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琦善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和林则徐相对的一名要臣。大部分学者把他定位为一个卖国贼。因为首先，在鸦片战争前夕的禁烟运动中，他是严禁派的代表人物。在鸦片战争中，和英国人和谈的过程中，是他一手把香港推给了英国人。而在以蒋廷黻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中，又为琦善带了近一百年的卖国贼的帽子摘下。两部分学者在禁烟问题，订立合约，以及琦善的外交，军事上的态度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琦善、研究综述
引言
琦善于1806年16即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以后历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江宁、河南布政使。嘉庆二十四年升河南巡抚，因督治河工失职，被革职。不久，又被起用为河南按察使。29岁，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河南巡抚。道光元年后，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1819年，又因在河工大案中犯有主要
过咎，部议革职，但在道光帝的庇护下，只降为内阁学士，一个月后即又授山东巡抚，九年升四川总督。道光十一年调直隶总督，此后一直署理或实任直隶总督达十年之久。其间，道光十六年授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又拜文渊阁大学士。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身分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可以位极人臣，圣眷正隆，为同僚们望尘莫及。
琦善身居清朝政治的重要地位，他的言行对史上的禁烟问题，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签订等都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在他生前身后多有评议。
●禁烟问题中的琦善
1.1 琦善对禁烟问题采取的态度
杨英华对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进行论述，首先提出在禁烟运动中，清王朝内部不存在所谓的“弛禁派”。而后在对琦善在禁烟运动的评价上，还是肯定了他的功劳。作者首先否定了，在清政府内部会出现严禁和弛禁两派在道光帝颁布的谕旨，从对禁烟的严厉程度上看，道光帝对禁烟的信心是很大的，清王朝内部，就绝不可能有弛禁派。禁烟是传统的政策，而且禁烟是防止白银外流，在当时还没有任何洋人的压力，所以对于封建官僚来说，与公与私都不可能存在弛禁的观点。作者又指出，所谓两派只是在禁烟方式上的分歧。穆彰阿和琦善主张是重治贩运，而林则徐等人主张的是重治吸食。琦善主张“严拿囤贩”，从吸食和贩运二者对社会造成的威胁上看，琦善的主张还是
值得肯定的，所以再次说明琦善等人并不是所谓的弛禁派。
李文轩也指出，琦善不是弛禁派的领袖，在历史上也并不存在这一派。琦善在全国禁烟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见解实质上并非全然的弛禁，只是在方式方法上谕他人意见相左。
然而相反的观点与上述学者的意见相对立。萧致治徐增提出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对待禁烟问题上出现两个明显的对立派别，而林则徐和琦善就是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道光帝对禁烟问题一直采取认真的态度，也一向是当做一项要务来处理，而对此琦善未进一言，未办一案，表明了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琦善促使道光帝禁烟一事更不可能，在此之前道光帝已经颁布了多项谕旨，命令禁烟。
1.2 做法与行动动机
卲伯其在从琦善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来进行研究，提出历史人物的自身背景，会影响他的立场。琦善与其投靠的穆党和鸦片走私的利益是一致的，在鸦片走私的过程中他们不顾国计民生，只图享乐发财，所以使得琦善对严禁派大肆反对。
隋文喜在文中提出鸦片战争失败最直接，最关键的原因是在于政治的腐败，尤其是吏治的腐败，并从鸦片走私的日趋严重。在当时上至文武百官，绿营士兵，下至黎民百姓都在吸食鸦片，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制造种种借口反对禁烟，拖延和削弱禁烟措施。而琦善就是存在于中央的代表，也就是有了他们的出现使得清政府的禁烟令形同虚设。据左宗棠说“琦善的西人金千万，遂坚主义和”，并在后来琦善被抄家时，也查出大量金银宝器，说明了琦善成为了鸦片走私的政治代
理人。
李文轩在文章中提出，首先琦善表明自己的立场即是支持严禁鸦片，认同当时钱贵钱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鸦片大量走私导致到白银外流，引发银价上涨。但另一方面，他妄图用“黜奢崇俭”的办法来挽救，则不免有失偏颇。其次，在“重吸食，轻兴贩”为题上，通过以年份约定断绝烟瘾期限的做法也不切实际，因为如果按照刑法期限的规定，在期限内没有按时戒掉，则“彼时诛之既不可胜诛，不诛则法立不行，益至无所顾忌”，反而助长了吸食者的气焰。第三，琦善反驳黄爵滋的“清查保甲”法，民众对于“奸徒讹诈、吏胥骚扰，不可胜言”，一般百姓对于“吸食者之贻害”“未必深知，一经举首，即致大辟”，如果以平常心来看，“当无不心存恻隐”而加以掩护吸食者，那么，必然违反国家法令，不加以掩饰，则引发民众之间的矛盾与猜疑，导致“虽亲属不的相容，势必讼狱繁兴，民气日浇”，与历来名教之法相抵牾。因此，在制定刑罚时，体示宽大，“兴贩鸦片烟者，发近边充军。。。”这里看出，琦善重刑禁烟，但反对吸食论死。兴贩与吸食论死。兴贩与吸食相比，前者是源，危害大，应重刑，后者是流，危害小，罪行相对轻。尤其是加重了对官员的处罚，有威慑的作用在内。最重达到“拔本塞源，庶外夷之毒物，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
●鸦片战争中的琦善
2.1对战争的态度
萧立岩对琦善在军事上应该担负的责任做出了陈述，琦善在对英的谈判中之所以处于软弱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军事防御上一直抱
消极被动的态度造成的。他在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有一个极端错误的逻辑，就是认为中国军队非英军之敌，作无益的战备，反不如放弃防务，还可以比较容易的和敌人达成妥协，因此他完全放松了对敌人可能发动突然袭击的警惕，而一味追求和谈解决的途径。
2.2对战争的作用与准备
何可尘在关于琦善在广州不派遣援兵支援的问题上指出，在1840年9月初，道光帝就因要节约靡费，而下令各省沿海裁减军队，而到了琦善11月底来到广州的时候沿海各省已经实行了相应的撤防。而到达广州之后，在看到英军以武力相威胁时，琦善向道光帝上书，以杖打肆其恫喝，可以看出琦善不敢轻易的削减武力。相反的是，何可尘提出，琦善反而增加的设防的武力。而在道光帝眼中，这是在自己国土上进行的保卫性战争，应该得到爱国军民的支持，而没有看到本国在经济，军事上的落后性。
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还是与之相反，蒋廷黻认为琦善在军事上“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而萧致治和徐增的观点提出琦善根本不把加强防卫放在身上，在军事防卫上存在很多问题，所以理应受到责备。直隶沿海防务废弛，天津的兵力单薄，根本不足以防御，大炮也是锈坏不堪用的旧炮，这些都和琦善存在直接的关系。其次面对英国的船坚炮利，琦善并没有像林则徐一样加强自身的武器防卫，反倒是对英国的武器进行夸大，为自己的妥协找到合理的借口。再有就是在战争中不依靠民众抗英，反而仇视民众。
隋文喜提出吏治的腐败使得军队的优势不能发挥，在战争中，
导致军事力量对比的逆转。中国在战争中拥有很好的武器，但是琦善却“奉旨不准开炮”，把军事要地和防御武器拱手让人。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物而是人，而投降派琦善之流宣扬武器决定论，大肆制造英军船坚炮利不可战胜的流言，是为投降路线及保护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做辩解。
吴兆清在对琦善在广州和谈的过程中，不是据理驳斥，积极备战而是一开始就采取了妥协求和的方针，一反林则徐所为，解散招募的水手，撤除防务，并奏报军情时总是夸大英方的力量，借以开脱自己的无能。道光皇帝在英军占领香港岛后，下令把琦善抄家，而在琦善家中查抄出大量官银财宝。
●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和谈
3.1外交上的作法
蒋廷黻等人认为琦善是外交能手，先知先觉的进行了妥协。作者认为首先琦善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世界的形势，他没有像林则徐一样学习外国的知识，所以连英国处于什么方向都不知道。其次琦善只看到了英国在军事方面的形势，而不是把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综合统一起来，就断言不可能战胜英国的船坚炮利是片面的。而在知己知彼方面琦善更是做出一副妥协投降的姿态。
黄顺力指出在以前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把琦善化为妥协投降派，妥协和投降卖国就是他们的天性这一观点。并指出，其实他们也有一个从主战到主和的过程，但无论他们呢主战还是主和，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居高临下，妄自尊大的心理，所以不能传统心态的困扰。一味的
只是想维护大国君臣的名分，同意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萧立岩在文中提出琦善的投降主义外交：琦善在从英国人和谈开始，就一直奉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琦善在对英交涉中，从一开始就奉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思想的总根源就是一个“怕”字，而这种心里的形成，绝不是由于他对英军实力以及中英之间在战略上的优劣形势有任何较深的认识。而他之所以害怕英国人，也是因为害怕英国人的船坚炮利。其次作者又对琦善在军事上应该担负的责任做出了陈述，琦善在对英的谈判中之所以处于软弱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军事防御上一直抱消极被动的态度造成的。他在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有一个极端错误的逻辑，就是认为中国军队非英军之敌，作无益的战备，反不如放弃防务，还可以比较容易的和敌人达成妥协，因此他完全放松了对敌人可能发动突然袭击的警惕，而一味追求和谈解决的途径。
李书源在文中提出就在义律步步进逼、琦善节节退让之时，清政府的政策由羁縻向抵抗转化。琦善赴粤后，道光以为英人一定会“恭顺”地听候查办，缴地退兵。但定海经伊里布几次交涉，毫无结果，道光才感到侵略者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易于满足，羁糜的政策也因之动摇。而琦善的投降心理早已为英人掌握:“如果让琦善以自己的不受约束的观点来指导谈判的话，对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定的困难一定会永远排除”。
3.2作法的背景
卲伯其认为在定海失陷后道光帝派遣琦善前去谈判时，琦善在
读懂道光皇帝的暗意“不能丢掉天朝盛威的脸面”后，又认为可以借此机会铲除严禁派，对英国的态度谄媚讨好，体现了琦善媚外丑态，奸诈手腕的奴才本性。在琦善赴广州谈判的问题上，因为琦善早就深知皇帝的性格和权威，所以在他赴广州之前就不断地为他媚外卖国制造舆论。抵达广州琦善企图得到英国人谅解，议和成功回京领赏，但却不顾及国家的权益。在为得到道光帝同意，始终未加盖关防，并与英国签下《川鼻草约》，主动会见义律，黄埔求和等等，都体现出琦善的卖国求和之心。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远比西方落后以武力反抗西方侵略者必遭失败。所以最为明智的策略应该是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侵略者缔结合约，然后集中全力搞近代化，等赶上西方后在与其较量，相反如果坚持抵抗，不仅损失大于不战而和，而且会延误近代化的进程。琦善坚持屈辱求和，不但并非卖国，而是他的超人之处，表明了他在知己知彼，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方面远在时人之上。在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点认为：反抗近代强敌，固然极其艰难，单位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只应誓死抵抗，不应屈辱求和，所以像琦善这样的人就是卖国贼。而在一些创新学者例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也是对鸦片战争中的“和”“战”问题的研究首先从为琦善洗刷卖国罪名入手。但对琦善在战争中和战后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并指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琦善在谈判中曾千方百计企图诱使英放让步，但都失败了，他自己则在英方压力下步步退让，“看
不出他在外交上有何高明之处”。在书中考察琦善时指出，琦善在战后复出的11年中，“未为中国的变革做任何有益的事”。说明“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
李书源通过在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态度阐述了鸦片战争失利的各方面的原因，但从用人这方面看，道光的最终选择妥协，也和他信任重用琦善有关联，林则徐被革职后代之以琦善后。形势就有巨大的改变，虽然琦善最后被革职拿问，但是广州的抗英斗争已受到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茅海建提出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琦善的卖国问题，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就被指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然而在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有近乎无尽的权利，因而要对一切事件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而在当时人们对政治的批判也只能到大臣一级，所以在人们的思想中就会产生了“奸臣”欺瞒君主，滥用职权等的罪名。由此，尽管妥协的决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但是妥协的失败责任却应由执行者琦善来担任。
●琦善与穿鼻草约的签订
4.1英国人的做法
庄建平在文中提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国进行了两次谈判，在谈判中英方代表义律宣布了双方签署了《穿鼻草约》而在英国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文书，汇集了琦善与义律在交
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这些档案记载表明，琦善根本没有签订《穿鼻草约》，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4.2琦善的回应
曾景忠文中阐述了，在鸦片战争进行之际，义律宣称他已与钦差大臣琦善达成协议：“清廷已经同意，除开放广州贸易，向英商赔付烟价之外，允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也就是人们相信的，义律与琦善草签过载有上述内容的穿鼻条约。然而作者指出刘存宽从查阅到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此说纯属无中生有，实际的情况是义律虽在谈判中提出过割让香港，琦善在谈判中曾做出让步，答应赔付烟价，开放口岸，但对割让香港地方的要求断然拒绝。后在英国武力相逼之下，琦善答应只准其在香港地方泊舟寄居。
庄建平又提到清政府与英国在交涉过程中，琦善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一律的要求，尤其是在割让土地一项上更是坚决拒绝的。而这样认为义律与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是与事实不符的。其一，对一律在1月16日的照会，琦善没有答复，双方也没有举行会谈，所以在《穿鼻草约》上，既无岐山的签字也无关防。其二，就《穿鼻草约》的内容而言，与琦善呈送的公文所述，有明显的出入，鉴此两点，可以说“穿鼻草约”完全是义律一手编造出的假协定。
●琦善与林则徐的对比
在关于禁烟问题上，道光帝对此一直采取认真的态度，也一向是当做一项要务来处理，而对此琦善未进一言，未办一案，表明了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琦善促使道光帝禁烟一事更不可能，
在此之前道光帝已经颁布了多项谕旨，命令禁烟。则与林则徐相反。而关于有些学者提出林则徐的禁烟引起了鸦片战争这一观点，作者提出了否定观点。无论是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禁烟都是符合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所以鸦片战争的爆发原因不应归咎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而是琦善没有领会英国人的意图，以为惩办林则徐就可以解决问题，说明了琦善根本不了解英国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
田中正美通过林则徐和琦善的家庭出身及家产的比较，即作为投降派和对抗派的社会经济背景来阐述在鸦片战争中两人的观点和立场。在通过林则徐与琦善的家庭背景比较后可看出，琦善的家族和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上层贵族，他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和清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通过林则徐与琦善的家产对比可明显看出，林则徐是个清廉的好官，而琦善的家产豪华与林则徐有着天壤之别，再从琦善祖上留下的店铺，房屋上看，琦善实质就是一个大商业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大高利贷者再加上他自身又是个大官僚，所以他是清朝上层经济社会的典型代表。作者从琦善和林则徐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进行分析，林则徐一向坚持抵抗，而相反琦善主和的政策就导致了投降主义。植田捷雄在《鸦片战争与清末官民动态》中指出，以琦善的一贯主张，可以认为此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就是出于“惧怕爆发革命，故急于容忍英国要求，签订合约”琦善始终以保全清政府为首务，在于清政府命运相关的危机面前，他选择了投降，这暴露了满洲贵族琦善的软弱性。
●琦善的为人
李文林在本文中提出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对琦善的评价，有一些关于琦善的记载，琦善是一个全才能钜的非凡人物，是国家难得的栋梁之才，甚至说他是“一代伟人”。闻琦相亮逝(琦善死于1854年—笔者)信，不胜知己之感。琦相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械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究研孙吴兵书，手不释卷;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摺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而笔意简洁可法。在刑部时，佩七司印钥.纵‘综)办秋审者多年.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及膺外吏而兼忻也，未尝不拘情，然必于理不悖，始肯顺水推舟，断不为人择地，贻害地方;未尝不要钱，然必审度其人，实是可以造就，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受，从未曾藉事恐吓，以贿完结，更不肯卖缺取财，择肥而嗜……余与琦相素不相识，升任蜀桌，道经保定，讷相(呐尔经额，满洲正白旗人，官至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笔者)谓余日:‘琦相无事不可为法，足下此去，幸得良师。’……及抵蜀，相见恨晚，誉之不绝口。后余升任黔落，调任甘肃，复与公同事。番案被议，同人网罗……番案剿捕，琦相毫无错误，谗间者构成怨狱，倾陷而欲杀之……张集馨，在1845到1850年的六年间，他先任陕西督粮道，其实，林则徐为陕西巡抚，以后他先后升迁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时值琦善任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看来张集馨既做过林则徐的瞎说，也做过琦善的下属，且同为二人所赏识。《见闻录》是张集馨的一部自叙年谱，其主要内容是他任外官时所经历的事和接触的人的记述。本文的作者对张集馨对琦善的赞誉基本持可信态度。首先，这些赞誉之词写
在琦善也死后，而不是写在琦善未死之前。更重要的是他出自作者的自叙年谱之中，并非出自作者致琦善的函礼之内，更不是为琦善撰碑志，或作寿序，故不应是为谀辞。其次，从上摘引得文字中，还可以看出，不仅张集馨一人那样极赞琦善，讷尔经额和崇雨舲对琦善也极尽推崇。另外，《见闻录》不仅记有琦善的赞誉，同时还有关于琦善为人高傲，难与人共事等致命的缺点的记述。
结论
通过以上文章中的归纳和总结，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琦善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至于琦善在禁烟运动和广州和谈并签订《穿鼻草约》这几件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激烈的争论，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以前对琦善的研究不够深入，而且在近代史中始终是做为对立面出现的，这几年出现了新的说法。有学者考察了琦善在禁烟运动中的表现，指出，琦善也是主张禁烟的，并且还有禁烟的行动。他在天津的禁烟，不论规模还是声势，都比上海、浙江的一些海口城市大得多，因此在道光眼里，他也是精明能干的官员。这是道光罢默林则徐改用琦善的一个原因。而且，林则徐与琦善的矛盾不在禁与不禁问题上，琦善并没有给林则徐的禁烟活动设置障碍。
但是在某些研究上还是不够全面，例如说对琦善在被查处后还做了些什么事？对当时的清政府有何影响，与在未被查处前做出对比。分析琦善在被查处后的心理变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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