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班斯法案能否改善公司治理，根治盈余操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孙杰
随着现代公司股权分散化程度的不断加强，管理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也随之上升，更出现了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等新问题，同时，协调股东、债权人、管理层、客户、供应商、销售商乃至政府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矛盾和冲突的难度也不断增加，公司治理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课题。2001年12月，安然财务丑闻使市场投资者对在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对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性、对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对监管机构的市场监督能力产生了一系列的怀疑，资本市场陷入了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由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联合提出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完成所有立法程序以后，布什总统于次年7月30日最终签署了名为《2002年上市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萨班斯法案）。
毫无疑问，萨班斯法案标志着全球资本市场在加强公司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新动向，将对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监管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一、强化内部控制和刑事责任：萨班斯法案的基本内容
萨班斯法案旨在加强公司责任，以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免受公司管理层的侵害。其内在逻辑是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可以有效地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利益。鉴于在美国2001年至2002年度所爆发的一系列重大公司丑闻中，管理层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因而，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明确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准确性方面的刑事责任并通过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来保证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法案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标志着“后安然时代”的外部监管模式从规则监管过渡到实质监管。布什总统在签署“萨班斯法案”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美国商业行为最深远的变革。[1] 法案全文共分11章，核心内容被排在前四章，所占篇幅也达四分之三左右。
第一章规定组建独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PCAOB)，负责监管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2] 该委员会保持
独立运作，自主制定预算和进行人员管理；作为民间机构开展活动，但是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监督；所有委员应全职工作，不可以在其他任何职业或商业机构中兼职，从会计师事务所分红（收取固定的退休金除外），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美国财政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商议任命。
第二章强化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明确禁止为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为上市公司提供会计服务、内部审计、经纪人、投资顾问或投资银行服务以及法律服务等与审计无关的服务；审计合伙人和复核合伙人每5年必须轮换；如果公司高级管理者前一年在会计师事务所任职，该事务所被禁止为这家公司提供审计。
第三章明确了公司的财务报告责任，在302款“公司对财务报告的责任”中特别要求美国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对呈报给SEC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宣誓，并签名确认不存在误导投资者的重大错误或遗漏。否则，他们个人将对公司财务报告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在第八章还就提供不实财务报告分别设定了10年或20年的刑事责任和罚金办法，而销毁审计档案最高可判20年监禁。
第四章强化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要及时披露导致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信息，也要披露对公司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所有表外交易和关联关系，且不以误导方式编制模拟财务信息。在404条款“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中更强制要求公司管理层和公共审计师每年在年报中就公司产生财务报告的内控系统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和测试，公共审计师还要对公司管理层评估过程以及内控系统评价结论进行检查并出具正式意见。
此外，法案还就证券从业机构的利益冲突、强化SEC的监管职能、要求美国审计总署加强调查研究等问题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但是一般来说，302条款“公司对财务报告的责任”和404条款“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又被视为核心中的核心。
萨班斯法案立法速度之快在一方面说明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程度，[3]明确了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承担的经济与刑事后果；大幅度提高了对会计舞弊的处罚力度；强化了内部审计、外部审计及审计监管，代表着资本市场制度的一次大的进步，也使人们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在另一方面，超常的立法速度又暗示着萨班斯法案是美国社会对公司管理层腐败行为愤怒情绪的产物，曾被媒体批评为一种本能的膝跳反应，很难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产物，明显具有头痛医头的应急特征。萨班斯法案在立法思路上没有脱离简单强化进行人盯人连环监督和重典威慑的思路。在面临严重的财务造假丑闻以后，仅仅是在公司内部和外部层层设立审计监察，而不断增加监督环节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博弈，不能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所有的补救措施最终只能增加管理成本，[4]降低管理效率。
二、内部控制的发展和萨班斯法案的基本思路
一般来说，盈余操纵目的无非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要达到某种信息披露的效果，改变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盈余操纵常常有三个途径：在公认的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数据进行有意识的归类处理形成不同的报告诱导；违反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非法的会计操纵；通过构造虚假的财务交易来改变财务报表的内容。盈余操纵的定义一般局限在第一种，也是法制相对健全环境下最常用的盈余操纵方式，最多涉及到第二种盈余操纵中的某些内容，而第三种盈余操纵则属于犯罪侦查的内容。[5] 从专业角度讲，第一种盈余操纵只能通过应计利润来进行，而应计利润又可以分成可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控性应计利润。因此，可控性应计利润就成为测量公司盈余操纵的主要指标。
[6]显然，盈余操纵会加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也是产生盈余操纵的一个基本前提。[7]产生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合约的不完全性。按照Watts和Zimmerman（1990）的系统研究，管理层激励、债权人保护条款和制度因素等三类合约的不完全性是盈余操纵的主要原因。
资本市场的信息在本质上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上市公司一般不愿意或尽量少提供信息，由此产生了管理层对实际控制权的自然垄断。结果，不仅会增加信息的获取成本，而且由于需求方无权选择、也无法辨认信息质量。一旦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投资者利益将受到很大损失。因此，市场需要借助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来保证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及时、准确、有效、充分。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是从内部牵制逐步演变形成的，相互核对和岗位分离作为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一直被认为是最简单实用的。1936年美国正式颁布了《独立公共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查》，首次提出内部稽核与控制制度是指为保证公司现金和其他资产安全，检查簿记准确性的各种措施和方法。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在内部控制目标是保障资产安全和确保会计信息正确可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促进营运效率和鼓励员工遵循管理政策的内容。AICPA在1958年的第29号审计准则公报中，又以此将内部控制区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8]前者主要是指与保障资产安全和财务纪录可靠性有关的措施，包括授权、簿记和管理分工等，后者则指促进营运效率及有效管理的政策。AICPA在1972年的第54号审计准则公报中又将会计控制的四个目标明确为执行交易授权和严格按照会计记录编制报表，同时指出外部审计的重点是会计控制，但是内部稽核则要同时兼顾会计控制
和管理控制。1972年水门事件后，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再度引起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切并于1977年通过了惩治外国行贿法案，严格规定凡受《证券交易法》管制的上市公司必须具备有效的内部控制，成为强制内部控制的成文法规。[9]
针对注册会计师诉讼案件的不断上升，而且财务舞弊的复杂性对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提出严峻挑战的情况。1985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美国会计学会（AAA）、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财务总经理协会（FEI）以及全美会计师协会（NAA）等机构共同成立了全美舞弊性财务报告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10]致力于有关财务报告舞弊问题的研究，强调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建议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应该在其年报中提供内部控制报告。1992年这5家机构又联合发起成立了全美舞弊性财务报告委员会发起组织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ttee，COSO），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COSO研究小组从1987年1月至1997年12月SEC提供的《会计与审计公告》中随机选取了因违反《1934年证券交易法》或《1933年证券法》而被认定为提供舞弊性财务报告的195家上市公司的近300份财务报告案例来研究舞弊公司的特征和典型的舞弊手法，最终于1999年3月发布《虚假财务报告：1987―1997美国上市公司的分析》。[11]他们发现，涉嫌财务舞弊的公司规模一般较小；上市公司较少；财务状况较差；管理层大都卷入舞弊；内部董事和灰色董事[12]较多，持股比例较大，且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管理层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亲属关系；同一管理人员同时担任两个不相容职务的现象；注册会计师卷入舞弊。就典型的舞弊手法在研究案例中出现的比例看，多确认收入和多计资产高达50%，高估现有资产为37%，确认虚假收入占26％，确认未实现的收入占24％，少计费用和负债为18％，通过不具体描述来高估占16％，记录虚无资产或其他资产以及资产的挪用或侵占各占12%，不恰当披露不包括影响净收益的信息为8％，错误地将费用资本化占6％。[13]同年，COSO在此基础上提出《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并于1994年进行了增补。框架指出内部控制目标是取得经营效果和效率，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遵循适当的法律法规。内部控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交流、监督等五项要素。这是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结构，其中控制环境作为金字塔的最底部，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位于上一层次，信息居于其上，监督则处于最顶端。在此后的10年中，COSO的内部控制模型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流行。
毫无疑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内部控制制度本身已经非常严密，增强了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信心。然而2001年以来连续爆发的安然、世通和施乐公司的财务丑闻，反映了财务
舞弊不同以往的新特征[14]，暴露了美国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严重缺陷，严重动摇了公众对会计师行业的信心，迫使美国国会放弃了依靠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律的做法，重新回到组建独立机构负责会计和审计监管，最终导致了萨班斯法案的迅速出台。值得注意的是，法案103款3A（i）规定：“对于任何审计准则或其他专业准则的任何内容，只要满足第107款的要求[15]，且委员会认为满足本部分总则的要求，并是由一个或多个被委员会认可（或按规定被认可）的会计师执业团体提出的，则上述准则可以作为规定被采纳”。事实上，早在1996年AICPA发布的第78号审计准则公告就全面接受了COSO报告的内容，并从1997年1月起开始实行。第 404条款的“最终细则”也表明了 COSO内部控制框架可以作为评估公司内部控制的标准。这实际意味着萨班斯法案建议上市公司采用COSO内部控制框架。如果采取其他框架，则需要额外进行与COSO的对比说明。因此，COSO框架不仅在后安然时代得到延续，而且已经正式成为法定的内部控制标准。
2004年9月根据萨班斯法案强化财务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规定，以及公司治理过程中应加强对公司风险管理的新形势，COSO发布了《公司风险管理整体框架》。该框架由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馈、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8个要素组成，基本是在此前内部控制5要素框架内，针对萨班斯法案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只是将“老框架”中“控制环境”细化为“新框架”的“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三部分。同时，“新框架”中“风险反馈”部分是“老框架”中“风险评估”部分的应对措施。其余三个组成部分，即“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则保持不变。
三、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的天然困境
当然，对于COSO框架也存在一些质疑。早在1993年，AICPA就曾建议SEC要求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年度报告中包含公司内部控制系统有效性的报告并将COSO的内部控制标准用于有效性的评价，但是一直没有被SEC采纳，其中原因不得而知。在COSO框架公布不久，美国审计总署（GAO）也曾指责这个框架有缺乏保障资产的严重缺陷，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也强调不够。此外，COSO框架声称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责任都是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外披露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不涉及战略计划、目标设定、保持核心竞争力、董事会责任等要素，而后者恰恰更多的是公司危机的根源。对于不同的人内部控制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COSO框架的范围显然不能包治百病。
应该指出的是，COSO框架的实施是在公司内部制度建设已经相对完备的前提下而进行
的。但是，即使美国上市公司也提出COSO框架过于苛刻的抱怨。[16]财务审计的依据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内部一种人盯人防守式的连环牵制也不可能总是有效的，因为内部控制在执行过程中常常还是作为一种公司内部管理出现的，会受到公司内部制度的制约。事实上，在世通公司的财务造假过程中，内部审计人员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端倪，但是却受到了管理层的压制。[17]
从理论上说，内部控制存在的必要性本身就说明了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代理成本。而内部控制本身却不一定源于公司内部的需要。因此，即使内部控制制度看起来很健全的一些公司，内部控制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可能会流于形式。
首先，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是内部控制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内部控制可能失灵的根源。按照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经典分析，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中，最主要的利益关系是股权人与债权人，以及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除非极其重大的决策，股东一般通过选举董事会来治理公司，董事会则在保留了聘用和解雇首席行政官和财务总监、重大投资、兼并和收购等战略性控制权后，将日常经营的管理权授予了公司经理层。这样，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形成了最基本的代理链条。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从而产生代理成本。显然，处于代理关系最顶层，信息不对称程度最高的股东最希望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而董事和经理层成员不仅具有职务收益，而且其职位也是选举的结果，因此他们将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判断使自己的目标函数值最大化。这样，当公司内部控制与他们的目标相冲突时，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就与其初衷相悖。
其次，作为产生代理成本的原因之一，不完备契约性质的存在也是造成内部控制失灵的根源。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明确的或隐含的契约关系的总和（Zingales，2000），并且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董事和经理层成员拥有不同的剩余控制权（Hart和Moore，1999）。由于存在代理成本，董事和经理层成员就会支持对自己有利的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消极对待对自己不利的内部控制。事实上，由于人们在契约具有不完备性的情况下难以全部准确预期在各种情况下内部控制对自己的影响，因此更大的可能是董事和经理层对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一律采取简单的消极态度。
最后，内部控制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也是造成内部控制失灵的原因。只考虑内部控制对董事和经理层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内部控制对债权人、政府（如税务部门）、介于市场和政府中间的中介机构（如统计部门和审计部门）以及潜在投资者的影响。对股东、债权人、政府机构、中介机构和潜在投资者而言，他们是内部控制的受益者。股东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收益；债权人就能更可靠地收回他们的债务；政府能减少由于偷税
漏税造成的损失，统计部门可以得到更可靠的统计资料以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审计部门（主要是会计师事务所）能降低审计风险从而可以减少诉讼带来的损失；潜在投资者和其他相关利益者能更真实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降低决策风险。因此，他们对公司内部控制无疑都持肯定态度，而且还不需要直接为内部控制承担任何成本，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而对董事和管理层而言，他们需要为内部控制的设计和实施付出很大的心血，更要承担压力和风险。如果内部控制给他们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18]他们会赞成，否则就会反对。结果，内部控制的准公共品性质就可能弱化内部控制的有效供给。
Rittenberg和Miller（2005）对171名现职内部审计师就萨班斯法案404款执行成本和收益的调查表明，执行404条款会给公司带来明显的收益，并且在未来三年内这些成本会显著下降，[19]但是，404条款在未来内部控制中的作用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同时也发现，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效率应该得到提高；公司内部必须强化风险控制的文化；公司必须要在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这意味着真正贯彻萨班斯法案可能在现实中还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四、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
正是由于在公司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所以就需要设计合理的公司治理模式来协调这些利益冲突。只要合约的不完备性依然存在，只要在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就一定会存在代理成本。利益相关者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也决定了改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个西西弗神话式的无休止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股东对公司的治理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实现。尽管董事会是由股东会选举的，但是大股东无疑主导了这个选举过程。正是由于董事会可以主导公司管理层的选择，因而在股东之间就可能出现所谓的“代理权之争”。而当管理层选定以后，管理层又常常会利用他们在掌握经营信息方面的优势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侵占股东利益，影响董事会决策，甚至直接主导部分董事的提名，使董事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同虚设，独立董事更难以真正做到独立而代表小股东利益。几年前迪斯尼公司更换首席执行官的案例是股东行使董事权的一个罕见案例，不仅耗时耗力，不能构成公司治理的一个常态。[20] 如果连董事会都难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制约，在内控部门依然直接隶属于管理层领导的情况下，强化公司内部控制实际上更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如同中央银行行政开支必须独立于财政预算之外才能真正具有独立性一样，内控部门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并由股东单独预算可
能是使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这样的措施也仅能解决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而无助于降低股东之间、股东与董事会、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成本。
从市场理念讲，外部审计必须脱离政府直接干预而采取市场化运做的方式。但是即使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不能兼营审计和财务咨询以避免利益冲突，审计机构在面对市场竞争时能否保持独立也依然值得怀疑。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参与造假的事实也使人们对必须承担鉴证业务的审计机构采取合伙制无限责任公司制度能否使其受到制约也产生了疑问。
除了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管理层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以及冷酷无情的资本市场时，从维护股东根本利益，维持公司稳定经营需要本身也可能需要进行盈余操纵。由于公司融资时投资项目一般并没有实际展开，只能依靠预期数据来吸引投资者。然而，不仅预期是难以保证准确的，项目投资也常常是需要集中完成的，因此在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融资，而投资收益却是在未来慢慢回收的。也就是说，公司的融资行为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公司不能按照预定的规划展开并盈利，必将面临被投资者无情抛弃，公司资金链面临崩溃的严重局面。此时，盈余操纵可能就是董事会的本能反应。当管理层激励计划不仅与账面盈利，更可能在与公司股价直接相关的情况下，[21]萨班斯法案治标不治本，而且主要指向管理层而不是股东诚信的方案最多只能减轻而不能根除财务报表中的盈余操纵。仅仅依靠内部控制也一定是软弱无力的。
五、萨班斯法案中的其他一些问题
资本市场的“新闻”效应会放大了市场失效的社会影响，成为政府介入的借口，也催生了萨班斯法案。但是，强制性的内部控制标准和外部评价不仅会加大公司运作成本，而且政府通过法律来具体限定PCAOB的职责与工作，一旦需要调整则旷日持久，成本高昂。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判例法为主体的法律框架内，萨班斯法案将公司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法律责任用成文法的方式明确加以限定也标志着前所未有的政府管制。
萨班斯法案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化了公司高管及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并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执法监管的力度。第906款的“财务报告的责任”就规定，公司高管明知财务报告存在虚假内容而宣誓，可判罚款500万美元或/和最高20年监禁。由于这个量刑标准与持枪抢劫相同，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毫无疑问，公司管理层（特别是上市公司管理层）非法占有公司财产与普通的市井小偷并无任何可以区别对待的理由，而且由于影响更广泛，更恶劣，更应该严厉惩治。Depken 和Ouyang(2006)，Zhang（2006）以及Li、Pincus和Rego（2004）
分别针对SOX法案颁布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进行的经验研究都显示在短期内财务信息质量得到了提高。[22]但是，以往的经验研究表明，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提高会计职业质量。但是过高的法律风险，也会形成“逆向选择”效应，带来会计职业的整体风险，最终降低会计职业的质量。
按照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一个相对有效的资本市场应该能够识破公司财务数据的“包装”。事实上，尽管会计在这场美国系列公司丑闻事件中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但是如果没有投资银行的积极配合也不可能使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但是，在萨班斯法案立法过程中，由于投资银行的游说势力强大，使得法案最终没有对投资银行做出过多的约束，从而也留下了一些制度漏洞。
尽管萨班斯法案的颁布主要是针对数量众多的美国上市公司，但是萨班斯法案在颁布时没有提出具体的适用豁免，这意味着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都必须遵守该法案。萨班斯法案到2006年7月15日开始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生效，从而也将对世界各国的公司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2004财年审计中，中国首批公司：新浪、搜狐、亚信通过了萨班斯法案审计，而UT斯达康却未能通过，不仅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受到美国4家律师事务所代表股东的集体诉讼。无独有偶，由于萨班斯法案所带来的大幅攀升的上市成本及严格规定，已使不少外国公司望而却步，推迟或取消在美国的上市计划，甚至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市。德国豪华跑车保时捷公司明确表示因为萨班斯法案而放弃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计划就颇能说明这样的顾虑。目前，SEC面临的新课题可能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需要维持严刑重罚，以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护资本市场的信心，而另一方面是要照顾市场的呼声，以确保美国资本市场在长时间内持续为全球企业提供强大融资功能。因此，萨班斯法案在执行力度上会出现什么变化？对美国资本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都还有待观察。
如果我们不能改进和约的不完备性和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解决财务舞弊的基础就应该在于如何降低代理成本。而在所有已知降低代理成本的方法中，缩短代理环节应该是最直接有效的。但是随着现代公司运作复杂程度的提高，代理环节一定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那么，根治公司财务造假的最终途径可能还是要回到对公司伦理的讨论，回到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自律机制的思路上来。例如，COSO框架中对“控制环境”的重视，强调公司管理理念、道德观和价值观建设，可能就是希望能够从源头上控制公司风险的努力。
注释:
[1]布什的原文是"The Most Far Reaching Reforms of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Since the Time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但是也更广泛的被进一步引申理解为自《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来美国资本市场最大幅度的变革。
[2]主要的监管内容包括工作底稿的保留、对合伙人的审核、审计报告程序及内部控制系统的测试的规定等。
[3]刘峰（2004）对萨班斯法案在立法过程中的背景和争论进行过比较详细的介绍。
[4] FEI在2004年7月就萨班斯法案404款在第一年的执行情况对224个公司做的一个特别调查发现，在2004年1月，每个公司平均增加200万美元的支出，但是到了2004年7月，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300万美元。而对于年收入在50亿美元的大公司来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460万美元（这些成本包括35000小时的内部人员投入、130万美元的外部顾问和软件费用以及150万美元的额外审计费用）和800万美元。
[5]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市场监管发达的国家，广受关注的公司财务丑闻一般都是以第二种和第三种盈余操纵为主。由于第一种盈余操纵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一般仅在少数专业人员中进行关注、研究和分析。第一种盈余操纵不被广泛重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因此，除非进行蓄意操纵，在一般情况下，操纵的空间和幅度比较小，相对危害也比较小。
[6]在美国世界通讯公司和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中，一个是通过将经营成本列入资本开支，提高摊销年份和当年盈利水平，一个则是通过报表合并的规定，通过增加设立3级以下的子公司来转移亏损。在国内的盈利操纵中，最典型是常常是通过计提准备或一次性摊销某类成本开支来实现的。
[7]在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出现的盈余操纵实际上是管理层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而外部人要获得这些信息必须付出较大的成本时，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以便获得自身利益，进而损害股东利益的一种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
[8]从战后国外内部控制的发展来看，大型公司一般也大多是以成立规模较大的内部稽核部门来负责公司的内部控制，Blum（1974）由此认为内部控制最初实际上就是以管理职能出现的。美国有些公司也一直坚持认为较好的内部控制做法是加强各部门经理的责任，通过各部门自行做好自我检查将控制及风险评估由原来属于内部稽核部门的工作改成由营运单位的管理阶层自行负责，甚至由此使公司的内部控制变成全体员工的责任。这种内部控制自行评估方法（Control SeIf-Assessment，CSA）由于成效显着而被逐渐接受并加以推广( Bruce, 1998)。
[9]周艺（2006）对美国内部控制的演变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
[10]由于这个委员会由前任SEC委员Treadway担任主席，因此习惯上又被称为Treadway委员会。
[11]邓顺永和乔连华（2002）和陈继云（2002）对《虚假财务报告：1987―1997美国上市公司的分
析》的内容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
[12]灰色董事是指那些虽然是为外部人士，但与公司或者管理层存在特别关系的董事。
[13]由于每个舞弊案例可能涉及多种舞弊手法，因此，所有项目的比例之和不等于100％，各子项目的合计数也不等于上一级项目。
[14]与此前COSO调查的结论不同，这些公司不仅规模大，而且都是受到严格监管的上市公司，股权也相对分散，而且世通公司以费用资本化为主的财务造假手段尽管在以前被使用，但是频度不高。
[15]107款规定了SEC对PCAOB的监管要求。
[16]事实上，COSO也认识到了现有框架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发表了相关的框架文件后，COSO又提出了非大型上市公司以财务披露为核心的内部控制指导意见（征求稿）。
[17]相关情况可以参阅Kaplan和Kiron（2004）。
[18]比如他们为实施内部控制付出的心血和承担的奉贤可以通过激励机制获得补偿。
[19]德勤、安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委托CRA International（2006）对财富前1000名公司的跟踪调查也显示，对于市值在7500万美元到7亿美元的小型公司来说，404条款的执行成本在第二年比第一年下降了30.7%，而对于市值在超过7亿美元的大公司来说，下降幅度更达到了43.9%。
[20]相关情况可以参阅Beaulieu和Zimmerman（2005）。
[21]安然事件以后，人们已经开始反思期权计划作为管理层激励机制在促使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以影响股价的负面影响。
[22] Depken和Ouyang(2006)首先收集并分析了美国公司1987年至2005年公司盈余管理的数据，结果发现在萨班斯法案通过之后公司的盈余管理出现明显下降，会计信息质量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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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公司治理变革 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技术网络、组织网络和社会网络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商业业态，在对传统治理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启发了对新兴商 业模式有效治理的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治理成本降低，致使新的小股东、社群等积极治理主体应运而生。移动互联时代“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对象、任何信息、任何方式”的信息交流观念推动了原来 没有能力、缺乏积极性的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甚至手机投票等方式参与治理，新的股东主体 开始焕发活力；移动互联网使得由基于搜索来查找信息的方式变为精准信息推送，“影响型” 朋友成为社交网络传播信息的重要节点，拉动移动互联网络群体及社会化媒体成为公司外部 治理的重要主体。 第二，公司治理进入“大数据”时代，新的治理手段开始出现。社群等外部治理主体的广泛化倒逼，使得产品供给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他们的信息交流间接或直接影响着公 司市值变化，而以往被冠以弱势之名的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投票的关键环节往往成为“压死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博客、微博、微信形成企业信息传播的“大数据”，相应地，潜在的 顾客“声讨”与投资者意见也成为公司治理的“大数据”。收集这些数据，对潜在外部治理主 体和投资者进行分析，有助于倡导“精准治理”，从而更好地适应顾客和投资者这两个“上帝”。 第三，公司治理权力重组，新的治理模式得到创新。移动互联网使得顾客群体、资金众筹变得大众化，进而使高科技网络组织的技术持有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控制权对技术 持有者至关重要，是技术能够自由流动、使用和发挥应有效果的保障。沿用“垂直化”治理模式， 无法保证对技术持有者的有效激励，难以保持企业发展所需的持续动力。所以，对于网络 组织来说，“垂直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调整以技术核心为主的 管理层在治理链条中的位置，探索向“扁平化”治理模式发展创新。 第四，信息自披露和非官方披露得到强化，公司治理链的信息不对称得到弱化。移动终端的便捷性促进了信息的易得性与互动性，信息传播渠道增加成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必要 补充。这一方面有利于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更加快捷地掌握公司的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地投资；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司内部治理主体了解、共享公司信息，从而降低代理成本。于是，层层 推进的信息披露方式得到改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得以弱化。 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创新已经领先于管理创新，更领先于治理创新。为适应这一技术创新带来的治理变革，不仅要坚守治理思维，还要不断推动治理创新。如此，现代公司治理才 会生机勃勃，向新的台阶迈越。
萨班斯法案出台 2001年11月下旬，美国最大的能源企业安然由于各种丑闻事件的爆发而宣告破产。安然公司的破产并非偶然，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出现的严重问题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我们从安然的故事中看到了一个缺乏责任的董事会。如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肯莱利用个人的影响通过巨额资助竞选。此外，公司与董事利益相互交织互相利用安然公司签订了多份与独立董事的咨询服务和产品销售的业务合同，还向独立董事任职的非盈利机构大量捐款。这种利益交织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形同虚设。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公司就会被个人操纵和利用成为内部人牟取个人利益的手段。 另一个扮演着不光彩角色的是安达信公司。安达信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承担安然的外部审计业务到90年代又承担了其内部审计业务。这样，安达信一手为安然作帐，用另一手为其查帐。他们既没审计出安然虚报盈利，也没发现其巨额债务，年年出具合格的审计意见。事情并不是被误导和蒙骗那么简单，关键在于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当会计师事务所为同一个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两种服务时，其审计的独立性就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包括安然在内的一系列公司假账丑闻的发生，已经不是个别公司的问题，而是美国公司制度的缺陷。这个缺陷主要表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平衡和外部监督的缺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于2002年7月30日正式出台。它以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为宗旨，对惩治公司财务欺诈、规范企业行为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更加严厉、更加全面的规定。 萨班斯法案内容 SOX法案共分11章，第1至第6章主要涉及对会计职业及公司行为的监管，第8至第11章主要是提高对公司高管及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该法案有三个方面备受关注：一是建立一个由5个成员组成的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上市审计服务进行监管；二是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造假予以重罚。公司CEO和CFO必须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宣誓，如果提供不真实的财务报表，将会面临10到20年的监禁，以及100万到500万美元的罚款，按刑期而论，财务报表造假的严重性和持枪抢劫相当；三是公认萨班斯法案中最严苛、最复杂、执行成本最高的404条款，该条款规定，在美上市企业必须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五个部分。内部控制活动的记录不仅要细化到诸如产品付款时间之类的细节，而且对重大缺陷都必须予以披露。 该法案的产生将使得中国内地在美上市企业受到以下冲击：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冲击是，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的维持成本将大幅飙升。根据国际CFO组织对美国321家本土上市企业的调查，这些企业在第一年实施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平均成本超过460万美元，包括35000小时的内部人工投入，以及130万美元的软件费用、外部顾问费用和额外审计费用。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为此花了3000万美元来完善自己的内部控制系统。因此相关机构预测，
萨班斯法案对企业内部控制 可低影响程度 [NextPage] 5.3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步骤 要完善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职称论文发表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资源，而且内控体系的完善不是1个1次性的工作，也不是公司中几个人的工作，它需要全员参与，需要对内部控制不断进行监督和复核，从而达到降低风险，实现企业计划的目的。下面是企业在建设内部控制体系时需要走过的几个步骤： 5.3.1 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 １．公司治理结构 目前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很大缺陷，表现在：产权结构1元化、1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董事会形同虚设等。美国企业的所有权过于分散，而我们的问题是股权过于集中，结果都造成了内部人控制。因此，我们应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调整持股结构，分散大股东股权，建立股东制衡机制，解决“1股独大”问题； 进1步健全独立董事会制度，完善独立董事责任追究制与考核机制；完善监事会制度，从监事会人员构成的独立性、专业性以及如何实施全程监督等方面加强监事会建设，根本上解决企业内部控制失控的病根。 ２．法制大环境 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制度方面，SOX强制规定上市公司要上报内部控制报告及进行注册会计师审计，而我国目前对于内部控制报告要求还是相当宽松的，过去中国证监会仅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拟上市的金融类企业和拟增发的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出具意见。在实际操作中，接受执行发行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仅就与会计报表编制有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发表意见。由此导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质量太差，大多数公司的内部控制报告流于形式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 2006 年 6月 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该指引和SOX在达到内控目标方面是1致的，只是这个指引还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出来，也不像SOX已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因此，内部控制到底做到怎么样，做多少才合适，还缺乏权威的认定，因此，我们应借鉴SOX，进1步细化公司内部控制报告的要求，并建立公司管理层责任追究制度，以保证内部报告有效性与有用性。 在对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主管进行会计舞弊的惩罚力度方面，我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法规规定，单位负责人、单位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应在财务会计报告上签名盖章。中国证监会在案件查处时， 1直严格依法对所有负有责任的以上人员作出处罚，但并没要求他们事先公开做出承诺。前不久证监会修改后的《年报准则》规定，2005年上市公司公布年报时，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必须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便是借鉴了SOX要求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中附有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主管的承诺函的规定。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SOX的1系列严厉惩罚措施，我国对于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b15451238.html, 中国公司治理改革：以国有企业为例 作者：张钰晨 来源：《商场现代化》2014年第20期 摘要：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和持续稳定地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而国有企业作为发展历程特殊、具有特殊性质的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主要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以及如何完 善公司治理做出探讨。 关键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股权结构；激励机制；经营者市场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其治理效率仍未得到有效提升，对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一、我国国有企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过了十几年的改革尝试，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仍然存在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国企的发展历程较之其他类型企业特殊，其结构中存在的先天问题改善时较为困难，导致如今国有企业依旧存在“内部人控制” 。 1.股权结构严重不合理，形成“大股东控制”局面。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对公司的绩效与价值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严重不合理，股权过度集中，产权约束机制又难以发挥作用，中小股东的权利往往被牺牲。我国尽管也做过股权分置改革，但改革之后上市公司依然难以贯彻同股同权等原则，难以形成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在国有企业的股份比例中，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股权，流通股数量少而分散，因而国家是最大的控股股东，股权高度集中。因此，大股东的主观意志基本可以完全代表企业的意志，大股东一股独大，中小股东的话语权无法得到保障，股东之间缺乏制衡。如果大股东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缺乏判断力，由于中小股东没有机会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将出现严重的决策失误，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2.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制约关系失衡。 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我国的国有企业监管格局，尽 管从形式上来看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国有企业”的形式，但是其实质还是委托代理关系，无论是监事会还是公司的董事会，都非真正意义上的股东，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仅仅是互相牵制的关系。在国有企业的多重委托的情况下，代理人之间往往追求相似的目标，这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串通合谋提供了契机，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致使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制约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而政府监管部门的官员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公司治理：解开中国国企改革的关键一环
公司治理：解开中国国企改革的关键一 环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世界银行专家与中国研究人员合作，用了大约两年时间，以“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为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深人的政策研究，并完成了研究报告。公司治理这一选题，抓住了中国微观经济的要害，这一问题的延伸又涉及政府职能、金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民间投资者等广泛领域。报告围绕企业制度建设，给人们以清晰的整体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途径。仔细研究这一报告，进一步认识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要性，选准切入点，持之以恒地深化改革，就会大大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建设。而这恰恰是中国体制转轨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改变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世行的这份《报告》提出了多项建议。这些建议涉及政策和法律框架、执行程序和改善公司治理实践的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深入研究这些建议，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基本问题，就是在保留一定国有成分情况下，如果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使公司治理有效
的话，就必须妥善处理政府——国家所有权人——公司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20多年始终困扰政府与企业而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我们始终在“是实行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还是政府直接干预”中徘徊。当发现直接管理企业有碍政府公正行使职能，企业又缺乏活力时，就倾向实行委托代理，如实行过的承包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等。但是，在“国有企业”框架下，实行委托代理缺乏制度基础。承包者或厂长、经理们的努力并不必然反映国家所有权利益，实践证明，在所有者缺位情况下，一旦委托往往就失去了制衡。当发现企业失控或出现诸多非正常行为时，政府部门又倾向直接干预，如由政府部门直接选择经营者和通过名目繁多的“审批”来体现政府(部门)意志。 尽管我们一直在寻求通过建立委托代理关系而实现政企分开的途径，但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却陷入了企业经营权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收”与“放”不断拉锯的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所有权的委托代理体制并未建立，政企分开没有实质性进展。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留一定的国有制成分，实行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内涵之一。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制度性难题，即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体制如何有效结合；在保持公有制、国有资本情况下，如何塑造千万个各自独立的市场主体。
萨班斯法案简介：由来、影响及争论 2001年12月，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突然申请破产保护，此后，公司丑闻不断，规模也“屡创新高”，特别是2002年6月的世界通信会计丑闻事件，“彻底打击了（美国）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Congress report, 2002）。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以下简称SOX法案），该法案的另一个名称是“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法案的第一句话就是“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 美国总统布什在签署“SOX法案”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但由于该法案刚刚通过不久，其执行也不到两年，现在就来评价该法案的成败得失，为时尚早。但是，了解该法案的通过背景以及该法案制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正确认识、把握该法案，从而理性地看待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关事件以及相应的对策问题，不无裨益。 一、法案的形成过程 按照美国国会网站对SOX法案的介绍，该法案最初于2002年2月14日提交给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s，到7月25日国会参众两院最终通过，先后有6个版本，它们分别是：2月14日、4月22日、4月24日、7月15日、7月24日、7月25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7月25日的最后版本。 2002年2月14日提交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版本，包括13章，主要内容集中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如：成立一个管制机构，监督注册会计师的运行；对该管制机构的运行给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禁止公司官员、董事等相关人员对审计实务施加不当影响；加快财务披露的速度，包括对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的电子披露；禁止在退休和养老金冻结期间(blackout periods内部人的交易；责成SEC修改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设定最低检查期，并在指定的日期内提交对分析师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实务、执行(enforcement actions、信贷评级机构等的专项研究报告。与最终通过的版本相比，第一稿较温和，不仅没有最终定稿所包括的各项严厉的刑事责任要求，而且，对会计职业监管相对较宽松。当然，这与该法案起草时间短有一定的关系，因为，2001年12月2日安然申请破产保护，第一稿正式提交的日期为2002年2月14日，这中间还包括一个月的国会休会期（2001年12月21日至2002年1月22日）。此外，当时世界通信等事件尚未爆发，社会舆论对企业管理层的态度还没有根本转变。 从对美国国会网站的检索情况看，安然公司2001年12月2日申请破产保护，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2001年12月12日就安然事件举行第一次听证会，讨论安然倒闭对投资者及资本市场的影响，作为专家证人出席听证会的有SEC首席会计师、安达信的首席执行官等4人。国会于2002年1月下旬复会后，2月4
德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新动向 关键词: 德国公司法/公司治理/股东/董事会/监事会 内容提要: 在德国,由于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公司的控制股东（商业银行）左右着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如何防止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便成为德国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为了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并增强公司运营的透明度,以达到强化对公司中小股东保护的目的,德国政府最近对其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一系列革新。本文就其革新的核心内容进行简要的评述。 在德国,公司股权结构相对集中。银行作为公司的控制股东,拥有足够的信息、专业知识和经验,有能力并且有动力对公司经营者进行监控,因此,从控制股东（银行）的角度看,这种少数控制股东体制有力地削减防止公司经营者从事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的道德危险行为的代理成本,并促进公司的长期经营战略。但它也潜藏着另一种严重的道德危险问题,即控制股东经常凭借对公司的控制权,倾轧非控制股东,损害非控制股东的利益。因此,如何防止控制股东侵害一般股东利益,就成为德国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德国几家大公司经营不善而引发的危机,使投资者丧失了对公司经营和股票市场的信心,进而削弱了德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公司遇到的危机引起了德国各界的关注。无论是从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学者,这是致力于公司治理实践的企业家阶层,乃至德国政府,都意识到危机的重要根源是银行等大股东的长期控制,造成公司运营透明度不高和对一般股东保护乏力,进而使公司的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因此必须对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德国联邦政府于２００２年夏季提出了公司治理改革的１０点计划。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５日,德国联邦司
《萨班斯法案》的启示 国企真正加强管理并不是做不到，关键是要解决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从这点看，《萨班斯法案》对我们颇有启示…… 企业要加强管理，这没人不认同，问题是加强管理是要得罪人的，是要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谁愿意这么做呢？那要看企业一把手是否想动真格，是否有动力。 一般来说，没人会和自己过不去。那么动力来自于哪里？一是来自于企业出资人，出资人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要求经营者加强管理，出资人给经营者施加压力；二是来自严刑峻法的要求。 最近，笔者到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调研，该公司正在按照《萨班斯法案》的要求，寻找风险控制点，梳理流程，完善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为配合该项目更好地完成，还建立了ERP系统。按照《萨班斯法案》404条款的要求，建立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体系的工作量十分巨大，该公司为此付出的费用达几千万元，动员的员工超过5000人。 笔者问该企业的几位老总，为什么在这件事中推进力度这么大？老总们讲，主要是来自《萨班斯法案》的压力，特别是法案中对个人处罚的压力。 20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该法案针对系列公司财务丑闻中暴露的问题，从规定公司管理层的相关责任以及加大处罚力度等几个方面入手，旨在加强公司责任，保护公众公司投资者的利益免受公司高管及相关机构的侵害，试图重新恢复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 《萨班斯法案》是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颁布财务规则以来，最为严厉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的财务法则，其中要求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对公司财务年报和季报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个人签字的书面保证，同时加强了对公司欺诈行为和白领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 该法案302条款“公司对财务报告责任”和404条款“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效力负有直接责任，上市公司应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由管理层声明内控制度有效并由独立审计机构出具内控审计报告提交给美国证监会。 CEO和CFO如果知道定期报告不符合上述要求但仍然做出保证的，将判处最高100万美元的罚款，或是最长10年的监禁，或是二者同罚；如果是蓄意做出书面保证的，将判处最多500万美元罚款，或是最长20年的监禁，或是二者同罚。
萨班斯法案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上） 【摘要】2006年7月15日开始，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执行《萨 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而选择在同一天，我国财政部别有深意地发起成立了“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也发起成立了“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导委员会”。 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实施对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披露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来是针对已经或准备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必须达到法案的要求;二是针对在我国的资本市场，如果不能尽快完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机制，那么将会导致股东利益受损和证券市场的泡沫。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循序渐进阐明论题。首先从法律规范的高度切入，导入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及中国在内部控制相关的法律法规。接着，从理论界的层面谈了内部控制的理论框架，并进而结合自己的专业讨论了会计的监督职能在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方面的作用。最后，我们回到实务界的层面，探讨了中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并结合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已在内部控制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一些建议和方法。 关键字：萨班斯法案内部控制会计信息 Abstract Since July 15th, 2006, all the foreign companies which listed in America should take Sarbanes-Oxley into action. And on the same day, the finance department of Chinese government set up the Committee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and the committee of CICPA also set up the Committee of Internal Guide on Auditing Firm.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SOX has some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Chinese enterprise. First, the firms that has listed or would list in America should fulfill the require of SOX. The other influence is that our own capital market should improve our regulation on internal control, or the share holders would have the risk to lose money. The article has 3 parts to illustrate the thesis. First, we’d lik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how accounting works in this part. Then we will show how the SOX and Chinese laws regulate the issues on internal control. Finally, we will give some suggestion to the Chinese enterprise on how to improve internal control through the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Sarbanes-Oxley Internal control Financial information
深化国企改革：全面进入公司治理阶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在2017年底前将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登记的中央“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公司法注册的“公司”。标志着国资委监管的全部央企将全面进入公司时代。从“企业”到“公司”的历史转变，再次完证了深化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从企业治理模式向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以加快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和灵活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因此深化国企改革就是要全面进入公司治理新阶段。 深化国企改革总逻辑：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全民所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形态，企业受到政府的直接管理，行政型治理是其典型的治理模式，该模式的三大内涵是资源配置行政化、经营目标行政化和高管任免行政化。行政型治理下公司治理行为的行政化问题严重，突出表现为“内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内部化”，即本来应该由内部治理履行的决策职能，如薪酬制定、股权激励等却由外部治理主体决定；而外部治理的很多职能，如“企业办社会”职能，却由内部治理承担。而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则需要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型治理与之匹配，需要市场化配置资源、经济化经营目标，在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完
善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并实现由“权力制衡”向“决策科学”的转变。 中国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求由政府计划管控下的行政型治理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 型治理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低效率”、“预算软约束”、“吃大锅饭”等曾是贴在国企身上的标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导入后的一段时期内，行政干预过重、经营活力不足等仍导致大量国企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至上世纪末1.68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严重亏损的竟有0.66万家，以至于要通过“三年脱困”这样“壮士断腕”的方式来渡过难关。正是基于此，我国开始进行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治理改革，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从而催生出近百家“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成就了中国航天、核电、高铁产业等的崛起，也支撑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治理改革取得成就的背后，我们还要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走到今日，积累了大量问题。据统计，央企子公司仅有6%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而母公司层面却有近70%。一方面，大量国企子公司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成为境内外的上市公司，导入了经济型治理模式；另一方面，母公司层面作为全民制企业却依旧贯彻计划思维下的行政型治理安排，并对子公司施
论美国《谢尔曼法案》和《萨巴尼·奥克斯勒法案》的性质有什么不同谢尔曼法是1890年，美国国会制定的第一部反托拉斯法，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该法规定：凡以托拉斯形式订立契约、实行合并或阴谋限制贸易的行为，旨在垄断州际商业和贸易的任何一部分的垄断或试图垄断、联合或共谋犯罪的行为，均属违法。违反该法的个人或组织，将受到民事的或刑事的制裁。该法奠定了反垄断法的坚实基础，至今仍然是美国反垄断的基本准则。 谢尔曼法案确实为“反垄断”做了一些事情。立法者和来表示通常将“反垄断”普通化地称之为“竞争条例”。谢尔曼法案的目的在于处罚潜在地伤害竞争公平的实体，比如说垄断部门或联合企业。在这条法案颁布的时代，信托同等于垄断行动，因为信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方式使垄断者把持他们的商机，也是一个方式让联合公司的入股者建立一个可实施的合同。 谢尔曼法案是一个由国家站在全社会立场上，为了维护经济发展，反垄断或试图垄断，联合，或共谋犯罪而制定的法案。 2002年，在世界通信会计丑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以下简称SOX法案），该法案的另一个名称是"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法案的第一句话就是"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提供了合规性要求，使上市公司不得不考虑控制IT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 萨班斯法案，又被称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全称为《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由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奥克斯利联合提出，又被称作《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出大幅修订，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 美国总统布什在签署"SOX法案"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但由于该法案刚刚通过不久，其执行也不到两年，就来评价该法案的成败得失，为时尚早。但是，了解该法案的通过背景以及该法案制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正确认识，把握该法案，从而理性地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相关事件以及相应的对策问题，不无裨益。
萨班斯法案及其影响分析 1. 什么是《萨班斯法案》 2002年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丑闻发生后，美国政府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 该法案由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奥克斯利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萨班斯联合提出，又被称作《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萨班斯法案）。法案对美国《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作了不少修订，在财务管理、公司治理、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从表面来看，它的内容并不严苛：即提高经理对股东的责任，并由此解决人们在丑闻发生之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然而，其中的404条款却因其严厉性和高昂的执行成本饱受争议。 作为萨班斯法案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 404条款明确规定了管理层应承担设立和维持一个应有的内部控制结构的职责。该条款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都需要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作出评价，注册会计师还必须对公司管理层评估过程以及内控系统结论进行相应的检查并出具正式意见。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404条款的实施必须由公司董事、管理层、404项目小组、内审总监与其他人士的积极参与，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公司应制定内部控制详细目录，确定内部控制是否足够，并与内部控制框架进行对照； 2.记录控制措施评估方式，以及未来将被用来弥补控制缺陷的政策和流程（如果存在）； 3.测试工作，以确保控制措施和补救手段起到预期作用； 4.管理层要将前述三个阶段的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并撰写报告。 按照萨班斯法案生效时的规定，数千家大型美国本土上市公司已于2004年11月15日后结束的财政年度中遵守404条款。对于美国以外的上市公司（比如中国概念股）及中小型美国企业，遵守日期则约定在2005年7月15日。考虑到在美上市的海外公司和中小型本土公司的执行难度，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极力游说美国证监会（SEC）推迟实施。2005年3月，SEC同意将原先拟定的生效日期延期一年至2006年7月15日，该法案目前已完全生效。 2. 实施该法案前后有何区别？ 由于404条款对于公司内部控制情况作出严格要求，投资者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公司运作，并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上市公司的财务运作，内控流程，决策程序及汇报程序无疑会更加严谨。而与此同时，上市公司为了遵循该条款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即财务
（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与股权多元化改革研 究
1.1.1研究意义（理论、实践和应用） 在理论方面的意义。本文采用系统化和模块化思想，重新梳理了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和股权结构理论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有助于推动这两方面理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在实践和应用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对XX公司的治理结构与股权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对XX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方案与股权多元化方案进行详细地分析和设计，试图找出治理结构优化与股权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从而帮助XX公司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另外，也可为其它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与股权多元化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帮助解决其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通病”。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2.1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国有控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1)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国外主要形成了四种主流的观点[1]： ①Berle等人的理论。早在1932年，根据对美国公司的分析，Berle等人提出了两权分离从经济上看可以带来高效率。但是也存在问题，即经营管理者为了个人的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做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后来，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根据这一研究为基础的。 ②Franks等人的理论。在1995年，Franks等人提出了内部型和外部型两种类型的两权分离。外部型主要是以美国公司为典型；而内部型，主要是指欧洲公司。欧洲企业的特点是，上市公司较少，股权集中程度高。 ③LaPorta的理论。在1999年，LaPorta对全球二十个大型企业进行调查发现所谓的内部型，在全球是主要形式，不仅仅是在欧洲公司。而外部型只出现在英、美等少数国家。 ④“欧洲公司治理协会”的公司治理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欧洲公司治理协会对欧洲企业作了研究认为：首先，欧洲企业投票权的集中度明显高于美、英国家，其控制权
美国公司治理的革命 性变革 安然事件暴露出的美国公司治理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外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200２年６月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出台的关于改进上市治理标准的建议书,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发响。《华尔街日报》称这些措施将是"对美国公司治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措施,如果融入上市规则,将对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以及国外企业在美国上市产生深远影响。 背景:美国公司治理危机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及日本公司在全球的领先地位,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曾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批评的意见认为,美国模式是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资本快速流动的系统，股权高度分散,没有股东真正地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股东们都主要是从股票的交易中赚钱,对相互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关系并不关心。人们批评美国公司过度关心股票市场的反应,战略和投资决策的时间眼界很
短,而日本公司是看几十年的。 但是8０年代末和９0年代，美国的科技股、网络股和纳斯达克市场的兴盛,加上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得美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和公司治理系统又受到了高度的肯定。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司也通过股票期权机制来使经理人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并延长了经理人的时间眼界，为经理人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提供动力。加强董事会建设,增加独立董事,设立以独立董事为主的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等,来确保董事会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提高董事会作为一个高层管理团队集体受托经营公司的能力。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做法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公司治理运动。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更是加强了全球范围内对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推崇。 但是最近美国《财富》500强排名第七位的安然公司突然宣布破产,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公司相继出现危机,暴露了美国公司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对美国公司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 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外部监督为主的模式。由于股权的过于分散,使得股东对管理层的不能实施有效的监控,出现"弱股东,强管理层"现象，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是靠外部的监督机制。 首先,是建立一个由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
公司治理、国企混改与资本运作 课程背景： 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造成为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心与重点。“混改”的核心在于公司治理的优化与经营效率的提升，因此本课程从公司治理的基础知识入手，详细解读混合所有制改造过程中的控制权问题、法律结构问题、员工持股问题等重点环节以及相关的难点问题；与此同时，通过证券化手段进行国有资本的运作增值也是广义混改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课程从“混改”延伸至资本运作与产业基金投资等领域，进一步挖掘并开展关于如何支持创新驱动与国有资本做大做强的运作模式解析。 课程收益： ■了解国企混改的流程、模式与难点； ■熟悉公司治理的基本知识与优化路径； ■熟悉国有企业利用证券化工具实现资本运作的模式； ■掌握产业基金在创新驱动中的应用模式。 课程时间：2天，6小时/天 课程对象：国资委相关同志、国有企业总经理与财务负责人 课程方式：讲授为主；课程中包含大量案例解读。 课程大纲 第一讲：新旧动能转换与国企混改 一、宏观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 1．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 2．新旧动能转换与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关系 二、国有资本混合所有制改造的经济意义 1．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要求 2．国企混改对于当前动能转换的驱动性价值 第二讲：国企混改、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
一、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造 1．国企混改的历史沿革与经济意义 2．广义层面理解“混合所有制” 3．当前国企混改的主要模式与案例分析 4．国企混改的现行制度障碍与创新模式 二、公司治理的解读及其运用 1．站在“三会一层”的实操视角理解“公司治理” 2．在股权层面实现“权与利分离”的治理结构与工具 3．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关键性角色与定位 三、股权激励的工具与创新 1．期权与限制性股权等传统股权激励工具 2．超额奖励计划等创新型长效激励机制 四、合伙机制与股权多样性 1．项目裂变与内部创业机制 2．人才复制与人才培养合伙制 3．合伙机制在国企混改激励模式中的应用 第三讲：国有企业的资本运作与创新发展 一、基于资本市场的国有企业资本运作模式 1．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广义资本市场工具：永续债、ABS、并购重组等2．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3．国企运用资本市场支持助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二、产业基金助力创新驱动与动能转换 1．产业基金的基础知识 2．产业基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进步的模式 3．产业引导基金推动产业升级的案例解析
论《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内容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内容 （一）会计准则的制定由以“规则”为基础转为以“原则”为基础2002年10 月21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的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以原则为基础的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指出了应如何制定会计准则来提高会计报表的质量和透明度以及对今后准则制定的展望。 （二）成立独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监管执行公众公司审计职业建立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PCAOB)的主要目的是监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的 审计工作和其他相关事项，以保护投资者乃至公众的利益。《萨班斯法案》规定：①PCAOB拥有注册、检查、调查和处罚权限，保持独立运作，自主制定预算和进行人员管理，不应作为美国政府的部门或机构。②要求执行或参与公众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须向PCAOB注册登记。③PCAOB有权制定或采纳有关会计师职业团体建议的审计与相关鉴证准则、质量控制准则以及职业道德准则等。PCAOB须就准则制定情况每年向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提交年度报告。④PCAOB 对公众公司审计客户超过100户以上的会计师事务所，要进行年度质量检查，其它事务所每3年检查一次。⑤PCAOB有权调查、处罚和劁裁违反该法案、相关证券法规以及专业准则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个人。⑥审计美国公司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也必须向PCAOB登记。 （三）要求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灵魂，《萨班斯法案》对审计独立性做了专门而详细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①限制注册会计师业务范围，不得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②所有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都必须得到事先批准。③建立审计合伙人定期强制轮换制。④建立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制度。⑤建立注册会计师回避制度，避免利益冲突。⑥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制度，进一步提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 （四）要求加大公司的财务报告责任 ①要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负责选择和监督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的付费标准。②要求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对呈报给SEC的财务报告“完全符合证券交易法，以及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予以保证。③公司财务报告必须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所有重大调整，年报和季报要披露重大表外交易，以及与未合并实体之间发生的对现在或将来财务状况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关系。④SEC有权对违反证券法规者担任公司的董事或管理人员采取禁入措施。⑤强制要求公司高级财务入员遵循职业道德规则。⑥禁止公司给高层管理者或董事贷款，并要求公司管理层在买卖公司股票后立即告知SEC。 （五）要求强化财务信息披露义务 《萨班斯法案》在第四章“强化财务信息披露”中，对如何强化企业财务信息的披露作了许多严格而具体的规定，目的是尽可能地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包括：①定期报告的披露。②强化利益冲突的信息披露。③同管理层和主要股东有关的经济业务的披露。④管理层的内部控制评估报告及其注册会计师报告的披露。⑤高级财务管理人员道德守则遵守情况的披露。⑥同审计委员会财务专家有关的信息披露。⑦财务信息的迅速而实时地向公众披露，以及定期信息披露的复核，等等。 （六）加强内部控制 《萨班斯法案》的核心是内部控制，体现在它的第404章，内容分为两部分。①
关于国企治理改革，从企业治理到公司治理 当前状况：两种治理并存的“胶着期” 上述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并存于一个企业组织中，使得“内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内部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即本来应该由内部治理的决策职能，比如高管任免、薪酬、股权激励等，现在仍由外部治理主体决定；而外部治理的很多职能，比如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却由内部治理承担。因为在行政经济型治理模式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人”，同时也是“行政人”。一方面，作为经济型组织的国有企业，有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面，为此需要国企经营者创新经营，获取经济收益的提升；另一方面，作为行政型组织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往往来自政
府、国资委等机构的行政委派，国企经营者同时兼有“行政身份”。 而国有企业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间关系的错配，易导致潜在的治理风险。这反映到国企经理人的激励约束问题上，便是两种身份、两种激励机制、两种行动逻辑并存导致的更加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处于官员身份时，决定其激励的是政府赋予的政治任务，行动逻辑是寻求政治晋升；处于经理人身份时，决定其激励的是市场产生的经济效益，行动逻辑是获得更高薪酬。但这两者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比如，某经理人按照政府的政治任务作出某重要决策，结果导致企业亏损，在经济型治理模式下理应受到“惩罚”，却在行政型治理模式下得到“奖励”。
当前，解决国企治理问题时采取的政策和做法，不仅要看其短期效果，更重要的要看是否有利于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改革方向。比如，在解决国企经理人激励约束问题时，对国企经理人偷拿企业收入、实施职务侵占等腐败行为，采取的多是行政型治理模式下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却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型治理模式。又比如，在国企高管限薪问题上，现行做法是先强调其行政级别、然后按照官员级别对其进行限薪，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利于国企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的。因为限薪令重新强化了行政人的地位，弱化了经济人的假设，这样既达不到经济型治理的激励，也达不到其约束效果。 深改举措：治理规则引领、经济型治理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