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何以发生与演化？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及其启示
作者：胡联合文章来源https://www.doczj.com/doc/b82030114.html,/readcontent.asp?id=10537
摘要：在系统疏理国外解释群体性事件的从众理论、匿名理论、紧急规范理论、价值累加理论、社会挫折理论、归因理论、控制权转让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等十种理论流派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挫折重组理论，其对认识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作者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群体性事件，国外一般称为集群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国外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不但比较有效地处理和控制了日常大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把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进行常态化处理，维护了社会政治大局的相对稳定，巩固了执政当局的统治地位；而且也随之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在帮助政府处理和控制群体性事件方面发挥了重大的理论支撑作用。了解这些视角各异的理论流派（虽然各有局限甚至不乏片面和错误之处），从理论上深刻把握和总结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对于开阔视野，全面认识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一、从众理论
从众理论认为，在集群行为中，个人会表现出很明显的从众心理，其行为相应具有很明显的从众性（趋同性）。有一个人率先怎么干，其他人往往会模仿做出同样的行为。尤其是在突发性的集群行为中，加入集群行为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的作用下，其心理往往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与平时判若两人，甚至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失去平时的理智思维和自我控制能力，本能地彼此相互模仿，情绪相互传染，力求与现场的多数人行为一致。在集群事件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在这种从众心理及情绪传染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极端简单化，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简单的口号式观念，因此，集群事件中“领头羊”（领导者）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的行为往往会成为其他参与者的榜样，使参与者自觉地与“领头羊”的观点和行为保持一致。对于提供给事件参与者的观点和意见，他们往往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绝，偏执，认死理，固执己见，将其当作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使对问题的讨论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在集群事件中，冲动、急躁、缺乏判断力、轻信他人、夸大感情、易受暗示等都是事件参与者个人的常见心态，很容易导致群情激奋，这时事件参与者个人，又会感觉到自己人多势众，对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更加偏执，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哪怕最丝毫的反驳也会招致人们的不满和反对，怒吼、谩骂之声四起甚至成为常态，讲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会遭受严重的人身攻击和生命危险。“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在众目睽瞪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
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这时，纵火、自焚、打砸抢等极端行为都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表现得目无法纪、天法无天、毫无所惧、“在所不辞”。
总的来看，从众心理是社会心理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现象，正确认识诸多集群事件中可能存在的从众心理，对于正确处理集群事件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特别是及时公布有关事件的真相，及时掌控和妥善引导“领头羊”的言行，加强对事件现场的全景管理和监控，都会有利于减弱从众心理机制的消极作用。但是，必须认识到，勒庞等人虽然较早地认识到了集群行为中的从众心理机制，发现了存在于一些集群行为中的从众现象及其破坏作用，但是他过于夸大了集群行为个人的非理性成分，夸大了从众心理的作用，把集群事件中的个人都视为丧失理智的无意识之人，这一点不但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是错误的。
二、匿名理论
匿名理论认为，在集群行为中，参与事件的个人是处于匿名状态，即没有明显个人标志的状态，个人标志（如个人的姓名、身份等）在集合起来的人群中被掩盖、隐藏了，每个人似乎都成了去个性化的“同质”人，与其他人别无二致，人们感到自己是处在一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环境中，每个人受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的约束力大大减弱甚至失效了。因为在匿名状态下，个人会认为自己干的事没有人知道，可以使自己不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至少会使责任被分散；当人多势众时，匿名性更会加剧人的法不责众心理，更容易做出平时单个人不敢干的破坏性行为（如打砸抢烧）。在集群行为中，参与者的情绪不但容易相互传染、夸张，而且又会因责任感的弱化、消失而弱化或消失，“法不责众”心理成为参与者的心理常态。“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集群行为中，参与事件的个人往往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匿名性赋予他的力量，从而可能干出“杀人劫掠”之事。
总的来看，匿名性是集群行为容易生发诸多违反常规的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虽然不能说每个参与集群行为的个人，都会因为匿名性而丧失理性，但是匿名性无疑会增加集群行为中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机率。从国外的实践看，匿名理论在预防和控制集群行为的最大应用价值在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往往会要求集群事件的组织者要事前申报组织者人员名单、参与者的规模、相应的场所和行动路线，警察会全程依法监控；同时对于重要公共场所往往会依法加强录像监控，对未经申请的突发集群事件会依法加强对现场的录像监控，从而提醒参与者知道自己并不是处于匿名状态，从而强化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对其的约束力，保障集群事件不至失控，至少是不发生大规模的失控。
三、紧急规范理论
紧急规范理论（又称自发规范理论）认为，在集群行为中，并不是什么规范都不存在，实际上往往会出现一个紧急（自发）的规范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一般地，最先出现而又很快被其他人效法的行为，就是该集群行为的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经产生，就会对集群行为的参与者形成一种压力，促使其去遵守该规范，效法该行为。在集群行为中，人们的行为趋于一致，并不是因为情绪感染的影响，而是依照该种行为方式行事是简单适宜的，人们会受到该情景中群体紧急规范的某种压力，并认为采取该种行为方式是合乎规范的。例如，在集群事件中，开始人们只是在静坐，过了一段时间，如果突然有一个人振臂一呼，高喊“砸烂警车”
口号，这时其他人往往都会跟着齐呼“砸烂警车”；如果突然有一个人高喊“卧倒”并“卧倒”在地时，其他人往往都会跟着喊“卧倒”并“卧倒”在地。又如，当某个院子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大呼“救火”并找灭火器去救火，那么，其他人往往会跟着喊“救火”并去找灭火器救火；相反，如果有人大呼“快跑”并向外奔跑时，其他人往往也会跟着喊“快跑”并往外奔跑。
总的来看，紧急规范理论对于现实中的很多集群行为是适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集群行为都存在紧急规范，也不是每个集群行为中最先出现的行为就一定会被其他人所效法。紧急规范理论的重要参考价值启示我们，加强人们日常性的道德和法律教育，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和法律素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当公民具有良好的道德和法律素养时，在遭遇突发的集群事件时，最先对事件作出反应的人才会无意识地自觉以对社会有利的行动来做出反应，从而对引领其他人做出恰当的反应起到良好的临时带头作用；而对于那些有组织的集群行为而言，公民良好的道德法律素养也有利于防止集群行为在进行过程中，发生坏人蓄谋制造破坏性的紧急规范（如有人第一个砸警车）而使集群行为随之失控、激化升级甚至酿成打砸抢烧等骚乱事件的局面。同时，警方和集群事件的有关在场人员能够第一时间迅速制止不利的紧急规范制造者，防止其他人效法，对于保障集群行为的秩序、防止集群行为失控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价值累加理论
价值累加理论认为，集群行为是由六个价值相累加的步骤组成的系统化过程，包括有利的结构条件、结构性紧张、普遍化的信念、导火索、参与动员、社会控制的运作。集群行为的过程就是按照一种特定模式而进行的一个步骤又一个步骤的价值累加过程，每一步骤都对最后的产品增加其价值，每一步骤都是下一步骤的前提与条件，一个步骤紧扣下一个步骤，最后使集体行为得以发生（参见图1）。价值累加理论的六个步骤具体如下：
（1）有利的结构条件。即结构性助长因素，包括空间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等。这些结构性助长因素有利于集群事件的发生，为集群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2）结构性紧张。这主要是指在发生经济波动和危机、社会不安全、社会失范、贫富分化、政治波动、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的社会大背景下，社会因此而会产生较大的结构性压力，人们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心理紧张、不安、隔阂、疏离、剥夺和失落感。这实际上为集群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3）普遍化的信念。这主要是指人们对其处境形成某种共同的感受，有一定的共同认识，有共同的心理和情绪，形成了某种通则化的普遍想法和观念，共同定义社会紧张的原因和根源，赋予社会环境以共同的意义和感受，以利于激起潜在的行动者的心理共鸣，使人们产生充满期待、歇斯底里、恐慌、敌对感、势不两立、以及渴望改变、渴望变革现存的某种局部甚至全部的社会结构、价值标准，而建立新的结构、新的规范、新的价值体系的心态和信念，使人们跃跃欲试希望通过参与集群行为来达到其希望达到的某种目的。例如，一个国家的人们可能普遍感受到贫富差距太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从而可能形成普遍的不满情绪，可能普遍产生希望国家尽快调节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公现象措施的心理期待；或者因不满情绪的积累而产生仇视感、敌对感、或歇斯底里的心态。
（4）导火索。这主要是指引发集群行为的引爆剂。在有利的结构条件、严重的结构性紧张、普遍化的信念等多种因素的酝酿过程中，如果酝酿达到一定的度，就很容易引爆人们的不满行为。这时，一个很小的、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也可以成为集群行为的导火索。即人
们通常说的有了干柴，只有扔一个烟头，就很容易燃烧成灾。例如，在种族关系紧张、不同种族人们心理隔阂丛生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两个不同种族公民的一起很小的矛盾纠纷（如车辆被撞、小孩打架），都可能成为引发种族大规模冲突、骚乱的导火索。
（5）参与动员。这主要是指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传递信息、传染情绪，把已经感染了情绪和共同信念的人们变成实际的行动者，鼓动更多的人员（尤其是徘徊者、旁观者）参加到集群事件中来。经过参与动员，不但可能参与集群事件的人员会成倍增加，而且会加剧人们的共同心理、不满情绪，增强人们共同行动的意志和能力。“在动员的过程中，组织领导者的行为是极端重要的。”组织领导者的宣传鼓动和实际行动，不但会成为现场人们的紧急规范，使人们争相效访，而且会影响现场之外的人，可能使很多徘徊者、旁观者、甚至不少原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不关心者也加入到事件中来，从而使集群事件的规模得以扩大。（6）社会控制的运作。这主要是指社会通过道德、法律、统治专政机器等社会控制要素对集群行为进行控制的能力强弱。社会控制力强大且运用得当，就可以阻止集群事件的发生；社会控制力强大但运用不当（包括强力部门不听指挥或倒戈），则可能不但不能阻止集群事件的发生，反而会加剧集群事件的扩大升级恶化；社会控制力软弱，则集群事件就会随即爆发。
总的来看，价值累加理论对于阐释集群事件具有一定的解释功能，特别是它对于结构性条件、结构性紧张、导火索、参与动员、社会控制等有关环节的分析，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置集群事件（群体性事件）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例如，它关于有利的结构条件在集群事件中的起点作用的分析，启发人们要注重从源头上，从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中去探寻问题的起因，有利于人们重视从源头上预防集群事件的发生。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看待和防范集群事件时，人们往往非常重视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政治危机、信仰危机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结构条件，而忽视了空间条件的重要性。实际上，空间条件对于集群事件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公共场处（特别是富有政治代表性的公共广场）、公园、大学、体育场等提供了有利于集群行为的环境条件，使大量的人员容易聚集在一起，并很容易赋予人员聚集本身以高度的政治和社会象征意义。相反，如果没有一定的空间条件，集群行为连发生的地点都没有。当然，在现实中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些广场、公园、大学、体育场等公共场所，因此集群行为要找到发生的空间环境条件并不是很难的事。但是，不少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有的国家在城市的中心要么不建广场，要么广场规模也很小，有的甚至在城市中心建立森林植被区，尽量提供舒适的生活生态环境而不提供宏大的政治集会的场所。对于已经被赋予高度政治经济象征意义的城市中心广场，不管规模大小，往往都会加强监控（广布摄像头），使公共场所没有私密空间，尽可能地消除其匿名性，以利于防范、控制和处置集群行为。价值累加理论关于结构性紧张、普遍化信念的论述，启发人们要高度重视准确掌握社会心理、群众心理的重要性，给人们以必要的“安全阀”渠道来发表意见和不满情绪，引导公民自觉地按照法律所允许的正常渠道去宣泄不满情绪，防止不满情绪在地下过度淤积，而导致矛盾总爆发。价值累加理论对“普遍化的信念”的强调，更是其理论基石。因为，“普遍化的信念”与集群事件的其他五个要素都有关联，突出反映了其心理学分析的特点。只有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如不满），并把这种不满赋予一定的意义，集群行为才可能发生。这就说明，心理和舆论引导是十分重要的。价值累加理论把导火索纳入分析框架，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虽然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几乎无法预料导火索是什么，在何时发生，因而对于预防集群事件意义不大，但是，人们还是可以提高警惕，特别是正确处理一些最为敏感的重大事件，重点防止其成为可能引发大规模集群事件的导火索。价值累加理论对参与动员的论述，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有利于社会在防范和控制集群事件时有针对性地揭露其思想渗透、提高个人参与集群事件的成本，遏制集群事件组织者扩大成员数量的图谋，分化弱化其力量。价值累加
理论对于社会控制运作的分析，深刻强调了社会控制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控制机制能够强大有力运用得当，集群事件总体上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大多数甚至都能够被消解在萌芽状态，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的冲击和危害。价值累加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仍然把集群事件的参与者作为一种非理性的个人来对待，并且把六个环节固定化，认为只有经过一步一步地演化，集群事件才会发生。这就犯了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错误。实际上，不少的集群事件往往无须经过六个环节，而是经过前四个环节就会发生，或者是跳跃式地发生。
五、社会挫折理论
社会挫折理论认为，集群事件是人们对社会挫折的一种反应，是对社会病态现象的一种病理性的反应。它反映了现存社会已经患上了某种疾病，社会肌体的健康受到了侵害。集群行为正是人们表达意见、宣泄不满，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行动。
集群行为的社会挫折理论，其理论根基又是“挫折－攻击理论”。“挫折－攻击理论”是由约翰?达莱德首先明确提出的，后逐步走向完善。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攻击必定是挫折的后果，即攻击行为的产生必定是因为受了挫折，受挫折后必定发生某种形式的攻击冲动或行为。人们只有在追求目标的活动受到阻碍时才会发生攻击行为，而无意识的剥夺情况则不在此列。引起攻击行为的刺激强度可能会因下列三个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一是引起挫折反应的刺激强度，二是对受挫折的反应进行干预的程度，三是受挫折的反应序列的数目。无论一个人追求目标的行为碰到什么障碍，都会产生一种攻击冲动；但并不是一切挫折情况都引起公然的攻击行为；攻击行为可能受到抑制（如文化与社会控制机制的作用），在该种行为将招致惩罚或其他不良后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惩罚的预感会干预攻击行为，从而引起更大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转而使压力增加，导致要么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干预方，要么转向其他间接形式的攻击。例如，受到挫折又遭抑制的个人在不改变攻击对象时，可以改变对其的攻击形式（例如，想象或盼望对象受到伤害，而不是自己去攻击对象）；还可能发生攻击的“替位”与“投射”现象，把本人、本国不愿意承认自己具有的那些不良品质与恶毒动机归于其他人、其他国家，并夸大其他人、其他国家的这些品质与动机，把敌意转向某个并非是造成原先挫折的对象，从而导致将攻击冲动导向“替罪羊”（其他人、群体、物、国家）的现象；还可能发生一种个人伤害自己的自我攻击或回归现象。
在社会挫折理论看来，集群事件之所以发生，直接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挫折感。而心理挫折感何以滋生,又有多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一是不平等理论,它强调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等是导致受挫感的根源,经济上的贫富分化,特别是贫困程度的日益严重化，政治上的腐败和不公正统治，社会上的歧视、排斥与下层社会群体地位的日趋边缘化发展态势等都是引发人们心理上的受挫感的诱因。二是阶级压迫论,它认为统治阶级的压迫政策是被压迫人们产生受挫感的根源。三是“期望高涨理论”。它认为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改善，总是使人们有所期望情况变得更好，但是由于期望值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客观条件的改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而正是这种差距使人们产生受挫感。四是突发障碍理论，又称倒J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当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的改善在某一个障碍点突然中断时，由于人们的期望仍然以中断（障碍点）出现之前的速度增长着，这就必然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产生差距，从而导致受挫感的滋生。五是地位不对称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状况迅速变迁的年代，人们往往会有一种地位不对称感；一些人在经济条件获得改善后，就要求改善政治地位，但如果政治地位持续低下，就会使其在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产生不断扩大的差距，这也会产生受挫感。这种情况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人们发现，对社会不满的人往往不是最贫困的那部分人，而往往是迅速致富（而政治地位仍然
较低）的那部分人。在一些集群事件中，不乏那些迅速致富的人参与，特别是事件的组织者更有可能是一些迅速致富的人。
在社会挫折理论中，还有一种影响相当大、应用非常广的理论。这就是相对剥夺理论。这种理论的最先提出者是1945年出版《美国士兵》一书的作者斯托弗。斯托弗研究发现，晋升机会多的空军官兵比晋升机会少的宪兵官兵，不但没有更多的满足感，反而满足感更少了、相对剥夺感更多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空军较高的晋升率使人们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值，与“相对于其他处境相同的人”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在人们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加大了，人们对晋升机会更加不满，其相对剥夺感因此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官兵对于晋升机会的态度，“反映了期望水平与实际成就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熟人取得的成就而言）。”不但如此，人们的满意度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定数，而是多重可变的，因为人们选择的参照系是可以变化的。例如，“一般而言，海外士兵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熟知的美国国内的惬意生活，因此相对于仍在国内的士兵来说，自然他们遭受的分离之苦更大些。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相对于前线士兵来说，未参战并且也不太可能参战的海外士兵比起打仗的士兵遭受的剥夺就少多了。”从一般意义上讲，相对剥夺感指的是，人们在与自己的参照对象（参考群体）进行对比时，如果发现自己没有得到自身本应该得到的东西（如财富、地位等）时，那么就会“相对剥夺感”。例如，在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不断改善的现代化过程中，虽然可能所有人的都得到了改善，但是改善的速度是不可能一样的，一些人条件的改善速度会比另一些人快，这就导致了那些改善速度较慢的人在与条件改善较快的群体（即参照对象）的对比后感到有一种“相对剥夺感”，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本应该得到的更多东西。如果这种（比照参照对象）比较差距越大，“相对剥夺感”就会越强烈，攻击行为就越可能发生。从理论上说，相对剥夺感，有时甚至比绝对剥夺的受挫感更危险，它常常成为群体性抗议事件的重要诱因。
在相对剥夺理论中，还有其他多种不同的理论表述方式。例如，朗西曼（1966年）提出了ABX相对剥夺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表述如下：A、B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人，X代表财富或其他资源（如权力）。
（一）假如现在A拥有X，B不拥有X，那么，当符合下列三个条件时，即（1）B发现A现在拥有X；（2）B现在想拥有X；（3）B认为自己应该拥有X；这时，B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否则，如果B不知道A现在拥有X，或B现在不想要X，或B不认为自己应该拥有X，那么B都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根据（一）这一核心思想，可以推导出以下（二）、（三）两个结论。
（二）假如现在A、B都拥有X（现状一样），那么，（1）当B的期望值比A的期望值高时，B与A相比较，则B会产生相对剥夺感；（2）当B的期望值比A的期望值低时，则A会产生相对剥夺感；（3）当B的期望值与A的期望值一样时，则A、B都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三）假如现在A、B都拥有X（现状一样），且期望自身状况的改善速度一样快，那么，（1）当B过去的状况比A过去的状况好时，B与A相比较，则B会产生相对剥夺感；（2）当B 过去的状况比A过去的状况差时，则A会产生相对剥夺感；（3）当B过去的状况与A过去的状况一样时，则A、B都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这就是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与否，不在于社会资源本身的分布情况，而在于人们对资源分布的主观感知和主观期望。所谓主观感知，就是知道自己不拥有而别人已经拥有某种资源；而所谓主观期望，就是指人们想得到某种资源并且认为这是其应该得到的。“如果人们没有什么理由期望或希望得到比他们能够得到的更多，他们对其现状就会少有不满，甚至乐于保
持现状。”
格尔（1970年）提出了下降型相对剥夺、上涨型相对剥夺、发展型相对剥夺等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格尔认为，相对剥夺（RD）是指人们的“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差距”，即在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物质和条件状况，同人们认为他们有能力得到和保持的物质和条件状况之间的差距。它认为有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即（1）下降型相对剥夺，或称缩减型相对剥夺，即人们的价值期望值不变而价值能力下降时产生的剥夺；（2）上涨型相对剥夺，即人们的价值能力不变而价值期望上升时产生的剥夺；（3）发展型相对剥夺，或“倒J曲线”剥夺，即当人们的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都表现为上升的过程中，突然人们的价值能力下降而人们的价值期望仍在上升时产生的剥夺，它可以视为欲望型相对剥夺的一种特殊类型。可见，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与上述的突发障碍理论、期望高涨理论基本是相同的。
赫希曼(1981年)提出了相对剥夺的隧道理论。该理论的特点是比较形象，实质是一种参照群体的相对剥夺理论。其核心思想可以表述如下：假如一个人驾车行驶到一个单向双车道的隧道中时（隧道左右道不允许越线行驶），前方左右双道上的车辆一辆紧接一辆地堵塞不动，他的车在左道上，也只好与大家一起停车等待。虽然有些牢骚不满，但也只好等着。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右车道的车辆开始行驶，心中松了一口气，认为左车道也有希望通了；但是，如果只见自己身边的右车道的车一辆紧接一辆地往前开走了，而自己所在的左车道仍在塞车不能前行时，他就会感到很生气和不满，甚至可能违反规定越线到右道。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不满情绪的滋生实际上也是类似的。一个人的满意度（不满意度），不但受其现在的状况（如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对未来的预期的影响；当他不知道未来的状况如何变化时，他可能不会有什么不满，但是如果他身边的人（如熟人、朋友、亲属）的状况开始改善了，他就会随之产生改善自己状况的期望；如果期望得不到实现，他就会感到不满、产生相对剥夺感；如果他身边的人的状况总在得到改善，而自己的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善，他就会感到很不公平，甚至会采取越轨行为来谋求自己状况的改善。简言之，人们的不满，主要是从人们与其周围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产生的，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比参照群体得到的（如收入、财富、资源、权力、声誉）少时，人们就会有相对剥夺感，不满情绪就会滋长。
可见，相对剥夺是一个应用很广泛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不尽统一的概念。人们对于何谓“相对剥夺感”并未达到一致意见。有的认为“相对剥夺感”只是指与不包含自已的“参照对象”相比较时的一种剥夺感；有的认为可以是与自己过去的情况比（即参照对象是自己过去的情况）的一种剥夺感；有的认为也可以是与其他抽象的理想标准相比较的一种剥夺感；有的则强调是人们认为他应该得到的价值期望值与其价值能力之间的差距，而不管其参照对象是什么（这就是说虽然一个人现在的经济或政治社会地位与其价值期望值相比较是很低的，但是如果他认为他能在未来达到较高的地位），那么他的相对剥夺感也会较低。简言之,不管何种形式的相对剥夺理论,它的中心含义还是指人们进行比较时的一种相对剥夺。
总的来看，从社会挫折的各种理论流派可以发现，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集群事件，必须深刻认识集群事件赖以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结构性原因，特别是要深刻认识这种社会结构性原因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不但要重视绝对剥夺现象，而且要高度重视相对剥夺现象，依法引导和规范人们的利益表达和不满情绪宣泄行为，正确引导和调整社会预期，不宜脱离实际地把人们的预期提升得太快太高，使人们保持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心态，尽可能地减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人”的社会现象。要努力在全社会树立全面的比较观，既要与现实比，又要与历史比；既要横向比，又要纵向比；既要与好的比，又要与差的比，
既要看到社会的不足，更要看到社会的不断进步，正确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理性地对待现实社会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更加注重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追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实现；更加注重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来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共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而奋斗。
六、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认为，集群行为是人们把自己遭遇的不利事件、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处于的不利地位等从内部归因（归因于自身）转向外部归因（归因于他人、组织、政府或社会）造成的。所谓归因，就是分析行为产生的原因，对行为进行解释说明的过程。而原因，一般包括内因和外因两种。内因指行为人的自身的原因，包括个人的能力、努力、动机、欲望等等。外因指行为人自身之外的原因，包括他人、组织（单位）、政府、社会环境等外在的因素。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归因并不一定是客观科学的，一些人可能会发生归因偏差，当自己取得成功或有利地位时，可能更多地倾向于内部归因，把成就归因为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当自己失败或处于不利地位时，可能更多地倾向于外部归因，把责任推向他人、单位、政府或社会。在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层的标准正在从先赋性的因素为主导转向以成就自赋的后天自我努力为标准，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们可以期望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但是，现实社会中，一方面每个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不尽相同，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不尽相同；另一方面，社会本身还难以完全做到机会均等、不公平的现象还客观存在，这样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如果人们都只是把自己遭遇的不利事件、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处于的不利地位，归因于自身的能力有限、努力不够甚至时运不佳自认倒霉，那么他们即使有不满也不会诉诸抗议行动，集群事件也就不会发生。相反，如果这些人把原因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平、政治腐败、司法不公等外在性的社会因素时，他们就很可能会采取某种方式表达其不满，甚至在条件适宜时诉诸群体性行动。需要注意的是，人们的归因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精英（如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的态度，集群行为的组织领导者的宣传，都可能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归因倾向。如果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很多原本把自己的不利处境、失败和挫折归结自己技不如人、能力有限的人，转向于外部归因时，即归结为社会不公、政治腐败、制度不行时，那么，在某种条件下，这些人就很容易诉诸集群行动来表达不满，试图改变那些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如果这种外部归因只限于对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不满，他们就只是要通过论集群行为来调整、改变这些他们认为不公平的具体制度。如果这种外部归因指向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那么，集群行为就可能演化为一场政治运动甚至“革命”。
归因理论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行为解释理论，对于理解人们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预防和处置集群事件（群体性事件）而言，一方面，如何使公正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使机会均等、成就自赋成为人们取得成就的基本标准，使政府廉洁高效，使利益相对均衡，在全社会尽可能地实现较好的公平正义，是从根本上形成有利于人们正确归因的社会条件。在这种公正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不管是归因于内，还是归因于外，都不会发生挑战社会根本制度的集群行为；一般性的集群行为将主要成为一种寻求利益表达、利益救济的和平方式，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在既定不尽完美、不尽公正的现实社会中，社会要善于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如道德建设、舆论引导、法治建设等），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社会、正确认识政府行为，正确看到社会的消极阴暗面，正确看待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相应的时间甚至较长的时间，正确看待政府解决消极腐败现象的努力，充分认识解决不公正社会问题的长期性，使人们不形成过于片面的外向归因，不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利境遇全部推向社会（他人或政府），不把自己自我孤立于社会、自我对立
于社会，将不但有利于防止发生挑战社会根本制度的激进集群行为，而且有利于减少集群行为的发生，有利于集群行为在谋求利益纠纷解决的制度化轨道上相对平和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七、控制权转让理论
控制权转让理论认为，集群行动者是一个理性的个体行动者，而个体参与充满骚乱和动荡的集体行动是一种控制权的理性转让，即把一个人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权主动地转让给另一个行动者，以利于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这种控制权的转让，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不是对外界的本能反应，而是一种理性的行动。因为，这是人们对情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保持对行为控制权的代价超过了其所获得的收益，而转让控制权则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充满同仇敌忾的群体中，接受转让控制权的对象越集中（如集中于一个领导者），群体采取敌对行动甚至极端行动（如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且其行动越具组织性；反之，如果缺乏领导者，则会发生类似于脱逃时的慌乱无序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者虽然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能对现存政权构成严重挑战，又可能使这些挑战保持在某种秩序范围之内），但又是极端重要的。“当人们急于从危险中逃脱时，接受转让控制的对象越集中（转让控制具有的异质性越强），出现恐慌行为的可能性越小。”这一点，对于政治性集群行为已处于同意撤退的阶段时，也是适用的。这时接受控制转让的对象越集中于极少数的领导者身上，就越有利于有秩序地撤退；反之，就很容易“溃不成军”，发生踩踏事件。又如，在复杂的现实情景下，被拆迁户无法处理外界的大量信息（因为政策不透明），最优的策略就是观察其他被拆迁户的行为，把决策控制权交予附近面临同样复杂环境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些组织领导抵抗拆迁的带头者）。假设其他人类似境况的人行为是在信息约束条件下理性最优的，那么对他们进行模仿就是成本最低的最优决策方案。这就使得拆迁过程中往往表现出集群行为。
控制权转让理论，是一个立足于理性的分析工具。它与那些过于强调集群事件中的个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理论不同，更多地强调人们总是按照成本——收益的理性方法来活动的。这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对待集群事件时，它要求应该把集群事件中的个人当作正常的理性人（而不是不懂事理、成心闹事的暴民、刁民、精神病人、偏执狂）来看待，与他们展开平等的协商对话，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帮助他们分析利弊得失，引导他们依法和平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并寻求在法制框架内妥善地解决其反映的问题。同时，正确对待和引导集群事件的领头人在法制框架内提出问题和谋求问题的解决，对于控制和化解集群事件也极其重要。当然，控制权转让理论完全不考虑集群事件的特殊性和个人可能存在的非理性情感因素，也是片面的。在实践中，处置集群事件（群体性事件），必须对事件的复杂性和非理性因素有一个充分的估计，采取必要的防范和控制措施，以免集群事件因某一突发的事件而失控，甚至发生骚乱事件。
八、资源动员理论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基石是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集群行为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行为，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对参与集群事件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之后的一种理性行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对资源动员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奥尔森认为，由于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即不对集体行动做出贡献也可分享集体行动成功的好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要组织起人数较多的集体行动（集群行
为），必须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要克服“搭便车”的困境，必须提供“选择性激励”。“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这些‘选择性的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就是说，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这就是说，人数较多的集体行动（集群行为）之所以发生，依赖于进行资源动员（选择性激励），或是通过对个人进行强制，或是对个人进行积极的奖励，从而引导人们投身到集群行动中来。简言之，虽然人数较多（集团）意味着具有潜在的集体行动的力量或能力，“但这一潜在的力量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能实现或‘被动员起来’。”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扎尔德、莫里斯等人通过对集群行为的研究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资源动员理论。该理论并不把集群行为视为是社会病态的反映，而是把集群行为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是对社会新形势的一种积极反映，是对政治参与机会和新的政治资源的一种创新型反映形式。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社会中的不满是经常存在的，但是组织社会运动的资源并不常有。”集群行为是需要资源成本的（包括时间、场所、人数、金钱、第三方势力的支持，意识形态，沟通系统尤其是大众传媒，领导精英包括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律师等等），如果没有对集体行动资源的动员，没有对成本大于收益的理性预期，即使社会上已经存在或形成了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态（不满情绪或被剥夺感），集体行动也难以自动生成。只有当人们有能力组织起集群行为所需要的资源时，集群行为才可能发生。“金钱、联系技术和知识精英（从中产生领导）都是能够被用来组织一个社会运动的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在经济繁荣时能更多地得到，因此经济繁荣期经常伴随着抗议增长。一个运动如何开发这些资源也影响它的成功机率。”在这其中，一方面，要认识到，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组织来开发人际联系网络，以利于动员组织起更多的资源（包括筹措资金、动员人们付出时间、招募组织成员等）；另一方面，要认识到，金钱与时间作为两种最常用的资源，虽然都十分重要，但是，“时间是集体行动的终极资源。”金钱是可以替代的，而时间则是必须的甚至不可替代的，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时间这样的东西。它常常要在意谁参加了，而且所奉献的时间不可能在空间上和奉献者相分离。”一般的情况是，“当为了集体行动而筹集到金钱时，多数时候通常是用来购买时间的。”只有动员出相当数量的人员愿意参与行动付出他们的时间的情况下，集体行动才可能发生。从长远趋势来看，如果能够动员和维持足够的时间资源，使人们能够持久地付出足够的时间，那么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社会运动可资利用的资源将可能变得更多，社会运动也能够有机会变得较为制度化，也能够通过建构亚文化网络，来创造接近政策制定者的更多管道，形成自己的联盟，从而增加集群行为（社会运动）成功的可能性。
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没有集群事件，并不表示社会中没有怨气和不满，或者怨气和不满还不足够。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平等，怨气和不满随时都会存在。但是，怨气和不满最多最深的人（弱势群体），往往也是社会中最缺乏资源的人（群体），他们往往缺乏能力发起起群体性行动。群体性行动要能够发生，需要有外来资源（外力）的帮助。资源和掌握资源的精英对于群体性行动至关重要。精英可以强化、操纵、甚至制造群体性行动所需要的不满或怨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集群事件（社会运动）之所以发生，与其说是人们的不满造成的，不如说是经过有效的组织运作而动员相应的资源而制造出来的。
概而言之，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思想有以下几点：（1）首先行动需要成本，因此人们的不满情绪或剥夺并不能自动地或轻易地转化成群体性事件或社会运动，特别是高风险性的群体性
事件或社会运动。成本—收益的计算和权衡，意味着人们行动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如何动员人们从工作生活中走出来参与行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2）对集群行为（社会运动）的集体利益的界定十分重要。只有当着人们认识到参与集群行为的利益时，人们才有可能加入行动之中。（3）动员资源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组织在资源动员中作用十分重要或关键。只有建立起集群行为的组织，使人们建立起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才能有效地去动员各种资源。（4）集群行为的形式（如静坐、游行）不同，需要动员的资源也会有所不同；同时集群组织的实力也会影响集群行为采取何种形式。（5）动员的资源不限于从受到侵犯的具有不满情绪的人们中获得，也可以从其他途径或群体中获得。（6）参与行动的成本，是一个未知的可变数，它取决于国家或社会是采取镇压或支持的态度，以及相关态度的强烈程度及随后可能采取行动的强烈程度。（7）行动不仅涉及到行动者个人的成本——收益考量，而且涉及政府当局、政治精英，涉及到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关系，涉及到旁观的公众和传媒。在行动的全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的过滤器对人们对行动的看法影响很大。行动机会的大小，取决于以上各种官方、民间、社会等多种力量的互动。（8）如同动员是一个大问题一样，行动的后果也是未知数。在动员获得的资源量与行动的成功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直接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集群行为即使发生，也不能保证取得预期的成果。如果把资源动员理论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集群行为（社会运动）乃是集群行为参与者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之上组织和动员起各种资源而发起的一种集体理性行动。
总的来看，资源动员理论是一种重要的集群事件（社会运动）的解释范式。它是一个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之上的分析工具，特别强调组织和资源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建立集群组织，动员起足够的资源时，集群行为才会发生；离开组织和资源，集群行为是无以发生的。这对于人们认识集群行为的发生机理，正确对待和处置集群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例如，如果要组织起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的集群行为，就应该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高度重视组织、资源的重要性，施以选择性激励，克服“搭便车”倾向，建立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促进有力量或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参加到集体行动中来。又如，要防范和控制不利于社会的集群行为（社会运动），就可以通过切断集群组织的资金来源来瓦解集群组织和集群行为；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对集群事件的自律约束和忽视来使集群行为无法进行有影响的社会动员；可以通过限制时间和地点的选择而控制集群事件的规模和影响；可以有选择地展示某种禁止或惩罚姿态，以及必要时果断使用武力控制局面来提高人们参与行动的成本预期、减少其收益预期，从而遏制集群行为的资源动员或集群事件的失控；可以通过坚定地表示任何超出法律和制度允许范围的政治管道都是不可能开通的，以减少人们的收益预期，约束人们在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活动；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传递高层在处理集群行为的坚定不移的一致立场，以减少人们期待高层改变事件处理的意见，甚至期待高层分裂从中渔利的收益预期。不过，也应看到，资源动员理论也存在明显的欠缺，这主要是它忽视了社会结构紧张、社会不满因素的影响，过份夸大精英的重要性，过份夸大了组织和资源在集群行为中的重要性。
九、政治过程理论
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认为，集群行为（社会运动）既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不只是心理现象），又是一种变化过程的发展状态。该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一样认为，离开精英的支持，弱势群体（草根组织）难以影响政治决策；但与资源动员理论不同的是，政治过程理论不同意精英的控制是完全的，实际上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集体行动机会来改变不利环境。虽然这种政治扛杆的影响力很少显示出来，但它保留了不满的人的这种潜能：一是当权力主要被少数人所拥有时，它不是绝对的；二是不满的人，
在一些环境下可以产生和维持集群行动。不过，对于这些相对无权的群体而言，集群行为的有效范围是很小的，它的程序、行动形式、以致它的存在都可能是非法的，因而容易遭到禁止甚至镇压。所以，作为结果，处在相对无权地位的群体的选择，要么是根本不采取什么，要么是采取行动但却很可能被镇压。“集体行动的形式取决于政治气候”。该理论主要有三个核心概念：政治机会、组织、认知解放。
政治过程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对他们是否参与集群行动（社会运动）进行成本—收益评估，如果人们认为一个体制是脆弱的，人们对行动的成功有信心，人们就更可能参与行动，行动也更可能取得成功。“当人们认识到制度相对于反抗是脆弱的时候，运动会更多地发生。”当着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变迁时，往往会带来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改变政府当局与（挑战者）弱势群体的权力差距，使原先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压倒性优势的政府体制，出现了松动，出现了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增加弱势群众讨价还价的本钱，或是增加了镇压弱势者集体行动的成本。这就造就了有利于弱势群体发起群体性行动的外部环境条件。但有了这样的外部条件，并不能保证出现集群行动。这还需要集群组织有相应的组织力量，并实现认知解放，特别是在心理上树立行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信心。
所谓“政治机会”，有点类似于社会挫折理论中的结构性紧张，如战争、工业化、国际政治重构、持续的失业、广泛的变革等。不过，与社会挫折理论不同的，一是政治机会引起这部分群体的“解放”而不只是限于个人层面；二是这些政治机会并不足以引起社会运动（集体行动），而是还需要很强的组织基础。当政治气候的变化可以创造一个开放的政治机会时，不满的人们如果没有组织起来，那么他们也不能发起集群行为（社会运动）。“大众本身不能形成社会运动，尽管他们有不满。”政治机会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有四类：一是政治管道的开放性，二是政治力量组合的不固定性或可变性；三是有影响或有势力的同盟的出现；四是精英的分裂。精英的分裂不但会鼓励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众采取集体行动，而且也会使一部分精英群体采取行动去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当政治机会出现时，弱势群体除了有效的动员组织外，还需要有集体行动的共识。群体性行动能否发生，依赖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弱势群体的组织能力；二是外在政治环境的机会；三是认知解放，尤其是弱势群体对于行动成功可能性的集体评估后产生的信心。认知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通过认知解放，原来人们认为现行社会制度的合法性现在消失了，原来合法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合法了；原来认为合理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合理了，原来认为不可企及的目标现在变得似乎随手可及了。正是通知认知解放，人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力，“意味着一种心理变化，不满的人们停止将他们的处境归因他们自身，而是转而将他们的困境和其他处境归因于环境因素的结果。”“人们开始相信事情确定能够被改变”。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认知解放一般只能在伴随在政治机会的扩张和坚强的草根组织已经形成之后才能发生。
政治过程理论是现在国外最流行的集群行为（社会运动）解释范式之一。它特别强调政治机会、组织、认知解放在集群行为（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在组织的运作下，人们发现甚至创造了政治机会，促成了认知解放，克服各种障碍参与到集群事件中来。这对于人们认识和处置集群事件（社会运动）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例如，要组织起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的集群行为，就要善于运用法律和制度提供的环境和机会，依法建立相应的组织，按照合法的渠道，促进有力量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参加到集体行动中来，依法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权，促进政府有关方面引起高度重视，及时解决相关的问题。又如，要
防范和处置对社会不利的集群行为（社会运动），就要遏制集群组织的形成、切断其资金来源、不开法律和制度之外的口子（政治渠道和机会）、保持党委和政府领导意见的高度统一（防止高层分裂、防止精英分裂等）、保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保持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力，以及必要时果断地使用武力及时控制局面（防止关键时刻懦弱怯场不敢果断使用武力）。不过，应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过程理论也具有明显的欠缺，例如它不但未能重视社会不满及其滋生的原因，而且也没有说明集体行动所需资源的来源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
十、社会建构理论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个体是按照自己感知到的现实来行动的，这一原则不但适合于不满情绪，也适合于资源、政治机遇以及集体行动的后果等。集体行动就是社会建构，是行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定决策的一个过程；集体行动既是社会建构的因变量（产物），又是社会建构的自变量（起点）。这就是说，“一方面，意义的社会建构早于集体行动，并决定了集体行动的方向；另一方面，集体行动反过来又决定了意义建构的过程。”
一般来说，意义的建构主要发生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公共话语、集体认同感的形成与转型的层面；二是在集体行动组织、集体行动组织的对手（政府等）、以及反集体行动的其他组织所发起的动员斗争的劝说性沟通层面；三是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的意识提升层面。实际上，集体信仰及其形成和转化的方式是集体行动的社会建构的核心内容，浸没在多组织场域中的人际网络是这一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导管，集体信仰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一次又一次建构和重建，不同行动者在相互竞争、相互对立的斗争中得以将意义建构起来，形成支持集体行动的部类、反对该集体行动的部类、以及对此不感兴趣的部类；正是通过这种发生在多组织场域中相互竞争的意义建构，个体取得了参与集体行动的新认同感，或多或少地被卷入集体事件当中。“为了形成集体认同感，一个群体必须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群体，而它的成员则必须发展出关于社会运动的共享观点，发展出共同目标，以及有关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意见。有的群体在发展集体共同感时更成功一些，有的则稍差一些。如果一个群体不能产生集体共同感，那么它无法完成任何集体行动。”“集体认同感是用于表明立场的一种速识：它是一组态度、承诺和行为规则”。集体认同感既是“对自己地位的公开宣称”，“也是个体有关自己与其他人的亲密关系和联结的宣言。享有某个集体认同感，就等于是围绕一个新的值得珍视的认同感去重新构筑个体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认同感是作为激发参与的选择性激励而起作用的。”实际上，当人们获得某种群体身份时,他们的行为较少地被单个人的特点决定,而是更多地被群体身份所决定。这样在集体之中就容易产生集体认同感以至忠诚感，从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个人对组织的忠诚，既包括情感上的忠诚，也包括道德义务上的忠诚，还包括献身集群事件的持续的忠诚（如果放弃参与，可能付出很大的成本）。在人们形成集体身份认同、集体认同感和忠诚感之后，个人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集体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而这种集体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会加强，更容易引发集群行为。“只要社会运动（集群行为）扎根于既有组织之中，并利用了它们的集体认同感，那么搭便车问题很可能就比较容易克服。”
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并不足以产生集体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及社会不满情绪得到解释并被赋予某种意义时，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发生。“是人们对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集体行动”。通过这种意义建构的复杂过程，“不满情绪得到了解释，手段和机遇得到了界定，对手也得以明确，策略得以选定和正当化，而结果则得到评价。”简言之，集群行为（集体行动）是人们构建一个不公正框架及其预期解决办法的过程，在这里，情境被界定为不公正的，而不满情绪则转化成要求，集群行为（集体
行动）被界定为预期可以取得成功的策略
总的来看，社会建构理论是解释集群行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它特别强调人们的主观意义建构对于集群行为的极端重要性。在它看来，一个社会即使充满了社会矛盾和结构紧张，但是如果这些社会矛盾与结构紧张没有被人们得以解释、赋予意义，集群行为也不可能发生。这一理论对于认识和处置集群行为（社会运动）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例如，要组织起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的集群行为，就应该针对社会问题建立科学的分析框架，找到产生不公正社会现象的真正原因所在，并建构起相关利益者的共同身份意识，树立必胜的信心，持之以恒地通过群体的有组织行动来推进该社会问题的解决。又如，要防止和处置对社会不利的集群行为（社会运动），就要高度重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特别要适应现代公民对精神生活的高要求，不断提供丰富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牢牢占领文化阵地主导权；尤其要坚持以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价值观，牢牢占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尽可能地阻断集群行为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反社会的“不公正框架”的构建；要提高建立这类集群组织的成本，压低集群行为的预期收益，使尽可能少的人卷入这类集群事件（群体性事件）。最后应看到，社会建构理论过分专注于解释集群行为（社会运动）为何发生，且更多强调主观建构的原因，未能给予现实世界客观的社会矛盾与结构紧张以应有的重视，而且对如何组织资源这一重大问题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十一、挫折重组理论
最后，根据国际上关于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集群行动、集群事件、社会运动）的有关理论成果，笔者提出了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即挫折重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群体性事件是以人们遭受的挫折为起点，组织动员各种资源，对挫折加以阐释利用，激发人们组织起来，以改变受挫境遇的集体行动（集群行为）。其基本观点如下：（1）社会变迁影响人们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会使一些人的利益遭受挫折，绝对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都可能随之滋生。（2）挫折感因人们的归因不同而不同。当人们归因于外时，他们可能进行意义建构、建立组织，开始谋划发起群体性事件；当人们归因于内（自身）时，他们就不会发起群体性事件。（3）对挫折进行解释，赋予挫折以意义，建立起社会不公正的框架，培养人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对于组织起群体性事件十分重要。这种意义建构不但影响群体性事件组织的建立和巩固，而且影响资源动员、政治机会、认知解放和社会控制等诸多因素。（4）建立组织非常重要。它不但直接影响意义建构，而且直接影响资源动员；不但间接影响对政治机会的把握，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解放和社会控制机制。（5）动员必要的精英、人员、时间、金钱、物资、空间（场所）、第三方力量、传媒等各种资源，对组织群体性事件具有关键作用。缺乏相应的资源，是群体性事件难以组织起来的重要原因。（6）发现政治机会，并且善于运用政治机会，直接影响着群体性事件能否取得突破甚至成功。一个社会政治管道的开放性、政治力量组合的变动性、第三方势力的力量大小、尤其是精英的团结程度，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政治机会的多少、重要不重要、关键不关键。特别是如果国家高层统治精英发生分裂，群体性事件很可能乘机取得成功，甚至在第三方势力的支持下，使现存政权和社会根本制度被推翻。（7）认知解放的作用重大。认知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通过认知解放，在人们自己看来，原来部分或全部合法的东西现在变成了非法的（如政府的合法性下降了甚至消失了），原来有权威的东西现在变得没有权威了，原来认为合理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合理了，原来认为公平的东西现在变得不公平了，原来认为不可企及的目标现在变得似乎唾手可得了，人们对于群体性事件取得成功信心高涨。（8）社会控制机器作为控制群体性事件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极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机器强大有力，尤其是国家暴力机器及法律的硬控制力强大，道德的软控制力也很强大，那么，它不但可以直接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且可以通过影响政治机会（结构）、认知解放、意义建构、资源动员等
过程间接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机器软弱无力，那么经过意义建构、资源动员、政治机会发现，以及认知解放等过程的酝酿准备，群体性事件就会爆发。（9）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既有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因素（如资源动员）在起作用，又有身份认同、信念力量等方面的感性因素（如意义建构、认知解放）在起作用。两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0）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不是永久的，在得不偿失（预期成本大于收益）、信念弱化（如对事件成功缺乏信心）或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人们会退出行动（群体性事件）。
挫折重组理论启示人们，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社会运动）的生成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一个社会并不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挫折就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人们的挫折仅仅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最基础原因，挫折能否转化为人们的集体行动，取决于人们对挫折如何归因、如何解释、如何赋予社会制度以不公正的意义、如何建立群体身份认同、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动员资源、如何捕捉和创造政治机会、如何实现认知解放，以及如何运用社会控制力量。因此，假如要组织起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的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就应该全面客观地辩证看待人们的挫折和不满，科学分析社会客观存在的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归因，科学地予以阐释，有效地建立组织和人们的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善于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人、财、物、时间、场所等各种资源，善于理性地捕捉有利的政治机会，推进成员的认知解放，申请社会控制机器依法保障其进行利益表达（如集会、请愿）的权利，使集群行为在法律的轨道上正常行驶，尽可能地把各种矛盾冲突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进行常态化处理，不对社会稳定造成大的危害，不给社会根本制度以大的冲击，不断增强社会制度的弹性和适应力。又如，要防止和处置对社会不利的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就要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战略思想，切实保障公民的一切合法权益，包括依法进行利益表达、表达不满的权利；正确处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结合点，坚持从源头上尽可能地减少人们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减少（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制度建设尚不健全等各种原因造成的）的绝对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树立科学的比较观，指导人们正确看待自己、他人、社会、政府和国家，科学分析人们不满情绪和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主客观原因，尤其要注意使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与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保持适当的距离，引导人们牢固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不因政府一时的绩效不如人意而削弱对国家的认同、破坏甚至动摇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在坚持把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和核心价值、不断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同时，要善于引导人们正确地看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不足与欠缺，更多地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尽可能地少把利益矛盾都归因于社会、归因于政府甚至归因于国家，从而引导和鼓励人们在现行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积极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来改善自身的境遇，并以建设性态度、改革渐进的办法（而不是所谓“革命”的、“另起炉灶”的彻底推到重来的激进办法），不断推进国家、政府和社会中客观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逐步解决；坚决取缔任何非法的集群（群体性）组织，使集群人员尽可能地处于非封闭和“非匿名化”状态（可通过对公共场所、突发事件现场安装摄像头来解决），阻止其进行资源动员，切断其资金来源，不给其提供活动空间（场所），尤其是不允许其在规模宏大、影响宏大的公共场所进行非法活动；加强舆论引导，保障政府声音的及时和权威性，防止大众传媒对事件给予不必要的关注；依法加强对第三方势力的管理，防止其与集群（群体性）组织建立联盟；防止少数政治或知识“精英”进行反社会反政府的动员，特别要防止其对大学生、年轻人、少数民族等进行蛊惑宣传煽动；要始终保持高层在处理事件时的意见一致，严防高层分裂，决不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保持国家的强大形象，保持国家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力，提高国家专政机器使用非杀伤性武器（如摧泪瓦斯、橡皮子弹）控制事发现场的能
力，必要时坚决果断地使用国家专政机器镇压胆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提高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的成本预期、减少其收益预期，尽可能地减少其成员数量，并防止徘徊者、旁观者加入到行动中来；牢牢占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价值标准的主导权，占领道德和公平正义的制高点，严防集群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搞乱人们的是非标准，尤其是严防其搞乱执政党、政府尤其是军队的思想，在我党政军内部打开缺口；要坚持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坚决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始终坚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严防超越宪法和法律“开口子”；增强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稳定的自信心，正确看待人们的利益表达行为，即使对于挑战现行制度的行为也要在战略藐视，在战术上重视，从容应对和妥善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甚至挑战政府权威的集群行为，避免反应过度，善于把损失和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内，特别是要善于把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尽可能使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既依法办事、于法有据，得到宪法和法律的法理支持，又是非分明、合情合理，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标准的情感支持，使法律的实施同社会的舆论、道德相协调、相统一；但如果发生道德舆论同宪法法律相冲突的情况，则必须毫不迟疑始终坚持宪法法律高于一切、高于道德舆论，不以道德舆论干扰宪法法律的实施，坚决果断地采取宪法和法律所授权的一切必要的控制和强制措施，以确保对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力，严防事件失控，坚决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坚决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社会基本秩序不被破坏、少受干扰，确保国家社会政治大局的持续稳定。
（本文责任编辑：张飞岸）
(2009-11-27 8:40:00 点击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