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发展引领了社会经济中的许多变革，法人治理结构、会计准则标准化等等在中国经济社会的确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就站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最前沿，而从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探索到的经验和规律，同样也能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其他方方面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过去十几年中，资本市场的发展引领了社会经济中的许多变革，推动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包括独立董事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会计准则标准化等等在中国经济社会的确立。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从第一天起，就站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最前沿，而从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探索到的经验和规律，同样也能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其他方方面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劵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资本市场不是可有可无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改革，甚至对中国的“繁华”的背后却不堪回首。一方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破发现象，导致中签投资者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大范围的业绩“变脸”亦形成另类风景。
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已经发布业绩快报的中小板、创业板个股中，已有273只个股出现业绩同比下滑，其中，上市首年业绩“变脸”的就达到了65只。这么多新股业绩“变脸”，虽然不排除少数是因为市场变化等客观原因导致的，但通过包装粉饰业绩而混进市场的定然不少。企业上市，有为了融资的因素，但其更看重的则应该是包括今后能够高位套现在内的巨大利益，中小板、创业板众多发起人股东限售股解禁后纷纷套现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了防止包装粉饰者早日套现，也为了上市公司能够搞好经营回报其投资者，提案中“新股上市后业绩与限售股解禁挂钩”的建议可谓对症下药，也击中了要害。毫无疑问，郭树清履新后，非常重视对投资者的保护工作。
进入2月以来，证监会力挺蓝筹股。郭树清在2月15日和2月22日两次提到“目前等蓝筹股的静态市盈率不足13倍，动态市盈率为11.2倍，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等言论。郭树清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又提出：在现有条件下，推行投资者适当性安排，首先要把这些最没有股市风险承受能力的人群劝离出去。又说：“我们提倡长期投资，就是反对所谓‘炒’，不赞成频繁进出，快速换手，反复折腾。”又是劝投资者投资罕见投资价值的蓝筹股，又是将最没有股市风险承受能力的人群劝离出去。笔者毫不怀疑郭树清的动机，其完全是为了投资者好，为了中国股市好，才会如此苦口婆心。欧元空头回补行情昙花一现。在一波狂风骤雨般的空头回补于早些时候平息在1.3730附近后，欧元/美元唯有无力下跌。虽然亚洲早盘一度摸至1.3700，但该货币对最终受制于风险厌恶情绪以及盘中出现的来自中国的评论。
在这时段内中国官员的讲话被不断地引用。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愿意帮助陷入困境的欧元区；中国人民银行前官员则表示，今后向该地区的投资应谨慎行事。后者的讲话导致欧元/美元扩大跌势，下穿1.3610.澳元今天波动也引人瞩目。好于预期的西太平洋/墨尔本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8.1%前值下降3.5%），推动澳元/美元至1.0370附近的时段高点。随后揭晓的新屋开工数据却没有预期的强劲-下降4.7%，预期持平，前值升3.3%-从而启动该货币对的下跌行情，且令其最终失守1.0190。而通胀率升幅自0.9%修正为0.7%，也加重澳元/美元的下行压力。随后风险规避情绪蔓延整个市场，远东地区账户强力买进美元。
日本方面，日本央行如往常一样对强势日元发表评论，但美元/日元基本上不温不火，交投于76.85-77.05。虽然目前看来一切都是空谈，但有关干预的恐惧一直没有消散。风险厌恶情绪导致日元交叉盘系数走软，其中英镑/日元跌破121.00；欧元/日元失守104.60；澳元/日元跌逾150点，至78.30下方低点。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证劵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8日发表并答记者问。从陈委员的发言中可以窥知部分改革方向，目标坚定，实行市场化，在过程中用行政规制办法房子内幕交易与投机性交易。陈东征的发言有人情味，承认中小投资者的共享，比起以往否定中小投资者，
甚至动辄将中小投资者称作投机者，是一大进步。否则中小投资者不仅要在多数时候承担投资亏损，还会被贴上投机标签，在道德上无处立足。
资本市场改变了计划融资体系，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目前的改革背景并不好，噪音很多。主板市场的一些僵尸公司已经成为证券市场基础制度的嘲笑者。如笔者曾经提及S*ST 北亚，北亚集团股票于2007年5月25日起暂停上市；2008年2月3日，北亚集团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0年12月27日，法院裁定确认北亚集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北亚集团破产重整程序已全部终结。期间两次破产重组方案未获通过；日前重组成功，僵尸复活，显示了目前退市制度形同虚设。此类公司越多，炒作ST股的积极性也就越高。
引人关注的还有S*ST天发等公司，同样的长期停牌，同样的破产管理费用，同样的净壳被人所用，成本由债权人、小投资者承担。由于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3年亏损，S*ST天发股票于2007年4月30日披露2006年年报后暂停上市交易，当年5月25日公司股票正式被深交所通知暂停上市。到目前为止，该公司股改尚未完成，恢复上市遥遥无期，重组方资格、重组程序遭遇小股东质疑，但参与者却已通过重组出售资产摆脱债权后一身轻松，还利用补贴资金旱涝保收。
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在举报材料中，S*ST天发的流通股股东孙伟等，给重组方舜元投资总结了九项"罪"：公司不具备重组资质、虚假出资、蓄意逃避30%要约收购监管、恶意长期占用1.9亿元上市公司财政补贴款用于房地产经营、违反股权转让公告要约承诺、信息披露存在严重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剥夺公众股东知情权、公司董事长隐瞒海外身份和掏空资产。相关证据还需要监管层介入调查，但这样的公司不退不进不走不留的尴尬，已经让市场弥漫一股霉味。
上市公司背后牵扯的利益非常血腥。2011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龚家龙被判无罪；10天后的10月1日，S*ST天发董事会秘书张进斌因交通事故去世。据报道，在车祸前一天，张进斌称自己掌握了一些公司重组的内幕情况。在这样的环境下，推动退市机制谈何容易？在弥漫一丝血腥味的背景下，在未经试点的情况下将退市机制从创业板马上拓展到主板，又要激起多少挟裹中小投资者的反对之声？
有人以国外成熟市场允许借壳重组，认为A股市场也应该对借壳重组网开一面。请别忘记在美国中概股的下场，现在还有哪家讲信用、有回报、有未来的公司愿意在美国市场借壳上市？那是自掘信用坟墓之举。并且，在美国借壳上市前有监管者虎视，后有做空者围猎，趁着美国投资者没有醒过神，骗两年挪走部分资产可以，在成熟市场想长期玩弄借壳、圈钱挪资产，想也别想。
借壳重组与僵尸公司的存在相辅相成，既让企业的交易成本高上天，因为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难以互相信任，也让寻租空间广阔无垠，在重组过程中资产的拍卖价格、补贴归谁所有，大有学问。
站在现实的A股市场中，通过创业板建立严厉的退市机制，是恢复制度尊严的开始，否则无数的僵尸公司以及背后的攫取者，将借稳定、借民意、借降低社会成本，将证券市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已经如此行事，并且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陈东征提出，中国股市走到今天一个最大的成绩，是为国有大型企业提供了脱胎换骨改造的平台，为国有大型企业能够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一条就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构架以来，已为千家企业走向市场提供一个平台，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是这个过程中代价很大，付代价的主要是中小投资者，他们承担了其中的重要部分，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最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大型企业是否能够通过上市脱胎换骨一回事，这样的评价有可能过高，但企业在短期内做大，银行、机械等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哪一个行业能够离开证卷市场中小投资者真金白银的贡献？未来新股发行改革将走向市场化。上市公司裸露在市场里,让投资者从里到外看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让投资者完完全全看到
真实的东西;监管部门必须随时随地把市场的真实情况告诉给投资者。
但是投资者在股市赔钱折本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利益黑手忽悠、蒙骗导致血汗钱被骗走，更可怕的是被骗了还帮着骗子数钱。要让众多投资者感到自己在股市里赔钱是自己投资意识、投资能力、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不够造成的，赔钱赔得心服口服、心甘情愿、毫无怨言，而不是赔在骗子之手、赔在黑幕重重之中。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投资场所，国内外没有例外。在确定省份的前提下,每省除省会城市外，分别选择GDP较高和较低两个地级市进行评价，共计36个地市。中央如果没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个瓶颈是无法突破的。
贾康表示，财政要实现“公共化”，需要配合整个社会的转型。它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创新，分别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现在技术上支持没有问题，政府在管理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真正对财政改革起到阻碍作用的是制度层面的制约。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昨日发布了《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2011（地方版）》，首次对我国12个省份的地方公共财政建设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根据报告，所谓公共财政，指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维护组织的财政制度安排。公共财政更倾向于公共服务。在排行榜中，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总额、财政支出总额等各项指标均位于全国首位的广东意外排名第十。课题组副组长张斌昨日解释称，课题组在广东省选取了广州、汕头和清远作为统计样本。据统计，广东省在很多客观指标上排名不高，来自调查问卷的主观指标打分也偏低。报告显示，12省份中广东省排名垫底的客观指标包括预算外支出与财政支出比，人均财政支出的均等化，以及生态补偿度等。而受访的企业和居民对广东社会保障、治安和司法以及医疗卫生满意度也排名垫底。对于这一排名结果，广东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昨晚表示，由于刚刚拿到该报告，对该报告真实性、准确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消息的话会及时公布。据悉，该报告使用的指标体系，由综合指数、三大分项指数、七大因素指数和40个具体评价指标构成。40个具体评价指标中，20个指标为客观指标，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公开发布统计资料，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等。另有20个指标为主观评价指标，数据来自纳入评价范围的12个省份36个城市居民和企业的8000多份调查问卷得出，如纳税人权利保障满意度、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以及政府及财政部门受监督程度等。
王健林表示，民营企业其实更具优势。调查对象选取的基本依据是各省GDP在全国的排名情况，并兼顾地域的代表性(如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等)。根据该报告中公布的“排行榜”，公共财政建设综合指数排名最高的为吉林省，而甘肃、陕西、广东则分列倒数前三名。这份报告由财经战略研究院历时8年调研完成，是首次为省级行政区划的公共财政建设状况的一次全面“体检”。此前，该研究院从2007年起已经连续六年出版了《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全国版)》。课题组从东、中、西部各选择4个省份作为此次地方公共财政建设问卷调查的对象。在选择调查对象时，考虑到可比性，在备选样本中，未纳入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投资与否，投资者自己做决策，后果当然由投资者自负。排名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得出。报告特意将该指数排名与12个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总额、人均财政收入及财政支出总额和人均财政支出总额等数据排名做了对比，结果发现，12个省份的公共财政建设排名与上述因素缺乏直接的关系。
中国目前各地区公共财政建设的状况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总体水平决定的，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支总体水平的约束下，一个没有黑幕、不是骗子充斥的市场，IPO 市场化改革之后，市场上亦是仁者见仁，而由《每日经济新闻》研究院经过深入研究后撰写，其创新的举措则非常吸引市场的眼球，其既新股被爆炒的很重要的诱因就是当天的成交价不受发行价的基础价格上下10%的限制，导致很多人利用上市首日疯狂拉抬炒作，现在深交所在做努力，但是上市首日过50%与过45%或55%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这还是陷入了技术
的烦琐主义，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不过笔者认为，临时性规定可以更有效一些。比如，可以直接规定：取消新股首日开盘的集合竞价过程，强行规定发行价既是开盘价；同时，允许承销商自营所承销的新股，允许承销商向大股东融券，在新股开盘后，依据自身判断向市场抛售股票；同时，新股开盘20个交易日之内，交易所允许承销商对所承销新股执行T+0交易，并向承销商提供融资服务。我建议设涨跌停幅限制就可以了，如果IPO价值合理，在这个基础上上市首日有涨停10%，跌停10%的限制本身是跟平时的交易接轨，如果IPO价格本身是不合理的，更应该采取上市首日的涨跌幅限制了。
董登新稍早在微博写道：“对中小投资者最好的保护，就是提醒他们远离垃圾股！这就要求中国证监会要给投资者一个干干净净的股市，一个阳光灿烂的股市，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股市，一个没有黑幕、不是骗子充斥的市场。这是中国证监会最应该做好的事情。
T+0交易会增加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增加政府的印花税收入。本人以为，这不是T+0交易的积极作用，相反正是T+0交易的劣根性所在。在股市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的情况下，券商佣金收入增加，政府印花税收入增加的结果，就是投资者损失的增加，这也使得股市存量资金更容易快速消失。”
目前郭树清主席明确表示，“我们提倡长期投资，就是反对所谓‘炒’，不赞成频繁进出，快速换手，反复折腾”，要反对赚快钱、赚大钱、“一夜暴富”的投资心态。IPO市场化改革之后，新股普遍出现的“三高”发行早已招致投资者的广泛诟病，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而如何进行改革、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市场上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地说，其中的亮点并不多。而由《每日经济新闻》研究院经过深入研究后撰写，并委托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提交的《关于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的建议》的提案，其创新的举措则非常吸引市场的眼球。该提案归纳起来只有9个字：能做空、限超募、罚变脸。主要内容包括新股定价、转融通做空、募集资金定额、限售股解禁、中介机构责任、PE腐败等多个方面。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核心无疑在于定价，“三高”发行的根本其实也是由定价引起的。
孙兆东称：“人民币兑美元波幅扩大，迹象值得关注。美元走强是人民币短期弱势的重要因素，但人民币回落速度较以往明显偏快，预示即期汇价的双向波动可能性增强，或为扩大人民币波幅做准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在高价发行背景下，高市盈率与高超募只不过是其“副产品”而已。为了使新股定价更加合理，监管部门推出了由第三方发布上市公司行业平均市盈率数据的措施，并将强化对于基金等询价机构的监管。此举的效果到底如何显然还有待观察。另外，为了抑制高价发行，存量发行被频频提及。但存量发行却面临着法律上的障碍，除非对《公司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而提案中将原始股东手中股份提前转融通的建议，既解决了存量发行的问题，又增加了新股的流通量，对于抑制新股高价发行无形中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应以真正的历史担当，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覆盖整个配套事项的合理顶层规划，中央如果没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个瓶颈是无法突破的。”
近年来股票交投有所低迷，这不是T+1交易制度造成的。T+1交易有可能成为机构操纵价格谋取利益的手段。但如果实行T+0，这更方便了机构对股价的操纵，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操纵股价对资金的要求。
郭树清表示，对新股首日涨幅和换手率的限制，希望是暂时性和过渡性的措施。，这是对投资者的保护，提醒投资者自觉规避风险。高超募伴随着高价发行而生，但即便是发行价格合理了，如果新股发行数量较大，同样无法解决高超募这一症结。此时，限制发行人“圈”更多钱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交建发行新股时，其既限定发行数量又限定融资额度的“双限”发行曾获市场的一致好评。
张斌表示，公共服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公众需要，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可能广东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好，但跟老百姓真正的需求有距离，而指出这些差距恰恰是这个“排行榜”的意义所在。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人以为目前仍然不宜完全恢复T+0交易。而且这种做法与郭树清主席所主张的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理念不符。为了防范高超募现象的重演，提案建议：新股发行按需募资，募资项目需要多少资金就募集多少，发行价格确定后，即可计算出股份发行量。
事实上，真是因为限定了融资额度，中国交建的发行规模最终进一步缩减，其发行市盈率亦同步下降，投资价值则得到提升。因此，提案建议限额发行防超募很有投资和提高运营能力。他认为，目前在既得利益形成的制约之下，改革深水区内已经把经济概念下的一系列改革事项必须联系到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要在一个全盘的顶层规划之下在切入改革重点，进行推进。目前分散化管理、低效和低收益率的养老金亟待提高运营管理能力，实施全国统筹、加强监管和透明化运作迫在眉睫。
关于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哪些优点或者说是优势。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这一点比国有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是有优势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从夹缝当中生存起来的；二是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我举一个例子，万达与一个著名公司搞了一个合资演艺公司，我可以给一部分干股，国有企业方面可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两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一些。在全国政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在实际发展中，民营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市场准入门槛还过高，民间举办文化企业限制较多。
市场预期永远无法明确，将是继2009年6月新股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变革，都是混淆行政与市场边界之后，T+1交易不利于股票市场的活跃，只要市场中所有交易主体都在公平地执行同样的规定，但鉴于市场往往被非理性情绪左右，没有人原意股价下跌的市场，也是市场交易制度缺陷给定的必然结果，消除市场交易制度度的缺陷，原因是管理层不认为这个时点有人会操纵市场，市场没有供给――没有抛盘，加上首先放行再融资，市场预期永远无法明确，将来推出退市机制是难上加难。创业板退市难，主板难道不难？难道我们要把退市重担留给孙子的孙子？那是愚公移山，没有目标的改革比愚公移山还不如。
董登新稍早时在微博称：“上半年一旦主板执行‘资不抵债退市标准’，必将有效封杀‘连续三年亏损退市标准’的巨大漏洞。那些净资产为负数的公司，如果再想通过‘二一二’手法操纵利润以规避退市厄运，不再会有任何希望和机会！目前，当务之急、头等大事，就是要唤醒股民尽快抛售或远离这些净资产为负数的股票，并及早逃离苦海。抑制炒新已有实际举措。上交所8日宣布，将加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上市后的前10个交易日)的交易监管工作，对于异常波动可以实行临时停牌，对于异常交易，实行重点监控，相关规定于9日起施行。前一天，深交所发布的新规比上交所更为严格：今后上市的新股，当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出现盘中成交价较开盘价首次涨跌达到或超过10%及盘中换手率达到或超过50%两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至14时57分。如果在开盘集合竞价阶段股票交易换手率就已达到或超过50%，在9时30分开始即对其实施临时停牌至14时57分。不止于此，深交所还表示，将继续研究论证抑制新股炒作的相关措施。
董登新表示：“主板退市制度改革，将是继2009年6月新股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变革，它必将成为2012年中国股市最大的亮点和最重大事件。其影响力将会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它甚至会根除IPO三高现象及炒壳重组游戏，进而还原股市的真实价格信号及资源配置功能。全体投资者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最近，深交所对在新股上市首日“通过虚假申报蓄意影响开盘价”的“瞿某”账户采取了为
期三个月的限制交易措施。这是十分典型的案例。过去，我一直在强调“新股开盘价被操纵”的事情，但无人问津，原因是管理层不认为这个时点有人会操纵市场，但现在看，不仅有而且十分省钱。用不着真买，只要虚假申报就可以达到目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操纵开盘价的时点上，市场没有供给――没有抛盘。想想看，没有抛盘的市场，多容易操纵股价上涨。
交易所与证监会的关系如一团乱麻，监管者居然直接插手交易所的事，让交易所成为听喝的跟班，完全是本末倒置。不止一个学者提及目前证监会主管发审是越俎代庖，并且用政府信用为上市公司背书，人为增加了政府信用压力，让保荐人在无需担责的情况下领取高薪，让发审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都是混淆行政与市场边界之后，动辄得咎之举。
交易所与证监会有边界。交易所领头人要求证监会下放权力无可厚非，但首先要求得到最肥厚的再融资权力，而把艰难的上市与退市制度留待日后处理，是另一种权责不匹配。公众如何相信交易所获得再融资权力后能够妥用该权力，不出现寻租与溢价发行等情况？无他，要由证监会严厉履行监管之责，监管最重要的是监管上市与退市，而不是再融资。投资者要树立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选只好股票，选个好企业。如果经验比较丰富、承受能力比较强，可以在风险比较大、不确定的企业中选择。投资者也要分成几类，“狮子绵羊不要放在一起比赛”，需要逐步把投资者区分开，这就是投资者适当性制度。郭树清说，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是综合性工作。例如，推动会计师不做假账，财政部门也要发挥作用。
对于恢复T+0交易，本人以前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正如贺强委员在提案中提到的那样，就是股市T+0交易会导致股市的过度投机。中国股市本身就是“投机市”，在正常情况下股票的换手率并不低，没有必要推出T+0交易来助涨投机炒作行为。
对于贺强委员的提案，本人以为其中的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之一，关于推出T+0交易条件已经成熟的提法是欠妥的。贺强认为，从1995年至今，我国股市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股市的监管水平不断提升，股市投资者不断成熟。这种说法是对当前我国股市的一种“美化”。实际上，我国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监管水平还很低下，投资者还不成熟。
之二，关于T+1交易的“五大弊端”。其一认为，T+1交易不利于股市投资者及时规避投资风险。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正因如此，投资者的操作就会慎重一些。相反，T+0操作，投资者买卖方便了，操作就不那么慎重了，这反而会给投资者增加不必要的投资风险。又如其三认为，T+1交易不利于股票市场的活跃。实际上中国股市是世界上最活跃的股市之一。近年来股票交投有所低迷，这不是T+1交易制度造成的。再如其五认为，T+1交易有可能成为机构操纵价格谋取利益的手段。但如果实行T+0，这更方便了机构对股价的操纵，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操纵股价对资金的要求。
之三，关于T+0交易的“五大积极作用”中，贺强委员在第三点中提到：T+0交易会增加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增加政府的印花税收入。本人以为，这不是T+0交易的积极作用，相反正是T+0交易的劣根性所在。在股市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的情况下，券商佣金收入增加，政府印花税收入增加的结果，就是投资者损失的增加，这也使得股市存量资金更容易快速消失。
其实，对中小投资者最好的保护，就是提醒他们远离垃圾股！主板退市制度改革方案推出，最多不到3个月时间了。可以预料，资不抵债退市标准及1元退市标准，将让那些净资产为负的34只A股率先沦为1元股，因此主板退市制度改革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这34只垃圾股今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或将沦为1元股。股民应提前防范。“这样的规定是不是正确？其实无所谓正确，只要市场中所有交易主体都在公平地执行同样的规定，也就无所谓正确或错误。那以此治理新股发行的问题是不是正确？我认为，大方向十分正确，只是采取这样的做法可能不会太有效，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说现在的规定可能不会十分有效，关键在于停牌制度只能通过时间的后延，被动地等待投资者理性的出现，但鉴于市场往往被非
理性情绪左右，所以是小概率会增加；更重要的是，在“非熊市”的市况之下，新股上市集合竞价之时，新股会有相当大的一股“价格区间”只有供求、没有供给，而且在这个价格区间里，所有人的利益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不管这只新股在哪个价位上，也不管这个价位是否还具有投资价值，没有人原意股价下跌的市场，必定形成畸形价格。这是中国股市炒新不败的关键，也是市场交易制度缺陷给定的必然结果。
我坚信管理层已经明白了问题的实质，但由于“彻底改革”需要时间，所以现在用一些临时性规定作为“过度性的权宜之计”。当然我也理解。我认为，消除市场交易制度度的缺陷，在“只有需求、没有供给”的交易时点上“完善供给制度”才是解决中国股市问题的关键、所以，任何“没有解决供给问题”的改革都是无效的。而即使在这十年宏观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好的上市公司去掉红利税后企业分红也不超过3%。增长率比发达国家同行业高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