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殖民化的程度。如前所述《马关条约》成了继中英《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危机。条约规定日本在中国可以任意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此后，帝国主义各国利用“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条款，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开矿，修铁路，直接掠夺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片领土的割让助长了列强分割中国的野心。此后，帝国主义各国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了抢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巨额的赔款，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迫使财政困难的清政府除进一步搜括人民外，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从而为帝国主义列强提供了条件。这样，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民族危机愈益加深，面临被帝国主义彻底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尤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奋起抗争，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新高潮，戊戌变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先看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
一、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均沾”了《马关条约》所规定的种种侵略权益，在贷款、筑路、开办工厂，设立银行等方面，展开了更为激烈的竞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深化了。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由前此的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输出大量的资本为主，其主要形式：一是政治贷款；二开设银行或投资于厂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
（1）、政治贷款。清政府由于战败，需要在三年内偿付日本赔款和赎辽费共两亿三千万两，而且头六个月就要付给八千万两。“括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甲午战后，赔款给日本的二亿三千万两连同利息四亿两以上，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不过八千余万两。战争的耗费，已经使它国库空虚。即使加紧在全国搜括，一时也难于成数。俄法英德等国乘中国危难之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争揽贷款权。甲午战前，各国已在中国开放了一些银行。战后，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均在中国建立了分支机构。1895年至1913年间，各国在中国的银行，已由甲午战前的7家15个分支机构增加到13家85个分支机构。还在1895年3月，沙俄酝酿对日本干涉之时，俄国大资产阶级就提出要以政府“担保”对华贷款。以便攫取“对华的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护权”，但清政府按过去的习惯，先向英国汇丰银行商借。沙俄得知后，立即责备清政府不应向英国要求借款。因为英国不肯参加对日本的干涉。沙俄不仅要夺取英国这笔好买卖，而且还企图排斥法、德两国，单独贷款一亿两白银。法、德两国则竭力争夺。在清政府三次大借款的一段时间里，各国驻华使节不断到总理衙门吵闹，这个“咆哮恣肆”，那个“无耻无餍”，沙俄公使甚至威胁说：“不借俄而借英”，俄国“必问罪”。在两强的压借下，甲午战后的三年中，清政府分别向俄、英和法、德借贷三次巨款。
第一次是1895年7 月5日，驻俄国公使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在俄国首都彼得堡正式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又称《四厘借款合同》），规定中国向俄、法银行借款四亿法郎（约合银一亿两），年
息四厘，按百分之九十四点一二五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清政府除了以海关税收作担保，还声明决不允许他国享有管理或监管中国税收等项权利。这就使俄国取得了参加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特权。
第二次是1896年3 月，英、德银行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英、德洋款》详细章程，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磅（约合银九千七百万两），年息五厘，按百分之九十四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为了对抗沙俄控制中国海关的企图，英、德借款中特别规定，除了以海关税为担保，三十六年内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依旧由英国人控制，。
第三次是1898年3月1日，在北京签订《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规定借一千六百万英磅（约合银一亿一千余万两），年息四厘半，按百分之八十三折扣付款，四十五年还清。清政府用海关收入和苏州、松沪等地的货物税和湖北、安徽等口岸的盐税作担保。四十五年内不改变中国海关事务。
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清政府借上述三笔外债三亿多两，加上利息，共达7亿两以上，利息重折扣大，债权国轻易地捞取了高额利润。仅折扣一项就十分惊人，如《续借英德洋款》，八五折扣，英德两国本金还未付出，就先取得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盘剥也十分苛重，如《英、法洋款》在三十六年中，英法可得利息共计一亿四千一百多万两。更重要的是贷款合同所附加的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内地部分盐税、厘金、外贸和交通运输。这些部门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列强控制住它们，就可以干预中国的财政大权，影响清政府的决策。
通过给清政府政治贷款及与此有关的银行的开设和扩大、帝国主义列强得以在金融上和财政上控制住中国的咽喉，清政府不得不更加俯首听命。
(3)开设工厂，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途径。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设厂，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已开始。当时主要的还是出口品加工工厂和少量轻工业及船舶修理工厂，资本较少，规模也不大，其目的主要为了便于推销商品和收购工业原料。到1894年几十年间，外国人在华非法开设的大小工厂百余家，其工业投资不足二千万美元。其中开设时投资在十万两以上者，有二十三家，投资共七百六十万一千元。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设厂成了一项合法的权利，因而迅猛发展起来。据统计，1895—1902年，外国人在华的企业投资总额达五亿二千万美元，比1894年前的五十年总和还多二十几倍。1895年—1900年的六年间，新开办的工厂达九百三十三家，为甲午战前几十年总和的约九倍。外国资本家还把先前非法开办的企业加以改组，扩大成为大型企业。如英商经营的耶松船厂，合并了祥生船厂等，成了拥有资本五百七十万两的船厂。
（4）开设矿山、掠夺中国丰富的地下宝藏，侵略者早就对之垂涎三尺。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同中国官僚绅商勾结在一起，千方百计投资和掠夺矿产。1896年，直隶通兴煤矿缺乏资金，美国资本即以“合办”的形式插足。此后，各国纷纷效尤，诱迫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取得了投资或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和山东的一些地区，俄国在奉天的一些地方和东省铁路沿线、蒙古以及新疆的金矿产地，英国在四川全省和山西省、河南、云南等省的某些地区，美国在山西的一些地区、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攫取了采矿权。
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许多厂矿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各项特权，残酷
剥削中国工人，迅速成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以棉纱为例，上海外资新办的四厂加上兼并的一家，共五家。1897年拥有纱锭十六万多枚，约占当年中外资金全部纱锭的百分之四十一。又如，船舶修造业到1900年仅英商耶松船厂一家就几乎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个行业。其它的如矿业、公用事业、食品工业等，外贸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居于垄断地位。迅速发展的外资企业，加上在这个时期仍然不断增长的商品倾销，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5）铁路的修筑，是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工具；也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因此，甲午战争后各国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夺铁路修筑权。1895年—1900年间，英、法、德、美和比利时等国金融资本家，或者组织辛迪加，派出代表来华，或者由本国驻华公使活动，大肆攫取路权。
1896年冬，因清政府筹筑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即京汉铁路），列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后俄、法支持的比利时银行团，于1897年夏与清政府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这条铁路权实际上由俄、法控制。
（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修筑铁路，并不是他们发了“善心”，要“帮助”中国搞经建设，而是为了赤裸裸的侵略和剥削。正如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所说：“铁路犹如人身上的血管，生死存亡系之。有铁路，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利，则凡其地土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纱方法。”）经过这几年的激烈争夺，1896——1900年间，帝国主义烈强取得八次铁路借款权，贷款交易额达八千九百六十万元。外国资本所夺取的铁路权，到1898年为止，就达六千四百二十英里（合一万零三百三十六公里）。帝国主义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权，引起了中国舆论界极大的震惊。《国闻报》文章指出：“通中国之铁路，均属西人之铁路，路成而中国亦遂不国矣！”（国闻报1898年8月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时期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密约》。
由于沙俄领头对日本进行干涉，辽东半岛得以赎回。此事不仅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自诩有“远见”，而且连倾向英、美的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也一度受到俄国的迷惑。他们纷纷提出以更多的权利去结好沙俄。缔结密约，巩固“邦交”，幻想一旦有事，就可得到保护。中国朝廷内外这种亲俄、联俄的政治气氛，正是俄国所希望的，沙皇政府以日本威胁和共同防日为辞，对清政府进行恫吓和引诱，以实现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进而控制这片广阔土地的野心。
新登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给俄国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1894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暴卒，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加冕礼定于1896年5月举行。1895年底清政府决定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赴俄致贺，此前，沙皇政府已经正式提出让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横贯中国东北的要求，经过交涉，未得结果。这时，就企图通过李鸿章来达到目的。在俄国侵略者看来，只有李鸿章才具备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健全的头脑和合理的看法。”于是，沙俄便制造种种借口，拒绝王之春出使，暗示非派李鸿章不可。清政府屈从沙俄的意愿，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出使大臣赴沙俄致贺，并访问欧美各国。
1896年3月下旬，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及大批随员，由上海乘船出发。沙皇政府担心李鸿章
先去英、法等国访问，特派与李鸿章有很好关系的乌赫托姆斯基，乘专轮前往苏伊士运河抢接。把李鸿章抢到手后，立即直航黑海，并以金钱买通李鸿章一些重要随员，使之成俄国的耳目。在敖德萨港，俄国精心安排一个隆重的仪式，给予政府首脑礼遇。4 月30日，李鸿章等人由专车送到俄国首都彼得堡。
5月3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开始同李鸿章秘密谈判。维特强调俄国对中国的“深恩”、“厚德”，再三宣称：此次有俄国对日本的干涉，中国才得以保持“完整”；在甲午战争中俄国派兵进入吉林，本来是要“帮助”中国的，只是因为没有铁路，耽误了时机。因此俄国要能够继续帮助中国，首先要有一条铁路，并且是一条“最捷径地来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此，它就得穿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于5 月4日秘密接见李鸿章父子，重弹“中俄交情最密”的调头。东北三省接连铁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如果一旦中国和日本发生事端，俄国可出力“援助”。随后，沙皇政府又卑鄙地用重金贿买李鸿章。在沙皇政府威胁利诱下，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同维特和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签订了《中俄密约》。
在签订仪式上，又表演了一幕活剧，显现了沙俄大臣的狡诈和李鸿章的昏庸。由沙俄方面一手拟定的文本，第一款曾写有：“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时，两国就应出兵互相援助的字样。维特认为，这虽是说说而已，但若泄露出去，必将树敌过多，对俄国不利。于是沙皇命令罗拔诺夫把“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字句删去。事后，罗拔诺夫却疏忽了。到双方就座，即将签字时，维特发觉了这个疏忽连忙悄悄地向罗拔诺夫指出。罗拔诺夫这才恍然大悟，敲着头说：“天呀，真糟糕，我竞忘了叫他们改过来！”他看一下表，立即招呼仆役，吩咐端早餐，并对李鸿章说：“已过十二点钟了，免得菜肴变味，我们吃了再签字吧！”李鸿章丝毫没有觉察俄方面忽然改变签字程序是一个诡计。待他饭后回来画押时桌子上放着的已经是删改过的条约文本。
《中俄密约》共六款：主要内容是：（1）日本如果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两国应派海、陆军互相援助，并接济军火、粮食：（2）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两国不得单独与敌方媾和；（3）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至被威胁的地区，中国允许俄国经过黑龙江、吉林接建铁路达海参崴，该路的建筑和经营，由道胜银行承办；（4）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在该路运送军队及军需品。俄国以结成中、俄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为幌子，不仅攫取了中国东北的路权，而且为以后俄国海陆军开进中国其他口岸，打开了方便之门。密约签订后，俄国立即派员同驻俄公使许景澄具体谈判有关铁路建筑的合同。9月8日，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不久，维特又起草一份铁路公司章程。通过这两份章程，俄国不仅取得了东省铁路的修筑、经营和运送军队、军火等特权，而且还抢占了这条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操纵了铁路沿线的政权、警权、财权，使之成了俄国实际上的殖民地，而整个东北，也就逐渐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二、帝国主义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俄密约》的签订，使俄国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从而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但也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法、英、美等国，纷纷乘机向清政府勒索。帝国主义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达到了高峰。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就公开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光”，干净利落
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沙俄的一系列行动，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他们纷纷在中国抢占沿海港湾，掠夺铁路利权和瓜分势力范围。
德国早就对我国胶州湾垂涎欲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它就以干涉还辽有功，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胶州湾，但沙俄舰队已取得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它的要求一时未得逞。然而，却在汉口、天津开辟了租界。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占领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
德国进占胶州湾后，俄国马上抓住时机诡称为了向各国显示“中俄联盟之证”，要求清政府给俄国停泊军舰的港口。12月14日，沙俄军舰擅自侵入旅顺港。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一帮人竞将谎言视为“信义”，命令旅顺守将随时接济俄船在旅顺所需应用物件。俄国军舰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侵略军受到了上宾的礼遇。
在对清政府高谈“友谊”的背后，俄国同德国就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默契；俄国支持永久租借胶州湾的要求，胁迫清政府满足德国的愿望，承认山东省为德国和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也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的东北，直隶及新疆在内，是俄国的“独占行动范围”。
1896年3月6日，得到沙俄支持的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胶奥租界条约》，主要内容是：（1）胶州湾租给德国，期限九十九年；（2）准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由胶州湾到济南的铁路，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准德国开矿；（3）山东省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国人，外国资本或外国器材，德国有优先承办权。
这一条约使德国强占了胶州湾，攫取了山东境内筑路、开矿的特权，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接着，俄国乘机加紧逼迫清政府。在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前三天，俄国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租借旅大，并修筑东省铁路支线到黄海海岸。3 月16日，俄国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令在十天内签字画押，否则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沙俄使出了惯用的军事讹诈和金钱收买两种手法。一方面命令其海军在中国海面和旅顺口示威，一方面派员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许诺事情办成后他们可各得银五十万两。3 月27日，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5月7日，双方订立《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两约主要内容是：（1）俄国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地的军政大权统归俄国。中国不得在租地内驻军，租期二十五年；（2）租地以北，划出一段“隙地”（几乎包括租地以外的整个辽东半岛）。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同意，不得入内。这个地区的土地，铁路、矿山和一切通商利益不得让给其他国家；（3）允许俄国从东省铁路干线修筑一条支线到旅顺，大连，支线所经地方的铁路利益，不得让给他国。
俄国强租旅大后，东北三省就完全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向华北伸张势力，妄图实现其控制整个中国北部的野心。
沙俄侵华势力的扩张，极大地刺激了英国。英国要求清政府给予“补偿”，并以抵制俄国南下为词，要求租借山东威海卫为军港。1898年7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主要内容是：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占旅顺的时间相同，租地内归英国管理，但中国
军队仍可进入。事前二十多天，英国还迫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九龙半岛及其周围岛屿，租期为九十九年。
旅大租约和威海卫租约签订后，俄、英两国在渤海湾形成对峙局面。为了巩固各自在华的利益，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在共同宰割中国的基础上，取得暂时的妥协。1898年7月到1899年4月间，俄、英两国经过八、九个月的讨价还价，双方以备忘录的形式达成了协议。英国承认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内蒙古、西北及华北的一部分）占中国总面积一半的广大地区划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则承认长江流域（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江苏和浙江等十个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也积极投入瓜分中国的狂潮。早在1895年5月，法国就要求清政府修改中、越界约，并强占云南边境的猛乌等地。在德、俄分别强租胶州湾和旅大之后，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今湛江）等特权。1899年11月，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清政府允许广州湾及其附近海面给法国，租期九十九年；允许法国承办修筑由越南至昆明和广州湾的赤坎至安浦两条铁路，以及敷设电线等特权。又迫使清政府同意不把两广、云南割让给他国。结果，这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就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和意大利不甘落地后边，也乘机要挟。1898年4月，日本在英、德的支持下，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福建省及其沿海地区让给他国。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于1899年3 月以炮舰相威胁，企图租借浙江的三门湾未能得逞。
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这样一幅时局图：俄国盘距在长城以北，英国控制了长江流域，法国据有两广和云南，德国称霸山东，日本占据福建，偌大的国土就这样被帝国主义所瓜分。
“门户开放政策”
俄、英、德、法、日等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美国正忙于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在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中国的盛宴中，它成了一个迟到者。但它不甘心处于向隅不问的地位，因而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中国的产物，也是几十年来美国大资产阶级不断追求侵华权益的适时政策。
从1840以来，资本主义列强每一个重大的侵华行动，几乎都有与美国有关系；列强所攫取的每一项重大的侵华权益，也几乎都有美国的一份。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军事力量在各资本主义列强中，还是薄弱的。1880年，美国海军力量仅居全世界第十三位。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使美国长期主要采取步英国的后尘，利用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来掠夺中国。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时美国的工业已跃居世界第一位，总产值相当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左右。美国资产阶级通过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世界的野心，随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而膨胀起来。美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铁时代》玄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适宜在将来成为世界的工厂”。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商报》提出：“美国不能再继续作为西半球的孤立国家”的呼吁。当时在欧洲各国机器工业已普遍发展，关税壁垒高筑，因此，幅员辽阔
而经济极端落后的中国，更加成了“美国经营企业、工业和投资的最有出息的场所”。
事实上，美国资本家们也确实在迅速向中国扩张。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美国对华的商品倾销，已上升到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多元；甲午战争后五年间，美国资本在中国开设了八十一家工厂，总投资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已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并且对打开中国市场有强烈的欲望的美国，再也不安于扮演英国政策追随者的角色，也不满足于“均沾”别国所取得的在华特权了。1898年春，美国兼并了夏威夷。接着，又打败了西班牙，占据菲律宾群岛。美国终于完成了通往亚洲和中国的第一步。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俄、英、法、德、日等国，已经强占中国沿海的一些最优良的港口，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美国要在中国夺得一块独占性的“势力范围”，则已太迟了。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要么同俄、英、法德等国合作，结成共同掠夺中国的利害关系，要么同其它列强对峙。可是，在占领菲律宾后不久，美国总统麦金莱就声称美国“绝不在东方寻一点非共同的利益”，而仅仅“要求门户开放”。1899年，“门户开放”终于作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所谓“新政策”而提出来。
1899年9月至11月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训令美国驻英、德、俄、日、意、法等国的使节，征询各驻在国政府的意见，请各该国对美国提出的一份宣言作出承诺。这份宣言的内容的有下列三个方面：一是互不干涉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既得利益。二是各国运往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的货物，一律适用目前的中国税则。税款由中国政府照章征收。三是各国对往来于上述势力范围内任何口岸的船员，不得征收高于（上述势力范围内）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所修筑控制或管理的铁路线上，对他国货物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同等里程，同类货物的运费。
这就是美国最初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些建议提出以后，列强从各自的侵华利益出发，相继表示同意。最早复文表示有保留地接受这项建议的是英国。长期以来，英国占有广泛的侵华权，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它在中国的受到俄、法、德、日的损害。特别是沙俄，不仅控制中国的东北和蒙古，而且凯觎华北，从而给英国的利益造成巨大威胁。“门户开放”政策使英国能够借以维护既得侵华利益，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和美国协同行动反对俄国的良好基础。这样，英国在1899年9月底和11月底，两次复照美国，并且在二次照会中，明确答复，如果有关各国发表同样声明，英国则拟照美国政府要求的内容，发表声明。
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同沙俄的利益冲突很激烈；相反，它同美国的关系一直比较亲密。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正在利用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加强自己的力量，在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地位也有待于巩固。如果中国“门户开放”，日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向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伸张其势力。因此，1899年12月下旬，日本政府表示了接受这项建议的意向。
意大利以最干脆的语言，无保留地表示赞同“门户开放”政策。它在中国没有取得自己的势力范围，“门户开放”正好帮助它取得想要而未能实现的侵华利益。
德、法两国接受“门户开放”原则，是想利用它插足英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不仅声明对“门户开放”政策没有异议。而且还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就是门户开放的政策。法国则声明，希望享有中国全境内的“平等待遇”。
最不乐意接受“门户开放”原则的是沙俄。在列强中，俄国经济实力最为薄弱无力以经济的手
段同其它强国竞争，因此迟迟不表示赞同。最后在其他有关国家都先后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俄国才勉强同意接受。
1900年1月，在俄、日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镇压义和团的时候，美国政府又一次向各国发出照会，除了重申上年“门户开放”的基本精神之外，又针对当时国际上瓜分中国的舆论，增加了一项内容，即要“寻求”一种“解决”中国局势和办法，以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这个照会，就是通常说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稳定的世界市场。这正是美国这个跃居世界首位的工业大国的利益所在。美国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构成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多届美国政府不断重申的一项“大政策”。
（义和团运动时期，1900年7月3日美国政府向各国政府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通牒，提出要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1899年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主要内容是针对贸易和经济投资，是要求在华经济侵略利益的均等。而1900年的第二次照会的内容则主要针对其在华的政治利益并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表现了美国对加强其在华侵略利益的关切。
美国注意在政治上向中国施加影响，对1899年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政府从不承认它包有对中国的侵略意图，而把没有被瓜分，归之为是由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功劳。）十九世纪末，正当各国和日本为争夺侵华利益而矛盾重得的时候，“门户开放”政策给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妥协方案。列强相继接受这一政策之后，客观上使他们采取瓜分中国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受到某种牵制。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也保持一段时间的暂时平衡。美国则对列强基本赞同“门户开放”政策十分得意。认为这是“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比此更光辉和更重大的胜利”。因为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使自己在当时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形势下，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迅速地渗入到“势力范围”之内，同其它国家展开竞争，并挖掘共同宰割中国的领导权。无怪乎一些美国侵略分子高度赞扬这一项政策，认为“它既保护了现在的利益，也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从此以后，美国利用他的经济优势，一天天地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第二节戊戌变法
一、原因：
1、时代背景：
甲午战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降至近代最低点，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历史提出了救亡与图存两大课题，救亡即挽救民族被瓜分的危机，图存即发展资本主义，当时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用不同的方式，发动了不同的政治运动。清政府甘当傀儡，苟延残喘，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官僚、商人）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维新人物作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政治代表，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并把初期维新思想发展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即戊戌变法运动；农民阶级谈不到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发动的义和团运动以武装斗争坚决地回答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首先提出了更为激进的革命主张，要挽救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推翻腐朽买国的清政府，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
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义和团运动受到清政府的愚弄，使义和团正义的反帝国斗争却掺杂着歪曲的形象表现出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于1894年11月成立了华兴会。但由于当时革命风气未开，革命派的活动暂时限于境外，由于上述原因，救亡图存运动历史地首先由清政府内部一部分采取上书等一系列合法手段的维新派发动和领导。这大概是戊戌变法运动兴起的时代动因。
2、阶级原因：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华自由开办工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而民族危机急速加剧，又促使一大批商人，士绅和官僚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提高，纷纷投资于新式企业，因此中国民族资本有了初步的发展。据不完整统计，从1895年至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工矿企业，其创办时资金在万元以上的，共有104个，资本总额为2.200万元。若除去采矿业，私人资本的工厂共为79个，其资本总额为170多万元，甲午战后6年间创办的私人资本工厂的投资总额为战前的2.3倍。
3、思想原因。初期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改良封建制度的方案。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经历了相互递进的三个层次，即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主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侧重于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1915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又将视角集中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甲午战后的几年间，正是洋务运动由高潮逐步走向破产的年代，也是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知识分子涉足政治舞台，对洋务运动科学的反思、批判，并呼吁清政府开展政治变革，即由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向引进欧美的制度文明的转折年代。十九世纪8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一系列问题如管理不善，贪污腐化，效益低下，逐年亏本不断出现，一些参与洋务运动又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陈炽、胡礼垣等，大胆暴露洋务运动的弊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把学习西方技术和改革封建社会制度同步进行的深层思考。客观地讲，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向清政府提出了必须进行政治变革的问题。郑观应这些有识之士正是这一历史正常运转的典型代表（都提出了办新式学堂、设议院、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但是，他们这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虽然世界知识丰富，头脑新颖，有胆有识，善于把握中国新社会的脉搏，可是对中国现实进行变革的胆力不足，尤其不大会将中西文化教育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加以创新。为大多数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所接受。他们是拿来有余，创新不足。这就不可能站在历史潮头，指挥一切，即不可能成为在学习西方制度文化中充当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但他们在思想上进行的探索，为维新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人才因素：康有为从思想理论建构和政治行动两个方面完成了维新思潮由政治思想向政治行动的转化，。康有为成为维新变法的旗帜、领袖，戊戌变法的发动是于康有为的上书活动、培养人才和组织团体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从康有为的素质和经历来说具有某种必然性。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单从名字来说，就不同凡响。他是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一个逐步衰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从6岁开始，就读《论语》《大学》《中庸》《孝经》等书，背诵各种诗句、古文，也学习史学、经学等，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基础。1874年，17岁的康有为在康家两万卷的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地》《瀛环志略》《职方外纪》等书，读后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进行反思，心潮滚滚，思
绪万千。1876年，康有为拜朱次琦为师，刻苦功读，从此经学、史学、文学、掌故、词章、文字学等大有长进。逐步形成了康有为的治学风格。但是，康有为研究学问是为了救国治世，3年的读书生活结束后，他仍未悟出解救中国的出路何在。于是茫茫然来到西樵山，日夜苦思冥想。西樵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松柏交映，泉水叮咚，花香宜人，灵山秀水进一步激发了康有为对人世的思考，唤起了青年人所独有的种种狂念。他在自编年谱中称：“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这种如痴如狂的浪漫生活曾使许多人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但这种“失常”则又可能导向新的理想境界，成为与世不容的“怪人”—“圣人”。（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末，击节奋进，“力主维新，举国目之为狂，而转入二十世纪初，却一反掌间‘力主守旧’，举国又目之为怪”。）1879年，康有为怀着一种好奇心来到了香港。这时的香港已被英国统治了30年，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基本建立，并显露出了生机。繁华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高楼使康有为赞叹不已；崭新的思想学术文化更让他应接不暇。尽情地领略了香港风光之后，康有为购买了一批图书和地图，又开始了新的钻研和思考。他读书十分注意中学和西学的比较，善于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去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西学知识虽然是有限的和肤浅的，又多为自然科学，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难免由自然引申到社会，由科技联想到天地人生。而且，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弘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从古典学术的一般论述中去放言高论，阐发表述其思想倾向的各种观点。他已逐步成长为较有造诣的今文经学大师，变为鸦片战争以来继龚自珍、魏源之后的又一位经学新兴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尤其在光绪初年，如果要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头面人物，首先必须是学业丰硕的今文经学的大师。康有为恰在这个方面高人一筹，具备了这个条件。
康有为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和西方某些文化知识揉合在一起去表达自己的“怪论”。1882年，康有为利用去北京考试的机会，曾游历了上海，在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里购买了一大批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的社科图书，后来还弄到了一台显微镜，从中遐想世界和人类的各种带有哲学意义的重大命题。他自称，通过显微镜：“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剖一而无尽，吹万而不同，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康有为正是从一些科技现象中，“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
他从事学术研究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上下求索”，不为学术而学术。他自称“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亡为事”。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清廷腐败进一步暴露，民族危亡一天天加重，康有为改造社会的要求更加迫切。他将数年中接触到的西方文化和今文经学的社会哲理以及佛学、陆王心学融合贯通，再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水平，逐步创造了一整套思想体系，形成了自己改造社会的总体设计。在自编年谱中说，中法战后，他从中国的前途出发，“合经学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颐变，搜合诸教，剖析今古，考察后来”，终于“妙悟精理”、“日新大进”，为维新变法创造了理论体系。
二，经过：
1，维新派的政治活动与维新运动的发展；
（1）、康有为1888年上书。康有为不光注重理论的创建，而且还更注意政治上采取行动。轰动一时的维新变法是和他的多次上书，兴学育人，组合团体的行动紧密相连的。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边境狼烟四起，警报频传。痛感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康有为第一次写了五千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挽救危局。
这次上书因为顽固派的压制而未能送交皇帝，但表明康有为已把变法的思想，变成正式的建议。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这次上书，很快就在一些爱国士绅中传诵，康有为在士林中声名鹊起。
（2）、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培育维新人才及著述活动。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决定以聚徒讲学的方式，深入研究并传播维新理论，培养变法的新人。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一所寓政治于教育的新型学馆，即万木草堂。在这里，康有为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不是要求青年士子潜心训诂词章，而是引导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学以致用。他既讲礼学、理学、史学，又讲西学，批判古文经学，提倡今文经学。在讲学中，他从中国古代的典章、政治到西方的文明、列强的压迫、民生的凋敝无所不及；每论一学，或讲一事，总是上下左右，参以欧美事例，世界大势，旁征博引，比较论证。学生们除了读中国古书，还必须读介绍西学的著作；不但要研究经、史学问，还要学习声、光、化一类的自然科学。
康有为的讲学，不仅以渊博的知识和系统的分析吸引学生，而且更以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忧虑扣击青年的心弦。他每谈及国势衰败，外侮欺凌，动辄慷慨悲叹，甚至涕泪纵横，康的为就是这样以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陶冶学生，引导他们跳出科举的藩篱，肩起“匹夫之责”，跟着他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万木草堂，学生不分班，也不进行严格的考试。每人都有一本功课簿，除了每月几次听老师讲课外，就是自己读书，写笔记，每半个月缴呈功课薄给老师批答一次。碰到非面谈不可的学问，康有为就随时传见学生。康有为通过这种形式，观察学生功课的程度，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诱导学生成长。
另有一本《蓄德录》是每个学生抄录的名言佳句和书写的志趣爱好，互相传阅，大受教益。康有为讲课前，先开列书目，让学生预习，写出心得，再组织讨论。相互辨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康有为开讲，既讲自己的观点，又评论各位学生的见解。针对性强，启发也大。万木草堂的日常管理，也由学生直接参与，博文科学长负责教学规划和学习，约礼科学长负责纪律和品行，干城科学长负责体操；书器库监督主管图书和仪器等。像梁启超这样的优等生则担任总学长，全面负责学校的学习和生活。这样，万木草堂就变改变了封建社会的读死读书、读“死书”的境况，形成了一种求实，善思，创新，奋进的良好的学风。在十九世纪未叶，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年代，像万木草堂这种“不旧不新”，不中不西的格局，最为梁启超这些从旧垒中刚刚冲出的青年所欢迎，也最容易激发他们的思想情感。当时的万木草堂其是“万木森森散万花”。30年后，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仍不能忘记万木草堂的读书生涯，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中有一段形象逼真的描述：“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竽）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
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遝（既杂沓，榻）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噫嘻！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至今虽已近一个世纪，读之乃令人神往。
万木草堂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康有为挑选学问造诣较深的弟子，协助自己著述，参加自己的研究项目。他先规定论点、体例和基本要求，列出重要参考书目，然后让学生分工查阅资料，做出摘录，编出初稿，供他编定著述时使用。用这种形式，不但使他们进一步按照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去研究学问，认识问题，从而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维新骨干。梁鼎芬有诗称：“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
万木草堂开始时有二十多名学生，1894年增加到一百多人。1891年到1898年，万木草堂学生连同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的学生，以及上海，北京拜门的学生，一共约有千人之多。陈千秋和后来成为康有为得力助手的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徐勤等人，就是万木草堂学生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梁启超，戊戌变法康梁并称。但在维新运动的初期梁启超仅仅是康有为的高足和得力助手。虽然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康还未中举（康于1893年才考中举人，而梁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但康在思想上、政治上、学术上较举人梁启超要高出几倍。在19世纪80年代，康已站在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潮头，具备了竞争维新变法领袖人物有基本条件。富有强烈事业心和美好追求的梁启超，一旦遇上康有为这样一位极有魄力的新人，自然如铁块碰到磁石，拥抱在一起。梁在其《三十自述》中记述了于康首次会面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戊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茫茫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联床，竞夕不能寐”。总之，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对其一生的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意义，是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走向和康所占的政治地位促成的。
总之，在这几年中，康有为一边教书培养人，一边研究变法理论，写了不少书籍和文章，着力引伸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维新的理论依据。其中由梁启超等人在万木草堂协助完成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维新运动影响最深。
在十九世纪末，以清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犹如老树枯滕，濒临死亡的境地。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依旧把“四书”、“五经”作为“万古不易”的治国朝纲，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要冲破当时的万马齐喑的状态，打开改革的局面，就必须动摇这种“恪守祖训”的传统思想。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多方论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左传》、《周礼》《逸礼》、《毛诗》、《易经》等书都是假货，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根据的所谓“新”朝之学。它是谬托圣人而捏造的“伪经”，完全淹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尽管康有为的论断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但他的大胆议论，犹如“思想界之飓风”，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轰动，引导人们去怀疑传统的经典，使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受到巨大的冲击，打击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是借用了孔子的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康有为在书中，把周秦诸
子说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范本。他认为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按照自己的理想实行改制而假托古人的言论创作出来的。他的变法主张，正是对孔子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孔子的旗帜下，他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宣称人类社会就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演变，愈变愈进步，现在必须通过变法维新，使中国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康有为的《大同书》里。在这里，孔子已经换上了西装，孔圣人也成了“康圣人”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了。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借用了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改革思想。这些著作的发展，给予顽固势力以有力的冲击，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维新理论。
（3）公车上书。1898（光绪二十一年）春天，甲午战争已近尾声，恰值清政府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同各省举人，怀着沉重的心情，云集北京应试。4月17日，康有为探知《马关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叫梁启超去发动和联合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上书。几天里，都察院门前车马盈门，人群纷纷云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马关条约》签订的巨大声浪，真所谓“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
举人们的爱国热情，使康有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决定联名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制造声势。于是，他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皇帝书（第二书）。书中指出：割弃台湾，民心离散，必将导致土崩瓦解，其它列强必将接踵而来。要求皇帝当机立断，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大计。其中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的策略，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书中分析世界大势，指出现在必须“以开创之势”而不是“以守成之势”治天下，要更新百法不要墨守成规。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应该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在政治生活中，主张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由士民公举一个有才学的“议郎”（即国会议员）。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措事宜，均由议郎讨论决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即付诸实行。这次上书，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实行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形式之一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初的政治纲领。这封上皇帝书，把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主张都包括在内，以后多次上书大体未脱这些内容。
5月1日，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开会讨论，有一千三百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以“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2日，递到都察院，都察院推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行动，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过问朝政的压制。这一次上书，是资产阶级改革思潮转变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标志。上书的内容很快被传抄印刷，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新思想随之传播。
“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天，会试榜发，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就职。5月底和6月底康有为又写成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必须变法维新的道理，并在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皇帝读到第三书，感到所述变法的主张，符合改变国家贫弱和巩固清朝统治的需要，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于是，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一开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论权威和皇帝的政治权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斗争策略。康有为等在变法活动中，为了打开局面，决定从制造舆论，组织团体入手，以“广联人才，开创风气”。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一种刊物，初名为《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文稿。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每期印一千份，附在专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后传递，免费送给在京的官员阅读。后来增印至三千份，在官僚士大夫中逐渐引起注意，使他们每天都能闻所未闻，“舆论渐明”，“亦渐知新法之益”。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在这同时，康有为向那些同情和支持变法官僚游说组织学会。8月，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以挽救时局为宗旨的“强学会”，会员除康、梁外，有文廷式，陈炽，杨锐，江标等数十人，连袁世凯也列名参加。户部主事陈炽被推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强学是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是一个寓政治于学会之中的组织。它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在维新思潮日益高潮的形势下，翁同和和孙家鼐出面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大官僚捐款充作经费，甚至李鸿章也想捐款挤进该会，但被拒绝。英、美驻华公使团和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传教士也以各种形式表示支持维新派的活动。
1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当时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活动的维新派人士张謇、陈三立、汪康年、黄遵宪、章太炎等人，都相继参加。1896年1月，出版了《强学报》。这时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强学会会员，有五十多人左右，大致包括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帝党官僚，依附洋务派的官僚或名士，居于赞助地位的大官僚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其中，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起着核心作用。
随着变法呼声的高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也就愈加嫉视。1896年1月，李鸿章的亲家，御使杨崇伊上奏疏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慈禧太后立即借此下令查禁《中外纪闻》，封闭北京强学会。接着，上海强学会也被解散，那些见风使舵的官僚纷纷宣布退出强学会。可是，已经兴起的思想潮流并未被阻止或打退，维新运动继续由北京、上海向全国各地扩展。
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编辑。梁启超以充沛的爱国热情和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论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成为康有为得力的助手。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鼓吹维新的著名论文，深受知识界的欢迎，在《变法通议》一文中，非常系统深刻地讲了“变法”的道理，变的理论，变的哲学，变的精神。
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借用《易》中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观来说明自己变法维新的观念。
在“论不变法之害”一节中，讲了古今中外不变法的许多危害以后，总结说：“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节中进行了一番论证分析之后指出：“吾今为一言一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到一万多份，风行海内，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喉舌。康、梁的名声大噪，变法维新的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当京、沪的维新活动渐趋高涨的时候，广东、湖南的维新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康有为回到广州后，除了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还一度去香港、澳门和广西桂林活动。1897年2月，他在澳门发起创办《知新报》，由其弟康广仁，门生徐勤主编，成为华南鼓吹维新的重要报刊。
甲午战争后，湖南的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便开始创立学会，宣传变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愤慨万分，与同乡好友，唐才常等在家乡筹办革新事业。他发愤钻研中西学问，于1897年初写成《仁学》一书。在书中，他对封建君主政体和纲常名教进行了大胆的批判，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声言要冲决伦常和君主之网罗，表示要同封建束缚决裂。并且，他抱着不怕“杀身灭族”的决心，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概，积极献身于维新事业。他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人物。在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徐仁等的扶持下，湖南新政日益发展。1897年10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担任总教习，唐才常、韩文举等人任分教习。梁、唐、谭等在时务学堂广泛介绍西学，宣传变法理论，批判传统的旧学和专制制度，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思想。
1898年2月，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下湖南创办了南学会，在长沙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总会每七日集会一次，讲演世界大势和政学原理。在他们的努力下，原来被顽固派看作“安静世界”的湖南，出现了“人人皆言平等”，“观听一新”的勃勃生机。一批年轻的维新志士，在湖南涌现出来。除了谭、唐之外，还有林圭，蔡钟浩，李炳寰，傅慈祥，田邦睿和蔡锷等人，后来都成为献身于救国事业的著名人物。
在天津，1897年秋冬，严复，夏曾佑等人创办《国闻报》（日报），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要求中国仿效西方，变法自强。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又几道，福建候官（今福阳）人。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7年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6月回国后，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甲午战争后，鉴于形势危迫，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四篇论文，宣传维新，鼓吹改制。他毕生“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
严复最负盛名的是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赫胥黎的第九卷文集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其中前两部分专讲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把它译为《天演论》。赫胥黎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基本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万古不变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这一竞一择，就发生了生物的进化。这种生物进化的发展规律，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和种族与种族之间，也同生物一样是相互竞争的，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盛极一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所以他在《天演论》中每翻译完一篇，即加上按语，借题发挥，发表自己的意见。案语之长往往与译文不相上下。1895年4月初，他译成后，先在《国闻报》的增刊《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
4月又正式出版。
《天演论》前半部分讲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唯物的；后半部讲的是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唯心的。因为这种用生物进化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在西方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为弱肉强食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但严复从换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用来激励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所以《天演论》象洪亮的警钟一阵轰鸣，震动了全国。这主要是由当时严重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天演论》正式发表和出版时，正是瓜分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抢夺筑路权，中国的锦绣河山快要被瓜分完了。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这时都要问，中国真的要亡国了么？还是仍可奋发图强呢？
严复的《天演论》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告诉人们：中国真是危险，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无论在力、智、德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如果墨守成规，就逃不了被淘汰的命运，突出了紧迫感和危机感。但是《天演论》又告诉人们：强与弱是可以变化的。只要人为势力，可以与天争胜，而且“终将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国家就可以永存，种族就可以不堕；只要变法维新；就可能“转祸为福”，中国仍然可以得救。《天演论》讲的这些道理，既给人们敲起民族危亡的的警钟，又使人们看到可以争取的民族复兴的前景，从而鼓起了信心。就这样，《天演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迅速风行海内，成了一般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
在康、梁这些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已逐渐形成。据统计，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变法自强的政治性学会三十三个，新式学堂十七所，报刊十九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以上。封建传统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三、维新派与顽固派展开思想大论战。
维新运动迅速发展，使顽固派不仅感到“痛心疾首”，而且引起极大恐惧。他们把维新派视为“洪水猛兽”，通过奏折、书刊和书院的讲坛，对维新派进行攻击，说维新派“心迹悖乱”是“名教罪人”、“士人败类”、“文妖”，诬蔑维新派的主张是“离经悖道”，是“淫词”，“邪说”，误人子弟，叫嚷“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甚至咬牙切齿要对维新派“脔割寸磔（音辙）”，“处以极刑”。维新派也通过奏折、书刊、讲台进行驳斥。于是，顽固势力在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有荣禄、刚毅、徐桐、许应骙等贵族和官僚；在地方是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和诸如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劣绅。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和一度混迹于维新行列的张之洞、袁世凯，也很快同封建顽固势力勾结在一起。论战主要围绕下面几方面进行：
第一，要不要变“祖宗之法”。即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顽固派认为，三纲五常，诗书礼教这些所谓“大道”，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在中国只要守住这些“祖传”的“大道”，就可以对付一切复杂的变故；如果改变“祖宗之法”，非但政事无可依循，而且还会“祸乱”国家。徐桐是反对变法的老顽固。他把数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连路遇西式建筑物也要绕道而走，他甚至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维新派援引中国古代关于“变”的哲学观点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批驳顽固派，他们列
举当时变化着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自然现象，论证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变”才是“天道”，“变”才是“天下之公理”。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只有变才能强盛，不“变”只能衰亡。
1898年1月，康有为同荣禄、李鸿章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当时，因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狂潮，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法图强的具体计划。光绪皇帝准备召见，但被顽固派阻挡，改由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重臣出面，在总理衙门代为“问变法之宜”。
一开始，荣禄就叫嚷：“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就是用来治理祖宗疆土的，今天祖宗留下的疆土也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就像这个总理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里规定的！因时制宜，诚非得已。”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当康有为谈及变法应从变法律和官制入手时，李鸿章别有用心地质问：“难道朝廷中六部都要裁撤吗？一切法制都要抛弃吗？”康有为据理辨驳：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现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即使一时不能全部办到，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第二，要不要废“八股”，倡西学，改变教育制度。“八股”考试制度始于明朝。八股文的试题，都来自儒家经籍“四书”的原文，立论要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据。封建统治者借此引导读书人埋头“圣人书”，搞那些望文生义的僵化学问，培养了一些除了“学案几部”，“语录百篇”以外，什么也不懂的封建卫道者。顽固派反对西学，坚持八股取士制度。因此，维新派在宣传变法的过程中，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指责八股取士是导致中国贫弱落后不文明的一大根源。严复更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维新派不仅反对八股。而且反对整个封建教育制度。他们批评这种文化教育制度，只求背书，而不求义解，读书越古越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造成乡里子弟读书十余年，还不会写一封信；所谓“通人学士”，一里有多长也回答不出。因此，维新派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把废除科举、八股同创立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制度，大讲西学，培养和使用人才联系起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扎实地做了一些提倡西学，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好事。例如，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商务印书馆和各地许多新式的教育机构，都是在这时创办的。他们的宣传和活动，打破了文化教育界僵化沉寂的局面，知识界纷纷走出词章考据的牢笼，倾慕西学，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群敢于放眼看世界，追求新思想的新气象。
第三，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顽固派死抱着君主专制制度不放，诅咒提倡平等，民权是“禽兽之行”，诬蔑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胡说主张民权就会引起天下大乱。
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批驳“君权神授”。如谭嗣同认为：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办不好事情，就应该废除他，这是“天下之通义”，两千年来统治中国的都是专制暴政，所谓国君，正是窃国大盗。维新派的结论是君主专政、百姓仰官如鬼神，就是中国贫弱落后的一个根源。
维新派反复强调“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其富强的根本。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述和提及这一问题。他还专折
奏请定宪法，开国会，认为这是“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康、梁等人变法的目标，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亡。为此，他们就需要一定的政治权力。当时他们虽然还不主张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度，但是正式提请皇帝实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两大政体之一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仍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当时起到启蒙的作用。
通过这场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学习西方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使许多人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一种信念：“能变则存，不变则亡。”经过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一代新的，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在孕育着。
四，百日维新
正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之际，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促使维新运动进一步高涨。12月，康有为自上海回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各列强侵华形势日益严峻，而且国内也是民怨鼎沸，变乱在即，若不及时发愤维新，不但保不住皇位，“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为此具体陈述了挽救危局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效法俄日，‘以定国事’”；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上书中，康有为正式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和颁行宪法的需求。这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溎拒绝代呈，未能送至光绪皇帝，但奏本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广为流传，影响颇大，都察院高燮曾密折保荐，请光绪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但奕訢则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为名，从中作梗。光绪帝只好改为委任五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如前述）1898年1月24日，翁同和，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康有为陈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并驳斥了李鸿章、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又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措施。这时，他的《上清帝第五书》，才得上达。事后，翁同和向光绪帝报告了问话的情况，并加以推荐，光绪帝想再次召见康有为，被奕訢所阻。于是命康有为拟折详奏，并传命，凡康有为条陈所见，必须即日呈递，并要他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一并进呈。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大纲。他以印度、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固守不变，而遭到亡国的命运，说明中国面临的危局，希望光绪帝取法日本变法维新。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要义是：“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招待所，许天下人上书。”他请求光绪帝从速做好三件事：一、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亩……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二、在午门设“招待所”，允许人民上书，“称旨者擢用，或擢入制度局参议”；三、推行新政，“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共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负责新政实施，在地方则每一道设一新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局，统筹推行新政。《应诏统筹全局折》包括了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但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对兴民权，开国会，立宪法，避而不谈，显然是考虑到反对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不能不有所改变，因而强调了尊从君权，想“以君权变法”。这也表明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妥协性和保守性。2月，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七书》，鼓励皇帝仿效彼得大
帝出国游历、考察，回国后致力于改革。光绪帝看了康有为的奏折极为重视，决心变法。
光绪帝对《统筹全局折》极为满意，“置御案，日加披览”，这对维新派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鉴于当时全国救亡情绪的高涨。康有为一方面上书要求“变法于上”，另一方面又“复见开会振士气于天下”，他策动各国省旅京人士，组织地区性学会。1898年1月，康的为组织了广东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其后，关学会，闽学会，陕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这年春天，恰逢各省人士，与御史李盛铎发起组织保国会，以伸国愤。4月17日，在京官吏和会试举人200多人在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大会，康有为发表演说痛陈国家民族“苛惨大痛”。呼吁人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使到会者深受感动。会议通过了《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所谓保国，保种即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所谓保教，就是保护康有为所讲的孔教。保国会拟在京、沪设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广泛吸收拥护维新的官僚，士大夫和工商业者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它的影响下，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相继成立。
保国会的活动，遭到顽固派的攻击和诽谤，5月2日，御史潘庆澜上书弹劾康有为“聚众不道”。荣禄叫嚷保国会“僭越妄为，非禁不可。”御史文悌也弹劾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李盛铎见势不妙，也上书参劾保国会，攻击康有为聚众滋事，图谋不轨，洗刷自己的责任。于是军机大臣刚毅准备查禁保国会。但光绪帝拒不听从，并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又查耶”？下令将文悌革职。保国会虽然未被查禁，但由于一些投机动摇分子纷纷退出，遂形存而实亡。由此可见，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维新与守旧的斗争也日益激烈。
1898年5月，一向阻挠变法的奕訢病死，康有为抓住这一时机，于6月上旬先后代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写奏折，敦请光绪帝“明定国事”。不愿作亡国之君的光绪，被维新派的爱国热忱和改革的锐气所打动，也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6月11日，光绪帝依次据杨深秀，徐致靖等人的奏章，召集军机大臣，颁布了“明定国事”诏，宣布变法。“明定国事”诏的内容是：一、结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明白宣示及时变法；二，今后自王公以及士庶，均应努力向上发愤为雄，练兵以强国，兴学以励才；三，“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同时“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加以推行；四，举办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但明定国是诏没有提到政治改革，反映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自此以后，“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从这一天起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帝破例在颐和园勤政殿亲自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提出：“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考虑到光绪帝受制于慈禧太后，他建议就皇帝现在的权力，行可变之事。不裁撤旧衙门只增改新衙门；不黜革旧大臣，只渐攫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官，只委以差事，赏以卿衔，准许他专折奏事，召见后，光绪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从此，康有为获得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康有为利用这种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条陈，三个月中提出了不少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除旧布新的建议。7月3日，光绪又召见梁启超，赐他为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从6月11日至9月下旬，光绪帝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100多条关于新政的上谕，
几乎每天都有新政命令。其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去闲散；重叠的衙门，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正作风；提倡上书建议，严禁官吏借故阻止。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广办邮政，迅速兴办芦汉，粤汉，沪宁各路，成立丝茶公司，用西法制茶；在上海，汉中等大城市，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收支情况按月公布，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和发明，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等。
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裁汰旧军，改用西法操练。
总之，新政的范围很广泛，对某些旧的制度进行了勇敢的改革，对新制度的推行也相当的激进。所有这些内容，旨在使资产阶级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实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最终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这是进步的。正因为如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作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推行者，极端仇视新政。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日益高涨，新旧两派的矛盾斗争，也就迅速尖锐起来。
还在保国会成立不久，顽固派就大肆中伤康有为“目无君上”，聚众谋叛，荣禄诅咒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恫吓参加保国会的人，当心自己的脑袋。在顽固派的破坏下，不少投机者和胆小怕事者纷纷退会，保国会和其他同类组织不久就停止了活动。
五、戊戌变法的失败
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命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些改革，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遭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反对。他们根本不把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亲自发布的谕旨放在眼里，在各省的督抚中，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外，余者或推委敷衍，或根本不矛理睬，加以抵制。创新或者对新政措施“概不奉行，亦不议奏，电旨严催，置之不复”；或者不断到太后面前去哭诉。而社会上大批八股士子，土豪劣绅，和尚道士，则因为废八股，废淫词，停书院断绝了升官发财之路或敛财糊口的凭借，也到处散布污损变法的言论。所有这些腐恶的势力，群起要求慈禧太后赶快采取措施，废除新政。
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威逼光绪连下三道谕旨。
首先是对光绪的师傅翁同和“开刀”，革除他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逐回原籍，以削弱帝党，孤立光绪；其次是规定，凡四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具折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以阻挠光绪起用维新派；再次是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加文渊阁大学士，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使太后控制了京津兵权，荣禄则“身兼将相，权倾举朝。”与此同时，慈禧还加强了颐和园与北京内外的警戒，并在宫内部署爪牙，密切监视光绪。
面对慈禧和守旧大臣对新政的阻挠和破坏，光绪也曾进行反击。9月4日，光绪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怀塔布、许应骙、堃岫等六名顽固派官员革职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
第15讲 (本栏目内容，在学生用书中以活页形式分册装订！) 一、选择题 1．(2009年太原市高三年级调研考试)有人根据清末各派的主张对其着装进行了描绘，其中“内穿西装打领带，外着传统衣衫”描绘的是 ( ) A．顽固派B．洋务派 C．革命派D．维新派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近代的主要政治派别及其主张。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外；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维新派把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革命派则直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意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 【答案】 D 2．(2009年济宁模拟)漫画《乌鸦喝水》的场景有可能发生在下列哪次论战中( ) A．地主阶级抵抗派与洋务派 B．顽固派与维新派 C．改良派与革命派 D．顽固派与洋务派 【解析】A项中两派都主张向西方学习，C项中都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D项中争论核心是要不要学习西方，B项核心是要不要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涉及政体性质上的剧变。 【答案】 B 3．(2009年郑州市模拟)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的内容，引起了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社会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 ) A．维新思想吸收了西方民主共和思想 B．戊戌变法抨击了封建思想文化，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 C．戊戌变法使人们开始了解西方政治制度 D．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宣告维新思想的结束 【解析】维新思想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但却是君主立宪思想，并不是民主共和思想；戊戌变法前人们通过维新思想的宣传已然了解西方政治制度；戊戌变法最终虽失败了，但维新思想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而在近代中国形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答案】 B 4．(2009年江西金太阳专题卷)《定国是诏》颁布后，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的拥护，得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因为《定国是诏》 ( ) ①准许官民上书言事②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 ③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④废除科举制度，改试策论 A．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 【解析】《定国是诏》颁布后，开始变法，①②③均为此期间变法诏书的主要内容，
戊戌维新运动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 戊戌维新运动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 A.民主共和制度 B.君主立宪制 C.开明君主专制 D.汉族皇帝的新王朝 正确答案：B 解析：（1）戊戌维新运动是政治改革运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他们要求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戊戌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改革政治制度的初步尝试，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2）戊戌维新运动是爱国救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 （3）戊戌维新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 【维新运动的性质及历史意义】 （一）戊戌维新的作用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而发动和领导的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为变法救亡而奔走呼号，他们的行动符合维护民族独立和发
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它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成为中华民族全面走向觉醒的一座里程碑。 2、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学习西方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改革运动。变法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如政治上要求“伸民权”、“设义院”，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要求发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符合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发展趋势。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改革运动取得的成效很有限，但是它所提出的改革主题、改革措施，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都有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3、戊戌变法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思想领域起到了民主启蒙作用。戊戌变法是近代新文化的起点。哈尔滨市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相继而起。它同时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新闻出版产生了积极影响。戊戌变法还影响到社会风气和习俗的变迁。 总之，变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它不仅是一次救亡运动、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中的一个发展阶级。 （二）戊戌维新的性质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目前史学界有三种观点： 1、改良主义运动。 汤志钧等认为：这次运动要求缓和的手段，自上而下地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也不要求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意义 1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希望的关键时刻 高举民族救亡图存的旗帜 要求通过变法 发展资本主义 侃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面目实践和思想理论 不公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2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鼓吹民权 主张衽君主立宪制 并在政治面目、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虽然未能生效 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3 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 维新派通过组织学、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开办学堂 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货观念 批封建群权和封建纲常伦理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维新派的推动下 文化界还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 而且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失败原因 1 客观上 维新派的势力非常弱小 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 而以慈禧太后亩产的反对变法的守旧势力却相当强大 新旧势力对比的差距预示着这场运动如履薄冰 难以取胜。 2 主观上 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也是这场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 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在大声疾呼救亡图存 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 结果却是处处碰壁。第三 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了人民群众 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 因此 运动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 不但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 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 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 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也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 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戊戌维新的教训与启示 江南小寒戊戌变法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结尾。这里我们将结合维新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来分析它所带来的教训和启示。 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产阶级自上而下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实现近代化只有走革命道路。这既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是由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他们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思想上，他们虽提倡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虽有减少改革阻力之意，但也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力。同时维新运动时期，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维新派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内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且维新派仅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提出的变法还严重的影响到了封建地主的利益。 因此，改革要取得成功就要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摧毁旧有的政治制度，推翻清王朝。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人从失败中猛醒抛弃了改良的幻想，先后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2）中国的革新运动必须依靠广大的群众力量，组织坚强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同时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此，运动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因为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维新派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竟想凭借这样的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苦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可以说，维新派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维新变法的内容没有触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不能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就更加得不到人民群众得支持。相比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真正屹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 3）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漫长而又坎坷的，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实现国家近代化。 当时西方列强已经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也在新一轮的瓜分中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而维新派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
戊戌变法对当代改革的启示 15社体2班 20150202238 狄少杰 清朝末年发生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变法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鄙人认为没有比这次政治改革运动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了。以后的八国联军进北京，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甚至辛亥革命都或多或少的有着直 接或间接的关系。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廷签定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通过变法维新；挽救大清王朝的危亡局势。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光绪帝引用康有为等人主张，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新政推行了仅仅103天就被废除了。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 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 维新变法触犯了守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极力的反对。最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出面训政；重新总揽朝政。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帝被幽禁，变法的内容基本全部废除。清朝失去了最后一次主动的和平改进的机会。以后不可避免的用革命运动这种破坏力极大的暴力运动来改进。而作为被动的被推翻和主动的接受改良结果是不一样的。血祭了百日维新，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而戊戌变法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欣欣向荣的局面。假如戊戌变法成功的话，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有可能改写。清朝甚至可以真正中兴，最起码能够延长国运多年。正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失去了上层改革的机会,引起了一系列恶劣的连锁反应。内忧外患交集，这才使清朝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其中的教训是很值得深思的。清朝末年的一场皇帝的家庭悲剧演变成一个国家的悲剧,就是因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缘故。光绪不喜欢隆裕皇后（慈禧的侄女），对珍妃特别宠幸，
改良还是革命--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 作者：吴雁南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1715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11日 长期以来，戊戌维新，在大中小学的教材中皆被称为改良主义运动；近年在一些论著中，提法虽稍有改变，但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尚未论定。以笔者所见，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是一场革命。 一 关于革命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多有分歧。就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所称的“革命”而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以推翻和改造封建王朝为主旨的农民运动，称为“农民革命”。（二）对于通过和平方法实行社会变革的运动，亦可称做“革命”，如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三）以暴力为手段进行社会制度变革的运动称为革命。在一些同志心目中，所谓革命，必须同时具备暴力与变革制度两个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言外之意，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无革命可言。三种说法，均有经典根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地说，人们常常把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称做革命。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代之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衡量社会变革是不是革命，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制度。这种社会革命可以是暴力斗争，也可以是和平手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就是和平的方法。事实上，社会革命可以采用和平手段，不能把暴力斗争视作唯一手段。当然，我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不论是采用暴力斗争，或是和平的方法，都只是方法问题，并不决定其是否为社会革命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现在进行的改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因此，人们常说，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对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人们亦称之为革命，如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等等。可见，革命一词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本人主张将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称之为革命，是从实质而言，倾向于就广义而言的。 二 戊戌维新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而且是近百年来一系列改造和变革社会的伟大开端。戊戌维新同以往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同，它是奠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上，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责任感，催促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 因、教训
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意义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希望的关键时刻高举民族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侃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面目实践和思想理论不公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2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鼓吹民权主张衽君主立宪制并在政治面目、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未能生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3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通过组织学、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开办学堂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货观念批封建群权和封建纲常伦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文化界还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而且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失败原因 1客观上维新派的势力非常弱小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而以慈禧太后亩产的反对变法的守旧势力却相当强大新旧势力对比的差距预示着这场运动如履薄冰难以取胜。 2主观上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也是这场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二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在大声疾呼救亡
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结果却是处处碰壁。第三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此运动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教训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但暴露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也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三单元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一、选择题. 1、下列人物中,不属于早期维新派的是： A、谭嗣同 B、冯桂芬 C、王韬 D、郑观应 2、维新派与顽固派论战的意义主要是： A、启迪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的牢笼 B、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C、最早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D、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3、以上各项中，不属于戊戌政变内容的是： A、杀六君子 B、废除新政 C、颁布《定国是诏》 D、囚禁光绪帝 4、“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反映了： A、义和团想联合清廷共同反对洋人 B、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安抚政策 C、清政府赞同和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D、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锐 5、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论战的焦点是： ①要不要变法②要不要兴民权③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制④要不要提倡西学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②③④ D、②③④ 6、下列关于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各项叙述中，正确的是： ①表明农民群众的爱国精神②具有盲目排外的性质 ③表明农民对封建统治抱有一定幻想④清政府“招抚”政策影响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7、戊戌政变后，变法法令内容未被废除的有： A、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B、废除八股进士，改试策论 C、实行征兵制 D、设立京师大学堂 8、维新派政治团体形成的标志是： A、保国会成立 B、强学会成立 C、万木草堂成立 D、时务学堂成立 9、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不变”的主张是： A、康有为 B、梁启超 C、谭嗣同 D、郑观应 10、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特点是： A、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 B、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同儒家思想的相结合 C、附和西方基督教教义 D、依靠儒家思想，托古改制 11、八国联军统治北京城的联军统帅头目是： A、西摩尔 B、克林德 C、瓦德西 D、赫德 12、康有为最有代表性的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是： A、《新学伪经考》 B、《盛世危言》 C、《孔子改制考》 D、《变法通议》 13、1899年，带领义和拳民取得平原大捷的人物是： A、赵三多 B、张德成 C、曹福田 D、朱红灯 1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是： A、《新学伪经考》 B、《孔子改制考》 C、《变法通议》 D、《应诏统筹全局折》 15、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是：
戊戌变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这两次中国历史上靠得最近的重大改革的命运和结果迥然不同。总结中国历次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外国的经验教训，能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和推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保守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仅仅进行103天就寿终正寝。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宪政意义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用血的教训给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从政的美德是节制和谨慎，改革需取得保守集团的中立并拥有相当实力的支持者，通盘计划与具体推进协调进行，用地方改革拉动全局改革。 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迄今为止，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壮阔、持久和深刻的改革运动，从总体上来看，进行顺利，成果巨大，影响深远，势头经久不衰。 与历史上那些惨遭失败的变法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以中国迄今唯一成功的改革范例载入了历史。为什么过去的改革大都失败，唯独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改革者们能功德圆满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戊戌变法因为朝中大臣多为慈禧亲信，所以最终导向维护保守派的利益。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并且急切的对慈禧展开进攻，操之过急，树敌太广，这是改革大忌。 任何旨在革除积弊，缓和矛盾，推动发展，富国强兵的变革，都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但谁来发动、领导和支持改革运动，却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一开始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发动和全力推动的，始终处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邓小平是党的领袖，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对改革的发动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但改革不是靠他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是靠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靠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一句话，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和行动。 二是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世界上一切改革与革命的终极关怀，无不是为大多数人谋福祉。清末的中国民众正处在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在政治改革上激情燃烧，而在解决具体民生问题上却一筹莫展，从而远远地脱离了底层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众。光绪帝颁布的新政上谕数以百计，却没有一件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仅如此，某些新政措施却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地方老百姓对维新派的种种措施讨厌已极。 改革开放，固然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的考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领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革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长治久安。 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主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一切改革举措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人民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改革的主人，直接参与改革，共享改革成果。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改善，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人民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未来希望，因而衷心支持改革。 三是改革策略正确 在改革顺序上，先农村，后城市。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相对来说，农村情况较简单，改革容易推开，城市较复杂，改革需做大量准备工作；农村改革见效快，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摘要: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至9月21 日以失败而告终。虽然这次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就失败了,但是却对近代中国有很大的意义,对后来的辛亥革命革命及新文化运动都有深远的影响。探讨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对当代中国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字:戊戌维新运动;意义;失败原因;教训;变法; 在中国5000 多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每一代都总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拥有惊才绝艳的智慧, 他们拥有远超世人的长远目光,他们拥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们不顾自身,敢于在民族危 亡之际挺身而出,挑起振兴中华的大任。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投身于戊戌维新运动的那些人就是那一代中国的脊梁。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背景及过程 19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895 年公车上 书公车上书 4 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犹如晴天霹雳,朝野震惊。在北京参 加会试的举子们群情激愤,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组织下,联合签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这次上书由康有为起草1300 多人签名,史称“公车上书”。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对政府触动不大,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公车上书”拉 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8 年 1 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 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 月11 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但是,仅仅103天之后,1898年9月21日的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仅仅持续了103天就是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洋务派曾经掀起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 的 洋务运动。但是,洋务派只是单纯的学习西方的技术和设备等一些表面上的东西。甲午战争 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时候,维新派就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思想,都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 的思想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
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意义与教训 戊戌变法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以人而论，帝后王公，枢臣督抚，维新志士，悉破卷入，浩浩荡荡一百零三日，亦如昙花一现。除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以外大都被废除，维新志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流亡异土。戊戌变法虽宣告失败，但其对中国后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为后人提供了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探索共和的路上更加通畅。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加剧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来发展资本主义，使我国走上富强之路。维新派在变法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爱国精神和戊戌六君子所带来的英勇就义为革命现身的戊戌精神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使不少仍对满清政府抱有希望的文人将臣转化为革命党人，促进后来辛亥革命的发展。 二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突破了以往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都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虽未能进行有效的改革但仍对封建制度有一定的冲击。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慈禧的清末改革。 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等观念，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从而把人们从坚固的封建堡垒中解放出来，使民主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使人们的思想日益解放，使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就是在维新运动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等都已经开始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革命等相继而生，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四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俗习惯上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这些主张使妇女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使人们进一步摆脱封建的束缚。 戊戌变法影响深远但其遭到了无法避免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即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却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制度，痛恨皇权专制制度，却仍感激皇恩浩荡。维新派指望光绪可以用铁腕为变法扫清障碍，可怜这位傀儡帝王有名无实，给予不了他们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其次，他们惧怕亡国灭种，却不敢将矛头指向列强，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幻想西方列强能够帮助自己变法维新。再次，他们无权无能，却又对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既恐慌又愤恨，甚至说康有为反复提醒光绪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不以人民群众为基础，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短史记作者也曾提到，甲午之后，似张之洞这般较透彻时局之辈多因“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而退居一侧坐观形式，结果使仅“窃东洋之皮毛”的康有为之辈成了变法旗手。这也是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的一个原因，错误的领导班子。 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其一，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在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手中。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宣传方式也较为激进，包括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理由，托古改制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其三，变法措施过于激进，操之过急必然会导致失之过重。其四，变法手段过
维新变法 一、维新变法的背景 1、变革旧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潮流。 经济上，欧美列强先后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电气时代过渡；政治上，议会改革、文官制度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资本主义运行机制。 2、社会原因：甲午战争后，列强加紧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马关条约》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 的进程；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3、经济、阶级基础：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作为新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标志—1895年公车上书）。 1、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加深，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原因：2、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 3、为支付战争赔款，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 影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4、思想基础：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5、康有为多次上书，历陈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变法的紧迫性，引起光绪帝重视； 6、纲领：1898年1月，康有为呈递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具体变法措施，成为维新派施政纲领 二、新思想的演进 1、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迈出开眼看世界第一步； 2、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口号下，试图单纯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来挽救统治 3、早期维新派：振兴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商战”；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1）、产生时间：l9世纪60、70年代；代表人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2）产生条件：2、思想来源是即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又来源于林则徐、魏源等的新思想 3、洋务运动表现出种种弊端促使新型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寻找新出路。 作用：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理论准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局限：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实践。 4、90年代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 （1）代表人物与思想 ○1康有为 著作：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编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 特点：“托古改制”，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既反映了他敢于向封建传统思想大胆挑战的精神，和向西方学习，主张变法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也暴露了他在思想上包含的浓厚的封建色彩。 原因：（1）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深厚、影响深刻。（2）民族资产阶级软弱与保守，无力与封建势力正面抗衡。（3）康有为为减少变革的阻力，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变法。
第五章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历史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 1、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原因是 A. 为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B. 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 C. 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D. 发展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 2、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 A.19世纪60年代 B. 19世纪70年代 C. 19世纪80年代 D. 19世纪90年代 3、早期维新派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主要是因为 A. 阶级出生不同 B. 不满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技术 C. 义利观不同 D. 主张"内修政治，外笃友谊" 4、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的直接目的在于 A.维护儒家正统统治地位 B. 批判儒家经典为伪学 C.动摇封建统治者恪守祖训的理论基础 D. 宣传西方的政治学说 5、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无关的是 A. 洋务运动的兴起 B.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 西方思想的影响 D. 民族危机的加深 6、19世纪末，维新变法从一种思潮得以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关键是 A. 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符合历史趋势 B. 维新派争取到光绪帝的支持 C. 维新派把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结合了起来 D. 维新派拥有广泛的阶级基础
7、我们之所以把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是因为 A. 论战最先震动了清朝君臣闭目塞听、愚昧无知的状态 B. 在论战中提出了学习西方科技和兴办近代中国工商业的要求 C. 资产阶级在论战中首次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要求 D. 论战正面抨击了封建信条和阐述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 8、下列事件发生于"百日维新"期间的是 A. 德国出兵胶州湾 B.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C. 法国取得在华的采矿权 D.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和威海卫 9、康有为向光绪帝呈递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是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因为它 A. 提出了各方面具体的变法的建议 B. 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 C. 系统论证了维新变法的理论 D. 明确指出变法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10、百日维新中颁布的新政没有涉及 A. 改革财政 B. 改革军队 C. 改革教育 D. 改革政体 11、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是 A. 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 B. 光绪帝和部分清朝官员 C. 开明地主阶级和爱国知识分子 D. 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阶级 12、百日维新期间没有提出开国会、定宪法、是因为他们 A. 不敢触动封建制度 B. 认为这一政治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 C. 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难以实行立宪制度 D. 对封建势力作了妥协 13、以下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评述，不正确的是
2000年第1期《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 总第46期 JOURNA L OF FUQING BRANCH OF FU JIAN N ORMA L UNIVERSIT Y Sum N o.46 戊戌变法的历史启示 施秀琴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清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等维新的倡议,下定“国事”诏谕,宣布决策,实行维新变法。“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圣谟详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①变法新政进行103天,至9月21日(八月六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杀害维新人士。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为新政殉难,喋血京都菜市口。戊戌变法被扼杀。这一曾经震撼中外的清朝政治制度变革的失败至今已过一百周年。 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得到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变法也是一场革命。戊戌变法要“变”的核心是变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这是清政府首次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尝试。变法者进行经过30多年的“师夷”实践,虽然没有以武力的形式推行变法,而是以和平行政的手段实施新政,但同样是一场政治制度的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要革的是专制制度的命。按常理说,反对者首先应是专制帝王光绪皇帝,因为专制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由原来的“独断”专治变为“君民共治”。但是光绪皇帝却没有反对,他被康有为等声泪俱下的“救亡图存”劝说所感动,考虑的不是个人权力的大小,而是国家存亡和振兴。他说:“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②“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替不替(指得失)何计焉”。③因此他决心仿效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不能不是光绪帝的开明与进步。实际上,在这场变革中,正如康有为等在奏折中所一再说明的,皇帝的尊崇地位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且由于得民心,可以万世一系受到牢固的尊崇。所不同的只是提高“民”的地位,发挥“民”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做到君民同心同德“共治”国家,振兴国家。这是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所走的已经收到富强成效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当时反对变法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顽固守旧官员。他们坚持祖宗成法不能变的守旧立场,“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视变法为“离经叛道”;说“君民共治”是使民有权,君无权,是太阿倒持。他们肆意毁谤新政,危言耸听,“阳塞开新之口,阴便身家之图”。④二是权位受到冲击的官员。变法中的改官制、裁冗员,影响到一些官员的权位和利益,“于其贵富之图,大有不便”,他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图一己私利,不计民族大义。因此受到这些人的极力攻击和反对。他们纠集在西太后的周围,挑拨帝、后关系和满汉关系。散布变法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维新派不把西太后放在眼里等流言。怂恿西太后重新听政,掌握大权。这两种人形成阻碍、破坏变法的反动势力,并以西太后为靠山,伺机发难。因此这场变法首先是变法者与反变法者的权力较量,事关变法成效,生死存亡,同样具有“殊死斗争的残酷性”。维新派对此认识不足,康有为认为变法有光绪帝同意推行,“在一反掌间耳”;⑤光绪帝没有掌握好、运用好皇帝所应有的权力,终使西太后重新发号施令,操刀砍杀变法者,维新变法夭折。中国未能在十九世纪实现走上振兴之路,封建制度变革被带进了二十世纪,沉重的历史包袱、守旧、落后、贫穷国家继续在半殖民地深渊沉沦。这是留给后人的惨痛教训。 94
第五章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单项选择题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原因是 A.为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B.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 c.顺应世界发展潮流D.发展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 2、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 世纪60年代世纪70年代世纪80年代世纪90年代 3、早期维新派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主要是因为 A.阶级出生不同 B.不满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技术 c.义利观不同D.主张”内修政治，外笃友谊” 4、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的直接目的在于 A.维护儒家正统统治地位 B.批判儒家经典为伪学 c.动摇封建统治者恪守祖训的理论基础D.宣传西方的政治学说
5、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无关的是 A.洋务运动的兴起 B.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西方思想的影响D.民族危机的加深 6、19世纪末，维新变法从一种思潮得以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关键是 A.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符合历史趋势 B.维新派争取到光绪帝的支持 c.维新派把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结合了起来D.维新派拥有广泛的阶级基础 7、我们之所以把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是因为 A.论战最先震动了清朝君臣闭目塞听、愚昧无知的状态 B.在论战中提出了学习西方科技和兴办近代中国工商业的要求 c.资产阶级在论战中首次提出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要求 D.论战正面抨击了封建信条和阐述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 8、下列事件发生于”百日维新”期间的是 A.德国出兵胶州湾 B.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c.法国取得在华的采矿权D.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和
戊戌维新运动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研究 论述 （湖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张博） 内容摘要：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活动；本着以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政治改革，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宗旨的，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戊戌维新改革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局限 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4月，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特权，令其自谋生计奖励政治上：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改订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添置船舰；扩建海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设立报馆、学会；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 张博：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 1
一、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 1. 敌强我弱。维新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初步发展，但还极其微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峻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而维新派所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 2. 脱离民众。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原本维新派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维新派却采取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方针，甚至害怕和敌视民众。这使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圈子内。此外，维新派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他们才想到兵权，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3. 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二、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 进步意义。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张设立议会，限制过重的皇权，希望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