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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与多余人比较谈

[收稿日期]2006-07-17

[作者简介]唐蔚(),男,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师。

贾宝玉与多余人比较谈

唐蔚

(广西财经学院 文化与传播系,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多余人”形象的出现,是世界文学史上特有的现象。本文试图借助“多余人”文学精神悲剧的视角,

探讨贾宝玉精神悲剧的中国文化特色。与“多余人”比较,因文化背景,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贾宝玉的精神悲剧主要表现为纯粹的精神探索,缺乏共鸣的社会基础,因而不可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关键词]贾宝玉;俄罗斯“多余人”;精神悲剧[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两百多年以来,《红楼梦》因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蕴屹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阅读和阐释,甚至有专门研究的“红学”。对贾宝玉这一文学形象,我国评论界似早已有定论,但如果把他放到世界文学的广阔领域来考察,我认为他是中国典型的“多余人”。本文试图借助俄罗斯“多余人”的文学精神悲剧的视角,探讨贾宝玉精神悲剧的中国特色,对两者进行比较尝试。

俄罗斯“多余人”是十九世纪20-50年代,俄罗斯作家塑造的一批独特的肖像,它指的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生活在贵族阶级趋向没落的时期,在反动专制政体和农奴制下感到窒息,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远离人民,无法摆脱贵族立场,缺乏生活目的,不能有所作为。”①

这些典型形象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却有其相同的特征:他们都是贵族出身,有一定的文化素养,都怀有对现状不满,又无法摆脱困境,寻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尽管他们头脑清晰,精力充沛,有一定的理想和追求,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感到郁闷、孤独、压抑,患上了“忧郁症”,终生无所作为。他们实际上是既遭到统治阶级的冷落而又为人民群众所不需要的人。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革命的先驱者和启蒙者。他们已经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腐朽、没落和黑暗,虽无力改变它,但拒绝与它合作或充当它的走狗。他们的痛苦与挣扎,忧郁与压抑,消极与悲观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

的精神与良心植入了他们的心灵,只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软弱和局限而无法把握和承担,酿成自我精神上的悲剧。因此,他们的悲剧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高尔基在评价罗亭的积极作用时写道:“在那个时代,理想家是需要的,而且是重要的人物,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是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更有用处的人物……理想家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现实的批判者,可以说他在耕耘处女地,当初的

实践家又能做些什么呢?”②

“多余人”就是用他们的

关于自由、正义、爱情和信仰的热烈语言,传播着改革的思想,唤醒沉睡着的人们思考社会和人生,在人们心中播下真理的种子,激励人们投身于改革社会的斗争中去。这也正是他们精神悲剧的进步性所在。

对于贾宝玉,则有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精神悲剧性,以及这种悲剧的不同凡响及在中国历史上的旷古绝今。“怡红公子决不仅仅是洞察女子悲剧的主观镜头,更不仅仅是标志着家庭衰亡的重要征兆,

他的价值主要存在于他的精神悲剧本身。”③“他在

‘奴性’十足的封建卫道者贾政、贾母面前,是一个热烈追求‘人性’的新人;他在徘徊于十字路口的芸芸众生面前,是一个有幸得风气之先的,比较清醒的‘早行人’,他在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中间,是一个需要在行动上给予支持,给予促进的‘理想主义者’,要想真正成熟起来,做点事,还得经过艰难曲折的人生跋涉,弄不好还可能中途止步,到他那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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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第19卷增刊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 nce and Econ omics Oct.2006Vol 119 

19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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