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意蕴与文化冲突
摘要：《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努力并成功开掘回族文化心理的长篇小说。它蕴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塑造了韩子奇、梁君璧、韩新月等在文化意义上具有典型性的形象,表征着回民族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心灵历程。本文试图从人物的悲剧命运中探求其根源，即文化冲突与融合。
关键词：悲剧意蕴文化冲突文化融合
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以独特的创作视角，真切的情感体会，叙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作品成功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悲剧意蕴深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古老而神秘的民族特色和矛盾而残酷的现实生活。作者细腻的笔触拨动了读者的心灵，从而沉浸在人物的悲剧人生故事之中，无法自拔。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得作品无论是从爱情婚姻的角度，还是人生理想的追求或是民族宗教的方面都始终贯穿着一种沉郁凝重的悲剧意蕴，感人至深。正是霍达回归和立足于回族文化,对文艺“悲剧精神”的自觉挖掘,实现了文学艺术境界的至高追求,使得作品拥有着一种崇高的撼人心魄的悲剧美。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因而《穆斯林的葬礼》被称为“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2]
一、人物的悲剧意蕴
如果说爱情婚姻是构建《穆斯林的葬礼》的基本框架，那么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则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内容组成。作品中有这样一句：“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促使人活下去的往往不是水，不是食物，也不是药物，而是心中的一片性情，一线希望，当这些全部归于毁灭，人就没有活着的动力和勇气了。”这其实是对小说中人物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的一种诠释。《穆斯林的葬礼》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20 至 60 年代间，这个时代无论是对中国社会或世界环境而言，都属于变幻莫测的多事之秋。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复杂、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这个穆斯林家族却始终不曾放弃找寻并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正是这不息的奋斗与结局之间的巨大反差更进一步增强了小说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穆斯林的葬礼”这一标题本身就为全文奏响了人生的哀歌。“故事中的角色由于某种弱点和无能而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他们不是自己所参与的情节的设计者，他们的出现或消似乎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3]纵观全文，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徘徊在历史与民族的长廊上。“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4]因而，无论是作者刻意塑造还是命运趋之使然，这份沉重的悲恸却是痛彻心扉，勿庸置疑的。
1、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玉器梁”家第二代中心人物的韩子奇,是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融混,行进在传统通向现代之路上的“中间人物”形象。“易卜拉欣·韩子奇”的名字,汉人入赘回回家,就是其“文化混血”身分的标志。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有两个寓言式的人物:朝圣老人吐罗耶定和“玉魔”老人张先生,前者只身赴麦加朝圣,为崇高的信仰而坚韧不拔地前行;后者慧眼识宝知玉,学问如汗牛充栋,他们分别是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化身。韩子奇从朝圣老人和“玉魔”老人那里接受教育,吸纳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从梁亦清那里学艺习德,强化民族、宗教、道德意识,还从英伦三岛“玉魔”沙蒙·亨特一家人那里接受西方文化,懂得“如果商品不能在你手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那它就等于没有价值”,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迸发出“文化混
血”特有的蓬勃生命活力。忍着屈辱和误解,背着“背叛”的名声,到汇远斋学徒、卧薪尝胆,完成师傅梁亦清制造“宝船”的未竟遗愿。打破传统经营模式,重振奇珍斋,举办“览玉盛会”,由手工艺人跃升为玉器专家。走英伦,办“玉展”,“玉王”声名携带着玉文化远播海外……但以“英伦之恋”破灭,梁冰玉出走为界,韩子奇的生命力走向萎顿、停滞,只是为着密室的玉和深爱的女儿新月而苟安度日,“惆怅寂寥地打发余生”。当女儿早殒,玉器被抄后,其精神支柱便完全坍塌,陷入痛苦绝境。症结在于他在伦理道德方面因袭着传统的重负,仅仅一只脚战战兢兢地踏进过现代文明的门槛。分明觉得自己对冰儿才是真正的爱,并不是道德的堕落,仍然不敢在璧儿和冰儿之间作出果断的抉择。在忍辱负重、拜师学艺,重振珍宝斋的过程中,韩子奇以独特的行为方式,曲折地表现出了人的尊严、价值和人的本质力量,是本能与道德的搏斗、现代伦理道德观和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搏斗。韩子奇封闭、沉睡的生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企盼了结无爱的姻缘,但终究不忍抛妻别子,还畏惧“社会舆论杀人”,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举步维艰。
2、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美好而又坎坷，让人为爱情的美好而微笑，为爱情的坎坷而难过。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就已经显示出不凡的触动。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和爱好，两个人都热衷于翻译事业，而韩新月对楚雁潮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新月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以及她开朗的性格，美丽的外表，都不得不让雁潮动心。当楚雁潮得知新月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决定向新月说出自己的爱，以燃起新月对生命的渴望，在病榻前终于向她表白。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而言，爱情究竟为何物呢？她并不完全明了，但是她能清晰的感受到那股来自心底的呼唤，似乎早已注定了一切。即使韩太太极力阻挠，他们依然坚定的爱着彼此，楚雁潮甚至愿意同他们一样信奉伊斯兰教，愿意面对与新月没有结果的事实，继续深爱着新月。可这份爱却始终无法留住新月的性命。一切所追求与憧憬的，上天都赐予了她，但这一切又顷刻间全都失去了，像一阵风把她那颗脆弱的心折磨得千疮百孔，再让她在清醒的痛苦中等待着死亡。直到有一天，父亲将一封信摊开在她面前……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独不应该失落自己……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是梁冰玉的这一事实，是对新月的致命一击。在对母亲的强烈渴盼中，昏迷以致不省人事。当楚雁潮像往常一样冒着风雪赶往医院的时候，新月正竭尽全力呼唤着她的爱人，仅仅只喊出一个字“楚……”她死去了，绝望，无奈，遗憾的走了！这样的事实让楚雁潮无法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两个相爱的人，面对生离死别，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在新月入土前，楚雁潮为新月试坑，试问他心中该承受多大的痛苦啊！楚雁潮痴痴地凝望着新月……他看见了锁住了新月的病床，听见了刻骨铭心的话语：“老师，我们之间是……爱情吗？”几年后，当新月的亲生母亲梁冰玉到女儿坟前看望女儿时，发现了一位中年男子伫立在坟前，用小提琴深情的拉着《梁祝》。这样一个结局，无不让人心灵震撼。也许，新月正在另一个世界对着楚雁潮微笑。可是命运却从不眷顾任何人，她最终还是带着遗憾，带着她对所爱之人的依恋离开人世。而活着的所有爱她的人，都不得不痛苦地承受这一切。
3、对穆斯林传统的捍卫
梁君璧这一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解读人物的性格，“必须渗透到最复杂的人类心情里去”[5]。梁君璧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多面性的女性。首先，她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和捍卫者，在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并从旧时代的下层白手起家后，梁君璧深深知道现实的残酷和无情，因此她紧紧地抓住现有的一切，以求能把握住现实。在一个令人叹惋的人生悲剧上演的同时，梁君璧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生命个体，她的复杂性格也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宗教化与世俗化结合的典型人物，梁君璧身上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意蕴。伊斯兰教有个显著的特征，即以宗教手段干预穆斯林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个人到家庭直到整个社会生活。梁君璧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宗教信仰支配了她的一切。她从小随父母信仰真主，遵从万
能的真主的旨意，严守伊斯兰教规教义成为梁君璧做人准则和行为根据，真主是其唯一的精神支柱。《古兰经》明文规定：“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信奉真主的梁君璧认为冰玉与韩子奇的结合是非法的，在宗教与亲情面前，她要捍卫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她怒不可遏地打了妹妹一记耳光，终究还是决然地赶跑冰玉。当新月重病在身，最需爱情支撑生命时，梁君璧决绝地割断新月与楚雁潮的恋情，大大加速了新月的死亡。在她看来维护宗教的尊严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回民族“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着血统的纯净”，禁止异族通婚。同时，梁君璧又是在现实中挣扎的坚强女性，属于传统型人格。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主流社会对异族的态度，使“回回”这个固守本民族信仰的民族经历了许多劫难，在回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与交融中形成了特殊的心理结构，使回族人民在生存中体现出了不同的行为模式。生活的坎坷改变了梁君璧，消蚀了她身上美好的一面。虽然经历了变故如此，但她依然坚强不服输。韩子奇临终前告诉她，“我不是回回”，这对于梁君璧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但绝不能让丈夫在最后一刻毁了一生的善功，她真诚地说：“你是正经的回回，心里可别糊涂！”作为传统穆斯林的女性，梁君璧的形象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在她身上体现出了伊斯兰教文化内涵和回民族特有的精神，包括对民族文化和习俗的眷恋，作家既认可她身上的坚强和执著，又批判她身上所体现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负面———保守和固执。“既有伊斯兰的美德，又不乏性格负面，教规教义又影响制约着她，扼杀了亲人的幸福，自身也成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6]
二、文化冲突
陈荒煤在其致霍达的信中指出:“‘葬礼’的特点,我觉得是从少数民族的信仰、深入人心的教规如何来约束着人们心理世界,形成的种种生活观念和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风俗、观念、心理、理想种种方面的矛盾而不能不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悲剧,不仅是老一代的,如韩子奇夫妇的命运、冰玉的命运,而且也影响到天星、新月兄妹的命运。”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霍达将梁家三代人的悲剧置于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古老东方文化与内涵,赋予人物故事情节以浓烈的文化色彩。书中突出叙写的“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正是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理想信仰、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生活方式碰撞和交融及其所引发的阵痛的写真。梁冰玉从现代价值观出发,以现代爱情模式为准绳,而梁君璧则认为梁冰玉和韩子奇的结合,为真主和穆斯林所不容。所以当其听到梁冰玉一口一个“爱”的时候,不禁怒发冲冠,一记耳光扇去。有评论文章指出:“……那一掌不是断了手足之情,那是为穆斯林打的,这不是个人的恩怨,这是两种文化的撞击。”[7]回族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复合型的文化,它的认主独一的宗教信仰铸造出回族文化独有的精神特质。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信仰本位的回族,就应该在追求文艺的真正精神———“悲剧精神”上占有一定的优势,相对于缺乏“原罪感”和“真正宗教情怀”的汉民族,回族的悲剧意识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信仰者对人生宿命的认可和人不能自持命运的无奈,“一个始终不存在和存在的上帝,这便是悲剧的中心”,[8]回族人对宗教的虔诚与世俗世界中的人欲间的冲突成为滋生民族悲剧观念的土壤。穆斯林们毫无保留地信仰着，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文化的融合便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许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毫无保留，在文化融合成为趋势的社会中才带有更深的悲剧性。作者在回顾中国穆斯林的苦难历史时，将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抗战和国内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等等作为背景渗入到主人公的命运之中。将深重的民族灾难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实际上不是专写一个民族的灾难，而是将各民族合在一起，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承担历史灾难。回族在形成过程中成分也是很复杂的。它吸收了多种民族成分，才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为了维护民族的纯正性，势必民族内婚制度也严格要求起来。“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研究中的新趋势，即对民族文化特征
的强调，对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以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核心)的强调。”[9]小说并不是简单地高呼民族意识，而是将多重文化杂揉其中。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后记》中说:“我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是人间曾经有过的，也是我所憧憬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人’……”。
[10]《穆斯林的葬礼》中的人物忍受了抗战和文革灾难，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来自于穆斯林心中宗教精神的支撑。“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11]悲剧的要义在于人物面对困厄包括不可避免的死亡所表现出昂扬进取的积极本质和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突现人类自由意志的伟大和崇高。民俗流动地存在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以民族群体的精神文化、心理意识为底蕴。将民俗的法约性、故事化,要义在于激化伊斯文化与华夏文化、古老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揭示这种撞击和融合必然经历的痛苦,开掘人物的化心理。
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的中突出悲剧意蕴，旨归在铸造在多元文化冲突、拼撞和互融、互渗中焕发出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识的平凡而伟大的人。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97.
[2]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1.
[3]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09.
[5]黑格尔：《美学》2第一卷3，商务印书馆，1979:303.
[6]朱育颖：《同一民族壮歌的两个音符<心灵史>与<穆斯林的葬礼>的比较》，《民族研究》，2000,(1):12.
[7]宋佳东·高洁、纯净的人生悲剧——评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
的葬礼》[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2)
[8]吕西安·戈德曼著,蔡鸿滨译.隐蔽的上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48.
[9]引自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辩证》，《民族研究》，19洲5)
[10]霍达.后记[A].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747.
[1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2,216.
参考文献：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高永久：《西北少数名族文化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7月版。
徐其超.问族心灵铸造范型一《穆斯林的葬礼》价值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26.
车红梅.论梁君璧形象的悲剧意蕴.牡丹江师范学院.
蔡春洪.“归真”的追寻与多重文化的交错——六部回族长篇小说研究.暨南大学2008.5.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杨文笔：悲剧的美丽———试论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悲剧精神”.昌吉学院学报.2009.(3).
Discussion on the "Muslim" tragedy implication and cultural conflict
Abstract ："Muslim's funeral" is a hard and successfully to dig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Hui nationality novels.It contains strong tragedy implication, shaping the Han Ziqi, Liang Junbi, Han crescent, in the cultural sense of typical image, characteriza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collision and fusion course of the soul.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character's tragedy destiny in search of its root, namely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fusion.
Key word ：Tragedy implication Cultural conflict Cultural f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