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去日本买感冒药”与耻辱何干
作者：司马童
“到日本买感冒药，是中国制药企业的耻辱。”1月30日，在湖北省“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政协委员、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海坦言，企业靠拼价格的竞争路子已经堵死了，创新仍是企业的第一要务。（1月31日《湖北日报》）
五一黄金周不再，去年国庆假期，海外游升温，日本成为中国游客主要海外目的地之一。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游客们爆买的商品中，感冒药热了起来，超过了马桶盖等的电子产品。湖北那位政协委员所指的“到日本买感冒药”，大抵源自于此。不过，对于他把这一现象提到“耻辱”的高度来说道，我却觉得言过其实，颇不以为然。
“去日本买感冒药”与耻辱何干？作为游客，特别是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后畅游海外的国人，到了异国他乡，免不了都有“带点洋货回来”的需求和习惯。以去日本游为例，曾经是热衷于带马桶盖、带日本大米等，后来又觉得那里的面膜、卫生巾和感冒药等也不错，于是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爆买”之势。这只不过是选购物品发生了兴趣的转移，而动辄拿“中国制药企业的耻辱”来唬人，看似有“国货当自强”的警醒之意，实际上却未免有点故作高深和哗众取宠了。
再者，日本的感冒药应该也算不得什么“高科技”产品，其生产和销售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制药企业，以前没有通过“日本感冒药”联想到“中国药企的耻辱”，而由于中国游客前去旅游和纷纷购买后，才有些急火攻心地感到危险和担忧了呢？我以为，这就是开放的推动，这便是竞争的压力。在过去，国人少有出国，自然不太懂得连感冒药的性价比，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如今一作对比，孰优孰劣、孰高孰低，马上就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并随之转化为“爆买”热情了。
对于中国游客的“去日本买感冒药”，不必抬高到故弄玄虚的“耻辱命题”，还应想到的是：日本的一些产品，确实有着其向来重视品质管控的质量优势，但咱们也不着用妄自菲薄、“耻感”太强。打个比方来说，中日两国都有为数众多的书法爱好者，而在书写的用纸上，正宗地道的中国宣纸，无疑也是日本游客来中国要大买甚至“爆买”的选择。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来中国买宣纸”也让那些日本造纸企业深感耻辱了呢？
研发有先后，造诣有深浅。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大趋势和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优质产品，更容易成为地球村居民共同选择与购买的对象。由此而论，不断学习借鉴和吸收引进别人的先进技术，着力研制生产出质优价廉的适销产品，才是各国企业的不懈追求和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要着眼长远、舍得投入，埋头实干、甘于钻研，这方为创牌树信的不二抉择；而那种缺乏竞争时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真正到了优胜劣汰时，才想着用“企业耻辱”“国家耻辱”或“民族耻辱”来求得关照或惠顾，这又何必与何苦了。
“去日本买感冒药”还是有其一定的警醒意义。而这，便是时下热议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积极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指的是实体经济，其中工业和制造业是主战场。事实上，我国已明确目标，要坚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这二者要同时发力，紧密融合。所以，无论什么行业，实实在在地齐心协力推进供给侧改革，远比空洞无物的“刷耻辱感”要强多了。（司马童）
2. 从“摩托大军”还乡变迁中感受温暖与进步
作者：朱永华
1月30日，在粤桂交界的广西梧州市藤县路段，众多摩托车手长途跋涉赶回家乡过年。据广西梧州市交警支队统计，2016年1月24日至30日傍晚，途经当地返乡过年的“铁骑大军”已达3.63万辆次，其中1月30日过境摩托车达1.35万辆次，出现小高峰（据1月31日《中新网》）。
每年的春运开始之后，都会有一支独特的还乡队伍吸引公众的目光，这就是浩浩荡荡的铁骑大军，他们从珠三角地区出发，一路昼夜兼程、顶风冒雪长途跋涉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回到各自的家乡和亲人过团圆年，也形成了中国春运期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随着公路、铁路运输的快速发展，人们本以为这样的还乡铁骑大军会因公共交通的改善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颇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摩托还乡大军整体数量上有数减少，但据交警部门介绍今年也有30万人之巨，而铁骑大军人员结构和理念的改变，使得骑摩托还乡过年不再是因买票难或为图省钱的无奈，更多人把选择铁骑还乡作为自己喜爱的一种方式，让摩托车还乡过年融入了新的内涵，俨然成为了部分地区务工人员的一种还乡文化。
同多年前很多在外务工人员，因为春运一票难求而无奈选择铁骑还乡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很多骑手却是为了彰显个性，宁愿舍弃舒适便利的公共交通而乐意体验摩托还乡所给自己带来的不一样愉悦。从报道中交
警与骑手的感触中也不难看出，现在的还乡摩托大军，不仅装备先进齐全，人们对摩托还乡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有的是为了“一路走一路玩”，有的是把骑摩托还乡作为一种爱好，从每个骑手的表情中很难再看出旅途的沧桑，尽管长途跋涉，铁骑所承载的却是一路欢乐，摩托还乡大军显然已经成了我们春节文化中又一组成部分，正演绎成属于他们每年一度的“快乐大迁徙”。
显然，沿途地方交管部门和诸多志愿者为铁骑还乡大军“保驾护航”和提供的诸多温馨服务，也是让铁骑还乡大军“方兴未艾”的重要缘由之一。每年的铁骑大军集中还乡的路段，一个个“驿站”为他们提供了各种贴心温暖的服务，有的地方交警动用警车为铁骑大军“开道”，甚至“空中护航”，更让这些摩托骑手颇感温暖和自豪，这也难怪有不少年轻骑手对摩托还乡乐此不彼。
然无论铁骑大军有着怎样的变迁，我们还是不免为他们的骑行安全担忧，良好的心情和完善的装备或可提升他们的安全系数，然毕竟路途遥远，摩托车的本身的安全性就不高，尤其在春节这样的祥和氛围中，一旦出现交通事故所有的一切都会得不偿失，尽管看到他们还乡的快乐和交警与志愿者的护航和服务倍感温暖，但还是抑制不住心情的沉重。今天就有摩托车还乡发生交通伤亡事故的报道，而去年的摩托车还乡大军队伍中，仅广东统计出的摩托车交通事故就达23宗，致5死12伤。
快乐很重要生命更宝贵，无论摩托装备如何齐全完善，都不能在安全上有任何疏忽大意，每一位还乡的骑手，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的全部幸福和期盼，能选择更安全的公共交通就没必要拿生命去冒险，实在要体验铁骑还乡，就要牢记交警那句话，做好安全保护，减速慢行，能够开开心心和家人团聚过年才是根本。（朱永华）
3. “天价”养老院符合分层养老趋势
作者：张立美
欧洲最大养老机构、法国养老业大鳄“欧葆庭”落户南京仙林，即将于2月底开业。作为目前为止国内最高端的“超豪华级”养老院，无论是高端的居住设施、全面的医疗护理模式以及全程为老人“私人定制”的个性化贴心服务，定位是高端消费人群，目前收费保守估计平均每月要2万元以上。（1月31日《金陵晚报》）
在养老院床铺一床难求的现实格局下，建设每月收费标准超过2万元的“天价”养老院，只让少数有钱的老人才能住得起。这或许刺痛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让人不太能接受，但这符合当下养老分层需求，顺应了养老服务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大众期待的承担养老兜底功能的公共养老院之间并不冲突。
虽然眼下大多数老人对养老服务要求不太高，仅限于能够满足最低生活保障即可。但必须看到的是，对于少数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来说，比如去年闹的沸沸扬扬的住进养老院的钱理群教授夫妇，他们除了这个基本养老需求之外，更追求的是人性化、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像是要求配套独立卫生间和独立居住的卧室、提供书画创作条件等居家服务和设施。对于这种特殊的、高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常见的廉价养老院显然没有办法满足，只能依靠收费昂贵的“天价”养老院来提供。从这个角度说，“天价”养老院，主要是满足少数有更高养老需求服务的特定养老人群，与更多人需求的廉价养老院之间并不冲突。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养老群体，是养老市场的两块不同的区。
再者，从“天价”养老院的投资主体来看，并不是用公共财政资金投入建设，而是外资，这意味着是一项纯粹的商业投资行为，只要不违法不违规，没有背离社会公德，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换句话说，“天价”养老院是市场在做，不是政府在做，不能因为公共养老不足，就去否定“天价”养老院的必要。“天价”养老院如同收费昂贵的民办的贵族中小学，而廉价的公共养老院如同广大享受义务教育的公办中小学。
当然，我们应当读懂公众对“天价”养老院的焦虑，要看到“天价”养老院对多数人难以产生认同和归属感，因为大多数人住不起。所以，满足少数人需求的“天价”养老院交由市场自行去解决，而承担兜底养老功能的公共养老院，政府在投入上要跟进，提供更多的兜底养老床位和公共养老服务水平。这既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公共资金建设兜底的公共养老院，也需要政府以养老补贴、减免税费、优惠供地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带有公共养老职能在内的民办养老院。
总之，“天价”养老院归市场，兜底养老靠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让有着不同养老需求的人群有更好的选择。（张立美）
4. 高校退出编制是“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作者：汪昌莲
按照人社部等方面的计划，未来中国事业单位编制将严控总量，对小学义务教育、公共文化、基层卫生
等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还会给予一定的补充编制，实行严格的审批制管理；对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中的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和公立医院，未来仍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但会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编制管理，转为全员合同聘任制。（1月31日《经济观察报》）
公立医院、高校等事业单位，将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实行全员聘用制度，所有人员实行合同管理，医院、高校掌握了用人自主权，退出通道被彻底打开，人员能进能出，等于打破了医务人员和高校教师的“铁饭碗”。特别是，对聘任制医务人员和高校教师实行合同管理，医院、高校与聘用人员建立起契约关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促使医疗服务进一步优化，医患关系进一步和谐，教学和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
事实上，推进公立医院、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清除医院和高校传统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弊端，建立起以专业化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职场文化，这是对中国公立医院和高校长期以来“官本位”文化的一种消解。这也意味着，医务人员和高校教师将不必再通过“铁饭碗”和仕途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只要努力工作，通过年功积累就可打破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再者，破除医务人员和高校教师“终身制”，优胜劣汰，使人才脱颖而出，能进能出，良性流动。
实际上，过去一些高校和医院，已经脱离了事业单位的本质，已经变成了“准行政部门”。而某些高校和医院领导，既是“学术老大”，又是“行政大佬”，在高校和医院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处在通赢与通吃的地位，占有大量的社会特殊资源，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实际上已经牢牢主宰了他们的思维定势。如此语境下，高校和医院一边在为叫喊“去行政化”而歇斯底里，一边又在为享受“行政化”而乐不思蜀。
有专家指出，高校和医院行政化日趋激烈，去行政化是事业单位改革的重中之重。换言之，“官本位”这颗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大毒瘤，已经严重侵入和腐蚀了当今的高校和医院，也严重影响着高校和医院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特别是，在“官本位”活色生香的语境下，哪怕是有再多的教授和医生成为官员，也不足为奇。问题是，当教学不归教学，医术不归医术，行政不归行政，几个元素的位置交错重叠、混淆不清时，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只能成为教授和医生贴在脸上的一张“标签”，这无疑是大学生和患者的一种悲哀。
因此，高校、医院退出编制，是去行政化的第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对高校、医院“去行政化”的刚性要求。然而，高校、医院去行政化，不是退出事业编制，减少几个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就一蹴而就了。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垫伏在高校、医院领导头脑中的“官本位”思维，让他们回归教学和治病的本位。（汪昌莲）
5. 让下属违纪领导被问责成为新常态
作者：于治国
下属外出考察途中去景点玩了一圈，回来后党支部书记、局长被诫勉谈话；单位给职工发放购物卡，党组书记、局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下属违规操办儿子“升学宴”，作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被诫勉谈话；……翻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最近发布的4期“每周通报”可以发现，下属“犯了事”，领导被问责的案例不在少数。（中纪委网站）
三年来的“打虎拍蝇”，让全国人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新一届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魄力、力度和勇气，厚厚的反腐成绩单进一步凝聚了全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提振了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斗志；新的《准则》和《条例》的印发、实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注入了新的动力；把纪律挺在前面，把握运用执纪监督四种形态，一系列新提法新成效新举措汇聚成反腐新常态，为每一个党员干部健康成长、守护人生精彩构筑了坚实的屏障。
十八大以来，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有关信息一直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关注重点，不仅仅是因为平息了对腐败分子的愤怒，更因为正义得到了彰显，邪恶受到了惩处，从中看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希望。
诚然，党员干部中的违法者往往都是先从破纪开始，而对破纪之初的重视不够、处理不严、警示不足，执纪不严，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往往成为违法犯罪多发、高发、频发的温床，从落马分子的忏悔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佐证：倪发科从生产队长一级村官做起，一步步走上省部级领导干部岗位，他在忏悔中说：“犯罪后我深深地体会到，假如“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大举措早出台3年至5年，我可能也不至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犯下如此重罪。血的代价和沉痛的教训让我认识到，党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和严格管理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是的，站在被告席上的落马官员说出的都是真心话，遗憾的是，他们觉悟得太晚了。然而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抓早抓小、把纪律挺在前面”的极端重要性。培养干部不容易，可是，处理一个违纪违规违纪的干部却非常容易，而每处理一个，尤其是被移送司法机关之后，给组织带来的损失之大、影响之坏，有时
超出想像。
而对党员干部的管理责任，毫无疑问地，已经被压到了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身上，对于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小问题、小毛病、小错误，绝对不能不管、不问、不听、不闻，否则难逃责任追究。
下属违纪领导被问责也已经成为新常态，从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铁规发力、干部挨批受处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体会到党中央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关爱。俗话说：从小偷根针，长大偷头牛。小问题不治，终会发展成大问题。对轻微违规违纪行为抓早抓小，正是对党员干部进行保护的具体举措，全党同志需身体力行。（于治国）
6. 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拔苗助长
作者：薛宝生
在1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介绍了日前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有关情况。他表示，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缓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比较低。（1月31日《人民日报》）
城镇化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大事。在进入全面决胜小康社会阶段，开启“十三五”时期各项工作的重要时刻，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可谓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认真总结汲取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新任务、新目标和新要求，其深意影响越来越大。
两年多之前，也就是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出台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要求。这意味着新型城镇化是党和政府力推的重点改革，而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一起，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四化”方向目标，加以重视和推进，则是中国的强力行动。
当然，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与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新型城镇化则难以推进。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过程需要积极稳妥，不需要搞“大跃进”。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则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任何脱离人本思想的城镇化，都不是新型城镇化，都不是经得起实际检查的新型城镇化。土地被别人管理使用，人被搬上了高楼大厦，其城镇待遇还在游离之中，没有“化”出安稳、福祉，即使城镇化率统计得再高，那也没有意义，那就是可怕的“虚高”。
我们了解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这当中就有许多具体规定。比如：涉及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议题，就关系到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性环节问题。无论是楼市调控，征地拆迁矛盾，还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都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地、人、楼”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构成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完整利益链条，必须扣紧，不能松动，不能落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的调研考察时曾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可谓指明了什么是城镇化，实现什么样的城镇化，怎样实现城镇化。这涉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城镇智能化和管理智能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等。这些改革和措施，无疑都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备要素，缺一不可。
说到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的、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城市化，而不是“人上楼、地荒芜，生存难，无出路”。城镇化要建新城，这是事实。不过，绝不能用建新城来取代城镇化，绝不能将农民兄弟“请上了楼”，就算完事。如果新城连片，离开土地的农民兄弟却仍然难以在新城获得福祉感，小孩上学，大人就业，这些切身利益得不到维护，那么，这样的城镇化率统计得再高，那也必然是“虚高”，“新”字注定会被掏空。
事实说明，从低城镇化率到高城镇化率，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中国经济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特别是在大力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严格治党“四个全面”新战略布局，树立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大好形势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具有千载难逢的窗口期，只要压实数据，严防“虚高”，避免图快，杜绝不公，就会如愿以偿。（薛宝生）
7. 快递春节是否打烊应由市场决定
作者：前溪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张“2016春节快递放假时间表”，其中显示，多家大型快递公司将于近期停止收货，最早的国通已于1月18日“截止描收”，最晚的顺丰也于1月30日“截止描收”。而恢复正常日期都在2月6日以后，最晚的要到2月10日。许多网友大呼，“快递都放假了，还怎么网购啊？”对此，多家快递公司均回应称，该时间表“是假的”，将响应国家邮政局的号召“全年无休”。但在春节期间，不少快递将无法保证时效性，顺丰快递还表示，将加收10元“节假日服务费”。（1月31日《北京青年报》）春节，对于国人来说是最大的节日，快递员大都在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人手不够了，自然影响到送货时间和质量。电商春节能否不打烊，这对于网购一族来说，自然希望不打烊，但期待在春节期间也享受到平时的服务，这毕竟是不太可能的。
春节是否不打烊？许多快递公司作出了回应，表示将响应国家邮政局的号召“全年无休”，但同时表示会影响快递时效，同时还会增加收费。这其实不难理解，毕竟这是春节所带来的“节日病”。
快递公司春节期间人手不够，可以通过招短工的方式填补，只要工资能够让人满意，不回家过年却又愿意在春节期间出来打工的人还是不少的，而快递公司也可以挖掘公司员工的潜力，通过奖励和增工资的方式留住员工，快递公司适当增加收费，只要收得透明公开，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顺丰速运官方表示，加收的10元确实为顺丰方面所收取，为“节假日服务费”。今年不是第一次收取该项费用，根据国家邮政局的规定，提前在官网、官微发布公告。标准为：大陆地区从2月7日（除夕）到2月13日（正月初六）收取，10元/票；收费以寄件地的寄件时间为准；寄件地、派件地两者之一或两者为海外地区的，免收节假日服务费。如此收费，想必消费者不会有什么意见。
对于快递公司的“全年无休”，最终决定权还该是由市场来决定，如果春节期间快递利润较高，快递公司自然会想方设法留住员工，让“春节不打烊”成为现实，如果利润有限，“春节不打烊”也只会停留于极少数城市的层面，这么多年来，饭店也多是实施“春节不打烊”，也面临着员工不够，他们却是都经营得不错。饭店可以，快递自然也可以。
“春节不打烊”值得倡导，但决定力量却是市场。面对“春节不打烊”，监管部门不要忘记自身的职责，对于快递公司不守诸如“实名制”规矩的行为，对于消费者的服务投诉，反应要灵敏，维权速度要快，不要让消费者觉得职能部门也“放假”了。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前溪）
8. 别让“阿玛尼”淹没“少年列席”的进步意义
作者：薛家明
因为年仅14岁就列席深圳市政协会议，并有“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未来”等提议，一位名叫柳博的初二学生一夜蹿红。很快，网友发现会场上的这位少年身穿奢侈品牌“阿玛尼”西服，其微博也多见身着“阿玛尼”的日常照片，质疑猜忌声四起。而柳博的妈妈受访时称列席会议是受邀，孩子穿的西服为一次音乐会主办发所赠，未能抠下标识就出镜是失误。（2月1日《北京青年报》）
应该说，让中学生列席深圳市政协会议，极具进步意义。一方面，列席两会，可以激发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热情，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学生代表”原生态的声音，也能让社会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比如，在此次深圳市政协会议上，柳博提出的“自我管理”“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我们的未来”，就反映了大多数学生的内心世界，切中了当下的教育之弊。而这样的声音，也能引发为政者更深刻的思考，出台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然而，一张柳博身穿“阿玛尼”西服，默默倾听的照片，却让学生列席的进步意义，从肯定变成疑问。随着网友的深挖，不少柳博身着“阿玛尼”T恤、衬衫的日常照片，在网上晾晒。质疑的声音，也逐步放大。而柳博妈妈此地无银般的，“主办单位所赠”“未抠下标识就出镜”的辩解，更让质疑之声甚嚣尘上。甚至，“少年列席”的进步意义，完全淹没在“阿玛尼”的口水战中。
参政议政是两会的主基调。而为了更好的参政议政，向社会传统清新的会风，很多代表委员都开始化奢为简、轻车简出；柳博列席深圳两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代表着全部的深圳中学生。在这个语境中，柳博身穿“阿玛尼”出境，显然不妥。但这只是行为层面的瑕疵，而非原则性错误。因此，舆论没必要上纲上线，更没必要让“阿玛尼”淹没，两会出现“少年声音”的进步意义。
柳博的母亲检讨说：“未能抠下标识就出镜是失误”。显然，假若柳博身着抠下标识的阿玛尼，上演低调的奢华，更是错误。而这样的无脑辩解和舆论的强烈质疑，必然会让有关部门更加懊恼。甚至是让学生列席
两会戛然而止。若如此，就是一个巨大的退步。事实上，“阿玛尼”的讨论，不断的加强、放大，喧嚣舆论场，只能说明两件事。一是，学生代表列席两会足够吸睛，故而媒体才有兴趣拿着放大镜大量。二是，相关部门在列席代表的遴选上，与社会缺乏共识。选拔的代表，禁不起社会的“大众审美”。
别让“阿玛尼”淹没少年列席两会的进步意义。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不能因为质疑，就开始固步自封。相反，要以更谦卑的态度，倾听公众的声音、打捞民意的倾向，从而遴选出更多符合“大众审美”的列席代表，在两会上思想激荡、观点争鸣！（薛家明）
9. 恪守公益和环保是顺风车存在的底线
作者：朱永华
近日，一些滴滴顺风车车主发现，平台会抽取每单5%的服务费，如果一次形成4单顺风车（一个行程中有4名乘客分别搭车），就意味着滴滴会抽取4单的服务费。随着春运来临，不少市民，尤其回到天津和河北的市民青睐于顺风车，滴滴数据显示，春运期间滴滴顺风车跨城订单明显增加。不过，一些市民在使用时，也犯了嘀咕，这5%的平台费滴滴应该收吗？车费到底收多少比较合理呢？乘坐顺风车到底安全不安全？（据2月1日《北京青年报》）。
严格意义上讲，所谓“顺风车”，既车主在保障自己出行目的地的基础上，在车内有空闲座位的情况下，车主可以“顺路”带上他人并相应收取一定的燃油等成本费用，以分担车主单独驾车出行的运行成本，除了稍有盈利或不盈利之外，显然更突出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公益性。而由私家车加盟各营运平台成为“专车”提供的这种“顺风车”服务，尽管收取的费用低于正常的营运车辆，其本身的盈利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他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顺风车。但因为其收费低廉和满足很多人节约出行成本的需要，在弥补公共客运交通不足的同时，更切合低碳环保及减少道路资源占用等理念和优势，因此，这样的顺风车还是受到官方和坊间的一致鼓励与认可。
显然，既然加入了专车平台并接受其服务，并且本身就具有盈利性质，平台对车主每单抽取5%的服务费用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也完全符合市场游戏规则。而且从各专车平台的回应来看，平台虽然收取每单5%的费用，却承担着非常巨大的责任风险，乘客一旦因乘坐顺风车遭遇不法伤害或财产安全事故，平台就要按服务约定承担经济赔偿保障。而从保护乘客安全利益角度，顺风车主也应当予以接受。显然，车主认为平台收取5%服务费存在“不合理”，主要还是基于自身的“效益”可虑，并没有意识到“顺风车”公益属性。实际上，无论政府和社会鼓励和认同顺风车，也正是基于顺风车的公益性，如果缺少公益性的内涵，政府和市场都不可能允许顺风车的存在。
这就可以明显看到，既然选择接受了平台服务，既然愿意通过顺风车的形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又能有效节约自己的驾车成本，就必须恪守顺风车的公益准则，无论微利还是“无利”，实际上都是自己行车成本产生了弥补，而且因为国家和地方并没有对顺风车给出定价规范，顺风车实际上还是一种“良心收费”，这就更要求顺风车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修养，在“与人方便与己有利”的过程中，品尝公益行为给自己的带来心理愉悦。相反，如果政府给出顺风车不同的价格定位，那等于是认同顺风车的市场定位，不但会导致整个出租车营运市场一片混乱，乘客更不能从这种所谓的“顺风车”出行中，感受到任何公益和环保的身份存在，更不会认同这种“顺风车”。
实际上，无论顺风车还是拼车出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很多地区，都是基于公益形象和属性而存在，这也是获得社会共同认可的根本，否者，他只能是变相的“非法营运”，因此，恪守公益和环保是顺风车存在的底线，而作为平台服务也是在为这种公益和环保行为提供安全保障责任，而每一位顺风车司机也都应当清楚和明白自己的“公益定位”，不应过多纠结市场效益因素，既然乐意为社会提供顺风车善举，就不能把自己看成是“营运车辆”，在盈利效益上“打转转”。而政府交通营运管理部门对于打着“顺风车”幌子实际按营运车辆“坑客宰客”的行为，更应当严厉整治，且不可手软。（朱永华）
10. 对“孝心地图”认真，你就输了
作者：王军荣
各省孝不孝顺有衡量指数？你家乡的孝心排第几名？近日，一份“中国孝心地图”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引发各界热议。该地图不仅显示全国30多个省份的孝心指数，更有各省孝心指数详细排名。其中，河南、山东、安徽位列孝心省份前三名，北上津等经济发达城市排名意外靠后，东北三省则排名垫底，一时舆论哗然。（2月1日《河南商报》）
居然出现“中国孝心地图”，还列出省份排行，如此“孝心地图”是如何出笼的，其依据是什么？科学
吗？可“孝心地图”的背后却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份所谓的“孝心地图”并不是出自某个权威机构之手，而是出于个人之手，且是供职于某保健品公司，是以保健品的销售数据作为重要参考。换言之，哪个省份某保健品卖得最多就是最有孝心，这是何等荒唐的事。说穿了，这只不过一份广告策划罢了，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套用一句流行语，你对“孝心地图”认真，你就输了。
虽然“孝心地图”作者强调，希望通过中国首份“孝心地图”引发外界关注，向大众重倡传统礼仪，呼唤孝心回归。但这未必就是其初衷，说得好听，只不过是掩藏自己的“别有用心”。不管是什么样的排行榜，如果指标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因此，依据的指标必须是科学的，是经得起推敲的，可依据某保健品的销售作为依据，就是极其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个人也可以随意发布“排行榜”吗？显然，发布“排行榜”，必须要由权威机构，经过科学论证才有资格，个人是不能随意发布“排行榜”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孝心地图”就是在胡言乱语，如果只在小范围内说话，和亲朋好友聊聊天，倒也无妨，可现在却是煞有介事地网上传播，并且迅速走红，这显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心炒作的结果。谁都能够看出，这份“孝心地图”存在很大的争议，谁也不想自己所在的省份是排在最后的，对于排在自己前面的也会有诸多的不服，可我们越是争议，就越是中了别人的圈套，人家的潜台词就是你想排名靠前吗？那么买某保健品吧。
孝敬是不可能出现排行榜的，任何有关孝心的排行榜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对此不必认真，但对于随意发布“排行榜”的个人，却是需要进行监管，需要进行处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随意发布的“排行榜”和造假没有本质区别，以讹传讹，则是在搞欺骗，对此，监管部门要果断出手，正本清源，而作为公众和媒体，则需要学会鉴别，增强过虑能力，不要让自己圈入别人的圈套之中。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那太蠢了。（王军荣）
11. 还有多少书店“不是可以看书的地方”
作者：高亚洲
近日，一段视频引发关注，在呼伦贝尔一家新华书店，一家长与店员发生争执，起因是该女士的孩子在店内看书被撵。店员表示：“书店是卖书的地方，不是看书的地方，不买书就得出去”
岁寒之时，听到这样的一番话，估计是会让不少人寒心的。回到此事来说，作为店员本身，基于经营的压力，对“只看不买”的行为表示排斥，其实倒也不是那么难理解，但这背后显然可能关联着书店的经营理念——过度逐利。
而即便是书店店员的个人行为，置于更大的范围来看，类似这样的冷漠，又何止是这样一句让人寒心的话呢？如果稍有观察一些书店，似乎所有的新书都是有封皮的，未经允许自然是不能拆封的，而购买环境常常因空间逼仄而显得不友好，如此等等，无一不是在变相地向“只看不买”者说不。
再从这个店员逻辑来看，不可谓不强悍，书店只卖书，所以就不能看书？如果沿着此逻辑，该有多少生意是做不成的，如果不买房子，那就没有资格去看样板房的，如果不买车，自然是没有资格去试驾新车的。
当然，书与房子、车子的商品属性确实不同，如果在书店就提前看了，商业价值在阅读者那里会被提前无偿消费，但是，姑且不说购书过程本身就需要通过“看书”来决定是否出手，一如买车需要试驾一样，书店与房产开发商、汽车销售商是商业角色上是有差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的书店除了商业角色外，它还有文化功能，这种功能的属性是公共的。
正如著名作家于丹所言，实体书店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文明程度的一个符号。城市能否建立一种气质，气质是否能够沉淀下来，得以传承，这一切相关于城市的书店经营。
一个城市是需要一些容许逗留的公共客厅的，在这个客厅里，浮躁的心，能找到诗意的栖居地；孤独的灵魂，能找到可以对话的伴侣。而这正是、也只有书店所能积极扮演的角色。很难想象，如果旧金山找不到“城市之光”，如果台北找不到“诚品”，南京找不到“先锋”，这些城市的魅力将因此打多大的折扣。
正是因为如此，书店无论从文化功能，还是从商业规律来看，都是不应该拒绝来者的阅读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书店在电子阅读的冲击下，仍能成为政府积极扶植的商业主体。
即便是从最简单朴素的商业逻辑来看，如果以如此简单粗暴的态度面对消费者，当消费者只好选择用脚投票时，这样的书店又谈何发展呢？在现代商业逻辑下，尤其是电子阅读越来越盛行的大背景下，对消费者阅读体验的重视，应成为书店经营中的服务策略。只有让消费者有了舒适的阅读体验，才能增加他们对书店的信赖甚至是依赖，如此，也才能赢得他们的消费选择。
于此而言，让书店成为可以并且适宜看书的地方，既可以让书店可以变得有活力，也可以让这个城市变
得有诗意。（高亚洲）
12. 怎么看七城政务平台联袂发红包？
作者：佘宗明
2月1日是农历二十三，也就是是中国传统小年，嗅着年味之余，很多人还会用抢红包为喜乐氛围加持，而发红包的多是朋友群友，或是媒体、商家。但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政府政务信息平台也加入了“发红包”队伍。是的，就是作为城市政府权威资讯发布地的、名称为“××发布”的政务信息平台；“红包”也不是什么政策利好的喻体，而是实打实的钱。
据《新快报》报道，小年当天，广州、南京、成都、武汉、西安、石家庄、无锡七座城市联袂在其微信政务信息发布平台上，向市民派发总计20万元的支付宝新春红包。七城政府通过政务信息平台给市民发红包，尚属首次。
城市政务号也踩着“时尚时尚最时尚”的节拍发起了红包，让很多人脸上摆着一个大写的“惊”字：在许多人的固有认知中，这些政务信息平台不是发布本埠的政策动向、社会动态，就是突发事件时表态或辟谣的，总之就是秉持着政府官方姿态，面孔相当“高冷”。它们居然也来赶发（抢）红包的趟儿，此前还来了个“有大事要发生”的吊胃口的预告，这确定不是被营销号附体？
还真不是。如果非说政府借此营销，那营的也是公信力和公共形象。实质上，若政府也有了“自我营销”的意识，懂得去呵护信用资产，为了一句“亲给好评哦”而在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上狠下工夫，那即便掺了些秀的意味，也很有价值。更何况，还有实实在在的红包发。虽说谈钱俗，可红包谁不爱？
事实上，政府“垂直式”地发钱，向来是让人垂涎的好事。以往三亚政府派发物价补贴红包，还有澳门政府持续多年派发返税红包，没少让人眼红。但比起那种基于特定政策诉求的、均摊式的线下发钱，政府通过政务信息平台线上发红包，意义又不太一样。
从目的上讲，此举只是在“致敬”年俗，也是以“重在参与”的方式图个乐呵。以往给装压岁钱的红包算是年俗，如今红包则在手机拓殖下变成社交和娱乐介质，发或抢红包在各种聊天表情包的伴生下成了熟络关系、活跃气氛的手段，其仪式性早已被轻松好玩性质消解。
而从渠道上讲，发线上红包，需嫁接某些技术化路径，做些技术性准备。据了解，七大城市发口令红包时，选择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图片作为中文口令背景图，这就需要做些前置性技术对接工作。而这，无可避免地要求政务信息平台的严肃面目接受“互联网+”技术气质的调教。
正因发红包自带的娱乐性和技术含量，当政府参与进发红包的游戏中来时，才会出乎人们意料：在部分人的潜意识里，政务号就是给政府系统发声的路径，而政府跟草根化大众很容易被置于“庙堂/江湖”传统的二元诠释结构中，其间被认为横亘着难以打通的审美隔膜与话语分歧。而发红包，就跟网上发高能表情包一样，都是属于民众专属的娱乐花样，它跟机构化、非人格化的政府面目之间存在不小的反差。
而今多个省会城市联袂尝鲜，用政务平台发红包，无疑昭示着某种角色的转身：那就是政府想以更接地气的互动、更贴心的回馈支持方式，与民众同乐，让政务平台在拥抱公众兴趣中更具开放性、贴近性。考虑到线上红包还有触发“人际连接”的功能，政府也想以此做法，更多地跟民心和社会趋同行为连接，避免在被技术形塑的公共场域“掉线”。在这方面，央视春晚2014年起就用红包跟观众互动，今年预计还将发出7亿元支付宝红包，就是积极的“转身”尝试。
对政府而言，懂得用发电子红包的方式取悦民众，也就呈现出了更多令人期待的面貌：可以肯定，肯将“与时俱进”揉入治理基因中的政府，也会有更足的动力跟上互联网化节奏，去推动城市智能化，改善治理路径，造福于民众生活。
说白了，政府政务信息平台发“红包雨”，多多益善，若它能带动“用技术造福民生”等观念层面的变化，那又是潜藏着的更大的“善政红包”。（佘宗明）
13. 雷人“励志标语”，哪来的自信？
作者：杨朝清
山西太行中学高三一班级，为激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挂出几幅非常“正能量”的标语：不学？将来别人壁咚的墙就是你砌的；人丑还不多读书，哪儿来的自信？还玩，说你呢！；我一定不会就这样轻易地go die。（2月1日观察者网）
近年来，雷人“励志标语”频繁进入公众视线。“不努力当屌丝”也好，“人丑就该多读书”也罢，这些励志标语尽管在语言上有些生硬与粗鄙，却是当下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在向上社会流动渠道不够畅通、
不够多元的格局下，高考依然是许多人不可绕行的“独木桥”；应试教育犹如一场消耗战，需要不断激励和鞭策学生们加大投入。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知识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变长，让一些人开始怀疑教育的功能与读书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却没有获取丰厚财富，一些年轻人受教育年限较短却“钱袋满当当”；比较差异之下，“读书无用论”、“知识无力感”的论调甚嚣尘上。
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与奋斗实现人生突破和向上的社会流动，雷人“励志标语”尽管在语言上缺乏温情，其传递的价值追求却契合时代潮流——相貌、家庭背景、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是与生俱来的，是难以通过努力获取的；教育、知识、创新能力等文化资本更多地依靠个人的主观努力，即使是寒门子弟，依然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透过雷人“励志标语”，我们可以打捞当下一些不良社会心态。一方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生存生态上存在着鲜明反差，人人渴望“争上游”，竞争心炽盛；另一方面，颜值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以貌取人”的裹挟下，那些相貌平平的人似乎只有读书这条唯一的出路。按照雷人“励志标语”，那些家庭出身较好、颜值较的同学们，是否不用读书、不用奋斗了？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只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教育只是社会流动的一种途径，而非社会流动的全部途径。社会评价体系片面化和社会流动渠道单一化，为“雷人”励志标语提供了生存空间。虽然雷人“励志标语”在短期内能够起到激励学生的作用，却难免会对学生精神家园的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高考励志标语理应是自信而豪迈的，充满着对教育公平的信心和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雷人“励志标语”尽管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却存在着过于功利、短视、片面的地方。说到底，只有让教育公平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只有通过改革创新让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多元，雷人“励志标语”才会越来越少。（杨朝清）
14. 满城尽穿“G20旗袍”的风景并不美
作者：陈广江
“为展现杭州城市软实力，以实际行动传播中华文化，倡议杭州女性在G20峰会期间穿旗袍，既彰显文化魅力，形成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又能弘扬丝绸文化。”1月30日，杭州市政协委员、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副馆长江静向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递交了《关于倡议杭州女性在G20峰会期间穿旗袍的建议》，建议由该市文明办、市妇联共同发起“迎G20峰会，穿美丽旗袍，做美德佳人，展杭州故事”的倡议。（2月2日澎湃新闻网）
“G20香”刚走，“G20旗袍”就来，照这个节奏，等今年9月4日G20峰会召开时，不知道有多少奇葩的“G20××”出现。与“酒店男女服务员都该用香水”的命运相似，“G20旗袍”一出，立即引发广泛争议，政协委员该如何履职也成了舆论质疑的问题。
须承认，旗袍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是东方神韵的化身，的确美不胜收，当前一些城市的部分女性推崇旗袍也是事实。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服装，时代性是服饰文化最显著特征，在崇尚自由与个性今天，旗袍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服装。唐诗宋词是艺术瑰宝，但今天注定无法普及和推广，道理是一样的。
可以说，倡议杭州女性在G20峰会期间穿旗袍的建议，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老百姓穿什么衣服，那叫“我的地盘我做主”，任何外力都无法左右，也不该干涉。不管G20峰会对杭州多么重要，不管有关方面做出多大努力，要想把个人的审美理想强加于社会，使杭州女性人人皆穿旗袍，真是异想天开，哪怕只有短短两天时间，也不行。
所以，面对“G20旗袍”，大可不必太当真，因为该委员心中的这道“独特的风景线”根本不可能出现。别的不说，钱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市民自费买旗袍的毕竟是少数，公款购买明显行不通，奢望丝绸企业自愿免费提供同样是异想天开。退一步讲，即使旗袍免费发，杭州女性人人有份，也不见得出现满城穿旗袍的风景。
“G20旗袍”背后真正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政协委员该如何恰当、高效地履职。根据政协章程，政协会员参政议政应本着“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的原则，广开言路，广开才路，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令人遗憾的是，“G20旗袍”明显不接地气，更像打着审美的旗号迎合或谄媚权力。政协工作要重心下移，从群众中汲取营养，否则提出的建议就可能很雷人。
满城尽穿“G20旗袍”的风景并不美，趁早打消这个不切实际、近乎搞笑的念想吧。（陈广江）
15. 城市治理需走出“收费治堵”的思维怪圈
作者：朱永华
日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北京两会政务咨询会现场表示，试点征收拥堵费的政策正在研究，尚无具体的时间表。公众如何看待征收拥堵费的问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有53.0%的受访者支持征收拥堵费，但仍有68.0%的受访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治标不治本”。若征收拥堵费，47.3%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开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65.1%的受访者表示若征收拥堵费，还应该公布用于治堵的具体花费（据2月2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已收取“拥堵费”的手段来治理城市拥堵，只是“收费治堵”思维的一种延续，或是说是在限行、限牌、限号、限路甚至限外地车等治堵手段，均宣告无效和失败之后的最后一招“杀手锏”。其中不但带有浓郁的“逐利治堵”思维，缺乏最基本的智慧含量，更掩饰不住懒政心态的存在。从分区域“限行”到全路段“限号”、从摇号式“限牌”到高收费“限停”，再到限外地车进城，面对城市“拥堵之殇”，北京几乎把首都的优势资源用了个遍，但手段无一例外的都在“收费治堵”上打转转，尽管按照北京常务副市长的表示，收取拥堵费正在研究，尚无时间表，但从趋势来看，实际执行也只是时间问题，而超6成的反对声音也未必能阻止收取拥堵费的冲动。
城市拥堵应当说是世界很多大城市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但在解决城市拥堵的问题上，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却更善于使用“收费治堵”，因为这种办法既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效益”，且又实施方便简单易行，以至于网上有人戏谑，“其他国家收费罚款是为了交通管理，我们的交通管理是为了收费罚款”，虽然言语有些偏激，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我们治理拥堵包括对城市的各项管理，也始终没有离开过“经济调控”，收费罚款成了包治一切的良药，确实缺乏相应的科学管理智慧。
除了限牌、限号、提高停车费或计划实施的征收“拥堵费”等“收费治堵”之外，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是否就无计可施，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从报道中诸多专业人士的观点中就足以得到验证，比如完善公交，提升公共交通的效率和舒适度；比如科学规划交通道路布局，用科学的管理保障道路畅通；再比如提升市民驾乘人员的文明意识，消除因驾驶陋习而导致的人为堵塞；还有，提高公交路权、打通最后一公里、科学指挥调度、错峰上下班等等，而这些方面不但提升的空间很大，对于缓解交通拥堵的作用更是明显且更具可持续性。但显而易见，全方位在这些方面进行实施落实，会极大挑战相关部门的勤勉作风和服务意识，远没有坐在办公室里捧着茶杯用“收费治堵”来的省事且更能满足权力心态。
应当说，包括北京在内、国内很多大城市在治理城市拥堵时，只要把“限牌”口子一开，沿着这条收费治堵的路子走下去，不可避免最终都要走上征收拥堵费的悬崖。而在一个文明的法治社会里，任何给百姓群众增加负担的管理思维，不但不符合人文法治，更有悖政府的“行政道德”，而遗憾的是，随着“收费治堵”的思维行动在一线城市开头，很多已经或即将出现拥堵的城市也正在向这条路上“蠢蠢欲动”，“收费治堵”已经禁锢了不少地方主政者的改革思维，对“经济杠杆”的作用甚至陷入近乎迷信的崇拜。因此，无论治理城市拥堵还是其他社会管理，当务之急是要走出“收费”甚至“逐利”思维的怪圈，运用智慧和科学态度，再加上勤勉的作风和服务意识的提升，拥堵可以缓解乃至消除，对于社会各项管理，也会有一个质的的提升。（朱永华）
16. 莫让“中国式游学”游离监管之外
作者：张西流
寒假如期而至，游学市场也迎来了一波高峰。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国际游学市场的发展日益蓬勃。据了解，游学自2005年在国内兴起之后，游学市场每年的增长率高达40%-50%，发展也再向细分领域延伸。（2月2日《北京青年报》）
今年寒假，各地进入“冰冻模式”，但“游学热”却持续升温。比如，清华、北大等著名高等学府被人流挤爆；特别是，“顶尖美国童子军夏令营”、“15天英语游学夏令营”……各类“游学”产品铺满整张网页，可以说是“中国式游学”现象的一个真实写照。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中国式游学”看似热闹非凡，但大都是一种盲目跟风的“烧钱”行为，不仅做不到物有所值，而且隐藏各类风险。
为适应我国教育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游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追捧。组织青少年学生利用假期到国外或在国内进行“游学”，学生们不但能从社会上学到许多知识，并且能够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团队意识，对于开拓孩子的眼界、提高孩子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加强人际交往等都很有帮助。问题是，与旅游部门积极倡导“游学”相比，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游学”的态度则是冷热不均，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
识和明确的管理办法。特别是，对于“游学”，目前国家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行业标准和制度，导致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受利益的驱使，一些不具备资质的机构充斥其中，给“游学”带来安全隐患。
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联合推出的“华语之桥”，堪称是“游学”中的精品。中国的快速崛起，让美国学生流行赴华修学旅行，学汉语触摸真实中国。由此，“华语之桥”应运而生。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探索，“华语之桥”围绕学习目标制定个性旅游，成功将中国文化介绍给美国学生，并达到让美国学生锻炼汉语能力、领略中国传统的目的。根据学生的教育需求，“华语之桥”与美国学校合作，设计出适合的方式，以教育旅游的形式给美国学生前所未有的真实学习体验。
可见，“中国式游学”需要制度规范，不能游离在监管之外。首先，应尽早编制《国家修学旅游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行业标准，产品开发、操作规范、市场规则、资格准入管理等，都急需政策支撑和指导。同时，应创新教育发展模式，将“游学”作为社会实践学习内容，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学计划。再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建立若干个国际、国内修学旅游接待示范基地，规范接待标准，引导修学旅游向健康、规范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国家应出台有关法律，保护未成年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张西流）
17. “2.5天休假模式”如何成为全民利好
作者：高亚洲
久违的“2.5天休假”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在近日举行的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透露，国家要推动各级政府把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纳入议事议程，制定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细则或实施计划，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引导职工灵活安排全年休假时间，推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在保证每周法定40小时工作时、不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员工错峰休假、弹性休息，探索夏季“2.5天休假模式”。（2月2日中国新闻网）
虽然关于“2.5天休假模式”的推行是个将来时，但许多人对此应并不陌生，在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就有“要求优化休假安排，激发旅游消费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的内容。在此之后，甚至还有不少地方相继出台意见，对“2.5天休假模式”先行先试。
从若干意见到纳入议事议程，映证了“2.5天休假模式”从设想到现实的可能性。没有谁会吝啬对增加0.5天假期的期待和向往，即便它只可能存在于夏天、即便它可能仅仅覆盖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它仍裹挟着全民对此利好的集体期待。毕竟来说，此番“调整”，已然不是简单的休假时间的排列组合，而是意味着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提升。
不过，即便是裹挟着如此美好的期待，从一开始仍在“意见”中的新变便遭遇了各种情绪上的担忧。集中来看，无非有二：一是担心“2.天休假模式”虽然得到上至下的推进，但是还仅仅限于文件或是意见层面的表达，类似于“根据实际情况”、“有条件”的模糊用词，更是增加了此政的不确定性；二是担心这会否沦为“少数人的福利”，毕竟，在带薪休假尚不能得到全面落实的情况下，突然增加的半天休假，又如何去说服那些民营企业去认同呢？
如此一来，此番精心推出的“2.5天休假模式”，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成为某些群体的福利，而这种福利的实现很可能是要以牺牲公共服务质量为代价。虽然此次提出了“保证每周法定40小时工作时、不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但毕竟还是改变了原先的服务供给结构，要完全规避影响并不现实。
当然，这些只是在技术可行性层面上的隐忧，在它不能上升到法定节假日之前，如果缺乏“更过硬的法规依据和更加刚性的法律约束力”，落实起来是会大打折扣的，进而成为看上去的美好。
而再从另一个层面讲，无论是国务院下发的意见，还是旅游工作会议上释放的信号，“2.5天休假模式”从根本上说，它是因于“激发旅游消费需求”而来。沿着此休假模式的逻辑，固然是可以在旅游时间上创造条件，但是消费需求的刺激，除了时间上的保证外，还牵连到休闲成本、旅游供给等因素。如果在国民收入上不能有相应的提升，如果旅游供给不能提质提量，不能保证一个健康有序的旅游环境，又如何保证“2.5休假模式”实现刺激旅游消费的初衷呢？
于此而言，打量“2.5天休假模式”，必须跳出假期调整本身之外。要真正成为全民利好，就应从更宏大的层面进行更为立体的制度设计，既要让休假安排遵循公平合理，又能保证社会福利的整体提升，同时，还需要在旅游环境的提升上下工夫，让休假出行能看得见诗意的远方。（高亚洲）
18. 用“新年味”唱响“我们的节日”歌
作者：殷建光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出通知，要求在2016年春节期间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2月2日新华社）
春节应该也必须是“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重头戏，回首一年来的“我们的节日”，春节当是所有节日的“牛鼻子”，春节是新年第一节，春节集中绽放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俗之花，春节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最为重要的节日，不管天南海北，不管五湖四海，春节是我们所有炎黄子孙共享的第一节日福利，是我们的节日最荣耀的名片。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一方面，是宣传我们的优秀节日文化，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自己，提升自己；一方面，是昂扬我们的文化自豪感，激励我们的奋斗激情。同时，我们更要通过主题活动传承创新我们的节日文化内涵，让我们的节日更加熠熠生辉。春节，我们应该用“新年味”唱响“我们的节日”歌。
用“新年味”唱响“我们的节日”歌，是用大力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新年味。弘扬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永久主题，春节期间，我们更要加大力度，充分利用群众的休闲时间，节日文化载体，在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升华我们的年味，让我们的年味新鲜，新颖，洋溢时代风味。这样的新年味让我们的节日歌更加昂扬。
用“新年味”唱响“我们的节日”歌，是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的思想新战略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的新年味。三年来，我们的工作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春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路上的小汽车多了，人们的春节娱乐方式丰富了，人们的文化追求精彩了，人们的心情更加阳光灿烂了，这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硕果，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看得见，摸的着，感受得到。这样的新年味让我们的节日歌更加阳光。
用“新年味”唱响“我们的节日”歌，是用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和健康文明生活的新年味。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抵制赌博、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炫富攀比等不良习气，让我们的春节更廉洁，更节俭，更绿色，更文明，这是我们的新年味，这样的新年味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健康，更阳光，更灿烂，更幸福，让我们的节日歌更加嘹亮。
用“新年味”唱响“我们的节日”歌，是传承创新民俗文化，打造今天精彩年俗文化的新年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开展春运便民等志愿服务，做好帮扶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工作，持续推动文化下基层。这些“新年味”洋溢爱心，充满温暖，飘逸芬芳，传递正能量，这样的新年味让“我们的节日歌”更加幸福和谐安宁。
用“新年味”唱响“我们的节日”歌，唱响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心灵歌，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歌，唱响我们的中国梦精彩歌。（殷建光）
19. 让“视频会海”绝迹关键是作风转身
作者：薛家明
岁末年初，记者在多地调研了解到，为破除“文山会海”，“多会合一、长会短开、短会少开”做法较为普遍。但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企业界人士反映，变着花样的会仍然不少，以会议落实会议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苏南一位企业家抱怨说，“今天一天开了三个会，不去不行，形式大于内容，无奈之下，企业还要安排专人负责开会。”（2月2日《半月谈》）
从理论上看，用电视电话会议替代复杂冗长的现场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电视电话会议，一方面，可大大减少交通费、误餐费等会务附加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减少干部长途跋涉“赶会”的现象，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但现实中，部分地区电视电话会议过多过滥，甚至让一些企业家“疲于奔会”。无疑，这是在把好经念歪。
可为何看上去很美的视频会议，带给企业的依然是苦涩的“会议体验”？一是，地方政府盲目复制经验，一窝蜂的“技术跟风”。视频会议既节约时间，又能压缩会议成本，于是大家一窝蜂的“技术跟风”，一些本应该下通知解决的事，也拿到视频会上来；为了强调重要性、紧迫性，一些本不必要参加的人员，也必须参加视频会议。这造成，“很多企业家一天开了三个会，不去不行。”基层和企业承受如此高强度的会议负担，岂能有好的“会议体验”？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会风依然未变。事实上，视频会议只是一个载体，而会议的组织、内容、形式、会风，才是决定“会议体验”的决定性因素。试想，官员假大空的讲话依旧，会议空对空、会议落实会议的本质未变，仅仅是把面对面的讲话，切换成影像对影像，参会者的“会议体验”能有好转么？
事实上，部分机关单位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布置会场、赶会和开会之中，浪费在讲空话、讲长话和讲套话当中。但“会上一套，会下一套”，任凭会上喊得叮当响，会下却毫无落实、沦为无用功。这才是“文山会海”深受诟病的根源所在。用视频会替代“文山会海”，只不过改变了会议的载体，但只要有关部门官僚主义、追求形式的“内涵”不变。那么，视频会只能沦为科技型文山会海。空对空的以会议会的老毛病，不会有任何改观；企业和基层反对的声音，也不会绝迹。甚至，还会衍生出协会拉着政府大旗，借会揩油的新问题。
“视频会海”不过是科技型文山会海。而消灭“视频会海”，本质还是消灭文山会海。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全力压减会议数量和规模，提高会议质量。不开务虚会、少开表彰会，真的为了落实而开会，为了工作而开会。更重要的是，要切实转变作风。将开会的时间，节省出来，多下基层，打捞真实的声音、解决企业的烦恼、给群众雪中送炭。总之，消灭“视频会海”关键是要作风上转身。唯有作风华丽转身，才能真正让“视频会海”绝迹。（薛家明）
1. 再上井冈山，重温历史激励当下
作者：蒋栩
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祝福。去年全国人代会，总书记参加江西团审议，代表们向他发出邀请，这次总书记应约而至，首站就是井冈山。这是总书记继2006年、2008年后第三次上井冈山。习近平前往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时表示，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接受红色基因教育。
春节考察选择井冈山，无疑意味深长。众所周知的是，井冈山是革命圣地，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毫无疑问，井冈山作为红色基因的源流之一，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地位。重上井冈山，所传递出的，乃是不忘革命传统、传承革命精神的深刻寓意。
习近平曾经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就此而言，井冈山无疑意义重大。诚如有观点所指出的，在新形势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深入发掘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的时代价值，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接受红色基因教育。”惟有铭记历史，方可珍惜当下。
如今，重温井冈山精神，仍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职、艰苦奋斗……在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井冈山为摇篮，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而在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节点，我们更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心怀开创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新的事业、新的辉煌。
习近平此次井冈山之行，有一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当地村民张成德对总书记的手说：“感谢您来看我们，您可是国家的当家人啊。”总书记接过话茬说：“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帮你们跑事的。”这话家常式的对话，恰恰体现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而这，也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在井冈山艰苦创业的过程中，红军始终关心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正是因为我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般的联系，才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现如今，我们强调践行群众路线，强调推进“走转改”，事实上都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重上井冈山，重温井冈山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这既是为了回顾历史，更是为了着眼于当下。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恰恰需要这种不朽精神的支撑！（蒋栩）
2. 最大程度释放春节的核心价值
作者：陈广江
玉羊踏雪健步去，金猴闹春驾云来。此时此刻，诵读一幅传统春联，抑扬顿挫间，满满都是过年的氛围。然后，在网上参与“网络中国节”，春节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我们绵延数千年的春节，把全体国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年味淡了”、“春节变春劫”等感慨，更不要说诸如旅途之囧、逼婚之急、钱包之瘪之类吐槽了。还有些人列出一串貌似合情合理的理由选择
不回家，让春节弥漫着化不开的乡愁。
换个角度看，这些吐槽不恰恰是春节旺盛而强劲生命力的体现吗？“年”承载了太厚重的历史、太炙热的情感，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太重了，越是在意，越无法释怀。比如春运，就是春节生命力最直观的体现，天涯海角的人们都往家的方向赶，数十亿人次的客流量世之罕见，即使是苦和累也流淌着丝丝温暖。春节是民族文化基因最重要部分之一，早已融化在国人的血液里。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过年最美好最幸福的记忆不外乎举家团圆，吃顿饺子，叙叙家常，对父母尽孝，对儿女尽责，共享天伦之乐。几千年来，阖家团圆、亲情交流，构成了春节最核心的价值，无论生活是富裕还是拮据，也无论时代是和平还是动荡。
围绕团圆这一核心主题，全国各地既丰富多彩又独具特色的年文化传了一代又一代。正如民俗学者冯骥才所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集体创造了一整套极其密集和丰富的年文化。年文化的本质是精神的、理想的。它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和审美的传承载体……”春节是洞悉民族文脉的一把钥匙，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时代发展到今天，春节依旧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凝聚了国人最深沉最厚重的情怀。不管是谁，不管在哪里，你都会毫不犹豫地参与到这场民族的盛大仪式中，尽情享受，尽情释放，然后过完年依依惜别、踏上归程，回到各自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并且约好下次再团聚。可以说，只有春节才具有如此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放眼望去，从腊八到元宵，从南方到北方，从现实到网络，一个立体的春节正在以各种方式打开，以各种形式演绎，而唯一不变的是其最核心的那部分。事实证明，在“互联网+”时代，国人的过年情怀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炙热，社交媒体上没有第二个主题，只有过年，而且过年的形式更加丰富，年也更有味道。
人团圆，家圆满，心也安，梦也甜，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每个角落就会充满归属感、获得感。充分挖掘春节的意义和内涵，最大程度释放春节的核心价值，就是涵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春节早已成为我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不断提升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最后，借用这句俗语向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表达新春佳节的美好问候。（陈广江）
3. 自愿自愿，多少摊派假汝名而行！
作者：叶祝颐
日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郭村镇有企业曝出镇委通知捐款的红头文件。这份强调以指令性捐款为主的文件中，列出了以镇领导为负责人的捐款计划表。其中涉及包括政府机关、派出所、村委会、镇企业在内的50余家单位，捐款计划为1000元到2万元不等，总额27.8万元。有企业称生存艰难，不愿捐款但不敢不捐。“自愿捐款，不强制，不愿做好事，也不能强迫。”郭村镇民政办解释，目前政府单位和公职人员捐款踊跃，企业多数未捐。（2月3日《南方都市报》）
对贫困家庭来说，慈善捐赠是他们的希望；对捐赠者而言，慈善捐赠是他们爱心的体现。但如何做慈善，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应该承认，在慈善氛围不浓的现实语境下，政府重视慈善捐赠活动，积极募集“送温暖”资金，其初衷是好的。慈善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职人员和企业在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应该回报社会。但是政府以红头文件下达捐款任务，给捐款人设定捐款指导价，募捐活动充满强制阴影，难免让人有话要说。
尽管我们需要营造慈善氛围，但是慈善氛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阳光慈善做支撑。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捐款的前提是自觉自愿。慈善捐赠可以宣传、可以动员，但不能强制，不能给捐款定标准、定形式。《捐赠法》明文规定，“捐赠自愿，禁止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相关部门岂能无视“捐款自愿”这一核心原则。政府倡议捐款无可厚非，设定捐款标准很过分。从行政伦理上讲，政府部门应该保持基本的权力理性，岂能利用权力之便摊派捐款任务呢？
其实，捐款捐是一份心意，人的经济能力有大小，家庭情况千差万别，企业效益也大不一样。哪怕是十元、二十元的捐款，传递的也是一份善念、一份爱心。即使大家不愿意捐款或者说捐款不多，政府也没有理由给爱心定价。不管政府募捐的出发点是什么，给慈善捐赠定标准，实质上有权力胁迫权利的意味。慑于公权力的威严，为了不在单位穿小鞋，体制内的公职人员，即使有人不愿捐款，也没有不捐或者少捐的选择。尽管当地民政办回应说，政府单位和公职人员捐款踊跃。但是，“踊跃”的捐款中又有多少真正自愿的呢？虽说政府和辖区企业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企业普遍有求于政府，不捐款的企业以后会不会有麻烦，还未得
而知。
捐款献爱心本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如果大家在积极响应捐赠号召的同时，陷入善心负担，心不甘情不愿，无疑失去了行善的本意。强制捐款即使收到了钱，也会让人反感，甚至引起种种猜疑，伤害政府的信誉，政府难道不明白“强扭的瓜不甜”这个朴素的道理么？何况，就是政府强制捐款募集到了“送温暖”资金，从中受益的弱势群体也会感到不安。
自愿自愿，有多少强制摊派假汝名而行！现在某些地方越来越喜欢利用自身权力要挟群众，用“自愿”来美化摊派捐款的行为，不仅与民主法治精神相左，也在伤害政府公信力。上级有关部门及时介入调查，给权力套上紧箍咒，打破“被捐款”背后的权力魔咒，势在必行，决不能让政府摊派捐款屡试不爽。（叶祝颐）
4. 政务信息平台发布红包，一种极好的互动
作者：堂吉伟德
北京在市民眼里，政务信息平台是地方政府最权威的资讯发布地，没想到今年也开始发红包。2月1日，广州、南京、成都、武汉、西安、石家庄、无锡等七座城市，联袂在其政务微信发布平台上向市民拜年，并派发总计20万元的现金红包。（2月3日《北京晨报》）
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官也好，商也罢，都逃不脱现实性的束缚和规律性的影响。政务信息平台再牛逼，若是没有卖点，没有价值，那么也就没有忠实的粉丝和忠诚的受众。目前，全国政务信息平台数以万计，微博、微信等更是举不胜举，然而多数影响力还远不如一个大V，与知名的公众平电商平台更是差距悬殊。当各路商家和公众平台，都在不遗余力的通过“发红包”的方式，来凝聚人气，那么具有同种形式的政务信息平台，自然也无法免俗。
通常看来，发红包都属于商业行为，大多都是为了进行商业宣传和形象展示，似乎跟公益化的政务信息平台并无关联。不过，公益也好，商业也罢，其实彼此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边界，都得恪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无论你有多么显赫的身世和背景，若是没有出于对需求的满足，对权利的尊重，那么就注定难以获得积极的回馈。因而，商业手法并不是公共服务者的“排斥基因”，只有彼此做好对接与融合，那么才能达到为我所用，最终达到多赢的效果。
发红包表面上一种小众化的游戏，不过从营销手法上看，却可以让受众在游戏化的过程中，去增强对所宣传对象的了解，并由此增进好感。时下，政务信息平台的社会观感不好，僵尸化、教条化、脸谱化印象根深蒂固，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而在整个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民间和商业已然先行一步，而官方似乎还处于传统的思维之下，虽然在形式上已与互联网接触，不过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互联网思维。
另一方面，从尊重和满足公众权利的需求来看，发红包也是一种极好的互动形式。政务信息平台发布红包，向市民拜年，并非东施效颦的形式仿效，恰折射出行为实施者的观念已发生转变。此说明很多公共管理和服务者，已看到了自身在理念上的差距，从而才有了派发红包的形式创新，既可以运用成熟化的市场手法进行营销，又可以通过派发红包而真正的惠民。当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以小利小惠而改变在公众头脑中的印象，为自己更加市场化、时尚化、现代化和民生化的做法加分，显然具有四两拔千斤的杠杆作用。
政务红包是尊重市场的商业手法，这恐怕是此举的最大看点，并给人以最大化的想像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已然成为一种指导思想。那么如何让市场起到决定作用，从而让政府归政府，市场归市场，就离不开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对市场手法的熟悉，从而摈弃传统的思想偏见和行为限制，走出高墙而融入到市场，充分利用一切成熟的手段唯我所用。红包手法是一种工具化的利用，也是一种时尚性的迎合，其体现出的对市场手法的尊重和运用，尤其令人欣慰和倍感期待。（堂吉伟德）
5. 为路名变更状告政府意义在诉求之外
作者：朱永华
2月2日上午9时30分，新乡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朱某义等4人诉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请求政府撤销通告并恢复祭城路原路名”一案。原告朱某义、贺某某、朱某妞、宋某某及其各委托代理人，被告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法学专家教授、郑州市“祭城社区”的群众代表、郑州市人民政府和郑州市民政局的部分工作人员等80余人旁听了庭审。（据2月3日《大河报》）
市民群众因为身边一路名的变更，进而将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原名”的诉讼，在现实社会中的确罕见，然在文明的法治社会环境中，这样的行政诉讼既正常却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他恰恰折射出市民群众法制意识的提升和文明的一大进步。说到底，城市是广大市民群众的城市，城市每一项建设乃至每一条街道和道
路的命名，都不能离开群众的意愿和当地历史文化的沉淀与内涵，“祭城路”被改为“平安大道”究竟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必要再恢复原名？法庭会做出怎样的裁决？显然都不会影响诉讼案件本身所彰显的积极意义。
应当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一片历史悠久的瓦砾都是属地百姓群众难以割舍的乡愁，尤其是富含当地历史习俗文化的村名、街道名称或是路名。对外可能会产生某种生僻甚至误解，然在当地市民群众的心中，却是一种厚重的情感和乡愁寄托。而越是在外地人看来显得字面生僻或读音复杂的路名、村名、街名，越是包含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祭城”显然就属于这一种。
报道资料显示，祭城地名古书记载历史有3500多年，一直沿用至今；2003年祭城村整体迁移出老祭伯城，所修路正好经过祭伯城遗址；2005年12月该路被郑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告命名为“祭城路”。显然，“祭城路”既是原“祭城”地名派生而来，也是被市政府正式命名，去年5月，市政府又以“祭城路”的“祭”字读音生僻模糊和给外来客商与民众带来不便为由将其改名为“平安大道”，尽管新路名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也很富现代气息，但作为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市民群众而言，显然没有原路名给自己带来的那份厚重情感，部分群众为“捍卫”自己的乡愁并选择法律途径要求“恢复”既是情理之中。更是法制意识和文明理念的一个提升，诉讼本身就是法治的一大进步。
笔者注意到，作为被告给出的辩护理由之一，认为此次更名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未侵犯四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等观点很值得商榷。事实上无论村名、路名还是街道名称的变更，都不能说与市民群众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更不说没有侵犯市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乡愁情感本身就是沉淀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无形文化资产”，感情伤害也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而且，随着路名的变更，居住这一区域的市民群众诸多法律手续、证件包括户口簿身份证等，势必也要随之变更，给市民群众增加的生活、工作、学习等办事成本都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能说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尤其从这一观点中更折射出当地政府还没有把城市的属性与定位厘清，政府是城市公共事物的管理者，市民群众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也正因为如此，在名称变更相关规定中，才把尊重历史文化和市民群众意见建议等作为最重要的条款之一。
然平心而论，信息社会的“地球村”时代，地名的生僻或读音复杂确实难以适应对外开放和经贸文化交流，确实会对招商引资等造成一定影响，而就是论事，“祭城路”也确实没有“平安大道”名称富有现代气息和易记、易读、易写，但新名称与原路名相比在文化底蕴上也确实显得单薄。而且，对于名称的变更，市政府不但经过了相关要程序，也是征求意见并得到大部分群众同意认可的前提下才做出的更改决定，群众对路名的变更意见不一、有赞成有反对都是正常现象。因此，本案的积极意义是在诉求之外，它体现出市民群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意识的提升，尤其选择法律途径来表达这一诉求方式，更带有明显的文明和法治进步特征，无论法庭最后做出如何裁决，丝毫都不影响这一诉讼案件的进步意义和给社会传播的文明法治导向。（朱永华）
6. 对“小女生换3男友”不可一笑了之
作者：汪昌莲
2014年，杭州一个六年级女生在QQ上联系浙江大学教育学儿童心理学本科毕业生周佶，这个大家眼中的优等生表达了强烈的自杀意愿，还写了一封“遗书”。她说自己已经换了3个男朋友，目前正在和第4个男生交往，但同时与前面3个男生依然保持着“关系”。（2月3日《钱江晚报》）
当今的小学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应该是纯洁无邪的，轻易不会把他们跟“恋爱”、“换男友”等一些让成人都感到眼热心跳、羞涩难当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杭州一所小学，一名六年级小女生，居然已经换了3个男朋友，目前正在和第4个男生交往，令人惊愕不已。然而，对于孩子暴露出来的性早熟现象，一些网友却表现出一种异常乐观的态度，要么进行开心调侃，要么一笑而过，却忽视了性早熟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构成的潜在危害。
勿庸讳言，性教育在中国长期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敏感话题，如何将“性”告诉孩子，使家长和老师最为尴尬和头痛。然而，头痛就会失去将性知识传授给孩子的“头脑”，相反，一些孩子却表现出了“无师自通”的天份，过早地去进行“性体验”。试想，当“恋爱”不再是孩子私底下玩的一场“过家家”游戏，而成为一种行为时，孩子表现出来的将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性早熟。
性早熟对孩子及全社会的危害有多大，想必人们都感受很深。问题是，少年儿童性早熟，除了“少儿不宜”的影视、网游和书刊等是罪魁祸首之外，大人一些不健康的“言传身教”，也是一大诱因。比如，2012
年，郑州一家幼儿园，为100名孩子举办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集体婚礼”，称让孩子进行“性体验”，有利于孩子日后性心理健康发展。又如，2011年，北京房山的一位年轻的妈妈，沉迷于视频裸聊，并在与网友裸聊时故意让7岁大的儿子一起参与。可见，少年儿童性早熟，一些大人难咎其责。
因此，对于小女生连换3男友，不可一笑了之。应当从这起事件中吸取教训，反思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孩子们的思想本该是纯洁透明的，就像一张洁白无暇的纸。是谁过早的浸染了这张白纸，让他们性早熟，也有了成人一样的性爱举动？是我们成人自己不检点，让孩子们频频接触、模仿了太多的“少儿不宜”，从小就学会了做“少儿不宜”的事情。可见，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及思想道德建设，让他们正确面对和敬畏生命、爱和性，首先应从成人自醒自律做起。（汪昌莲）
7. 功利化的评价多了，“年关焦虑症”就有了
作者：龙敏飞
到了年终岁尾，一些医院的心理诊室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面孔。不如同学混得好、年终评优没评上、春节放假的“人情债”，让他们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烦恼、兴趣减退等状况，有的医学工作者把这些称为“年关焦虑症”。长春市心理医院心理二疗区主任燕利娟给这些人开出了“处方”，称要学会自我调节。（2月3日《新文化报》）
年关将至，很多人很焦虑、恨恐惧、很抑郁、很烦恼，干啥事都提不起精神气，这种症状被医学工作者称之为“年关焦虑症”。
有这种症状的人，专家称大概是这三类人：第一类是自我期待特别高的人；第二类就是那些平时交往的人多，因节前应酬、“人情债”缠身而烦躁的人；第三类是对春节长假期间走亲访友担心身心劳累，或者担心婆媳关系等家庭矛盾的人。这三类人，基本上涵盖了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
这就是说，有“年关焦虑症”的人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现象，“年关焦虑症”不仅是个人的“心病”，更是一种时代病。
对于这个问题，心理医生开的方子很简单，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自我调节，多维度比较，别人钱比你多，幸福指数未必有你高；别人车子比你好，家庭和睦未必比得上你；另一方面，则是要用一些娱乐活动或体育活动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年关焦虑症”困扰了。
道理浅显易懂，基本上每个人都懂。应对“年关焦虑症”，大家都知道，主要看个人，如果个人心理状况调节好了，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如果个人心理状况没有调节好，那么遇见再小的事情都可能受刺激。
话虽如此，但行动能不能跟上，似乎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社会，成功的标准与标志，基本上就是“五子”——房子、车子、老婆子、孩子、票子。这“五子”的好，意味着一个人就是成功的，社会的评价标准，似乎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功利化的时代里，你不跟人攀比，人家会跟你比较，你想全然地置身事外，谈何容易？因为你的周围，肯定布满了各种唠叨的人，比如谁家又换大房子了，谁家又换新车了……
这意味着，审视“年关焦虑症”，必须置于社会这个大背景下。世上本无“年关焦虑症”，比较的人多了，功利化的评价多了，“年关焦虑症”就有了。可以说，先有功利化的社会评价体系，然后才有“年关焦虑症”。
社会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要社会去功利化，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比如春节；在特别的人群，比如同学亲戚朋友之间，去除不必要的功利化评价，似乎是可以做到的。
毕竟，最好的与最差的永远只有一个，多数人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么与其在“比上”中郁闷不已，还不如在春节期间与亲戚朋友同学的相处中少些功利化的评价，过一个让大家都愉快的春节，何乐而不为呢？（龙敏飞）
8. 过年回家，传统文化铺就的世道人心
作者：谢伟锋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视且没有之一的传统节日，本身就是个挖掘传统文化的富矿。这不，网络中国节就在首页显著位置推出春节专题。专题包含春节起源、风俗、文化以及诗词欣赏。这样的专题集文化性、趣味性、网络化于一身，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传播和凝聚网上正能量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扫尘、拜年、贴春联、爆竹……农历新年节日活动安排历来都是丰富多彩；腊八粥、年糕、饺子、春卷、元宵……从腊月吃到正月，舌尖上的春节让人垂涎欲滴；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春节的节奏席卷大半个地球。祭祖敬老、感恩祈福、祈求丰年，这些庄重礼仪又为春节丰满着华夏民族延续千年不断的记忆。春节，不啻是一种集大成者的传统文化。它火树银花，喜气洋洋，而支撑起春节幸福美满的关键，是需要一个路径
化的前提。那就是“回家”二字。
在一则描述中国筷子文化的公益广告中，儿子在除夕夜如“风雪夜归人”般敲开了东北雪乡的家门，原本枯守在电视前的父亲极力压抑自己的兴奋，母亲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赶紧把早已包好的饺子乘着热水下锅。灶台的热气在接着冰花的玻璃窗前翻滚，映衬着红剪纸的喜庆劲。都看到游子的春运回家路上的万般艰辛，但春节阖家团聚之后的其乐融融，足以撑起“穿过大半个中国”也要回家的全部勇气和毅力。
回家，是带着使命感的话题。每一个民族对于回家，都有着不同的阐述方式和传统背景。圣经在《出埃及记》中，描写摩西按照上帝的指示带着犹太人回家；好莱坞电影《角斗士》里，古罗马将军披荆斩棘的踏上回家之路，因为那里才是他梦中的天堂。而在中国人看来，回家，尤其是在过年回家，则是传统文化托付到每一个人心中的世道人心。
中国人的回家，它缘起于镌刻在每一个华夏子民那挥之不去的农耕基因。熟稔五谷种植的中国人，通过春耕冬藏来见证着种族繁衍的活动轨迹，而过渡到传统文化的慧眼中，就成了一花一世界的精彩，仿佛一片树叶就已足够烘托出你我回家的各种语境。
六祖惠能打禅机时，答众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陆放翁干脆更进一步，作出“云闲望出轴，叶落喜归根”的佳句。于是，回家这个原本简单的交通往来，在树与叶的一问一答中，渐渐升华成我们对家园故土无法割舍的朝圣，最终，在春节这个古时奉贡天地、祭祀诸神的节点达到最高潮。在这时，就且看，那数以亿计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之过年回家路，它们的壮观，构成了只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风景线。
回家的路千万条，因为能够走进人心，而显得殊途同归。于右任对于归乡回家那“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的魂牵梦绕，你我未必能有境界体会，但这份敬畏，始终保存。因为回家，是相信祖先和故土早已把我们的根留住。当下，不管是陆家嘴的新上海人，还是富士康流水线上的90后，漂泊在外，栉风沐雨，但谈到过年回家，就总显得“虽千万人，吾往矣”。毕竟，回家这一夙愿，它无关教育、身份、财富，而是关乎亲情、责任、守望。
人们总喜欢一言以蔽之地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殊不知，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地气所在，也是社会核心价值的草根萌发。喧嚣的商业大潮，奔波的南来北往，舶来的圣诞节噱头不断，异化的光棍节成了购物狂欢，但始终无法喧宾夺主。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依然历久弥新，且不断地与时俱进着自己的风采。当前，打开网络中国节的主页，会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自信扑面而来。在互联网语境下，传统文化依然风生水起，笃定前行，而这也是传统中国的最美风景。（谢伟锋）
9. 保障职工正当福利，“摸清红线”还不够
作者：王军荣
在反腐高压之下，北京的年货团购市场一直冷清。不过，记者发现，今年的年货团购市场有了回暖迹象。有老字号企业负责人分析，前几年企事业单位对于反腐红线不明确，所以“一刀切”地取消了职工福利，而随着纪检部门对于“红线”到底在哪儿逐渐明确，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开始放下包袱，逐渐恢复了对员工发放正当福利。（2月4日《北京青年报》）
反腐不是反掉职工的正当福利，这是常识，但由于相关的标准不甚明确，再也就有了“一刀切”取消职工福利。显然，这是违背相关规定的，现在工会团购年货回暖，表明职工正当福利回来了，是值得肯定的。
全国总工会去年下发了《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对于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使用工会经费为职工发放福利的具体操作进行了明确。新规非常细致，比如规定基层工会可以向会员送生日蛋糕等慰问品，也可向会员发放指定蛋糕店的领取蛋糕券。基层工会组织逢年过节可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等。关于“少量”的标准，由省级工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既然标准明确，规定详细，那么职工的正当福利就该回归，换言之，职工该发的正常福利一个都不能少。
谁都知道，并不是只要发放福利就要受处分，但将发福利当作“违规”的却不是少数，何谓“违规”？就是用本来用于其他用途的款项，比如办公经费，去发放福利。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一种是没有仔细了解相关规定，另一种则有意为之，想要混水摸鱼，搞私利。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以及各地出台的一些纪律要求均不是针对职工的正当福利。可偏偏有人理解错误，进而无法保障职工的正当福利。
保障职工正当福利，固然需要“摸清红线”，搞清楚相关的标准，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担当精神。只要能够切实维护职工权益，做到发放福利是按规定标准，且能够做到公开透明发放，那么就根本不必担心会犯错误，可正是因为一些单位缺乏担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使得职工正当福利也被砍掉了，虽然此举变得
省力了，但对于职工来说，却是一大损失，也有损政府形象。
对于职工正当福利，既要避免滥发，又要避免不发，除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发放，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保障职工正当福利，并非只要“摸清红线”就能够做到的。（王军荣）
10. 道德升级法治，关键在落实质量
作者：朱永华
公共场所乱扔垃圾、吐痰……长期以来,这些不文明行为一直处于道德层面,大家都只是知道这样做不好,而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不过,在杭州,这样的情况将成为历史。从今年3月1日起,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向车外丢烟蒂、抛果壳等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违者将受到处罚,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被记录个人信用信息。（2月4日《现代金报》）
很多人在看到有人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之后，都会萌发出上前劝阻的心理冲动，但随即就会因怕引发矛盾产生顾虑而“理性放弃”。尽管这些不文明行为既不卫生也有失个人素质修养，然终归属于道德层面的陋习，而国人向来又非常在意颜面，一旦劝阻不当，非但不能让对方“知错就改”，可能还会让对方觉得丢了面子进而引发矛盾甚至冲突。
将这种原属于道德层面的不文明行为“升格”为地方法规，体现出立法部门对不文明行为的重视和鲜明态度，目的是要通过法治来对人们进行行为上的规范。实际上，将某些道德陋习升级到“违法行为”，并用法治加以处罚和规范，在世界很多国家不仅早有先例，在我国的交通等相关法规中也早有体现。在地方立法中，将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纳入法规加以治理，杭州也不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深圳市早在2012年12月就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因此，杭州的这项立法既是推动和完善法治社会的必然，也是促进杭州城市文明再上新台阶的智慧选择。
但是，将道德范围之内的某些行为“升格”到法律范畴，是否就一定能够对市民群众阻止不文明行为起到激励甚至“撑腰”作用，能否实现立法的预期目的，显然还不能过早下结论。将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纳入地方法规之中，表面看起来是“升格”，但如果缺少与此相配套和易于操作的实施细则与严格落实执行，这些不文明行为恐会陷入道德法律“两不管”的状态。
相比起立法环境的宽松和积极主动，法规在落实和执行力上的不足，既是人们关注和诟病的焦点，更是一项法规能否实现预期目的关键所在。因此，将不文明行为纳入地方法制，能否促进城市文明的提升，关键还是在于充分落实“法治”，不能将立过的法案“束之高阁”，让善法得到最充分的彰显。（朱永华）
11. “曲线回家”背后的悲情同谁诉说？
作者：叶祝颐
记者从呼和浩特铁路局了解到，除夕前，呼和浩特去往长春、沈阳、哈尔滨方向，包头去往广州、上海方向，集宁去往乌鲁木齐方向车票基本售罄，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尝试“曲线”回家方案。(2月4日中国广播网)
猴年春节在即，直达火车票售罄，铁路部门建议乘客转车曲线回家，固然是个办法。单身铁路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更多人选择“曲线回家”，“曲线回家”恐怕还真是一条未必能够到达终点的曲线。不是有农民工抱怨火车票网络售票，窗口买不到票吗？
换个角度看，“曲线回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曲线回家”背后“一票难求”的悲情同谁诉说？如果有直达机票、火车票可卖，乘客何必多花费时间与精力“曲线回家”？如果不是手头比较宽裕的乘客，农民工、大学生群体还能潇洒地多花钱“曲线回家”吗？如果乘客计划中的“曲线回家”火车某一趟晚点，接驳不上，怎么办？对于经济不宽裕、不爱上网，不了解相关信息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他们除了冒险“千里走单骑”，也很难找到“曲线回家”的路。
众所周知，中国春运承载着民众举家团圆这种沉甸甸的传统文化。由于二元制的户籍结构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形成了大量民众在外务工、回家过年的刚性市场需求，决定了春运现象不可能很快消失。随着春节的临近，春运进入高潮。公路、铁路、水运、民航都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一票难求”又占据了不少媒体版面。根据铁路部门发布的信息，好多热门线路列车包括临客预售期内的车票早已售罄。
农民工抱怨买不到票，铁路部门建议买不到票的乘客“曲线回家”。猴年我们能与望眼欲穿的父母、孩子团聚吗？虽说过年不回家、错峰探亲，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带薪年休假落实不力，谁又能阻断游子的思乡情愫？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等多个公共服务部门又该如何反思？如何行动？
化解春运难题需要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多个公共服务部门形成合力，不能把春运重担都交给铁路来
扛，但是，与偏向短途的公路与票价较高的飞机相比，铁路是多数乘客春运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因此，铁路成了春运的重中之重。
笔者注意到，铁路部门除了推行加开临客、增加售票窗口这些常规措施以外，网络售票、实名制已经日趋成熟。但是，网络售票也出现了12306网站验证码识别困难，售票窗口票源锐减甚至无票的情况。一些车站对火车票实名制管理并不严格，实名制验票环节并没有落实。这需要铁路部门在吸纳民意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完善的管理方法，把网络售票与火车票实名制工作做好。最大限度做到售票公平。
更为重要的是，解决火车票“一票难求”难题，铁路部门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要挖掘运能潜力，另一方面要根据市场需要，合理分配、科学调度铁路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对春运问题作出周到的制度安排。让更多乘客走得了、走得好。不为“曲线回家”成功窃喜，也不为“曲线回家”失败纠结。（叶祝颐）
12. “奇迹邮戳”是不合时宜的自我粉饰
作者：范子军
昨日，有媒体报道称“为记载发生在山东平邑石膏矿难，经过36天的艰苦奋斗，被困井下的4名矿工终获救的世界奇迹”，山东邮政推出了一款“矿山救援平邑奇迹”纪念邮戳，此事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肯定纪念邮戳是“救援历史上的一个见证”，但也有网友表示，此举没有顾及到“那些至今还不知生死或已经失去亲人的人们的感受”。（2月5日《北京青年报》）
“平邑矿难”尚有13人被困井下生死未卜，矿难事故原因、责任更尚无调查结论，便迫不及待地推出“奇迹邮戳”，不用说那些仍困在井下矿工家属会是什么感受，即使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的内心也会滋生出一种深深的刺痛感，不仅由此读出什么叫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且隐约窥见出试图“以功盖过”、遮掩乃至逃避责任的真实动机。
毋庸置疑，平邑矿难发生后，当地救援工作的组织实施确实值得肯定，4名矿工被埋36天后生还给了我们些许宽慰，也的确堪称我国救援史上的奇迹，救援经验值得总结、救援经历值得纪念。但事故调查、责任追究未见明显进展，救援“奇迹”出现数日后“奇迹邮戳”便“横空出世”，急于炫耀救援成绩避谈矿难过失的强烈反差，不只将功利心理、势利心态暴露无遗，而且其背后显露出对矿工生命安全和尊严的严重漠视。
正如有网友所言，尽最大能力救援被困矿工，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损失，是政府和社会各方应尽职责，再大的成绩都不值得炫耀。更何况，4人成功生还算奇迹，那13人至今下落不明又算什么？难道也是“政绩奇迹”的一部分吗？！有人拿2010年智利矿难救援被改编成电影作比替“奇迹邮戳”开脱，然而那是33名矿工被困69天后全部获救，才是值得大家欢呼雀跃、额手称庆的真奇迹，说得不客气点两相对照“平邑奇迹”何足挂齿？
早前某地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后，同样在事故调查、追责未有进展的情况下，先行召开抢险救援隆重表彰大会，曾经遭到公众舆论的猛烈炮轰，正是因为追责滞后、表功超前释放出的政绩异味强烈刺痛了社会神经。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频频发生，背后或多或少都显露着监管不力、失职渎职的影子，缺失直面问题、检讨过失的愧疚心和举一反三、亡羊补牢的紧迫感，而是热衷于自我粉饰，甚至给灾难涂抹上喜感色彩，既令人寒心又让人忧心，拿什么遏制悲剧的一再上演？（范子军）
13. 山区群众的出行何时不再艰辛酸楚？
作者：朱永华
2月5日，就网络热传的春运列车上猪人同车一事，图片原拍摄者马健回应媒体记者称：照片拍摄于2015年11月，记录的是四川大凉山成昆铁路通勤车上的一幕，与春运无关；个别自媒体故意张冠李戴、博人眼球、曲解事实的做法，让人遗憾。（2月5日《上游新闻》）
仅从拍摄的图片上看，这实在是一幅既让人忍俊不禁又颇让人感到酸楚的旅行场景，看似普通的列车硬座车厢内，不仅有坐有站的旅行乘客，中间的过道内，还有一头头膘肥体壮的“二师兄”，或躺或卧在车厢地板上，更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妈妈，索性就让孩子的脚搭在猪背上，还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在过道的地板上有不少纸屑果皮等垃圾。这样的一幅列车厢内的场景图，与我们平日所见干净整洁的动车车厢显然就是“两个世界”，尤其时下正值春运的高峰季节，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些照片，内心都不免会五味杂陈，既无法相信其事实的存在，又不能不被其真实的场景所“震撼”。
从原作者对照片故事的描述中我们才知道，虽然这不是今年春运中出现的“奇葩”场景，但却是一些偏远地区交通发展滞后的真实无奈。据拍摄者说，这是他在四川大凉山深处拍摄到的真实场景，由于交通不便，很多村民正常出行主要靠双脚和小毛驴。他们要想把养得肥肥的猪赶到县里去卖钱换回子女的学费，要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