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之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机能的关系
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整理发布时间：2011-09-26 08:30:21
一、对象之辨
保障人权所为何人首先，被害人不属于刑法保障人权的对象。我国有学者指出，刑法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社会规范体系，其本身是以犯罪为起因，以刑罚而质之，人权的概念更多地从刑事惩罚的背面反射出来，却通过惩罚犯罪者而保障被害者的人权，从而给全社会公民造成实现人权的安全气氛口。人的权利是刑法的保护内容之一，刑法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对这些行为处以刑罚惩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对受到犯罪行为侵犯的被害人以及可能遭受犯罪侵害的一般个人予以保护。但是，这只体现了刑法维护社会秩序，促使各种合理的、有价值的利益实现的一面。如前所述，保障人权是反抗特权和压迫的需要。因此，刑法的人权保障意蕴并不在于保存社会或惩罚犯罪，而是防止国家滥用刑法权对民众的自由以及其他权利进行践踏。其次，被告人也不是刑法的人权保障对象。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一样，是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身份，它的权利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并非实体法的规定的能力和职责所及。
例如，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其人权也就遭受侵犯，但这是程序意义上的侵犯人权，不能以此直接对刑法进行诘难，如果要保障该被告人的人权，则应当将通过刑讯取得的证供作无效处理。同时，在实体法层面，刑法要保护该被告人的权利，则应当对刑讯者科处刑罚，那么该被告人便成为刑讯逼供罪的被害人，此时刑法保护的只是被害人的权利而不是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再次，无辜的一般民众和犯罪人是刑法意义的人权保障对象。“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个人的力量与公共权力相比实在太脆弱了，人权的最大威胁就是国家的权力，如果国家权力失去控制，比起任何其他个人和组织都会对人们权利造成更大的伤害。刑法保障人权的使命就在于给国家的刑罚权设定恰当的边界，保障没有犯罪的人免受刑罚的追究，保障犯了罪的人免受其应受刑罚以外的惩罚。有学者认为，犯罪人的人权是监狱法所保障的人权，不能作为刑法意义上的人权，是不妥当的。“刑法“具有作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和犯罪人的大宪章两种机能。只要公民没有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就不能对该公民处以刑罚。在此意义上，刑法就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刑法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是指在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保障罪犯免受刑法规定以外的不当刑罚。”
二、是非之辨
是实然需要还是应然向往在众多部门法中，刑法和保障人权的关系可谓最为扑朔迷离。一方面，刑法是规定了刑罚的法律，而刑罚又是国家施行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刑罚的适用意味着国家对公民某些基本权利的侵犯(首当其冲是人身自由权)。另一方面，现代许多国家的刑法均肩负起保障国民基本权利的重任，首先表现为罪刑法定主义成为刑法的最高知道原则，有力地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肆意扩张，从而保障人权免受侵犯。我国不少学者通过后者便直接指出保障人权是刑法的基本机能。这虽然表达了学者们的良好,愿，总的来说却不太严谨。如前所述，法律和人权并不总是一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轻视和无视人权的刑法均不罕见。保障人权是刑法的应然任务，而无视或轻视人权的刑法只是没有完成任务的“伪劣产品”。但应然只是含糊不清和捉摸不定的先验假设，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而另外的一些人却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其实，刑法是否应当保障人权是一个关于价值取向的问题，当我们提出保障人权是刑法的基本机能的命题时，其实已经有了既定的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的产生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并体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仅以抽象的应然为依据是很难给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道德不是恒定不变的，“这种道德权利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所能提供的个人自由空间最大化” ，它的产生和推广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深远的法律传统、强烈的权利观念、获得长期发展的市民社会、飞速的科技进步等重要因素，决定了人权价值观在西方国家得以启悟，而没
有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产生。
究竟这些权利怎样才算得到了保障，从而为构建切实保障人权的刑法铺平道路。下面对刑法保障人权现实需求作一简要的分析。首先，保障人权是市场经济对刑法的要求。1．市场经济要求社会资源高效率的流通，那么，必然要求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这样才能保证贸易活动有效进行)，赋予人高度的自由(这样才能促使人们积极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重视个人权利(这样才能突出人们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从身份到契约”(梅因语)的过程。2．市场经济创造了相当的财富，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使人(整体的概念)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更多的关心人自身的价值(自由、健康、生命)，为刑法的人道、歉抑创造了一定条件(当然，这不是必然的)，很难想象在穷得“易子而食”的社会还会有什么针对国家的刑法存在。3．市场经济是开放的，意味着国家不能再自我封闭，必须走向世界，遵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
我国签定了大量有关人权保障、注重人道、宣扬自由、提倡平等的国际条约，这对我国刑法的价值选择和构建不能不说是一个约束。其次，保障人权是宪法对刑法的要求。著名比较宪法学家K罗文斯坦指出：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确认和保障，乃是立宪民主主义政治体系核心。而我国宪法经历了若干修正案后，将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整个宪法价值体系的核心的趋势日益明朗。最新的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加强了保护力度(第22条)，从而把权利的地位推向一个历史性的高度。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规范，其它部门法必须与其桴鼓相应，尤其在价值取向方面，决不能背道而驰。“刑法在一个社会中最敏锐地体现着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现实价值观念和社会对于源于本身的弊病的责任感和态度”，更应当接受宪法的实定规范的规制和立法精神的指导，从而成为民众基本权利的守护天使，实现权利和权力的衡平和调适。再次，保障人权是市民社会对刑法的要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曾一度推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人们的生活充满了浓重的政治气息，国家的法律只是为了实施政治控制的目的而存在，统治者制定和实行法律也就出于统治秩序的需要，以维护其权力的现实性为根本。国家和社会合二为一，个人丧失独立性，刑法完全沦为国家镇压。直至改革开放，随着私有制的建立，商业的不断发展，劳务方式的更新以及同业公会的形成等等，促使市民社会的力量发展壮大益获得了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开始同政治社会相分离。
市民社会虽然具有公共的性质，不是根据政治予以构架的领域，为了保证其自身运作的自主l生和独立性，它倡导平等、自由、人权、正义等价值目标，它“要求限定国家(或政府)的行为范围，要求国家受法律的约束，但同时又要求国家能够有效地实施保障市民社会多元性及其必要自由的法律。市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的制约，它们维系国家，并为国家行动的范围与权力设定界限” 。
三、要素之辨
(一)要素之一——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
刑法将人们的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当人们触犯了它，就会因受到刑罚的惩罚而失去自由。国民需要刑法，是因为刑法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也只有国民自身最了解什么利益需要动用严厉的刑罚来保护。如果刑法的制定没有国民的参与，只是掌权者随心所欲的强制和命令，国民在刑法的规范范围内就是不自由的。同时，掌权者单方制定的刑法缺乏约束，完全可能成为“专横和无理的产物”，人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相反，如果国民参与了刑法的制定，“不自由是由闰民自己决定的，那还是保持了自律这一意义上的自由?。而且“正义和公平是人民的当然要求”，国民不可能希望自己面临不义和不公的刑法威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刑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保证刑法规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关于刑法和民主的关系，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
1．国民不可能都成为立法者，否则只能回归到无秩序的“自然状态”，因此，国民必须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具有最大代表性的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当国民没有授权的国家机关超越职权制定刑法时，民主的刑法程序也就成了子虚乌有，不再民主了。2．在现实的立法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病理现象，例如贿赂、政党和财团控制选举、投票率低等等，会导致刑法不能反应国民的意愿，成为少数人控制的工具，从而沦为独裁和专制的工具。但这并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民主制度的不完善
而造成的，所以不能以此否定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的意义，相反，应当通过完善民主制度进一步发挥刑法保障人权的作用。3．民主也有暂时性短视的缺点，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由民主程序通过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在民主决定下所造成的悲剧。也就是说，民主的刑法制定程序也不必然导致合乎理性的刑法，连接刑法和人权的伟大工程还需要其他要素参与。(二)要素之二——罪刑法定主义
“民主的确是一种值得赞美之善，而法治国则更象是每日之食，喝饮之水和呼吸之气”ll3]49。民主和法治都是以反对专制独裁为己任，而法治作为制度理性的选择，能够弥补民主的短视，从而防止出现多数人暴政的恶果。法治是一种相对于人治的规范化的治理方式，他在刑法领域集中体现为以规范国家刑罚权为主旨的罪刑法定主义。李海东博士指出：“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这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也是他的全部内容。”没有罪刑法定主义规诫的刑法只是一头没有灵魂的恶兽，随时都有可能残虐地吞食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人权在它面前只能成为朝不保夕的祭品。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罪刑法定主义观立足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立场，认为刑法应当预先规定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相应的应当科处何种刑罚；主张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绝对不定刑和绝对不定期刑，但是对规定“罪”与“刑”的“法”的实质内容不加考究。而广义的罪刑法定主义观不仅从形式层面，也从实质层面理解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刑法的规范内容必须是正义的。它要求刑罚法规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不能含混；要求刑法规定的内容本身必须是正当的，禁止残酷的、不均衡的、恣意干涉的刑罚；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和类推解释。后者的观点是妥当的。“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人权的要求”，如果仅从形式侧面对罪刑法定主义进行解渎，完全可能推导出“恶法亦法”的结论。当刑法规范充斥残酷和邪恶的刑罚时，罪刑越是法定，人权就越会处于岌岌可危之地，不仅与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的要求完全背离，而且会让人产生罪刑法定主义已13薄西1h之感，埋下抛弃罪刑法定主义的祸根。
(三)要素之三——丰富而科学的刑法理论
理论往往是实践的先导，刑法理论对刑法的价值取向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刑法理论对刑法价值取向的作用远不止于立法阶段，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对业已制定的刑法条文进行合理性地解释，从而引导刑法进入另一个价值轨道。刑法的解释方法多种多样，包括扩大解释、限制解释、文义解释等等。然而，就保障人权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方法。1、宪法性限定解释。宪法将有关基本人权的根本价值加以规范化，并由此确立了对国家权力进行法律意义上之限制的“基本秩序”，乃最高的法律规范。因此，宪法不仅是刑法的制定根据，而且应当制约着刑法的适用。尽管我国没有违宪审查机制，不能直接南法院撤消文义上与宪法冲突的刑法条文，但是，我们可以将刑法的规定在宪法允许的范同内进行解释，从而避免人权遭受侵犯。2’客观主义限定解释。刑法理论存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野。客观主义关注行为人的行为以及其实害，主观主义则关注行为人的危险性格以及其重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主观主义过于重视主观因素，容易导致行为范同的泛化和责任要求的弱化，不利于发挥保障民众自由的机能。3．规范性限定解释。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惯于“用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者伦理的抽象展开来代替法律学本身的规范逻辑与论证以及刑事法律认定中的实际规则”，将犯罪人视为政治性的敌人，容易导致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偏离罪行法定，为任意m人人罪大开方便之门。刑法是一种规范，与对其解释时应当遵从规范科学的基本原理，避免随意套用“统治关系”、“大多数人利益”等缺乏确定性的概念阐释刑法。
论我国债权中私有财产的刑法保护- [摘要]新修正的《宪法》体现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立法精神，具体落实到刑法中，则应表现为对财产关系刑法保护的完善。我国刑法对物权、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完善，但对债权的保护规定甚少。本文拟通过分析债权刑法保护的可行性，立足于债权保护的司法现状，结合域外立法先例，提出在刑法中规定“破产罪”和“恶意逃避债务罪”的构想，重点对“恶意逃避债务罪”的罪名及其犯罪构成加以分析，从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债权提供有效的刑法保护 [关键词]债权，刑法保护，破产罪，恶意逃避债务罪 新修正的《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表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私有财产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得到根本大法的确认和保护。财产关系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关系，主要由民商法调整，而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最后的法律防线，自然也应为财产关系提供最有力的保护。然而，纵观现行刑法条文，对于财产物权，知识产权均有专章或专节规定犯罪予以保护（《刑法》第3章第7节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第5章规定侵犯财产罪），惟独对严重侵犯债权的行为没有规定犯罪，债权明显受到“轻视”，这一法律现象十分值得分析和评价。
债权是财产权的一种，是相对权，它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债权的本质是对他人给付的请求权，它的实现需要有债务人履行债务行为的积极配合，否则会成为一种徒有虚名的“财产权”。[①]因此，债权相对于不需要他人帮助而直接控制财产的绝对权——物权来说，是一种较弱的权利，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现代民法中债权的概念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债的含义为“法律上的锁链”。[②]大陆法系债的概念相当于英美法系上的credit（债权）和debt （债务）两个概念。债的发生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主要是合同之债；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如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③]然而，无论债权产生于何种原因，最终都将体现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即债务人只有在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债务时，才有可能侵害债权。因此，仅需对债权债务产生以后不履行或怠于履行债务从而侵害债权的情况进行刑法研究。 一、债权刑法保护的可行性分析 将债权保护问题纳入到刑法学的思考范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极具争议的冒险性工作，因为债法与刑法分属私法和公法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领域，这种尝试在两个异质法域之间进行交叉研究的想法，法理上有主张其有公共权力过度涉足私权之嫌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再研究(一) 关键词:单独犯因果关系;共同犯罪因果关系;共同犯罪因果关系个案考察 内容提要:从胡某案件入手,对国内外单独犯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评述,并对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肯定了毕克迈耶与牧野英一的共同犯罪因果关系学说的现代价值,以此为借鉴分析胡某案件中涉及的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提出考察本案因果关系应遵循的整体性原则,即共犯行为间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相配合、纵横交错,具有单个犯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各共犯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无论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间接的因果关系,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共犯的因果关系还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即大因果关系与小因果关系。由此得出胡某与张某、江某均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的结论。 引言 2005年6月4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江某、张某与胡某、李某(胡、李二人均在逃)等人在本市福田区一的士高歌舞厅内跳舞,期间胡某与被害人黄某因找舞伴发生口角后约定到门外解决问题。后胡某告知被告人江某、张某去歌舞厅门口,并告知二被告人对方要和其打架。随后,胡某又找来了三至四人过来帮忙,被害人黄某也找来了几人到门口。双方在门口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打斗,被告人江某、张某用拳头殴打对方,在打斗过程中胡某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将被害人黄某腹部捅伤(经法医鉴定为重
伤)后逃跑①。 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于该案的二被告人江某、张某应定聚众斗殴罪还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存在不同的认识:一方认为,根据刑法第292条第2款之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严格依照刑法条文,本案二被告人的行为已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另一方则认为,被害人黄某腹部被捅成重伤系在逃人员胡某所致,而非二被告人所为,因此,二被告人的聚众斗殴的行为与被害人受重伤的后果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江、张二被告人的行为仅构成聚众斗殴罪,而不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本案当中,二被告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涉及刑法理论中的一个疑难问题即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 因果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一种现象引起另一种现象,前一种现象为原因,后一种现象为结果。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虽与哲学意义的因果关系具有共性特征,但并非完全相同,它是指刑法上的行为与危害结果或者损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决定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客观性、相关性、时间先后顺序性等特征。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解决行为人(包括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中外众多专家学者对因果关系问题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②,学说很多,但至今没有形成解决因果关系问题的较为科学的学说。由于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要以单独犯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上述情况决定了研究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与必要
刑法中的行为：机能、概念与犯罪论体系 刑法理论体系中包含诸多要件，这些要素相互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密切联系，而不是简单地混为一体，只有以某种要件作为共通的基本元素，才能保证这些要件有机地联系起来。刑法学者为此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至今却裹足不前。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一切研究成果却已经证明，以行为为刑法学的支点或基本的元素，构建刑法理论的体系大厦，能保证理论上的连贯性和密接性，也有助于刑事实践中“对思想不得为非”这一法谚的贯彻。 得出上述判断，必须从行为概念的机能着手。当然，有关行为概念的认识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大陆法系在刑法理论体系方面停滞难前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对行为本质的认识，即几种主要的行为学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一定的不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我国刑法理论中，行为的概念往往不被重视，只有极少数学者就行为概念进行过研究。从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构造中，也能反映出行为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基于这种考虑，笔者期望借鉴过去的和外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结合客观实际的认识需要，分析行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而提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刑法理论体系，而且该体系对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而言也有适用价值。 一、行为概念的机能 “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这一法谚说明行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支柱性地位；亦如马克昌教授所说：“行为在刑法科学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连接犯罪构成诸要件的纽带，而且也是刑事责任理论赖以建立的支柱。”所以大陆法系学者极为重视刑法中行为概念的机能。当前，关于行为概念的机能的认识，在不同学者之间，有同有异。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认为，行为原则上具有三个基本机能：其一，分类机能，即作为概念可以同时合理地解释现存制度中行为的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表现形式；其二，限制机能或否定机能，即作为具有刑法意义的人类举止的首要特征，能发挥排斥不具有刑法意义的人类举止的作用；其三，理论和实践，即可以作为理论和实践判断行为统一性的机能。日本学者认为行为具有：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即行为是犯罪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反映行为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即在刑法和刑罚法规中，必须包含作为犯罪的东西；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即行为是构成要件体系的出发点，其后还能将XX判断和责任判断结合起来。德国的
试论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犯罪构成理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也是司法实践中须求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刑法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力图从理论上找到可供司法机关据以办案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可惜，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仍然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笔者试对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同行。 一、刑法因果关系应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 在理论界，关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我国有“必然说”和必然偶然“两分说”之争。“必然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不存在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必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只有必然因果 关系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只有当某种或某些危害社会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引起某种或某些危害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这些危害社会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联系，即使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联系，那也不是刑法中的原因，而只能是条件，条件 不能成为刑法中的原因。“必然说”强调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合乎规律性。
应当承认，“必然说”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认为刑法上的原因只能是必然原因，作为原因的行为，只是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危害行为；作为结果的 危害结果，也只能是危害行为所直接引起的结果。这势必将那些 仅对结果的产生起了非决定作用的行为，一律不作为刑法上的原 因，缺乏理论依据。第二，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数个原因都对结果的产生起决定作用，就会产生困难，特别是在多个 行为人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要确定每个行为都必须是对结果产生起了决定作用，可能更加困难。第三，“必然说”主张，必然原因的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配合，但条件又不能当原因，这在 实践中也会出现问题，如果起作用的“条件”正好是危害行为时，就无法使其承担责任。 “两分说”认为刑法上存在必然与偶然两种因果关系，不同意刑法中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两分说”针对“必然说”适用 面过窄之不足，提出将偶然因果关系也归入刑法因果关系之中，其结论也符合刑事案件的一些实际情况。不过，该学说还存在一 些问题。如对于偶然因果关系的解释有些过窄，受传统刑法因果 关系研究影响过深等。 对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偶然与必然的区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把因果关系说成是必然的和偶然，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对于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偶然因果关系概念比较含混，何种联系属于
刑法理念与刑法解释(一) 关键词:刑法解释/刑法理念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列举并分析偏离刑法理念进行刑法解释的现象与原因，论述了刑法解释应当以刑法理念为指导。 “法的理念作为真正的正义的最终的和永恒的形态，人在这个世界上既未彻底认识也未充分实现，但是，人的一切立法的行为都以这个理念为取向，法的理念的宏伟景象从未抛弃人们。”(注：德]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第213页，第165页，第9页。)“法理念是以三个基本价值的紧张关系表现出来的，这三个基本价值是正义、合目的性与法的安定性。……正义是形式的理念，无数的法规范根据正义采取其形式，即采取对万人平等对待和由法律规制的普遍性。而其内容必须由与正义不同的、因而与正义并列的、也属于法理念的原理来决定，这个原理就是合目的性。”(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入门》，碧海纯一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第33～34页。)但实质合目的性是相对的，需要制定法律予以确定。于是产生法的安定性理念，即法是实定的，实定法本身是安定的，作为法的基础的事实必须尽可能准确无误地予以确定，不轻易变更实定法。显然，上述正义是指狭义的正义即平等、公平，而三个法理念可以用广义的正义理念来概括。(注：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5页。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以下所称正义理念皆从广义，而且在等同意义上使用“刑法理念”与“正
义理念”两个术语。) 法的安定性表现在刑法领域就是罪刑法定主义；法的合目的性具体于刑法上则是保护法益(包括行为人的自由)；法的平等性在刑法(包括立法与司法)上的要求则是平等对待被规制的行为，相同犯罪行为应相同地对待与处理，不同的犯罪行为应予以有差别的且符合其本质的对待与处理，而且要实现罪刑相适应。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目的与基本原则，都是对刑法理念的表述，即第2条表述了合目的性的理念，第3条表述了法的安定性的理念，第4条与第5条表述了法的平等性理念。 法解释是指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刑法解释也不例外。狭义的刑法解释是指探求作为文本的成文刑法的法律意义；广义的刑法解释则可谓刑法的适用，使规范与事实进入对应关系，解释规范、剪裁事实并且目光不断地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从而形成结论。 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复杂社会与重视人权的法治时代，不可能直接根据刑法理念定罪量刑。因为，正义“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而“法律应当是客观的，这一点是一个法律制度的精髓”。(注：英]G·D·詹姆斯：《法律原理》，关贵森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如果直接根据刑法理念认定犯罪，必然损害刑法的安定性。所以，刑法理念必须具体化、实证化。在成文刑法将刑法理念具体化、实证化之后，还
目录 简述公司诉讼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途径 浅议民法中的乘人之危 论侵权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简述公司诉讼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途径 经济活动中存在众多的交易关系，这些关系体现在各种法律规范中，主要有典型的经济合同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及侵权关系等。随着经济活动中“公司”这一商事主体成为经济交易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公司制度下的法律关系逐步被人们所重视，此法律关系的主体开始采取各种途径保护及救济自身的权益，人民法院受理以公司法律制度角度诉讼的案件逐年增多。但由于法律依据分散及操作性不强，还由于法律工作者对公司法律制度重视不够导致这些案件一直处于实务界争论较多的案件类型。在这些案件中公司内部权益诉讼居多，由于其法律规定明确法律工作者容易找到诉讼角度和依据，但对于公司外部债权人保护则一直是司法实务界研究的难点和重点。对债权人保护途径或措施是维护公司法人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前提条件，所以本文在公司法律制度下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途径探讨此类诉讼形式的相关内容。 一、公司诉讼的法律依据和债权人诉讼的基本分类 公司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二十二条共列有22种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则有20处明确规定可以诉讼的条文。上述案由的规定是以案件类型分类，公司法可诉条文则是以公司类型及公司经营阶段进行分类，不是以公司诉讼主体分类，本文是以债权人主张为主线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在案由中如下纠纷可以债权人为主体身份诉讼，主要有： 1、股东出资纠纷(《公司法》第28条、第31条有限责任公司部分，第94条股份公司部分); 2、发起人责任纠纷(第95条股份公司); 3、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纷(第20条3款、一人公司第64条);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第150条);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姓名：张鑫 学号： 1012001203131 分校：西青电大 专业：法学 指导老师：黎鹏昊 时间： 2012年4月21日
目录 内容摘要 (4) 正文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9) 四、 参考文献 (15)
内容摘要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①，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 ① 于广义．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观察，2006(12)
浅论刑法因果关系的不同学说 因果关系一词本是哲学概念，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刑法上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其定型性，它是“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刑法因果关系，中外学者发表了诸多的专著和论文，然而至今为止，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纷争并未停止，这也就导致了无论是在中国第一考“司法考试”还是审判时间中遇到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大家总是迷惑不解，其实在应用中因果关系还是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本文作者就是想通过对中外各界对刑法因过关系判断标准的阐述中为大家理出一条思路。 刑法因果关系不是笼统的概念，它是指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为了对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我们必须确立判断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刑法因果关系的标准，中外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事实上都是为了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本文作者就从中国刑法学界、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阐述: 一、中国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理论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研究的影响，形成了同前苏联相类似的以哲学因果关系作指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 (一)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对象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没有偶然因果关系。如果某人的行为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条件下，不是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时候，那么，尽管这个人的行为表面上与所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也不能认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不能使行为人对这一结果负刑事责任。仅考虑英国关系的必然性势必有放纵罪犯的可能性，不符合一般的社会认知，也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1储怀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7] (二)刑法偶然因果关系论者说:”必然性是事物内部的、根本的原因决定的;偶然性是由事务外部的非根本的原因决定的。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根据与它们的辩证统一形成的结果分别联系起来，就自然得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这两种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已过关系理论虽然在理论上纠正了必然性因果关系的局限性，但是也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弊端。必然性因果关系论和偶然性因果关系论的共同点是都注意到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这也为两种理论的并存和博弈打下了基础。[2李光灿，张文，龚明礼。刑法因果关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二、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理论 (一)条件说 条件说亦称条件即原因说、同等说或等价说、共同原因说。该说主张，一切行为在理论上可以成为发生结果的条件，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条件说求证的方法是”排除思维法”，设想该事实不存在时，结果是否会同样发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该事实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可能将该事实排除于原因之外。 由于这一学说认为所有的条件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导致处罚范围广成为其特色。但条件说也对条件进行了一些限制，例如，条件说所说的结果，只限于现实产生的结果，等等。尽管如此，条件说还是由于其不完善之处受到广泛批判。 (二)原因说 原因说又称差别原因说、个别观察说、限制条件说、原因条件区别说或个别化说。该说主张，在先行的众多事实之中，存在原因与条件的区别，前者即原因，对后行事实的发生有原因力，从而与后行事实有因果关系。反之，后者即条件，与后行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在原因说内，根据以何种标准区别原因与条件，又分为最有利条件说、优势条件说、最终条件说、离规条件说、必要条件说等。
第一章刑法概说 第一节刑法的概念、性质、任务和机能 刑法是以国家名义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和应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以有效对付犯罪和积极预防犯罪的法律。 我国在1979年制定了刑法典。刑法制定的根据是宪法的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1979年刑法的特点是罪名较少、刑罚较为轻缓。1981年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犯罪现象日趋猖獗，为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国家逐步制定单行刑法。截止到1997年3月，我国先后又通过了二十余个单行刑法，并在一百余部行政法规中规定有罪刑条款。这些刑法规范的颁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惩罚犯罪，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过多，过于分散，难免有相互矛盾之处，既使得司法适用上难度很大，也可能使法制的统一性受到影响。所以，我国在1997年对旧刑法进行了修订。刑法修订的基本思路是：制定有特色、统一和完备的刑法典；保持刑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尽量使新刑法明确与具体。 修订后的刑法共有452条，在犯罪与刑罚的立法规定上都有重大改动。但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规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废除了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并在罪一刑关系设置的多个方面体现了保障人权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刑法分则中，大量增设新罪名，严密法网。刑法分则共分十章，对四百余个罪名作了规定，为准确认定犯罪提供了标准。 自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先后制定了九个《刑法修正案》和一个单行刑法（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刑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具有以下法律性质： （一）特定性 刑法只规范罪一刑关系，其涉及的内容与对象都较为特殊。刑法规范并不像其他法律规范一样仅仅保护社会伦理的、道德的、宗教的秩序，而对个人参与社会生活、从事社会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生活利益都予以保护，即通过对违反规范的行为以国家的名义作出规范的、明确的否定性评价，以达到维护法益的目的。 （二）广泛性
浅论刑法因果关系的介入问题 【摘要】刑法因果关系因为其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关系，一直都是刑法学领域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时至今日，对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理解和具体的认定，学术界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刑法因果关系存在着多种理论和学说，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中，中断和介入是最复杂的问题，怎样在刑事案件中准确判断介入后的因果关系，是刑事案件中关键的一环。只有解决了介入因素这个环节，才能正确认定刑事责任中的是非问题。 【关键词】刑法；因果关系；介入因素 一、因果关系概述（一）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概念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存在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一种非具体的、抽象的因果关系。一个人只能对自身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以及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因果关系成为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负责的必要条件。（二）相关因果关系学说 因果关系学说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发展，不同法系之间对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学说主要包括：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因果关系学说主要包括近因说和预见说。两个法系对因果关系的研究都各有长处和不足，必须综合运用才能全面剖析[1]。 二、因果关系的介入因素（一）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介入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主要包括一因一果和多因一果两种形式。相对于单一的因果关系，多因一果的因果关系在刑事案件中更加常见。《犯罪通论》的观点认为，可以中断原先因果关系的介入因素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介入另一个确实存在与危害结果性质相同的原因，及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存在这同一性；二是阻断原先因果关系的因素必须是异常的；三是介入的因素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必须是合乎规律的。而介入的因素又是多种多样的，它可能是自然因素、可能是第三人、甚至可能是被害人自己的行为[2]。（二）介入因素的分类 因果关系的介入主要存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种类型，自然因素的介入比较简单，在此主要分析人为因素的介入。 人为因素阻断因果关系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个环节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第三人的介入 第三人故意行为的介入。若第三人的故意介入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主要原因，而之前实行人的危害行为只能成为危害结果发生的条件而存在，是第三人的行为介入的基础和前提，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第三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则不存在因果关系[3]。另一种情况，即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而第三人的介入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到了辅助的作用时，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还是成立因果关系。 第三人过失或无过错行为的介入。行为人的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出现了第三人过失或者无过错行为介入的情形下，如果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是导致危害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该实行行为包含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即使是第三人的介入导致了危害结果的直接发生，也应成立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浅谈债权人的保护(一) 内容提要：信用危机使经济发展受阻，于是加强对债权人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民法已对此做出了积极的行动，而民诉法作为程序的保障则未有大的进展。本文从建立债的保全程序、改善极端不利于债权人的证据制度、纠正执行中对债务人的过分偏袒三个方面，对民诉法如何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债权人保护债的保全诉讼证据执行 TheInitialStudyofProtectionofCreditors WuSu Abstract：Thecreditcrisisobstructsthedevelopmentoftheeconomygreatlyandthusstrengtheningtheprotectio nofcreditorsisputontheagenda.Althoughcivillawhasalreadyadoptedanaggressiveactivitytothis,thec ivilprocedurelawastheguaranteeofprocedurecannotmakegreatprogress. Thistextmakesapreliminaryexplorationonhowtostrengthentheprotectionofcreditors,involvingthee stablishmentoftheprocedureofthedebt'spreservation,adjustmentofdisadvantageintheproofsyste mofcreditors,rectifyofexcessivepredilectionforthedebtorsduringtheperiodofenforcement. Keywords：theprotectionofcreditorsprocedureforthepreservationofdebtevidenceenforcement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端赖资金融通，而资金融通则端赖良好的信用，信用可谓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基石。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却为信用危机所困，现实中出现许多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这其中有道德、人性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其对债务人利益的偏袒与对债权人利益的忽视对信用危机的形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于是，立法者把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律之所以由偏重于对债务人的保护转向两者兼顾，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债权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处于优越地位，信用的重要作用及其在现实中的严重缺失，使立法者认识到加强对债权人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基于对“债务人是弱者”这一一贯的内心指引的反思。立法者不再认为债务人必然是经济上的弱者，从而在法律上给予其特别的保护。因为，将债务人一律视为弱者的观念与实际情况已相去甚远。现代经济社会中，借钱生钱已成为很多商人的生财之道，即使财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常向银行或民间举贷，成为债务人，债务人已不是穷人的代名词；而且，在信用危机的当代中国，究竟是债权人处于优势，还是债务人处于优势？从“借钱的是爷爷，要债的是孙子”的俗语中看得一清二楚，如今的杨白劳已翻身做了主人，而黄世仁则在借出钱后成了仰人鼻息的可怜虫。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不是赖帐经济，为遏制赖帐经济的形成和加剧，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强对债权人保护无疑应成为立法的努力方向。民法为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不仅不断充实债的担保制度，使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等更有利于债权人保护的新型担保方式日益涌现；而且给予债权人更多的救济手段，如在合同法中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撤销权两种债的保全方式，力求使本来倾斜于债务人的法天平重归平衡。然而，法律对债务人利益的偏好不仅体现在民法上，更体现在民事程序法上，加之任何实体权利的实现都需要程序的保障，如果不从程序上加以矫正和配合，立法者欲加强对债权人保护的努力也将无法落实，最终成为美好的幻想。因此我认为，如何从程序上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也应成为民事诉讼法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便拟从加强债权人保护的角度，从保全程序、证据制度、执行程序三方面，对民事诉讼法的完善提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为债权保全提供程序保障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归还到期债务和低价处理财产，恶意逃债等情形，解决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债务执行难问题，新合同法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为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提供了实体法上的救济途径。而对这些权利如何实现，合同法只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摘要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近代刑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权的保障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刑法对人权保障的保护。 关键词人权保障价值取向罪刑法定犯罪成立要件 作者简介：陈林跃，法学硕士，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学、诉讼法学等。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19-02 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本文试就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浅要分析，谈一下人权的刑法保障。 一、刑法的价值取向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部门，不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力武器，而且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鲜明载体，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国家的触角无处不在，社会的一切也就是国家的一切，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个人完全淹没在国家的政治之中，无任何权利可言，法律也完全是为政治国家而服务。这时，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往往采用严峻刑法，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十恶”重罪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基本伦理关系，国家的集权观念十分发达，个人利益和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整个社会的法律也就表现为刑法或刑法化的法律。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市场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追求“平等”、“公平”、“自由交换”，它重视个人的利益
河南科技大学 阶段论文 题目试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姓名＿＿胡世豪＿＿ 院系＿＿法学院＿＿ 专业＿＿法学＿＿ 指导教师＿＿张胜全＿＿ 2011年6月10日
试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ANALYSE THE CAUSALITY OF CRIMIANL LAW
摘要：刑法因果关系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实践中由于各种相关事实因素之间相互纠结缠绕，任何理论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亦都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条件说随会导致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不当扩大，但在我国的犯罪成立体系下，可以通过实行行为、危害结果、主观罪过有无的判断来合理限缩刑事责任的范围. 关键词：我国的学说；评价；支持条件说的理由 Abstract: Causality of criminal law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riminal law. but in practice ,any doctrine is both reasonable and defective Condition-theory expands the scop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but in our criminal law system ,we can limit the range of criminal liability by dangerous act , dangerous result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crime. Key words:Domestic schools; Evaluation ;Advocacy of condition theory
刑法机能概说 刑法的机能，也称刑法的功能，即刑法以其结构和运作所能发生的积极作用。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既有联系也有区别。1[1]有意见认为，虽从文字本身理解，刑法的任务、机能与目的这些概念间存在区别，机能主要从客观上揭示刑法功能的应然，具有客观性；目的确立刑法追求的价值，具有主观性；刑法任务介于二者之间，是主客观的统一；但三者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可以在互相联系中理解。2[2]这种说法忽略了目的与机能间的区别而过于简单化，必须说是不妥当的。需要注意的是，刑法机能与刑罚机能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应如何认识，对犯罪的压抑性、预防性的机能，是否可以认为是刑法的本质机能也是问题。3[3] 一、刑法机能的传统见解 作为现代法治社会中刑法的机能，行为无价值论者考虑的是规制的机能、秩序维持的机能及自由保障机能，4[4]结果无价值论者考虑的是规制的机能、保护的机能、保障的机能。5[5]这种差别也由来于两种立场对刑法目的认识的不同。本书基本上认同刑法的目的在于社会规范的维护，持行为无价值论，以下就前一种见解展开论述： （一）规范（规制） 规范的机能（Normierende Funktion），也称规制的机能或社会伦理的机能，就是明确对犯罪行为的规范性评价的机能。作为其内容，包含有：通过昭示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使其与一定的刑罚相关联，来表示该行为是法律上无价值的评价的机能；以及，命令行为人作出不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意思决定的决定的机能，这又与作为刑法规范的评价规范及决定规范相对应。 规制机能是刑法的本质机能，对一定的犯罪，预告施加一定的刑罚，由此来明确国家对该犯罪的规范性评价。阐明了这种评价，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起着命令普通国民遵守的作用；另一方面，刑法对有关司法工作人员来说，作为一种裁判规范，成为犯罪认定和刑罚适用的指针。6[6]法律作为强制性的规范体系，“不仅对个人有约束力，而且对国家权力本身也有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共同目的的实现”7[7]。刑法不仅限制个人而且限制国家，这种双重限制的机能是法治社会刑法的根本标志之一。8[8] 刑法规定了国家对犯人的处罚，其任务是适正地规制国家与犯人的关系。因而，必须顾及的是，一方面要维持国家性公共社会的秩序、服务于其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一定限度地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刑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也是司法实践中须求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刑法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从不同的视角，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力图从理论上找到可供司法机关据以办案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可惜，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仍然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笔者试对刑法上的偶然因果关系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同行。一、刑法因果关系应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在理论界，关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我国有“必然说”和必然偶然“两分说”之争。“必然说”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不存在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必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只有当某种或某些危害社会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引起某种或某些危害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这些危害社会行为与危害社会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联系，即使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联系，那也不是刑法中的原因，而只能是条件，条件不能成为刑法中的原因。“必然说”强调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合乎规律性。应当承认，“必然说”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认为刑法上的原因只能是必然原因，作为原因的行为，只是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危害行为；作为结果的危害结果，也只能是危害行为所直接引起的结果。这势必将那些仅对结果的产生起了非决定作用的行为，一律不作为刑法上的原因，缺乏理论依据。第二，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数个原因都对结果的产生起决定作用，就会产生困难，特别是在多个行为人不是共同犯罪的情况下，要确定每个行为都必须是对结果产生起了决定作用，可能更加困难。第三，“必然说”主张，必然原因的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配合，但条件又不能当原因，这在实践中也会出现问题，如果起作用的“条件”正好是危害行为时，就无法使其承担责任。“两分说”认为刑法上存在必然与偶然两种因果关系，不同意刑法中只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两分说”针对“必然说”适用面过窄之不足，提出将偶然因果关系也归入刑法因果关系之中，其结论也符合刑事案件的一些实际情况。不过，该学说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于偶然因果关系的解释有些过窄，受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影响过深等。对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进行偶然与必然的区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把因果关系说成是必然的和偶然，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对于偶然因果关系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偶然因果关系概念比较含混，何种联系属于刑法上偶然的因果关系？是否所有存在条件联系的事物关系都可能被认定为偶然因果关系？是否所有的偶然因果关系都必须被归责？笔者认为，将因果关系分为必然和偶然，并没有违背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具体理由是：1、从哲学概念上来讲，不能混淆因果性与必然性。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否则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之争于无形中变成了不同的哲学观之争，使因果关系研究误入歧途。因果关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而不是“同一”。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但也是有区别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是必然性趋势的具体化；原因引起结果，结果由原因引起。不能仅仅看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而看不到偶然联系。2、从结果的角度看，必然性与偶然性不同。偶然性是指由事物外部的、不稳定的、非本质的联系所产生的现象的情况。这一现象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样出现，也可能那样出现，偶然性是事物发展的或然结果。事物外部、不稳定的、非本质的联系产生了某现象，就是偶然性；没有产生另现象时，就是必然性。3、从原因的角度看，必然性与偶然性也是不同的。必然性是指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它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并受其制约。两者产生的原因不同，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事物发展中的两种不同的趋势。4、从司法实践来看，也有必要划分偶然必然因果关系。如果
浅谈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现代破产制度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对债权的保护被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不能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当时的法律不仅允许债权人处置其财产，甚至可以剥夺其自由和生命。后来，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破产法的立法理念一直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直到美国1841年的破产法，才把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债务人利益的保护融为一体。自此以后,破产法的立法理念由单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转向追求对债权人利益保护和债务人利益保护的平衡。 虽然现代破产法非常重视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但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债务人利益的保护始终存在冲突，而破产发生的原因毕竟是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债权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因此破产法在对债务人权益进行救济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因为破产法的作用归根结底表现为保护债权。在现代社会，对债权的保护意味着对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的维护，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始终是立法者的重要任务。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都予以保护是该法的立法宗旨之一。在破产法规定的各项制度中，都应当体现该立法宗旨。但是，在企业破产法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表现在： 一、破产原因的规定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即把“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作为破产的必要条件。所谓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是指债务人的全部财产的价值低于全部债务的数额。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是指债务人的资产状况表明其明显不具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能力。如果债务人财产的价值高于其债务，则债务人具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能力；只有当债务人财产的价值低于其债务数额时，才能得出债务人“明显不具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能力”的结论。这两个条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是以债务人是否拥有足以偿还全部债务的财产作为能否对其宣告破产的必要条件。这样规定破产原因对债权人是很不利的。因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的破产财产应首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然后清偿职工工资及其他应向职工支付的费用、所欠税款，在此之后，如果债务人财产还有剩余，才会向债权人清偿。由此可知，在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中，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用于清偿债权人的债权。而具备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的债务人已经资不抵债，即使将其全部财产都用于向债权人清偿，债权人的债权也不能得到完全满足，在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优先清偿有关费用和债务后，债务人可用于向债权人清偿的财产数额更少，因此债权人的利益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破产程序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相比，时间更长、程序更烦琐，债权人付出时间、精力申请债务人破产，却要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分配债务人的财产，从而使自己债权的偿还比例很低，在正常情况下，债权人更愿意选择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其债权。由此可见，企业破产法对企业破产原因作如此规定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是不够的，从制度上来看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应当如何规定企业的破产原因比较合理呢？我认为，应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企业的破产原因，这里的“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是指债务人对到期债务没有清偿并呈持续状态。这样规定的原因在于，其一，对于债权人来说，债权人所能知道的就是债务人没有按期向其偿还债务，而债务人的资产状况及偿还债务的能力，债权人很难得知。其二，对于债务人来说，因为债务人没有按期偿还债务，有两种原因：一是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二是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但故意不还。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则表明债务人已经资不抵债，为了保护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