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的来路与归途——对一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洪治纲
一、“底层写作”的源起与变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①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
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②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
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
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那就是底层的声音。必须坚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必须惩恶扬善。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应该知道底层正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之中。对底层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或者所谓的‘慈悲心’。任何一种居高临下似的怜悯，都是对底层人民的侮辱。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而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在今日社会，正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它不仅涉及到底层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康肌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充满肮脏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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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后毁灭的，必然是社会本身。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在这种时候，底层的声音成了坚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篇“编者的话”，与其说是对燕华君小说的积极推介，还不如说是对“底层写作”的一种高调倡导，其意图显然是借此机会，大力强调作家们必须对底层生存的变化和一些普世价值的动摇给予高度的关注。
2001年，李师东主编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师东对“底层写作”的意义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说到底层生活，人们会自自然然地把它与受苦受难、不幸而又不争联系到一起。底层就是底层。人们或许还会欣慰的感叹自己如何如何的走出了生活的底层。但是，如果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内里，那么你对生活的表层底层就不会那么着意了，事实上，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你的人生里有苦有难，有不幸之处，也有不争之时。而这一切，并不因为你不在所谓的‘底层’就消失了；同样，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满足，也洋溢在生活的底层之中，如同在你的生活之中。”③
至此，“底层写作”渐渐地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现象。2003年，张韧、苏童、李伯勇等评论家和作家，或通过对话，或发表专论，纷纷以肯定性的言辞，密切关注这一写作现象。但是，“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还是从2004年开始。2004年，随着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顾
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
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李云雷
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
《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等
一大批文章的出笼，“底层写作”便成为当代
文坛的思考焦点。这些文章或依据中国社会
发展的基本现状和矛盾，或围绕创作界出现
的“打工文学”和底层小说，对90年代以来出
现的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精神需求以及审
美吁求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并从知识
分子的人文情怀上强调了“底层写作”的重
要性。
2005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获得了
进一步的拓展，出现了像丁帆的《“城市异乡
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
描写的转型》、南帆等人的《底层经验的文学
表述如何可能？》、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
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
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
“打工文学现象”》、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
书写的误区刍议》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紧
密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
“底层写作”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同时提
出了一些具有反思意味的思考。像丁帆和蒋
述卓都论及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遭受
的各种精神困顿，以及作家所应持有的人文
主义立场；南帆则从作家作为代言者的角
度，分析了底层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同
时还指出了表述形式的重要性；张清华更明
确地说到：“‘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我意识
到，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的倾向性、还有‘时
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④而丁
智才则认为，当前一些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
却以“苦难”为窗口，窥视“底层”的欲望，甚
至人为地扭曲这些苦难，从而掏空了苦难本
身所具有的悲剧价值，作品只保留着作者窥
视的眼睛和冰冷的文字。他们写底层女性，
“大多从事三陪或变相地做鸡，以此来突出
底层女性的苦难境遇”，用过多的文字堆砌
感官刺激。“底层”似乎只有麻木、肮脏、阴
暗、猥琐、屈辱而没有美好和光明的一面。这
样的作品名曰“底层写作”，实则是对底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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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生活的极度扭曲与漠视，对底层人性的侮辱。⑤所以，要想使“底层文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创作出具有丰厚审美价值的作品，作家们就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写作误区。
2006年到2007年，《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重要文学期刊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倡导具有“底层写作”审美倾向的作品，从客观上进一步催化了“底层写作”思潮的发展。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研究也出现了多元观念的碰撞与争鸣。这些碰撞和争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底层写作”的概念。究竟哪些群体可以视为底层？“底层写作”的主体是谁？是“底层人的书写”还是“书写底层人”？像王晓华、梁鸿、洪治纲、腾翠钦等人都曾质疑这一概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二是“底层写作”中是否存在着道德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的不平衡？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创作主体“中产阶级趣味”的介入，导致了“底层写作”中道德价值明显高于艺术价值，如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李运抟的《底层叙事的道德误区》、刘复生的《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等都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也有不少学者从具体作品分析入手，提出不同看法，像王光明的《底层经验与诗歌想像》、孟繁华的《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等，通过具体的文本印证自己的判断。三是“底层写作”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否存在着精神上的关联？李云雷、刘继明、白亮等人就从“左翼文学传统”角度，强调“底层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保持着紧密的精神同构；而贺绍俊等人则从“新国民性”角度，提出这种文学思潮是新的历史语境中城乡冲突的审美表达，“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⑥对这种生存现状的表达，隐含了一种现代性的审美诉求。围绕这些争鸣，这两年里，出现了40多篇具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其辐射范围几乎涵盖了杂志、报纸和网络等多种媒介。
2008年，有关这一创作思潮的研究依然
方兴未艾。一方面，学者们紧跟创作现实进行实证性的评析，像张清华、柳冬妩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徐德明、邵燕君等对贾平凹的《高兴》等作品的评述，都是通过实际创作进一步阐释“底层写作”的相关思考；另一方面，有关“底层写作”中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新左翼”倾向以及意识形态化倾向等，其研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特别是像何言宏对“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的论述；刘思谦对“底层写作”主体精神困境的辨析和超越方式的思考；江腊生对“底层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民工、城市、乡村却大都是一种简单化的想象性表述”的批评，以及创作主体因为“居高临下的文学视角造成了打工作品难以真正地走进底层生活，因而缺乏审美的哲思和艺术的批判”的论析，都体现了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的较深思考。此外，《探索与争鸣》也在第5期上推出了一组“底层写作：未完成的讨论”的文章，孟繁华、贺绍俊、张颐武、陈福民等学者各持己见，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思潮中所蕴含的各种重要的文学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底层写作”研究本身进行总结和反思的重要文章。像李云雷对2007年“底层写作”研究的回顾和总结，王尧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白浩的《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梁鸿的《通往“底层”之路》等文对新世纪以来有关“底层写作”研究的辨析和反思，尽管各有侧重，观点亦不相同，且不乏一些尖锐之词，但都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对这一思潮进行理性化和系统化思考的精神姿态，也显示了有关“底层写作”的文学讨论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化，并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沿问题。
二、“底层写作”研究的特点和价值
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出，不仅“底层写作”一直是中国当代作家们倾心表达的热点领域，而且“底层写作”的研究也仍然处于热潮之中，其争鸣之势尚未见有任何消隐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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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倘若认真清理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创作本身的日趋繁复和作家审美追求的多元，尤其是随着研究者们思维的日益开阔以及理论资源的多元运用，“底层写作”研究也在逐步走向丰富和多元，并呈现出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与社会学研究保持着紧密的共振关系。
“底层写作”研究从命题的提出开始，就一直渗透着某些社会学的研究思维，甚至带着明确的社会学倾向，体现了一种人文科学的整合之势。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04年，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来展开的，其基本思路就是探讨新出现的底层群体生存处境问题，即，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不同群体的分裂，底层生存群体开始不断走向弱势境域，且逐渐丧失话语表达权。像王晓明、蔡翔、摩罗等文学研究者都是在针对这一社会学问题发言。王晓明就认为：“‘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是很难把这个如地基塌陷一般巨大的威胁，真正逐出我们的社会的。”⑦蔡翔也强调，“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现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对底层的双重的阉割和篡改，没有自己的文化，底层很难正确传达自己的声音。”⑧摩罗也谈到，无论社会怎样变化，但“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⑨这些文章很少涉及具体的文学作品，似乎并非有关“底层写作”的研究，但是，从其所论述的现实镜像和主体的精神吁求上看，仍然是对“底层写作”进行一种间接性的关注和倡导。
与此同时，张韧的《从新写实走进底层
文学》、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
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
观照》、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
等等文章，则直接以具体作品作为阐释对
象，立足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当下底层群体
极为复杂的生存状态，以及作家们应该秉持
的书写姿态。像张韧就认为，“底层文学不能
简单用市民或市井小说来概括，当今底层是
市场经济转型期多种多样产业中的谋生者，
也有不少是在经济激烈竞争中的败北者，还
有的正在奋力向中层或高层冲击。底层小说
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下岗者、农村进城打工仔
的窘困和无奈，更要展示这一阶层的生存状
态、生活方式、价值信念和道德理想。拥有阶
层意识的新视角，底层小说才有可能超越新
写实，走进底层文学博大、深远的隧道。”⑩李
云雷则直接从“三农”这一社会学概念入手，
分析和思考一些底层写作的审美价值，他甚
至强调：“面对中国农村的问题与现状，不少
作家从文化与历史的层面进行了反思，这是
向纵深拓展的一种努力，这些探索既提出了
一些看待问题的新角度，也有囿于思想惯性
的一面。” 王文初认为，“底层小说”体现了
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意在维护底层的价值
与尊严、呼唤社会的自由与平等。面对底层
写作，他尤其肯定作家的“社会角度观照”，
这种观照“主要包含这样几个要素：一，背景
参照系统主要是社会结构、体制、政策导向、
社会心理、社会历史变迁等。二，以此作参照
系，着重描摹底层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生存
现状和命运沉浮。三，作者的基本情感立场
是悲天悯人，是对底层的不幸鸣不平，是为
底层争取应有的生存空间。四，文本锋芒所
指，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或体制缺陷，或政
策导向失误，或社会心理痼疾（失态、变态），
或社会历史的无情变迁。这种观照的背后，
是作家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其审美效应
是调动读者的情绪启迪读者的思考，呼唤社
会的公正、公平、公义。” 这些论述，在阐释
具体创作的同时，其实都非常明确地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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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的社会学思维。
即使是那些看似单纯的文学思潮研究，其实也渗透了这种社会学的思维特征。像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和罗梅花的《“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中对知识分子立场和情怀的分析，徐德明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对城乡意识形态差异的探讨，贺绍俊的《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形态》、旷新年的《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等文章对“新人民性”问题的讨论，都包含了社会学乃至文化学的特质，折射了研究者多维度、跨学科整合的理性思维。
（二）理论资源的丰富和多元。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文学现象与思潮的研究，都呈现出较为明晰的理论背景和思维向度，像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均是依助于两三种东西方理论资源展开论述和阐释。不同审美价值的评析，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也都呈现出较为单纯和明晰的理论背景，其价值评判的科学性与否也较为清晰。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这些争论常常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共识。而“底层写作”研究却恰恰相反，随着各种理论谱系的不断介入，以及研究者精神视野和艺术思维的开放，正在走向一种多元的状态。
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为理论谱系的多向度延伸。譬如，有的借助于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来分析“底层写作”中的诸多问题，如徐德明就认为，“城乡意识形态”是乡下人进城后遭遇的文化障碍，它会影响作家在叙述中的经验传达和文学的想象方式。在意识形态层面关注乡下人，我们本应该“聚焦乡下人生存的反思”，“聚焦于乡下人与中国/世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重新考虑农业中国与现代性的复杂互动”。遗憾的是，“大多数小说没有顾得上对作为背景的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也不大见到对城乡意识形态的体认与批判。” 有的侧重于知识分子的伦理使命与人文精神，像蔡翔、单正平、
南帆等人的文章，都是如此。南帆就认为，“许多时候，知识分子成为表述底层的言说者，叙述者。知识分子不是沉默者，他们通常善于表达，而且善于利用各种传媒。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奠定了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基本位置。……我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说很大程度地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这是超越个人和阶级利益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表述底层的冲动之源。”
而程波等人则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考量这一文学思潮，并认为，意识形态因素的自发与自觉和审美的自发和自觉构成了“底层叙事”坐标的纵横两个轴。为此，他们首先对这种写作在这两个相关因素的坐标区域和位置进行判断，进而对其带来的文学叙事在这个坐标体系中的变化趋势进行勾画和解释。“‘底层叙事’是‘新左派’的边缘精英在道义上靠近大众之后，在文学想象领域用一种‘熟悉的陌生人’向底层大众的又一次靠近，其内在驱动是情感的、道德的，但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的。”如果说“意识形态驱动”表明了底层叙事的一种“进攻”姿态，那么“审美抽离”描述的就是底层叙事“以退为进”的姿态。“审美抽离”“用一种看似并非‘纯文学’的方式，避开了直面现实时的尴尬，在观念的‘红线’贯穿下，现实被发现，被重新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写作与现实间的超短审美距离使底层叙事难免出现概念化和雷同化。 贺绍俊、孟繁华、陈晓明等人则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或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出发，分析这一思潮的内在价值。如贺绍俊就以刘继明为例，认为刘的“底层写作”承接了二三十年代写实主义的启蒙精神，并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出了新的思考，“刘继明所要批判的不是鲁迅当年所批判的国民性，而是建立在体制内思想框架下的‘新国民性’。”这种“新国民性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调整的文化语境下生成的。” 陈晓明的《“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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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李龙的《文学的救赎与救赎的文学——底层文学与现代性问题》也都涉及这一理论。
还有研究者从消费主义文化理论出发，对“底层写作”中的某些现象提出质疑。譬如白浩就认为，“消费主义流向指向市场运作规则，它要迎合和刺激消费的欲望，使其获得消费的满足感。这使底层文学书写中出现了内容上的生活奇观化、主题上的欲望化、情节设置上的偶遇化模式。内容上的奇观化主要体现为对猎奇感的追求，这一方面表现为对底层生活的陌生化领域和独特生活经验的挖掘，如荒山野岭、矿山矿难、民工生涯、国企破产、逼良为娼、风月生涯等边远场所边缘人生成为通行的表现场域；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些场域中发生事情的夸张化，具体表现为对苦难的猎奇和夸张转化为残酷和悲惨比赛，” 此外，像何言宏的《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白亮的《“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以及李云雷的相关文章，则从“左翼文学”传统这一现实主义理论，来论析这一思潮的“新左翼”倾向。
毫无疑问，这些多元化理论谱系的介入，不仅使“底层写作”研究呈现出异常丰富的精神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这一研究的成果，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者敏锐、活跃、扎实与自由的思想气质。
（三）研究思路的超前与客观。
严格地说，“底层写作”主要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密切跟踪，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关怀，尤其是对转型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形态及其精神走向给予了自觉的思考。从其创作实绩来看，仍然“呈现出含混的庞杂和徘徊局面”， 鲜有振奋人心的精品力作。但是，与创作的实际情况相比，有关“底层写作”研究却一直带有超前性特点。这种超前性，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并不仅仅拘泥于具体的创作实际，而是更多地依助于他们的社会观察、理性思考以及文化分析，突出地强调了这一写作思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是说，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底层写作”中所透射出来的社会学或文化学价值，将它们作为阐释自己思考的有效证据，而不是简单地膺服于文本
自身的审美特质，进行单纯的文学评述。对
此，王尧曾认为，“关于‘底层写作’论述的话
语张力则大于‘底层写作’本身，这一有趣的
现象，透露出‘底层写作’兴起过程中某些斧
凿的痕迹。” 应该说，这种研究思路并没有什
么不妥，相反，对提升这一写作思潮的精神内
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底层写作”
日益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热点时，一些颇
具影响的作家也开始陆续加入讨论的阵营，
像苏童、王祥夫、刘庆邦、陈应松、刘继明、曹
征路……等等。这些实力派作家或通过对
话，或亲自撰文，自觉地表达创作主体的个
人思考。面对研究界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和
质疑，他们不仅袒呈己见，而且也开始校正
自己的创作。如王祥夫、陈应松等人就多次
强调，必须有效提高“底层小说”的艺术质
量。陈应松甚至说：“我偏重于艺术表达，我
要让别人认为是一个地道的小说，而不是其
他。我总是希望我的小说要能站住，多年后
别人读还魅力四射。” 这种创作主体的自我
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作家对研究者
的呼应，也表明了这一研究本身的超前性特
征。
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研究并没有忽视
对这一创作思潮背后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
审视和分析，这又显示了这一研究的全面和
客观。绝大多数研究者在阐述自身的理论思
考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底层写作”本身所存
在的各种“问题意识”，而是针对具体的创作
实践，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批评和质
疑。这些批评和质疑，主要针对作家主体的
价值立场和精神向度、实际文本的艺术价值
等方面。即使是那些对“底层写作”持以积极
的社会学肯定的研究文章，同样也不忘对其
中所存在的各种艺术问题进行批评。而且，
研究者对“底层写作”这一研究过程本身，也
在不停地进行总结、反思和质疑。这种全面
客观的研究格局，无疑对这一思潮的进一步
完善和深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底层写作”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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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谱系特征，加之研究者思维的开放性，这从客观上也难免形成各自为阵的情形。但是，从整体研究的演进过程来看，“底层写作”研究仍然体现了两种重要的价值倾向。
（一）以介入性姿态，展示了文学研究者对人文精神的自觉彰显。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虽然也经历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个人化写作”等现象或思潮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展开，学者们亦未能以明确的介入性姿态，针对社会现实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探讨，很多时候都陷入概念性的论争之中，缺乏对现实的深入思考。而“底层写作”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转型后的社会现实发问，研究者始终对现实社会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姿态，而且，随着各种现代文化理论的不断运用，使研究在整体上具有极为突出的现实干预倾向，或者说对作家的创作实践具有明确的引导性，折射了研究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极力推崇和彰显。
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彰显，并非简单地肯定“底层写作”的道德立场和体恤情怀，而是研究者们通过强劲的理性思考，在充满各种批判性的言辞中，为当代中国阶层的急速分化和民间伦理的崩落而担忧，对公平、正义和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强烈吁求，明确地体现了研究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有人就曾说过：“底层文学的书写尽管泥沙俱下，庞杂不齐，但对底层文学的讨论却是日益深入和精彩，因为这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的意义其实主要是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焦虑、伦理焦虑而展开的，倒并非一定要去如问题小说那样强的功利性参与，但必须给自己的灵魂一个交待：是否要去战斗？怎样去战斗？这是在必要性与方法论上进行的自我确认与寻找，这是重铸知识分子的魂。因此，围绕底层文学而展开的系列讨论，既是铸剑，也是铸魂。” 虽然“铸剑”、“铸魂”之说不免有些夸张，但这一研究过程，的确显示了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正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面对转型
之后的公共领域进行自觉的发言。
（二）以理性的评判尺度，强调“底层写作”必须对艺术性进行有效承诺。
在“底层写作”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从社会学的层面上首肯了这种写作思潮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良好的精神诉求。但同时，他们并没有以偏概全，完全放弃对其进行艺术上的审视，而是以严谨的理性化尺度，进行了大量颇为客观的讨论。尤其是对于这一写作思潮中所存在的艺术性欠缺问题，都普遍给予了严正的批评。如李运抟就认为，“底层写作”过于突出作家的道德立场，却忽视了小说应有的审美品质。丁才智甚至说到：“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着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纯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 白浩也谈到：“对底层文学创作的批评，主要指向于其模式化、概念化写作，这分别包括内容、艺术性、情感批评术语、主体立场等。一些批评者认为，一阵风式地人人都去写底层写苦难，使其具有了新的题材决定论倾向，在这种‘热’现象的内里，实际上是各怀‘鬼胎’，具体而言，苦难焦虑症、道德焦虑症是表，而其目标则分别指向消费主义的媚俗消费症，指向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正确症。” 陈晓明在分析“底层写作”的艺术倾向时，曾指出：“这些小说在‘人民性’与美学表现之间建立起奇异的依赖关系。但‘人民性’的表达并不能在思想意识方面深化下去，而变成一种美学表现策略。在小说叙事中，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形成当下小说艺术表现的审美脱身术，并形成小说特有的艺术效果。” 虽然陈晓明的这一分析颇有意识，但他将“人民性”和“美学脱身术”看作一种积极的创作策略，旋即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这些批评和质疑都表明，维护作品的艺术性，促动“底层写作”作家超越生存表象的关注，力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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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有丰厚精神意蕴和良好审美质感的佳作，仍然是研究者们始终关注的核心。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始终清醒地站在文学的角度，以理性的方式，要求作家们必须对艺术进行有效的承诺。
三、“底层写作”研究的困惑与局限
尽管“底层写作”研究呈现出诸有鲜明的特点，并体现了其特有的价值，但是，细察这一研究的整体情况，仍然存在着某些局限和困惑。这主要表现在：
（一）“底层写作”概念含混不清，争鸣难以达成共识。
由于“底层”这一社会学概念很难界定，只能泛指一些弱势生存群体，因此，面对“底层写作”，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自觉地绕开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并根据自己所阐释的不同对象，将之置换为“农民工”、“打工者”、“下岗人员”、“城市平民”或“乡村百姓”。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既然“底层”是一个外延不清、较为宽泛的能指，那么所有关于底层平民生活的书写，都应该属于“底层写作”——像王安忆、莫言、韩少功、迟子建、余华、苏童、叶兆言、方方、刘醒龙……等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队伍显然十分庞大，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新写实”小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另外一个困惑在于，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底层群体”自身并不具备话语权，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由作家来进行代言性的书写。但是，很多作家其实都带有“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底层写作”，有人就表示了质疑：“莫言、贾平凹写的是农村的底层，余华写的是小城镇的底层，残雪写的则是大城市小市民聚居区的底层。类似作家作品估计，可以占到当代小说的一半以上。很显然，我们一般不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底层叙事。” 如果参照这样的思维，那么，我们还必须对作家的身份地位进行界定，即，谁是合法的底层写作者？譬如，王安忆和曹征路均为大学教授，他们的不少作品都是在书写社会底层的弱
势人群，如何肯定哪位就一定底层写作？事
实上，所有研究者都将曹征路视为“底层写
作”的代表性作家，而写过《民工刘建华》的
王安忆，却鲜有人将她纳入这一群体。这里
面的逻辑界线十分模糊。
（二）“他者化”的文学书写，底层经验的
真实性难以厘清。
作为一种“他者化”的审美表达，作家在
关注底层生活时，将不可避免地带着自身的
主体意识和情感体验。这是大多数研究者认
同的事实。但也有人认为，“在当下的叙说
中，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搁置了这一历
史情境，将‘底层’抽空、简化为古典人道主
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变成了一种抽象的、
被动的能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正所
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而且随
之被‘阶层’、‘弱势群体’、‘困难人群’和‘地
位’、‘身份’等一些精心修饰过的词汇所替
代。”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质疑并不少见，像
刘继明、摩罗、李云雷、旷新年都发表过相同
的看法。这又意味着，在创作主体与“底层写
作”之间，不仅存在着经验还原上的鸿沟，还
存在着研究者审美认同的鸿沟。但是，如果
我们将作家和研究者都视为知识分子，那么
研究者的这些发难又依据何种标准？这里面
显然隐含了一种有关“底层生活真实性”的
怪圈，而且对于这种艺术的真实性而言，人
们还难以找到一种具有共识的标准。
为了绕开这种概念上的尴尬，张清华主
张兼容：“底层写”和“写底层”。前者指底层
人的自我书写，像打工诗歌；后者指由诗人
作家来“书写底层”。 而张韧则认为，重要的
不是由谁来写，而是创作主体要有“阶层意
识”，“底层文学不能简单用市民或市井小说
来概括，当今底层是市场经济转型期多种多
样产业中的谋生者，也有不少是在经济激烈
竞争中的败北者，还有的正在奋力向中层或
高层冲击。底层小说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下岗
者、农村进城打工仔的窘困和无奈，更要展
示这一阶层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价值信
念和道德理想。拥有阶层意识的新视角，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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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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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小说才有可能超越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博大、深远的隧道。” 南帆则从经验层面上强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书写底层生活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底层经验的复杂性。应该说，这些论述都有道理，但又很难形成一种共识性的具体的检视尺度。此外，还有人试图从多种角度来界定“底层写作”：“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 这种带着广泛包容性的界定，其实和没有界定一样。
（三）理论阐释过度，文本分析偏颇。
由于理论资源的多元，“底层写作”研究一直注重各自理论的阐述。尽管一些研究者也曾对一些具体的创作文本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但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层面的论述，或者说是一种主题学评述，其目的还是为了印证各自的理论性思考。像孟繁华、李云雷、贺绍俊、邵燕君、王光明、吴思敬等人的很多评述，都是停留在文本的主题思想层面上，对其中的形式问题只是简略而谈，很难见到颇为精深的文本解析。特别是对于“底层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艺术问题，不少人都是以“概念化、模式化、道德化”等进行笼统地评价，并没有对这些文本的内在不足进入深入的艺术分析。只有张清华、徐德明、陈晓明等少数学者进行了一些较为细致的解析，但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文本分析不足的现状。
导致这种文本分析偏颇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底层写作”研究中，不少人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对立起来。似乎“纯文学”只关注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艺术的纯粹性，而“底层写作”只强调社会性和历史性。如曹征路就认为，“纯文学”是一种“唯美主义的迷思”，它“实际上就是主张虚假的文学，主张瞒和骗的文学。” 这种二元对立的
思维显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也直接导致了一些研究者对文本的具体分析失去兴趣。针对这一缺陷，王尧曾进行了客观且充分的论述，并进而认为，“如果我们暂时避开对‘干预’和‘介入’理解的差异，也暂时回避‘底层写作’的历史化过程，必须注意到，许多人倡导的‘底层写作’，也只是在‘干预’或者‘介入’这个层面上成为‘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通道之一，而不会与‘纯文学’形成全面的‘对抗’关系。” 我们认为，这种理解较为科学。
四、“底层文学”研究的展望与设想
由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确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逐步实施和利益化原则的日益突显，使文学开始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作家们不再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言人；另一方面，由于核心代言地位的动摇和消费主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作家要么回到个人内心，强调个人化写作，要么投向市场，追求文化消费中的经济利益。由此形成的结果，便是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丰富复杂的阶层结构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极为驳杂的精神存在，与作家的创作之间形成了某种“真空”状态。事实上，“底层写作”正是以积极主动的介入性姿态，迅速填补了作家与现实之间的这一“真空”地带。它既体现了当代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联，也激发了有关知识分子对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阶层的自觉思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从客观发展前景来看，随着中国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型，阶层分化也已成为现实。“三农问题”，城乡之间的生存差异问题，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等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成为中国社会矛盾较为集中的问题。因此，有关“底层群体”的研究，在未来的社会学和文化学领域，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文学更不例外。这种充满复杂性和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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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镜像，同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的精神资源。因此，从客观上看，“底层写作”思潮及其研究仍然拥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知识分子的伦理使命与主体意识来看，“底层写作”所蕴含的精神诉求，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道德关怀和情感立场，也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表象化跟踪和再现，还涉及对社会整体文明进程的深度反思，包括对公义、平等、自由等生存权的现代建构。它隐含了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创造性思考与判断，对现代文明积极承担的精神姿态。如果我们恪守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知的守护人，如果我们认同“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 这一界定，同时我们也认定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同样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那么，“底层写作”思潮及其研究仍然是其高度自觉的精神行动。从主体意识上说，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种文化伦理。事实上，有人已意识到了此点：“由底层文学引发和统率的系列大讨论由开始的依附性批评转化为学界的独立探索，由肤浅、片面和情绪化走向深入、系统和理性化，由对底层文学的单一性批评发展为对新世纪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内在发展理路的全面检讨和探索，指向于新世纪文学发展方向的争鸣与探索，展现出对新世纪知识分子伦理之魂的重铸行动。” 这种判断虽然有些偏颇，但亦有一定的道理。
因此，无论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说，“底层写作”研究依然具有较大的伸展空间。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底层写作”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倘若从其整体的研究格局来看，特别是从其存在的一些局限来省察，这一研究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展开，亦没有形成一种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换言之，这些研究还只是建构了一种体系性的理论雏形，无论是创作主体、文本实践还是审美接受，各种层面都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研。
（一）“底层经验”的复杂性有待进一步
深究。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尽管不少研究
者对哪些作家属于真正的“底层写作”者尚
有一些争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底层写
作”的创作主体仍然是一些专业性作家和从
“打工”等底层身份逐渐成长起来的写作者，
真正的底层还只能处于“被表述”的状态，这
已不存在太大的分歧。为此，我们有必要深
入探讨的，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是否合
适书写底层，而是创作主体与“底层群体”之
间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
作家在表达底层群体生存境况时应保持怎
样一种叙事姿态？如何警惕道德化和俯视性
的书写立场？怎样有效地获取底层经验的丰
富性和复杂性，使底层书写具有深邃的审美
意蕴？换言之，如何表达底层生存，或许是一
个更有待深究的命题。这里面，隐含了一个
作家的全部情感和全部心智是否真正抵达
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是否真切地融入到
他们的精神内部，是否成功地唤醒了每一个
生命的灵性，并让我们在复杂的审美体验
中，受到了艺术启迪或灵魂的洗礼。
（二）“底层写作”的文本价值有待进一
步评析。
在谈及“底层研究”的局限时，我们已提
出了这一问题。具体文本的精确评析，事关
文学基本价值的分析和认定，是所有文学研
究都不能动摇的核心。只有通过大量的、多
方位且富有独到审美发现的文本阐释，我们
才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综合体系，并进而对
整个文学思潮进行准确的评价。但是，从现
有的情况来看，“底层写作”研究普遍忽视了
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本的细致解析。——
绝大多数的评析只是停留在一些文本的主
题层面上，并以此审度作家个人的审美动机
和价值追求，却很少能够从必要的技术层面
上解析其文本的内在肌理。即使是讨论“底
层写作”在艺术价值上的不足，很多人也只
是笼而统之地进行点评，并没有进行一种实
证性的剖析。
其实，有效的文本分析一直是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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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基础的任务。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艺术价值评判，还涉及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与文本实践之间的距离，也涉及到“底层写作”与经典作品之间的距离。各种富有见地的文本评析，既可以解开各种创作内在的审美症点，亦可以让人们看到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底层写作”研究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大量的文本过于粗糙，模式化、观念化明显，而有些代表性的作家（像陈应松、王祥夫、曹征路）却对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充满
自信。 要解决这种文本实践上的认识误区，
破解这一创作的内在困局和关键性的症结，研究者必须克服浮躁之气，沉下心来，冷静地细研文本并提供各种卓有成效的艺术分析。
（三）“底层写作”的审美接受有待进一步开拓。
严格地说，任何一种写作不仅要面对当下的接受群体，还必须面对历时性的经典律则。“底层写作”同样也不例外。因此，对“底层写作”的研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审美接受层面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一研究至少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创作主体的审美动机与接受效果；一是“底层写作”对被表述者——“底层群体”的接受意义。
我们已注意到，有少数研究者已从创作主体的审美动机中，分析了一些“底层写作”以“崇苦崇恶”的极端方式，迎合市场消费中
的猎奇心态；还有少数研究者从创作主体的道德立场出发，审视了“底层写作”中所隐含的某种攀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动。但是，这种评判之所以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关键在于研究者并没有很好地从接受主体上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即，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底层写作”的作品在市场消费中独领风骚，亦未见有哪些“底层写作”的作家成为主流意识树立的榜样。这里面，是作家的审美动机与接受效果发生了错位，还是研究者本身的思维发生了偏差？其中的问题显然值得思考。
查特吉在《关注底层》一文考察印度学者的底层研究时，曾说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印度）《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致力于反对这两种精英主义，他们把焦点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的政治目的和手段与底层阶级的目的和手段有何不同。第二个问题是底层
意识的自主性。”
如果暂时撇开第一个问
题，围绕着“底层意识的自主性”并结合知识分子的伦理职责来看，我们的“底层写作”是否也应该包含这种“底层意识”的启蒙意味？如果大家认同这一看法，那么，“底层写作”与“底层接受”之间又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对这些领域的思考，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洪治纲
暨南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这些专著有：段若鹏、钟声等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吴波的《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培林、李强等人的《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李春玲的《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相关文章有：张进选的《关注“三农”》（《读书》2001年第4
期），李里峰的《底层研究他者眼光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读书》2002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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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郭于华的《“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2年第1期），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年第2期），文锋的《温铁军、秦晖谈农民问题》（《天涯》2004年第2期），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4期）等。
②蔡翔：《底层》，《钟山》1996年第5期。
③李师东主编：《生活秀》，昆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④ 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⑤ 丁智才：《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当代文坛》2005年第1期。
⑥ 贺绍俊：《底层写作中的“新国民性”——以刘继明创作转向为例》，《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⑦王晓明：《L县见闻》，《天涯》2004年第6期。
⑧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
⑨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天涯》2004年第6期。
⑩ 张韧：《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李云雷：《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 王文初：《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南帆等：《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程波、廖慧：《“底层叙事”的意识形态与审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
白浩：《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与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
王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陈应松、李云雷：《“底层叙事”中的艺术问题》，《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文学评论》2006年2期。
刘复生：《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年第5期。
单正平：《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天涯》2005年第5期。
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曹征路：《纯文学“向上”了吗？》，《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有关这方面的看法，可以参见：陈应松、李云雷的《“底层叙事”中的艺术问题》（《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李云雷的《底层关怀、艺术传统与新“民族形式”——王祥夫先生访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2期），曹征路的《期待现实重新“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3期）。这些作家都对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小说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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