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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祝甸乡民国时期私塾改良刍议

第18卷第4期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8No.4 2008年JOURNAL OF UNIVERS ITY OF JINAN(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8

济南市祝甸乡民国时期私塾改良刍议

李庆华

(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山东济南250101)

摘 要:山东省民教馆在济南市祝甸乡设立实验区,调查私塾和塾师概况,转换对私塾和小学定位的话语,召开塾师教学讨论会,对私塾的课程、教材和教法进行改良。既取得一定成效,又有许多缺憾。这为我们在微观层面深入历史现场提供了进行个案研究的视角和资料。

关键词:私塾改良;塾师;乡村;小学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8)04-0054-04

1930年代,山东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即私塾教育与学校教育并立,呈现出在现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二元格局。当时私塾的改良和废除已成大势所趋,但私塾凭借着乡民的支持和“儒学”的正统地位,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改良或被废止。参与私塾改良的教育家、知识分子也认识到,私塾在乡村文化网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何利用私塾现成的校舍、经费和师资加以改良,“藉以推行义务教育,提高中华民族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使中国迅速繁荣昌盛起来,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1](P81)。关于30年代私塾改良已有多篇文章发表,但多是从国家或大区域(一省)为单位进行宏观考察。①本文打算以毗连济南市的一个乡的私塾改良为个案,深入历史现场,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考察30年代初期私塾的状况和改良的成效,期望能够通过区域的、个案的考察,达到对于当时私塾状况和改良成效整体理解的目的。

一、私塾及塾师概况

1932年,山东省民教馆在济南市历城县祝甸乡创办民众教育实验区,成立了办事处,积极推动包括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休闲教育和政治教育等方面内容的民教运动。并以语文教育作为工作开展的着手处。其中调查和改良私塾是语文教育(即识字教育)的重要内容。祝甸乡在历城县东8里,西接济南市。全乡共6庄:祝甸庄,辛甸庄,周家庄,小辛庄,七里河庄,十里河庄。共有727户,3830人。根据1932年的调查,当时全乡只有小学2处,教员2人,学生53人。而私塾则有10处之多,学生数为102人。主要分配为祝甸庄3处,小辛庄2处,周家庄1处,七里河3处,十里河1处。各庄私塾的塾师姓名、年龄、学生数及给予各塾师的全年修金、杂费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私塾在乡村设立的广泛性,祝甸乡6个村庄除了辛甸庄办了小学,未再设立私塾外,其余各村庄至少都有1处私塾,较大一些的村庄一村往往有2、3处之多。当时私塾的设立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家塾,由地方官绅自家承办,设在官绅的家中,聘请一位教师任教,学生为本家子弟,一般3、4个人,如小辛庄第一塾、七里河第三塾。教师称设学的官绅为东家,东家称教师为先生或夫子。塾师的膳食,全由东家负责,外加若干薪水。一种是由一个宗族或近邻的若干家庭或一个村庄合办,私塾设在祠堂或庙院或民间闲房里,聘请一位教师任教,学生

收稿日期:2008-03-26

作者简介:李庆华(1969-),男,山东郓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①如熊贤君:《中华民国时期私塾的现代化改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3期。罗玉明、汤水清:《三十年代

南京政府对私塾的改造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罗玉明:《向现代教育的递嬗———三十年代湖南省对私塾的改造》,《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田正平、杨云兰:《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张彬、秦玉清:《近代浙江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唐秀平:《论民国时期江苏私塾教育》,《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殷文:《三十年代苏南农村私塾教育盛行之动因》,《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2年第4期等。

较多,祝甸乡除前面提到的两塾外其余都为这种情况。私塾的负责人称学董,他负责聘请塾师、商借校舍、召集学生及管理私塾的财务收支等。私塾的财务开支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塾师的薪金,由学生分摊,年龄大、上学年限长的学生,交的多一些;年龄小、上学期限短的,交的少一些。另一种为杂费,包括茶水、灯油、笔墨纸张及开学放假宴请教师等,由学生均担。教师的薪水没有固定标准,最高的全年可得80元,最低的仅为15元。每月的杂费最多为2元,最少为5角。有的塾师还兼务农或行医。各个私塾塾师年龄差别很大。如十里河庄、祝甸庄第二塾塾师都已高龄74岁,58岁年龄以上的塾师有6人,这也说明塾师的年龄普遍偏大;35岁-40岁之间的塾师有3人;年龄最小的为24岁,因为主要教授本家子弟,属于义务职。

表1 祝甸乡私塾概况表

塾别祝甸庄

第一塾

祝甸庄

第二塾

祝甸庄

第三塾

周家庄

私塾

小辛庄

第一塾

小辛庄

第二塾

七里河庄

第一塾

七里河庄

第二塾

七里河庄

第三塾

十里河庄

私塾

塾师王佐臣茌荩臣王禹三柴泮生张林甫赵捷三赵子俊李富民王幼山张体芳年龄39745858243660375974学生数1281412915412610全年修金80元40元40元40元义务60元30元36元15元60元

学生束修最高8元6元3元8元7元10元4元2元10元最低5元3元2元4元3元5元2元1元4元

杂费每月5角

每月

6角5分

每月

6角5分

每月2元

(资料来源: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4年9月,第5卷第8期,第132页。)

二、私塾和塾师在乡村中的地位

私塾是当时乡村文化教育的中心和礼仪传承的主要场所,是农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环节,尽管科举制已废除多年,但广大乡村的文化传承仍然要靠私塾。正如时人所言:“在文盲布满了的农村,发辫盘踞头顶,怀抱一部《玉匣记》的私塾先生,仍然是农村文化的领导者。”[3](P22)当时祝甸全乡识字的人数有1037人,占全乡人口总数的27.1%。而通过私塾识字的人数,占了识字人数的近三分之二,所以当时的民教人员认为“本乡文化重心是建筑在私塾教育上面的”,“想在乡村作一点事业,这些人的心理和力量是忽视不得的”。因为这些读过私塾的人“在乡村中的地位和潜力,都是很可观的”[2](P132)。

当时尽管也设立了小学,但由于“村内自筹经费困难”,办理不善,教师素质不高,教学方法不当,因而“腐败不堪”,“失去了乡民的信仰”[3](P46)。小学学生学习内容和私塾课程相比,虽然活泼性增强了,但在一般民众眼里,却没有私塾先会管教孩子,他们认为私塾调教出来的学生文质彬彬,“知书达理”,懂得农村礼仪。并且,私塾在乡村自称“儒学”,而把小学校称为“洋学堂”,而“中国三千年来,历经学者之提倡发扬,立儒学为正宗道统,沿承既久,普及亦广”[4](P143),即使到了民国,在农村广大村民心中还是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的。“洋学堂”里所学教材多是有关城市里的生活,和农村生活相脱节,乡民在内心深处还是认同私塾,对塾师格外尊重,而对学堂则抱有抵触心理。正如当时一位中学校长所发的感叹:“私塾先生,也居然有南面之尊。不但学生对之毕恭毕敬,并要服役如僮仆,至于东家天天供酒供肉,不时要杀鸡杀鸭外,还要端阳送咸鱼藏蛋,中秋送月饼白藕,暑天送西瓜,冬天送过年物品,并且外附现币名曰节礼。其他村中的喜庆,塾师位居上座,村中的纠纷以塾师一言为断,无一不是表示尊师重道。”[5]学校教育没有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同,这也是科举制虽废除多年,但小学校始终没有多大发展,而私塾却得以保留并有所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私塾的教学

当时的私塾教学仍采用中国最传统的教学方法,即先生领读,学生背诵,不求甚解的方法。其课程主要有《论语》、《学庸》、《孟子》、《百家姓》等,具体每个私塾和个人所读的书是不同的,见表2。

据表2可知,私塾学生读传统科目《论语》、《孟子》、《学庸》和《百家姓》的居多,而读改良教材和《千字文》的则很少,分别只有1人,这说明私塾改良虽自清末就开始了,但到了广大乡村,私塾仍是按原来习惯的教法和教材。尽管国家和知识精英对私塾改良的呼声很高,但乡村的塾师依然如故,不愿进行任何的改进。但这里的问题在于,科举制已经废除多年,读私塾的学生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身份和地位,上升到社会的高层,何以私塾仍然能受到广大村民的认同?从祝甸乡私塾学生读书年数统计表中或许能找到部分原因。

从表3中,我们看到在读私塾的102人中,4年以上的只有4人,不满4年的有98人,其中读书在3-4年的有15人,2-3年的有35人,1-2年的有30人,不到1年的也有18人。显然当时乡民对送孩子读私塾的期望值和以前发生了变化,送学生入塾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是希望小孩能识文断字,知晓农村礼仪,在村中能博得一个好名望,获得庄户人的敬重。当时的私塾除学习以上正式课程外,为应付农村生活,还加学

表2 祝甸乡私塾学生读书统计表

书名三字经教科书书经左传龙文鞭影千字文百家姓诗经千家诗孟子论语学庸共计读书人数5121211422213417102百分比4.900.981.960.981.960.9813.731.961.9620.5933.3316.6100 (资料来源: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3年7月,第4卷第6期,丁部,第36页。)

表3 祝甸乡私塾学生读书年数统计表

读书年数不满一年不满二年不满三年不满四年四年以上共计学生人数183035154102

百分比17.6529.4134.3114.713.92100.00

(资料来源: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3年7月,第4卷第6期,丁部,第37页。)

一些如《日用杂字》、《小学韵语》等俗课,学习写对联、写借据文书及婚丧礼俗应用文等适应农村生活的所谓技能课。而这些在农村是大有用处的,也受到乡民的欢迎。

四、私塾的改良

在对祝甸乡的私塾状况进行了较为详细了解的基础上,祝甸实验区民众教育人员对私塾采取了渐进改良的方法。

第一,对私塾和小学定位的话语权势的转换。在塾师和一般村民眼中,私塾和小学是“儒学”和“洋学堂”的对立,前者代表的是正统,后者代表的是外来者,是异端。民教人员则以“新学堂”和“旧私塾”相称呼,以“新”、“旧”之争取代了“儒”、“洋”对立。小学堂采用新教材、新教法,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而旧私塾则采用旧教材、旧教法,学些陈词滥调。革故鼎新,弃旧迎新,既然私塾代表的是旧学,进行私塾改良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在这种强势话语系统的熏陶下,塾师和一般民众也逐渐转变对小学和私塾的认识定位,认识到私塾改良是大势所趋。

其次,召开塾师教学讨论会。鉴于受私塾教育的人占识字人数的绝大多数和民众对私塾的认同,实验区民教人员感到“从情谊出发,从礼制出发,提倡中国固有道德等主张,均为极合社会心理的见解”,因而对私塾采取了改良的态度。希望改良后的私塾能够“改变原来的教学方法”,“私塾活动社会化”,并且能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下,仍成为“农村文化的中心”[2](P17)。为此,他们拜访塾师,调查私塾教师姓名,学生人数,薪金来源和数目;组织塾师教学讨论会,研讨私塾在乡村中的地位和改良的意义及如何改良的问题。并规定每半月在办事处举行一次,讨论教学上的问题。凡塾师不了解的事项,都由民教人员给予解答。希望通过和塾师的交流,使塾师认清形势,配合民教人员,自觉的进行改良。

第三,增设课程。除原有私塾课程外,增设国语,党义,社会,自然,珠算,体操等学校课程。在时间上每日午前为教授学校课程时间,午后为教授学塾原有课程时间,星期日休息。为使新增加的学校课程在时间上有保证,规定国语每星期6小时,党义,社会,自然,珠算每星期各2小时,体操、游戏,每日半小时,大小楷每星期各2小时。各科的教科书,由塾师向实验区办事处借用,学生的课本自己购买,由办事处代售。

第四,运用新式教材,采用新式启发式教学法试教。采用新教材,运用新的教学方式授课,对教惯了私塾的先生们不亚于一次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乃至人生观上的重大转向。以往塾师以正襟危坐的姿态,以教“诗云子曰”的不苟言笑的调子,突然改教“小小狗,快快走”的活泼词句,以以前讲“此章书是夫子说……”的口气,突然改讲诸如“引起动机,决定目的,深究内容,模仿应用……”一类的教学过程[3](P40),实际上是让塾师放下架子,而采用轻松活泼、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这难免会令塾师们一时莫名其妙,无法适应新的教材和教法。因此,对塾师教学法的培训成为当务之急。方法之一就是由民教人员到各庄私塾进行示范教学,《民众周刊》就记载了民教职员樊月培到祝甸庄两个私塾示范教学的情况:一个得到了中年塾师的配合,采用启发式教学,学生也从不适应不敢说话到慢慢地举手发言,后来渐趋踊跃。塾师也深受启发,感到“豁然贯通”,“的确比我们儒书……好懂得多”。显然,这种新式教学方法得到了学生和塾师的认同,这次示范取得了好的效果,后来塾师也学着采用这种方法。另一个私塾塾师已74岁,对新式教法既没兴趣听,也没兴趣学,在塾师教学讨论会上定下的改良方法,一点也没有执行,对于师范教学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显然,用不用新教材,如何运用新教材,如何用启发式教学改良私塾以记诵为主的教法,主要取决于塾师的自我觉悟和对新教材、新教法的把握程度。而有些小学课本的知识,教师也无能力运用它来进行教学。叫塾师“无中生有去运用教材,显然是不成的”[6](P3-5)。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范围。

当时学生教科书的购置也成为难题。私塾原有教材有的可连用几代人,学生基本上不用花钱购置,而新式教材,学生应该是人手一册,却因家庭无钱或不愿投资,导致一个学生不能同时购买应备的几种教科书,有国语的没有自然,有自然的没有社会,仅有极少数较为富有的学生备齐四种教材的。当时中华书局出版初级教科书计国语1角,自然、社会各8分,党义6分,4本共3角2分。但据塾师反映书钱最难要,学东不愿多买书。教材问题虽然花钱不多,但却是当时私塾改良者最感头痛的一件事。

第五,培训和改良塾师。除召开塾师教学讨论会,由民教人员对塾师进行新式教材和教法的培训外,试验区还成立了祝甸乡简易师范班,当时有两名塾师考取并进修完所学科目,成绩合格。他们所教私塾即改为小学,这

是最为便捷的一种方式,这也说明年轻塾师也已认识到私塾的改良是势在必行,为生计和前途着想,他们都很想获得小学教师的资格,从塾师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第六,动员学生参加演讲竞赛会、读书会、运动会,改变私塾学生文弱的气质。当时人认为:“私塾有明显的两大流弊:其一是只重`教'不重`育'。有好些私塾,书读的很熟,而学生面黄肌瘦,围坐在不通空气的屋子里,戕害儿童身体关系很大。其二是只重认字,不教做事。识字还是旧书本的书歌诀。结果造出大量书呆子来,如此传统下去,不加改良,起码要影响国民体质衰弱文化低落。”[3](P47)为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为将来的“自治”做好准备,并且为锻炼学生的身体,改变私塾学生的“文弱”形象,实验区办事处动员私塾学生和小学学生一起参加读书会、演讲竞赛会、运动会,并聘请塾师负责报名、登记等社会工作。通过加入读书会,学生了解到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趣味横生的故事,闻所未闻的科学常识,无不乐于阅读。参加演讲竞赛会,则激发了小学生的好胜心和竞争意识,提高了他们的口语表达和在公众场合的演讲能力。组织运动会,则一改原来私塾学生所讲究的“圣人门生”,走路说话都文绉绉,弱不禁风的形象,锻炼了体魄,强健了身体。通过各种活动的组织和参与,学生不仅仅会“识字”,还会“做事”了。而这也符合私塾改良者对现代社会“人才”的要求。

五、改良后的效果

首先,是私塾数量上的减少。从原来的10个减为6个。这里面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原来的塾师病故,私塾无人继开而关门;一种是塾师参加简易师范班的培训,获得小学教师资格,原来的私塾改为小学;第三种是凡在同一村庄已经设立小学的私塾,按照县政府的行政命令,该村私塾停办,原来的学生悉数转入小学就读。

其次,私塾改良带来了塾师的分化,改变了塾师原有的知识结构。一些塾师年纪轻,转型快,通过学习进修成为新时期的小学教师。而年纪大的塾师,抱着抵触心理,不愿转型,也不愿采用小学教材和新教法,固守传统的私塾课程和教学方法。通过采用新式教材和民教人员的示范教学,塾师也逐渐认识到四书五经并不代表所有的学问,对问题的认识角度和解释体系发生了某些改变。如关于火车发动的原理,原来的一位塾师运用阴阳五行说给村民这样的解释:“火车走动,是五行数生克。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火车头是铁的属金,有水有火有枕木,铁道用土筑,五行俱备,与哪咤之风火轮是一样的道理。”经过民教人员的解说,同时加以试验,“理化器上的轮子,被由橡皮原理输送过去的水蒸气推动着,打破了一般的农民素以为神妙莫测的观念,冲破了五行生 的学说”。塾师表示:“这些事不上学堂怎么能知道呢?光念四书五经,除了成书呆子以外,一点好处也没有!”[3](P20)不管此话是否出于真心,但毕竟改变了塾师对问题的看法,对转移乡村迷信风气起到一定作用。

再者,私塾改良对于学生来说意义较大。首先私塾学生获得新的书本知识,认知结构得以改变,不再完全迷信经书。其次,新的启发式教学把学生置于和教师平等的地位,强调师生的双边互动,这就改变了原来的塾师高高在上,传经布道,学生背诵记忆,先生检查惩罚这样一种学生处于被教导、被规训的弱势地位。通过参加读书会、讲演竞赛会、运动会等方式,学生不再整天局限在私塾中,身心得以健全发展,也拓宽了知识面,培养了演讲能力、运动能力和团体精神。

但也应看到,私塾改良毕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一方面是有些塾师不适应新的教材和教法,不愿自觉改良,一方面也和学生家长对新教材和教法不认同,不愿对孩子读书进行必要投资有很大关系。一年后对私塾学生进行测验,结果学生的国语、社会等小学科目分数都很低,平均在30分左右,算术则没有一个私塾开课,这表明私塾学生对增设的学校课程并没有投入应有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表明只用教育的力量,以劝说、诱导的方式来促进改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操作层面还有许多复杂的工作要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私塾对于乡村文化的影响还很重大,它所以能够存在,即在于当时学堂教学内容和农村生活脱节,在广大民众中丧失信仰。故大多数学生家长对私塾的认同超过学堂,因而不愿意送儿子上学堂而宁愿送到私塾就读,这是私塾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民教人员认识到私塾改良的关键还在于学生家长———“学东”和“学董”观念的转变,在于整个乡村对私塾和学校认识的转变。而取缔私塾与推广小学,是政府的职责,当时的民众教育机关所做的工作仅仅局限于联络、劝说,对教材和教法进行辅导和改善。直至1936年,山东省教育厅颁发《山东省各县强迫学龄儿童入学办法》,勒令学龄儿童入学,经劝告不听者,罚锾惩处。同时制定《山东省各县市改良私塾办法》,规定,凡有初级小学之地,私塾学生一律并入初小;凡无初小之地,其私塾应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办理,称为改良私塾。[7]至此,祝甸乡的私塾才得以依照小学的规制全部进行了取缔或改良。

参考文献:

[1]熊贤君.中华民国时期私塾的现代化改造[J].华东师范大学

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3).

[2]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山东民众教育月刊[J].1934,9(5卷8期).

[3]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山东民众教育月刊[J].1933,7(4卷6

期)丁部.

[4]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M]//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

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Z].全宗号五,案卷号339.

[6]樊月培.乡教杂记[J].民众周刊,1933,(5卷21期).

[7]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山东省政府公报[R].1936-05-10(385期).

责任编辑:陈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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