目前活跃在分析的形而上学的第一线的新一代哲学家们来说，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日常语言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攻击已经成为遥远的 过去，他们几乎不受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他们正充满活力地从各个方面来探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问题。例如，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中最常遇到的物质实体，他们在讨论关于这些物质实体的存在与同一性问题、共相（特性）与殊相（个体）问题以及抽象与虚构存在体的问题。从语义和逻辑命题出发，他们在讨论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以及可能世界、本质等与模态理论相关的问题。同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最新科学理论相结合，他们在讨论空间、时间、时间中的物体存在以及因果等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在由认知科学和其它相关学科刺激下而兴起的心灵哲学的框架中，他们在讨论伴随性和突现
论亚里士多德的两种美德 摘要：美德，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长期沉淀下来的精神文明成果，人们对它有过许多的讨论，究竟美德是什么，从古到今的学者都有自己的解释，含义各不相同。本文就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含义、分类及其如何获得美德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关键词：美德；亚里士多德；知德；行德 美德作为人们追求自身发展的价值指向，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规范与个人修养的最高价值目标，其在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让人们了解美德的相关知识显得十分必要。要认识它，就得先从它的含义与评判标准着手。 一、美德的含义 古往今来，人们对美德具有非常多的研究，对它的含义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在古希腊时期，美德的最初原义是特长、功能之意义。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既知识”。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寻找情感和行动既不过分又非不及的中道之品质。中世纪的托马斯继承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体系，把美德定义为好习惯，即美德具有理智好习惯——理智美德，也有意志好习惯——实践或道德美德。当代的麦金太尔在其《追寻美德》中也对美德有精湛的论述：麦金太尔对美德的说明指出：我对美德的论述有这样三个阶段：“首先, 将诸美德视为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所必要的诸品质；其次，将它们视为有助于整个人生的善的诸品质；再次，显示他们与一种只能在延续中的社会传统内部被阐明与拥有只对人来说的善的追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德就要被理解为这样一些性好，它们不仅能维系实践，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还会通过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遇的那些伤害、危险、诱惑和迷乱而支持我们对善作某种相关的探寻，并且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自我认识和越来越多的善的知识。”他还认为“美德就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与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而缺少了这种品质就会严重地妨碍我们获得任何诸如此类的利益。”麦金太尔对美德的定义与论述，对我们科学地把握美德的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这里，我主要对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美德的两种分类进行分析。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两种分类 亚里士多德反对苏格拉底把美德等同于知识的观点，他认为美德跟道德不一样，美德是静止的，主张有两种美德，一种是“理智的美德”，既知德；第二种是更重要的，是“道德的美德”，即德性。 所谓理智的美德，主要是指一种沉思的生活，就是理性将其发现真理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他以理性沉思活动本身作为目标，对思想加以思想，并从这种活动中获得悠闲自适而且持久不变的愉悦，这是一种最高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智慧的活动恰是被公认为所有美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对于人，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因此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它包括实践的和理论的知识，以及科学研究的能力也就是人的才能。苏格拉底把知识和美德等同起来，认为“美德即知识”，无知识不能为善，罪恶出于愚昧，有善的知识就有德，无善的知识就无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理智对于人的美德是必要条件，但还必须要有实际的训练。智慧是灵魂的一种活动，实际上是能指导幸福的。智慧本身不是行为的德，但行为的德和它是相配合的，两者对于达到善都是必要的。心智方面的美德具有连续性，因为，比起干任何别的事情来，我们是更能持续不断地沉思真理了。 所谓道德的美德，是指通过理性控制感情和欲望而表现出来的德性，乃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中庸之道，即是说，一种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庸，它为一种合理原则所规定，这就是那具有时间智慧的人用来规定美德的原则。它乃是两种恶行——即由于过多和由于不足而引起的两种恶行——之间的中道。它是一种中道，又是由于在激情和行动两方面，恶行是少于应该做的，或者越出了正当的范围。而美德则既发现有选取了那中间的。因此，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渊博的学者，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竟雄霸了两千年，其中文艺本质论、文艺功用论、悲剧论影响很大 四、悲剧创作论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悲剧艺术十分繁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系统的总结了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实践经验，行程最早的以情节论为中心的悲剧理论，同时在历史上第一次概括了悲剧的定义，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悲剧理论。对后世特别是对西方悲剧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悲剧的定义和结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提出了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关于悲剧情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一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悲剧必须具备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措辞、才智、情景、歌曲。在这些成分中，最重要的就是情节，即剧情的安排。他说：“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因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模拟某种性格，而在于模拟某一行为，通过行为表现性格。他说：“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亚里士多德主张，戏剧应该以情节为中心，不能以性格为中心，要求戏剧情节应该统一、完整和长度适当。戏剧情节只限模拟“一件行为”，所有事迹都要围绕这一行为，事迹之间应有或然或必然的联系，每个事迹都是整体中的有机成分。剧情安排必须体现事件内在的有机联系，必须反映行动发展的必然规律。情节必须有适当长度，观察时间太短，则印象模糊；观察时间太长，则印象零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情节整一律”，不只是着眼于戏剧的形式美，它既是对作品形式的要求，也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关于悲剧人物，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过失说”。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着重探讨悲剧人物的品质和遭遇，他认为悲剧的特殊功能是激发怜悯与恐惧。他解释说：“怜悯是因为此人不应有此大难，恐惧是因受难者是我辈中人，怜悯是怜惜不应之难，恐惧是为如我者恐惧。” 因此他认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该是：既不大德至善，也非穷凶极恶，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它不以美德或正义著称，他所以陷于否运，并非引起邪德败行，而是由于…过失?……甚或宁要更好，不要更劣。” 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首先含有丰富的辨证因素：悲剧人物不是无辜受难，而却犯有过失，所以咎由自取并不违背道义原则，同时，悲剧人物没有邪德败行，但却遭到严惩，所以值得同情，能够引起怜悯与恐惧。其次“过失说”打破了传统的命运观念。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不应只归结为人所无法驾驭的命运，而应到人自身的性格与行为中去寻找，要重视人的责任与完善。例如伟大的悲剧作家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迷茫、焦虑、惶惶不安、的情绪和心态，笼罩在哈姆莱特复仇的整个过程中，也就有了他行动上的犹豫和延宕，使他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是他没有复仇的机会和方法，而是他的性格的缺陷导致他的悲剧性，从而被史学史上称为“延宕的王子”。中国悲剧性人物也是如此。例如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他骁勇善战、粗中有细，但他性格的弱点导致了他的灭亡。“妇人之仁”使他在鸿门宴上错过了杀刘邦的机会，以至最后兵败乌江，自刎而亡。关于悲剧作用，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净化说”。亚里士多德在悲剧定义的末尾提到，通过人物的动作，“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以取得悲剧的效果，此外，他在《政治学》卷八《论音乐教育》中也讲到“净化”：“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些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这种情感之所以得到净化，是由于观众受了理性的指导，满足了无害的快感，从而引起道德作用和审美效果，赋予“净化”以积极的教育意义。“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感到一种舒畅的松弛，从而恢复心理的健康。悲剧的净化作用就是使过强的怜悯与恐惧得以疏导，使过弱的怜悯与恐惧受到激发，从而在剧情的引导之下达到适度；经过多次戏剧陶冶，这种适度的感情就会成为习惯，借此获得心理健康，并且培养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首先，他把悲剧人物的塑造和观众的心理效果紧密的联系起来，开创了悲剧乃至文艺研究的心理学方向。其次，他把悲剧的原因归结为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的内部而不是外部。亚里士多德反对古希腊以来的命运悲剧观，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当然，他把名声显赫、出身贵族的奴隶主作为悲剧的主
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颇丰，主要包括《论正义》、《论诗人》、《论财富》、《论灵魂》、《论快乐》、《论科学》等等。涉及了当时科学的所有门类，其中有关于逻辑、语言、文学艺术、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的著作。其政治学方面的著作是《政治学》、《雅典政制》《家政学》。《雅典政制》相当于雅典城邦政治制度史，是亚里土多德对158个城邦政治制度调查分析的成果的一部分。《政治学》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该书将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现存《政治学》分八卷，分别论述城邦的起源、目的、本质，理想城邦的原则，城邦的性质及现实城邦等问题。对城邦的考察和分析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什么是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是一种伦理共同体，是为实现某种善业而建立的，是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是至善。同时，城邦也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因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城邦的至善在政治上体现为公正。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城邦起源时，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他认为，人按本性的要求必须过城邦生活，只有通过城邦生活，人的本性才能够实现。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必定存在着这样的结合体，他们一旦互相分离便不可能存在，例如，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在这两种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了构成城邦的最简单要素――家庭。家庭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当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起来时，村落便产生了。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主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组织由低级向高级即由家庭——村社——部落——城邦逐步演进的结果。人类天生是合群的动物，必须过共同生活。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城邦不只为生存而存在，它本质上是为优良生活而存在。同样，城邦的目的也不仅仅为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以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来。 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城邦的本质和目的。他把城邦比作有机的整体，个人是城邦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依赖于城邦。离开了城邦，人就无法完善自身。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因为人类生活可在城邦范围内得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人的善业在城邦中得以完成。只有成为城邦的一员，人的本性在城邦生活中才得以充分显现，他才成为真正的人。虽然家庭和村社都以善为目的，而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是公民“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用复杂性看待城邦，并相对突出城邦的政治性质。他认为关于把整齐划一是最优良的观点的论据明显不足，而且把整齐划一作为实现城邦目的的手段是无法付诸实施的。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城邦趋于并达到整齐划一将会不再是一个城邦了……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整齐划一而论，城邦将变成家庭，家庭又将变成个人”。家庭比城邦、个人比家庭更是“一”。因此，即便是能够使城邦趋向优良，而是促使城邦毁灭。其次，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成的，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的。种类相同是不可能产生一个城邦的。城邦不同于军事同盟，同盟的目的是相互支援，其力量在数量，至于异质还是同质，并不影响同盟作用的发挥。城邦也不同于民族，民族并不必须使其人口按村落为生。一个统一体在构成元素上必须是多元的，而且，各个元素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互利互惠，平等互惠是政治共同体的运行规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由同一些人一直执政可能要优于轮番为治，但是，“根据所有公民天生平等的理由，这并不可能，同时，所有人都共享统治权才是公正的”。同样一些人，若当政，他们是统治者，若不当政，就成为被统治者，这样就消除了自由人不愿意完全被统治的烦扰。因此，一个城邦并不能在本性上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指出：“追求城邦的这种极端齐一性显然并不是某种好事；因为家庭要比个人自足，城邦又比家庭要自足；而且只有在共同性达到了足够的自足时，一个城邦才能形成。”因此，整齐划一对城邦有百害而无一利，且只有多样性才能确保城邦的自给自足。 城邦从本质上说是多元而非整齐划一的，是所有公民共同参与其中的共同体。城邦的统治不
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论以及与现代情节的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和他的悲剧情节。他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的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任务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悲剧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情节是悲剧的灵魂。然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和现代情节有一些不同和相似之处。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 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悲剧情节研究 （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公元前五世纪末，也就是经常被称作的希腊的黄金时代，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自然转到了研究人文。然而，他们侵犯了诗人的领域，产生的竞争强度达到顶峰状态。 阿里斯多芬尼斯在他的著作《云》中辛辣的讽刺了苏格拉底；接着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把苏格拉底作为发言人猛烈地回击了那些诗人。他认为诗人曾三次从真理中被移除。在西方文学中表现纯粹世界的精神或者心灵属于理想的世界；肉体和它的激情则在物质世界的泥泞中被打击。基于这些或者其他的原因，柏拉图将会把这些诗人从他的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待那些诗人的态度没有柏拉图那么坚定。在那时，哲学家们在他们的竞争者中赢得声望，亚里士多德力图结束古代的纷争，在胜利中他也是宽宏大量的。相比于其他的著作，他的著作《诗学》更大肆赞扬或者强烈地谴责文学批评。《诗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诗，这种方法比那些引起很多无果争议的个别推论要重要的多。（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 在《诗学》的开始亚里士多德就给出了他对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的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任务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这个符合逻辑的定义是由苏格拉底提出经亚里士多德完善的。 一方面和其他所有的诗一样，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然而悲剧中的行动与其他艺术或者其他种类的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是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另一方面与喜剧中行动细微的高低起伏相比，悲剧中的行动是琐碎的有趣的。悲剧中命运的改变会引起重大的结果的。 如果悲剧中的行动太长或者太容易被人记住，或者太简单而不能引起命运的的重大改变或者太简单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悲剧就是去了它的有效性。 根据悲剧的定义中“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是由亚里士多德制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悲剧激发的情感只能是怜悯和恐惧。在我看来他对于希腊悲剧的解释过于狭窄，尽管他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了调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情感是动荡的，
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重新解读 李章印 【专题名称】外国哲学 【专题号】B6 【复印期号】2014年08期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京)2014年6期第67～74页 【英文标题】A Re-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s Four Causes 【作者简介】李章印，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一、亚里士多德“原因”概念的原初性和过渡性 近现代人主要从机械的或力学的角度去理解“原因”，但这样的“原因”并不是亚里士多德(以下简称亚氏)的(原因)。在近现代因果概念框架下去理解亚氏四因说，无疑是不恰当的。它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亚氏《物理学》“这部西方哲学的基本著作”“从未被恰当研究过”。(Heidegger, 1998, p. 185)要恰当对待亚氏四因说，就必须摆脱近现代因 果概念，以更原初的方式去理解。如此，我们就应重视亚氏“原因”()与的统一性。他不仅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而且对“原因”的探讨也直接承接之前对 的探讨，或者说，之前对的探讨在他看来都是对“原因”的探讨。如此一来，对其“原因”概念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的理解。 国内关于的翻译——始基、本源、本原、始点、开端、原理、原则等——各有其优点，但都不能充分体现古希腊思想家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海德格尔这样梳理 的含义：“在这个词中，希腊人通常听到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意味着有一种东西由此而得以起始和开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为这种起始和开端，它同样也保持着对从中出现的东西的统治、限制和支配。同时意味着开端和控制。在较宽 因而也较弱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起始和指定。为了表达出振荡于两者之间的统一含义，我们可以把翻译为起始的指定和指定的起始。”(ibid, p. 189; Heidegger, 1976, S. 247) 海德格尔所表明的就是，是使一种东西出现并在此之后一直支配和限制着它直至它最后立身的东西。这里有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两个要点：一是起始，这种起始虽为起始，却在起始之时总已指定了——是为“指定的起始”。二是指定，这种指定虽然意味着最后的指定，却一开始就发挥着作用——是为“起始的指定”。应该说，海德格尔的解释是全面和准确的，我们采纳这种解释。当然，“起始的指定和指定的起始”未免过于复杂，可以简化为“始 定”。在国内对的原有翻译中，“始基”与这里的“始定”最为接近。但“始基”之“基”带有实体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色彩，会导致对希腊思想的误解，而“始定”之“定”则可以避免这种误解。
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及其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 作为一种世界万物的解释原则，所谓目的论（teleology），指以目的为依据解释事物的特性或行为。在西方哲学史上，目的论解释肇始于苏格拉底，系统化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以后，目的论原则一分为二：一是神学的外在目的论，成为宗教神学的重要理论内容和证明上帝存在的重要论证；二是理性的内在目的论，为科学（尤其是生物学）所接受，至今仍在环境哲学等领域起作用。 目的学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最富特色，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术界要么对此关注不够，要么产生一些误解。在参与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尤其是自然哲学部分）的过程中，笔者愈益觉得有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也积累了一些想法，现扼要呈献给学界诸君，期望得到专家指正。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是一个内容丰富、论证充分的系统理论，由自然目的、技术目的和理性目的三部分构成，其基本性质是一种与神学目的论有本质区别的理性内在目的论。限于篇幅，本文不全面详述有关内容，只重点讨论几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目的学说的根据；目的与目的因的含义及关系；亚氏目的学说的主要内容；亚氏目的学说与神学目的论的区别。 一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目的学说，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两方面根据。 从理论上讲，他所规定的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哲学家的任务决定了他必然要提出目的学说。 按亚氏的说法，哲学起源于“好奇”（thaumazo），即不理解不明白而又想知道，要追问为什么，寻找所以如此的原因。这样，就产生了哲学。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就应该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原和原因，尤其是最初的、第一位的原因。在他看来，这些第一位的根本原因有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他说：“既然原因有四种，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应该通晓所有的这些原因，并运用它们——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1998a22~25）也就是说，哲学要研究根本原因这一目标，决定了哲学家的任务必然是：考察事物的四种原因，回答事物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是此物而非他物、为什么能运动变化、主了什么东西而如此这般等各别学科无法回答也无权回答的问题。 亚氏进一步认为，在这四因中，如不认真研究目的因，就无法深刻理解其他三因。因为首先，从目的因与质料因的关系看，“尽管这两类原因都要被自然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马克思曾称他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也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写下了大量的着作，他的着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诗学》等。 其中《诗学》成书于亚里士多德游历外邦归来雅典之后，是他成熟时期的美学思想结晶。现存的文本据说是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园的讲义，论证严密，风格简洁，但可能未经整理加工，有的论述比较晦涩，引起不同的解释。 《诗学》现存文本有二十六章，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1）第一至第五章，论述艺术的本性是摹仿，以此来区别各种艺术形式，追溯艺术的起源和发展；（2）第六至第二十四章及第二十六章，论述悲剧的特征及构成要素，比较史诗和悲剧（3）第二十五章，分析批评者对人的指斥，提出反驳的原则和方法。 《诗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理论详尽，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他提出了悲剧史上第一个悲剧概念，在《诗学》第六章①里说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他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还给悲剧制订了许多规则，如悲剧应该是五幕剧，其情节应该发生在最亲近的亲属之间。 曹禺和《雷雨》 曹禺，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现代杰出戏剧家，着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着名作品。 《雷雨》是曹禺用5年的时间创造的，虽然他是曹禺的第一部话剧，但却一炮打响，震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被认为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雷雨》展示了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命运对人残忍的作弄。专制的家长，单纯的青年，被情爱烧伤的女人，悔恨着罪孽却不自知地犯下更大的罪孽的公子哥，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雷雨》中主要人物的结局是死的死，逃的逃，疯的疯。这种强烈的悲剧性深深地震撼了观众和读者，并吸引着他们去思考是什么造成这种悲剧以及悲剧效果。 《雷雨》是四幕剧，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作者让三十年发生的故事浓缩到一天发生并结束。周朴园从外地回到家里，鲁侍萍因为女儿的原因再次来到周家，两人因此而再次相遇，他们之间的秘密也随之曝光。当年周朴园为了娶那位有钱有势的女子而逼鲁侍萍抱着刚出生三天的儿子，冒着大雪离开周家。这样没有人性的开始造成30年后父子不相识反而成为仇人，还使得同父异母的兄妹相恋。当残酷的现实被披露时，必然产生震撼性的戏剧效果，最终剧中人物死的死，逃的逃，疯的疯，成了实实在在的悲剧。同时也说明了，悲剧不一定要亚里士多德说的五幕剧才能称之为悲剧并产生悲剧效果。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六要素
三、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矛盾 (一)动摇与批判 实体论是亚里士多德一切学说的中心。可是，我们发现，正是亚里士多德这部分学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的思想。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其师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四点：第一、柏拉图对“理念论”的论证“引进了第三者”。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肯定了又和事物分离的“理念"，那就要承认有两个彼此独立存在的世界，以同样的方式推论，那就要承认无穷个“理念”，也就是有无穷个世界了。因为许多具有共同性质的个别事物有一独立存在的同名的“理念”，那么在这些个别事物和这个同名“理念"之间也会具有共同的性质，从而也就会有第二个独立存在的理念，如此推论下去就会有无穷个“理念”。第二、亚里士多德从物理学角度说明理念型相是无用的设定。理念型相自身不变不动，它们何以能够解释个别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它们是与个体不同的存在，何以能够解释个体对它们的依存?它们与可感事物相分离，何以能够解释可感的性质?把理念型相与个别事物分离开来，就会遇到这些不可逾越的困难。亚里士多德说：“形式既不能在可感觉的东西里面引起运动，又不能引起任何变化??,“如果没有普遍的东西，就不可能得到知识，可是分离却是引起对于…理念?的反驳的原因”。第三、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认为“理念??是模型，具体事物是“分有??它们。但是如果以“理念”为模型，则一个具体事物可以有几个模型，因而就得“分有??好几个“行式"(理念)了。如人必须“分有??“动物"、“两足的"、“人本身”等理念，这些理念就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但在现实中的个别的人身上却是统一不可分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设立分离的理念型相是难以成立的。认识内容与认识对象并无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不存在的事物或已经消失了的事物，但不能据此肯定与之相对应的外部现实存在。比如说，飞人，恐龙，九头怪等等。反过来，我们感觉到的对象也不全都对应于思想概念，因而不全都对应与理念型相，如污秽之物没有理念型相。 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的错误就在于割裂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把一般独立起来。他指出，一般、共相没有自身的独立存在，它不在个别、特殊之外，就在个别、特殊之中。他说，我们不能设想在个别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同样地，医生看病时只能给“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看病，而不能给一般的“人”看病。在批判柏拉图时，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实体应该是个体事物(偏重质料)，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又认为第一实体应该是形式。在《范畴篇》亚里士多德直接认个别物体为“第一实体”，而同时仅仅将属种视为次于个别物体的“第二实体”。但是，在《形而上学》他却直接称属为“基本实体”，也即第一实体。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确立个别物体为第一实体，到最后《形而上学》中认形式为第一实体，而把个别物体，也即是形式与质料的复合物列为形式之后的实体。究竟何谓第一实体，亚里士多德动摇不定。 (二)二元紧张 西方的理论哲学始终在追求万物的原理或始基。尽管这种活动本身就与感性世界的存在物相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初却并没有被认真考虑，甚至没有被意识到。柏拉图理念论受到了普遍与特殊这两个领域之间矛盾关系的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已充分意识到并认真对待这种关系，因为在他看来，现象世界并非一个实在的领域。 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特殊事物的真实性，即本体必须是个别的，而普遍的理念不能与个别事物相分离，只能在个别事物中体现。亚里士多德似乎避免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困难，但却马上陷入一种更深层的困境之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无疑是探索第一原理的科学，如果这一原理是普遍的，那么就必定不是本体，而如果原理的性质不是普遍而是个别的，它们就是不可知的，因为任何事物的认识均凭其普遍性，“可感觉的个别本体既不能有定义，也不会有证明"。第一实体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亚里士多德本来试图把本质个别化，把个别化的本质作为第一实体。但在他的体系中，本质是不能被个别化的，因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摘要】幸福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现实活动和理想追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问题是主体性的问题，并且与善、德性等问题有紧密的逻辑关系。他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原则即中道，思辨活动是至上的幸福。他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告诉人们，只有按照德性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他的德性幸福观启示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重视理智德性，提高实践智慧。 【关键词】尼各马科伦理学；幸福；德性；思辨 一、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渊源及基本思想 1.幸福是最高的善。《尼各马科伦理学》开篇就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即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1】。善被合理地认为是世界万物追求的目的。由于实践形式的丰富性和科学技术的多样性，所以目的也不尽相同。例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术的目的在于取胜，理财术的目的在于发财”【1】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至善”是一种生活的完满和自我的完善，包括人的才德潜能的充分实现和身体的健康。在这一层面幸福倾向于一种描述状态的称之为“活得好”的幸福。 2.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德性和德性活动是不同的，他在文中讨论的德性是作为行动的主体的运用，并强调幸福在于做德性而非拥有德性。“因为一种东西，你可以拥有而不产生任何结果，就如一个人睡着了或因为其他某种原因而不去运用他的能力一样。但是活动是不可能不行动，有活动的人必定是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好。”【1】从这方面我们把幸福理解为德性的实践活动，称之为“做得好”的幸福。 3.思辨活动是最高的幸福。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生活分为三种: 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活动。享乐生活其实是一种奴性的生活，而那些看重名声的人认为幸福是一种荣誉、威望，他们追求的就是政治生活。他认为这两种生活都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 学号：13121230 姓名：成李英 内容摘要：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著作中，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本文主要是针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对悲剧的定义展开探索。主要通过介绍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产生的背景，分析其悲剧论主要集中的《诗学》的文化审美内涵，及对“卡塔西斯”作用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后，在探讨今天社会中应该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 关键字：亚里士多德悲剧论卡塔西斯当代审视 引文：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同时也是逻辑学的创始人。在人类的历史上,他第一个系统论述了西方哲学,从而成为了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直到今天,悲剧评论家和学生们仍然十分关注他在《诗学》中阐释的悲剧理论。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在2000多年前他就认识到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艺术模仿的就是本质的东西,不是柏拉图所说的表象;在于他不但给出了文艺理论史上的第一部最有价值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还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悲剧:给出悲剧定义,列出悲剧六要素,讨论悲剧的怜悯和恐惧的感情,提出悲剧的布局方式等等。 正文内容： 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罪过是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而摧残理性，他否认史诗、悲剧、喜剧能表现真理，认为它们只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但史诗与悲剧相比较，柏拉图认为史诗优于悲剧。 在柏拉图认为史诗比悲剧优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古希腊苏哥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认为爱真理者不应该喜爱庸俗低劣的悲剧，因为它远离真理。尼采也曾严肃地指出：悲剧属于献媚艺术之列，它只描写娱乐之事，不描写有用之事。苏哥拉底要求他的信徒们戒除和严格禁绝这种非哲学的诱惑"。其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最后一章中还指出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史诗的对象是有教养的听众———他们的欣赏无需身姿的图解，而悲剧则是演给缺少教养的观众看的。所以，如果悲剧是一种粗俗的艺术，那么它显然是二者中的较为低劣者”。在柏拉图等哲学家们认为史诗比悲剧更高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史诗因为更接近抽象思辩而优于悲剧。史诗只是通过叙述，“无需身资的图解”，对于有教养的哲学家、老人，史诗的曼妙之处在于它不是直观的，而是通过特指的概念产生想象，这更类似于哲学家的抽象思辩，柏拉图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比起世界上
亚里士多德的智慧 2009071331 张志辉 摘要：古希腊哲学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已经充分展开的基础上，终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达到系统全面的综合，并在层次上飞跃到纯粹形而上学的、即超越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哲学境界，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完成。 正文：《形而上学》一书是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是亚里士多德对先哲大家们的哲学思想总结，着重介绍他们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方法。从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主张水是万物之源说，到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学说、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直至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都引证许多史料并做了分析。他在总结这些哲学家思想时指出，我们虽然重他们的哲学观点中得益不少，但他们都有片面性，没有找到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四种原因，即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四因说”。而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研究的主题、对象及科学分类原则进行了讨论。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共相”与“个体”做了修订‘个体’是指不能用上述方法描述东西。他与柏拉图关于此的不同认识点在于，他认为一个本质既然已经确定，其间各个环节的关系就应该得到解决，共相在相关的范畴中，是个简单的概念。在柏拉图的著作里，他把相关的理念规定为至善、目的、最普遍的共相，她把存在及存在的必然形式归纳为“共相的最基本的形式”，但却缺少了实在性的内容。换句话说，她所认同的共相只是空想世界里的东西，在官能世界中无从下手。而亚里士多德显然意识到了柏拉图的错误，他不失时机的指出，柏拉图只是把一个普遍存在的通式当做世界的共性提了出来，实际上更详尽的本质内涵还隐藏在这个原则之中，而且要更加复杂，“特别是当原型和现实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的时，它们将保留着这一矛盾产生对事物本体的否定”，即对柏拉图所指的某一个体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个体分享的一个理念的时候，必然存在着一个大大的群体共享这个概念的外延，这个大大的群体必然和小小的群体有性质上的相似关系，如此“理念”的循环必然无穷无尽————这是一种在专有名词逻辑上犯的错误，这就是把各自独立和存在的否定引回自身的矛盾。柏拉图的理念所“设计”出的轮廓，只适用于简单的一般事物，或者说是一种乐观的理想化原则，缺乏细致的生物性分类概述和偶然性的分析。于是，亚里士多德把共相的概念作出了修订，使得它比柏拉图的理念更具体更有论述性，其本质目的是要详细规定专有名词，探讨这些字的意义。在进一步的规定中，他说：“‘共相’是具有可以用于描述许多个主体这样性质的东西，‘个体’是指不能用上述方法描述的东西。” 共相说和理念说虽有一些共同点，但仍存在大量分歧，这是亚里士多德驳斥“数型”和“理念”的另一重要原因。亚里士多德致力于此，正是要把形式因素努力从单纯的原型四届中分离出来，但依然从时空的辩证法上受其制约，使人感觉到这样的割裂是十分不彻底的———即一方面强调形式是物质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暗示存在着一种可以遵循的规律性的理念在起作用。但亚里士多德这种现实性的建立于柏拉图相比，却是大大的进步，因为这首次树立了一种新的模型，它具有活性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否定自身存在上，并以“活动性、可行性”这种不确定因素作为它的本质属性，不在是自为的存在，而是“而是为他的存在”，这就是建立了统一的否定关系。 在探寻科学的本性及目标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显然继承了七师柏拉图“哲学王”的意识，在他看来，所有事物必定属于那种最高程度的普遍知识的人，智慧的人不应接受命令，而且他不应服从别人，相反，较少智慧的人应当服从他。显然，拥有“哲学”的人才配有以上的“资格”。假设智慧的人知道几乎所有的事物，而且相当广泛，虽然他对每一事物的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