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少数民族文学
台湾最早的文学是以口头文学形式流传下来的原住民文学。这些民间文学中有优美动人的民歌，也有寓意深远的神话传说。它们都是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的真实放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
（一）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歌
朴素而形象的台湾少数民族民歌，内容十分丰富。根据学者的调查、记录和整理，主要有：生产劳动和斗争的民歌，包括耕作、丰收、换工、狩猎、捕鹿、猎猪、海洋、捕鱼、祭祀、粟祭、会饮、聚饮、凯旋、交租、祝年等内容；恋爱和婚姻的民歌，包括恋歌、抒情示爱歌、结婚、订婚、思妇歌、念夫歌等；舞曲和生活民歌，包括舞曲、乐歌、悲歌、禁忌歌，迎宾、送宾歌，生活歌，怀念、思家歌等；怀乡歌和童谣，包括怀念家乡、颂祖、祀祖、咒歌、即兴、童谣等。以黄叔璥（1680-1758）《台海使槎录》中所记载的三十四首台湾少数民族民歌为例，即主要可分为下述三类：
第一类，歌颂劳动，反映生产劳动的民歌。例如萧垅社《种稻歌》：“同伴在此，及时播种，要求降雨，保佑好年成。到冬熟后，都须备祭品，到田间谢田神。”萧垅社是台湾西部平地上台湾少数民族四大社之一。这首民歌，歌颂了人们紧张的农业劳动，表达了他们对丰收的美好祝愿。又如《狩猎歌》：狂风吹起树叶飘，狂风吹起树干弯了腰，狂风吹起行人的帽，狂风唤起打猎人心焦。狂风呵，你吹你的吧，吹得树叶满山飘，吹得树干全弯腰，吹得行人帽子满天飞，可吹不动我们打猎人的心呵，为了打猎捕羊满山跑。它描绘了打猎时的劳动生活，抒发了人们在劳动中的感情。通过对狂风吹落树叶，吹弯树干，掀掉行人帽子等情景的描述，渲染诗的意境，反衬出狩猎人坚决捕获猎物的决心，赋意明畅、开朗。
第二类，歌颂祖先、歌颂斗争的历史民歌。例如武洛社《颂祖
歌》：“先时节，我祖先能敌傀儡，闻风可畏。如今傀儡尚俱。不敢侵越我界。”武洛社原是台湾南部凤山八社中最小的一社，靠近傀儡山，过去常受傀儡社台湾少数民族的欺凌。后来，武洛社台湾少数民族群起反抗，获得胜利。从此武洛社子孙就作此歌以颂祖功。
第三类，歌唱新婚、会饮等生活题材的民歌。如南北投社《贺新婚歌》：“尔新娶妻，我装珠饰贝；庆贺新婚，尔须留我饮贺酒。”台湾少数民族多实行一夫一妻制，结婚时，宾客为了祝贺婚礼，就“装珠饰贝”，即把贝壳磨成小珠，然后用线串起，成串缀在衣饰上。这既是祝贺婚礼喜庆的盛装，也是富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
（二）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产生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原始社会阶段。那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住往借助想象去解释自然现象，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秘化。他们创造了许多英雄人物和事物的传说，代代口口相传下来，并且不断丰富发展。这些优美而富有民族特色的神话传说，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一颗晶莹璀灿的明珠。它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形象地反映了原住民的来源、历史、生活和文化特点。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极其丰富，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人类来源和风俗习惯的传说。例如“高山族和汉族的来源”说：在洪水以后，只剩一个男人生存着，西士比亚山的神就用这个男人的肉创造了台湾少数民族，又用这个男人的肠创造了台湾汉族同胞。虽然这个神话传说和其它民族关于神创造人的神话传说一样, 是对人类来源虚幻的想象，但却生动地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和
汉族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
第二类，对敌斗争、生产劳动和自然现象的传说。台湾少数民族和祖国其它少数民族一样，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对一切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日领袖摩那·罗达奥”的传说，反映了1930年雾社地区马赫坡社土著（泰雅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斗争的事迹。摩那·罗达奥是原住民抗日运动的领袖，他不畏强暴，英勇机智，获得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敬仰和尊崇，成为人们四处传颂的传说典范。
第三类，动物和植物的传说。这类故事有很多篇近似寓言童话，不仅趣味盎然，而且寓意深刻，富于教育意义。例如“骄傲的山猫”说：山猫骄傲自大，不自量力，和穿山甲比赛，结果穿山甲安然无恙；而骄傲的山猫却被火烧死了；而另一则“乌鸦和翠乌”说，乌鸦虽然叫得响亮，但却在比赛中，因骄傲输给了小翠鸟。这些都是对骄傲自大行为的批评。
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虽然有的故事比较粗糙、简单，有的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但透过它，我们了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况，了解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生活，了解祖国大陆与台湾、汉族与台湾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渊源。
台湾古代文学
文学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文化积累，是相应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产物。
台湾文学在郑成功来台以前，还处于前文学阶段。书面文学和文人文学的成熟，是在明郑政权的建立和短暂的稳定，大批文人将传统的诗文、戏曲、小说等文学形式带入来台之后形成的。他们的原有生活经验和艺术技巧，以及生活素材也随之带到台湾。以台湾古代文学最早的开创者——沈光文为例。随着沈氏所追随的南明朱由榔小朝廷在广东肇庆覆灭，1651年沈光文先逃至金门，次年乘扁舟遇台风而飘流至台湾。1661年，沈光文受到郑成功的礼遇，随即召徒讲诗吟词，创立了东吟社。
沈光文
沈光文的诗于乡愁中带着慷慨悲愤的爱国情思，让人为之动容。稍后入台的著名文人包括：王忠孝、辜朝荐、李正青、沈光明、卢若腾、徐孚远、沈佺期、许吉燝、王愧两、陈远华、朱术贵、纪时青、高拱干、孙元衡、阮蔡之、陈梦林、
鼎盛元、张湄、朱仕玠等。他们创作了大批古诗、游记、散文、报告文学，传播了中华文化，成为台湾文学开创群体，是第一代台湾文人的代表。初至鸦片战争时期，台湾文学主要以到台湾的宦游文士的作品为主，著作包括：黄叔璥的《台湾使槎录》、蓝鼎元的《鹿洲全集》、陈梦林的《游台诗》、江日升的《台湾外纪》、朱士玠的《小琉球漫志》、张湄的《瀛壖百咏》、姚莹的《东溟文集》、周凯的《内目讼斋文集》、徐宗干的《红玉楼诗选》和刘家谋的《海音》等等。这些宦多属于文献性史书和个人述怀诗文，也有为伤怀的异乡情趣之作。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间，台湾本土文士及作品开始出现，如王克捷及其《台湾赋》、章甫及其《半崧集》、蔡廷兰及其《香草诗草》、郑用锡及其《北郭园全集》等。但是这些文士较宦游文士更能触及庶民生活的真实，但仍未形成稳定的士大夫阶层。
郑用锡
鸦片战争至割让台湾时期，民族和阶级矛盾日趋严重，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和解除民生疾苦的变革思想，较多地出现在此时期的作品中。日本侵入台湾后，爱国分子纷纷投入抗日前线，他们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中，留下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爱国诗篇，用血与火谱写了台湾文学光辉的一面。如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的诗篇，即为诗人在抗击日寇侵台失败后回广东嘉应州所写，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台湾的挚爱和对割台的哀痛、愤恨之情，感人至深。
丘逢甲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前期的25年间，由于统治者的打压利用，
台湾传统文学的日益衰落，台湾文学开始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为了巩固统治，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军事上强化以武力统治台湾：在文化上采取对旧士绅阶层的分化与怀柔政策，扶持“击钵吟”体旧诗，鼓吹台湾是歌舞升平的“王道乐土”。一些附庸风雅、阿谀奉承之士组织了“击钵吟”，对酒酬唱，吟颂风月。“击钵吟”体旧诗的流行，标志着台湾文学的衰落。
20世纪20 年代，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体系日趋完备。台湾抗日斗争方式从武装反抗转换为到非武力的对抗，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统治的策略也由“武治”向“文治”转换；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殖民地发生了民族觉醒的潮流的冲击，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进步的台湾知识分子发起了文化思想的民族解放运动。台湾迎来了新文化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启蒙年代，与发生在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
1919年秋，在东京的台湾留日学生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人，联络“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事马伯援、吴有容，为声援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之义，在东京成立了台湾留日学生中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声应会”。1920年正月，蔡惠如、林呈禄等人在东京涩谷区蔡惠如的寓所发起“新民会”，取《大学》篇中“作新民”之义，以林献堂、蔡惠如为正、副会长，并制定了《新民会章程》和行动目标。“新民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1921年10月，在“新民会”与林献堂的支持下，开业医师蒋渭水，联合医师吴海水等人在台北创建了“台湾文化协会”。蒋渭
水自任专务理事，推举林献堂为总理、蔡惠如等人亦被选为理事。“台湾文化协会”成为台湾岛上成立的第一个文化界大型群众团体，主要由台北部分院校的学生和台中部分居民组成，拥有会员1032人。
蔡惠如
蒋渭水
林献堂
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成长，孕育和准备了30年代中期新文学运动高潮的来临，这一高潮集中表现就是台湾文艺联盟 (以下简称“台湾文联”)的成立。当时，雾社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随之而来的全岛性的白色殖民恐怖，使台湾知识界逐步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碰壁期”，文艺运动的任务更加重大，只有团结奋斗才
有出路。他们先后组织起一批文艺社团，开拓了一片片文艺阵地，并
涌现出一批文艺作家，进而形成了空前的规模文化艺术大联合。
1934年春天，台中作家赖明弘(1909-1971)、张深切(1904 -1965)等人发起召开全岛文艺大会，经过3个月的筹备，于５月6日在台中市小西湖酒家胜利开幕。大会决议成立台湾文艺联盟，形成台湾文艺作家空前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大会一致通过了文艺团体组织案，发刊文艺杂志案，关于奖励作品和文艺大众化等重要提案，并通过了联盟章程，选出来的四十五位作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并创办了文联机关刊物《台湾文艺》。
日据时期的代表性作家还有赖和、杨逵等。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的赖和被公认是台湾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诗人之一。赖和不但是台湾日治时期重要的作家，同时也是台湾1930年代作家所公认的
文坛领袖，曾经催生、主编过《台湾民报》的文艺栏。由于他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因此他的同辈杨守愚说他是“台湾新文艺园地的开垦者”与“台湾小说界的褓母”，并在“光复庆祝后二日”一文中赞扬他为“台湾的鲁迅”。赖和在1926年发表新旧文学比较的文章，提出他对文学语言形式的看法，认为：“一、新文学运动的目标是在‘舌头与笔尖’的合一。二、旧文学是读书人的，不屑与民众为伍；新文学则是以民众为对象，是大众文学”。1926年，赖和义务主持《台湾民报》文艺栏，并且在此开始发表白话小说。前两篇白话文小说分别为《斗闹热》、《一杆“称仔”》。此后陆续发表小说二十篇，新、旧诗及杂文随笔多种。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赖和既担任已左倾新文协的临时中央委员，也担任林献堂、蒋渭水所组台湾民众党的干事。1930年一月，赖和发表了长篇小说〈蛇先生〉，载于《台湾民报》二三号、二九五号、二九六号。1932年，赖和与叶荣钟、郭秋生等人创办《南音》杂志，鼓励以闽南语写作文章。1934年张深切、张星建等多位台湾人作家所筹组的“台湾文艺联盟”成立，赖和被推举为委员长，并在刊物《台湾文艺》上发表作品。稍后杨逵创立《台湾新文学》，赖和也担任这份杂志的编辑，也在上面发表作品。赖和一生创作的作品，大都是殖民地的抗议文学，主题多为“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被屈辱的人民”、“弱者的奋斗”。主要知名小说有《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善讼的人的故事》、《浪漫外纪》等，而其他出色的作品有新诗《流离曲》、《觉悟下的牺牲：寄二林的同志》、《南国哀歌》、《种田人》、《可怜的乞妇》、《农民谣》、《农
民叹》、《冬到新谷收》等作品。其诗作《南国哀歌》是台湾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最长的一首诗，悼念雾社事件起义的抗日同胞。
杨逵为台湾文学成熟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反对“吟风弄月”、“无病呻吟”，强调文学应有“控诉精神，”文学史上充满昂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文学斗士。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压不垮、打不倒的硬汉精神。少年时期他就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的武装起义和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强烈震动，使其整个生平和创作都和台湾同胞的反帝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杨逵是“台湾农民组合”的中央常务委员，还是“台湾文化协会”的议长。杨逵担任过台湾文学的日文编辑，还和妻子一起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翻译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将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日文到台湾出版。跟赖和一样，杨逵也是一个文坛多面手。《送报夫》是杨逵的成名作。这篇小说用日文写成，完成于1932年，是他在东京工读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是第一篇登上日本文坛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也就是它奠定了杨逵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通过主人公杨君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进行血泪控诉。作者借助杨君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阐明了一个真理：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苦民众应当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超越狭隘乡土、民族观念的国际主义的主张，在三十年代初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继《送报夫》之后，杨逵还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地主
罪恶，歌颂劳动人民高尚情操，鼓励人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如《水牛》、《归农之日》、《模范村》等。
战后的台湾文学
1945年9月，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结束，台湾回归祖国。但是在初期，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二·二八”事件后，一些正义作家收到迫害；而日本殖民后遗之语言的障碍，使得接受日语教育的台籍作家，在国民政府全面禁止日语的政策下，面临失语的问题，必须重新学习中文写作而被迫沉默。种种原因促使台湾文坛相对沉寂。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籍作家主导了台湾文坛，台湾文学开始进入“主潮轮换”的时代。从各个年代文学主流思想不同来看，大抵可以做如下的区分，即50年代的反共怀乡文学时期，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时期和70 年代的乡土文学时期。
（一） 50年代的反共怀乡文学
5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是“战斗文艺”（反共文学、军旅文学）和怀乡文学。二者时代背景一样，常相互渗透，但其审美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前者是适应政治而推行的反共文艺，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价值有限；后者又称为“回忆文学”、“乡愁文学”，是受社会现实刺激的结果，虽然某些怀乡文学中也渗透着反共的意识，但怀乡思亲是这些作品书写的主要内容，这种乡情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乡愁是台湾
社会特殊的长期积淀的民族心理的体现，对台湾传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批背井离乡随国民党来台的大陆军民，在“反共复国”的希望彻底破灭后，乡愁更盛。怀乡文学按其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描写大陆风土人情和昔日生活的纯粹回忆、思乡的作品。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于梨华的《梦回青河》等。《城南旧事》于1960年在台湾出版，里面共收集了5个既独立又连贯的回忆童年的小故事：《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二是回忆过去与批判台湾现实相结合的作品。如聂华苓《台湾轶事》所收录的反映台湾现实的小说。这些小说多以国民党控制下的台湾生活为背景，塑造出形形色色从祖国大陆流落在台湾的中下层人物形象，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人物的落魄、孤寂和凄凉。在这些包含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品中，作者充分运用了象征、意识流甚至黑色幽默的技巧，使其大大超越了思乡或批判现实的浅层主题，达到了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某种哲学观照的高度，除表现怀乡的感情外，还对台湾的现实社会做了深刻的批判。三、怀旧文学，怀恋往昔的荣华，感伤现实的没落。如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最有代表性。《台北人》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这些作品在陆续发表时就得到了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坛的高度评价。而它们也奠定了白先勇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地位。《台北人》每篇独立成章，各篇之间又有内在联系。虽然题材不同，但大多描写从祖国大陆去台湾的上流社会人物的没落心态，唱出了一个旧
时代的挽歌。"如果说白先勇以前的作品饱含着强烈的爱憎冲突，那么在《台北人》里，他变得冷静了。基于个人的主体价值判断所产生的爱憎情感，让位给作为小说整体氛围而存在的乡愁。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个鲜明而复杂的人物，反映了作者对人和人生的理解的日益深广。通过对"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欧阳子语)的客观而冷静的思考，探讨了人生的意义。作者把这部小说集定名为"台北人"，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台北人"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没落的命运表现出悲悯和哀悼。
50年代的反共文学思潮，给台湾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压抑。它使创作成为“反共意识”、“反共思想”的图解，作家变成政治的传声简。创作主题概念化，人物脸谱化，情节公式化，作家不敢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严重阻碍了50年代台湾文学的健康发展。加之国民政府推行“文化清洁运动”，使中国的文学传统在台湾形成了断层，青年人不得不转向西方，这种反弹是导致50年代末和60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海音
（二）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强调横的移植，大量吸收西方的表现技巧方式，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浪潮，被称为无根放逐的一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50年代中后期，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60年代进入高峰，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取代了50年代反共文学的统治地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是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朝鲜战争爆发，台湾成了资本主义阵营防卫链条中的前沿阵地。随着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加强，美国和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也不断渗透、输入到台湾。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思潮，就是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冲击的一个结果。
台湾现代主义浪潮首先是在诗歌领域掀起的。1953年2月，现代诗人纪弦创办了《现代诗》杂志，用大陆带来的现代诗的火种，点
燃起台湾现代诗革命的火把。1956年1月15日，纪弦在台北发起和成立了“现代诗社”，参加者有83人，后又有19人加盟，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起到启蒙和推动作用。第二个高举现代主义旗帜的是提倡超现实主义的“创世纪诗社”。“创世纪”由痖弦、洛夫、张默等于1954年10月在高雄市左营创办。从创刊号至第10期，大致离不开发刊辞和社论所提出的建立“新
民族诗型”的主张。但是，从第11
期开始，《创世纪》却转向高举现代
主义的旗帜，公开提倡和引进超现实
主义，成为是台湾诗坛最前卫的现代
主义诗社，也是创作和理论最丰富的
诗社。
现代派诗歌强调自我意识，注重
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度表现；刻意于意象的经营；技巧、形式、语言的求新求变。纪弦是台湾现代派诗人的擎旗者，诗风多变。50年代前期的诗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有浓重的自我中心、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但以后则日益悖离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其内容往往不是遁世而是人世的。他有不少诗抒写了美好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创伤，特别注重渲染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幻灭感和失落情绪。不少诗兼具自嘲和嘲人的韵味，体现诙谐幽默的特点。他的一些乡愁诗则与他在提倡现代主义的"知性"的理论主张更相径庭，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郁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色彩。如他的名作《一
片槐树叶》。
台湾现代主义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小说领域掀起的。其中受现代主义影响最深的期刊包括《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笔汇》、《文学季刊》、《前卫》、《这一代》等。其中代表刊物是《现代文学》。1960年，由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作家创办，其创办背景是因为年轻一代受“五四”反对传统、创新求变思想的影响，对父辈的思想体系产生了“认同危机”；而当时的台湾社会文化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现代文学》不仅系统介绍和翻译西方现代小说大师及其代表作品，而且团结和培养了一个创作实力强大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群。台湾小说由此真正产生了一次深刻而广泛的艺术革命，将台湾现代小说的艺术推到顶峰。
（三） 70年代的乡土文学
台湾文学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思潮崛起，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位置，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乡土文学的崛起既是对某些现代主义文学脱离台湾社会现实、全盘西化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的产物。乡土文学的作家大都是台湾的本土作家，他们中很多人来自台湾的乡村和小镇，对台湾的社会生活比较熟悉，对下层劳动者所受的痛苦有较深的体会。因此，初期乡土文学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创作上，乡土作家继承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比较注意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