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及日本近代教育成功的经验，推动了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兴起。速成教
育主要有师范科、法政科、工艺科等专业；因学习一年左右即可毕业的较短年限，致使留日学生趋之若鹜，形成20世纪初年的“速成科时代”；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造就了一批新型人才，对晚清社会变革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速成师范科中图分类号：G5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01－0107－05
清末时期，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形成了
罕见的留学大潮。至20世纪初年，
中国留日学生数量高达万余人，其中以习速成教育者为最。虽然，20世纪初年的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仅仅持
续了数年，终因各种弊病被废止。但是，
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造就了大量新型实用人才，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变革。
一、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兴起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如何“救亡图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留学日本以图自强。1898年5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宣称“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
于中国学堂三年”
。他认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
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1］
一时间赴日留学占据了社会留学舆论的主流。1899年，清政府通过《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决定正式派遣留日学生。在政府的倡导下，留日教
育日渐活跃，并形成规模。
20世纪初，
留日速成教育最为盛行。速成教育乃是日本教育界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设置的一种教育形式。1898年，日华学堂最先为中国留日学生开设速成教育课程。《日华学堂章程要览》指出设立速成教育是因为“今清国学生，离乡负笈，欲按我国学制，淹留多年以毕其业，揆之理势，实
属难行。本学堂深鉴于此，
尽心妥筹，务为省功而效于实用，勉就简捷而速成其艺。”［2］
可见，速成教育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专门讲授实用知识和技能，使学生达到快速掌握，学以致用的目的。至
20世纪初年，
日本陆续兴起了一批专门为中国留学生提供速成教育的学校，如弘文学院、东斌学
堂、
经纬学院等；另外，有的学校虽不惟接纳中国留学生，但也为中国留学生开设速成科，如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实践女校速成师范科和速成工艺科等。日本的速成教育一经开展便倍受中国留学生的青睐。1905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戴季
陶亲身经历“
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速成法政、
速成警察、速成师范、速成陆军，样样都速成，好一个终南捷径，只要一到东
京，便能很快的学得赚钱赚地位的法术。”［3］
1907
作者简介：杜敦科，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岳珑，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探析
杜敦科%
岳%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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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据留日总监督杨枢统计，“比年以来，综计官费、公费、自费学生之得毕业人数，其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4］可见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规模之巨。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现象的盛行，与清政府急需人才的教育改革紧密相关。1901年，清政府新政教育改革，强调建立新式学堂。但各地在新学堂建立过程中，均面临师资匮乏的困境。四川学政奏称：“学堂兴设之难，一曰无款，一曰无师，二者相衡师范较难，而通知西学者尤难。”［5］与此同时，张之洞、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也指出“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6］认为通过派遣留学生的形式，满足国家的人才需要是各地推行改革的必然步骤。1903年，张百熙等人在《学务纲要》中，明确指出：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速成师范科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若有速成师范科生回国，即可依仿开办，以应急需而立规模，俟完全师范生回国，再行转相传授，分派各府县陆续更换，庶不致教法茫然，无从措手，务期首先迅速举行，渐次推广，不可稍涉迟缓。［7］由此可见，留日速成师范生主要是为培养国家教育人才，以应急需，扮演着中国新式教育的拓荒者的角色。
清政府在派遣官费生的同时，还积极鼓励自费留学。1902年，外务部就提出“自筹经费，自不必限以年岁”，“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覈。欲附民间何学，听其自择。”［8］光绪帝在游学上谕中还说“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9］这些规定激励了自费留学的高涨，一时间自筹学费赴日留学者络绎不绝。1902年，梁启超在《行人失辞》一文中谈及，“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者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资斧，茹根尝胆而来者。”［10］自费生较之官费生有更强的功利性，其目的无非是通过留学教育为自己“镀金”，以便谋得体面的工作。而日本学校开设的速成教育为这些留日学生提供了绝佳机会。留日自费生的增多加速了速成教育规模的膨胀。
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发展迅速，也是中日各界积极倡导的结果。中日甲午战败使晚清政府洋务梦想破灭。以至清末新政中，中国人总结了直接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把目光转向已取得西学要领的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曾推行速成教育，并在短期内培养了大量人才的成功经验，极大地鼓舞了求才若渴的清政府。所以，社会各界提倡以日为师，以日本的教育发展模式作为样本。对清政府选派留学生赴日接受教育的作法，日本政界、教育界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日本驻清政府公使矢野文雄甚至认为：为中国培养人才是“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11］1902年，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对在日考察的吴汝纶说：“招募贵国年少有为之士，既通贵国学问者，授以浅近普通学。互换智识，两途并进，务期速成，限以一年，往复无已，递传递广，或足济贵国教育一时之急乎。”［12］同年，日本弘文学院的创立者嘉纳治五郎来华拜访了张之洞等人。嘉纳治五郎回国后，弘文学院相继设立五所分校，开设速成师范科和速成音乐科，接纳留日学生。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则关注中国女子留日教育，特为中国女留学生设立速成师范科和速成工艺科。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联合其他法学教授，向文部省申请为中国留学生开设法政速成科，培养中国的法政人才，并得到文部省的许可。日本学界也建议中国从速成教育开始学起，为刚刚起步的清政府新政改革提供急需的人才支持。
日本教育界人士对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鼓励并不是盲目的，他们认为速成教育可以在短期内培养实用人才，为刚起步的新政改革提供急需人才，而国家要长远发展必须重视正式教育，即清政府的新式教育应采用双轨制的发展模式。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曾向吴汝纶表示，“今欲造就应用人才，当思速成之法。……若为久远计，则应用人材之外，尚须造就一种专门全材。”［13］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也指出，“速成科取以应一时之急，正科为他日久长之计，故宜相辅而行，不可偏废。”［14］但是，清政府未对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适时掌控，所以造成了后来速成教育过渡泛滥的极端现象。
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及日本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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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功的经验，加之中日各界人士积极倡导和支持，推动了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兴起并迅速发展。速成教育成为清末留日学生最流行的教育形式，甚至形成了“速成科时代”。
二、清末留日学生与速成教育
20世纪初年，日本学校中面向中国留学生开设速成教育的主要有：日本弘文学院的师范速成科、音乐速成科、理化速成科；法政大学的法政速成科；经纬学堂的警务速成科和师范速成科；东京同文书院的速成科；东斌学堂的普通速成科、师范速成科和兵学速成科；实践女校的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东亚女学校的速成师范科；成蹊女校速成师范科；东京警视厅开设的警务速成科。［15］这些学校的教育水准存在明显的差异。1906年，游学总监督杨枢指出“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16］
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专业有近十种之多，其中尤以师范科和法政科最受欢迎。因为，日本速成师范科与中国各地开展的新式教育密切相关。1904年，清政府颁行《学务纲要》，各省派遣学生赴日习师范速成科者日渐增加。同年，四川派周凤翔为监督，率领学生百余人赴日习师范速成科；1905年，湖南官派20多名女学生赴日习速成师范科；直隶与山西两省还与日本经纬学堂订立合约，两省每年各交付1000元作为委托培养速成师范生的开办费，并规定每班学生以60人为限。［17］日本的法政速成科，主要以培训游学官绅为主。1904年开设后，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浙江等省纷纷选派，报名者云集，甚至有举人、进士等士大夫位列其中。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记载：“法政大学开设法政速成科，五月始开学，十月间复开第二班，入学者计已二百余人，后之来者正未有艾，夫法政乃中国今日最重之急务，自此科目之设，其发达如此之速且盛。”［18］
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学习年限，通常为一至两年。如实践女校规定速成师范科和速成工艺科毕业年限皆为一年；东亚女学校则规定速成师范科修业年限为两年；法政大学的法政速成科共开办过五期，第一期为一年结业，而随后几期均为一年半结业。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和速成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年限被压缩，甚至出现“甲校用一年教授完毕，乙校减为八个月，丙校更缩短至半年，甚至有数月至数日的速成科”。［19］例如弘文学院“速成科又分为师范、警务、理化等科，修业期限，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者不等，因时而定”。［20］
日本学校速成科的课程设置侧重基础性和实用性，注重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以便留学生学成归国，学有所用。如实践女校制定的速成科规则强调“今我等欲使彼邦女子以短少之时日得能尽其天职之技能，故为特设速成师范及工艺科，……使得为慈母与教师之教养概要。”其开设的课程也比较灵活，“凡适于为师及为幼稚园、保姆各种紧要科目则使学生共修之”。［21］如师范速成科课程有教育、心理、理科、地理、历史、算术、体操、唱歌、日语和汉文；速成工艺科的课程有教育、理科、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术科（刺绣、编织、图画、造化等）。法政大学速成科的设立“系将法理之所以然及各国法律之得失互相比较，择其适于中国之用者，则详加讲授，其余故置不论，以免多费时日学非所用。”［22］其课程则围绕法律、政治、理财和外交四个方面开设，主要有《法学通论》、《日本宪法与各国宪法比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警察法》、《政治学》、《行政法》、《地方行政法》、《商法大意》、《经济学》、《财政学》、《外交史》等。
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教学与管理，有的学校教育规范、管理严格。如东亚女学校将考试分为定期和临时两种。定期考试于每年年终举行；临时考试随时举行，以考察学生学业是否进步。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还聘请校外的知名教授为留日学生授课。教师工作认真，学生学习用功，形成了良好的氛围。特别是第二期法政速成生还得到梅谦次郎校长“不逊于帝国大学优等生，而且他们表现出来的某些才能，作为短期速成科学生，真令人惊叹”的称赞。［23］也有一些学校教育氛围淡漠、管理无章可循，甚至唯利是图。如经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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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校规颇为松懈，教师教学也不甚认真，学生可随时辍学。［24］
总之，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不是日本正规的教育形式，具有“短期培训”的性质。由于学制短，易于毕业，所以吸引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就读，鱼目混杂，毕业生质量参差不齐。1906年3月，清政府学部颁布《通行各省选送游学限制办法》，要求“习速成科者，或政法或师范，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于学界政界实有经验者，方为及格，否则不送。”［25］对留日学生速成教育采取了限制措施。8月，清学部通电各省停止派遣赴日选习速成科的学生，“顷查日本学生一万二三千人，习速成者最占多数，已足以应急需。嗣后此项速成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师范政法，应即一律停派不予给咨。”［26］标志着中国留日教育“速成科时代”的终结。
三、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社会影响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新型人才，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近代化。留日速成师范生参与家乡教育振兴的较为普遍，清学部认为速成师范生在“各省兴学之初，颇资其力”。［27］各省学校教员绝大多数为留日速成师范生。速成师范生不仅担任学堂教习，还筹建学堂，参与教育管理，培训各地师资等。如1903年，从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的胡元倓在长沙创立了私立明德学堂；湖南的许玉屏曾自费留学日本，在实践女校就读速成师范科，回国后积极提倡女子教育，参与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堂的创办；1905年，从经纬学堂毕业的晋籍留日速成师范生刘懋赏、冯济川、孟元文、尚光霖、李广勗等11人共同筹办了山西公立中学；1906年，毕业于弘文学院的川籍速成师范生曾吉芝、李梧荪、杨霖等共同创办了川东师范学堂。此外，部分速成师范生还将在日本购买的图书讲义、仪器标本带回国内，服务于当地教育。
再如，速成法政科毕业生回国后，加入立宪派阵营参政议政。他们通过组织民间团体，发行报刊图书，鼓吹立宪与地方自治；或进入各省咨议局，掌握咨议局的领导权，对立宪思潮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如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直隶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山西谘议局议长梁善济等都是法政速成科出身。
还有部分速成教育的留日学生接受革命思想，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广东籍的留日学生追随孙中山，加盟中国同盟会的居多，如朱执信、汪精卫、古应芬、杜之杖等人。速成教育使中国留日速成生在思想观念上受到新思想的涤荡，他们成为推动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因学制短暂，并易于取得证书，所以备受追捧，且日益泛滥。早在1901年，在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科的关庚麟、杨季良、沈养源、易辅臣、冯筱舟、姚韵笙等人就指出其种种弊端。他们曾利用闲暇时间考察日本教育，并编成《日本学校图论》一书。书中指出“今夫当仓卒而求兴学之效，莫不知师范之为急也，然而今日之所患者，在速成师范不可言速成也，非特误个人之学力，而将大为小学之害也，日本知其非理，而尝试于吾国。以速成之功，而欲立于教育竞争之世界，人方稚其文化之半开，而我乃喜其经费之不浩，速成之患岂有既焉。”［28］但是，这一较为中肯的批评，并未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相反，中国留日速成生的人数仍旧逐年增加。
与此同时，日本教育界对于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批评也逐渐增多。1905年7月，日本学者青柳笃恒认为“清国留学生多以速成为主，在外积萤雪之功仅一年半载，其所得无何。甫尝学问之味，则学业已成，手持毕业证书，洋洋而就归国之途，然犹不能独当亲自教育子弟之责，依然以外国教师之力是赖。”［29］尽管，速成教育的中国留日毕业生不惟全是如此，但是，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泛滥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已为社会所诟病。
20世纪初年，造成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泛滥的原由，主要为：一是，日本学校为牟利益而丧失教育责任。据称，日本学校为招揽学生曾进行激烈竞争，不仅缩短教育年限，且降低学费，“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的”。［30］而日本教育部门为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虽积极吸引留日生，但对教育质量缺乏监管，仍采取放任态度，不予限制。二是，中国留日学生成分复杂，背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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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整体素质偏低。大部分学生在留学前，所受教育很少；且主要为将来获得功名利禄而东渡，真正专注于学问者寥寥无几。1906年，端方和戴鸿慈在《条陈学务折》中，指出中国留日学生“游而不学、辍业而嬉者故无具论。其或心艳虚名，身循故事，喜民校之规则纵驰，阅数月而骤得证书，藉以标帜名高，侈谈学务。陋者不察，辄相引重。又或去来飘忽，作辍糜常，毕业者仅计年期，后至者又循故辙。”［31］总而言之，日本学校为牟取利益，而缺失责任，舍弃师道，为中国学生苟且施教，迎合了留学生急于获得留学名号的迫切心情，更增长了其放纵行为。在急功近利的情况下，对中国留日学生的速成教育已完全背离初衷。
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速成教育之所以仅仅风行数载，是清政府留学制度的不完善和人才培养取向的模糊所致。以至于清政府在废止留日速成教育的同时，又强调“专门绝学固当取资海外，普通知识务于本国养成”。［32］从这一点来看，留日学生速成教育的废止结束了晚清学人大规模“师日”留学运动的混乱序曲，也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更为理性的篇章。
注释:
［1］张之洞：《劝学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73页。
［2］《日华学堂章程要览》，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335页。
［3］戴季陶：《日本论》，民智书局1928年版，第137页。
［4］杨枢：《日本游学计划书》，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396页。
［5］《四川学政吴奏陈筹款派生出洋游学折》，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6］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5页。
［7］《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3期，第58页。
［8］外务部：《奏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折》，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62页。
［9］《清帝广派游学谕》，《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20页。
［10］梁启超著，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1］［日］矢野文雄：《清国留学生招聘策》，《近代史资料》第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12］［13］［14］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三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793页；第787页；第789页。
［15］［20］［24］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122-141页；第123页；第134页。
［16］《出使日本国大臣杨枢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九，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23页。
［17］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8］《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转引自李喜所：《中国留学史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5页。
［19］［20］［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0页；第61页；第60-61页。
［21］《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规则》，《东方杂志》，第二卷第6期，第149-150页。
［22］《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十八，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35页。
［23］日本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料集》第十一集，第259页。转引自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5］［26］［32］《学部奏咨辑要》卷一，多贺秋五郎著：《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410页；第433页；第433页。
［27］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92页。
［28］关庚麟撰：《日本学校图论》，吕顺长编著：《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30］日寺田氏：《清国留学生问题》，《中央公论》（1905年1月1日），转引自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31］端方，戴鸿慈：《条陈学务折》，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责任编辑：张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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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 【摘要】：本文以《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为题,从文学史的视野和小说传播的角度,以全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广的报刊——《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和《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八大报刊为中心,研究中国晚清时代外国翻译小说在报刊上呈现的面貌。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描述翻译小说在报刊中的酝酿与发展。1840—1871年之间,是我国翻译小说的第一批译介;1872年《申报》及申报馆所属刊物《瀛寰琐记》上刊载的四种翻译小说,是报刊登载翻译小说的大胆尝试。1891—1902年《万国公报》、《时务报》、《清议报》、《励学译编》等报刊先后刊载了侦探小说、政治小说、写情小说等翻译小说类型,将翻译小说推向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第二章分析1902—1911年间报刊翻译小说繁荣期的概况。详细描述四大小说杂志和四大报纸的创办和翻译小说、《新新小说》等其他刊物的小说翻译情况。1907年后翻译小说在报刊上的刊载情况出现了较大的调整,而小说界对小说翻译活动的关注却并没有减少,引发了小说理论家的激烈讨论。第三章深入探讨报刊翻译小说的译者群体,详论晚清报刊小说翻译者的小说观念、翻译理论和主要采取的翻译策略,划分报刊翻译小说译者类型,描述他们的外语背景、翻译活动以及各自的翻译特点和对小说翻译的贡献;讨论译者群体和组织的翻译活动,如译书交通公会对翻译活动的组织与规范等等。第四章探讨报刊翻译小说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特征。包括报刊翻译小说的来源,栏目归
属和类型标示,报刊上主要出现的题材类型;报刊翻译小说形式的特征,如以短篇为主的翻译小说文体、以文言为主的翻译语言、逐渐增多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和在报刊上呈现的刊载形态。第五章着重讨论报刊翻译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报刊对翻译小说慎重选择,翻译小说出版商和翻译者更极为重视翻译小说的营销策略。结论部分总结归纳报刊翻译小说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的影响,对于国民小说观念的冲击,以及对本土小说创作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关键词】：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8 【分类号】：I207.42 【目录】：摘要5-6ABSTRACT6-8导论8-20一、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兴盛和研究意义8-10二、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研究历史和现状10-15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15-20第一章报刊翻译小说萌芽与发展(1840-1902)20-43第一节报刊翻译小说的酝酿20-22第二节报刊翻译小说的萌芽22-32第三节报刊翻译小说的发展32-43第二章繁荣期的报刊翻译小说概况——八大报刊的翻译小说(1902-1911)43-80第一节《新小说》等四大小说杂志的翻译小说44-58第二节《时报》等四
专题四中华文明的阵痛与转型——晚清时期 一、选择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 1.(2019山东德州一模,28)1834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提出,清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该言论旨在() A.为发动对华侵略辩解 B.联合欧美列强威胁中国 C.向中国要求平等权利 D.指责晚清政府保守落后 2.(2019山东济南二模,28)道光二十二年,林则徐在谪戍伊犁途中给书友的信中称,剿匪(侵华英军)八字要言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但他同时叮嘱友人此信不要给外人看。这反映了林则徐() A.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怀 B.受制于天朝上国的传统心态 C.不谙熟近代国际外交规则 D.强调采取实际行动学习西方 3.(2019广东惠州模拟,28)1853年法国驻中国领事敏体尼写道:“(南京)英美商人都在叫苦,几星期来,他们的棉布一匹也销不出去,就是鸦片烟也无法销售,价格急剧下跌。”这是因为,当时() A.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 B.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C.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展 D.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 4.(2019云南昆明三模,28)经总理衙门批准,1878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指派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5处试办邮政,发行邮票,设立书信局,收发中外信件。这一做法() A.损害了中国关税主权 B.建立起中国近代邮政体制 C.推动中国外交近代化 D.适应了社会生活变化需要 5.(2019四川德阳三模,28)1879年,轮船招商局船只驶往檀香山,后又试航旧金山,但遭到外国航运势力“竭力抗拒”;1881年装运茶叶,试航伦敦,“因洋商颇存妒心”而不得不停航;驶往南洋、新加坡、槟榔屿的轮船,因外国同业的跌价竞争,“亏折甚巨”。这些事例可用来说明() A.晚清政府支持近代企业的发展 B.西方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 C.洋务企业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
清末新军发展简史 新建陆军是清政府于清末，命袁世凯编练的一支新式陆军。 北洋新军乃是这支新式陆军中位于北方的六支主力部队的统称，其他地区的新军规模，装备均无法于北洋新军相比。因此可以说北洋新军乃新建陆军之主力，再者北洋新军后来在历史上声名显赫，因此后世多有将“北洋军”当成新式陆军之统称。事实上，北洋军之概念并不严格等于清末的新式陆军（但大部分情况下可以通用，下文一律以新式陆军通称）。 新式陆军在当时的中国不但武器精良，编制合理，并且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诸多空前的变革。新式陆军中，北洋军后来因政治变动沦为军阀私兵，其将领大多成为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南方各省之新式陆军则被南方各省军阀瓜分，逐渐消亡。 历史背景 满清军制向以八旗，绿营为国家正规军。八旗为旗人组成，以京营八旗拱卫北京，以驻防八旗分守全国重地。绿营则为汉人之国家常备军，以镇，协，标分守各地。后八旗，绿营逐渐腐朽不堪用。 嘉庆时平白莲教川楚教乱，因八旗，绿营不堪用，随设勇营。勇营为各地督抚自行招募，“保境护民”，战后即遣散。是为有清一代于八旗，绿营外另立军队之始。 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八旗，绿营，募勇皆一败再败，不得已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编练团练”，即后来之湘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湘军分支－楚军）。但湘淮军在军事编制，习气，战术上于旧式军队并无二致，土洋火器混编。因此，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便迅速腐败，甲午战争，清廷征调之湘淮军一败涂地。清廷遂知湘淮军不足恃。 甲午战后清廷决意自强，大力建设“练军”，练军武器装备全为洋枪洋炮，部分武器甚至为当时西方之最优。共练成董福祥之甘军，聂士成之武卫军，毅军，以及江南的自强军，北方的定武军等新式练军。因种种因素，新式练军在庚子之变中损失惨重。 当时编练新式练军已经不再和湘淮军一般“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仅仅更换武器装备。而是大胆的对军队编制也做了一些改革。自强军和定武军的军制有西式军制的影响，与旧式军队以营为主，兵无定数有所不同。庚子之变后，袁世凯接掌定武军，授命改革陆军军制和编练新式陆军，才开创了全新西式编制之新军。军制改革，可视为新式军这种“新军”，与湘淮军，练军这些“旧军”的分水岭。旧军在新军建立后大多被改编为绥靖地方的“巡防营”，“巡警营”，后逐渐消亡。 因此，新军出现之日，当定为1904年9月12日，练兵处会同兵部所奏之《新式陆军章程》正式奏准。从此袁世凯担任练兵会办，编练全国新军。 正式编练
论川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李成波朱华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9）摘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过程中，川籍留日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回国后，他们都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了思想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关键词：四川留日学生辛亥革命特点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黄兴等人功不可没，但四川①留日学生作为一个整体对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川籍留日学生既是革命理论宣传者，也是革命实践者。他们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而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他们创办了《鹃声》和《四川》，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研制武器弹药，策划武装革命；参加中国同盟会，扩大革命组织。回国后，他们又著书立说，发展同盟会员，发动武装起义并最终通过发起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埋葬了清王朝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川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做初步考察，有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斧正。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蚕食没落的清王朝，将中国一步步的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亡种灭国的危机面前，各阶级都曾探索过中国的出路。但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或是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容闳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将目光投向西方，拉开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序幕。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没落的清王朝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这一结局犹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同时也在反思：同样是“师夷”，为何昔日小国如今变得如此强大？中国的出路在何方？这是时代留给他们的思考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留学日本并不是偶然。日本“师夷”的成功既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①本文所指“四川”，均系近代以来的四川，包括今重庆。
论蔡元培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和内涵 系别：历史学系专业：学科教学（历史）姓名：乐明月学号：51092902087 摘要：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是我国女子教育现代化的先驱，毕生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作为蔡元培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子教育思想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蔡元培提出该思想不仅受时代的影响而且与自身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该思想的内容主要包含“女子不学，无以自立”，“形成完全人格”，以及开女禁，提倡男女同校三方面。关键词：蔡元培；女子教育思想 中国绵延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封建礼教根深蒂固，所谓“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把女子排除在受教育之外，不但使女子的身心受到了禁锢，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晚清时期，一些富有眼光和男女平等的先进知识分子受东学西渐的影响，开始提倡打破对女子的禁锢，发展女子教育，实行男女同校，蔡元培就是这些倡导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十分关注中国女子教育问题，并为女子教育构建出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呼吁社会重视女子教育，“求国富强，人人宜受教育”，[1]416既欲令人人受教育，自当以女子为最重要之事”。[1]418蔡元培是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在推进中国女子教育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一、蔡元培女子教育思想的成因 （一）受时代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使得传统教育有了男女的严重差异，女子教育只是男子教育的附属和一种近似冠冕堂皇的幌子，在如此大环境下，女子所谓的“闺阁“式的教育，其内容不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以及类似《女儿经》《女四书》等封建读物，在教育层面依然使女子安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然而晚清随着封建社会收受了来自自身以及外部的种种挑战后，封建思想也逐渐开始松动，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开始萌发并发展开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女学或多或少，或浅显或深入的提出了一些看法。鸦片战争震碎了天朝美梦，甲午战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兵败的深层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教育救国和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而在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也开始觉醒，认识到主体意识以及女子教育对女子解放的关键性；另外西方教学在中国兴办女子学校，启发了先进的中国人。这就是蔡元培所处的时代，他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的发展，从理论上赋予女子教育深刻的内涵，并把他一系列的主张贯彻到实践中，在北大开中国男女同校的先河，“正本清源，自女学堂始”[2]，无论蔡元培所提倡的女子教育思想还是创办的女子学校都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自身的因素 其一，源于蔡元培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早在青年读书时代，蔡元培便已经从早期启蒙思想家俞正燮、宋恕等人那里接受了初步的男女平等思想，其中俞正燮的思想对他影响最大。他认为，“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意味。”[3]678而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中所作的《女子称谓贵重》、《女》、《贞女说》等文中，严厉批评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如《贞女说》一文指出，“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如是等等，他的观念“从各方面证明了男女平等的理想”，“我至今仍觉得有表章的必要”[3]678，是他深受影响的几本书之一。同时，他对宋恕关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主张也大加赞扬，认为这些主张是站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的立场上说话的。后来他在撰写《中国伦
浅谈唐代女子教育 唐代无疑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放的朝代，它的“开放性”特征为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女子提供了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历史舞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唐代女子享受了比前代女子更多的自由以及更大的受教育权。下面我将从伦理教育、家庭教育、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唐代女教的了解。 我国古代一直是男权社会，男女“生而不平等”比比皆是。即使在唐代，女子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任然是服从男权社会，使其更地顺从丈夫、侍奉公婆、治家教子，所以“三从四德”依然是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三从四德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唐朝女教书《女论语》、《女孝经》等妇德教育文献，都围绕封建伦理道德，具体阐述了妇女礼教规范。核心是让女子知晓为妇之道，以便日后很好地“事夫”。此外，唐代还很注重对女子“孝”的教育，唐玄宗颁布重出了《孝经》，鼓励和倡导全社会进行孝的教育。 虽说操守贞节是古代对妇女的最基本要求，但唐时少数民族的各种风气强烈地冲击了汉族原有的封建礼教桎梏，唐代妇女也受此影响，不少女子冲破世俗观念，主动追求爱情，未婚少女自主选择婚姻、已婚妇女离婚改嫁或夫死再嫁的例子在唐代也不胜枚举。而且唐朝社会诸多“妒妇”和“惧内”的事例，不仅反映出唐朝女子泼辣果敢的个性，也反映出她们不依赖丈夫，自信独立的特点。这与唐代女子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她们有了文化知识，本身素质提高，对地位的要求当然也有所上升。 在唐代，普通人家的女子也是无法获得受教育机会的，所以女教的普遍模式依然是家庭教育，只能在家庭接受父母兄长特别是母亲的言传身教。由于母亲的教育与子女的成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女子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正因为唐代女子普遍受到教育，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也促使她们教育出一批优秀的人才。 对女子而言，社会对她设定的角色是一个能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操持家事的贤妻良母形象。因而，家政技能是母亲对其进行家教的主要内容。女子在出嫁前要接受纺织、助祭、采桑养蚕等家务工作的训练，以便将来在夫家能操持家务。需要指出的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下，唐代女教允许女子所掌握的知识，基本停留在识字、记数以及浅易经书的启蒙教育水平。 在古代艺术世界的殿堂里，唐代妇女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女子艺术教育成就主要集中在诗歌、歌舞和书法领域中。 在诗风鼎盛的唐代，女子学诗已成普遍现象。而公认为成就最大的是居然是社会地位低微的娼妓、女冠。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娼妓女冠们大多生活经历颇为丰富多彩，饱尝世间冷暖，因而她们有更多的人生感慨和复杂情绪；再着她们的身份地位特殊，较少受到世俗礼法约束，有更广泛的社交生活，取材相对容易，因而她们的思想精神更加自由流动；同时受到来往文人骚客的熏陶，文化修养随之提高。比较出名且保存诗作最多的是薛涛、鱼玄机，李冶，她们与刘采春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 在唐代，女子的歌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教坊和梨园，教导宫人女子音乐和舞蹈的技艺，教授的乐舞内容也比较多元化，既有中原传统乐曲，也有从西域传入的胡人舞蹈和音乐，这是在其他朝代是很难看到的。这开启了女子艺术教育的风气，使唐代女子的艺术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36卷第3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5月Vol.36 No.3Journa l of Cen tra l Ch i na Nor ma l Un iversity(Ph il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ences) M ay1997晚清社会转型的教育需求与教会教育的演变 余子侠 摘 要 晚清社会转型要求教育由传统的“治人之教”转向为“治事之教”,逐步实现教育的国际化、专业化、世俗化和相对的普及化。由于中国教育转型显得过于沉重滞缓,致使教会教育乘 间获得立足发展的条件,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负了转型社会对教育提出的部分职责和需求。教会教 育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受教育与社会之间供需法则的支配而发生自己的改变。 关键词 晚清;社会转型;教育需求;教会教育 晚清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进入一种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易。根据社会的演进程序和质变的逐步深化,其时社会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840-1860年间的萌动时期,1860-1900年间的初步转型时期,1900年以后的逐步成型时期①。为了应答社会提出的种种新的时代需求,中国的教育事业亦相应地进入自己的历史转型期。由于中国教育转型显得过于沉重滞缓,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传播途径和表现形式的教会教育,乘间获得了在中土立足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负了转型社会对现实教育提出的部分职责和需求。所谓“教会学校”,作为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教育体系,正是在这种时代条件和历史机会中,完成了自身由产生到成型的发展步骤。 一 晚清中国的社会转型,征诸近代中国变化发展之实际,就其主因而论,乃发自于外来因素的催化。西来势力的日益侵逼,西方文明的不断浸染,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离异传统的趋向和成份。在社会变异和转型过程中,最为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变动,应数国际政治地位的改变、经济领域新质的产生和工商社会特征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或领域,程度不同地向教育提出种种新的时代需求。 首先,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数千年的农耕经济时代中,中国一向处于“天朝上邦”的国际地位,“我为上国,率土皆臣”的心理定势,直到鸦片战争后还时有表露。在传统时代尤其明清以往,中国社会包括文教事业的种种制度,一向自有传统、自成体系,并且通过有限的国际交往的辐射,成为东方世界各国景慕仿习的模式。然而,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走上了“解体的过程”,一步步地转入世界资本主义运行轨道。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不仅丧失了传统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成为其中极为平常的一员,而且已沦为一个主权并非完整的国家,成为极为贫弱受辱的一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并且为了适应国际变局、重构中外关系,于政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调适。诸如为了主持“夷务”,于中央、地方两级分别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为了实现“中外一体”,“遣使一节”也成了“必应举行之事”。如此等等,使中国社会对外交往开始向更宽广的领域、更纵深的层 收稿日期:1996-03-21
清末留日士官生兴与衰 士官 - 清末民初的军事政治舞台上，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官生群体，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现根据自己收集的材料，对早期留日士官生（辛亥以前归国者）的兴起与衰落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做一粗略评说，以求抛砖引玉。关于辛亥革命后归国的留日士官生，因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已不具备早期士官生的特点，故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 一 留日士官生是在上个世纪末清政府普练新军又急需军事人才的背景下掘起的一个群体。 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后，清政府开始创练新式陆军。感于现代军事人才的缺乏，在聘请洋教习训练军队和开办军校的同时，遣员到国外学习军事。当时，号称陆军最强的要数德国和日本，但德国远在西洋，而日本则为近邻，于是，自1898年起，清政府开始向日本选派军事留学生。受甲午战争战败和列强不断瓜分中国的刺激，不少爱国男儿，怀着报效国家，富国强兵的朴素愿望，弃文从武，成为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1901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路子已被断绝，更多年少的书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日俄战争后，日本也以其不可告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对中国派学生赴日本留学进一步放开，使的大量的青年涌入日本，每年仅官费生就达一百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自费赴日学习的也日渐增多。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 中国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最初均是从各省武备学堂的武学生中选送的，大约从1899年起，文学生也可以选送。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后所入的军校，主要有日本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以及私立东斌学校等，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位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于明治维新后的1874年创建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培养军士的士官学校）。该校在日本、在东亚，甚至在全世界都颇负盛名。二战中的日本陆军元凶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均毕业于该校。至于说为什么称士官学校而不称军官学校，大概是直接取自字译的缘故，在涉及日军的称呼上，经常遇到此一直接取自字译的例子，如“连队”、“小铳”、“自行车”等，就都不能按中国词语的定义去解释。 按规定，凡欲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入军事预备学校------成城学校（1903年后改称振武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再到陆军连队（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资格的实习半年到一年，然后，再以下士资格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仍要再到连队实习三个月到半年，期满后毕业，以“少尉资格录用”。 士官生毕业回国后，按照清政府的规定，还要经过再考核，成绩合格的授“协军校”（少尉），特别优秀的则授“副军校”（中尉）。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留日士官生人数少，清廷的新军编练工作又刚刚开始，百事待兴，人才急缺，所以，士官生归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破格使用，分发到部队的最低也要给以管带（营长）职务，且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升迁。如士官六期的黄国梁、阎锡山，1909年回国后，次年便分别担任了山西新军混成协仅有的两个标第85标、第86标的统带（团长），五期的殷承献、六期的程潜则于毕业回国后的当年便分别担任了新军第17镇、第19镇的正参谋官（师参谋长）。其他还有许多。至辛亥革命暴发前，
读《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便是目录。没有想象中的按年代或者事件 分章节，而是以三个不同的角度（清政府，外报刊，本土意见领袖），将内容 层次分清楚。让我们这些对新闻史了解不多的学生，也能大体知道书中所叙重点。 晚清时期，很多报刊的意义仍停留在古代阶段，不但没有采访权，而且出 版内容严格受制约，报纸只是舆论控制的工具。与此同时，信息的传播急需另 外一种途径，小报应运而生，担起信息传播的重任。只是作为民间舆论的载体，代表民间声音，其盛行必然不利于朝廷舆论控制，因此遭受多次打击。纵观各 朝小报，政治的声音有，但娱乐的信息似乎更多，清末小报就是沿着娱乐化趋 向发展了一段时间。 小报如此，而官报依旧引导社会舆论导向。创办官报，抵制民间报刊，钳 制舆论，是内廷与外朝的共识。不管是意在“通上下”，消除社会分层间隔阂 的《北洋官报》，还是前部分传达官方意思，后部分传播经世致用之学的《南 洋官报》，都在舆论控制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创办近代报业，晚清报刊原本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由于报纸发行量有限，影响不大，而且外报占大多数，清政府对此采取了 听之任之的态度，干预甚少。维新变法时期，大量政论报刊的涌现引起了清政 府对于报刊功能和作用的重视。从鸦片战争到维新变法，晚清报刊依附清廷， 洋务或维新派，西方列强。其中维新运动引发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影
响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只是维新人物所办的报刊，多属民间经营性质，着力维新舆论合法性建构，兴衰成败多与维新变法相始终。 说到报刊，不得不提的便是在民众思想启蒙上，功不可没的外刊。出于兴趣，我先看了第一编和第三编，然后回头翻起第二编----外报刊与晚清舆论，之所以选择最后再看，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外刊价值取向跟新闻相差甚远，宗教性的报刊基本都以给人洗脑为主，商业性的报刊目的则在于盈利.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候，再加上精神侵蚀，未免太过于残酷。 看完第二编才发现，外刊在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其中不少是有利的。例如启蒙思想，打破中国人的传统守旧观念。传播知识，客观上有利于国人对世界图景的认知。提供借鉴，启迪中国人学习其办报手法，准备物质基础，加速中国人自己开办报刊的步伐。所以说，评价需要从两方面进行，不能凭个人想象去断定事物好坏。 总体来说，王老师的《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目前我只读了一遍，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远远不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依据史料读懂，很多地方的论点可以用心去记。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刚踏上新闻路的学生，要做的要学的还有很多。以无知做借口，实在过于可笑了。当一位新闻工作者完全不知道本行业的历史，也许就不知道什么是新闻，也不会抓新闻。这些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金子，正等待着我们去淘······
关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李佳 （国际教育学院2014级信息工程二班学号：541412250210） 摘要：近代是中国女子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时期，是中国女子教育现代化的启蒙阶段。虽然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斗争和较量，使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相对来说较有特色，对当代女子教育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近代；女子教育；发展 妇女问题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延续，使得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直接导致了时至19世纪末叶的中华帝国尚无一所可供广大女性读书学习的校园。女性文盲状态的普遍性，与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文明史极不协调的尴尬局面，终于晚清时期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并且被提到了事关国家存亡的高度。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理论也输入中国。这个时期，随着先进思想的涌入中国人开始觉醒，也带来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带来了中国女性的觉醒。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由此起步，新型的反封建，反迷信，追求科学、真理、独立、平等、自由的女子教育逐步打开局面。 一、女子教育的发展需要经济的发展作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属于上层建筑。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萌芽和近代工业的发展是相关的。例如：近代工业的发展对于知识女工的需求，客观上促进了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在当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持，无论是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还是在经费的支持等方面都是如此。 二、女子教育的发展需要政策给予保障和支持 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子小学堂及女子师范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教育体制。中国歷史上第一次从
课时跟踪检测（五）中华文明的阵痛与转型——晚清时期 (时间：45分钟满分：85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48分) 1．(2019·山西太原二模)1830年，47名在华英商上书英国国会，历数在华遭受的禁止乘轿等诸多限制，控诉广东当局称其为“奸夷”。1834年，80余名英商致国王的请愿书建议发动战争解决对华关系问题。这反映出() A．英商旨在维护英帝国尊严 B．“海禁”政策阻断了中英贸易 C．英国寻求平等的对华关系 D．侵华战争舆论氛围逐渐形成 解析：选D在华英商的“上书”“请愿”等行为属于商人的个人行为，与维护英帝国的尊严没有多大关系，故A项错误；在1830年，中英贸易并没有被阻断，故B项错误；题干反映的是英国商人对华的态度问题，没有提及英国对华的态度问题，故C项错误；鸦片战争之前，在华英商通过“上书”“请愿”等方式，在国内为鸦片战争制造了舆论支持，故D项正确。 2．(2019·江西重点中学盟校第二次联考)1844年，美国特使顾盛抵达澳门。当清廷得知其有进京呈递国书的要求时，给钦差大臣耆英的唯一指示就是阻止这一行动。为此，耆英不惜与之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这反映出清政府() A．对外奉行投降政策B．继续推行闭关政策 C．有效抵抗外来侵略D．竭力维护天朝体面 解析：选D“投降政策”不符合史实，故A项错误；鸦片战争后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故B项错误；“有效抵抗”不符合史实，故C项错误；由材料“当清廷得知其有进京……阻止这一行动。为此，耆英不惜与之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可知清政府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维护大国体面，故D项正确。 3．据统计，1819～1840年，西人传入中国的世界史地著译约13种；1840～1860年，新增加了12种，这些新著对世界的描绘比较具体、详细。材料现象() A．推动了闭关锁国政策的瓦解 B．为洋务运动开展奠定基础 C．利于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化 D．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控制
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西方教育学的译介 摘要:在近代西方教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清末留日学生通过翻译书籍、创办刊物等活动,他们把西方教育理论、方法、制度等引入中国,为中国教育革新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不仅是国内最早的教育专业刊物,也是留日学生介绍西方教育学的重要阵地,推动了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留日学生教育学译介活动由前期照抄照搬发展到后期逐步注意到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清末留日学生对近代西方教育学的引进译介,是近代中国教育学兴起的第一步。 关键词:留日学生西方教育学 一、留日学生译介教育学概况 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中国)最初的新式教育,全是留学日本的产品”,表明留日学生在引进译介近代西方教育学中的主体地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印了一份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内分16门目,其中多数是由留日学生译自日文。罗振玉指出,《教育世界》中“所译各科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科教科书有可通用者,有须特撰者,兹译日本教书为蓝本,海内学者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 清末时期留日学生对西方教育学的译介为什么主要是日文中译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广译》篇中指出:“第一,国人精通西洋语文者甚少,故多误译;第二,西洋人故意拖延教学,费时甚多,不能应急。”“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内人士看来,日本在引进西方教育学的过程中已经经过去粗取精的处理,大多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翻译日文书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可以解决国内教育的燃眉之需。所以,有一定的语言和专业能力的留日学生,就成为翻译传播教育学新知识的重要中介。 译介书籍是留日学生引进西学的主要手段,他们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翻译团体,翻译介绍政治、法律、哲学、经济、生理等方面的书籍,对教育学书籍的翻译介绍,尤为重视。值得称道的是,在留日学生中,还出现了专门翻译出版教育书籍的专业出版社。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会文学社、国学社。会文学社成立于1903年,该社出版了由留日学生范迪吉选定的日本中等学校教科书及一般教养书100册,其中教育类5种,包括富山房编的《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等等。这套全书被称为“普通百科全书”,收纳的内容十分丰富,种类也十分齐全。 除上述专门从事翻译的团体外,还有一部分留日学生将他们所译的教育学教科书寄回,交国内书局出版。如1904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的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豸等译的《教育学》;1906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译的《教育学》等等。
兰台世界2012·4月下旬 ……………………………………………………………………………………………………………………………………………………… 多箱被日军掠去。北平沦陷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被伪新民会提去图书4473册，其余的或被日军抢夺、焚烧、变卖，或被偷窃、破坏、虫蛀，馆藏损失极其惨重。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南迁至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临时大学合作，成立临时大学图书馆，开展图书馆服务工作。1938年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临时大学一同迁入昆明，并继续与西南联大合作办图书馆，为抗战时期缺乏参考书的高校师生服务。同年5月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积极征购云南、四川等地的西南文献，并出版了《国立北京图书馆西南各省方志目录》。此外还设有上海、重庆、香港等办事处[2]89。留守北平的馆员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馆产，在敌伪的压迫下忍辱负重维持馆务。上海方面则积极收集抗日史料，除了国统区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沦陷区的报纸传单刊物。同时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收集到大批解放区的书籍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珍贵书刊文献。香港方面利用所处环境寻求国际上的援助，在美英各国图书馆界的帮助下收到许多捐赠图书，极大丰富了馆藏。重庆方面进行正常的印制馆刊采购图书的业务。抗战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又回到北平，在对原有藏书进行清点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藏书建设。 三、中国国家图书馆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国立北平图书馆。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移交至文化部，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1年，文化部颁布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将其改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国家级图书馆。这座命运多舛的图书馆迎来了它的第二春。由于政府的支持，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增长有了基本保证，即使在文革时期，业务工作虽然遭受重创，但其藏书仍然得以保全。1975年在病重中的周总理亲自指示下，北京图书馆在西直门外重新选址建造新馆，并于1987年落成使用，成为北京图书馆迈进现代化的标志。1998年12月，北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1999年 实现365天全天候开馆，同时建立国家图书馆第一家部委分馆。国家图书馆网络建设也在此时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在2003年实现了采访、编目、加工、流通等多项业务的自动化管理。2008年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落成开放。同年9月开启国家数字图书馆，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向数字化的重要转变，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至2009年国家图书馆百岁华诞之时，馆藏文献已达2700万册[3]10。国家图书馆以人才兴馆、科技强馆、服务立馆为宗旨，大胆开拓，锐意改革，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镇铭.京师图书馆的基础藏书及其渊源[J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3）. [2]吴效华.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2（4）. [3]孙承鉴.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起步与发展[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0（3）.史籍所见最早的从事社会教育的女性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据史书记载，一些掌握有扎实的文史知识和技艺的女才人开始亲自以其一技之长传授生徒。“苻坚为太常。坚常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缦而授业，号宋氏为‘宣文君’，屠侍婢十人。”[1]1538 除此之外，南朝吴郡韩兰英被武帝赐“博士”称号，担任六宫文化教师；王羲之曾受业于女书法家卫烁门下。 明清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通过为上流人家的女孩教授儒家经典、诗歌艺术和绘画谋生的职业女塾师。对于女子为人师，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并没有明文禁止，反而加以提倡。清初《内则衍义》中提到：“明贾氏，幼读书通大义。家贫而寡，设教女馆，授书自结，闺门肃然。 事闻旌之。”顺治皇帝特加暗语赞扬：“以女子而设馆教人，古今以来所不多有。贾氏家贫孀居，不得已而授书自给。其学问之博，可以 概见：闺门肃然，其有得于学，并可以类推矣。” [2] 在统治者的提倡下，清代女子私塾得以推行。但是，这时候的女学更多的是局限于上层社会附属于家庭教育的封建伦理纲常的传习，担任教师的女性也是沿袭其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真正使女教师“在社会上的工作合法化”[3]87 ，是清末女子师范教 育兴起的推动。1898年，在外国传教士创办女学堂传教的刺激下，经元善创办了第一所中国女学堂———“经正女学”。随后便出现“京外臣工条陈请办女学者日众”的状况。各地女子学堂相继出现。面对不断出现的女子学堂，清政府被迫在1907年3月8日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修订了1904年1月颁布的《癸卯学制》 的“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子教育”的主张。《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了女子学堂分为初等、高等及两等并设三种，学制各4年，凡是女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规定设立女子小学“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需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还规定:每县州必设立女子师范一所，初办可由官府筹设，并允许民办，学制亦为4年。接着，女子职业教育也经呈准而在各地展开。至此，癸卯学制终于以国家法制的形式，局部地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 各地女子师范学堂的设立，使得女性从家庭走上社会，“教师”真正成为女性谋生的一种职业。 一、清末四川女子师范教育兴办原因 1.四川虽偏出内地，也出现了少量的闺塾师，为四川女子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的兴起预备了相当数量的初通文义的女教师和女学生。巴县吴梅修茂才的女弟子“年甫十六，修学甚敏，文亦可观”，被聘为清末四川女子师范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四川女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清政府与地方官员推动的结果，同时是早期四 川近代化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客观上促进了妇女解放和社会风气变化。 清末四川女子师范教育 浅析清末四川女子师范教育 □ 内江师范学院胡静 摘要关键词文史探源 WENSHITANYUAN 64
读《清末留日学生》 姓名：罗川学号：3120103519 专业班级：社科1205 选书说明： 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有关此类的著作也是浩如烟海，加之近年来中日关系日趋复杂，尤其是最近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纷争的日趋白热化，导致中日正常关系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熟知历史有助于我们如今洞悉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作为普通的大学生，我希望能够从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角度出发增加在学术上中国对日本爱恨交加的了解，因而在选取阅读书目的时候比较偏向于此类著作，而非部分推荐书目，这里还望老师见谅。所以最后选择阅读了黄福庆先生所著的《清末留学生》，虽然台版的书以古书格式（白话文）出版，阅读比较耗费时间，但是在耐心阅读以后仍有所体悟，以此为基础增加了对近代中国学术氛围。 正文： 本书在探讨人、事时从留日学生、清政府、日本等多个角度全面而客观地分别加以介绍，基本舍弃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悲情的意识，重在重现历史，鲜有说教，对利弊两方面均加以展现，很能引人深思。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统治面临日愈加重的内忧外患，国家危在旦夕，尤其是甲午一役，更是令清政府创巨痛深。危难之中，有识之士不断觉醒，国内掀起了变法图强的浪潮。 维新变法和各类政治运动鉴于改革的需要而培养新式人才，近代留学之风即始于此。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为清末政治改革中重要措施之一。客观条件上，东渡日本较西洋各国方便；内在的政治因素上，留日也能满
足清廷的需要：以速成的方法，模仿日本维新。于是，日本成为近代中国学生与当政者心目中理想的去处。 近代留学日本的历史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期自1896至1911年，留日学生返国动机主要是国内情势，此阶段为本书的主要研究时期；此后三个阶段分别为：1912至1915年、1916至1931年、1932至1937年，这一时期中留学生返国的动机主因是日本的侵略， 1896年，总署奏陈《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粗定章程。中日对留学日本学生的特设教育机构应运而生，留学日本的热潮，遂弥漫全国。“留学日本学生监督处”为有关留日学生事务的总机关，此教育行政机关在世界各国教育行政制度上为中国所独创。为了管理留日学生，清政府先后出台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十款》、《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款》、《自行酌办立案章程十条》、《约定游学生章程（张之洞）》、《管理游学生章程》、《新定留学生请假规则》等相关政策规定。 留日学生包括官费生和私费生，既有速成科学生，也有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文武、自然科学各科的学生，女子留学的滥觞亦在此时。留学生带着博取功名之心赴日深造，学成后政府依等级优待。对于毕业生的考察，处处充斥着中体西用的特点。考验分为两场：第一场专门考科目，第二场考经史。第一次在学务处，及格者再行保和殿殿试，殿试悉循科举制，题目分为理科和文科两种。考核结果显示，欧美留学生远优于留日学生，此事引发国内外对留日学生素质的思考。 因国内尚未建立教授普通学的环境，大批赴日学生以学习日本语文为主，另外加之少许中等学校科目，为避免这种费时费力的现象出现，政府定立资格限制，速成教育代替普通学，成为日本留学的主流。速成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形成示范教育和政法教育两大主流。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教育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性别差异。自夏商周三代开始， 男子便基本上垄断了学校、私塾等各种官、私教育资源，而女子一般只能接受家庭教育。此外，就教育目的和内容而言，古代男女教育更是迥然相异。广大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样有权读经治史，参加科举考试，而只能接受以塑造贤妻良母形象为目标的、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主要内容的女教。然而，历代统治者、士大夫乃至庶民阶层对女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却不亚于男子教育。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子教育，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男权宗法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基于对这一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各朝各代都极力推崇女子教育，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发达的女教。 一、古代女子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远远低于男性。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观念自生命诞生之初就已显现。《诗·小雅·斯干》记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以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以裼，载弄之瓦。”女子在初生之始，就被规定了卑弱低下的地位。以后，其人生道路的各方面包括所接受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地深刻上这一烙印。社会对女性施行教育的目的不可能像对于男子的期待那样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是为了使其更好地顺从丈夫、 侍奉公婆、治家教子。因此，围绕这一目的展开的教育，势必只关注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和家政技能教育。 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指：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礼纬·含文嘉》）和“仁、义、礼、智、信”（《举贤良对策》 ）。三从四德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和“妇德、妇言、妇容、 妇功”（《周礼·天官·冢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贞节观念。操守贞节是古代女教对妇女的最基本要求。先秦时期，贞节观念已出现于儒家经典中。 《周易·桓卦·象传》率先提出：“妇人贞洁，从一而终。”秦汉以后，各统治集团都极力鼓吹贞节，贞节理论日趋完备，其要义有三个方面：一是保持“童贞”，即婚前不与任何异性发生性 关系；二是保持“妇贞”，即婚后只与丈夫保持性关系；三是保持“从一之贞”，即夫在不改嫁，夫死不再嫁。（参见陈顾远．中国婚姻史［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４：１８３．）其二，柔顺之道。古代女教要求女子要敬顺丈夫。 《女诫·敬慎》认为“敬顺之道”，乃“妇人之大礼也”。《女论语》进一步提出为妻敬事丈夫的“七莫”具体道德要求。其三，孝顺之道。在与父母、公婆关系方面，女教要求女子奉行孝顺准则。《礼记 ·内则》中提出：“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子媳孝者敬老，父母姑舅之命，勿逆勿怠”。《女范捷录》亦言：“夫孝者百行之源而尤为女德之首也。”《女论语》则专门对女子如何侍奉父母及公婆做了详细的规定。 除此以外，家政技能教育也是古代女子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指导思想下，古代女教允许女子所掌握的知识，基本停留在识字、记数以及浅易经书的启蒙教育水平。《礼记·内则》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可见，十岁以前，对男女幼童的培养基本没有差别。十岁之后，男女教育就别为两途了。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而女子则“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蚕，织妊织，学女事，以供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显然，十岁以后，男女所学大相径庭。女子无缘继续接受更高层次的文化知识教育。对于女子而言，社会对其未来角色的设计是一个能侍奉公婆、 相夫教子、操持家事的贤妻良母形象。因而，烹饪纺织、 采桑养蚕等家事才是其应该学习和具备的基本功夫。妇女在出嫁前要接受纺织、助祭等家务工作的训练，以便将来在夫家能操持家务。 当然，中国历代也不乏一些女性因家庭环境优越而有幸接受高深的文化知识教育。例如并称中国四大才女的蔡文姬、李清照、卓文君、上官婉儿（或班昭）。蔡文姬父亲蔡邕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又精于天文数理，妙解音律。蔡文姬自小耳濡目染，既“博学而有才辨，又妙于音律”。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也出生 浅谈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许莹莹 （福建社会科学院 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１ ） 【黑龙江史志2012.18（总第283期）】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