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等人的现代“西游记”
1969年陈寅恪与夫人死于中山大学，次年台湾即举行了追思会，主持者俞大维正是陈寅恪的表弟兼同学。十年后，陈寅恪文集由蒋天枢整理出版。八十年代初，余英时读到《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诗集》，在《明报》开始探讨陈寅恪晚年心境。柳斯奋受胡乔木委托，化身为“冯衣北”在《明报月刊》上与余英时商榷。余英时后将此时的文章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后者也将两人商榷的文章合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八十年代末，中山大学也曾举办过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论文集，但似乎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真正让公众了解到陈寅恪的是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部书通过调查中山大学的档案与知情人的口述，编织了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挽歌。这部书中哀婉的文笔与煽情的语言，使人们对于陈寅恪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三联书店趁机再版了《陈寅恪文集》，诱发了新世纪人们对于陈寅恪的热情。公共媒体以谈论陈寅恪为时尚，致使易中天专门就此撰文《劝君莫谈陈寅恪》，对媒体热炒陈寅恪加以针砭。
从学术界走向公众，陈寅恪不再仅仅是一名中古史学者，更加成为一名倡导“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对于他的热情也从读其文集转向关于他的周边及
八卦。既有出版界的炒作，又有传媒的宣传，对于陈寅恪来说，未尝是一件幸事。在鱼龙混杂的出版中，依然会有陈寅恪研究的作品问世，最早有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蒋天枢的《陈寅恪编年纪事辑》，近些年出版的卞僧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以及手边这本《在西方发现陈寅恪》。这些书从各个方面，对于陈寅恪的平生、诗文进行了探讨，对于深入了解陈寅恪有很大的帮助。
陈怀宇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68.00 从读余英时的《论士衡史》关于陈寅恪的论述，阅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到阅读陈寅恪文集，掐指算来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中，陈寅恪的形象逐渐分裂为倡导“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笃守书斋的学者形象，前者广为媒体传唱，后者则为学者们不断梳理出的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陈寅恪身上的光环也逐渐淡去。那么，陈寅恪对于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通过跟随他游学的步伐慢慢了解。
陈寅恪的西游记
如果说玄奘西游，带回了中印两国交流的美谈的话，那么陈寅恪及同时代留学运动，对于中国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从晚清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运动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中著者有严复、辜鸿铭等学者，他们不仅带回了军事技术，
更带回了现代政治学说。这些学说对于晚清政治变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影响到了新一代的留学生，在借助美国庚子返款，有更多的中国青年能够到新大陆游历。在这其中就包括了陈寅恪这一代学者。陈怀宇根据他们在海外留学的档案记录，跟随陈寅恪求学的步履，重新考察了二十世纪初欧美高校学术的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留学生们产生的影响。因此，他的目的就不仅在于对陈寅恪个人学术的评论，更试图“将其背后生产的历史文化背景揭示出来”。
“寅恪作古已四十余年矣，其生平行事涉及亚、欧、美三大洲，一生学术兴趣与取径亦颇多转移，欲从中条理出所谓单一之系统，虽有可能，但并无必要。因此本书也不预先设立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框架，这样每一章亦不必削足适履放入一特定框架之中。”（导论005）
既然，陈怀宇不准备将陈寅恪作为整本书的传主，而是以其游历作为线索，考察二十世纪欧美学术界的境况，那么就不可能将其学术视为单一的系统，而是根据陈寅恪自身的经历与交往，随时进行考察与反思，因此这本书从整体上看是缺乏整体系统的。具体的章节，也不过是对于陈寅恪具体交游和学术关怀的探讨而已。
再取佛经
陈寅恪早期研究的重心在于中印佛教的比勘，通过对比不同语言版本的佛经，来探讨中印文化交流的实况。这种研
究方法，一方面来自于清代学术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欧洲汉学的传统。因此，尽管陈寅恪留学欧美，但是其关注研究的重点则仍然在东方-中国。这让他既与晚清的严复、辜鸿铭不同，也与后来的胡适、冯友兰有很大的差异。那么，陈寅恪到西方取的是什么经呢？
“在他看来，伯希和学术有两大特色，一是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这是法国汉学奠基人雷慕萨留下的传统；二是批判地辨别史料。”（第二章，恪与德国早期学术联系新证，77）
这里虽然是陈寅恪评论伯希和的学术路径，但是不妨看作他对于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总结，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陈寅恪所接受的学术训练的传统。我们回过头来看陈寅恪的研究思路，也许会有很多启发。
“寅恪正是从印欧比较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问)入经学(佛教文献学)再入史学(佛教文化史)，只不过他以现代的“小学”入现代“比较校勘学”，而进入现代史学，所以从提出问题假说，到论证问题，提出解释，更显得视野宏阔、论证严密。当时能做出很高成就的学者都是能将吾国传统之旧学和西洋传人之新学衔接起来并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学者，王国维如此，寅恪也是如此。”（第三章东方学、西学与历史学：陈寅恪的学术世界，113）
这里陈怀宇描述陈寅恪学术的路径，不妨可以与伯希和
相对比，所谓印欧比较语言学或者现代“小学”，都是指能够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至于所谓的现代史学即是指批判地辨别史料。可以说，陈寅恪从欧洲学习的正是伯希和所倡导的法国“汉学”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伯希和与陈寅恪并没有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即没有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历史进行诠释。因此，陈怀宇将伯希和的“汉学”与清代学术传统进行比附是不错的，但是将其作为现代史学则不免张冠李戴。
取经的另一面
陈寅恪在欧洲取回了汉学传统之外，还接受了德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并不为人所知。陈怀宇独具慧眼，比较了德国赫尔德与陈寅恪的史学。这个见解是独到的，但是陈怀宇并没有将其中的底蕴挖掘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中国史研究缺乏对于西方理论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德国文化所特有的传统。陈怀宇曾对国内赫尔德研究加以评述，认为国内缺乏相关的研究。从这点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并不熟悉国内西学研究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仅举一例，八五年刘小枫在北大的硕士论文《诗化哲学》中，就曾经对于德国浪漫主义进行过介绍与评述，其中就有关于赫尔德的内容。另外，伯林的《反潮流》和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国内均已翻译，其中都有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评述。但是在陈怀宇的综述中并没有看到，这
样就影响到他对于赫尔德及其所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史学
的理解。
赫尔德倡导的浪漫主义史学，其实是面对英法启蒙运动产生的反动，后者高扬理性和文明价值，试图以此来改造世界。赫尔德则根据卢梭浪漫主义观念，提出了相对文化观念，理性与文明观念指向的是物质文明，而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这一观念继续发展出相对史观，即不同时代与不同民族均具备高度的文化，却不一定拥有高度的文明。他这种比较文化观通过对于希腊和德语的赞颂来完成，在二十世纪影响到了文化人类学。在这里，我们不妨追问这与中国研究何干？
“他(陈寅恪)仍主张学术乃与民族文化之存亡紧密相连，毕竟如他所说，中国学者乃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发扬学术，乃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这又与标榜纯粹客观之欧洲近代东方学者之志业区别开来。寅恪先生在其学术论著行文之中，可见其此种微妙心理。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客观问学；另一方面，他在写作形式和风格上刻意追求传统特色。他对域外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有一方面欣赏借鉴，一方面却有民族自尊上的不甘心。”（导论10）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陈寅恪深受德国文化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她接受了法国汉学中理性主义的传统，但是在文化观念中，则不免透露出接受德国文化观的影响。即区分文
明与文化，前者可以通过理性来研究，而后者则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特征，试图将客观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结合起来，这就是赫尔德影响下产生的比较文化观的影响了。可以说，德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在哲学上力图阐释的德国文化特征的心态，也影响到了陈寅恪将其运用到中国文化的探讨上来。
汉学征服中国
翻开二十世纪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出占据舞台中央的恰恰是陈寅恪以及同时代的海外留学生们，他们开创了民国学术史的新篇章。这种欣羡促使当下的我们继续派遣留学生“群趋东邻受国史”，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虽然，胡适对此曾有《非留学篇》，提出留学的目的就在于终止留学这种行为。但是，我们看到直至今日留学运动方兴未艾，这对于百年前的留学生来说不啻是一个讽刺——他们并没有终结
留学，反而成为了现代留学生的榜样。这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在海外究竟学了什么内容呢？陈怀宇通过陈寅恪研究，向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背影。
“有些中国学生后来学成回国，与寅恪齐名。1919年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九人，这九人均是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而这之前有1918年毕业的赵元任，之后有1920年入学的李济，这真是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
时代。”（第一章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44）
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纷纷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领袖，成为各个高校的校长，成为引领时代风气者。
“前述九人之中只有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其中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第一章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44）似乎可以说，这些这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不仅仅在学术上对国家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暗示国内的学子，只有通过洋科举才能真正飞黄腾达。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这些留学的学者尝试用在海外学习到的文化观念来论证自身文化的价值，但是却无法改变国人对于洋学术的崇拜。这就好像对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无法改变传媒对于陈寅恪形象的塑造一样。那么，在西方取回了“汉学”与“文化史观”的陈寅恪，真的将理性和文化自信带给国人了吗？我想，陈怀宇这部著作并没有带给我们答案，或者依然再重复着陈寅恪及其同时代留学生的悲剧。人们所期盼的陈寅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事实上陈寅恪更像是一部悲剧，现代留学生们依然代代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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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午元旦题曾农髯丈所画齐眉绥福红梅图 花枝含笑画犹存，偕老浑忘岁月奔。 红烛高烧人并照，绿云低覆镜回温。 新妆几换孤山面，浅笔终留倩女魂。 珍重玳梁香雪影，他生同认旧巢痕。 2.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 我近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3.钱受之东山诗集末附甲申元日诗云“衰残敢负 兴亡江左自伤情，远志终惭小草名。 谁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4.贫女 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 5.追忆游挪威诗北海舟中 孤怀入海弥难说，水鸟舟人共此游。 束地巨环迎北小，拍天万水尽南流。 斜阳大月中宵见，（Midnight Sun为挪威奇景。 ）故国新声一笑休。 （舟人共唱波兰新曲。 ）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游。 6.追忆游挪威诗易卜生墓 清游十日饱冰霜，来吊词人暖肺肠。 东海何期通寤寐，北欧今始有文章。 疏星冷月全天趣，白雪沧波缀国妆。 （挪威女郎多衣绣衣一袭，所谓国妆是也。 余取以喻易卜生作品。 ）平淡恢奇同一笑，大槌碑下对斜阳。 （墓碑上刻有大槌一具。） 7. 无题 乱眼繁枝照梦痕，寻芳西出忆都门。 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 花光坐恼乡关思，烛烬能温儿女魂。 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
8.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 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徐骑省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9.挽王静安先生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10.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彻沧波海不流。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11.阅报戏作二绝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12.吴氏园海棠 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 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襟。 13.残春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14.残春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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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5.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6.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7.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8.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9.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10.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 作者：杨联升附图 引言 据「中央日报」副刊报导，史学大师义宁陈寅恪先生于五十八年十一月病逝广州。（以前传说陈先生曾被红卫兵殴打，未知确否。）先生生前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今竟不幸言中，眞令人欲哭无泪。然盲目衰翁，早一日升达天界，卽等于早一日脱离苦境。敬慕先生者，惟有虔心祝祷，共祈冥福；尊事先生者，惟有更图精晋，光大师门。联升在清华经济系，曾选修先生所授隋唐史，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亦蒙先生指导。在「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民廿六）印布之拙稿「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卽是其中之一章。至于论文主旨，则与陶希圣先生及鞠清远兄之著述，大体相同，故未发表。联升于陈先生隋唐史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尝造寓晋谒。七七事变后，曾到北平城内先生府上参拜太老师散原老人之灵柩，此为联升在国内晋谒先生之末一次。来美留学之后，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己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
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三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卽将回国任教。一良到燕大，联升到北大，并各兼史语所副研究员。先生又询及联升之内兄缪钺、彦威，云曾数度通信。又云，回国后拟在南京定居。此为联升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当时胡适之先生已接受北大校长之任命，方在纽约准备回国，本拟一同登舟探视，临时以故未克前往。一九五六年，联升撰「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一文，在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印布，为胡适之先生祝寿。曾托人将单印本设法转呈先生，闻已收到，并传语嘉勉。联升所学伤于芜杂，虽曾列先生讲席，至多勉强升堂，绝不敢称入室。顷于悲痛之余，忽然检得当年（约在民廿四）在清华园听先生讲隋唐史笔记二册。因录其第一讲大略，以为记念。追忆学恩，倍增哀痛。 五十九年二月记于美之康桥。 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大略 应读及应参考之书： 甲：通鉴隋唐纪，通典。（宜先读）
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寅恪 ……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 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 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 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 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 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 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 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 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 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 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 然真伪者， 不过相对问题， 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如某种伪材料， 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 固不可也。 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 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 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中国古代史之材料， 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试析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论文关键词:孤独文化独立自由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格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雨果说:“孤独使人明白，使人燃烧，并把人引向伟大的热忱，用千种灿烂，用万种奇妙，慢慢造就一个人的灵魂。”陈寅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的漫步者。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目睹并亲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战争、“文革”等的洗礼，无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国屡遭外侮，有清中兴一代已成残迹的哀感，更切肤体会到社会纷乱变异下文化与社会风习的分崩离析。故此，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游学海外，博闻强识，设杏坛执教鞭，“续命河汾”，独自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他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他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这一主旨。祖父的壮志难酬，父亲的含悲而逝，兄长的命赛早疡，三位先生至亲至爱之人的相继离去，梦般消逝的世家繁华，已使他对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层怨苦意识，心灵敏感、纤细、寂寞。加之王国维的自沉与临终“文化托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愈显形单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责任之重大。他更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化的本质和出路问题，陷人了一种两难境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先生心中，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纠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随风逝去，走向歇绝的历史命运，但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文化的深深眷恋。对先生而言，做全面继承文化传统的“国粹派”很难，但要他做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西方论者”也不易。于是，他不得不选择第三条道路: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民族性，又能实现其蜕变与飞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这种文化视角与那些“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或“抱残守缺”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宽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种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砺。穷其一生，先生无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阐释传统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处无不氮氯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意绪与精神。在他看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毕生崇尚气节，贬斥义利，推扬宋贤，以士的精神自持。学术活动中，也始终洋溢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热情，并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期待“终必复振”为宗旨。为了这个目标，他坚持着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在以维系民族文化命脉为己任的同时，亦汲取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所高扬的学术独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侄桔，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用生命呵护心灵中这片学术的净土，维护学术的尊严。在时世的动荡中，在积极人世和消极遁世之间，先生选择的是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学术中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选择了“边缘”与“流浪”，也就选择了寂寞与痛苦，陪伴他的，只
陈寅恪经典语录 【篇一：陈寅恪经典语录】 共收录25个陈寅恪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陈寅恪经典语录/陈寅恪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陈寅 恪名言名句可以了解陈寅恪的文字风格。如果您也有私藏的陈寅恪经典语录或喜欢的陈寅恪的句子，欢 迎出来与我们共享。 【篇二：陈寅恪经典语录】 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 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2016-06-12 06:38,抑更在可论者，中国之 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 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 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 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 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 俪之文言之，当以瘐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一三)为第一。 《论再生缘》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 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 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 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陈寅恪名言 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加士大夫之家，亦不 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女未，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 往福薄”。 《论再生缘》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人物评价 1、家世显赫，学识过人。其父是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2、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3、坚守民族大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国难当头，民族大义不忘。 4、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学人品格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
读《莺莺传》 陈寅恪 《太平广记》四八八杂传记类载有元稹《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会真记》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今《道藏·夜字号》有唐元和十年进士洪州施肩吾（字希圣）《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李竦所编。（又有《会真集》五卷，超然子王志昌撰。）姚鼐以为书中引海蟾子刘操，而操乃辽燕山人，故其书当是金元间道流依托为之者。（见所撰《四库书目提要》。）鄙意则谓其书本非肩吾自编，其中杂有后人依托之处，固不足怪，但其书实无甚可观，因亦不欲多论。兹所欲言者，仅为“会真”之名究是何义一端而已。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缘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荡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其例不遑悉举，即就《全唐诗》一八所收施肩吾诗言之，如《及第后夜访月仙子》云： 自喜寻幽夜，新当及第年。 还将天上桂，来访月中仙。 及《赠仙子》云： 欲令雪貌带红芳。更取金瓶泄玉浆。 凤管鹤声来未足，懒眠秋月忆萧郎。 即是一例。而唐代进士贡举与倡伎之密切关系，观孙棨《北理志》及韩偓《香奁集》之类，又可证知。（《致尧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破长安而言，非谓朱全忠也。震均所编之年谱殊误，寅恪别有辩证，兹不赘论。）然则仙（女性）字在唐代美文学中之涵义及“会真”二字之界说，既得确定，于是《莺莺传》中之莺莺，究为当时社会中何等人物，及微之所以敢作此文自序之主旨，与夫后人所持解释之妄谬，皆可因以一一考实辨明矣。 赵德麟《侯鲭录》五载王性之《辨<莺莺传>事略》云： 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而。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可验决为微之无疑。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原注云：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跋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 寅恪案: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然微之之所以更为张姓，则殊不易解。《新唐书》一二五张说传云： （武）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 武后之语颇为幽默。夫后世氏族之托始于黄帝者亦多矣。元氏之易为张氏，若仅以同出黄帝之故，则可改之姓甚众，不知微之何以必有取于张氏也。故王性之说不可通，无俟详辨。鄙意微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旧惯。此为会真之事，故袭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会真”类小说，即张文成《游仙窟》中男女主人之旧称。如后来戏曲中王魁梅香，小说张千李万之比。此本古今文学中之常例也。夫《游仙窟》之作者张文成，自谓奉使河源，与积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其故事之演成，实取材于博望侯旧事，故文成不可改易其真姓。且《游仙窟》之书，乃直述本身事实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宾贡，已入甲科。后属搜扬，又蒙高第。奉勅授关内道小县尉。（寅恪案，即指宁州襄乐尉而言。） 等语，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则非真姓，而其所以假托为崔者，盖由崔氏为北朝隋唐之第一
绪论（概要） 一、名词解释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类对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和历史观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二、论述 历史学的学科结构 ①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 时间（上古史、中古史、古代史、近现代史） 空间（美国史、中东史、欧洲史） 内容（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 综合（秦汉专题史） ②以特定对象和特定方法为轴心的综合研究科目 （历史文献学、器物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 第一章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一、名词解释 意谓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
二、列举 1.修史制度论 （1）君举必书----慎言行 （2）人君不观史 （3）设官修史，唐代开始 （4）整体修史制度 2.新史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史学观点或着作 （1）梁启超 三阶段：1901----1905年：服膺进化史观 批判传统史 1912----1920年：中西结合，因果关系，“据事直书” 1920年以后 着作：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 1901年《中国史叙论》 （2）章太炎 史学观点：历史是“人群和社会的进化”进化论，生存竟争解读历史；评历史人物；
将人类学运用于历史研究中。 着作：《訄书》论文集 （3）夏曾佑 史学观点：天演论，历史进化论；历史功能论；历史阶段思想 着作：《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4）陈黼宸 着作：《独史》、《史地原理》、《中国通史》、《诸子通义》和《读史总论》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三个层次 （1）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 （2）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证 （3）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 4.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其相关代表作品 A、史学思想：“求真实，供借鉴”精义 B、学术信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术 （2）重视制度史，社会阶层的分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柳青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 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名人成长励志的经典小故事 单田芳很早就出名了。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年纪轻轻的，就住上了小洋楼，骑上了凤凰牌自行车——这车可不亚于当今的 小汽车，平日也总是趾高气扬的。这很遭人嫉妒。“*”一来，他可就 倒了大霉，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农村被管制劳动。 一天，单田芳来到村前的小河边，他向着河水对自己“吼了一嗓子”：“单田芳，你有今天，活该!”这个吼，似乎让他吼上了瘾。 1979年，单田芳被平反，时年44岁的他重新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三尺书台。很快，单田芳坐进了鞍山市广播电台的录音棚。接着，他 从东北拥书入关，接二连三地推出了长篇评书《明英烈》《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三侠五义》等，能够说当时整个中国无不 为他嬉笑怒骂的东北方言所折服。当时他还是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他想自己能够吃上一碗安稳饭了。就在他又有些洋洋得意时，单 田芳对自己又“吼了一嗓子”：“不可安于现状，要砸烂自己的‘铁 饭碗’，去做一名文化个体户!” 这年单田芳50岁，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开始挑旗单干。此时，单田芳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三侠剑》等评书作品后，于1993年，他的近代历史评书《百年风云》又在各个电台热播。这种钱 也没有少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干啥就干啥的日子让他感到无比 惬意。 正在他心满意得之际，单田芳又对自己“吼了一嗓子”：“你不 要总想着待在鞍山老家自在，要移师北京，去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在一次活动中，正好有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的肖建陆对他说：“单老，您老的书迷数以亿计，不如我们合作成立一家文化艺术传播 公司，包装您的评书作品，绝对市场广阔!”肖建陆的话正合单田芳的 心意。1995年夏天，北京市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简介 人物档案 姓名：陈寅恪 国家：中国 祖籍：江西修水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 出生时间：1890年 去世时间：1969年 职业：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 主要成就：国学大师，百年清华四大哲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为一生，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地位很高，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寒柳堂记梦》、《元白诗笺证稿》等存世，另外还有很受时人欢迎的《柳如是别传》也是陈寅恪所作。 光绪十六年，陈寅恪在湖南长沙出生，因为祖母黄氏在他出生的时候正值寅年，因此为他取名寅恪。
陈寅恪幼时在家塾启蒙，从此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同时也接触到算学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陈寅恪十岁的时候，因为祖父陈宝箴去世，于是随父举家迁往金陵定居。 父亲陈三立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请来国学大师王博沆、周大烈等人前来教学。学堂采用现代化教育，涉及知识层面包括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有这样的家学渊源，陈寅恪可以说自幼就接受了极好的国学教育，同时也开眼西方，对东西方文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光绪二十八年，陈寅恪留学日本，在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就读，三年后辍学归国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五年后，也就是宣统二年，陈寅恪又自费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归国。民国七年，又再次自费到哈佛大学游学，在学校教授梵文和巴利文，一直到民国十四年才归国。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中，陈寅恪学习各方知识和文字文化，对各民族文化都有了很深的理解。 纵观陈寅恪的学历，可以说是牛气冲天，他能有日后的成就，与其孜孜不倦的求学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就具备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加之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很高，为国内外学者所重。 归国之后，陈寅恪到已经改制的清华大学任国学道士，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民国十三年为研究院导师，时人将其与梁启超、王国维并举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1953年12月1日） 【说明】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于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