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1.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20
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侵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滞，工厂倒闭。农村经济凋敝。
2.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军阀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加上天灾，农民生活几乎陷入绝境。
3.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22年《九国公约》的签订，使中国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帝国主义向中国大力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排挤中国民族工业，
掠夺原料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
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
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
暗杀
占领七子的国家
1842年8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
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
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
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
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
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
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
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
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
自动包装流水线压盒模具设计绿色化改进 摘要：包装机械是现代包装工业生产包装产品的最主要的技术设备，随着高新技术向包装机械行业的日益渗透，一方面人们不断开发新产品，刺激消费并淘汰旧产品，另一方面在消耗资源进行大量生产的同时，废弃物不断增加，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包装机械设计及开发模式，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使包装机械在其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加工制造、装配、使用、维修直至废弃后处理处置过程)对环境无影响或使影响最小化、资源低耗、易于回收等绿色特性，即进行绿色设计。 关键词：包装机械绿色设计改进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日益加快的现代化进程速度，作为附属产业的包装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现代的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包装行业迅速发展为涉及到各行各业，并且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经济贸易乃至国防建设都具有深刻影响的特殊行业。基于包装行业迅速的崛起，包装机械作为该行业的重要机械设备也迅速的发展，无论从设计过程还是具体应用，较之以往的机械都有了很大提高。时至今日，在一些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包装机械已被广泛的应用于电子生产、食品加工、化纺轻工、医药卫生等行业，各类包装机械构成了自动包装流水线，从而实现了生产包装的机械自动化，在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包装成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好的满足了现代化生产的需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污染所导致的全球性环境恶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要求世界各国加强环境保护，以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确保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6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以后，各国的环保战略经历了一场新的转变，全球的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新的绿色战略趋势，这就是向资源利用合理化、废弃物生产少量化、对环境无污染、少污染的方向发展。在这种“绿色浪潮”的推动下，绿色设计应运而生，相应地绿色产品设计技术也成为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包装机械设计及开发模式，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到使包装机械在其全生命周期中(设计、加工制造、装配、使用、维修直至废弃后处理处置过程)对环境无影响或使影响最小化、资源低耗、易于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2116.3亿美元。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在中美贸易中，1979－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6年贸易逆差达395亿美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1979－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1996年顺差为105亿美元。显然，中美两国关于双边贸易平衡状况的统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规模究竟有多大? 美方统计方法高估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它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双方在最近5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的偏差虽有逐年减少之势，但仍然很大，美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 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逆差进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间，但更接近于中国官方数字)，经过调整的贸易逆差数额仍然远远高于其真实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贸易模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它一方面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加工贸易模式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劳动成本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进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国政府和中国员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欧盟和中东等地区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对美逆差则呈下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把它们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工资较低、对外资存在税收优惠，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的转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国获得，但在国际收支中则表现为中国顺差的上升。 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模式，中美双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国际分工的人为扭曲；同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实上超过8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进行的。 因此，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实质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而美方的统计方法则进一步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 二、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规律的作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通过进口廉价的日常消费用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美国能够充分享受这种利益，而且可以获取巨额的“铸币税”收益。 根据国际贸易利得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美国不仅享受到了国际分工的好处，还获得了参加国际贸易后的利得分配。首先分析中美贸易中美国所获得的交换利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低，但资金短缺，科技相对落后。美国是经济发达国家，资本充足，科技发达，但劳动成本高。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旅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飞机、动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器件、通信设备和化工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有力地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国际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与对外扩张 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运用国家贷款筹集资金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军事工业，这种经济模式极易使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同时，为摆脱危机，日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全世界进行商品倾销，挤占了英美等国的市场，引起英美的抵制。倾销失败后，日本逐渐走上对外战争之路。 标签：日本；军事工业；商品倾销；贸易摩擦 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由于“现代大工业的扩张性和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建立公平、合理、开放、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客观要求与帝国主义的强取豪夺、殖民地瓜分以及国际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只着眼于维护本国或特定经济区的利益，从而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对立，经济上的摩擦引发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火苗。 一、日本的国内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日本经济上呈现繁荣，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1932年底时，日本的预算亏空和通货膨胀现象并存，农业出现困境，物价上涨，经济危机并未结束。财政赤字包括公共贷款（为筹集资金所发放的债券集资），在不断上升。日本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加，工业和贸易同时在发展，商业银行运用闲置的资金来购买政府债券，日本政府提供了工业和贸易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部分工业，如交通化学工业和钢铁生产存在新问题，与军事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与东北问题和侵华战争有关的产业得到发展，其他产业在这一阶段处于缩减状态。日本的资本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债务在不断增加，财政面临困难。在1932年工业和贸易开始萧条时，银行持有巨大的闲置资金，日本政府开始运用通货膨胀和自由花费政策来解决危机。日本政府推行贷款型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形势，在世界经济危机退去时，出口贸易变得繁荣时，物价保持稳定。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失业问题。 日本经济也存在很大问题，尽管工业产量不断增加，但各个工业部门生产差别很大，因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赖于军火制造业的发展。军火制造严重依赖于日本政府的支持。尽管没有反常的失业，但是在许多农业地区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和不充分就业的征兆。尽管工人们的群体收入增加了，资本和工人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换句话说，日本的繁荣只有一部分人受益，农业阶层没有享受到，大部分工人（除了那些特别支持的贸易，特别是军火业）也是仅仅不失业，却没有增加收入。农业阶层构成了近一半的人口，他们在国内市场的消费依然很低。如果我们将小生产者和国内的小商人统计在内，至少一半的人群处于低收入或接近失业状态。 从日本的经济状况，可见，日本当时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军火工业，这种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趋势 2009-02-22 23:29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直到1995年前后，广大美国雇佣劳动者遭遇了实际工资持续下降的困境。工资挤压不仅折磨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而且也折磨大多数的美国家庭。过去许多美国人都盼望将来收入能够稳定地上升，而现在对于他们来讲，能勉强保持原来的水平已经不容易了。 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主要媒体如商业周刊、纽约时报和其他期刊先后发表文章详细叙述了美国工人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标准的侵蚀。到1995年底，这一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了。商业周刊在1995年7月刊登一篇题为“工资挤压”的封面文章。其中写到：“在复苏阶段的4年中，利润率达到45年来的最高点，失业率保持相对较低水平，贬值的美元已将国外的竞争者置于守势。美国公司持续降低成本就象经济还处在旋尾降落状态。许多措施正在破坏现有的支付系统和工作结构，代替它们的是新的低工资率、削减的增长和将工作分包给较低费用的供贷商。”（注：Aaron bemstein,“The Wage Squeeze,” Business Week, July 17,1995,p.55.） 1995年夏天纽纽时报经济学记者路易斯·尤奇泰尔写到：“虽然（猛然跌落的工资）问题已经折磨美国人很多年，只是现在才上升到主要问题。”（注：Louis Uchitelle,"Flat Wages Seen as Issue in'96 Vote,"New York Times,August 13,1995,p.26.）经济专栏作家威廉姆·格雷德在1995年11月写到，“不管是从新闻摘要中，还是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了解对大多数美国家庭的持续工资收入侵蚀。”（注：William Greider,"Middle-Class Funk,"Rolling Stone,November 2,1995,p.35.）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工资挤压问题已成为公众关注的集点之一。 二、企业界与正统经济学界的态度与辩护 对于广大工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企业家们主要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出发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并不担心广大工人的工资挤压问题，反倒认为这种现象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们从未对工薪家庭的生活状况感到忧虑，认为工资下降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保持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保护小企业免受倒闭的厄运。当媒体报道每月工人收入的数据时，他们也是对工资的停滞或下降持肯定态度，并未考虑到它对依靠劳动收入的广大劳动人口带来的后果。 关于美国工人实际报酬下降的问题，正统经济学界或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寻找各种借口，对工资挤压问题进行辩护，甚至否认工资下降的趋势存在。 否认工人实际报酬下降的学者主要存在三种说法： (1)福利抵消说。许多人认为，在近几十年，包括保健、保险等的雇员福利有了显著的增长。如果雇员福利被准确计量的话，会发现福利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工资的下降。结果是，雇员报酬——工资和雇员福利的合计在近几十年实际是增长了。工人现在的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 (2)通货膨胀率夸大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劳动统计局(BLS)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通货膨胀的估计夸大了生活成本的实际增长。伯斯金(Boskin)委员会的报告坚定地持有这一观点（伯斯金等1998）。如果通货膨胀率被高估，通货膨胀对工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
2019高中历史-每日一题之快乐暑假-第18天-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含解析)新人教版
第18天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 高考频度：★★★☆☆难易程度：★★★☆☆ （2018年河北省衡水中学调研卷）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助理秘书长米崔·蒂托夫在视察苏丹“DDR”过渡性培训中心时说：“非常高兴在这里看到中国维和部队的身影誊中国一直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主要表明 A．新时期我国外交呈现多元化特点 B．积极履行世界大国应尽的义务 C．在维和行动中中国占据主导地位 D．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参考答案】B 【解题必备】一、开创外交新局面 1．背景
（1）国际背景 ①西欧和日本崛起，冲击两极格局，美国霸权地位衰落。 ②不结盟运动兴起，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大大加强。 ③美苏争霸中，美国居于守势。 （2）国内背景：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取得巨大成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2．外交成就 （1）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1972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3）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4）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1）对中国而言，促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许多国家与中国建交，国际上掀起了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2）对国际而言，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缓和了世界紧张的局势，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新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二、新时期的外交建树 1．特点：全方位、“无敌国”外交。
【摘要：作为现代性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有其共通的思想原型，此即关于“平等”的观念。但在20世纪思想史上，这种共同的思想原型却发生了“分裂”：在自由主义者那里，它被解释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主义者那里，它等同于“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它就是兼顾“自由”与“公正”。其实，任何社会思想作为社会乌托邦都可以区分出其思想的“意义”与“涵义”，就此点说，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皆可以作为建构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思想资源。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建构应当是：以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秩序安排与社会实践原理，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终极信念作为思想导航与制约原则，并且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中，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调节原理。这样三者并进，相互补充，相互为用，不失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好的一种思想整合思路与社会行动整合方式。】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大动荡与变迁。这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观念纷争、“道术为天下裂”，并且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时代。当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人们理应跳出历史的牢笼，对思想观念在变革人类自身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反省与认识。应当说：处于21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峙与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三大曾经左右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想应当达成和解，并且实现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社会理论的转变。 一、现代性理论的“分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用以进行中国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即使一些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从中国本土思想中提炼出现代性的社会改革思想的20世纪中国思想家们，其思想的灵感也都来自西方而非纯粹的本土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归结于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西方这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不如说由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改革是一种走向“现代性”的社会变革，而西方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与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理论，为中国这
谈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边缘地位的理解 【本文摘要】在三十年代，世界各国都忙于为解脱经济危机而奔忙，但是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中国却安然无恙，这显得中国好像风景这边独好，但是中国是面临危险的，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众联教育下面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谈到20世纪30年代，我们不能不提到经济危机，1929-1933年，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危机的出路，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或者是军国主义道路，或者是进行平稳的改革，而当时的中国，却四平八稳，没有大的波动。今天众联教育就和大家一起探讨。 为什么中国在世纪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却安然渡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的灾难呢？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做为一个以白银为法币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的影响，那当时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国其实在在美英等国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一如既往的坚持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外贸量在1929-1930年间保持稳定，在1930-1931年间，出现了20%的增长，并且1929年由于新的海关税则的出台，使中国的海关税收增长了一倍，此外，1930年后由于政府用黄金替代白银征收进口税，这样，就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中解救出来，减少了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使中国以外国的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于是就出现了相对的稳定感。 对于欧洲列强来说，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维持了各国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德国和日本，对于战后的国际合作体系出现了不信任的因素，也就是说国内出现了改革派，也就是说如在德国，1919年的凡尔赛公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约，这部人叫改革派，而日本在中国发展有欣欣向荣之感时，日本觉得，应该把国家的发展和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出现于19世纪末，日本的几代人都认为这种控制是必要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是他们潜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在地理和经济考虑，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和完全依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做为日本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市场他有必要控制。第三个因到是日本人认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作为一个成功的改革者有义务也有必要来领导其邻国，特别是中国，来走向相似的道路。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的与国外的事务，强硬的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国内政治的反映。 当此之时，中国在加大力度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在东北也是如此，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就成了一场恢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也就是说在30年代初的中国，形势比欧洲要好，在外国资本主义疲于应付之时，中国的经济得到发展，而政治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是一场危机就要到来了。众联教育与大家一起重温历史。
江苏省阜宁中学2010届历史一轮复习教学案 必修一·专题五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考点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内容标准】 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教学要求】 1．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2．概括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 3．感受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4．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5．探讨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6．认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试说明】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中美关系正常化； 3、中日建交；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点解读】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最主要标志。) (1)背景 ①20世纪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②美国坚持了20多年的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 ③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本原因） ④是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外交的结果。 (2)重返联合国的经过 ①美国“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破产。 ②联合国2758号决议：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意义
①这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胜利. ②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③它大大地增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 2、中美关系正常化（70年代外交突破的关键） （1）原因：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要求 美国方面：①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根本）②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③与苏联争霸中处于守势（直接）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 中国方面：①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②有利于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③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经过（最敏感问题：台湾问题）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1971第31届世乒赛，日本）②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 ③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④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⑤中美建交：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3、中日建交（最敏感问题：历史问题） （1）原因 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影响（根本）②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直接）③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 （2）过程 ①田中角荣访华：1972年9月②中日建交：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日本早于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③1973年，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 （3）阻碍中日关系的问题 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②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③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④慰安妇问题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1）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中国50年代以来的外交困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2）中日关系的改善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碍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仁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竹斋倒戈转向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 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类型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罗布泊在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就已干涸。这一震撼学界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科学通报》2008年第3期上。 罗布泊诞生于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距今已有百万年的历史，作为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汇水中心，历史时期湖泊面积曾达2万平方公里，史前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近2000年来，罗布泊所在地区气候、环境变化剧烈，成为干旱区环境演变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历史、地理、环境演变的缩影。 罗布泊什么样？它是如何消失的？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大批国内外探险家、科学家分别从地理、地质、气候、历史、考古等不同专业角度在罗布泊及其临近地区开展考察、测绘和发掘，提出了种种见解和假设，引发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论。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保国和新疆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蒋平安带领的课题组，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和实地测量。日前，在综合野外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资料、航测资料、遥感影像和地形图，对近代罗布泊不同时期湖泊演化过程进行了讨论，指出1963年地形图在罗布泊“大耳朵”湖区标注地物特征不正确，并绘制出了罗布泊“大耳朵”湖盆典型断面相对高程变化图。课题组推断，罗布泊“大耳朵”湖心区域干涸时间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这比目前国内其他研究人员最近得出的干涸时间还向前推移了20年。 高程测量 揭示“大耳朵”湖盆地形特征 目前凭借遥感及空间定位技术，罗布泊位置与周边洼地的相邻关系都已十分明了，但罗布泊的地形特征仍然模糊。由于罗布泊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对于湖泊系统基本参数之一的湖盆地形特征现在仍缺少系统的研究。 为获取罗布泊“大耳朵”地区湖盆地形特征，2004年～2006年的每年9月，课题组在罗布泊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实地高程测量工作。2004年9月和2005年9月，课题组分别采用水准仪、全站仪对研究区典型地段进行了高程测量，但测量结果重复性较差，在3～4公里范围内，重复误差能达几倍。李保国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研究区地处极端干旱区，天气晴朗时气温上升较快，近地面2～3米内空气密度变化剧烈，影响光线的直线传播，从而影响到测量结果的精度。 2006年，在总结前两年野外工作的基础上，课题组第3次来到罗布泊，带来了高精度的差分全球定位系统（DGPS），其测量精度可达厘米。此次考察的结果印证了那句老话——事不过三。课题组在罗布泊“大耳朵”干盐湖区选取了3条典型断面，并应用DGPS进行了实地高精度高程测量，神秘的罗布泊终于向他们撩开了面纱，真实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测量结果表明，罗布泊“大耳朵”湖盆深约5.2米，形态不对称，西南陡，东北缓，为一偏心的浅水湖盆，湖盆的最低处位于湖心（90.455 N，40.186 E），从湖盆外缘到湖心，高程依次降低，并没有发现湖心高岛的存在。
一、选择题 1．[2018·云南月考]中苏建交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该材料反映了当时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是( ) A．“一边倒” B．“一大片” C．独立自主D．“另起炉灶” 答案 C 解析“一边倒”是指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体现不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A项错误。“一大片”是20世纪70年代外交方针，是指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处理国际事务，与“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符，B项错误。由材料可知，中国在建国后虽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坚持独立自主，不是毫无原则地倒向苏联，故C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不承认原来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外交方针，与材料不符，D项错误。 2．[2018·江苏宿迁模拟]六十多年前，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印度记者很感兴趣地提问：“国家有大有小，怎么才能够和平共处呢？”周恩来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则材料主要表明新中国奉行的外交原则是( ) A．“另起炉灶” B．互相尊重主权 C．“求同存异” D．互不干涉内政 答案 D 解析根据题干中周恩来的回答可知，要想两国和平共处，就应该尊重其选择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即实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故D项正确。“另起炉灶”是指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建立
的一切旧的屈辱的外交关系，要另行建立新的平等外交关系，是我国的外交方针，不符合题干主旨，故A项错误；题干主旨不涉及国家主权，故B项错误；“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故C项错误。 3．“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做出这一评价的依据是( ) A．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B．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C．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D．中美关系正常化 答案 C 解析结合所学可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日益成为国与国之间解决利益纠纷的国际准则，与题干信息“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相符，故C项正确。A、B、D三项与题意不符，排除。 4．[2018·河南周口期末]1955年，万隆会议后，有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这主要表现在周恩来( ) A．提出了“求同存异”主张 B．消除了与会各国疑虑和分歧 C．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D．避免了会议偏离正确的轨道 答案 D 解析题干材料反映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功绩，结合所学可知，美国对万隆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确轨道时，周恩来发表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广泛与各国交流意见，使会议朝着正确轨道前行，故D项正确。A项虽然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贡献，
5 “生态革命”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暴发的环境危机以及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雷切尔·卡森(RacheI Carson．1962)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Meadows，1972)、美国的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1974)等人的《生命的蓝图》等系列著作，不断敲打人类的灵魂，唤醒人类的生态良知。 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开始表现出多元化，生态化的特点，城市建设开始抛弃反自然、反生态的发展模式，城市先进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的口号。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导向的城市开发与设计、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以及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开敞(开放)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区域绿地系统、生态廊道、绿色通道、生境网络、环境廊道、框架景观等一系列崭新概念。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生态革命”浪潮。 5．1 生态导向的城市开发与设计 1971年，麦克哈格(lan 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认为：”大城市地区内保留作为开放空间的土地应按土地的自然演进过程(naturaI—process[ands]来选择，即该土地应是内在地适合于“绿”的用途的：这就是大城市地区内自然的位置。要是将这两种系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为全体居民提供满意的开放空间。”[13] 诚如刘易斯·芒福德(Lawis Mumford)所言，麦克哈格既不把重点放在设计上面，也不放在自然本身上面．而是把重点放在介词“结合”(with)上面，这包含着人类的合作和生物的伙伴关系的意思[6]。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从而拉开了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结构主义序幕。 1978年，西蒙兹又在《大地景观》(Earthscape)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co-aesthetic]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14]。1 984年，荷夫的《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City Form and Natural Process)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表达的态度和观点、解决问题的提议和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