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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革新
——天皇在日本宪政制度中的历史作用
魏晓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天皇制度对近代日本宪政转型的作用。在历史上，天皇作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对日本宪政发挥过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天皇的精神权威贯穿着日本的全部历史，并在立宪过程中统合了具有不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各派力量，使得明治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可能。然而，如果天皇的精神权威和实际政治权力相结合，他又可能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用来破坏宪政的工具，并把日本带入战争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影响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剥夺了天皇实质性政治权力，并使国家主权从天皇转移到全体人民。天皇又一次借助其精神权威发挥了促进宪政、稳定社会的作用，且其真正的政治超越性使日本成功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的重演。
关键词：日本宪法天皇象征精神权威
魏晓阳，华东政法学院法制史博士后。
日本是第一个实行宪政制度的亚洲国家，也是世界上少数采纳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之一。（１］在过去１００多年的宪政历程中，日本曾两次面临不同宪政制度模式的选择，也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宪政实践。在１８６８年实行明治维新之后，面对可供选择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不同国家的宪政摹本，日本最后选择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并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开始了近代天皇制的运作。１９４５年，明治宪法制度随着日本战败而崩溃。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巨大压力下，日本被迫接受了从根本上修改明治宪法的现实，最后参照美国宪法制定了现在的“和平宪法”，但仍然保留了作为“象征”的天皇制度。尽管立宪基础和宪法原则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天皇的精神权威却在两部宪法中一脉相传。事实上，作为统合日本国民精神的力量，天皇制度一直是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象征，并对日本近代宪政制度的产生、确立、发展和转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日本天皇的精神权威对宪政转型具有积极意义，天皇制度才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保存至今。
本文主要探讨天皇制度对近代日本宪政转型的作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在历史上，天皇作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对日本政治发挥过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天皇的精神权威如果与实际政治权力相结合，他又可能成为军国主义势力用来破坏宪政的工具，并把日本带入战争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影响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剥夺了天皇实质性政治权力，并使国家主权从天皇转移到全体人民。日本经验清楚表明，如果能有效保证精神权威和实际权力在宪法上的分离，一个代表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权威可以在宪政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１］虽然土耳其在１８７６年采用了立宪君主制，但宪法不久即被废除，因而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立宪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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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精神权威
“天皇”制度在日本历史上源远流长。“天皇”的称号首次正式出现于公元６０８年的外交文件中。［２３它是“基于先进的中国思想、文化和日本固有的信仰相融合的结果”。【３］“天皇”一词的语源明显受到中国道教思想的影响。［４］这种思想与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信仰——神祗崇拜——相结合，【５］使得天皇成为日本最高的神与最高精神权威的化身。大化革新之后，天皇即“现人神”的思想不仅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６］而且还被写入日本的第一部史书——公元７１２年完成的《古事记》中。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天皇是众神之主——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现人神，而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创造的。（，］天皇作为“现人神”的思想从此深深扎根于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天皇成为统合日本民族的象征，拥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权威。
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精神权威曾经同实际的政治权力相结合，经历了从文武天皇（公元７０２年）到嵯峨天皇（公元８１０年）大约１００年的黄金时期。［８］但自公元９世纪开始，随着班田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兴盛，很多享有特权的官僚贵族集团掌握了政治权力，天皇则渐渐远离了实际政治决策的中心。到１２世纪，皇室因新兴社会力量——武士——的兴起而进一步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但天皇和皇室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依然存在，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力，也不参与任何政治事务。在以后的７个世纪里，武家在以天皇名义的授权下统治着日本。最后，幕府颁布《公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通过法律的形式使天皇的政治权力降低到了最低点。天皇制度仅成为一个形式化和程序化的存在，而天皇个人和皇室也只有靠宣布年号、授予官位或为大名或寺院抄写佛教经文来维持生计。【９ｊ
但无论天皇的实际政治权力和价值沦落到何种地步，天皇作为天照大神后裔的宗教权威却始终存在。天皇自始至终是日本最高的神与最高精神权威的化身与代表，并被认为是现实政治权力的合法存在和行使的神性渊源。［－ｏ］而当美国“黑船”驶临日本岛时，天皇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１８５３年６月８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四艘军舰驶入江户湾的浦贺港，强行要求日本开港。幕府已经不能再依靠将军的权威来克服国内危机，因而更需要依赖天皇的传统权威。幕府试图寻求全体国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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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臣出使中国时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日西皇帝。”在日本最早以文字记载“天皇”称号的是公元
６０７年建造的法隆寺金堂药师像上的铭文：“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参见翟新：《日本天皇》，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
页。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页。
公元前１世纪前后，道教思想提出了“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将北极星加以神格化，并用“天皇”一语指代，同时涵喻神仙世界
最高位的天神。参见翟新：《日本天皇》，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３页。
神柢崇拜是以日本原始的家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背景而演化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神的原型就是家族的先
祖或村落的英雄。他们被神化以后，就成为神的化身，升华为一个家族、村落和集团的最高精神权威。神柢崇拜在古代社会
中成为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础，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活动本身。参见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３２页。白天智天皇开始，天皇神化的地位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近江令》、《天武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本身的编撰
目的就是把天皇的集权政治体制法律化，其核心内容便是“天皇就是神”的思想。参见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
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页。
西宫一民校注：《古事记》，新潮社昭和６０年版，第４２、１０９页。
参见山崎丹照：《天皇制。研究》（新版），ｉ。一≯丁厶圆害平成９年，第４２页。
参见翟新著：《日本天皇》，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１页。
例如在摄关政治时期，无论飞扬跋扈的贵族势力膨胀到何种地步，都需要从名义上借助于天皇的权威来行使权力。由源氏控
制朝廷的武家政权开始后，神国思想在武士中根深蒂固。由于神国思想和崇尚天皇的观念紧密联系，天皇在幕府时期又成为
武家政权更迭所能利用的最好政治工具。自室町幕府开始，武家政权的成立需要经过天皇形式上的认可。武家政权之所以
在漫长的统治时期，没有把天皇彻底赶下台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是因为他们深知“无论是多么专制的统治者，如果对天皇的神
性权威有丝毫伤害，都是致命的损失”。其惟一解释也只能是皇室的神性渊源。因此，尽管天皇在古代历史上的实际政治权
力时起时落，但精神权威则一以贯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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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合者——天皇——来统一意志，而国家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天皇精神权威的价值。【１１］１８６８年的明治维新之后，天皇的精神和政治权威都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是由维新的性质所决定的。明治维新的主体是由下级武士领导的萨长藩阀构成的，而下层武士的力量显然不足以维持统治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如果不借助于天皇在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精神权威，就不可能推翻长达２００多年的幕府统治。因此，天皇的固有权威成为可利用的最好资源。维新派之所以让天皇登上政治舞台，无非是为了使新政权更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ＥｄｗｉｎＯ．Ｒｅｉｓｃｈａｕｅｒ）指出：“推翻德川的理论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但实际上大家并不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使大臣们的决定生效而已。”［１２］所以，从新政权建立伊始，天皇的特有文化特性就为其提供了合理和正当性的源泉。
二明治宪法与天皇
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１日，明治天皇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从新政府的成立到宪法的设计和制定，天皇自身似乎都没有起过什么明显的作用。实际上，与其说天皇领导新政府，还不如说他只不过是下级武士出身的实际决策者所利用的一面旗帜。在整个制宪过程中，天皇在日本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特性统合了民间的各种力量，为明治政府选择宪政摹本提供了终极依据，并为宪政制度这一西方“舶来品”在亚洲国家的生根发芽发挥了最终的决定作用。正如戴维?安森?提特斯（Ｄａ—ｖｉｄＡｎｓｏｎＴｉｔｕｓ）指出：“天皇是制宪程序正当性的源泉，同时也是宪法体制中正当性和权威的源泉。”［１３］（一）制宪程序的启动
和西方不同，日本宪政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早已存在了１０００多年的政治文化——顺从权威的“牧民文化”，【１４］绝大多数人在潜意识中认为制宪的动力应该是政府，而不应该是个人或团体的努力。虽然个人或团体也可以提出各种立宪构想，但他们对政府至多只起到参考的作用，最终的制宪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然而，政府最初的立宪行为却非常消极被动。出于立宪政治给自身统治带来的危机感，政府实际上对宪政制度充满了恐惧。政府认为必须在开设国会前彻底镇压激进的民权派，以最大限度压制社会的敌对政治势力。【”］
但就在这个时候，天皇对立宪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１８６８年３月，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其中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１６］从形式上表明了民主与宪政的决心。此后，天皇进一步为立宪进程提供了积极动力。尽管明治太政官中的高官并不都赞同制宪，但天皇于１８７５年４月１４日发布了《渐次建立立宪政体的诏书》，宣布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并召开地方官会议，逐渐建立国家的立宪政体。天皇公布的诏谕具有不可更改的威慑力，即使是政治权力最强的岩仓具视也无法阻挡，立宪因而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１８８２年３月，日本的立宪终于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伊藤博文等人奉天皇的诏书赴欧洲各国考察。考察回国后，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决定了采用普鲁士型的方针。［１８ｊ政府便开始进入制宪过程，并最终在伊藤夏岛的别墅中产生了明治宪法。
［１１］大日本帝国意法制定史稠查会：《大日本帝国意法制定史》，京都：廿ｙ于／ｆ新圈社昭和５５年版，第２３页。
［１２］参见赖肖尔著，盂胜德、刘文涛译：《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２页。另外，讨幕派志士当中称天皇为“玉”，而“玉”在日语当中有“策略、手段”的意思。所以，天皇本身被赋予了政治性的策略的内涵。例如在《历史与人物》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号中发表的侍医伊良字光孝的日记证明了孝明天皇是被毒死的。这便佐证了天皇是被当作策略性的工具的，当旧的“玉”成为政治上的障碍时，就被新的“玉”所替代。参见田中彰：《近代天皇制＾乃道程》，吉川弘文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４６页。
（１３］尹彳匕、ｙＦ?夕彳夕只，大谷娶志郎译：《日本。天皇政治——宫中刃役割。研究》，妒／ｆ７，Ｌ，出版会１９７９年版，第１页。
［１４］市井三郎，布川清司：《怯统的碓信思想输》，平凡社昭和４７年版，第２３页。
［】５］前引注［１１］，第４３８页。
［１６］明治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维新史》，柬京：吉川弘文馆，昭和５８年版，第３９０页。
［１７］岩仓本来连开设国会和明治８年的诏书都不同意，并以各种理由否定当时起草的宪法草案，但最终也在政府立法专家井上馨的建议下，起草了宪法纲领，以供两大臣参考。参见注（１１］，第３３５页。
［１８）参见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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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最终在天皇那里找到了解决矛盾的钥匙。事实上，从一开始，天皇就为新政府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正当化与合理化的源泉。在此后的制宪过程中，天皇的精神权威性又统合了反对立宪的保守派和赞同立宪的民主派以及国内的各种力量，为日本开始立宪政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二）宪法模式的选择
在新政府选择宪政模式时，同样也离不开天皇为其提供使统治正当化和权威化的源泉，天皇成为政府选择立宪模式的重要依据。政府最初的立宪进程之所以非常缓慢，原因之一是政府认为激进的英、法、美立宪模式不符合日本的历史传统。后来在考察德国所实行的君主立宪制过程中，政府看到了天皇和宪法相结合的可能性。尽管德国的宪法制度不如英、法、美发达和完善，政府认为君主立宪要比议会民主更适合日本的文化传统。［伸］当然，在吸收德国宪政制度的过程中，日本并未原搬照抄，而是在本国文化基础上有选择地加以吸收，使得明治宪政模式更容易为日本社会所接受。
因此，以天皇为中心的宪政模式平息了传统势力的抵抗，并解除了政府的后顾之忧。首先，天皇统合了抵抗立宪的传统力量和赞同立宪的民主力量，为明治宪法的制定起了最终的决定作用。其次，宪法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只是在宪法条件下无条件服从指挥的工具。［２０］而宪法也借助于天皇在形式上的最高政治权威，最终得以颁布实行。最后，天皇作为钦定、颁布宪法的主体，更是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认可。
当然，天皇的政治权威并不是无限的，明治宪法第４条规定：天皇应当“依宪法的条规而行”。可以猜测，这项条款在制定时遭到了反对。东久世通禧枢密顾问官和山田显义法相主张删除，德国的法律顾问也反对列举天皇的具体权限。虽然明治宪法并未具体规定天皇的权限，但伊藤博文坚持天皇也必须依照宪法行事。他认为立宪的本质就是限制君权、保护民权，且宪法在详细规定了天皇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天皇权力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因此，假如没有这一条，国家就不是立宪政体，而是专制政体了。［２ｔＪ伊藤的主张最后获得了多数支持，修正案则受到否决。由此可见，明治宪法对天皇的规定带有二元性。一方面，宪法确定了天皇主权原则；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宪政和法治原则及其对君权的必要约束。两种原则之间的对立矛盾贯穿着整个明治时期。
（三）明治宪法的颁布与实施
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１日，日本特地选择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６６０年登基的日子，通过明治天皇向国民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还举行了盛大仪式，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宣言，旨在强调新宪法将维护古代形式的政府和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这表明新宪法完全是建立在日本文化的基础上，是上天通过天皇赋予臣民的圣礼。天皇在告文中向神明和皇族皇宗起誓：“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将率臣民之先履行此宪法。”［２２］天皇的起誓对全体国民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对于达官贵族而言，天皇的誓言使他们看到自己的统治在天皇的招牌之下有了可靠的保证。
在宪法颁布的３个月之后，举国上下达成了自王政复古以来２１年间的史无前例的一致，朝野冲突也暂时告一段落。一般认为，这些成就部分归功于天皇，因为假如宪法不是由天皇钦定，无论它是由多么有学识、有才能的人写成，也无论它如何进步或保守，都不可能在其颁布之后达成举国上下一致的安定局面ｏ［２３］
（１９］伊藤曾论述道：“被英国人号称是最好的他们所实行的政体，是由王室、贵族和民众三个要素共同组成而创立的……但上述三个要素同我国没有一点相同，三者的关系也不符合我国的事实。其中贵族就和我国有着天壤之别。（我国若拿来使用）便缺三足鼎立之一足。缺一足，而欲以两足立鼎者，三尺之童，亦会笑其之嗤。”（明治十五年９月６日松方正义宛书翰）。“如今欧洲各国都在削弱君权，政府沦落到国会臣仆之地步，统治权如无所归，伸张国权、保证民众幸福便无可能。故应实现君主立宪……观我国皇室，已有２５００多年之历史，君主地位已定，立宪、开立国会不过是首次确立皇室地位而已。”（明治十五年８月１１日岩仓文书宛书翰）。以上两封信均转引自稻田正次著《明治宪法成立史》，有斐阁昭和３５年版，第５７１页、第５８４页。
［２０］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Ｗ．ＢｅｅｒａｎｄＪｏｈｎＭ．Ｍａｋｉ，Ｆｒｏｍ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Ｍｙｔｈ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ｙ：Ｊａｐａｎ’ｓＴｗ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１８８９—２００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２００２，ｐ．１８．［２１］前引注［１１］，第６０２页。
［２２］同上，第６６７页。
［２３］同上，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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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明治宪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见，在明治宪法制度的最初设计中，天皇虽然不是制宪权的主体，但其精神权威性已经充当了使制宪程序正当化的角色，由此也决定了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天皇必然取代近代立宪制国家中宪法本应有的权威性地位。如果说制宪权具有两方面属性一事实上制定宪法的政治权力和赋予宪法以正当性的精神权威，那么明治政府可以说是很好地理解了制宪权的本质。他们之所以寻求天皇的权威，正是为了使制宪权合法化并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
（四）天皇主权的局限性
天皇制度帮助日本成功实现了宪政转型，但明治形式的宪政是不彻底的。天皇的固有局限性和政府在天皇问题上的功利主义，使得宪政制度在日本的实施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更重要的是，由于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宪法权威，天皇权力有危险成为宪政和法治的敌人，把日本带向人治和专制。即使天皇本人不行使实际权力，天皇的权力也完全可能为破坏宪政的力量所利用。事实上，尽管天皇的权威已被牢固树立，但各派却在不断争夺对天皇权威的利用机会。例如首相的任命权最初掌握在元老手中，是在少数寡头政治家的相互交易和竞争中产生。进入２０世纪初，它又成为帝国议会、军部和宫僚之间的竞争对象。在实际政治竞争过程中，各派都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因而都极力拉拢其他的制度性力量来扩大发言权，而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天皇的宪法权威。各派的争夺造成内阁的频繁更迭，而天皇成为可被各派利用的工具。［２４］历史证明，这对于尚不成熟的日本宪政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以天皇主权为中心的明治宪法由于以下３个相互依赖的因素而存在着致命缺陷：第一，以“天皇国家”或“国体宪法”为中心的极端神道式国家主义，不久演化为要求对天皇无条件顺从的绝对君主专制；第二，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上的侵略军国主义；第三，完全的自我牺牲和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压制。（２５］由于这些缺陷，明治宪政终于在军国主义的误导下走向崩溃。
三和平宪法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无条件投降，并随着美国占领军的进驻而开始了占领统治时期。战败给日本宪政带来了第二次机会。１９４６年元旦，日本天皇发表了《人问宣言》，亲口否定了“现人神”的神话。天皇从神降为人，促使整个国家的国体发生本质变化。《人间宣言》标志着美国占领的成果，表明日本皇室已经接受了政教分离的事实，并体现了日本和美国目标的妥协：既在有限形式上保留了天皇制度，又保证建立一个和平国家。
（一）天皇制度的存废
早在日本决定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天皇制度的存废就已经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除了天皇在接受投降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动作用使美国政府感激之外，天皇制度之所以最终留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如果美国答应保留天皇制的要求，将有助于促使日本早日投降，从而大大减少美军的战争伤亡ｏ【ｚ６］其次，保留天皇有利于满足战后国际政治及远东政策的需要，使日本成为远东地区抗衡苏联的坚定势力。更重要的是，天皇将为美国在占领期间推行统治政策提供便利，并有助于防止社会革命或动乱的发生。日本学权威专家赖肖尔极力主张天皇在战后日本的“傀儡国家”发挥中心作用；这个傀儡不仅可以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还将在日本享有巨大的权威ｏ（２，］天皇在后来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中表示，“日本人民的文化程度还很低”，他们太“情愿被领导”，并倾向于“把他们的注意力自私地集中于他们的权利，而
（２４］正如日本学者尾崎萼堂描述道：日本内阁就是躲在玉座后，利用天皇同政敌作战的。参见三浦隆著，李力、白云海译：《实践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页。
（２５Ｊ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Ｗ．８ｅｅｒａｎｄＪ０ｈｎＭ．Ｍ８ｋｉ，ＦｒｏｍＩｍｐｅ—ａｌＭｙｔｈ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８。ｙ：Ｊａｐａｎ’ｓＴ、ｗｏＣｏｎｓｔｉ重ｕ“ｏｎｓ，Ｊ８８９—２００２，Ｕｎｉｖｅｒ８ｉｔｙｆ）ｒｅｓｓ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２００２，ｐｐ．９５—９６．
【２６］刘金源：《战后日本天皇制保留原因初探》，《日本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２７］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４日“对日政策的备忘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ｗａｎａｍｉ．ｃｏ．ｊｐ／ｓｅｋａｉ／００．６７２／１４６．ｈｔ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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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他们的义务和责任”ｏ［２ｓ］这些话给麦克阿瑟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更加深了他关于日本社会的成熟程度低于欧美的信念，也进一步加强了保留天皇职位的决心。【２，］
最后，１９４６年宪法的和平性质本身可能也是天皇制得以保留的一个原因。据说币原首相主张和平条款，以争取保留天皇制度。和平宪法宣布放弃战争并禁止成立军队。天皇的投降决定和投降诏书表明，王位现在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的代表，天皇也不再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因而不太可能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反过来，假如占领军取消天皇制，然后这一做法又被大多数日本人民所否定，那么右翼分子将借机闹事，挑战占领军的统治。通过保留君主制并同时使之民主化，占领军就能防止天皇问题成为政治反动势力的口实。因此，占领军的焦点不是在于天皇制度的存废，而是如何设计天皇制度，使之同时为日本社会的统治和美国利益服务。【３０］
（二）天皇在“和平宪法”中的地位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４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东久尔内阁的近卫大臣做了有必要修改宪法的指示，并确立了新宪法的三大原则——人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这些原则是对明治宪法的革命性修正，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天皇制度。为了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和平宪法在保留天皇制度的同时对它进行了根本的重构。
虽然天皇在两部宪法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天皇的地位。明治宪法规定了相互矛盾的双重原则：天皇主权和君主必须“按照本宪法条款”进行统治的宪政主义。事实上，帝国宪法因为其内在矛盾而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使之能同时容纳藩阀元老、政党政治和军国主义这些截然不同的统治原则。［３１Ｊ但和平宪法彻底解决了这一内在矛盾。最终颁布的新宪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天皇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明治宪法第３条）的“统治大日本帝国的万世一系”（明治宪法第ｌ条）的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天皇，现在只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和平宪法第１条）；“总揽统治大权”也被削减为“仅实行宪法所规定的关于国事的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和平宪法第４条）。天皇的地位必须“基于主权所在的日本国民的总体意志”（和平宪法第ｌ条）而定。因此，如果极端国家主义、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明治宪法的３条原则，那么新宪法彻底抛弃了这些原则，并代之以大众主权、和平主义以及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在和实际政治权力“脱钩”之后，天皇成为纯粹的象征性精神权威。在宪法制定４０年后，很难说天皇是否仍然占据着宪法制度的中心。天皇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制定宪法时所预期的小得多，且人民已经习惯于天皇发挥这么小的作用。日本方面的制宪者当时期望天皇仍然是宪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政治上履行有意义的职能，但这一期望并没有实现。在宪政发展过程中，日本精英们的这个目标基本上被忽略了。［３２］
（三）现代天皇的作用
麦克阿瑟曾指出，日本民主宪法的制定可能是占领军在日本的最重要成就ｏ［，ｓ］日本学者也强调，和平宪法对于日本社会的重要性相当于《独立宣言》对美国的重要性，或《人权宣言》对法国的重要性ｏ［３４］作为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同日本传统政治妥协的产物，天皇制度的保留为和平宪法的实施提供了便利。首先，投
［２８］７ｒｈｅｏｄｏｒｅＭｃＮｅｌｌｙ，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８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Ｌａｎ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８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０，ｐ．７．
（２９］最近的史料表明，币原、吉田茂和裕仁本人与麦克阿瑟合作，以保护日本的天皇制度，见ＲａｙＡ．ＭｏｏｒｅａｎｄＤｏｎａｌｄ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Ｎｅｗ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０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３３１。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ｒａｆｔｉｎｇ
［３０］美国保留天皇制度的原因也不纯粹是为了日本，而可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反对苏联的军事基地。参见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ＭｃＮｅｌｌｙ，Ｔｈｅ
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Ｌａｎ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０ｆＡｍｅ而ｃａ，２０００，ｐｐ．１０ｌ一１０２ｏＯｒｉｇｉｎｓ
［３１］由于议会民主曾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生存于明治宪法之下，币原首相曾在１９４５年公开宣布日本可以不修改宪法而实现民主化。
参见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ＭｃＮｅｕｙ，Ｔｈｅ０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Ｌａｎ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０，ｐ．９６。
［３２］Ｙａｓｕｈｊｒｏ０ｋｕｄａｉｒａ，ＦｏｎｙＹｅａ，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ｆｕ６０ｎａｎｄｎｓＶａ—ｏｕｓＩｎｎｕｅｎｃｅｓ：Ｊ８ｐａｎｅｓｅ，Ａｍｅ—ｃａｎ，ａｎｄＥｕＴＤｐｅａｎ，ｉｎＰｅｒｃｙＲ．Ｌｕｎ—ｅｙ，Ｊｒ．ａｎｄＫａｚ“ｙｕｋｉ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ｋｙ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２．［３３］‘ｒｈｅｏｄｏｒｅＭｃＮｅｌｌｙ，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８０ｆＪ８ｐａ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Ｌａｎ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０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０，ｐ．１．［３４］ＹｏｉｃｈｉＨｉｇｕｃｈｉ，Ｆｉｖ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Ｊ８ｐａ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ｋｙ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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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革新
降之后，占领军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保留了天皇制度和帝国政府，并由它执行来自占领军司令部的命令。虽然后者也可以像盟军在欧洲那样直接进行军事统治，但它选择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的间接统治，而事实证明天皇的权威极大帮助了占领军的管理。（，５］其次，天皇在重整战败后日本国民的颓废精神方面起到了巨大精神作用，并进而为新宪法的成立和实施提供了安定和可能的前提。他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为培育大众的国家主义做出了贡献。由于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多数国民和拥有资本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对政策的要求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鸿沟，因而需要一个能够重新统合国民社会的精神权威，从而使全体国民能够为了国家利益而超越阶级利益所产生的隔阂。天皇象征便承担了这一功能。最后，在新宪法的实际运作中，象征天皇“具有政治保守职能，即它作为日本保守的维护政体的机关而存在”，ｉ３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政治保守势力对和平宪法的阻力。因此，日本学者指出：“日本明治以来的（包括象征天皇制）天皇制的特征，与其说是靠直接的政治权力而强化，不如说是埋没了所有反对体制的思想之实质，使其转化为有益于维持、强化体制的氛围式的支撑力量。”［３７］
事实证明，天皇制的保留对日本宪政产生了积极作用。尽管曾受到少数精英分子的抵制，宪法在一开始就获得广泛支持，并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为日本的“大宪章”。［３８］公众对宪法草案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在１９４６年５月《每日新闻》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８５％的人支持以有限的象征形式保留天皇制度，只有１３％的人反对以任何形式保留天皇。随着天皇成为普通人且皇室成为电视人物，天皇和大众之间的心理纽带有所加强。国体理论几乎完全消失，天皇失去了战前的政府和军事权力，但似乎更为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真正成为“人民天皇”或“大众天皇”。尤其对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天皇成为大众心目中的偶像。
当然，天皇制的保留同时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保守政治势力得以在战后长期把持日本政局，并力图借助天皇制来复活军国主义。有些学者认为，现在日本不断粉饰侵略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天皇制的保留和日本民主化改革的不彻底。［３９］另外，有日本学者认为，裕仁天皇经历了对华侵略和珍珠港袭击而不退位，导致日本国民未能充分认清其战争罪责并诚实地接受不侵略政策，从而对日本民主和世界和平都产生了不良影响。（４０］半个世纪过去了，日本人仍然不能自由批评天皇的过错。当长崎市长本岛指出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部分责任时，右翼恐怖分子对他开枪并致使其重伤。种种现象表明，尽管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并明确否定了天皇的神性，但天皇不受批评在日本社会仍然根深蒂固。［４１］
四天皇与宪法——关于人治与法治的悖论
由上可见，天皇的精神权威作为联系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宪政文化的桥梁，其自身具有的特殊政治文化资源为日本两次比较成功的宪政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作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象征，帝王统治实际代表了和现代宪政格格不入的人治模式。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也是不经选举产生、不对人民负责的世袭君主。天皇和宪法之间显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宪政制度的基础是法治，也就是超越个人任意专断的依据规则的统治，而天皇作为不受约束的最高统治者却代表着人治传统。更何况宪政的本质是限制君权、提倡民权，如此看来，天皇更可能是宪政的
［３５］前引注（３４］，ｐ．２。
［３６］田烟忍，上野裕久：《意法要羲》，京都：ｉ木，Ｌ，７７’害房，昭和４７年版，第５２—５３页。
［３７］针生诚吉，法学七：十一基本法ｊ二／夕７少一，ｐ：《宪法》，转引自田熘忍，第５４页。
［３８］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Ｗ．ＢｅｅｒａｎｄＪｏｈｎＭ．Ｍａｋｉ，ＦｒｏｍＩｍｐｅ—ａｌＭｙｔｈ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Ｊ８ｐａｎ’ｓＴｗ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１８８９—２００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ｙＰｒｅｓ８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２００２，ｐ．８．
［３９］前引注（３３］。
［４０］ＮａｋａｍｕｍＭａｓａｎｏｒｉ，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ｏｎａｒｃｈｙ，ＨｅｒｂｅｒｔＰ．Ｂｉｘ，ＪｏｎａｔｈｏｎＢａｋｅｒ—Ｂａｔｅｓ，ａｎｄＤｅｒｅｋＢｏｗｅｎｔｒａｎｓ．，Ａ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８ｒｐｅ，１９９２．
（４１］Ｋａｔｓｕｔ０８ｈｉＴａｋａｍｉ，ＦｒｏｍＤｉｖｉｎ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ｔｏ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ｏｐｕＩａ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９—２６，ＩｎＹｏｉ—ｃｈｉＨｉｇｕｃｈｉ，Ｆｉｖ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Ｊ８ｐａ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ｋｙ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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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障碍。［。ｚ］～个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天皇在日本被转化为宪政的动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治和法治代表着两种相反的统治原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对立。尤其是在传统上实行人治的发展中国家，宪政转型往往离不开统治精英的个人作用。［４３］在转型成功的国家里，统治精英出于其自身利益或觉悟成为宪政的代言人，在积极推动宪政与法治的社会进程的同时，必须保持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要素——例如天皇在日本文化中的最高地位，以维持制度改革的合法性，避免社会基于传统信仰对改革产生太大的抵触和阻力，从而顺利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
合法性问题对宪法的制定特别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制宪权的问题。所谓制宪权，就是指制定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一种权力或力量ｏ【。ａ］它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事实上创造宪法的权力，以及赋予宪法及其制定者以合法性的权威。［。ｓ）虽然政府一般具有代表人民制定宪法的权力，这项权力必须具备某种合法性才能获得社会的充分承认和支持；否则，宪法在制定之初就将因为社会意见的不统一而陷入困境，并且即使制定出来也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抵制。尤其在传统上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隔阂，因为政府并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因而不能自动为其制宪权提供合法性。这时，制宪权的合法性只有来自政府以外的源泉。
在日本的两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这两种性质的权力分别由两个独立的主体各自承担。一方面，政府作为制宪权的主体按照一定的程序行使制定宪法的权力，是事实上制定宪法的合法主体；另一方面，天皇在历史上长期积淀而成的精神权威为政府本身的存在和政府制定宪法的权力提供了合法性的源泉。在明治宪法制定时期，假如没有天皇的统合作用，政府制宪的合法性就不能为社会普遍接受，日本的第一部宪法也就不能顺利诞生，至少宪法权威将由于失去天皇所赋予的合法性和社会的广泛支持而受到严重削弱。在和平宪法的制定时期，由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和美国军队的占领，政府作为制宪权主体的地位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事实上，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宪法学者一直坚持这部宪法是“强加”的，而不是由日本人民和政府自己制定产生的。新宪法以“国民主权”、“和平主义”和“尊重基本人权”为三大基本原则，也确实在本质上修正了明治宪法。然而，和平宪法在形式上依照了明治宪法的修改程序，并最后由天皇颁布实施。尽管１９４６年宪法在程序上是１８８９年宪法的“修正”，其本质正好相反。然而，程序上的连续性掩盖了实体内容上的飞跃，使日本得以在一个极为不同的宪法框架内“软着陆”。在这个过程中，天皇制度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旧天皇在新宪法下再次登基，进一步掩饰了实质上的巨变，从而使新宪法更容易为社会各派所接受。而且在制宪的时候，宪法草案是以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布的。因此，无论在明治宪法还是和平宪法中，天皇虽然都不是制宪权的主体，但其精神权威性都充当了使制宪程序正当化的角色。天皇制度统合了人们的宪法意识，从而为整个社会顺利接受和适应新宪法及新宪法体制创造了条件。半个世纪的宪政实践证明，天皇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具有的精神权威再次为新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增添了合法性的权威，使之更容易获得社会的拥护和尊重，从而为日本的宪政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精神权威和实际权力的分离——天皇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１９世纪后期，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在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的过程中，东亚国家最终认识到宪政改革的重要性。但受制于传统专制文化的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宪政改革并不顺利，其中的主要阻力来自以皇室为首的代表既得利益的保守势
［４２）西方１８世纪以来发展的自由民主政治要求个体的权利先于国家，并决定国家的目的和权限，而日本却长期吸收中国文化而形成了专制型政治文化，教导人们要忘掉个人、私欲甚至生命，强调以集体和国家利益为重，以“君”这一国家利益的代表为第一本位。参见刘晓枫主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９页。
［４３］参见苏力：《认真对待人治——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读书笔记》，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创刊号。
［４４］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２页。
［４５］权宁星：《宪法学原论》，法文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６页，转引自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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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革新
力。相比之下，日本不仅早在１８８９年就制定宪法并开始实行宪政，而且天皇制度非但没有阻碍宪政的发展，反而对日本宪政发挥了关键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日本的宪政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定启示。
中国和日本都同属于东亚的权力崇拜文化，而权力文化一般是实现宪政和法治的障碍。然而，日本虽然很早就引进了中国的官制，但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和中国的并不相同，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异就体现在日本天皇和中国的皇帝身上。他们都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因而都是不可约束的。然而，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日本天皇的权力主要是象征性的；幕府或藩阀虽然掌握着实权，但都必须借着天皇的名义行使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滥用当然还是会发生，但是精神权威和实际统治权力的分离至少限制了权力的滥用，并为日本的宪政转型提供了便利。在少数时期，例如从明治维新到战前的某些阶段，天皇掌握了更多的实权，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走向了战争的深渊。［４６］与此相比，中国的皇帝不但无时无刻不行使着最高的实际权力，而且儒家文化的传统思维就要求皇帝主动积极地行使权力；如果中国皇帝不能事必躬亲，总是沉迷于吃喝玩乐，因而延误了处理朝政，那么他就将被斥为昏君或庸君。因此，尽管传统日本和中国都不是分权和法治国家，天皇和皇帝都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两国最高权力在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其在宪政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在日本，天皇作为神的化身一般只有精神权力，而没有实质性政治权力。对于宪政而言，精神权威和实际统治权力之分离可以说是一个奇特而幸运的构想。
反观同时期的中国改革，皇帝作为实际最高统治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并纠缠于其中，容易成为宫廷利益集团的争夺对象甚至攻击目标。从众所周知的“戊戌变法”就可以看出，皇帝直接参与政治改革反而可能会损害统治者的权威和改革的正当性。光绪是一个相对贤明的皇帝，在“百日维新”过程中颁布了１１０条改革法令，其改革力度和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最后因得罪了满族的既得利益而被打入冷宫，宪政改革也被搁置一边。等到清王朝最后不得不“仿行宪政”的时候，最好的时机已经丧失，满汉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代表满族利益的清廷失去了统治合法性，再也无力推行和平改良运动。辛亥革命之后，先是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后有大小军阀连年混战、轮流坐庄，使中国宪政受尽波折。假如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能满足于一种超越政治利益的精神权威，中国宪政或许能够避免许多坎坷。
日本宪政经历对中国的启示是，如果一个国家要维持一种不受制度约束的最高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应仅限于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权威；否则，如果这种精神权威进一步发展成实质意义的统治权，就可能成为宪政与法治的障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Ｊ印ａｎｅｓ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ｉｎＪａｐａｎ’ｓｍｏｄｅｍ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卜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王ｙ，ａｓ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Ｉ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Ｉｓ０１ｉｄａｒｉｔｙ，ｔｈｅｅｍｐｅｍｒｈａｓｍａ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而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ｅｍｐｅｍｒ’ｓ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ｈａｓｐｅｍｅａｔｅｄ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ｕｎｉｔｅ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ｄｉｆ南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８，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ｉｊｉ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ｎｃｅ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ｅｕａ】ｐｏｌ滔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ｈｏｗｅｖｅ『，出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ｃＤｕ蚶ａＪｓ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ｔｏｏｌ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ｔｓｔｏｄｅｓｔｒｏ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ｕａＵｙｌｅａｄｉｎｇＪａｐａｎｔｏａ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ｎｇｗａ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ＷｏｄｄＷａｒ，ｔｈ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ｍａｄ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ｎｕｅｎｃｅ，ｄｅｐｒｉＶｅｄ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ｐ０１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宅ｒｒｅｄｔｈ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ｆ而ｍｔｈｅｅｍｐｅｍｒｔｏ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ｈａ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ｏｆ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ｇａｉ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Ｂｕｔｔｈｉｓｔｉｍｅ，ｉｔ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ｂｏ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ｈａｓｅｎａｂｌｅｄＪａｐａｎ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ｔｏｆｗａｒ．
（责任编辑：毕小青）
［４６］当然，这并不是说～个虚权天皇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即使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在军部借着天皇名义发出的命令下进行的，天皇也无疑比明治前发挥更实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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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革新--天皇在日本宪政制度中的历史作用
作者：魏晓阳， Wei Xiaoyang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
刊名：
环球法律评论
英文刊名：GLOBAL LAW REVIEW
年，卷(期)：2005，27(5)
被引用次数：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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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肖伟.Xiao Wei策略大于理念的选择--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产生过程解析-日本学刊2005,""(3)
随着自卫队海外派遣的日益频繁和"改宪"政治日程的启动,日本急欲恢复战后宪法第九条禁止的不保持军队和国家交战权的目的已昭然若揭.日本此番举动,固然有现实因素的影响,但根源则在日本历史深层.实际上,宪法第九条只是历史虚像,从来就没有成为战后日本的政治基石.日本统治阶级在战后初期接受第九条是策略大于理念的选择,是日本在战败的历史条件下,被迫签署的"对外条约",维护天皇制的政治"苦肉计",回避冷战锋芒的策略手段.
2.期刊论文马叙生与日本右翼人士对话-百年潮2002,""(7)
在日本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他们尊崇天皇为至高无上的现世神,他们对日本的侵略罪行概不认帐,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最大的谎言,还经常派人爬上中国领土钓鱼岛滋事,他们主张修改战后日本宪法,复活军国主义和拥有核武器,等等.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右翼人士,他们的组织被称为右翼团体.有资料说,在日本这样的团体有近千个,每个团体有成员几十、几百至以千计不等.
3.学位论文王晓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与“九条会”2007
二次大战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亚洲和日本人民强烈要求按照《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的规定，彻底修改日本宪法，废除军国主义和天皇专制制度，制定一部民主和平的新宪法。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新宪法于1946年应运而生。由于该宪法以和平为主题，特别是第九条明确表示放弃战争，所以被人们称为“和平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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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日本国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和意义入手，分析日本国内右翼修宪的目的、由来和发展进程。分析修宪的动向和发展趋势；同时研究“九条会”的诞生、发展和影响；把握日本国内护宪运动的现状；进而探究围绕日本宪法的政治斗争引起的反响；并对“九条会”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与预测。
引证文献(2条)
1.郭绍敏清末宪政改革时期的"新君主制"——《钦定宪法大纲》百年祭[期刊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08(19)
2.张庆彩晚清中国和明治日本走向立宪政治的比较[期刊论文]-兰州学刊 2008(9)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b33339739.html,/Periodical_hqflpl200505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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