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思想札记》
·欲考《礼记》成书之年代，有一方法，即将《礼记》拆散，就其四类再告细分，从而定其时代。余意《礼记》当出于孟荀之后。
·讲义理之学，不可一概避开考据不谈。如姚际恒作《礼记通论》，将《小戴礼》四十九篇一一找出证据，是其精细处。此即义理与考据并重也。
·《论语》中所论，并未及人生之起源与归宿、意义与价值。其所论只是针对社会人生，加进一份理想。孔子所希望者，即世间有一部分人，即所谓士者，来担负此理想，孔子为之"士教"，而非宗教主，其不同于释耶者在此。
·陆贾《新语》无非喜说无为，但又不违背儒家。陆贾文中无疑存有道家意味，似将儒道两家思想汇在一起。故如肯定陆贾乃一儒家，颇有问题。秦汉以后之儒家变化极大，乃沿袭《吕氏春秋》之路而下，已杂糅融合有各家之思想。
·近八百年来，学术上有程朱陆王之争，有汉宋之争，而所争均以朱子为中心。陆王反朱子，然并未触及朱子之真面貌；汉学家反宋学反朱，亦未能说出朱子真相。黄梨洲、百家父子及全祖望三人完成《宋元学案》。然黎洲属王学，其讲述朱子便有所偏；全祖望亦偏于
陆王，故《宋元学案》乃以陆王立场反朱子者。学者苟单从《宋元学案》来了解朱子，便难免有所偏。
·学者如单从陆王研究理学，便不能了解朱子；然如本朱子立场来反对陆王，亦非是。盖朱子讲学在前，本不为反陆发也。又如站在朱子或陆王一边来看宋学，亦不能得其全，学者不可不注意。
·王阳明讲良知，并非讲大学；刘蕺山讲诚意，亦非讲大学。我所谓讲义理，不必兼讲考据者在此。
·近两日胃疾，卧床读崇祯时僧人释梦华《逆言》，书中批评儒道各家如庄老孟子及宋明理学诸家，皆甚佳，彼以佛经观点批评儒道，唯不限于某宗，评得语语中肯，实为一读通佛经及诸家学说之大哲通人。吾人如读通中国书，以之评核西方学说，亦无不可。
·学者苟欲懂得王学，须先读《阳明年谱》，不当先看《传习录》；阳明如不早死，可能有王学之第四步、第五步之转变。江右王门所讲，甚有道理。
·学者如欲学阳明良知学，首当从自己日常生活悟起，空言无益。
·阳明之学非不可讲，然甚难普遍提倡。吾人苟欲研究阳明学问，
须先了解其生活历程。清儒讲阳明学者，吾最喜李二曲。二曲著作亦多。如欲了解阳明，当先读其年谱，再读其诗文，继而读《传习录》，则能了知阳明一生及其学术精神所在矣。如读李二曲书，亦当本此意寻之。
·苟能精读一书，自能启发自己之识见聪明。朱子教人首先读《大学》；阳明开始亦读《大学》；王心斋成学前无师友，平时只看《大学》一篇。
·王心斋乃自极穷约中体验得人生真谛者。
·讲黄梨洲思想渊源，特须注意刘蕺山，因两人实有精神相通之点，此点唯章实斋说得最明白。
·余最喜黎洲《明儒学案》之自序。
·桐城派自居为得宋儒义理之传。曾国藩师法桐城，其所讲人生大道理，均散见于其所作文章中。
·《说文解字诂林》一书中，并无义理可言。"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一语，非是。
·每一个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读之书。自朱子起，六百年来人人必读之书为四书。《论语》、《孟子》为我国两千年来必读书。《大学》、《中庸》则为六百年来所定。余意《庄子》、《老子》亦当为必读书，固儒道两家已有两千年历史，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最久。
·朱子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四书固当读。余意今日人人当必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四本书。姑名之曰"新四书"可也。
·中国人之道理，万变不离其宗，均包含在《论语》、《孟子》、《庄子》与《老子》四本书中矣。
·《庄子》有三十三篇，此书最难读。如能读通此书，其他书亦易读了。故读《庄子》可训练读古书之能力。
·余自十岁至十二岁爱看小说，如《水浒传》，亦兼看金圣叹之注。余十七岁读《庄子》。读古书一定要兼看注。郭象注《庄子》最有名，但仍不易懂。清王先谦有《庄子集解》，亦可看。
·中国佛家多读《庄子》，并有高僧作注。
·余四十岁后作《庄子纂笺》，所引各家注凡三百家。历时两年
完成。
·庄子为战国时人，与孟子同时，惟孟、庄未曾晤面。孟子在政治上与各国关系多；庄子则少。最著者，庄子曾由好友惠施介绍见过梁惠王。此层，余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已有详述。
·余在香港，于一九五三年用白话撰《庄子小传》，述说庄子事迹，自认系惬意之作。
·《庄子》共三十三篇，由晋郭象编纂成书。郭象以前，人谓《庄子》有五十二篇，但流传仅得三十三篇。计《内篇》七、《外篇》十五及《杂篇》十一。
·《庄子》一书，其书名非著作者之名，乃学派之名称。因古人胸襟阔大，讲公理而不计个人名利。凡庄子弟子讲述乃师道理，或后学者发挥庄子之思想，均全并辑入《庄子》中。《内篇》始为庄子自撰；《外篇》为他人所撰；《杂篇》则为零碎未成篇之文。欲辨《庄子》一书之真伪，比较复杂。因书中有庄子亲撰者，有非庄子亲撰者；其中作品之撰成亦有早有迟。
·一般言之，《庄子》以《内篇》七篇最好。《内篇》亦最难读；《外篇》较易读；《杂篇》有的亦难读，内容精要，但甚杂乱。
·余意：老子在庄子之后，孔、孟、庄、老四人，孔子最早，孟子庄子次之，老子最后。但《庄子》之《外篇》中亦有较老子为迟的作品，因很多非庄子亲撰。其中《马蹄篇》，鲁索最为爱读，其实此文非庄子所作。但此文短而容易讲解也。
·庄子之文章乃中国千古以来之好文章。吾人学韵文当读《离骚》；学散文当读《庄子》。但此两书亦为最难读之书。
·余从前爱读《庄子》、《离骚》。只要喜欢，不懂暂且可不理。凡喜欢者，要懂亦会省力些。人当培养读书之心情，则必会产生读书之趣味。学习任何事物，必先喜爱之，才能变成懂。
·庄子不但是旷代哲人，又是绝世大文豪。其思想高，文学亦高，但很难读。但吾人求学当永远向不懂之处钻研，才会有进步。
·汉时人讲黄老之学，魏晋后才讲老庄之学。苏东坡曾说过，他尚有很多话想讲，后来读到《庄子》，才知道都被庄子讲完了。
·郭象注《庄子》之文章也极好。余五十岁时才发现郭象注《庄子》亦有错处，正如朱子注《论语》亦有错处。其实郭象注《庄子》，部分是郭象自己思想，与《庄子》原书不同，乃自成一派。
论史评史类
·太史公写《史记》之伟大，在能对所搜集之材料知所取舍，评略得当。
·中国自《史记》、《汉书》一出，后人无法再循此路加以创新。如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均能自辟蹊径，各创一格，故有其大贡献。
·写史必须有体例。体有一定，例不拘常。如《史记》、《汉书》有《儒林传》；《后汉书》则有《文苑传》；至《宋史》另加《道学传》，清人评为不当，非是。
·学史者，当兼能著史、考史、评史。如司马迁《史记》，对所采史料均加考据。如《五帝本纪》，如《伯夷传》，必考信于六义是也；亦有评史：如《货殖列传》，对当时国家经济政策即有评论。吾人读《史记》时，当以两种眼光注意其考史评史之处。至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史评史分为两途益易见。宋人重论史；清人重考史；今日学者偏重论史，然亦有极浓重之论史意见，此不可不知也。
下篇钱穆信函遗墨
【誊正】
子彬老兄大鉴：
兹介绍至友罗慷烈兄之令亲前来求诊，至希赐予方脉为感！此颂日祉
弟穆启端节前夕
【案语】
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墨宝，涉及现代三位大师的交往。首先，这是钱师的亲笔信，是请求当今国医界费子彬大师为罗慷烈教授的亲人治病。费医生先祖是清末的宫廷御医，可谓医学世家。至于罗慷烈教授亦是当今的词学大师，亦是我的恩师。他受钱穆老师的再三请托，在他的指导下，使我在七十年代顺利完成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学位。由于罗师年近退休，便商请何沛雄教授继续指导我完成博士学位。钱、罗两位大师都是我的恩师。按钱、罗两师及新亚创校董事长赵冰
老师（赵师曾教我英文作文两学年）均同在广州华侨大学任教，而成知友。罗师在培正中学任教时，何教授正就读于培正。感谢他慨然允诺作为我的指导教授。至于费医生，他是钱穆老师早岁常州中学的老同学，相知莫逆，历数十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新亚书院就读哲学教育系时，曾是工读生。某次替校方送文件到费医生府上。费公知我患伤风感冒，便自告奋勇赐我方脉，分文不受，服药两剂而愈，感恩不尽。
至于这件墨宝，怎么会来到我手上呢？说来话长。我自离开中大新亚书院中文系的兼任讲师及岭南书院的中文系专任讲师兼助理训
导长职位后，于一九七四年秋，由于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的创办人洗尘法师的赏识，把我安插在他所创办的刘金龙中学及能仁书院夜间大专部任教。当时妙法寺的《内明》佛学月刊总编辑沈九成先生，在每周末会前往九龙油麻地弥敦道上一大厦之中道学会主讲佛学，我多数前往聆听。当时费师母正好住在该大厦会所之上层，每周亦前来听讲。由于费师母早就认识我，并知道我在新亚研究所时钱师指导我写硕士论文。某次聚会时，费师母便把这件墨宝及费医生某年赴台北时与钱师江苏常中的另一位老同学蒋君辉的合照慨赠予我。从佛教来说，是一种结缘。我能获此珍贵文物，得感谢费师母对后辈的关怀，使我感谢欣慰无已。忆及饶宗颐老师亦曾到会一二次，并有合照。今费公贤伉俪早已往生，钱、费两师往来函件必多，不知现存何处，所幸钱师此函，言简意赅，书法又稳健遒劲，笔力万钧。可谓钱师遗墨中之珍
品。
【誊正】
叶龙同学如面：
前后已二次接读来书，承远道相念，极为感慰。三月九日一书，备述最近努力读书教课事，更感欣慰。古人云，教学相长，能认真教课，自己学问自能随之增进，并在此进程中，自己能感到一种愉快与欢乐，学生方面与同事方面自能日增其信仰，如是内外相引，自然更使自己奋发，所谓为人与做学问一以贯之，可即从此体验。最近能精读姚纂，先从昌黎入门，依次可读柳欧王曾四家，然后再读苏氏父子，读各该诸家之诗文时，如能参读其年谱及后人之评注更佳。在新亚及孟氏图书馆中当可借得。读过姚纂，则曾钞已得其半，即从此两书入门，亦是学问一大道。惟望能持之以恒，不倦不懈，不到一两年即可确立一基础，至盼循此努力为要。《曾文正公家训》及《求阙斋读书记》及《鸣原堂论文》等，在《曾文正全书》中，盼加浏览，必能与最近弟之工夫有相得之启悟也。于读文之外，并盼同时能读诗，主要可依曾文正《十八家诗钞》所选，先就爱读者择其一二家读之，读完了一二家，便可再选一二家，以先读完此十八家为主。最少亦得读完十家上下，每日只须读几首，勿求急，勿贪多，日积月累，沉潜浸渍，读诗如此，读文亦然，从容玩味，所得始深，切记切记。
弟最近去某校教课，借此得一练习机会，亦甚有益，惟为学必先有一种超世绝俗之想，弟性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诗文皆本原于性情也。惟其求深入，最先必须有超世绝俗之想。当知真性情与超世绝俗并非两条道路，若无真性情而求超世绝俗，则成为怪人，若不能超世绝俗，而只有此一番性情，亦终不免为俗人。从来能文能诗，无不抱有超世绝俗之高致，弟于读文时试从此方面细求之，若于此有得，则志气日长，见识日远，而性情亦日能真挚而醇笃。文学之一方面为艺术，其又一方面为道德，非有艺术心胸，非有道德修养，则不能窥文学之高处，必读其文为想见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则进步亦自不可限量矣。此后读书有得，仍盼随时来信。穆虽远在海外，然对弟等学问进修，闻之实深欣快。极盼能在再见面时，弟之气度心胸学问识趣，能卓然有所树立，能与前时相叙判若两人，此非不可能之事。真能潜心向学，自可有此境界，真能觅得道路，则达此境界亦殊非难事，必在自己心中感到有此一境界，则自此向前，始是学问之坦途，真可日新月异，脱胎换骨。如是则真成了一个学者，在己可有无上满足，而对人亦自可有无上贡献。此等话决非空言之即是，须自己真修实践，于痛下工夫后实实体验，始确知其如此。学诗学文，亦仅有循此道路。今弟正在读韩（愈）文，细诵其教人为文，何一语非教人做人乎？何一语非超世绝俗者而能道出乎？学文即是学道，此乃惟一正路也。匆匆即询
近好
穆白
一九六零年三月廿二日
【案语】
我自一九五九年毕业新亚研究所后，钱师知九龙协同中学要聘我。钱师说："你去中学教，可得些经验，而且教学相长，也是好事。将来仍有机会回新亚的。"一九六零年三月初，我在协同任教，知钱师伉俪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我便致函老师问安并顺告我协同教书及闲时学习的近况，想不到使我喜出望外的获得钱师逾千字的覆书。老师在百忙中作此长函，信中详细指导我如何研读中国文学，不但指导我，而且还教诲我、勉励我、称许我，又盼我要有艺术心胸，又要培育道德修养。我有此贤师，一生可以无憾矣。这可以说是钱师给我最重要的一封手札。后辈爱好中国文学的青年朋友，都值得参考，俾便从中获得启发和益处。我读研究所时，我的论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较，黄开华兄的明代土司制度，李明光兄的先秦寓言研究，由研究所所务会议决定，由钱师指导；牟润孙教授则指导王俊儒、周卓怀、尚重濂、赵效宣兄等五六位；唐君毅教授则指导李杜及韩籍朴胜润君两位，朴君不久退学。
顺笔一提，当时研究所之指导教授，规定每指导一名研究生，可每月发给二百元薪酬。此事可造成指导研究生多寡而月薪有所差异，而每年招生往往是投考文史者多而哲学者少，致使唐君毅教授不满，而向钱穆所长投诉。此后，钱师遂将指导费取消。此事由钱师曾向刘百闵教授谈及而转告于我，亦算一轶事。此举可能于牟润孙教授有所不悦，惟未有所闻。
我们的家长--钱穆先生
如果你经常留心报章杂志的话，你就会知道这里有一位中外共同赞扬的史学家，他正矗立于中国学术界里，放出奇异耀眼的光彩。早年北京大学所开的一门最叫座的中国通史，就是他主讲的。有人说，我国近代文化界里自学成功的有两位，一位是王云五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他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新亚的家长--钱穆先生。钱先生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出过洋，可是钱先生的治学，正如张自铭先生所说，是"戛戛独造，一无傍依，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阙者可比；……钱先生提倡中国文化精神，其学说有人颂之为'钱穆型'，可见影响我国人心之大"。
治学精深广博学不倦教不厌
有人尊称钱先生为史学权威或国学大师，是的，这称号在钱先生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并且已成为当世的定论了。但是如果要依实拟名的话，却是很不易的。因为钱先生治学不但精，而且又广博。他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经济、军事、政治、地理……均有深湛的认识与独特的见解，要用一个适当的名字尊称他，实在很难，真是博学而无所成名。
梁寒操先生誉钱先生为"中国的瑰宝"，才是很妥当。正因为钱先生自身的学识渊博而精通，他期望他的学生要眼光放得远大，先重通识，再求专长，要把自己培养成完人，才有伟大的前途。
钱先生是一个学不倦教不厌的人。一九一一年，钱先生就担任小学教师了，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四十年来，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教书匠的粉笔生涯，他曾说："我过去是教书，现在也是教书，将来还是教书。"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他把培育后辈青年视为最神圣的事业。将所获得的知识财宝白白赐给学生，却不指望得什么酬报。这正是他老人家内心一种高度的享受和满足呀！
记得欢送梁寒操师赴台时，钱先生在其纪念册上题了"春风同坐，教泽长流"八个字。其实这两句话送给钱先生自己也是恰到好处。孟
子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这三样，钱先生已兼而有之了。
新亚同学曾从不同的角度，描写过钱先生。
钱师桃李满门多角度述先师
钱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位学者呢？描写他的文章可多哩！今摘录几段如下，让大家对钱先生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其中杨远同学说："他经常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很少穿西装……中等身材，在不算胖也不算瘦的面颊上，常架着一副近视镜……他那谦逊和蔼的态度，使人不敢相信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学者……"
艾一君说："我们的院长个子并不高，身体也说不上胖。夏天他爱穿一套白丝绸的衫裤。出去时，就套上一件灰绸子的大褂儿。冬天，他穿的是为我们全校同学所熟悉的那件蓝棉袍。至于西装，他只偶然的穿那么一两次……他述说目前青年对历史观点的错误。他说的是那么幽默而激昂，一阵阵的笑声充满了教室。但笑过了之后，我们细细地回味着他的话，是如此的沉痛，同学们的眼圈红了。"
"钱先生讲的中国历史简直会把你的耳油都听出来。你真要希奇
他怎么装了一肚子的历史。不过，上钱先生的课，千万别坐在第一排。因为他讲书时，喜欢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你的视线被吸引在他的脸上，于是你的身子可就跟着他转动不停。这样呀……一个钟头听下来，你就会突然发觉到脖子又酸又累。我可是有这个经验的……怎么？你以为钱先生很凶？那可不对，只要你循规蹈矩的，他绝不会发脾气。他总是架着近视眼镜，红润的脸庞常露着慈祥的笑容。"这是沁蕊君说的。
现在再引一段文风君的话，他说："钱先生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但却显得十分结实。红红的脸庞，带着两颗永远精神焕发的眼睛。他的仪态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却又肃然起敬。他是一个富有人生情趣的人，常常和同学在一块谈天，即使是青年的爱情问题，他也可以和我们谈出劲儿来。然而，当提起当前民族的忧难、人类的危机时，他的表情，便马上呈现出内心的沉重……钱先生在讲学的时候，全神贯注，有声有色。如讲《庄子·逍遥游》一篇时，他所表现的姿态与神情，真是大鹏逍遥于空际之气象，扮演之贴切迫真，使人的心绪也随之而遨游……在登山旅行中，钱先生常常是健步如飞的跑在前头的。他有时还换上游泳裤和我们一同下水哩！"
当我首日到新亚见到钱先生的第一瞥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高而结实的身材，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眉毛长得特别长，目光慈祥而带有威严。记得那一次好像也是穿着蓝色的长袍吧！白斜布的内
衣领子，高出外面那件蓝棉袍的衣领几达一倍，我当时心里忖着："外面的棉袍领子怕会被沾上肮脏的缘故吧！"过后我又认为这种想法会错误。
"一个能够活到高龄的老人，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钱先生曾这样说，也正在这样做。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和傍晚总要出去散步一回，中午必作小憩，并且每天还操练太极拳呢！晚上睡时要求能做到四周静寂并且不见到光。可是最近在太子道的住所，正违背了这两个原则，马路上的隆隆巴士声响彻深夜，很不凑巧的，发出强烈白光的街灯，又正对着他住所的窗口。幸而他老人家现在已能习惯于这种非常环境了。钱先生曾看过一些关于如何养生长寿之道的书，并且有些也照着实行，因此他的精神还是那么健旺，身体也还是那么结实；遗憾的是他的胃不很强健，由于操劳过度，钱先生曾数度患胃病，现在已经康复了。
钱先生娴于辞令，当他讲学时，抑扬顿挫的声调加上喜怒哀乐的神情，因此很能够引人入胜。每一堂课，总常常博得满座的笑声，有时也感动得使人流泪，因为钱先生对于古老的中华，有着说不出的情爱；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由于他以身作则的精神和所发挥的情绪教育，因此使同学们充分地获得他的人格美的欣赏，并在品格学识上收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功效。说也可怪，只要经钱先生口里讲出来的话，就是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琐事，竟也变成
一种动听的人生哲学了。
信中国不会亡研中史具慧眼
可以说，中国历史是钱先生最亲密的伴侣。当初钱先生为要证明梁任公先生"中国不会亡"这句话，为了要知道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前途，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他在四十多年来不断地研究着中国历史，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是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而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这证据便是中国以往的历史。"钱先生认为如果要研究世界人类的文化和世界人生以往一切经验的话，最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就要推中国史。但是他又很感慨地说："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也可说最缺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爱我们的祖国，我们对祖国没有温情与敬意，乃是由于我们不认识祖国的历史；所以钱先生常常呼吁国人应该知道以往中国的历史，不但要知道，而且还要对以往的中国历史有温情与敬意。
《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是钱先生最初的成名作，此书出版时，曾震动中国学术界。他著作等身，其中《国史大纲》可以说是钱先生
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自序中钱先生记有一段话："（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秋，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从这段轶事中足见钱先生对这部书的爱护和对中国历史之视如珍宝。
钱先生看中国历史独具慧眼，当他讲解时往往发表前人所未曾阐述的精辟见解。他纠正古今学者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和看法；他常常提出两个以上的论证来确定某一种古制度的存在是真的。对于历史上的古人或者一种政制的是非之论，他决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说，我们决不能以今人今日的地位来批判古人或古代政制的得失，乃是要用客观的处在当时环境的立场来得出它的正确的结论。就以史前史来说，钱先生主张一面用遗下的器物来证明，一面也要以传统的追记来补充，因为传统与器物，这两者并不都是全可信，却也并不都是全不可信。他更反对有些人将中国的历史硬要勉强地塞入西洋历史的模型中去，中西的国情是完全不同的。由于钱先生兼通经史，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有明确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
不降著作水平抵抗歪曲历史
不久以前，一位在日本研究东方文化的英国学者来香港拜访钱先
生并请教问题，这位学者正在研读钱先生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真的，中国数千年的宝贵历史文化，除了日本人早在研究以外，今日欧美人士也开始重视起来了。很不幸的是，国人今日对本国的历史文化竟如此的冷淡漠视，相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肯花时间来看钱先生著的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这一类的学术论著了，现在的多数大学生连《国史大纲》也难于看懂。曾有人劝钱先生将《国史大纲》重新写一遍，使它成为语体化，简单化，钱先生认为这样做并不好，因为中国的历史不简单，自然也无法写得简单。至于太难，应由读者设法去提高阅读的能力，却不能使作者降低著作的水平呀！
有人说，钱先生偏爱中国的历史文化，认为西洋的都不如中国好。其实，钱先生之所以大声疾呼地要国人珍重爱护中国历史文化，一方面当然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其可爱伟大之处；同时也因为有些人正在歪曲和摧残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所做的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愚蠢举动，以致把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都丧失完了。不过，在另一方面，钱先生也承认西洋的历史文化。
钱先生很喜观看评剧，除了欣赏评剧的动作舞蹈化、讲话音乐化、布景图画化外，特别称赏那富于代表性的剧情，虽然到后来总喜欢来个大团圆，但在这些平凡的剧情中已能表达出深刻的涵义。至于评剧中的角色，来来去去总只有那几副脸谱，自然每一个简单的脸谱中，
廿四岁论语文解(子部) 卅二岁论语要略(子部) 卅六岁刘向歆父子年谱(子部) 卅六岁墨子(子部) 卅六岁阳明学述要理学 卅七岁惠施公孙龙(子部) 卅七岁国学概论 卅七岁周公 卅八岁王守仁理学 四十岁孟子要略(子部) 四一岁先秦诸子系年(子部) 四三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子部) 四五岁国史大纲(史部) 四七岁史记地名考考据(史部) 四八岁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 五十岁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五一岁政学私言 五四岁中国文化史导论 五四岁湖上闲思录 五六岁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 五六岁人生十论 五七岁庄子纂笺(子部) 五八岁中国思想史 五八岁中国历史精神 五九岁四书释义(子部) 五九岁宋明理学概述理学 六一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六三岁庄老通辨学术思想史(子部) 六三岁秦汉史(史部) 六四岁学龠 六四岁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学术思想史(经部) 六七岁中国历史研究法 六七岁论语新解(子部) 六九岁中国文学讲演集 七四岁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 七五岁朱子新学案理学 七五岁朱子学题纲理学 七五岁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 七六岁史学导论 七七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 七九岁中国史学名著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一部书 八十岁孔子与论语(子部)
八十岁孔子传(子部) 八十岁理学六家诗钞(集部) 八二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学术思想史 八二岁灵魂与心学术思想史 八四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五岁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文化 八五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七岁国史新论 八七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七岁双溪独语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二部书 八八岁古史地理论丛考据 八八岁中国文学论丛 八八岁中国学术通义学术思想史 八九岁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理学 八九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九二岁晚学盲言 九五岁新亚遗铎 九五岁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 九五岁中国史学发微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民国八四年初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绿色代表手头有红色首图开始借阅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历史七下第一单元课后测试(链接中考) 1．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 A．分封制B．三省六部制C．科举制D．八股取士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描述的是（） A．赵州桥B．长城C．丝绸之路D．大运河 3．下列哪一史实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A．隋文帝灭掉陈朝B．隋朝创立科举制C．隋朝统一度量衡D．隋朝开通大运4．盘点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唐朝当位列其中。唐朝之盛始于贞观年间，开元时达极盛。下列关于“开元盛世”的相关表述不准确的是（） A．姚崇、宋璟、杜如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能干廉洁、办事效率高 B．全国各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扩大 C．召集县令进行考试，结果有40多人因不合格而被淘汰 D．倡导节俭，抑制奢侈风气 5．某皇帝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在治国过程中轻徭薄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盛世局面，史称（） A．文景之治B．光武中兴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6．621年，魏征归顺唐朝，受到太子李建成重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干和耿直，不计前嫌，委任为谏议大夫，这说明唐太宗（） A．轻徭薄赋 B．简法轻刑 C．选贤任能 D．恩威并施
7．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时，册封回纥首领为（） A．“天可汗”B．怀仁可汗C．云南王D．渤海郡王8．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句描述的是唐朝（） A．农业生产的发展B．丝织工艺的精湛 C．垦田面积的扩大D．长安商业的繁荣 9.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时唐蕃关系友好。历经1200多年的唐会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以下人物中为唐蕃和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 A．鉴真B．玄奘C．文成公主D．元昊 10．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A．经济的繁荣B．政治的清明C．文学艺术的兴盛D．社会风气的开放11．唐代中后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调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式锦”。这主要表明（） A．唐朝采取开明民族政策B．中外交流开启唐朝盛世 C．唐朝中后期手工业衰落D．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 12．唐朝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转折点是（） A．开凿运河B．安史之乱C．黄巢起义D．靖康之变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 密级：学号：10720258 课程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 COURSE DISSERTATION 题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目 作者王传凯 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任课教师李福长 完成日期2010-11-5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王传凯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一 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 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 成稿日期：2010-11-5 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 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 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钱穆：凤鸣高冈 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著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文做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
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
钱穆著作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局1926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再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自序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中国社会演变 一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
第36卷第2期2010年3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f Xuzhou Nor mal Uni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36,No .2 M ar .,2010 [收稿日期]2009211203 [作者简介]王晓黎,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王晓黎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梁漱溟;钱穆;人生;文化 [摘 要]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 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中图分类号] G02/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10)0320078205 梁漱溟和钱穆都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 表。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们一生都自觉地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二人的心路历程、从事职业及研究领域虽不尽相同,但终极关怀却是一致的。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一、文化的起源 钱穆认为,人生只是一个向往,对人生追求与向往的不同,形成了三种人生观,钱穆把它们称为:向外的人生观、向内的人生观、现世享福的人生观,分别对应着西洋的人生观、印度的人生观和中国的人生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 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提出了“文化三路向”理论。梁漱溟以意欲求满足的方式来论述文化。可见,在梁漱溟看来,意欲的性质及其满足程度的不同影响了生活的样法,即文化。从不同的意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从时间上来看,钱穆转向文化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其文化理论的提出比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晚了20多年。总体来讲,钱穆“文化三路向”说的理论思路受到了梁漱溟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于新文化运动有补偏救弊之意”[1] 。但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