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单位体制下的党政关系
刘求实
原载《二十一世纪》二○○二年二月号第六十九期
*本文的写作得到我的导师桥爪大三郎教授的悉心指导，他多次审阅本文初稿并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孟建军、汤可峰、赵秀梅、王金凤对初稿亦给予了极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在此深表谢意，当然笔者文责自负。此外笔者特别感谢在实地调研过程中王名、薜澜、路风、朱光明、葛延风、李路路、王奋宇、吴伟文、路羽、李志刚、陈喜生等的帮助和指点，以及採访的十几个单位八十余名工作人员的支持。
一、引言
单位体制是理解建国后中国城市社会组织结构及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其重要性在於，一方面，单位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它在微观上规定和塑造了「单位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宏观层次上，单位体制的结构性特徵，特别是其党政合一以及劳动场所与福利相结合的制度性安排，衍生出了中国城市社会独特的社会控制方式、权力结构和精英选任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基础性框架，它对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造成了一种内在约束。
80年代以来国内外已有学者对单位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中华尔德（Andrew G.Walder）给出的「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理论模式对理解中国单位体制的特殊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与以往研究社会主
义社会的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anism ）和集团理论（group theory）不同，「新传统主义」强调党政领导对依从所给予的正面激励（指国营工厂中领导所掌握的种种物质上的好处和政治上的晋升机会），通过「有原则的特殊主义」（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原则的实施而导致领导与积极份子之间的庇护纽带的形成。这种纽带不断发展则导致群众分裂（积极份子与非积极份子），在文革中，它导致了国营企业中工人的派性分裂与对立。
然而，在对单位体制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被忽略了，那就是单位当中的党政关系。或者具体地说，单位的党政合一及其功能冲突对其权力结构、角色结构和单位成员行为模式的塑造。一方面，建国以来党政合一体制在单位中普遍实行，如果不涉及党、政之间的相互作用，便无法对单位中的权力运作模式、角色特徵及个人行为方式作出充分的解释；另一方面，在基层单位中，党政关系的本质最容易清晰地显露，因为政策和原则正是在这里得到实施和体现，故分析单位中党、政之间的互动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现代中国党政关系的性质和实际作用过程。
华尔德在他的书中也讨论了党政合一体制，但他未论及党政之间的分歧与冲突。王绍光在其对文革的研究中，则更全面分析了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垂直冲突和精英内部的职能精英与政治精英间的水平冲突。王绍光的研究提示我们，单位中精英之间的分化和冲突，或者从根源上讲，单位体制的功能合一和由此造成的功能冲突和角色冲突，可能是造成建国以来单位当中一系列矛盾，以及中国政治生活当中的矛盾经由单位在社会中迅速和广泛扩散的制度性根源之一。笔者在实地调查中，亦发现这种制度性因素对产生单位中种种独特现象的重要性。故笔者将此
列为本文的工作假设，通过对单位体制的功能分析，以及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实证分析，透视单位体制下的党政关系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单位角色结构的特徵。
本文的研究主要基於两方面的资料：文献和实地採访资料。文献包括有关的中共中央及政府文件、官方新闻报导及统计资料；实地採访资料包括笔者2000-2001年在中国进行的两次共四个月的对十余家单位（其中包括一家国有企业和一所大学作为详细调查的重点案例）的採访记录及这些单位的内部规章制度等资料。
二、单位体制的构成及其功能分析
单位体制可概括为如下几个主要制度要素：（1）党、共青团、工会等组织与单位行政系统的嵌入式的结合。其中党政合一是最具核心和实质性意义的。（2）单位及其干部的行政级别制和干部选任制度。（3）统一的工作分配、人员招收录用制度和单位编制制度。（4）单位运作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要素起源於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但基本上在50年代中期，它们开始构成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成为塑造城市各种社会组织的标准「铸模」，使中国城市社会成为一个「被组织的社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5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当中几乎所有新成立的社会组织都要被赋予这些制度要素。甚至於那些半官方的非政府组织（NGO ），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单位体制的烙印，从而显现出与其他社会的非政府组织非常不同的形态。由於在单位之外极难获取资源，使得那些异於单位形态的社会组织，即便容许成立或继续存在（如建国前就存在的工商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必须被单位体制所塑造。於是，单位式的组织不断被複制出来。
为了将单位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概念化，我们引入「全功能组织」概念。它指在同一组织内部包含了与社会系统水平上的适应（Adaptation，简称A ）、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简称G）、整合（Integration ，简称I ）和模式维持（Latency 或Pattern-maintenance，简称L）这四个子系统相同或相似的功能。按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系统水平上，A 指社会满足其自身生存需要而提供物质生活手段的功能，经济子系统承担该功能；G 指社会为实现其重要目标而动员必要的资源，决定权力分配和使用的功能，政治子系统承担该功能；I 指把社会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使之协调和合作的功能，家庭通过亲属纽带、法律制度通过法律承担该功能；L 指社会对於一般的思维方式和信仰的文化上的共享，家庭、教育和宗教制度通过其社会化活动和培养共同价值信仰来实现该功能。
在单位中，A 功能表现为其专业性的生产、服务和经营功能；G 功能表现为与整个党─国家的政治目标相一致的政治动员和权力的分配、使用与控制功能；I 表现为单位协调其内部矛盾与冲突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单位的这种功能分担甚至取代了家庭和法律系统的部分功能。这一点源於单位对资源及个人职业和政治前途的垄断性的掌握，从而使得单位领导的裁决比家长或法律的裁决更具有实际意义；L 表现为单位对其成员的共同信仰，特别是以共产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培养和维护。在中国，一些特定的机构（如学校和党所控制的媒体及宣传机构）专门担负这种功能，然而，单位中的政治教育，由於与单位成员个人职业和政治前途及物质利益紧密相关，因而对个人具有更强的作用力和约束力。
A 、G 、I 、L 这四个功能在社会系统水平上一般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但当它们集中於同一组织内部，特别是在同样的活动中或是由同一行动主体来实现时，冲突往往不可避免，因为它们所遵循的原则不同。其差异可以用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中的两对模式变量，即「普遍主义─特殊主义」（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和「业绩─资质」（achievement-ascription）加以区分（见表1）。其中「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用来区分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标准：若行动是基於客观的标准，而非行动对象与行动主体的关系，其价值取向是普遍主义的；与此相对，若行动是基於对象与主体的特定关系（如亲属、朋友或同属於某个关系密切的群体），则是特殊主义的。「业绩─资质」用来区分行动主体对行动对象的特徵的取向：若是以对象的实际作为或表现为取向，即被称为业绩取向的；与此相对，若是以对象的那些自身努力所无法改变的属性，如年龄、性别、智力、种族、家庭出身等为取向，则被称为资质取向的。
表1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
以这两对模式变量形成两个维度，变量间的四种组合便规定了四个功
能子系统的特徵。其中适应行动受普遍主义和业绩支配，目标达成受特殊主义和业绩支配，整合受特殊主义和资质支配，模式维持受普遍主义和资质支配。下面我们集中分析单位中A 功能与G 功能的关系。
三、功能合一、功能冲突及其协调
在单位内部，担当适应功能的专业性活动所奉行的普遍主义和业绩取向原则，与担当目标达成功能的政治活动所奉行的特殊主义和业绩（该「业绩」与适应功能的「业绩」在涵义和衡量标准上又有所不同，它强调对党的意识形态和路线的忠诚和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取向原则，当它们须时刻作用於单位成员并成为评价他们的标准时，这两种功能间的冲突和「单位人」的角色分化及角色冲突便不可避免。建国后单位体制的长期演化形成了协调这种功能冲突的特定机制，同时也塑造了单位特有的角色关系。
建国后，单位中党、政职能和权力的划分在不同时期有一定变动，但原则上单位的专业性活动主要由行政管理系统负责，而政治活动主要由党组织系统负责。因此党、政系统之间在处理单位事务上的互动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了单位的适应功能与目标达成功能的关系。
实际上，党政之间的原则冲突在建国初即已表现出来。据朱正对1957年「整风」和反右运动的记录，当时一些党外人士所提意见中，最集中的问题即学校、医院、研究机构和政府机关当中党、政领导在处理单位事务的原则及对人的评价标准的差异与冲突。如果说此后党政关系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更多的是党的系统向行政管理事务的不断渗透，而不是相互隔绝。在此过程中，党政之间的合一与协调机制不断制度化和完备化，然而其间的潜在矛盾和冲突并未消失。相反，可以说正是这种潜在矛盾和冲突的存
在和党控制社会的努力促成了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和完备。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单位的专业性功能不断被强调，党政之间的职能划分越来越明确，但由於它们仍在同一单位中发生关系，并且在干部选任及一些重要事务上的权力交叉，其潜在矛盾和冲突仍不能避免，且更趋於表面化。
下面我们以国有企业中的行政干部选任和大学中的职称晋升为例进行分析。
甲、国有企业中的行政干部选任
在国有企业中，行政干部选任是一重要事项，它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成效密切相关。建国以来国有企业党、政负责人在干部选任方面的权限随国企管理体制的变动而有一定变化。在体制上，曾实行过「厂长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制」（建国初期）、「一长制」（1953-56）、「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6─文革前）、「革委会制」（文革期间），1978年又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86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了「厂长负责制」。比较同时（1986年9月15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可以看出在企业行政干部选任方面，厂长和企业党委之间具有「协商制」的特点。前者规定：「副厂长和厂级经济技术负责人，以及中层行政干部人选方案由厂长负责提出，并徵求企业党委意见。中层行政干部由厂长决定任免；厂级行政副职按干部管理权限上报审批」。后者规定：「企业党委应按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对企业各级干部进行教育、培养、考察和监督。对厂长提出的副厂长和经济技术负责人及中层行政干部人选方案，企业党委应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所谓
「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核心是「党管干部」原则，该原则自建国后一直坚持至今。由此可见，尽管厂长有提出行政干部人选和决定中层行政干部任免权，但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党政领导之间制约和协商的余地。那么在实际过程中党政负责人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和矛盾？这种矛盾是如何表现和解决的呢？下面以R 厂为例进行分析。
R 厂是一中型国有企业，1978年后一直实行厂长、党委书记分开，1988年以后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该厂1998年修订的《〈R 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厂长对行政职能处的正、副处长和车间正、副主任有提名权和任免权。（第25条）
同时规定：
厂长要自觉接受和维护党委的领导，定期向党委报告工作。（第9条）同期修订的《中共R 厂委员会贯彻〈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干部选拔、任免、奖惩，要上下结合，充分走群众路线，经组织部门考核，提交党委会讨论。中层行政干部经党委审查讨论后，由厂长任免。（第17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到对厂长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党、政负责人在行政干部选任上的权力交叉。与此相关的另一重要机制是党、政领导的互相兼职。在R 厂，本届厂党委会九名委员中，除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为专职党的干部外，还有四位行政干部（厂长、两位副厂长和总会计师），一位团委书记和一位工会主席。这样的机制为党、政冲突的协调提供了制度上的条
件。
关於干部选任过程中党、政的矛盾及其解决，R 厂原组织部副部长、现某车间主任Z 向笔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99年的例子：
当时销售处处长S 因身体不好，提出调任其他工作或提前退居二线。厂长基本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向其徵求后继人选的意见。S 提出两人，一是在任销售处副处长兼销售处和生产供应处联合党支部书记A.另一位是某车间负责成套产品对外销售的副主任B ，B 上任以来该车间销售效益在厂里很冒尖。S 个人意见倾向於B ，理由是觉得B 较年轻，有开拓性，脑子灵活；而A 虽资历老，办事较稳重，但缺乏开拓性。但S 提醒厂长说，B 虽有优势，但不是党员，资历不如A 老，让他上合不合适请仔细斟酌。随后厂长与书记私下通了气，表达了自己想让B 上的意向。书记未直接反对，说考虑一下并在党委会上讨论决定。於是厂长向组织部长和我谈了以上情况，要我们准备一下A 、B 二人的背景材料。结果党委会上书记、副书记和团委书记支持A 上，主要理由是B 说话办事不稳重，有时不讲原则。倾向B 上的有厂长和一位副厂长，其他委员未表示特别的倾向性。最后书记提了个折衷方案：让A 任销售处处长，B 由原车间副主任调任销售处副处长。书记认为，销售处是厂里一个重要部门，有时也很容易出问题；让B 在副职上锻炼一段，利於其本人在政治上变得更成熟起来。最后大家未反对，就定下了这个方案。
在行政干部的选任过程中，候选者的党员身份起甚么作用呢？
Z ：是不是党员虽不能说是绝对标准，但肯定是个重要条件，特别是从党组织角度来说。他是党员，你可以用组织原则去要求他，且党员一般
经过组织较长时间的考察，相对来讲信任度高一些。但厂长往往从业务的角度考虑多一些，对是不是党员并不看重。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第一，单位党、政领导在用人方面存在着分歧或潜在矛盾，这反映了其背后不同原则的分歧，即对「业绩」和「表现」的不同评价标准和角度，以及对候选者政治身份重视程度的差异；第二，这种分歧或潜在矛盾的解决，依赖於特定的制度、原则（如党委会协商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或惯例（如党、政领导经常沟通想法。这一点虽未被明文规定，但经常被宣传机构作为好的工作方法加以提倡）。
除了这种制度和原则的约束，对党政领导个人来讲，其相互协调的动力是甚么呢？R 厂某车间主任D 指出：
无论对我们车间党、政干部，还是对厂长、书记来说，维持好的关系都很重要。因为党政不和的话，不论谁对谁错，上级对你们都没有好印象，认为你们肯定有问题。若协调不好，生产出了问题，党、政负责人都得挨批。此外，领导之间在厂里要长期共事，从愿望上也希望互相处好关系。
尽管有这些因素的制约去避免和消除党政领导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但这种分歧和矛盾毕竟是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行政领导过於强调或坚持行政管理的逻辑和原则时，这种潜在矛盾也会演变为公开的对立或冲突。下面F 厂的实例很能说明这一点：
一次徐厂长为贯彻上级关於企业「五项整顿」工作的要求，经调查发现本厂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突出，想借此机会完善规章制度并对干部作些调整。经反覆考虑决定起用业务能力突出的工程师李和财务科会计萧分别为总工和总经济师。李、萧二人均为非党员，其中李是九三学社社员。但
厂党委吕书记认为多数干部对李意见较大，认为他爱摆老资格、说话口气大，老是瞧不起人；萧则办事不稳重，易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让他俩担任重要岗位不妥，建议徐厂长重新考虑，并认为提拔干部要经组织部门审查。然而徐厂长坚持己见，发了聘书让李、萧二人走马上任。吕书记得知后，第二天召集了党委会，批评徐个人专断，不经组织部门政审和党委会同意，就擅自决定重要人事调动，违反了组织原则。徐则反駮说用人应以任人唯能为原则，他是一厂之长，有权聘任干部。因二人观点严重分歧，党委会不欢而散。从此双方关系紧张，常发生顶牛，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
乙、大学中的职称晋升
大学里教师的职称晋升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对教师来讲，职称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在单位体制下，它还与福利（如住房分配、医疗保健待遇）紧密联在一起。故教师个人对职称晋升极为重视，单位领导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手段，不仅用来鼓励教师在学术上的发展，且兼用来调动教师积极参与教学和科研以外的工作。
一般来说，在职称晋升问题上单位对教师的业务和政治两方面均有要求，但有关的文件往往对专业标准规定得比较详细，政治标准则表述得比较笼统。对政治标准的实际把握往往是由相关的评审程序和制度来保证的。如U 大学的职称晋升文件规定，正、副教授的晋升首先由系专家组投票，然后由系主要党政干部组成的小组参考专家组投票结果，根据对申请人的全面考核，再进行投票，最后确定人选及排序，并上报学校。这种程序安排，为渗入学术之外的标准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曾先后分别担任过U 大
学某系书记和系主任、现已退休的P 教授讲述了他任系主任时经历过的一次评职称的事：
97年我当时任系主任，在副高级职称评审时，专家组投票结果X 排在第一，这在我意料中，因X 业务确实很突出，特别是科研。但他其他方面不行，教研室管理工作不愿积极参与，政治上也不积极要求入党。后来系干部职称评审小组讨论时，系党总支书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建议专家组排序第四的Y 应该推荐。Y 教学上还可以，科研就差一些，但他比较活跃，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系党总支书记说：「如果比较X 和Y ，我认为宁愿推荐Y.这是个导向问题。若只鼓励搞业务，党政工作谁愿意干？」我理解他的苦衷，因现在行政工作还有人愿意干，而党务工作愿意干的人相对较少，尤其在基层，有时工作不太好开展。但我的看法，在职称问题上还应以业务为重。可那样的场合不便表示不同意，且党、政领导应互相支持，不能拆台。於是我表态说：「我基本同意书记的意见。请大家综合考虑科研、教学、管理和政治表现各方面。」我想我俩的话对大家投票意向还是有影响，结果投出来Y 排第二，而X排第三。就这样把排序结果报学校了，因为是大家投出来的结果。可我心里有点担心，因一般学校给我们系副高名额有时两个，有时三个。如果给两个，那X 上不了就有点不公平，他不管怎么说专家投票排第一，若上不了，那对专家投票还尊不尊重？因此在学校未最后决定之前，我又到学校去找了两次，强调X 业务上突出，希望今年能给三个。还好，最后给了三个，X 、Y 都上了。
当谈及党、政之间关系的处理，P 谈了他的看法：
党、政之间主要是处的位置不同，有时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同。小的分歧上不作点妥协，关系搞僵了，重要问题上更不好办。而且上级总是把你一个单位当作一体看待，不论甚么事，只要出了问题，党、政负责人都脱不了关系。比如以前我当书记时，有一次一个年轻教师在期末考试时迟到了十多分钟，结果不光教务处发了通报批评，校党委开书记会时我也被点名批评。可该教师并不是党员，我身为书记，过错是「未抓好青年教师思想教育」。
在单位体制下，党的干部不仅是政治活动的承担者和组织者，同时也是一种职业角色。单位中相同层次的党的干部和行政干部一般具有相同的级别、享受相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党的干部与单位其他人员一样佔据单位人员编制。这种与单位的密切关系使得其一方面要准确贯彻上级和中央的政策，按照党的原则开展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要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介入单位管理事务。对行政负责人来讲，党的干部既是同一单位的同事，在某些事务上又是共同对上级负责的决策参与者。因此对单位党政领导之间分歧与矛盾的协调，既是上级对党政负责人的要求，也是单位党政领导最自然的选择。但这种协调的代价常常是单位的专业性活动对其功能目标的偏离。
四、功能冲突与单位中的角色分化
任何组织中都存在角色分化，而中国单位中的角色分化具有自身的特点。由於专业性功能与政治功能的合一，以及上述所分析的二者之间的潜在矛盾和冲突，使得单位中衍生出特殊的角色及其关系。每个单位成员都要根据自身的特长、兴趣和思想倾向，按照单位提供的功能框架把自己塑
造成一个或多个角色的充当者。单位中的角色分化和个人升迁路径可以用图1加以描述。
单位对其成员的角色期待是双重的：其一是业务上的能手，其二是政治上的积极份子。理想的「单位人」应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即「又红又专」，尽管在不同时期对「红」和「专」的强调重点有所不同。对个人来讲，无论是想作个「好的单位人」，还是试图在政治、行政职务或技术职称上得到升迁，「又红又专」都成为努力的目标。尽管同时做到这两点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并非所有单位成员都愿意或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它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智力上或体力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因此对多数人来讲，这种双重角色要求与他们的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便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压力。对个人升迁来讲，单位成员可以选择政治积极份子→入党→党的干部的路径，也可以选择业务骨干→业务专家，或业务骨干→入党→行政干部的路径（党员身份对成为行政干部来讲虽非必要条件，但却是个重要因素）。对所有单位成员来讲，无论选择那种路径，对政治的忽视都是个人升迁的不利因素，因此一个人即便不实际地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至少也要在口头上表明「政治态度」，这也成为单位中广泛存在的政治忠诚与信仰「仪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国以来，中央对「政治」与「业务」强调的侧重点的变化极易得到响应并迅速扩散至整个社会，这不仅与中国社会的「政治─行政垂直贯通」的特点有关，而且在微观层面上，基层单位里已经为这种变化准备好了角色基础、升迁路径和相应的行为模式。单位成员个人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自己的能力与「偏好」在这些角色和路径中进行选择和变换。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见，单位中的党政关系并不完全像某些研究所描述的，是一种没有矛盾和冲突的「合一」，或者如当初单位体制的设计者所希望的，可以由「合一」而导致「一致」与「和谐」。相反，由於其功能和原则的差异，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分歧和潜在矛盾，且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分歧和潜在矛盾会演变为公开的冲突。如果说解放初这种矛盾和冲突更多地带有政治精英和职能精英个人经历、教育背景和政治态度差异的色彩的话，那么随着后来党组织吸收的人员成分和标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知识份子被吸收入党并被安排到党政领导岗位上，职能精英和政治精
英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淡化，而党、政之间源於其功能及其所奉行的原则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则更清晰地显现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观察到，随着商品的日益丰富、原有「票证制度」的解除，以及90年代以来单位运作的医疗、住房、养老保障等福利制度的逐步社会化，单位成员在单位之外获得资源的选择机会不断增多，从而对单位的依赖不断减弱；同时，对单位专业功能的不断强调，导致单位政治控制功能和政治激励手段作用的弱化，以及单位成员对政治活动的淡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党的系统强化其在单位中的作用，以及向新出现的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扩展其影响的努力；在目前进行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中，亦出现了党组织与法人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倾向，即实行所谓「双向进入」模式：一方面，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党委成员，依法定程序进入法人治理结构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另一方面，把符合条件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的党员吸收到党委会中来。199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已改制的107家国企中，党委书记担任正、副董事长的佔79%；上海工业系统61家有限责任公司中，有68.3%的党委成员进入董事会、监事会。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单位党政合一体制存在着内在的功能冲突的话，那么在走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除了延袭传统的党政合一体制框架之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可行的选择，使得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更顺利地促进传统单位专业性功能的发挥，从而更好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这是单位体制演变到今天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刘求实1963年生，1998年毕业於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1998年至今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社会理工学研究科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https://www.doczj.com/doc/ba7119835.html,.hk/ics/21c/issue/article/0109087.htm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 实践教学论文 （二○一二至二○一三学年度第一学期） 论文题目：浅谈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所在学院： 年级专业：11级 任课教师： 完成日期：2012年12月17日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制
浅谈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内容摘要】2011年最受公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一次是：房价，物价，食品安全，医疗改革，腐败问题，住房改革，社会道德风气，教育改革，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就业问题。社会道德风气首次成为焦点，而其中的食品安全，腐败问题等连年位居关注度榜首也都有涉及到社会道德问题。如何重新确立道德理念，进而弘扬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已成为目前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关键词】中国，社会道德，现状，调查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已引起广大人民的关注，有人说：中国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迅速跻身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榜前几位，但世界对我们的道德评价总令人难以接受，全国范围内经常有一些违背道德原则的事情发生。面对种种呼声，我们不得不深思，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应该怎么解决。 一、中国社会道德现象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道德问题。当下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不断涌现，社会道德风气令人担忧。2011年春天“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新闻开始屡见于媒体，十月份“小悦悦事件”将有关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舆论推向高潮，还有屡屡发生在食品、医疗、道路交通、住房等方面的问题，带来了安全质量方面的社会担忧。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公民在道德方面又该何去何从呢？ （一）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1.基础礼貌的认知水平提高，但礼貌意识仍然偏低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其实大部分人对基本礼貌知识了解甚多，但在实际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往往对应的社交礼仪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偏弱，不讲礼貌、不注意礼仪的行为随处可见。一些人谈起不文明不礼貌的现象时忧心忡忡，但知行脱
我国的党政关系研究 摘要： 我国党政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而党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而变成了各级党的一把手的个人领导。本文通过对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分析认为，党政关系规范化是党在新时期面临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关系体制的变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党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的途径在于党和政之间关系的法治化、制度化，从而规范党在政府中的作用。 关键词：党政关系体制党政分开 一、我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现存的党政关系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党把自己混同于国家政权机关,包办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直接管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以致党的组织国家化、行政化。 我党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执政地位的,党在革命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在群众中取得了非常高的威信。这是我党取得政权的一个基本前提。但这也同时导致党容易包办社会生活的一切,将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工作包揽在自己手中,这导致党政不分体制最终形成。同时,这种体制也是在经济建设的快、慢之争中,为适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影响和控制中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党必须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指挥中心,这种权力集中的指挥体现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就是党的权威远远大于政府的权威。关于党政关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也曾经酝酿要求进行规范,要求改变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的习惯。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卓越功勋和崇高威望,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能够及时自觉地改变这一习惯,相反还加强了这一习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全面确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了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组织和党的各级干部走到了国家政权的前台,党直接掌握政权,执政党代替政府和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一元化领导,最终形成“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政社一体化”。从此,我国政治生活中以党建政的党政关系最终演变成了典型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党政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被无限制地发挥以至于党统领一切,有党无政、有党的政策而没有国家的法律。这种极端化的政治状况,严重窒息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国民经济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党的一元化集权式领导非但没有强化自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反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决定了党的工作方式尤其是领导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也为党政关系的合理调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使得传统的党统一切的党政关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逐渐消失,并为新型的党政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内在驱动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调
政府的特征 一、一般意义的政府 ●权威的广泛性 ●成员的非自愿性 ●暴力的垄断性 ●权力的合法性 ●政府是人与机构的集合体，它的意志具有强制力，它尊重风俗、习惯，提倡道德，制定并执行法律(纪 律)，以约束人类的行为 二、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 ●政府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政府和政党的关系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政府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政治调控、权力执行和社会管理的机关，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立法、行政和司 法机构甚至是执政党在内。 三、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原始社会民主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 由社会需要产生、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 政府与国家的关系 政府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政治调控、权力执行和社会管理的机关，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甚至是执政党在内。 行政的三种形态的特征 1、统治行政 特征： ●集权管理 ●人治管理（权治） ●强制管理 2、管理行政 ●政治与行政分离，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此消彼长，管理职能凸显 ●政治部门赋予政府以政治的性质，政府以优质高效的管理对政治部门负责 ●政府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越来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 ●广义行政和狭义行政 3、服务行政 ●服务导向而非控制导向 ●公正导向而非效率导向 ●公民本位而非政府本位 ●开放行政而非封闭行政 ●德治和法治相结合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出现了那些变化与特点 ●在社会自主权方面，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 ●党政关系改革：减少党政交叉兼职；精简了党委工作机构和领导成员人数；明确地划分了党政领导机构 的职责 ●立法体制：两级立法体制 ●高度集权的体制有所改善：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干部管理体制改革 ●经济管理体制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严格规范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使政府能够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包括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等，确保行政管理体制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2、创造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才能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持良好的心理预期，促进投资和消费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方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3、保护好环境和生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与条件。这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负起的责任。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忽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破坏再治理恢复的老路。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4、努力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把提供人民群众必需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创造力，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982年改革，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在大幅精简机构的同时，重点解决了领导体制和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 1988年改革，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进行，在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的同时，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问题。 1993年改革，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进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在党政机关普遍进行“三定”工作，建立推行公务员制度，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8年改革，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进行，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把政府职能界定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企分开有了新的突破，党政机关与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中央各部门的部分审批权和具体事务性工作下放
浅谈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现状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关键时期，这些需求都为中国社会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期望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迫切期望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人际关系。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然而近几年来，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爆出各种令人发指的噩耗，不同渠道都揭露了各种黑心实践。从“地沟油”，“瘦肉精”、“毒奶粉”、“黑心棉”、“毒大米”等种种食品安全问题；到“天价药费”、“假医假药”等医疗事件；到“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车祸现场无人敢帮等道德问题；到网络上各种自我炒作“多重门”、“潜规则”、“凤姐们”等拜金主义的炒作；再到最近贪污腐败程度令人对国家深感失望，各地高官落马，情妇举报，“枪打黑老虎”等各种政治腐败事件。一件又一件，当前一事件的余温还未来得及散去，更大更令人惊悚的事件又曝光。 这些事件的发生无一不表明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道德滑坡的态势。党的十八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政策的决定上将文化强国重点提出，可是为什么这些道德问题还是屡见不鲜呢？ 今早看网易新闻，新闻上又曝光了某一工厂简单过滤地下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瓶瓶名牌矿泉水，虽然这个窝点被端了，可是这肯定只是很多非法窝点中的一个，只是再次从侧面反映出了道德的沦丧。拜金主义，假冒伪劣，全然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近几个月来，网络上女大学生失踪、被强奸遭奸杀，亦或是被关起来当性奴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当某一女大学生失踪一月还未音讯时，又一女大学生遭奸杀，事件此起彼伏，为何这些行凶者残忍的将矛头对准了还是校园里的花朵？为何这样的事件此起彼伏？为何人性已经沦丧至此？ 这些惨绝人寰的事件的发生让我们越来越渴望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民风淳朴的时代，渴望回到过去那个人性美好，互帮互助，邻里和谐的时代。可是这些也只是渴望和幻想，社会是发展着的，不可能越过越回去，历史的选择是让我们直面现实的道德滑坡，找到原因。 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愈来愈趋商业化，为了各种名声利益，人民不择手段，似乎除了利益，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停留在利益层面上，很难诚心诚意地相待。科技、经济迅猛发展，使道德教育相对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原则与道德原则出现价值矛盾。而社会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又使得人们心里的不平衡被放大，虽然人们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但对社会的不满足情绪还是存在的，一些人难以适应这个复杂的社会，很容易就做出了一些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情。同时，虚拟网络高科技的应用减少了人们亲密接触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的淡漠，对人性的理解以及个人思想品德的健全发展都有不良影响。 除了经济发展与教育的不匹配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外，国民素质普遍不高也是一个原因。对于道德觉悟不高的群众来说，社会舆论是一个道德风向标，他们很容易跟随舆论的方向走。社会舆论可以领导主旋律文化，但是一些消极舆论氛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一些对社会良知好人好事的无端质疑，经过一些媒体的聚焦放大后，客观上对社会舆论起着不利于道德善良普及消极作用。那些盲目跟随舆论的民众就容易走向错误的方向。 多元文化的冲击也是其中一原因之一。开放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外来文化与已有的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义性、多变性和多元性。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很容易就使得一些人淡忘国家意识、消解民族意识，失去对传统的认同感，迷失在文化多元的社会里，找不到道德边界。
强化政府过程，扬我中华雄威 ——读《当代中国政府过程》有感最近读了《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使我深刻的了解到政府运行体制在形式上其实就和一所学校或者说和一个家庭的运行过程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政府过程又极大地区别于任何一个不同的单位和组织。引用书中的一句话“任何政府，都不仅仅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为全民族大大小小的事物服务，并使其运行机制有条不紊的进行。因此对政府过程这一无形巨掌的研究必然要在方法上突破传统的体制研究的范围，走上一个重要的领域，即过程研究。而我们所说的政府过程是一种新型的对现代政治，行政问题研究的视角。其主要特征就是对政府特别是政府活动的行为、运转、程序以及各构成要素，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可见对于政府过程的研究是对传统的政府体制研究、要素分析和法理说明的极为重要的完善。 《当代中国政府过程》这本书是运用政府过程这一概念，集中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党政关系”和社会结构，对意见表达、意见综合、决策和施政四个基本环节，对政务信息传输和监督两个保障性环节作了比较详尽系统的阐释和介绍。当然也针对性的分析了“单位”现象、政府经济行为、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过程，并对下一步的政府过程的调整问题作了展望。 “政府过程的研究就是试图反应一个具体政府的实际运行状况和工作程序，探究其中的规律性。也就是说探寻政府是怎样管理国的。”就我
个人而言对“政府如何管理国家”的细致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现在社会中有很多人埋怨政府，比如教育、住房、社保、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这部分人不了解政府，不了解政府过程，当然还有国民的劣根性“利己”成分的影响。我们的党是实事求是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党，每当有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政府总是在尽其最大的限度去解决问题的。就政府解决问题这一件事情而言，政府都要经过调研、审议、决策、实施、监督等过程，所以政府过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全局性的的过程，它不像吃饭“充食则腹足”，当然政府工作是容不得半点错误的，否则会蝴蝶效应般波及整个中国，比如十年浩劫“文革”。下面我就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对政府过程的认知： 一、“政府体制一般就是政治问题，二而政府过程则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等等方面的问题。” 政府过程这一确定性概念在中国形成是比较晚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过程”的角度研究和表述政治和政府的各个方面。区别于政府体制的政府过程，它是政府运作的一种实际的过程。正是这种过程将整个中国脉络起来，而政府充当的则是脉络总输。所以说政府过程不仅仅涵盖政府的运作范畴，还涉及到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站在宏观的角度可知，中国政府过程，不是“团体”问题，也不是“接近”问题，而是如何摆正党和政府、政府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并以实事求是为准则。 政府过程的研究处于中央和地方的中间地带，有助于领导圈和理论界互相发现问题，有助于增强政府机构改革问题研究的针对性，也可以
直接隶属机关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可以用令、通知、报告等文种行文，用于安排部署工作或请示汇报工作用。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如有业务往来，需用函、邀请信等文种行文，以示商讨的态度，或者联合开展工作。如没有隶属关系，不同机关在同一文件中出现或是开展工作时，要特别慎重，不然就会闹笑话，还会造成工作难以协调的局面。 其他回答共1条 2010-6-22 21:38 有风7|三级 同一系统上下级之间，是相互隶属的关系； 不同系统的机关、部门之间，是不相隶属的关系。 “函”是不相隶属机关间行文的法定文种 编者按：类似褚孔富同志的来信我们曾收到过几封。据了解，褚孔富同志遇到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为满足褚孔富和有关同志的要求，今特请我国文秘学家——中国高教秘书学会理事、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郑崇田编审为褚孔富同志回了信，并予发表，兼供有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根据大家的要求，我们将把这个新栏目继续办下去，并努力把她办好，以交流信息、传播知识、提高认识、促进工作；更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并相信也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褚孔富同志： 您好!您给《应用写作》编辑部的来信已阅，谢谢您对编辑部的信任。现就您提出的问题谈点个人意见，供参考。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您单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1993年修订并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关于“函”“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相互商洽工作、询问或答复问题；向有关主管部门请求批准等”的规定，向市国税局行《关于要求财产损失在营业外列支的函》，文种的运用是正确的(但标题不够规范)。因为您金融行业与税务系统，是平行机关，而没有隶属关系，不能用“请示”或“批复”，只“适”于用“函”，包括“请求”或“答复”有关问题。 关于您信中提到的市国税局给您单位退文(“函”)，并认为用函文种太随便，不尊重他们，不同意批准等，都是不妥的，是与《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相背离的。这类问题，前几年在个别单位也曾出现过，但现在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在实际工作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大家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12期(总第289期) 2007年12月 财经问题研究 R e s e a r c ho nF i n a n c i a l a n dE c o n o m i c I s s u e s N u m b e r12(G e n e r a l S e r i a l N o.289) D e c e m b e r,2007 ·产业组织· 中国政府监管体制的战略思考 余 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监管在政府行政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关重要。伴随 着监管体制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需要从全局高度来思考整个政府监管体制问题,重新明确监 管体制建立的基本原则,反思现行监管体制的不足,提出下一步完善我国政府监管体制的战略 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政府监管;独立性;监管体制;行政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2-0030-06 一、对我国现行监管体制的审视 如果从1993—1994年度算起,大规模的监管制度建设在中国只有短短13年的历史,客观而言,其效果是很不理想的。更为尖锐的评价应该是,政府监管不但未能有效治理“市场失灵”,反而因监管权力的滥用和虚设而导致了更严重的“市场失灵”。因为监管的普遍失效,不仅抑制了市场和社会自律治理的有效性,甚至导致了市场秩序恶化,被监管企业、消费者和社会因而承担了过多的成本。我们不妨从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两个领域分别简要地来说明这一判断。 在经济性监管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监管机构“傍大款”的现象。首先,以行政性国有垄断企业为主的“被监管者”(如石油天然气企业、电网企业、国家铁路、国家邮政、四大商业银行、中航油以及城市公用企业等)滥用垄断行为(垄断定价、纵向控制、阻碍互联互通)长期得不到遏制,工商企业用户和消费者权益因而受到损害。其次,建立在行政性垄断基础之上的严重的行业准入歧视性监管,限止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导致某些瓶颈产业难以更快发展。再次,许多竞争性行业存在市场秩序混乱(如证券市场黑幕交易、药品交易腐败丛生、房地产业暴利)等。但在这些垄断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监管者往往站在垄断者一边的怪象。 在社会性监管领域,我们看到的则是“问题都出在地方”的现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增长的加快,社会性监管的行政执法效果反而日趋恶化。首先,消费者权益难于实现。很显然,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程度远落后于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程度。消费者为得到被侵害的权益而付出的代价(如自我举证、自行申请质量检测过程所支付的钱财、时间)往往让消费者望而却步。其次,居民的健康、安全正受到日益下降的产品及服务质量的威胁。大到建筑物,小到电源开关无处不在。药品、食品等产品的假冒伪劣现象让人震惊,医疗事故曝光频繁。再次,职业安全与卫生水平下降。十多年来,恶性及重大生产事故逐年小步递增(尤其是煤矿和交通运输行业),死伤 ①收稿日期:2007-09-20 作者简介:余 晖(1963-),男,江西铅山人,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府监管。
浅谈人口老龄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冲击及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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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口老龄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冲击及相应对策 摘要：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于2011年4月28日由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总人 口达13.397亿人，10年增加7390万。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 13.26%, 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老龄化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必将日益严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社会生产水平较低、经济尚不发达的背景下迎来了人口的老龄化，其必将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在总 结分析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对策 Abstract: The sixth census of China in April 28, 2011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noun ced that Chin a's total populati on of 1,339,700,000 people, an in crease of 73.9 million 10. In which the population aged 60 and over 177,648,705, accounting for 13.26%, the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118,831,709, accounting for 8.87%. With the aging of our population deepening degree of aging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s the world's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s also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aging populati on in the lower level of social product ion, un derdeveloped economy ushered in the con text of an aging populati on, its bound to bring econo mic and social developme nt in China profo und cha ng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results have been based on studies of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corresp onding coun termeasures. Keywords: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jt countermeasure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
当代中国党政关系浅析 摘要：改革开放前，中国党政关系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改革开放后，中国党政关系是走向执政守位。中国党政关系现状是党政走向分离，还在演变中，还不完善。尽管取得很大成就，还存在很多弊端，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状依然存在。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党政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针对中国党政关系存在的弊端及原因，提出了一些改善党政关系的途径。 关键词：党政关系现状弊端途径 党政关系是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执政党通过何种途径、方式、方法和程序来组织和领导国家政治生活。党政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主导和核心关系，也是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政治关系。党政关系的运行状态是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党政关系经过建国以来60多年的演进，由党政合一，党政不分，各级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形成了党对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事务的全面干预和直接管理的局面，逐步走向通过法定程序和法定制度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以实现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但党政关系依旧存在很多弊端，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党政关系的现状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进行积极的探索，党政关系从改革开放前党对政府具有绝对的、随意的干预和指挥
权，从党管一切，逐步走向当管大政方针和干部人事，政府负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规划和具体执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但党政关系还存在许多问题，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 （一）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 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既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分工，党政分工主要表现为党管大政方针，政府负责具体执行。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这样，减少了党对政府的干预，党政各司其职。 （二）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 党与行权利机关的关系表现为，党既坚持对国家权利机关的领导，也尊重并支持各级人大依法行使职权。从法律上说，中国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改革开放前，各级人大及其常委都自觉接受党委的领导，以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强调“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善于领导的问题。”①改革开放后，党对人大进行领导的同时，也越来越关心人大工作，保证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解决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但当人大与党的意志冲突时，党会凌驾于人大之上依然存在。 (三）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表现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案件，同时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329页。
填空 1、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两条基本主线是党政关系和宪政关系。 2、目前在中国最有实质意义、根本性的规范性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3、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是党政关系的核心。 4、中国共产党最高的领导职位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5、行政首长负责制是当代中国政府领导体制的特点之一。 6、中国政府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 7、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一元化结构转变为有限政府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模式。 名词解释 1，市民社会：指在那些源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政治专制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于对社会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市民社会是保护个人生命、财产和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公民权利意识的社会。 2，政府职能社会化：即政府改变传统大包大揽的做法，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职能，通过社会转移或委托代理等方式，改由企业、事业、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社区等来办理，从而使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有一个合理定位。 3，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其实质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 4，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人们为一定的公共目的,自愿结合而成的有组织地表达利益要求的非政府性组织。 5，行政区划：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职能，便于进行管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将国家的国土划分为若干区域，并相应建立各级行政机关分层管理的区域结构。 简答 1.简述中国政府权力关系 根据权利关系的作用范围不同，可以将行政权力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权力关系和行政系统外部的行政权力关系。 A、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权力关系。它是指行政系统内部的机构和人员之间存在 的权力关系，它是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可以支分为三种关系： 1）纵向上下行政关系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多种形式：领导与监督关系、直接关系、垂直领导关系、双重领导关系和指导关系等。 2）横向同级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横向同级机关之间的关系发生于属同一级别又受同一个上级机关直接领导的机关之间。 3）国家公务员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主要体现在特殊劳动关系、职务关系、工作关系和代表关系。 B、行政系统外部的行政权力关系。它主要包括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权力关系以及行政监督权力关系，表现为： 1）行政管理权力关系。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即公民、企业组织、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进行行政管理时所产生的权力关系，它是行政系统外部行政权力关系的主要方面。
《中国政府体制》复习指南（参考要点） 第一章现代政府与中国政府体制 1．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基本政治理念是什么？主权在民。 2．中国国家机构由哪些机关组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二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１．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审查与批准权由哪个机关拥有？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２．请简要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职权。 举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最高立法权、最高任免权、最高决定权、最高监督权举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职权：国家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监督权、参与全国人大的组织工作。 ３．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 ４．我国的制宪和修宪机关是哪个机关？人民代表大会 ５．分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是哪个机关?人大常委会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地位 一方面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来看（略）。另一方面，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其它国家机关的关系上来看（略）。 ７．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委会职权范围议案的有哪些机关或个人？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 ８．根据法律，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法案和议案，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的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的一个代表团、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９．某街道办事处向其所在的市辖区人大代表颁发“街道办事处工作作风监督员”聘书有无必要？为什么？ 无必要，提示：因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均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市辖区人大代表对行政机关工作自然具有监督权。 街道办事处向市辖区人大代表发“街道办事处工作作风监督员”聘书暗含着不发聘书就不能监督的意思，好像区人大代表的监督权是由街道办事处确认的。街道办事处属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市辖区人大代表既可以向街道办事处直接提出批评建议，也可以对其上级区政府提出批评建议，其监督权受法律保护。 １０．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在什么机关担任职务？行政部门、司法部门。 第三章选举制度 １．主持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是哪个机构？村民选举委员会 ２．中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浅谈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摘要：本文对我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措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30年来实现了年平均8%左右的持续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加剧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是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接下来，本文就针对这四个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并结合科学发展观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资源环境问题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资料和人们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扩大,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实际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 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污染。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并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1、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能源和水资源等主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巨大 2005年我国能源和矿产品产量快速上升，原煤产量达到21.9亿吨、原油1.81亿吨、铁矿石4.21亿吨、粗钢3.52亿吨、10种有色金属1635万吨、磷矿石3044万吨、原盐4454 万吨、水泥10.60亿吨。大宗短缺矿产品的进口量持续增加，2005年我国矿产品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进口原油12682万吨、铁矿石27523万吨、锰矿石458万吨、铬铁矿302万吨、铜矿石406万吨、钾肥917万吨。“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从2001年13.5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05年的22.2亿吨标准煤，增长了64.4%。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总量的6.5%，用水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5.4%，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分别高达70%、60%和90%，而国际上公认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应低于40%，否则将危害河流健康和流域安全。过去几年间，我国主要资源消费的增加量占世界总增加量的比例，包括能源、煤炭、石油和钢等均居世界第一位，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巨大。 2、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不高 根据世界银行和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表明，2003年我国每创造一万美元的GDP 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3倍，是美国的3.68倍，英法德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5～7倍，韩国的3.1倍，日本的10.4倍，甚至是印度的1.45倍。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以水资源为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占水资源总消耗量的70%，但由于输水方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耕作
2006年8月 理论学刊 Aug.2006 第8期 总第150期 Theory Journa l No.8Ser.No.150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 方 雷,赵永超 (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在我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政策的形成模式。这种政策形成模式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实政治的发展迫切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关键是要使党政关系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公共政策;治理;政党政策;党政关系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8-0079-03 在当今国家治理中,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而现代政治又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因此,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形成和执行与政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党”与“政”之间的关系,成为深受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党政二元管理主体及其权力配置方面不合理问题的分析,探讨执政党与政府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发挥的实然作用和应然作用,并进一步提出理顺党政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一、公共政策与政党政策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政府与政党之间、公共政策与政党政策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代表,是由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社会阶层和全体国民选出的利益代言人,它是具有合法授权的、完全代表民意和社会普遍利益的行政机构,并且以全社会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其政策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然而,政党是政治代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根本利益的政治团体和组织。“从政党本身的社会属性来看,它仅仅是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关系之结集,是部分人的最高的政治组织而已,……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1](P133-134)公共政策是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为解决公共事务而进行的“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主要是指政府制定的具有直接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目标与措施。我国学者陈庆云对公共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把公共政策定义为:“公共政策是政府根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2](P9)这一定义强调的其中一点是:公共政策是政府的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首先体现了政府的政治行为,是政府活动的产物。简单地说,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3](P3)。 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政党代表的只是次级的公共利益,政党力量只是社会局部政治力量而不是公共权力,即使政党成为执政党从而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力,也必须经过一定的合法的转化程序。”[1](P134)因而,政党政策只能是对本党党员具有直接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行动准则、活动目标和措施,它不能直接用于解决公共事务,不能对公众产生直接的约束力。政党政策不等同于公共政策。 二、传统的以党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当今世界政治从本质上看是政党政治时代。“所谓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执政党的政策。”[4](P66)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通常通过控制议会或掌握政府行政权来制定政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特殊国情环境下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有自己 97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1.政府的特征：①.权威的广泛性；②.成员的非自愿性；③.暴力的垄断性；④.权力的 合法性。 2.政府的概念：政府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政治调控、权力执行和社会管理的机关。 它理所当然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在内。 3.关于宪法一词，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提出定立宪和开议 院的主张，首先使用了宪法一词。 4.宪法的概念：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而是纲领性的国家大法；不是一般的部门法， 而是规定国家组织、政府制度及其指导原则，并集中反映社会发展和民众要求的国家根本法。 5.五四宪法的性质：它明确规定了国家和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根本性质和前进方 向，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并对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6.宪法结构：宪法的内容决定了宪法的结构。中国现行宪法是由序言、总纲、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以及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等五个部分组成。 7.宪法功能：首先，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宪法最直接的首要功能就是确认革命胜利 成果，巩固国家政权。其次，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角度进行分析，宪法的功能表现在维护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发展上。第三，从法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宪法的功能表现在健全法律制度，推动法制建设上。第四，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进行分析，宪法的功能表现在保障并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上。第五，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宪法还具有确认文化制度，促进精神文明发展的功能。 8.宪法的性质：宪法除具有一般法律的性质（如规范性、资源型、强制性、科学性等）， 还具有其特殊性质。包括宪法的至上性和根本性；宪法的原则性和全面性；宪法的民主性。 9.宪法的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 10.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是指国家的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整体与部分之间 的构成方式，它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组织结构形式和原则上的体现。 11.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政治民主和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人身自由权， 受益权，特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12.公民的基本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遵纪守法和尊重社会公德，维护国 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依法纳税。 13.中国政党制度基本概况：①.中国共产党的概况，组织机构自上而下分为中央组织、 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级；最高机构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5年一次），下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②. 中国民主党派概况，八大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47.11，香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1941.3），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1945.12，重庆），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1945.12，上海），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致公党，1925.10），九三学社（九三，1944），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47.11，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性质，民主革命时期是阶级联盟，1949—1956年是革命阶级联盟，1956年后是政治联盟。 14.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点：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5.正确处理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第一.各司其职，职能归类；第二.执政党应
正省级干部（正部级干部）： 国务院各部委正职干部（如教育部部长、国家发改委主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正职干部（如江苏省省长、天津市市长） 部队正军职干部（如江苏省军区司令员、12军军长） 副省级干部（副部级干部）： 国务院各部委副职干部（如公安部副部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正职干部（如国家文物总局局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副职干部（如安徽省副省长、重庆市副市长） 各副省级市政府正职干部（如南京市市长） 部队副军职干部（如浙江省警备司令部副司令、31军副军长） 正厅级干部（地市级干部）： 国务院部委各司正职干部（如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正职干部（如河北省交通厅厅长，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各副省级市政府副职干部（如宁波市副市长） 各地级市政府正职干部（如无锡市市长） 部队正师职干部（如1军后勤部部长、34师政委） 注：以上为高级干部副厅级干部： 国务院部委各司副职干部（如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副司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副职干部（如黑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副省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正职干部（如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江宁区区长）各地级市政府副职干部（如苏州市副市长） 部队副师职干部（如35师副政委、179旅旅长） 正处级干部（县团级干部）： 国务院部委各司所属处室正职干部（如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经济作物处处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所属处室正职干部（如江苏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副省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副职干部（如沈阳市卫生局副局长、浦口区副区长） 地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正职干部（如扬州市劳动局局长、滨海县县长）部队正团职干部（如105团政委） 副处级干部： 国务院部委各司所属处室副职干部（如农业部兽医局防疫处副处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所属处室副职干部（如江苏省教育厅人事处副处长）副省级市所属各局处室及区县各局正职干部（如南京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处长、玄武区卫生局局长） 地级市所属各局及各区县政府副职干部（如镇江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家港市副市长） 部队副团职干部（如105团参谋长） 正科级、副科级干部略注：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其各级干部参照政府各级干部待遇，但不具有行政级别，不属于公务员编制 政府各级干部如为上一级党委常委，则其行政级别升一级。如张家港市市长为正处级干部，若为苏州市市委常委，则为副厅级干部 按例，高级干部在60或65岁以后往往调往相应级别的人大、政协担任领导职务，俗称“退居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