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人民军队创建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三湾改编、赣南“四整”以及井冈山斗争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阶段。1929年毛泽东主持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在长征中，红军以大无畏的“长征精神”克服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险阻，胜利地到达陕北。从此，思想政治工作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通过军队的政治工作表现出来的。
一、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立
(一)南昌起义和赣南“四整”，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初创
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为了挽救革命，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北伐军3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10月初，起义军在潮（洲）汕（头）地区陷入国民党新军阀部队的重围。朱德率1000多人突围，进入赣南山区，一路上经常遭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和土匪的袭击，寒冷、饥饿、流行病也给部队带来很大的损耗。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的情况下，有些人经不住严酷斗争的考验，离队逃跑；也有些人军纪败坏，抢劫民财。10月下旬，这支部队在赣南进行了四次整顿。
一是天心圩整顿思想。朱德针对起义军存在的悲观论调和逃跑主义，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理想和前途教育。他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也只要留下骨干来，对将来的革命就能起很大作用。”陈毅在军人大会上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鼓励大家要经得起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二是信丰整顿纪律。起义军在撤退中打乱了原来的建制，又失去了后勤保障，抢劫民间财物的事件屡有发生。进入信丰县城后，少数人钻进酒楼饭馆大吃大喝，分文不给；个别人还闯进当铺索要钱财，动辄打人。朱德、陈毅发现后立即集合队伍，跑出城西20里外，开会宣布军人纪律，当场处决了三个严重破坏军纪的分子。
三是大庾整顿组织。起义部队党员很少，而且集中在领导机关和军官中，大部分班排没有党团员，党的决定很难深入贯彻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在大庾，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将保存下来的50多个共产党员统一成立党支部，派党团员到各连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保存下来的800多人缩编为1个团（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辖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1个机关枪连，由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四是上堡整训队伍。朱德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为人民打仗，针对目前的革命低潮形势，必须把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他利用在上堡休整的时机，对部队开展整训和练兵活动。
南昌起义余部“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赣南“四整”的实践，为人民军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等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由于起义受挫，毛泽东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从浏阳县文家市出发，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这一伟大的战略行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队伤亡很大，由原来的5000多人减到不足1000人。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当晚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第一，整顿组织，端正思想。在编制上把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辖2个营、7个连，重新任命了干部，剩余干部编入军官队。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思想整顿。毛泽东在队前讲话时，还用“贺龙两把菜刀起义”的例子，用“小石头能打破敌人大水缸”的比喻，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教育。由于采取了大会宣讲、小会讨论、个别谈心等方式，思想整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个别执意要走者，发给银圆五块作路费。整编解决了思想混乱、机构臃肿的问题，部队更加纯洁和精悍，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第二，层层设立党的组织，将“支部建在连上”。在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团营建立党委、连队设立党支部、班排成立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连队是部队的基本战斗单位，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使之成为连队的领导核心，这是首创之举。以后连队的主要工作，无论是政治、军事或后勤方面的大事，都要经过党支部讨论决定，然后由党代表和连长分头执行，形成一元化领导体制，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破除军阀作风，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一些旧军官出身的人怕艰苦，留恋过去“三金”（金牙、金戒指、金丝眼镜）、“五皮”（皮鞋、皮鞭、皮挂包、皮绑腿、皮武装带）和“四菜一汤”的生活；有些军官随意打骂士兵、枪毙逃兵。为了破除军阀作风，前委做出规定：废除肉刑和繁琐礼节，允许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实行经济公开，官兵在衣着、伙食上平等；连以上设士兵委员会，既是民主监督机构，又是宣传娱乐机构。委员5至7人，均由士兵选举产生，遇有重要事情，由主任召集委员以至发动士兵讨论，大家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三湾改编的意义，一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开创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从而保证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当年参加过三湾改编的罗荣桓在1957年有如下评价：如果不是毛泽东解决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2]
（三）开辟农村根据地，向军内外开展宣传教育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党和红军担负了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项任务。围绕这三项任务，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一，广泛开展建军宗旨和红军任务的教育。红军刚上井冈山时，党的基础还不牢固，不可避免地存在旧军队的思想作风。毛泽东认为，必须把这支红军变成“服务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毛泽东重新建立了以谭震林为主席的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政府，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为以后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建立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红军建立了良好的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关系。红军官兵待遇平等，同吃红米饭，同穿粗布衣，同住茅草房，发的零用钱一样多，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领导人处处作艰苦奋斗的表率，毛泽东在寒冬腊月也和战士们一样穿两件单衣，盖一条薄线毯。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他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名著。朱德年逾40岁，经常下山挑粮，肩负百十斤的担子，翻越数十里山路。战士们劝他不要去，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但他又削了一根，还在扁担上写了“朱德记”三个字，照样下去挑粮。
第三，规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除了在内部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外，还注重在外部建立新型的军民关系。刚上井冈山时，有人挖路边的红薯吃，还有人侵犯小商人的利益。1927年10月，毛泽东在荆竹山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即：“一、行动要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筹款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攻打遂川，途中在李家坪，毛泽东又宣布了六项注意，即：“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谈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雇夫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1928年3月，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村将六项注意的前面两项改为“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官兵行动的准则。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毛泽东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又在六项注意之后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第四，加紧政治训练和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用革命思想教育官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928年3月，毛泽东在中村采取半天讲课半天讨论的方法，讲解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特点，以及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意义。1928年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阐释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为了培训干部，红四军在砻市开办了军官教导队，每期有100多人参加，对提高干部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教育和改造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以前，那里已有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农民武装。如何对待这支武装，关系到共产党能不能在井冈山站稳脚跟。毛泽东派何长工去见袁文才，并送去100多支枪。袁王两人认清了干绿林没有前途，只有投身革命才有出路。何长工应邀上山，帮助他们练兵，通过上政治课、文化课、开展讨论等形式，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袁王欢迎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将自己的部队合编为一个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编后，毛泽东派去20多名干部，继续对他们进行军政训练和思想改造，使这支部队的旧习气、旧作风得到转变。
第六，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刚上井冈山时，由于革命处于低潮，“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毛泽东要求部队“集中以应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每个连队设有5名固定的宣传员，向群众讲“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农会、建立根据地的道理。他们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在宁冈的象山庵和井冈山的茨坪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到1928年2月，已先后建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农会和农民武装也建立起来了。各区县赤卫队和乡村暴动队，是一种半脱产或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既可保卫当地政权，又是红军的重要兵源。有党团员作骨干、有武装力量作支柱，边界各级红色政权纷纷建立起来。
二、《古田会议决议》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
（一）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共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四军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很少补充工人，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则占红四军全部党员1329人的70％，加上旧军队的影响，使一些干部认为，红军只管打仗，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不是红军的任务。他们喜欢“走州过府”，政权观念薄弱，表现出严重的流寇思想。6月下旬在福建龙岩县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去闽西养病。9月28日，陈毅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信由周恩来审定后交陈毅带回，并叮嘱陈毅“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代会统一思想”。
九月来信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指示信对红军的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3]指示信论述了红军中党的工作，认为“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
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4]指示信对红军的群众工作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把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二、与地方的工会、农会发生密切联系；三、扶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开好古田会议产生了深刻影响。
11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前委，在长汀主持了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12月底，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由陈毅传达九月来信的内容，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任书记的新的前敌委员会。
（二）《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共有九个部分：一、纠正党内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它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及其与剥削阶级军队的区别，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规定了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和方法。其基本精神是抓住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的矛盾，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因而是一个伟大的建党、建军纲领。
第一，规定红军的任务及其与剥削阶级军队的区别。
决议阐明红军与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在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①必须正确地处理红军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一是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决议指出：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由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群众工作、建设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指挥筹款等，均属政治机关的职权。在没有建立政权的地方，由红军政治部代行地方政权机关的职责，直到当地地方政权建立为止。二是红军与民众的关系。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宣传工作要根据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并针对各阶级、阶层不同对象的情绪去做。决议同时强调执行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军民关系更融洽。三是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决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官长要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产状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的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同时，士兵也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纠正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和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决议还专门提出了优待伤病员的问题，要求官长慰问伤病员，给他们送茶水，盖被窝，按伤病轻重发零用钱，行军时派人照顾落伍的伤病员。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红军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决议对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分析，找出它们产生的根源，指出其危害和纠正的措施。纠正的措施：一是进行思想教育。二是加强党的领导。三是提高党员素质。决议指出：“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发展新党员要具备五个条件，即：（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烟，不赌博。对已入党但不符合条件者，又“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决议重申“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各级党委要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教育，定期召开党的会议，开展批评，严格党的纪律，防止松懈敷衍。
第三，确定红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思想教育是首要环节。决议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项内容和18个方法，以及对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19项内容和7项方法。党内教育的内容主要有：政治形势分析，对红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错误倾向的纠正，开展反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讨论，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对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等。党内教育的方法：一是克服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三是进行宣传鼓动。上政治课有十大教学法：（1）启发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5）说话要明白；（6）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有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三）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意义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的负责人深入所在部队，组织干部学习和领会决议精神，然后由干部逐条向战士讲解。从前委到各支部，都对照决议检查所存在的问题，纠正不良习气和做法，尤其是把废止肉刑、纠正军阀主义残余当作重点来抓。
学习和贯彻决议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具体表现为：一是政治工作逐渐向正规化、制度化发展。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正式公布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分别就军、纵队政治部和支队、大队政治委员的工作任务、工作范围作出规定。这样，就把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和毛泽东建军思想作为政治工作的内容，以法规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从根本上保证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使政治教育从材料到干部备课、从教育对象情况的调查到教学方法的改进，都有章可循。同时，也为四个月后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文件提供了范例。二是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主要有：（1）党的领导制度。要求定期向指战员公布计划、布置任务，并逐日检查、做出总结。在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或军人大会时，便由党的积极分子传达到战士中去。（2）政治训练制度。规定每个支部定期上党课，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培训班。对士兵教育的内容分别是：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怎样进行社会调查、革命任务和前途的教育、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等。（3）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要求做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主，定期开会检查，无论干部和士兵都应接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
《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的标志。其意义在于：第一，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特别是“从思想上建党”的提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举和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大特色。决议对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学习、政治训练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要求，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使思想政治教育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第二，红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清算，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到系统的总结，为红军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通过对决议的学习和贯彻，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统一了，也提高了红四军中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加强了党内、军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三、思想政治工作在长征中的“生命线”作用
（一）“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论断的提出
“生命线”是对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比喻和科学概括,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用“生命线”来形象地表达政治工作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对党内政治生
活的科学化就作过系统的阐述，奠定了党在人民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生命线”一词首次见诸文献，是在1932年7月21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指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①
1934年2月，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开幕词中说：“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中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可能达到任务的”，因为“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红军总司令朱德在致词时接着强调：“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因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也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战斗的胜利都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使“生命线”的论断系统化、理论化，使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强调和加强。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状况。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①政治对经济、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政治工作对军事工作，进而对一切工作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在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占人口的80％以上，从而决定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原则。斯大林也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这是“生命线”论断首先在军队提出的内在因素。
具体地说，“生命线”具有服务、保证、结合三个方面的科学内涵，即政治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和党的中心任务，要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结合着军事工作和各项任务一道去做。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也正是从这些方面展开论述的。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体现了政治工作如何在实际斗争中发挥“生命线”作用这一思想。他认为：政治工作一要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命令的执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二要保障每一个战争的胜利；三要发挥政治工作在作战中，即进攻和防御中的作用；四是堡垒战、阵地战、夜间战斗也需要政治工作起保障作用；五是一些具体的战术动作，如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也须政治工作来保障；六是加强政治工作，保守军事秘密；七要加强后方勤务机关政治工作；八是游击战同样一刻不能离开政治工作。总之，“战斗动作问题，战术问题、后方勤务问题，都要求我们政治工作要有很好的配合和保障。一切政治工作，都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①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原则的确立，对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红军的政治工作，发挥政治工作的优势，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两个直属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8.6万人，被迫从赣南闽西撤出，开始了震惊中外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人没有很好地进行政治动员，指战员不明了长征的意图和前进的目标，又携带着大批辎重，行动非常迟缓，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受到很大损失，使大家心头蒙上一层阴影。为了克服失败主义情绪，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号召指战员敢打硬仗，突破封锁线。11月14日，《红星报》发表了《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的讨论提纲，号召指战员振奋精神，“同一切对于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为了向沿途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红星报》还同时发表了《红军是苏维埃
革命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社论，要求在沿途做好“建立地方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工作”，要求各连队加强宣传，振奋自己的精神和鼓舞群众的斗志。二是教育干部战士继续革命，创建新根据地。12月12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工人员应以一切方法，如党员会议、军人大会、化装演讲、个别谈话等，“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回答每个疑问与误解，务使每个红军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1935年1月3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到黔北后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阀与地方武装，摧毁反动的政权，谨慎地采取灵活的策略，发动群众斗争，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努力扩大红军”，同时要“加强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建立新战士中党的组织。”这些工作振奋了士气，初步扭转了突围以来的失败主义情绪。三是严格执行纪律，树立红军的良好形象。遵义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在进城前就制定了严格的城市纪律。1935年1月5日，担任攻城任务的红一军团发布《关于进入城镇执行政策的规定》，宣布除政治机关、政治保卫局外，其他部队不准进城；因执行战斗任务而入城的部队，任务完成后即开到城外集结；入城担任警戒和看守任务的部队，不准入民宅和商店住宿；对反动机关和商店的没收，由政治机关、保卫局负责。1月8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宣布“红军是有严格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占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进驻遵义及附近地区的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总政治部的通令，争当做群众工作和执行纪律的模范。
1936年上半年，红二、六军团在川滇黔流动游击，准备创建新苏区。各级政治机关及其政工人员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政治形势和民族政策教育。第一，采取多种教育形式，激发指战员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1月初，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石阡休整7天时，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政治部印发了关于巩固新战士工作的文件，采用竞赛、开晚会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并派人到连队讲解，以消除疑虑，鼓舞士气。第二，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2月8日，红二、六军团在大定县孔庙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川滇黔省苏维埃政府，由贺龙任主席，并在黔(西)、大(定)、毕(节)三县建立了95个乡村政权。红军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开展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的工作。第三，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扩大红军影响。贺龙、任弼时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并向藏民颁发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解放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经过对藏民家访、召开茶话会，一些藏民消除了恐惧心理，帮助红军购买粮食，指引行军道路。龙绒寺的“堪布会议”(寺庙决策会议)还作出决定，赠送红军青稞15万斤，派人动员藏民出售粮食4.6万斤，帮助红军克服困难。第四，政工干部以身作则，发挥了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在翻越玉龙山时，有的政工干部没有注意把政治工作与物质保障工作结合起来，认为政治工作就是开会上课，甚至坐在连队等候外出办给养的人回来补课。
红四方面军创建于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后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兵力发展到8万多人。1934年11月，部队在通江县毛裕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有连以上政工干部800余人参加，通过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团政治处暂行工作条例》、《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条例》、《红四方面军训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得知红一方面军入川，决定西渡嘉陵江进行策应，政治工作为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第一，进行军民总动员，保证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各级政治机关同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积极配合，组成群众工作队，动员大批船工、木工、铁工，营造了一批木船和三座竹扎便桥构件。各级政工干部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16字训词开展战场鼓动，并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鼓舞战士。嘉陵江战役至4月21日结束，共歼敌12个团。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红军报》上发表《克服一切困难，百倍坚决奋斗，争取更大胜利》的文告，对实现向川西发展、赤化全西北作了政治动员。第二，团结藏族同胞，建立民族自治政权。5月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康少数民族地区，政治部印发了《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介绍了蔵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要求各部队在开展少数民族的宣传时，“首先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纲，承认民族自决权”，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要向他们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共同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与欺骗政策。此后制定的《关于部队南下政治保障计划》中，再次要求广大指战员“运
用一切方法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不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感情，不许毁坏庙宇经堂，不准到群众家乱翻，不准毁坏居民房屋。”第三，开展捐献衣物鞋袜的活动，慰劳红一方面军。5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经会理、冕宁北上。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纷纷捐出自己平日节省下来的粮食和衣物鞋袜，准备献给远道而来的兄弟红军，以表达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崇敬心情和团结友爱精神。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为实现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第一，坚持党性原则，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7月5日，中革军委从陕北来电，将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从而提高了红二、六军团及其领导人同张国焘作斗争的地位，也粉碎了张国焘打算控制红二、六军团的企图。当时仍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等介绍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的情况，要求他们一起做工作，使红二、四方面军团结起来，共同北上，到陕北去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第二，加强红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实行第二次北上。7月初，在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迫使张国焘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发布了《第二次北上的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指出：必须“大举北上，配合红一方面军，联合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铲除西北抗日障碍”，要“立即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保证二、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要“广泛宣传我们北上抗日的主张，沿途张贴与书写各种宣传品，发动群众斗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第三，实现思想转变，迎接三大主力会师。红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指战员经历了严重的磨难。政治部制定了《收容队工作须知》，从生活和物质上爱护干部战士。行军中党团员帮助伤病员，遇到走不动的伤病员，就帮助背枪支和被包，扶他们到宿营地。即使这样，还是有数以万计的战士长眠在草地上。部队进入甘南后，接到中共中央从陕北的来电，通报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政治部立即编发了《关于新策略战线的具体运用政治问答》的教育材料，分16个问题，回答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若干政策和策略问题。10月9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长征胜利的意义在于：它证明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集合在一起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虽然只保存了3万多人，但他们是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骨干。长征的胜利，又是中国共产党克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危害取得的，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后，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失败走向胜利。长征中红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无愧于“红军的生命线”。长征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红军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慨和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写下了政治工作史上最光彩的一页，铸就了被世人称道的“长征精神”。
革命理想主义是长征精神的深层内蕴。红军长征是一次追求理想信念的伟大壮举，从历史背景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但军事斗争的失利，并没有动摇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念。从长征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来看，无论雪山草地的自然屏障、饥寒伤病的折磨，还是在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前，红军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和惊人的毅力。这种毅力的源泉，在于他们毫不动摇地保持革命必胜的信念。甘洒热血、不怕牺牲是长征精神的直接体现。长征的每一步都凝聚着红军血与汗的代价，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8.6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6500余人，平均每行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宝贵的生命。如果说红军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这部史诗的每一章节都浸透着这些民族英魂的鲜血和生命。这种精神在对待革命同志上，体现为无私奉献的革命品格和高度的阶级友爱。长征的艰难历程熔铸出革命同志间深厚的感情，残酷的斗争环境使红军指战员在平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同舟共济，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又总是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紧密团结、顾全大局是贯穿长征过程中的一根精神主线。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民族大义为重。红军长征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红军既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剿共”战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北上抗日的奋斗目标融为一体，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抗日救国的先锋。第二，以党内大局为重。在长征途中，坚持了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既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