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
——犬儒主义和传统性的作用
*
王永跃**1,2 叶佳佳1,2
（1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杭州，310018）（ 2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杭州，310018）
摘 要 基于社会控制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分析308组配对数据，探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有正向作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犬儒主义有正向作用；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传统性调节了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关系，也调节了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 工具主义伦理气氛 犬儒主义 传统性 沉默行为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CGL099）、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LY13G020008）和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的资助。
**通讯作者：王永跃。E-mail: wyx2005@ https://www.doczj.com/doc/ca723875.html,
1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经营环境愈加复杂，组织面临的问题已无法单纯依靠管理层的智慧来解决，还需要员工创新性的观点和想法。因此，如何有效充分调动员工主动性与积极性显得尤为重要。但现实的困境却是，“皇帝的新衣”这一现象在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尽管员工可能发现了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说出真相，而是选择了保持沉默（李锐，凌文辁，柳士顺，2012）。员工的沉默轻则降低其工作积极性和投入程度，重则导致组织决策失败，甚至面临“灭顶之灾”，美国安然公司破产正是因此酿成的悲剧。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员工沉默行为已成为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紧迫问题。
在理论研究方面，Morrison 和Milliken 于2000年提出“沉默行为”的概念之后，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英国管理学研究杂志于2003年出版了一期特刊，从多方面对组织中的沉默行为进行专门讨论。但之后，国内外关于沉默行为的实证研究仍然极为少见。理论研究的匮乏，限制了产学两界对员工沉默行为发生机制的认识，也缺少系统的理论体系来解释此类员工行为，进而导致组织预防员工沉默行为的措施收效甚微。因此，从理论上探讨员工沉默行为的发生机制，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的课题。尤其在深受儒学思想渲染、常以“沉默是金”、“遇
人说话留三分”等俗语提醒自己的中国组织情境中，对员工沉默行为的研究更富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同时，还受由外部环境内化而得的内部机制的约束（Hollinger & Clark, 1982）。基于该理论，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问题着手，探讨中国组织情境中员工沉默行为的发生机制。首先，组织伦理气氛是与员工提出组织问题密切相关的组织环境因素（Wang & Hsieh, 2013），当组织处于消极的伦理气氛时，它是如何对员工的沉默行为产生影响？其次，犬儒主义是指一种在工作场所中所产生的负向态度和情感（高婧，杨乃定，祝志明，2008），是员工对组织环境内化而形成的心理状态。根据社会控制理论，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是否是以犬儒主义为中介来传导的？最后，中国人受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经常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三缄其口”等名言警句提醒自己，分析中国组织员工的沉默行为应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因素，即中国人传统性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那么，传统性在组织伦理气氛影响员工沉默行为机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1.1 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
员工沉默行为是指当员工有能力改进组织的状况时，却保留了真正想表达的行为、认知或内心感受（Pinder & Harlos, 2001）。沉默行为的定义强调“保
DOI:10.16719/https://www.doczj.com/doc/ca723875.html,ki.1671-6981.2015.0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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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withholding）”是沉默的基本成分，也即沉默行为并不包括没有相关主意、信息和观点，并非任何不发言或不交流的情形；只有当不发言源自于个体有意识地保留重要信息时，才属于沉默行为。组织伦理气氛是指组织内关于什么是道德行为和对道德问题如何处理的共同认识，工具主义组织伦理气氛是指面临决策时，组织成员只顾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组织伦理气氛（Victor & Cullen, 1988），是组织伦理气氛中唯一一类消极的气氛（Wang & Hsieh, 2013）。组织伦理气氛被认为是与员工报告组织问题的意愿密切相关的组织环境因素，为组织员工行为决策提供了指导，却在沉默行为的研究中很少得到关注（Wang & Hsieh, 2013）。
社会控制理论指出，环境因素会对个体施加影响，以促使其对行为加以调整和修正（Hollinger & Clark, 1982）。因此，作为重要的组织环境因素的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可能会对员工的沉默行为产生影响。原因如下：一方面，组织若形成了以工具主义为导向的伦理气氛，组织成员在进行行为决策时就认为“自利”是组织内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更注重对自身得益的理性利害分析。然而，指出组织问题存在收益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给员工带来消极的绩效评价，因此员工会顾忌到自己真实的表露中所潜在负面影响而保持沉默。同时，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强调自我、以工具主义为行动标准，因此员工“造福他人”的意愿较低，即不会主动提出与工作相关建议以改善他人。另一方面，工具主义伦理气氛鼓励员工可以不计任何其他代价，使利益最大化（Victor & Cullen, 1988）。员工容易被怀疑指出问题或提出建议的动机不纯，出于避免这种怀疑，员工认为保持沉默才是更为恰当的行为反应。另外，指出的问题可能会中断组织流程而容易被同事消极对待，工具主义伦理气氛致使员工对此类窘况更为敏感，也就更倾向于保持沉默。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有正向作用。
1.2犬儒主义及其中介作用
犬儒主义是指一种在工作场所中所产生的负向态度，具体表现是针对组织和主管，认为组织、主管是基于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违反诚信、公平及诚实原则，而使员工对组织、主管产生悲观、讽刺、批评及不可信赖、不信任的想法（高婧等，2008）。多数学者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习得性反应，会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Andersson & Bateman, 1997）。根据犬儒主义的性质和特点，我们推测，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犬儒主义有正向作用。
从组织层面来看，员工感知到组织和管理者不可信任或组织不关心员工，都会使员工感到幻灭而产生犬儒主义。工具主义伦理气氛所倡导的“自利”，会导致组织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基本从组织利益出发，极少顾虑员工感受和利益，使员工对组织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从而引起员工较高的犬儒主义（Chiaburu, Peng, Oh, Banks, & Lomeli, 2013）。其次，组织和员工都受工具主义影响而十分看重自身利益，容易在某些决策时发生利益冲突，这也会导致犬儒主义的产生（Chiaburu et al., 2013）。从员工角度而言，一方面，工具主义伦理气氛鼓励员工为达目的不计任何代价，使个人利益成为员工制定决策时的最主要依据，因此员工更难以对组织及他人产生积极正面的情感。另一方面，组织内部关于伦理行为的判定并不是毫无分歧的，在提倡工具主义伦理气氛的组织中，员工可能并不支持工具主义。此时，组织的员工就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而高心理压力也会加剧员工犬儒主义。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犬儒主义有正向作用。
犬儒主义会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表明，犬儒主义会降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意愿（Andersson & Bateman, 1997），会破坏员工情绪，降低内心满足感，进而减少组织承诺，对员工的角色内、角色外行为均产生负面影响（Johnson & O'Leary-Kelly，2003）。Tulubas和Celep（2012）认为沉默是对现状的消极态度和被动接受，根据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理论，员工沉默行为的发生受犬儒主义作用。犬儒主义者习惯于将组织问题无法得以解决归因于决策者的自私自利，而对组织持冷淡的态度，倾向于消极避让、听之任之，对组织失去信心、内心充满不信任。因此，犬儒主义水平越高的员工，对组织目标感情依恋则越低，很难从组织角度考虑问题，从而选择主动保留观点（郑晓涛，柯江林，石金涛，郑兴山，2008）。同时，持续的犬儒主义态度会使员工变得更加顺从，很少去挑战和质疑组织的负面影响事件，而不向组织报告其问题。另外，由于缺乏对组织和主管的信任，犬儒主义者担心自己的建议可能不被上级或组织重视，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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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被认为是抱怨或挑衅，进一步影响绩效评估，阻碍职业发展。因此，即使他们有能力处理当前组织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情愿向能改变或矫正的人反应。综上，当员工的犬儒主义水平高时，他们因为对组织的负面评价，从而表现出对组织的冷漠和顺从，更加剧了其对组织的负面情感，当有机会对组织的管理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与意见时，他们却倾向于保持沉默。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个体将外部环境内化之后形成的内部控制机制是其行为的前置环节，个体根据其控制机制表现出相应行为。新行为主义也指出，在外部刺激（S）和行为反应（R）之间存在认知评价（O），即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取决于其对环境因素的评价。在本研究中，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即为外部环境，也可视为外部刺激，员工沉默行为是行为反应，而犬儒主义是员工对工具主义伦理气氛评价的结果。具体而言，工具主义伦理气氛通过影响员工的犬儒主义，进而使员工在组织需要改进性的建议时宁愿保持沉默，即犬儒主义中介了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据以上分析并综合假设1与假设2，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犬儒主义中介了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的影响。
1.3传统性的调节作用
中国人传统性是指“传统社会中个人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意愿”（李锐等，2012），被认为最能体现传统中国人性格和价值取向，是个人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可（Farh, Earley, & Lin, 1997）。在组织中，传统性会使那些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得以稳定表现，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则会被抑制。高传统性员工始终恪守所感知到的特殊角色义务，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即传统性体现了员工接受地位差异，并尊重角色义务的程度。高传统性者更习惯于接受组织中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和因缺乏控制感而不愿在工作中承担责任、更愿意接受现实、维持现状（李锐等，2012）等。
受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中国是一个以和为贵的社会，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尽量避免人际冲突和关系破裂；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秩序与服从，对于高传统性员工，他们始终恪守所感知到的特殊角色义务，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一方面，高传统性员工谨遵“上尊下卑”的传统思想（Farh et al., 1997），强调个人服从于组织，会尽可能容忍自己在组织中的劣势地位。因此，他们更可能压抑自己与组织相左的行为、认知和内心感受。另一方面，提出的建议可能会改变现状，挑战领导与同事的习惯看法，甚至威胁他们的利益，可能引起他人的不快、同事之间的冲突等。而高传统性者具有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等特点，注重与领导、同事和谐相处（李锐等，2012）。由此可以推论，传统性会强化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关系。对于低传统性水平的员工，他们较少受传统性思想的束缚，对令人不满的现状保持沉默的倾向也会相对较弱。例如在面对压制的情景时，与高传统性员工相比，低传统性员工的权力距离感水平较低，更注重个体感受，比较关注与组织及同事之间的平等交流。由此可见，低传统性减弱了犬儒主义对沉默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传统性调节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关系，即高传统性强化了犬儒主义对沉默行为的影响；反之越弱。
假设3和假设4所揭示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体而言，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大小受传统性水平影响。传统性水平较高时，犬儒主义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增量较大，此时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较多通过犬儒主义传导；反之，通过犬儒主义传导的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作用效果则较小。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传统性调节了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当传统性水平较高时，犬儒主义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2 研究设计
2.1被试
采用异源评价法，沉默行为由直接主管评价，其余变量由员工评价。问卷发放前对员工问卷进行编号，在主管问卷上标明所要评价的下属编号和姓名，以完成配对。在长三角地区的31家企业发放问卷381份，回收问卷342份（回收率89.76%），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08份（有效率80.84%）。其中，男性149人（48.38%），女性159人（51.62%）；年龄以25~30岁为主（41.23%）；教育程度以大专（38.96%）和本科（31.17%）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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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问卷
工具主义伦理气氛：采用Victor和Cullen（1988）编制的五维伦理气氛量表中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分量表，共7题。用Likert 5点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低分代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水平低，高分代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水平高。本研究中量表α系数为.82。
犬儒主义：采用Cole，Bruch和V ogel（2006）的7题单维量表。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低分代表犬儒主义水平低，高分代表犬儒主义水平高。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77。
传统性：采用Farh等（1997）的5题单维量表。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低分代表传统性水平低，高分代表传统性水平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71。
沉默行为：采用Dyne, Ang和Botero（2003）的沉默行为5题单维量表。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低分代表沉默行为水平低，高分代表沉默行为水平高。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85。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可能会对员工沉默行为产生影响（李锐等，2012），因此本文将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3 结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对四变量做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一因子被析出。接着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四变量的题项分别分布在各自维度，累积方差解释量为53.06%；最后遵照Podsakoff，MacKenzie，Lee和Podsakoff（2003）的建议，分别构建四个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四因素模型（χ2=291.322, df=246, GFI=.926, TLI=.909, CFI=.926, RMSEA=.037）优于其他模型的拟合效果。综合上述结果表明：虽然本研究不能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但是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显著。
3.2相关分析
表1 描述性统计注：*p<.05，** p<.01，下同。
从表1可以看出，工具主义伦理气氛（r=.16，p<.01）和犬儒主义（r=.23，p<.01）分别与沉默行为正相关，工具主义伦理气氛（r=.39，p<.01）与犬儒主义正相关。
3.3假设检验
根据Baron和Kenny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结果见表2），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18，p<.01，见M5），假设1被验证；其次，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犬儒主义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39，p<.01，见M2），假设2成立；最后，加入犬儒主义后，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的影响效应仍然显著，但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降低（β=.12，p<.05，见M7），表明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和沉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的sobel检验表明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和员工沉默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Z=2.46, p<.05），假设3被验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犬儒主义与传统性的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β=.11，p<.05；见M9），表明传统性会正向调节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4被验证。
为进一步解释传统性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坡度分析，结果如图1。可以看出，传统性水平较高时，沉默行为随着犬儒主义水平的增强而显著增加（β=.28，p<.001），而传统性水平较低时，犬儒主义对沉默行为的影响不明显（β=.12，p>.05）。
采用Preacher，Rucker和Hayes（2007）的条件间接效应检验程序检验假设5（Bootstrap自抽样次数为5000）。从表3可以看出，当员工的传统性较高，即传统性水平处于均值及以上时，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的间接效应在95%水平上的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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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科 学表2 层级回归分析
表3 传统性的条件间接效应检验
区间分别为（.02, .11）和（.07, .19），间接效应显著，表明当传统性水平较高时，工具主义伦理气氛经由犬儒主义对沉默行为产生的影响更高；当传统性水平较低时，犬儒主义的中介作用较低，假设5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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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统性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研究发现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有正向作用（假设1）。这可能是因为，在强调自利的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中，员工并无“造福”他人的意愿，也就不会主动提出与工作相关的建议。同时，在该气氛的作用下，向他人提出建议往往会被质疑其动机是为了自身利益，因此员工更倾向与保持沉默。研究发现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于犬儒主义的正向作用（假设2）。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强调自利性，使组织和员工可能在为各自谋利过程中发生冲突，导致员工认为组织不值得信赖，从而加剧了员工犬儒主义的产生。研究发现犬儒主义部分中介了工具主
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的影响（假设3）。犬儒主义是连接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之间关系的关键心理变量，作为外部环境的工具主义伦理气氛通过影响犬儒主义从而作用于沉默行为。最后研究发现传统性调节了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关系（假设4）。当犬儒主义水平高时，高传统性员工因其尊从权威、安分守己的特质，对组织、工作相关的问题更倾向保持沉默。对抵传统性员工而言，因其较少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当犬儒主义水平高时，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基于社会控制理论，选取了对员工的心理与行为具有消极影响的组织情境变量（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及个体变量（犬儒主义），
探讨此两类消极因素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机制。沉默行为作为一种消极的员工行为，从其消极影响因素着手，更有利于发现它的发生机制，从而拓展了现有关于沉默行为的研究边界。其次，本研究也考察了个体特征（传统性）对沉默行为发生机制的影响，同时考虑组织情境因素、个体心理状态和个体特征对沉默行为的交互作用，更全面、系统地解释了沉默行为发生的作用过程。最后，通过有调节的中介研究设计，不仅回答了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如何”通过犬儒主义与员工沉默行为相联系，还回答了传统性“何时”影响工具主义伦理气氛通过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联系，进一步将沉默行为的理论研究推向更深层次。
在管理启示方面，首先，组织及其管理者应努力抑制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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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和富于团队合作意识的环境，并能主动关心员工利益，给员工树立为他人着想的榜样，从而促使员工表达有利于组织及其成员发展的想法。其次，研究发现大量裁员、管理者高薪和心理契约违背（Andersson & Bateman, 1997）都会引起员工的犬儒主义，组织可以通过谨慎实施裁员、优化薪酬管理体系以及构建员工职业生涯发展体系，履行发展契约责任等合理的管理实践，监测和预防员工犬儒主义，以防止员工沉默行为。最后，管理者应识别不同传统性水平的员工，在与高传统性的员工互动时避免强调个人权威，减少其顾虑，培养他们提出建议的信心；组织也可采取多种方法以改善员工间及员工与组织的关系，减少员工害怕说出想法会被质疑的顾虑。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Dyne等（2003）将沉默划分为默许性沉默、防御性沉默和亲社会性沉默，在未来研究中可对沉默行为进行分维度检验，以便更清楚地发现不同类型沉默行为的发生机制，从而进一步深化对沉默行为的理解。其次，本研究验证了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影响的部分中介作用，学者发现组织支持感（Wang & Hsieh, 2013）和领导信任（李锐等，2012）等在沉默行为与其前因变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应全面考虑这些变量，以期更全面发现员工沉默行为的中介机制。
5 结论
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有正向作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犬儒主义有正向作用；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传统性调节了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关系；传统性调节了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传统性水平越高，犬儒主义的中介作用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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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心 理 科 学
The Effect of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on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The Effect of Cynicism and Traditionality
Wang Yongyue1,2, Ye Jiajia1,2
(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18)
(2Zheshang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18)
Abstract Given the severe environment with intense competitio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have realized that employee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cultivated to speak up. However, employee’s silence is pervasive in modern organizations and has become an issue critical to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built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n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Specifically, our study examined the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f cynic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We also focused on the traditionalism and predicted that it moderate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ynicism.
We collected data from an eastern province in China. After screening out the problematic cases, the final sample consisted of 308 employees.
48.38% were male, 51.62% were female; the age of the majority ranged from 25~30 years old (41.23%); most of them had the diploma of junior college (38.96%) and undergraduate (31.17%). We conducted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by using AMOS 7.0. We also employ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y using SPSS 13.0.
Based on the social control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d and tes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n which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influenced silence behavior, with cynicism as a mediator and traditionalism as a modera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2)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cynicism; (3) the cynicism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4) the traditionalism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nicism and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5) the traditionalism moderated the mediated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cynicism, that is, the higher traditionalism was, the stronger the mediated relationship was.
Our findings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ture of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Our study reveal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ynicis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and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These two negative factors broke through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which broadened the boundary of research on employee’s silence behavior. In addition, we considered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the situational factor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 (cynicism), and the individual factor (traditionalism) by integrating an individual factor (traditionalism) as a moderator to explain the comprehensive mechanisms fully and systematically.
In terms of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manager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curb instrumentalism ethical climate by creating a fair and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ith team spirit and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care about employee’s well-being. In this way, organizations are likely to set an example about showing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and employees will express their idea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others. Secondly, according to other scholars, organizations can monitor and prevent employee cynicism through cautious layoffs, perfect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effective employment career system, and thus discourage silence behavior. Finally, managers must identify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ism. For the employees with high level of traditionalism, managers should ask for their recommendations about decision-making instead of emphasizing personal authority so that their concern about speaking up can be decreased.
Key words instrumental ethical climate, cynicism, traditionality, employee silence behavior
浅谈当今社会的医患关系 摘要：医患关系是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患双方对彼此之间相互认同的一个衡量标准。目前，医患关系是当前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是医院与社会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医患关系的状况是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因此，医院要在日益激烈的医疗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以患者的需求为医院的工作中心，建立相互融洽、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生患者医患关系现状特点 医患关系概述 医患关系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患者、家属与医生、护士及医院各级各类人员之间的关系。具有许多人文因素，当整体的社会文化发生变化时，医患关系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医患关系不仅复杂，而且多变，随时间、病情的变化而发展。医患之间存在医疗关系、道德关系、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等，要改善和发展医患关系，首先应该认识到医务人员在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要充分尊重病人的选择权，又要树立极端负责的精神，克服不良作风，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更新知识，向患者宣讲防病知识，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另外，医务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服务技术，使医患关系不断向着和谐文明的方向发展。 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关系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医疗事故赔偿数额越来越高, 医疗执业环境恶化呈逐年上升趋势。前几年, 中华医疗机构管理学会曾对全国270 家各级医疗机构行相关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三级甲等医疗机构每年发生医疗纠纷一般在20- 30%例左右, 甲级医疗机构每年发生医疗纠纷一般在5%例左右。伴随医疗纠纷出现的是高额赔偿, 在医疗投与纠纷中, 医疗收费价格问题占到了全部医疗投诉与纠纷的22% - 47. 3% , 是引起医疗投诉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从医生与患者两方面看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医方原因： 1) 从医护人员方面来讲, 因医护人员所从事的职业风险极高, 工作繁忙, 责任重、压力大, 待遇低。所以, 一些人心理不平衡, 认为收入与付出不相符,对待病人缺乏关爱之心, 少数医护人员服务态度不到位, 不尊重病人的人格, 对病人态度生冷硬顶。还有一些人忽视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缺乏沟通意识或技巧, 或者不会与患者沟通, 对患者提出的疑问无暇回答和( 或) 做出必要说明及解释。如有些医生抱怨患者唠唠叨叨, 说了半天, 却说不到重点上来, 医生便强行打断患者正在诉说的症状情况,或以提问的方法来获得对病人症状的了解。又如患者还想对
一文读懂中国医患关系发展史 古代把脉开方，病人正确面对生死，试想生活虽然拮据、知识水平虽然不高、交通虽然不便，但能正视生命和疾病，尊重医道，不讲伤人的恶语、不做无谓的迫害、不干以怨报德的劣行。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说实话，医疗届不乏“含灵巨贼”，但毕竟是少数，不论任何行业都有害群之马，千千万万个医务工作者及其相关领域默默无闻的英雄，不辞辛劳筑起医疗界抵御疾病的“万里长城”，谁都有这种感觉，现在医疗进步了，有些病能治了，而且大部分都有好的结果，至少多数情况下通过规范治疗能延长人的生命、解决病人痛苦，若全是含灵巨贼，为何你我安在？ 何时？矛盾激化，举刀相向 曾几何时，这种良好的医患关系一直保持到近代，包括解放初、八十年代，但积贫积弱，高速发展的经济，也赶不上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国家体制不完善、医疗制度不规范、医疗保险不到位，快速经济发展的背后也带来许多问题，其中人民的价值观随着经济的腾飞开始转变，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医闹”，但记得在医学院上学尤其实习那会，频繁出现并听闻各地“医闹，举刀相向者更是屡见不鲜……频发医生受伤害事件 亟需！还原真相，正视疾病 造成目前这种局面，有多方面责任，不能单纯认为政府问题、医院问题或患者问题，有调查显示，排在前几位的原因分别是患者日益增加的经济负担、患者对医院医生的期望值过高、国家对医疗投入不足、体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患者普遍缺乏医学基础常识、专业医闹的挑唆、患者本身文化及无理取闹，而医患沟通不当、医德医风、医务人员态度不好技术不高等所占比率相对很小。 山东省社科院省情综合研究中心等单位2009年联合发布《山东医务人员精神状况调查报告》以前看病完全自费，没有医保，相比之下，近些年广泛推行的医保政策，让每个人看病住院都可以报销，而且收入提高了，就医负担实际是降低的，但各方面反向的舆论及导向，让人误认为负担一直很高，而看病的人觉得是医院医生故意抬高价格让看病贵看病难。 可谁静下心来想过，哪个检查哪个治疗是医生说了算的，是市场经济通过政府指导价格开展的，与医院和医生有半毛钱
浅谈当前中国社会医患关系矛盾现象 摘要： 医患关系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分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可能涉及到我国国情、社会环境、医疗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卫生资源现状、医患心理等等方面。本文是运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原理剖析这种矛盾现象。 关键词： 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医患关系医疗制度 近年来，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愈演愈烈，它不仅正在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而且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那么，什么是医患关系？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社会存在是指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切存在，包括人、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各种财产、知识等。在本文探讨医患关系中，医院，医务人员等就是一个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社会心理学哲学基础的重要概念，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反映，是精神现象的总和，包括社会的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比如医患心理，法律环境，医疗制度等。它们的关系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医疗服务模式与医疗需求之间严重不协调，医疗纠纷急剧增加。不少医患纠纷演变成恶性事件，导致医生被打伤、致残甚至被杀害。现分析我国现阶段医患关系十分紧张主要有六个方面的原因，如下： 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和社会调节机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有关医患关系的大部分讨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于现有医疗体制的批评，即认为，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体制以及国情等因素的影响,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和社会调节机制的相对滞后成为导致我国目前医患关系欠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为:医疗卫生人员资源供给(如专家和全科医师缺乏)与卫生需求人口比例失调、医师与护士人员比例失调,医疗卫生机构的官僚作风,医疗卫生系统的过度集中和多部门管理、制度僵化,医师待遇低、对职业不满意、无积极性、服务质量差,医疗卫生部门过度提供卫生服务(如医院过度利用或低利用、医疗卫生目标不现实或不实用)等。我国的医改虽已取得重要进展，医疗保险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当前医疗保障水平仍较低，病人看病自费比例较高，遇大病、复杂疾病时往往难以承受巨大的医疗开支，有的甚至卖房交医疗费。这种情况下如果病人死亡了，人财两空，对家属的打击是巨大的，极易产生医疗纠纷，家属对死亡不理解或想从医院获得一定赔偿，是造成医患纠纷最重要的原因。 二、是医患之间认知差距，也可以归结为科学力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有限性与人们对于科学力的高信任度、高期望之间的矛盾。当代医患关系的紧张，并不仅仅是制度上的问题，更是人们认识领域的问题。随着人类进入了科学、技术和教育迅速前进的时代，人们对于科学
浅谈目前的医患关系 浅谈目前的医患关系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冲击医院、扰乱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殴打医护人员至伤亡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曾有经济学家预言：未来20年内，在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医患纠纷”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挑战之一。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精辟地论述：“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
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里，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看成是整个医疗过程中最本质的东西，可以说是高度地评价了医患关系的重要性。现代医学的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其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医患关系”这个词频繁露面主要是近几年的事情，不是说以前这样的纠纷不存在，而是因为以前老百姓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崇敬之心。“医圣”张仲景有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老百姓对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乏“再生父母”、“救命恩人”等溢美之词。然而，近年来医患之间恶性事件屡屡上演，医疗纠纷层出不穷，让人不由得心生疑窦：医患之间到底怎么啦？医患纠纷缘何剪不断理还乱？
一位伦理学专家这样解释：“现在的医疗活动太科学化而忽视人格，太技术化而缺乏人情，太市场化而失去人道。”因为，医患关系是一对特殊的社会关系，从人格上看是平等关系，从法律上看是公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则属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偏于一方就会关系失衡。曾有人这样说过，病人将医生告上法庭，是病人的无奈，至少病人已经受到了伤害；医生被病人告上法庭，有些时候是医生的无奈，至少他们已经尽责。医生和病人本是相依相存的关系，是共同对抗病魔的战友，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 造成医患矛盾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随着改革开放，医疗的市场化导致现在“医”与“患”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而出现了现在医患关系的紧张，我们不能怪医疗市场化这个政策不好，应该说是时机不对。国外是在全民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走向市场化
浅谈当代医患关系 护理二班王香凝 D165LJH008 摘要：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的共同体，因为医生和病人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总体是和谐的，但是在和谐的主流中也存在着局部的不和谐因素，医患关系局部出现紧态局势，时常发生一些医闹事件，伤医等恶性暴力事件，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本文将从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不良影响，产生原因等方面入手，提出缓解紧张医患关系的对策，为促进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依据。 前言 医患关系是医学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医患关系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狭义的医患关系就是指医生与患者之间为维护和促进健康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以医生为中心的群体与以患者为中心的群体之间为维护和促进健康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因此，医患关系更社会化的定义应该是指整个医疗保健系统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医患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确处理它，是维持医院正常工作秩序的起码条件，也是保证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基础，良好的医患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治疗，能使病人精神愉快的接受治疗，有利于消除或减轻其悲观、焦虑的负面情绪，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使病人与医务人员密切配合完成治疗。但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与国家的法治建
设、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发展不同步，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主要表现为医患关系越来越尖锐，医患冲突越来越激烈，甚至发展到暴力冲突、伤医等恶性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1.患者方面： （1）患者对医疗诊疗工作及医学知识了解不够，对诊疗效果期望值过高。患方普遍认为没有医院治不好的病，只要病不好，多是医院有过错。 (2)患者医疗费用自付比例大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线”。一旦人财两空，患者家属难以接受现实，往往将怒气发泄到医疗机构及医生身上。 （3）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医生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甚至出现个别病人家属与医生谈话时秘密录音；有的医院做手术还要进行公正，这些行为无形中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2.医疗服务方面： （1））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好，或者回答患方的问题简单、冷淡，医患沟通不够而激化矛盾。其中不乏医院确实存在过错，导致患者出现损害事实的情况。 （2）医疗活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高风险性，加上有些医务人员为了争取诊治时间或以患者听不懂为由，对病情解释不清甚至缺少必要的解释，人为增加医患沟通难度。 3.社会方面：
浅谈医患关系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最基本的信念。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下面我就其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服务的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两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这段话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医师与病员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之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为了能更好的说明现代医患关系的变化，也为了阐述医患关系不同于其他关系，我把它与售货员和顾客的关系做个比较。 首先，医生服务于病患、售货员服务于顾客，两种“服务”之间存在不同： 1.目的不同。医患之间的服务时以治疗病患为目的；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服务是以售出商品为目的。 2.选择权限不同。病患只有权力选择到哪一家医院治疗或者治与不治，但不能选择得什么病；顾客不仅可以选择到那一家商场买东西、买不买还可以选择买什么。可见“得什么病”与“买什么”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3.情感不同。病患到医院治病是为了获得健康，不存在享受；顾客到商场消费，不仅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还可以享受其中的服务。 医患关系在医疗活动中、售货员与顾客之间都由技术生关系和非技术关系两大部分组成。非技术性关系是指求医过程（销售过程）中医务人员（售货员）与病员（顾客）的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关系，在医疗过程（销售过程）中对医疗效果有着无形的作用。 技术性医患（售货员与顾客）关系有三种模式中存在异同： 1．主动与被动型：医师完全主动，病员完全被动，医师的权威性不受任何怀疑，病员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病员听从医嘱将病治好，医生与病患在同一阵线；售货员主动，顾客被动，商品推销出去的概率与售货员的能力有一定影响，因为决定权掌握在顾客手中，两者之间可出现对立情况。 2．引导与合作型：医师和病员都具有主动性。医师的意见受到尊重，但病员可有疑问和寻求解释，但主动权任然掌握在医生手中，病患则是配合治疗；售货员引导顾客消费，只提供适当意见不能替顾客做出决定，主动权掌握在顾客手中。
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对策 住房、医疗和教育，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三件事。其中，医疗是关乎每个国人生命安全的大问题。最近，各大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心术》，由于医疗话题的社会影响，引发了亿万观众的瞩目。 之所以引发这么高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心术》首次将备受争议的医患关系摆在了观众面前，里面涉及了很多医患关系中的“敏感”话题，如收红包、医疗事故、挑拣患者、医生成被告等。 一、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 总得来说，如今中国的医患关系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这不仅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之一。 二、造成中国医患关系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医生方面的原因 在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中，医生无疑是处在一个相对强势的位置上。不仅仅在于知识的储备，更因为患者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承担所有的医疗结果和风险。面对医院，很多患者存在着“离不开，惹不起”的依赖性。一旦出现问题，患者所面临的后果往往是无法挽回的。因此，在中国医患关系现状中，医生方面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部分医务工作者价值取向偏差，职业道德低下 由于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医务工作者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治病救人本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工作，但如今的很多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伸手向患者及家属要“红包”。这种现象在外科手术中尤其严重，有时患者甚至需要支付和主治医师一起参与手术的实习生的“红包”。这样的情况会降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认为如果不给足够的“红包”医生就不会为他认真手术。正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收了礼金的医生在手术时也会有更大的精神压力。一旦发生意外，医患之间的纠纷也会更加严重。同时，这样还会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使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有时因为经济原因还会延误治疗，造成不可挽回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医患关系 论文摘要：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对我们处理当代社会的各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为我们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医患关系医患伦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谐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中，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理念与核心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东方独有的文化瑰宝，在西方被称为“东方精神”，它贯穿于中国古代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的思想发展之中。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了和谐的重要性，认为和谐是普遍的、经常的，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推动新事物产生的源泉，向往和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是我们丰富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定向。可以说，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传统的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底蕴厚重深远的和谐思想，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成答案，但却可以为我们解决当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纠葛，提供历史的智慧，现实的参照，对我们处理当代社会的各种关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医患关系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关系，医患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健康和生命的切身利益，而且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和质量，影响广大医务人员的士气和情绪，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是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协调发展、提高医院诊疗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条件，是当前和今后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工作的重点和努力方向。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精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各种层次上的和谐关系，为我们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以“和为贵”思想作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最高价值准则“和为贵”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古人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叫”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最高法则和规律，即“太和所谓道。孔子说：“和无寡，认为应当遵循和谐之道。《中庸》讲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认为和谐是天地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礼记·乐记中讲得更明确：“和故万物皆化。”认为和谐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准则。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儒家一贯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和谐”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子L子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作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把社会和谐作为礼治追求最高的价值目标。儒家学说更看重“人和”。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涕、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人
浅谈中国医患关系现状及措施 近年来，在医疗界，一个新的现象惊人地出现和扩大，这就是伤医杀医。并且，在近几年中，中国各地的医院中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更有许多即将从事医生这一职业的学生们都对此产生了畏惧和恐慌。今天我将对中国当今的医患关系现状进行分析，并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内涵是医方与患方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方”已由单纯的医务人员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全体机构和人员；“患方”也由单纯的求医者扩展为与求医者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不管是从道德还是从利益关系角度来看，其实医生和患者都应该是同一阵营的共同体。因为从目标来说，医和患有共同的终极目的，那就是早日战胜病魔，使身体康复。但是就是这样原本应该站在一起的两者，近年来会频频爆出令人震惊的矛盾关系和血腥惨案。 “不要学医！”这4个字，来源于温岭杀医案后被医护人员群体广为转发的一张网络照片。楼顶上，一名医生的白大褂背上写着这4个黑色大字。 今年10月26日，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三名医生被一名男子捅伤，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两人重伤，而事后当地政府的处理更是引起了医生群体的强烈不满。 中青舆情监测室对2013年1月以来媒体报道的20件伤医事件进行了统计。从受害者的职业身份来看，一线医生首当其冲，占到75.0%，护士占比为25.0%。同时，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与去年的医患关系舆情相比，2013年，医护人员群体自我保护的呐喊更为强烈，但网络对医护群体依然是骂声居上。这带来的是医护人员群体继续为医疗体制“承伤”，他们和大众患者的诉求愈加“错身而过”，医患之间更加缺乏共识。医生被杀、护士被劫持，一次次血淋淋的残酷现实背后，是谁把医患双方推向了持刀相见的境地？ 在我看来，在医患关系越搞越僵的背后，真正的隐忧逐渐凸显出来。在我们的国家，现行的医疗体制存在着漏洞，因此才会给闹事者机会，使医疗人员处于危险中。 在我国，从事医生行业，所获得的待遇并没有那么好。中国的医生队伍数量庞大，但是医生的工资水平却在各行各业中排名甚后。现在大家都在批中国的医生会开大处方，可是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难道中国这么多的医生开大处方是集体的道德沦丧？不能用监管不力或者道德的集体沦丧来解释这个社会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制度把大多数人逼成了这个样子。 搜狐网里有则新闻说的好，当一个行业被集体“逼良为娼”，说明我们的制度该反思了。 现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目前北京大医院4年住院医基本工资1000多元，工作20余年的教授基本工资2000余元，乡村医生仅几百元。北京协和医院工作50年的顶级专家退休工资也仅有3000多元。部分在协和工作一辈子的老专家也可因患大病致贫需全院医生为其募捐。公立医院
我国医患关系现状和对策浅析 摘要：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由于各种原因，在当今社会，我国医患关系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医患关系的现状，挖掘其中的关键问题，从而建立新型的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已成为摆在人们尤其是医务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力图从社会医患关系现状出发，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分析制约和影响医患关系的关键因素，探索改善医患关系的有效途径，为构造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可行性方案。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疗过程和谐社会医务人员 1论文的选题背景 2013年4月29日晚，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一名女医生王某从三楼坠下后不治身亡。医院医务人员称，王某疑为受患者家属过激行为惊吓而坠楼。 2013年6月20日晚8时许，三兄妹因占道经营打伤两名执法城管队员，被带到西长安街派出所接受调查。在此期间，其中一名女子称“不适”拨打120要求送往医院。因送医问题，其兄用烟头偷袭医生，致其颈部烫伤。 2014年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的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出诊过程中，被突然冲来的一名男子用钝器猛击头部，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4年3月5日中午，广东省潮州市中心医院发生一起医患纠纷。因一名患者饮酒呕吐后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亲友纠集数十人到医院“讨说法”，一度包围值班医生。 根据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件155件。《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中提到，2014 年调研结果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4%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 2选题的意义 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医者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任，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为患者解除痛苦，捍卫生命，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
从医学伦理学浅谈医患关系 广西医科大学12级临床3班4组杨学军学号：201250468 【论文摘要】医患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共同体，因为医生和病人有着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的共同目标，战胜病魔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在和谐的主流中也存在着局部的不和谐因素，医患关系局部呈现紧张态势，时常发生一些医闹、伤医等恶性暴力事件，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本文将从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不良影响、产生原因等方面入手，提出缓解紧张医患关系的对策，为促进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依据。 【关键词】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对策 Abstract:The essence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s , because of sharing the common goal of health, to achieve which we need both the doctors’ superb medical skills and the patients’confidence of conquering diseases and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our country is generally harmonious, but in the meanwhile, there are also partial disharmonious factors.,and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partially takes on tense situations,for example ,the accidents of intentionally disturbing the normal orders of hospitals and hurting or even killing doctors ,which do harm to the ha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ctors and the patients.This paper will analys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influences of the tension, the reasons of the tension, and put forward
当今中国的医患关系分析 陈兵5117139011 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服务活动中客观形成的医患双方以及与双方利益有密切关联的社会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互相关系。当今中国的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闹与医疗纠纷不断。民众尤其对个别不良的医疗机构和职业道德沦丧的医生不满。但是医患关系的恶化绝非仅是个体道德善恶问题，其背后有着医疗机制和系统的苦扰，并受到许多复杂的牵扯和影响。 医患关系的恶化与特定的社会土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深化，市场经济也悄然地渗透进了医疗体系。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够，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长期不足，让公立医院在市场上自我营利。同时，医生作为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其人力资本的付出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于是药品回扣，检查提成等就成了逐渐从医院弥补自身运营费用和医疗付出的正当手段，演变为不正常的灰色收入，成了推动医疗费用上升的重要原因。医患关系失去了原有的纯粹而被物化，但是医患关系的特殊性恰恰表现在它不能仅仅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因为医疗是对弱者的救治，不能完全由市场杠杆去调节价格，公平的医疗和教育一样不仅是商品更是权利，它需要完善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的调节和制约。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虽然实行了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些制度仍是不成熟的，覆盖项目并不完全。由于我国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同期GDP的
增长速度以及人们健康意识的日益提高，卫生资源的短缺愈加凸显。有限的资源还得不到公平的分配：在我国既存在超级大医院，也有麻雀小医院，而在一些偏远山区一个行政村甚至缺乏一个像样的诊所。而且，没有有效的医疗人才的分流机制，致使小医院的硬软件都提不上去，所以患者不管大病和小病都倾向于去大医院治疗，一方面加大了大医院的负担，一方面闲置了小医院，造成了有限的资源的浪费。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医患关系的隐患就仍将存在。 法律法规和保险制度的建设明显又落后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其中存在较多的不合理性以及滞后性。例如医疗诉讼中采用“举证倒置”原则，它的本意是保护患者的利益，但实际却制造了医患双方的不信任，乃至出现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携带微型摄像机录像，而医生为了规避风险则采取“保护性医疗”。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将直接对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法律建设的滞后性使得一些问题存在争议，更是为医疗纠纷的滋生和医患关系紧张的升级提供了空间。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事故和医疗意外两种，在我国只有医疗事故险，而医疗意外则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就滋生了“医闹”，损害了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的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现代医学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其他行业也是普遍存在的，但在医学中却极其明显。因为医学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而当医生面对着的是一个缺乏医学基础知识的普通患者，医患交流过程中自然就形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再者，虽然现代医学有了常足的发展，但由于生命的
我国古代和现代医患关系及其背景比较 社会与人际层面 （一）中国古代社会及人际特点 中国自古以来因为地域限制，人口基数大，流动性较差等因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熟人社会，即依靠血缘与地缘的人际关系。因此中国自古以来便是靠情感维系各自与社会 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是一层一层递进式的，正如 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具有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波纹的 中心是自己，与别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就象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随着波纹与中 心的远近，而形成种种亲疏不同、贵贱不一的差序格局。”[1]同时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古代社会的一切生活必定是以农业为核心，一般而言都是同一村落的人一同耕种同一片土地，彼此之间的工作关系则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加速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因此 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一定程度上也是植根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所谓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起来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由于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主要是由亲缘关系和地缘关 系构成的。因此，我国古代最初的人际关系是依靠亲戚、父母等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而建 立的。因而“三纲”与“五伦”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国古代人际关系的体现。人们之间的 关系是直接的，是不需要任何中介的。在所有关系中因为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以及夫妇之 间的关系为一起关系之本，因此这三种关系被称为“三纲”，即认为上述三者是人伦网上的网绳。虽然“三纲”、“五伦”并不能涵盖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人际关系，但是无论是邻里 关系、亲戚关系、族内关系都是由这两者所引申而来的。[2] 不过我国古代是熟人社会，但是这种发生在熟人中的、满足于稀薄人际关系需求的信 任主要从属于习俗的规范和满足于习俗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的。 更多的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宗族为主体的感情基础上的，正如卢作孚所说：“家庭生活 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3]而这样的熟人社会显然很好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当村落中有人生病了，那么必然会求助于熟人就医，而由于彼此之间的熟悉若病情较轻，医生便不太 会向患者收取诊费。同样的当某一家需要办喜事时，左邻右里边都会来帮忙而省去了许多 的额外雇人的费用......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虽然根据不同时期其特点也有一定的出入与差异，但是根据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以及人际关系的构成而言，其特点也尤为鲜明：第一是人际关系本位化，个体人格角色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 信奉的是儒家文化。而儒家重视的群体主义，个体只不过是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人只有在关 系中才能体现，一切皆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4]因此在我国古代 社会人际关系或社会与个体之间更重视“ 群”体社会或人际关系, 把它放在根本之地位上。并且由于古代的科技力量较为薄弱，同时每一个村落内部的关系非常紧密，大家做任何事 都是协同工作，因此形成了一种共识：个体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 会角色的总和, 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就被蒸发掉了。[5] 第二是人际关系性质上的道德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伦理本位型文化或称泛道 德文化, 在这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坚持“ 道德至上” 的价值原则。在人际关系中就更为重视其道德性质。人际关系与道德二者互为因果，也就是说重视道德必然重视人际关系, 重视人际关系也必然重视道德，因为道德无非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而已，人际关系的血缘 家庭的亲情本质也必然导致人际关系性质上的道德性。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 本位的社会，因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而偏重于家庭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若无物，而家庭关系却特别显著。[7]对于传统社会的百姓而言, 人际关系的本质在于道德性。
浅谈目前的医患关系- 心得体会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冲击医院、扰乱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殴打医护人员至伤亡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曾有经济学家预言：未来20年内，在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医患纠纷”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挑战之一。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精辟地论述：“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里，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看成是整个医疗过程中最本质的东西，可以说是高度地评价了医患关系的重要性。现代医学的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其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医患关系”这个词频繁露面主要是近几年的事情，不是说以前这样的纠纷不存在，而是因为以前老百姓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崇敬之心。“医圣”张仲景有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老百姓对治病救人的医生不乏“再生父母”、“救命恩人”等溢美之词。然而，近年来医患之间恶性事件屡屡上演，医疗纠纷层出不穷，让人不由得心生疑窦：医患之间到底怎么啦？医患纠纷缘何剪不断理还乱？ 一位伦理学专家这样解释：“现在的医疗活动太科学化而忽视人格，太技术化而缺乏人情，太市场化而失去人道。”因为，医患关系是一对特殊的社会关系，从人格上看是平等关系，从法律上看是公民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则属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偏于一方就会关系失衡。曾有人这样说过，病人将医生告上法庭，是病人的无奈，至少病人已经受到了伤害；医生被病人告上法庭，有些时候是医生的无奈，至少他们已经尽责。医生和病人本是相依相存的关系，是共同对抗病魔的战友，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 造成医患矛盾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随着改革开放，医疗的市场化导致现在“医”与“患”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而出现了现在医患关系的紧张，我们不能怪医疗市场化这个政策不好，应该说是时机不对。国外是在全民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走向市场化的，但医疗行业还是一个公益事业。二十年前医患纠纷就没有这么多，因为那时是公费医疗！但后来国家负担太重，不进行医疗改革行吗？显然不行。要进行医疗改革，老百姓必须要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就推行医疗的市场化，必定会引起现在医患之间利益的冲突，从而造成医患关系的紧张。 医患关系紧张，其结果是没有赢家的对立，对医生、对病人都不利，但最终受害的是病人。因为病人不相信医生就很难配合检查和治疗，医生人人自危，会造成治疗中强调安全性而忽视彻底性的倾向，这不仅会使病人一个病需分几次看，甚至长期难以治愈，也使医学技术难以发展。 医患关系究竟该如何协调？医患之间的权益该如何达到平衡，能否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而又融洽良好的互动关系，解决医疗纠纷的最终出路到底在哪里？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角度，认识和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医患矛盾，才能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显然，听患者、家属多说几句，给患者、家属多说几句，就会拉近距离，化解矛盾，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因此这首先就是沟通，“医”与“患”之间多沟通。通过沟通才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