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颉刚民俗学论集》
摘要：顾颉刚先生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发展有重大贡献，其民俗学研究涉及对民歌、传说、神话、风俗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民俗学研究的学科视野。顾颉刚对民俗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由于顾颉刚先生的民俗学研究是服务于其史学研究的，这也不可避免的局限了其民俗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和拓展。
关键词：顾颉刚民俗学
中国的学人对于民俗的关注、记录和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周代的统治者已经通过采风问俗、移风易俗的方式，以图有补于政教。从《史记》开始，历代史籍都有对当时社会风俗、习尚的记录。许多学者或是出于有益政治的目的，或是出于博物猎奇的嗜好，或是出于彰明后学的责任，或是出于志异地方的需要等不同的原因，从而记录了历代大量的民俗资料。大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的古籍《山海经》，记载了丰富的神话、宗教、民间医药等古代民俗珍贵资料。东汉时产生了专门讨论风俗的著作，如应劭的《风俗通义》。魏晋时期周处《风土记》、宗懔《荆楚岁时记》都是专门记述地方风俗的著作。隋唐以来，全部或部分记录风俗习惯及民间文艺的书籍就更多了。可以说，对民俗和民间文化的研究时我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
中国历史上对民俗的注意和了解过程与欧洲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欧洲民俗学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不断深入，在对外部野蛮民族的注意和考察过程中产生的，首先注意到欧洲文明和这些异域民族文化的不同，然后才注意到本民族内部的原始文化遗留。是文明与野蛮、是内与外的关系。而中国则从一开始就注意的是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区别，是礼与俗的对立，是上与下的关系。由于研究取向的不同，这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传统中国与西方的民俗研究活动价值取向的差异。以上可以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对民俗研究的传统，积累了大量的民俗研究资料，并且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取向。但是，传统的中国民俗学活动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现代的研究方法。随着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形式的迅猛发展。在学术研究领域，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断被介绍到中国，这对中国的文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地影响。西方民俗学的学科观念也不断被中国的学者所知。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是我国民俗文化传统同西学的进步学科意识、社会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现代民俗学最先在那些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深受西方现代社会思想影响的学者那里被倡导。
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到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来。具有代表性的有胡适、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黄石等。这里主要讨论顾颉刚先生的民俗学活动。
顾颉刚先生虽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有重大贡献，但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却是在古史方面。民国12年，在《歌谣》第15号第7版他曾说：“我对于歌谣的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的研究歌谣是有所为而为的：我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的浓厚；……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研究的辅助。”这也就是说，顾颉刚的歌谣（民俗）研究主要是为其史学研究服务的。他从民俗资料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并用民俗学材料去印证古史。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涉及领域广。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展开是以北大“歌谣运动”为标志的，其范围主要是民间口传文学的内容，学术取向比较狭窄。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涉及对民歌、传说、神话、风俗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民俗学研究的学科视野；二、对文献资料占有的丰富。顾颉刚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国学修养深厚。对于一些民俗事象的研究，往往能够通过文献的考证达到对其溯源知根，清楚流变的目的；三、考据的方法，研究文本材料。顾颉刚先生治学严谨，思虑周全。相应的态度，是调动尽可能多的手段来处理有限的原始素材，语言、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小学考据工夫，即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他在《吴歌集录的序》中说“我想要彻底的弄他(吴歌)清楚，必得切切实实做一番小学工夫，拿古今的音变，异域的方言，都了然于心，然后再来比较考订，那么才可无憾，这件事情，不是几年里所能做的。”；四、在对古代的神话、故事、传说等民俗事象的研究中，提出了“层累造成说”这一观点，并采用历史演进的发展的观点来进行民俗学和史学方面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孟姜女传说”的研究方面；五、运用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查。顾颉刚在家乡搜集吴歌时，的调查方式还谈不上严格的、现代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作业观。但有他后来组织的对妙峰山的调查，已经具有了田野作业科学规范的初步规模。
《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一书收录的论文，主要涉及顾颉刚先生对一些上古神话、孟姜女故事、吴歌和神道与社会的民俗学研究。
提到中国古代神话，在今天我们的观念中，可能会立即呈现出一个大致的体系框架：从开天辟地，人类诞生到神圣古帝，从英雄治水到部族祖先，从中土图腾到殊方异物，这丰富多采的神话已经构成中华神话独特的框架体系。然而近代以前，中国神话人物的关系和系属非常混乱，大量的神话内容往往只言片语的分散于各种古籍中，没有形成完整的封闭式的系统。它们得不到主流文化人群的重视，并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一再地被人歪曲、改写，使其自身的神话结构和性质遭到破坏。当时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研究的“遗留物”说给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以很大的启发。他希
望通过对古代文化遗留物“神话”的研究，来借以廓清古史中的失实、传说成分或者通过从历史中发掘神话成分，从而扯去神话的历史外衣，恢复其本相。在《〈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中，顾颉刚认为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向东流传。而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则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此后，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在流传中发展，到战国中后期，而逐渐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顾颉刚在论述这两大神话系统的发展和融合时比较注意其社会背景以及融合以后神话所起的变化。搞清神话的来源和系属，有助于我们认识神话的性质和特征，因为不管神话怎么发展变化，来源和系属的烙印总还是依稀可见的。
顾颉刚先生对吴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受了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的影响。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属于吴语地区，古来富庶，民俗文化遗存丰富。1919年顾颉刚在家乡养病期间，发动家人和亲友搜集当地歌谣200首，先后在北平《晨报》和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引发广泛的注意。1926年7月，《吴歌甲集》有北大歌谣研究会印为专书出版，胡适在序中说：该书“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第一部”，与弹词、昆曲之有官话成分不同，它是“道地的方言文学”。“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顾颉刚先生整理吴歌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认为整理歌谣要切切实实做一番文字学的工夫，把它当作终身之业。他在《吴歈集录》的《序》中说：“我这件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一二年，但终不敢宣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实在有许多解不出的句子，写不出的文字，考不定的事实。我想，要彻底的弄清楚它，必得切切实实做一番文字学的工夫，把古今的音变，邻地的方言，都了然于心，然后再来比较考订，才可无憾。这件事情不是几年里所能做到的，所以我已经拿了这部《吴歈集录》算做我的终身之业了。”钟敬文先生在《〈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序》中认为《吴歌甲集》对中国歌谣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说：“我们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那部集子的出世时间比较早些和所收集的资料相当丰富。它的优点还另有所在”。它“有比较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作了理论探索。这些文章，使它不只是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
除了编刊《吴歌甲集》之外，顾颉刚对吴歌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吴歌形式和意义的演变；二是吴歌的历史。在搜集吴歌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歌谣的形式和意义的变化现象，这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很奇怪的，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有的歌，因为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这表明他的研究已经认识到了民间口传歌谣流变性和活态性的特点。对于吴歌历史，顾颉刚的《吴歌小史》，从战国的吴歈越吟，一直叙述到现代铺陈景致的民歌，对其做了纵向历
时的系统研究。实是吴歌史的开创之作。但也就免不了有所遗漏，所以陆侃如、顾廷龙续起增补，而赵万里、李家瑞也为他补充了材料。
顾颉刚对民俗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孟姜女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历时久远。这种状况已被前代学者所注意，如宋代的郑樵，在《通志·乐略》中指出：“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稗官）则演成万千言。”清代的姚际恒则指出未有杞梁妻故事时，孟姜一名已成为美女的通称，在《诗经通论·郑风·有女同车》中说：“是必当时齐国有长女美而贤，故诗人多以‘孟姜’称之耳。”顾颉刚正是受此启发展开了对“孟姜女故事”的资料收集和研究。1924年11月，应歌谣研究会之邀，他写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这一长文，列举《左传》、《檀弓》、《孟子》、《列女传》等史籍所述，指出：杞梁之妻的故事中心，在战国以前是不受郊吊；西汉以前是杞梁妻善哭；在西汉后期是杞梁妻善哭崩城，所崩之城就在齐国附近；到了唐朝，则有了万里寻夫、哭倒长城之说，并与秦始皇扯上了关系。至于孟姜一名，从《诗经》得知那是周代美女的通称，自南宋《孟子疏》中始将其作为杞梁之妻的姓名。此文刊登之后，引发学术界的震动。刘复在给顾颉刚的信（《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三册题作《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中说：“在《歌谣》六十九号中看见你的《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在对“孟姜女故事”的下一步研究中，他有感于获得的新资料越来越多，在已发表的前文中又发现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正补充。经过三年的积累，他又完成了《孟姜女故事研究》这篇长文，作为他研究孟姜女问题的“第一个结账”。全文运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相对于《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增加了南宋、元、明到现在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资料；二、地域的系统，初步探讨了孟姜女故事的传播问题；三、研究结论，即是“我们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文化中心而变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
顾颉刚对于神道的研究，是游历了苏州和北京的两处东岳庙引起的，他看到两处东岳庙有许多不同的神名，便知道各地的神道虽同属道教之下，但并没有统一。由此可窥见各地民众信仰的差异，更看到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融合与相互影响。顾颉刚对东岳庙的游览主要是为了研究神话，为了古史的研究，其《东岳庙游记》一文对近人心目中的神话作了简明的历史解释，指出神道包括以下几部分：中国古代原有的神，有真实的人而神化的，中国边远民族传入的，随佛教传进来的，中国后起的。这对于研究我国神道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启蒙的作用。
对于社会的研究，顾颉刚主要集中于对民间俗信的关注。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受
北大风俗调查会之托，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庄严五人对位于北京城西北的妙峰山进行了考察。五人中属他最为活跃，且收获极大。顾颉刚在《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一书中回忆道：“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奉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这使我对于春秋时的‘祈望’，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了解，妙峰山香会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这五人的妙峰山香会调查报告先后在《京报副刊》上刊出，共出了6次《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来中山大学把这些专号编成1册《妙峰山》出版。其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为最详细，对香会的来源、组织以及明、清两代和本年的香会情况都有详尽的纪录。已经登出，就引起了社会的注意。江绍原在《北大风俗调查会〈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中把妙峰山香会的调查报告，视作调查的样板。他说：“对于全中国现在的民众法术宗教，都像他们对于妙峰山进香的样子，作调查研究功夫。这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而且说不定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有所贡献。”对顾先生的调查报告，认为是绝无仅有的有价值的材料，他说：“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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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
胡适和顾颉刚 胡适和顾颉刚 https://www.doczj.com/doc/c24225961.html, 2008年06月18日14:22 《人物》杂志 胡适晚年顾颉刚文/潘光哲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胡适(1891—1962)与顾颉刚(1893—1980)都是一代学术巨子，各有独特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交谊故事，亦堪称学林嘉话。 胡适与顾颉刚之缔缘，始于1917年秋。那时胡适甫自美国求学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在哲学门(即哲学系)第一与第二年级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胡适教授这门课程的思路甚为独特，“截断众流”，直接从《诗经》取材，让一班上课的同学“舌挢而不能下”。已在中国传统学术天地里用过功的顾颉刚，对之大为佩服，从此相知。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所得薪资不足以安居，胡适伸出援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令顾感念不已。双方往来，愈臻密切。 就胡适的学术研究来说，曾得顾颉刚的不少助力。当胡
适要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时，顾颉刚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顾颉刚编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适长期借阅以备考查的资料。相对的，胡适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情况，始终关注。他嘱咐顾颉刚校点清儒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认为这既有利于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于后学有益”的事。未几，顾颉刚因家庭因素离开北大，胡适即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月支酬金50元。甚至于胡适也 不吝借款给顾颉刚，以济其不足。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是胡适的老同乡，胡适早期的多种著作都归亚东图书馆出版，所以胡适曾嘱汪孟邹汇款200元给顾颉刚。结算起来，顾颉刚积欠胡适之债，一度高达220余元。 胡适对学生的照拂之情，对顾颉刚的为人处世影响很大。日后当顾颉刚在学界亦自成一家之时，也屡屡照顾学生辈的生活经济状况，甚至于让学生以他的名字为各刊物写稿，盖如此稿费较高，学生藉此可得济助。例如，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是总结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成果的名著， 即署名顾颉刚，实际上，这部书是弟子方诗铭和童书业联手完成的。至于胡适乐于提携栽培学界后进，顾颉刚亦法式师道，亦步亦趋。他屡屡向胡适建言，推荐学界新血，如推荐杨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档案，也荐高去寻为研究所考古学会的助理。他又请胡适帮周一良的忙，认为胡适“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①“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②“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③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一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④我们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①，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②”，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⑤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是盲从，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③”，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⑥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④，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⑤；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尔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⑥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产生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 李向阳 摘要：墨与侠二者之间关系问题自20世纪出现的墨学研究热潮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老一辈学者多坚持墨与侠有着渊源关系，但是现当代年轻学者认为侠与侠义精神是独立发展而来与先秦诸子思想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所包涵的精神实质做一个比较研究。认为墨家思想是侠义精神的内在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指南；而侠义精神是墨家兼爱天下，利他无我精神的极度伸张。 关键词：墨家思想侠侠义精神 墨家学派是战国诸子百家的重要一支。《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所记载的墨者的形象是抱有坚定的“兼爱”、“非攻”理念，为天下公义兴利除弊，死不旋踵，是一个具有理想信念又兼重实践的社会组织。“侠”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的武士演化而来。侠者奉行为义之道，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历来人们把侠看作是公平，正义的执行者。侠义精神更是人们对侠者的人格特征及行为模式的心理认同。墨家与侠在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的理想追求与实践过程中行为模式的相似性上，使得人们对墨与侠，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关系的认识上长期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本文欲将二者通过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证。 一、研究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墨家的发展历程是有着一番波折的。自战国中期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形成，组织之严密，思想体系之完备，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然战国秦汉间骤然衰落，魏晋以降几湮没无闻，习墨者寥若晨星，学人谓之“中绝”。时至中国近代兴起了一股墨学复兴思潮，墨学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其中墨与侠渊源关系的讨论是争论颇多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鼓吹侠以张扬民气的需要，人们纷纷将墨、侠糅合起来，创立了“侠出于墨”及“墨侠一体”说。这种说法最早由晚清学者陈澧提出。他在《东塾读书记》卷12中说：“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康有为继之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而将这种说法变成学术界公认的说法的是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的论证。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墨学研究者对游侠即墨者都深信不疑。侯外庐干脆把游侠称为“墨侠”，认为它是后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派。纵观20世纪初中国的墨学研究者是带着一种民族情感来研究墨家的。所以不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因此遭到现代学者的质疑。这其中余英时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的论证也多被现代学者所信从。他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侠与中国文化”一节中提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到的‘儒墨皆排摈不载’就是侠与儒墨两家没有渊源关系的断案了”进而对梁启超论证中的“儒墨”、“儒侠”对举现象做了分析，认为“韩非子《五蠹》中之‘儒’涵盖了儒墨，是广义上的指代知识分子。”另外在对游侠的事迹做一番考察之后，得出“侠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并且认为“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张炳麟《儒侠》）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找寻任何古代学派的源源了。1我个人认为以前两种相对的说法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不能作为墨侠关系论述的最后结论。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侠”画像的人，然而《史记·游侠列传》中他自己也坦言“自秦以前，
内容摘要：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
本条件。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最先见于何书？书是何时人著 的？书是何时人着的？著者何以知道？著者何以知道？我 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 虫？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有什麼科学根据？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 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阅读练习及答案（二） (一)阅读短文，完成15—18题。(18分)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自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立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今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15．文中所说的怀疑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它对做学问有什么重要意义？(3分) 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轻信了，就是作者所说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是做学问的前提。 16．文章开头引用程颐、张载的话独立成段，有何作用？(4分) 开头引用两位大学问家的名言单独成段，不仅表明了作者的中心论点，而且也是有力的道理论据，也为下文的论证提供了依据。 17．第四段主要运用什么论证方法？有何作用？(5分) 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列举了“三皇、五帝”“腐草为萤”这两个事例，具体论述了人们怎样以怀疑的精神做学问，明白易懂。 18．下面的材料能否作为第六段的论据？为什么？(6分)
顾颉刚与鲁迅的是非曲折修前 【摘要】顾颉刚与鲁迅曾同时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虽然如此，两人的交往却极少，只能算作泛泛之交。一直以来，两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越弄越僵，最终几乎要对簿公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其主要表现在“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等事件中。 关键词：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 在谈及两人的是非曲折前，有必要先介绍下顾颉刚，鲁迅就不必了，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顾颉刚（1893—1980）原名顾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胡适。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民间文学研究家。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近十所高校教授。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创立者，这一学说打破了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曾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著有《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汉代学术概论》、《中国三千年来民族发达史》等。 一 所谓“古史辩”问题，是指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问题时，曾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于是他人便将此归纳成“禹是一条虫”。实际上这只是顾颉刚的一种假设，不久之后，他就放弃此说啦。但此
话一经宣扬，鲁迅知后便极力讽刺奚落。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水》中，针对顾颉刚的观点（顾颉刚假定鲧是鱼，禹是蜥蜴），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因为“顾”字繁体为“顧”，据《说文解字》，顧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鸟头。很明显，鲁迅在这里进行了人身攻击。 鲁迅之所以如此对待顾颉刚，是有其背景的。方时，北大教授分成两派，互不相让。一为留学英美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陈源，代表刊物为《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另一派为留学法日派，代表人物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均为浙江籍，代表刊物是《语丝》、《京报副刊》。而当时顾颉刚正师从胡适，不消说，鲁迅将顾颉刚视为英美派（即现代评论派）了，所以对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百般奚落，认为顾颉刚“将古史‘辨’成没有”。而实际上，顾颉刚并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最起码当时他还在沈兼士手下人任究所国学门职呢，若顾颉刚为现代评论派，沈兼士又怎肯要他？ 鲁迅之所以不顾事实，对顾颉刚乱骂一通，主要还是因为胡适。胡适是顾颉刚的老师，而胡适主张“少谈论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鲁迅所不赞同的，所以“爱屋及乌”，顺带的将顾颉刚妈了个狗血淋头。 对于这个问题，顾颉刚也只有郁闷了，“最使我惆怅的，是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放弃。”【1】 二
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
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读哲学门。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他还认为“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顾颉刚怀疑古史的论文一发表，立即吸引了全国的学术界卷入辩论古史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数百篇，顾颉刚自1926年开始结集出版《古史辨》第1册，至1941年出版第7册，共汇编了350篇文章，325万字，代表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的治史道路和历史观。苏联史学家越特金(P.B.Bяткин)评价顾颉刚“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美国史学家施奈德(L.A.Schueider)在他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中说“顾颉刚是现代中国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是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转引自刘起■著《古史续辨》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自顾颉刚1923年考辨古史的论文问世，迄今已逾70余载，虽然其在史学界的影响，超过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一切史家，但是评价仍然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考古文献的重大发现，对于古书真伪问题又掀起一股研究新热潮，因而又涉及对“古史辨”的评价问题。本文无意全面评价“古史辨派”，仅拟就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历史观即“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理论，进行初步研究，从而说明这种历史观的得与失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一“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要旨 本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对于传说古史的挑战与批判，发展到对于《尚书》、《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重要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辨伪。这实际上涉及对中国古史资料的全部审查工作。论战的实际结果，
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05月/20日/第004版/ 顾颉刚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历史地理学今天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科。这个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不管是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还是一般知识界,都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与国际学术界的同行相比,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大多数分支领域,也早已走在世界前列。不管是在历史学领域,还是在地理学领域,历史地理学都是一个较小的分支,而它能够在我国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追根溯源,则不能不归结于顾颉刚先生的奠基之功。 虽然从更早的渊源上讲,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成书的5汉书#地理志6,但是作为一门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学科门类,它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说是由顾颉刚先生一手奠定基础发展起来的学科。 众所周知,顾颉刚首先是以研究上古史并创立古史辨学派而驰名于学林的。由于在研究上古史和上古史文献特别是5尚书#禹贡6时,遇到很多古代地理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也痛感当时历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需要,从而引发了顾颉刚研究古代地理的志趣。当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沿承古代的传统,是以疆域政区沿革为主,学科的名称也是沿用古代的/沿革地理0一词。30年代初,顾颉刚在他任教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学校,开设了中国沿革地理的课程。顾先生给学生授课,从来都不是简单机械讲授学术内容,而是积极引导学生共同讨论、探讨、分析问题,并悉心指导学生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撰写成论文。所以这门课程引发学生很高的学习热情,并且在学生的作业中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和札记。为了引导和激励学生们走入学术殿堂,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人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使这一学科得到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顾颉刚先生在1934年2月,用个人的薪俸并从社会募集部分资金,创办了一份名为5禹贡6的半月刊,专门登载历史地理学研究论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就是从他授课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大学的学生课业中遴选出来的。5禹贡6半月刊的出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聚集在顾先生的周围,从事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在1936年5月,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5禹贡6半月刊则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5禹贡6半月刊刊登的文章和禹贡学会的活动,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禹贡派0的说法,反映出这些学术活动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正在生成。 所谓/禹贡学派0的出现,实际上正是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学科的转变。正当顾先生引领着这一学科继续向前探索迈进的时候,1937年/七#七0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时局艰危,5禹贡6半月刊和禹贡学会,都基本上被迫停止了活动。假如没有日寇入侵,禹贡学会的工作得以继续发展,并且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有条件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学术理论,自然很快就能够全面建设起这一学科。值得庆幸的是,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短短的几年期间内,顾先生已经为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按照顾先生为禹贡学会制定的工作计划,
摘要：崔述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其间并且存在日本疑古思想的外来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192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以前，顾颉刚还没有见到日本那珂通世本《考信录》。其后他整理编订《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参考了那珂通世的研究成果。关于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的关联，主要有：（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三）廖名春“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四）李庆“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共同源头”说；（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一、与崔述的最初接触（1906－1923）据胡适先生《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年谱目：崔述卒后8年（1824年），陈履和刻成《遗书》；卒后87年（1903年），日本史学会印行那珂通世标点之《东壁遗书》；卒后105年（1921年），顾颉刚标点《东壁遗书》；卒后107年（1923年），胡适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卒后120年（1936年），顾颉刚标点之《东壁遗书》出版。对崔述学术的传播有清晰的条列。〔1〕（《附录》）（p.950－951）据李庆先生统计，〔2〕清末民初之际崔述事迹见于以下书籍： 1.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 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见道光四年刊《崔东壁先生遗书》附) 2.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十四、 3.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4.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三十五 5.陶梁《国朝畿辅诗传》 6.咸丰三年《大名府续志·文苑传》7.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十九8.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六十八9.赵尔巽《清史稿·儒林三》顾颉刚先生所整理的《崔东壁遗书·附录》，又有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三十三的《崔述小传》一种，〔1〕（《附录》）（p.915）可为上述统计作一补充。这些小传均为史料性质，来源也都是陈履和的《行略》。在学术研究方面，据李庆先生所述，在胡适、顾颉刚等人发现崔述以前，1905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刊有署名霾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1907年《国粹学报》第三卷第九期（总三十四期）有刘师培的《崔述传》。由于刘师培及其妻何震曾在日本留学，与日本学界多有联系，所以李庆认为：“此文的写作，或是 受到日本出版《东壁遗书》的刺激，也是可以想像的。”〔2〕1932年2月，顾颉刚先生编订《崔东壁遗书·附录·传状目按语》时，也已肯定刘师培所作《崔述传》是目睹了日本史学会所刊《东壁遗书》，并节缩陈履和《崔东壁先生行略》而作。顾颉刚还说，在1926年，他由张春晖处得到了嘉庆二十三年所刊《崔东壁先生行略》的原版。〔1〕（《附录》）（p.939）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对崔述的注意，据《古史辨》第一册上编，有以下的过程：（一）由顾颉刚首先提出崔述一事1920年12月15日，有了编辑《辨伪丛刊》（当时叫做《辨伪三种》）的计划以后，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清代人辩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两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先生那里有么?”〔3〕（《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p.14此处所说“我知道有”一事，80年代初顾颉刚撰文补充说：“约莫在我十二三岁时，我在家中找出了一部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其中有《崔东壁先生事略》一篇，说他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作出了细密的考辨，于是大量的《传》、《记》中许多失真的记载给他一扫而空了。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事!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直到我大学毕业时还没有看见，因为它的流行量太小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6－7）（原刊《中国哲学》第二、六辑。）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成书于同治初年，由曾国藩作序，流传广泛。日本学界了解崔述，最初也是通过此书，详后引内藤湖南之语。顾颉刚十二三岁，是1904－1905年。顾潮、顾洪将此事系在顾颉刚14－15岁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期间，〔4〕（p.31）时间是1906－1907年。顾颉刚在信中同时说到的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很快在胡适的藏书中找到了，翻检之后并没有辨伪方面的内容，使顾颉刚和胡适都感到失望。〔3〕（《论〈竹柏山房丛书〉及〈庄子·内篇〉书》）（p.17）顾颉刚治学是从目录学开始的，在林春溥的《竹柏
钱穆：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郝一默在人人追求“进步”的激进年代，多数人沉浸在将传统一股脑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中，为了更光明的明天，他们可以对昨天毫无眷恋，甚至全部抛弃。钱穆是少数对旧世界钟情的顽固派，他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后来，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台湾学者胡昌智曾对这种认同危机做过形象的说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次欧阳锋忽然忘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把石壁上的影子当做敌人来打。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而不同在于，人们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在租来的仅有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 “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 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选自《都市?翻阅日历》2010年第10期，有删改）19．结合文本内容，谈谈你对钱穆提出的对国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理解（4分）20．余英时评价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请指出“为故国招魂”的含意并概括其具体表现。（5分）21．钱穆认为中国人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原文阅读 怀疑与学问顾颉刚「学者先要会疑。」——程颐。「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最先见于何书？书是何时人著的？书是何时人着的？著者何以知道？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有什麼科学根据？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对於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做学问。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做学问。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进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鍊出来的。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进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设在对於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设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於流俗传说，就是对於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