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２４卷第２期
双月刊２００８年３月出版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１７
作者简介：谢永平（１９６５－），男，安徽无为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历史学硕士。
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谢永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２）
摘要：徽商势力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演变在时间上是同步的。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徽商随着
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初步形成；嘉靖、万历年间，徽商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而壮大；明清之际，东南城镇惨遭破坏，徽商势力也因之而受挫；清代康熙、
乾隆年间，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超过了明代的水平，徽商势力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的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徽商；东南城镇；同步发展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９．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３５９（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８０－０６徽商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商帮之一，这个商帮曾经风云一时，势力最大时，几乎操纵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但是对徽商的兴起的时间和成因历来却有不同的看法。徽商势力的消长与东南城镇经济发展演变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的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徽商形成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初步发展这里首先要说明的问题是徽商究竟产生于何时？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有东晋说，有宋代说，有南宋后期说，也有明代中期说。这种分歧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对“徽商”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二是对徽商形成的原因各持不同的看法。
（一）徽商的涵义
为了探究徽商形成的时间和原因，首先必须明确“徽商”这一概念的内涵。所谓“徽商”，不是指个别从事商业活动的徽州商人，而是指在全国商业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徽州商帮，它是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联结而成的徽州商人集团。
我们知道，自从有了社会大分工之后就有了产
品交换。在奴隶社会时期，发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就已经产生了商人。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为数众多的商人见于记载。在中国古代中世纪的历史上，可以说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商人的出现，但他们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商人集团，因此都不足以说明某某商帮的形成，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所以从史料中检出徽州地区商人活动的事例籍以证明徽商形成的时间，这种方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据记载，明中叶以前不乏徽人经商的事例，这对徽人商业经验的积累和经商风气的形成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徽州的商人大多还局限于利用当地的土特产换取外界的粮食等生活资料，他们的资本和活动范围都很有限，还设有能形成在全国商业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商帮。
（二）徽商形成的时间
徽商成帮应该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事，这表现在：
１、
成化、弘冶年间（１４６５－１５０５），徽州人经商的风习已开始形成。
据万历《歙志》载：“长老称说，成、弘以前，民间椎朴少文，甘恬退，重土著，敦愿让，崇节俭。”（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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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志》序五）歙县人经商的风习尚未形成。成化、弘治以后，社会风习则大变了，生活于成化、弘治年间的歙县人郑氏对其夫江才说：“‘乡人贾者什九，君宁以家薄废贾邪？’乃脱装奉驾部公（江才），佐公贾。”（歙县《溪南江氏族谱?赠安人江母郑氏行状》）这句话说歙人从贾者什九未免有夸大的成份，但它恰恰说明在成化、弘冶年间歙人经商的风气已经很盛了，以致贫穷者也想方设法出门经商。明代商贾众多的休宁县也是如此。成书于弘冶元年的《休宁县志》记载：“民鲜力田，而多货殖。”可见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休宁县的经商风习亦已形成了。对于徽人经商风气的形成时间，老于徽州掌故的歙县人许承尧就曾指出，正德以前徽州人就有出贾之风。（许承尧《歙事闲谭》第１册）因此说徽州人经商的风习在正德以前的成化、弘治年间已经形成，不是没有根据的。
２、成化、弘治年间，徽商已在全国商业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弘年间，徽州富商大贾活跃于全国，文献记载很多，现将一部分徽州家谱中的材料按姓名、籍贯、生活年代、经商地区和资本积累、材料来源分别列举，加以说明。
（１）汪呈邦休宁成化、弘治商于楚……以楚为家。（休宁《汪氏统宗谱》卷３）
（２）汪玎休宁成化、嘉靖商于菊邑双河口。（休宁《汪氏统宗谱》卷３７）
（３）汪弘休宁弘治、嘉靖北跨淮扬，南游吴越。（休宁《汪氏统宗谱》卷１１６）
（４）汪添祥徽州成化、嘉靖出营什一于巢，逾三纪，大殖有家。（休宁《汪氏统宗谱》卷１１６）
（５）汪勋休宁成化、嘉靖尝挟赀客吴楚……业由是益振，一方莫之与竞。（休宁《汪氏统宗谱》卷１６８）
（６）许积庆歙县天顺、嘉靖太平府黄池市有庄公（许积庆）息所。（歙县《许氏世谱》卷５）
（７）许金歙县弘治、嘉靖治盐淮扬，赀蓄日盛。（歙县《许氏世谱》五）
（８）许琏歙县弘治、嘉靖客游淮扬徐泗之间，……迨年四十，资产益增。（歙县《许氏世谱》第５册）（９）黄崇德歙县成化、嘉靖挟赀齐东，为大贾……治鹾淮海，赀累巨万。三晋关中人，推公为纲。（歙县《竦塘黄氏族谱》）
（１０）黄仕政歙县弘治、正德以雄赀贸迁，有声吴越齐鲁间。（歙县《竦塘黄氏族谱》卷４）
（１１）黄用韬歙县成化、嘉靖挟赀以游荆襄南楚……辇其赀斧之淮南。（歙县《竦塘黄氏族谱》卷５）（１２）黄崇敬歙县成化、正德初游齐鲁燕赵之间，即而之淮扬……赀大饶裕。（歙县《竦塘黄氏族谱》卷５）（１３）黄存芳歙县成化、正德年十六，从父商于历阳。……数年遂累千金，已而治鹾居市天门，致赀累万。（歙县《竦塘黄氏族谱》卷５）
（１４）程镶休宁弘治、隆庆少商游吴越……获奇赢，置田拓产，雄于一乡。（《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卷４）（１５）程莹休宁成化、正德从事乎商，寓湖州之双林镇，凡浙之名流达士，皆内交往来。（《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卷４）
（１６）郑富伟歙县正统、嘉靖东游吴淞，北寓临清，逾四十年，累赀巨万。（歙县《郑氏宗谱》）
（１７）郑时祯歙县弘治十六年卒早岁与仲氏时祥贸迁三吴间，业弗利，移商湖阴，赀积累千。（歙县《郑氏宗谱》）
（１８）郑崇学歙县成化、嘉靖壮岁客游大梁，寓金陵最久。（歙县《郑氏宗谱》）
（１９）查道大休宁天顺、嘉靖尝客吴楚间，货殖多中，中岁业益殷。（《休宁西门查氏祠记》）
（２０）查振岩休宁成化、正德商于吴越荆襄，……誉驰湖海。（《休宁西门查氏祠记》）
（２１）张广世祁门弘治托迹于贾，游临清，逾淮扬，历金焦，……寓居江西乐平之众步镇。（祁门《张氏统宗世谱》卷９）
（２２）王友标歙县宣德、成化出游衢闽两浙间，久而囊橐充满。（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４）
（２３）王景先歙县成化、弘治随父商，卒于襄阳。（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４）
（２４）王发松歙县宣德、成化从商六安，岁久置田畴屋舍。（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４）
（２５）王友楷歙县正统、成化商于庐江。（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４）
（２６）王富祥歙县成化、嘉靖商游吴越齐鲁。（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４）
（２７）黄义广休宁正统、弘治早年游淮、浙、六安、固始经商。（休宁《黄氏世谱》）
（２８）黄义刚休宁宣德、弘治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壮经营正阳、固始，得生财之大道。（休宁《黄氏世谱》卷２）
（２９）许孟洁徽州景泰、弘治少商于六安，继而商于寿春之正阳者二十余年。（《许氏统宗世谱》）（３０）许竹逸歙县景泰、正德挟赀经吴越金陵十余年，资益大起，广营宅，置田园。（《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
（３１）江终慕歙县成化、正德先经商于钱塘，后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已而财益裕。（歙县《溪南江氏族谱》）
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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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吴自宽歙县成化、正德贾山东淮海间，（正德中）以赀赐爵一级。（《太函集》卷４７）
（３３）方迁曦歙县成化、嘉靖商于吴梁间，所至交纳豪杰，为江湖望，家业益以丕振。（《方氏会宗统谱》卷１９）
（３４）黄长寿歙县成化、嘉靖商齐鲁间。（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９）
从以上列举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成化、弘治年间，已有众多的徽州商人活跃于全国广大地区，而且有一半的材料说明，这些徽州商人的经商地域与吴越金陵等东南地区有关，他们在经商中已积累了十分雄厚的商业资本，在全国商业界占有了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徽和商二字才被联合成专有名词，并为人们所熟悉。明李绍文《云间杂识》载，成化末年，松江一老人对一显宦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可见成、弘年间，“徽商”一词已很流行，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实了。
徽商的产生之所以被一些人提得过早，从徽商兴起的原因上看，就在于他们或强调徽州地狭民稠，不得不以贾代耕；或强调了徽州土产丰富，便于贸易。至于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徽商兴起的重要作用则往往估计不足。其实徽州地狭民稠的现象由来已久。南宋初罗愿的《新安志》就记载：“自唐末赋不属天子，骤增之民则益贫，然力作重迁，犹逾于他郡，比年（南宋初）多徙舒、池、无为界中。”（罗愿《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南宋时徽州人解决土狭人稠的矛盾，仅仅是迁徙到田地相对较多的地区而已，并没有形成以贾代耕的风习，因为以贾代耕的条件还不具备。徽州自唐宋时期即可称为物产丰富了。如唐代的祁门县就是：“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全唐文》八Ｏ二卷，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徽州的土特产主要是换取外界的粮食等生活资料，还仅仅是小规模的商品流通。在此基础上是不可能形成影响全国的徽商集团的。南宋末李以申的《新安续志》写道：“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绩溪之俗有二：徽岭以南壤瘠而民贫。岭北壤沃而民饶。黟则民朴而俭，不事商贾。祁门则土隘，俗尚勤俭，男耕女织。以供衣食。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可见物产丰富的徽州在南宋末年仍然处于一种封闭的古朴状态，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经商之风。
（三）徽商的形成与成化、弘治年间东南城镇经济的初步发展
明代成化、弘冶以后，东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经济的繁荣，为徽商的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东南城镇是明清时代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徽商的商品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以东南城镇为中心开展的。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东南城镇经济逐渐走向了繁荣。表现在：
１、成、弘年间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城市，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日益发挥其经济功能。
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南京、苏州、杭州莫不如此。如南京在明初作为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勃然兴盛。明永乐时迁都北京，为封建国家统治机器服务的工商业也衰落了。明初南京以官营为主的手工业及其工匠也大量北迁，市场萎缩，街市空寂。但是随者商品经济的发展，南京的工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正德《江宁府志》载，当时南京已出现了大量的民营纺织业机户，其所产有缎、纱、罗、绢等数十个不同品种，商业铺户的商品经营项目已达一百零四行。（正德《江宁县志》卷３《铺行》、《物产》）据此可知成化、弘治年间，南京的城市经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并在正德之后达到了繁荣。（缪荃孙《秦准广记》卷２《纪盛》：“前明（南京）之盛，在武宗（正德）南巡之后。”）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也是在成化、弘治年间，弘治年间王琦非常清楚地描述道：“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凡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观美日增，闾阎辐辏。”（王琦《寓圃杂记》卷五）成化时，杭州城市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的杭州“物产之富……富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成化《杭州府志》卷首）富商大贾们贩运的重要商品即为丝绸，因此这时杭州的丝织业手工工场发展很快。《松窗梦语》载：成化末年，杭州张毅庵“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帛”，由于所织之丝绸“备极精工”，销路很好，张毅庵迅速发展了一个拥有二十余张织机的手工工场。（张瀚《松窗梦语》卷之六）杭州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统治者加强了对工商业的税收管理。明成化七年，明政府在杭州户关之外增设了工关征收竹木税。（成化《杭州府志》卷首）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城市的供水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成化十一年、十二年，杭州不得不两次开挖和疏浚河道，改善杭州的供水条件。（乾隆《杭州府志》）２、成、弘年间东南市镇开始兴起。
苏州府吴江县的市镇最为典型。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明成化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后遂成镇”。（乾隆《盛湖志》卷上《沿革》）黎里镇，“宋时号村，至元始成聚落。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平望镇，“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震泽镇，“（元时）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檀邱市也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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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中发展成铁冶业专业市镇。（乾隆《吴江县志》卷四，乾隆《震泽县志》卷四）此后，其他许多市镇也相继兴起。湖州府的著名巨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也是在成化、弘治时开始走向繁盛的。如乌青镇，宋代为乌墩新市，“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也”。（《薛浪语集》卷１８《湖州与镇江守黄侍郎书》）在元代和明初亦无大的发展。可是到了明成化、弘治年间，乌青镇迅速发展。乾隆《乌青镇志》记载：“迄成化、弘冶年间谷屡登，居民殷富，锐于兴作，卑者高之，隘者广之……以民居鳞次栉比，延接于四栅，匪直复且又过之。至如负贩之广，耕桑之勤，又日盛一日。”（乾隆《乌青镇志》卷首，嘉靖三年陈观《序》）菱湖镇，“明成、宏（弘）间民乃濒西湖居，第宅云连，蔚为冠盖，里湖东西无隙地，置四栅，广二里，袤如之。至国朝（清朝）科第，更盛于前明，商贾番凑，丝业尤甲一邑，遂为归安雄镇”。（同治《湖州府志》卷２２《村镇》）双林镇，“始亦一村落，户口过数百，口不过千余”。到成化时则“倍于前矣”，“四方商贾咸集以贸易”。（张廉成化十一年《重建化成桥碑铭》，民国《双林镇志》卷１８《户口》）德清县塘栖镇和新市镇也在成、弘时期达到初步繁盛。据成化《杭州府志》载：塘栖镇这时已是“本县（德清）之德清蚕丝于此居停为多”。已成为一县蚕丝汇集之大镇。新市镇于弘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次大火，“凡延燔八百余家”。（嘉靖《德清县志》卷１０《杂志》）可见这时新市镇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集中表现了东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东南城镇所组成的市场网络把东南广大的小生产者纳入了商品经济之中。东南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远距离的大规模的商品交换，需要在生产中投入更多的资金，而这些小生产者是难以办到的，这就为徽商买贱卖贵，发家致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成化、弘治年间，徽商便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应运而生了。
二、徽商势力的消长与东南城镇经济的盛衰
（一）徽商势力的增长与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
徽商与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繁荣而兴起，并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东南城镇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
如南京，万历时人记载说：明初“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占官道以为廛肆，此必然之势也”。（谢肇淛《五杂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南京明初整齐划一，严谨方正的都城格局被打破，已成为必然之势了。当时的南京“为五方所聚，要皆贸易迁徙之民及在监游学之士而已”。（吴应箕《留都见闻录?时事》）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比例也大大增加了。
万历时，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粤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镇吴录》）杭州是“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贾迁”。（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三《城池》）工商业也更加繁荣了。
嘉、万年间，东南城镇经过成、弘以后的发展，数量也有了极大的增加。据统计，嘉靖年间苏州府已达二十八镇三十九市［１］，松江府三十五镇十七市［２］１３３－１６０，万历年间杭州府二十二镇二十二市［３］，嘉兴府二十六镇二市［３］，湖州府二十镇二市［１］。市镇的繁荣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以前。乾隆《吴江县志》、《震泽县志》记载盛泽镇、震泽镇成化间成镇，“嘉靖间倍之”，就是很好的说明。
嘉、万年间，随着东南城镇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徽州经商的人数更多了，经商的风气更盛了。嘉、万年间，歙县人汪道昆说：“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汪道昆《太函集》卷１６）《歙县风土论》对嘉、万前后社会风气的变化作了非常清楚的描述：“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宏（弘）治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妇人纺绩，男子桑逢；臧获服劳，地邻敦睦。……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富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钧，锱铢共竞；互相凌辱，各目张皇。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迄今（万历时）三十余年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万历《歙志?风土》）
嘉、万年间，徽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了，势力也更大了。他们“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在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谢肇淛《五杂俎》）万历时人说：“东南诸郡，缮兵筑城，所藉客户，十九皆徽。”（《许文穆公集》卷９《与林宪副》）这时徽商的商业资本已更为雄厚，“非数十百万不称富”了。（《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
（二）徽商的中衰与东南城镇经济的残破
明清鼎革之际，东南许多城镇在战火烈焰的熏
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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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之后，残破不堪，工商凋敝。徽商的商业势力也遭到沉重打击，所谓“天下有不幸遭受虔刘之处，则新安人必与俱。以故十年来天下大半残，新安人亦大半残”。（《金太史集》卷８《建阳令黄候生祠碑记》）直到康熙时，尚未完全恢复，康熙《徽州府志》说：“明末徽最富，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康熙《徽州府志》卷２《风俗》）
三、徽商的势力的鼎盛与东南城镇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
（一）清代东南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清朝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之后，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超过了明代的水平。
南京很早就是我国著名的丝织业中心之一，到了清朝，丝织业更加发展，乾、嘉年间已超过了苏州、杭州，“民间所产，皆在聚宝门内东西编，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甘熙《白下琐言》卷二）乾隆时，南京的大街增至三十八条，商业市场增至十八处。（乾隆《上元县志》卷３，卷５，乾隆《江宁县志》卷６）城市人口也大大增加，据统计，乾隆时，江宁城有八万余户，四五十万人口。（《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苏州城区在清代有了较大的扩展，阊门外南濠之黄家港，明朝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至国朝（清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矣”。（徐熙麟《熙朝新语》卷十六）南濠在明末时还是“货物寥寥”，清朝初年以后，这里已是“人居稠密，五方杂处，宜乎地值千金”。（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册《芙蓉塘》）
杭州在清代中期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东城区已成为手工业工人居住的人口稠密区，这里“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厉鄂《东城杂记》卷下）
除南京、苏州、杭州这些大城市外，东南市镇在清代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苏州府市镇在清乾隆时期已增加到四十五镇五十市［１］。杭州府市镇在乾、嘉时期增加到三十八镇六十六市。［３］从明嘉、万年间至清乾、嘉年间，嘉兴府和湖州府的市镇数量虽说没有明显的增长，但是市镇的规模和人口都有了极大的增长。丝织业大镇南浔在清代已被称为“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鄙，实江浙之雄镇”。（同治《南浔杂志》卷１引潘尔夔《浔溪文献》）当时有谚语说：“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它的发展规模已经超过了地方政治中心湖州府城了。
（二）清代徽商势力的进一步增长
东南城镇经济在清代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徽商势力无论在数量上、财力上都有了更大的增长。在明代见于记载的“以贾代耕”的徽州人，以歙县、休宁、婺源人为多。万历刊本《休宁西门查氏祠记》载：“新安千乘六裂，歙、休更殖。”《松窗梦语》卷四也载：“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婺源人贩木也是由来已久的。而徽州其他三县：黟县、绩溪、祁门在明代经商者则较少。但是到了清代，这三县也发展起来，经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嘉庆《黟县志》载，明正德时，黟县还是“户口少，地足食，读书力田，无出商贾者”。至清朝则“生齿日繁，始学远游，权低昂，时取予。为商为贾，所在有之”。清代中期祁门人也是“但知以货殖为尚”。（乾隆五十七年刊本《祁门高塘鸿溪王氏家谱》附录）绩溪县在清代虽“贸迁不逮歙、休”，但从事商业贸易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在清代徽商商业资本也比明代有了较大的增长。在明代，谢肇淛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谢肇淛《五杂俎》）在清代乾隆时徽州盐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淮鹾备要》卷七）清代徽商商业资本比明代增加了十倍。这里虽然讲的是徽州盐商，但它反映了徽商资本的总体增长趋势。
（三）清代徽州会馆在东南城镇的普遍建立
清代徽商势力的发展，还表现在清代徽商会馆在全国的普遍建立。尤其在东南城镇徽商建立了众多的会馆、公所。根据笔者所能搜集的材料，按照会馆或公所名称、所在城镇、建立时间、创建人及主要内容、材料来源几项分别列举如下：
（１）徽宁会馆上海乾隆徽州、宁国两府商人公建。（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
（２）竹其公所上海道光二年江苏青口镇与徽州各船号商公建，起饼油山货。（《上海碑刻资料选辑》３０４页）［４］
（３）星江公所（敦梓堂）上海咸同间胡正鸿等婺籍茶商集资议建。（同上书５１０页，又见光绪《婺源县志》卷３４）［４］
（４）徽商会馆南京上新河清代徽州木商集议场所。（光绪《婺源县志》卷３３）
（５）徽郡会馆苏州乾隆三十五年徽州府涝油、蜜枣、皮纸三邦商人共建。（《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３７７页）［５］
（６）新安会馆苏州乾隆年间由歙县布商倡建。（民国《吴县志?会馆公所》）
（７）徽宁会馆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嘉庆十四年盛泽镇及其附近新塍、平望、王江泾、黄家溪、谢天港、坛丘、周家溪徽州六邑及宁国、旌邑众商共建。（《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３５５－３５９页）［６］
（８）安徽会馆苏州同治六年安徽仕商共建。
谢永平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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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２５００２，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Ｈｕｉｚｈｏｕ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ＨＭ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ｏｗ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Ｉｔ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ｏｆＨＭ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ｏｗｎｓ．ＨＭｗ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ｓｏｆＣｈｅｎｇｈｕａａｎｄＨｏｎｇｚｈｉｉ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Ｅｔｏｗｎｓｓａｗｉ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Ｍｔｈｒｉｖ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ｓｏｆＪｉａｊ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ｎ－ｌｉ，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ＳＥｔｏｗ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ｏｉｔｓ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ｔｈｅｎ，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ｔｏｗｎｓ，ＨＭ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ｓｌｕｍｐ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ｔｏｗ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ｓｏｆＫ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Ｑｉａｎｌｏｎｇｉｎ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Ｍｈｉｔｉｔｓｐｅａ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ｉｚｈｏｕ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ＨＭ）；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ｔｏｗ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ｔｏｗｎｓ）；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３８１页）［５］
（９）徽商木业公所杭州乾隆徽州商人建。（《徽商公所征信录?序》）
（１０）徽商公所杭州南关乾隆婺源江可烈倡
建（光绪《
婺源县志》卷３２）（１１）徽州会馆杭州清代徽州商人建。（《说杭州》１９７页）［７］
（１２）安徽会馆常州清代安徽商人建。（光绪
《
婺源县志》卷３４）（１３）新安义园湖州归安县双林镇乾隆以前
葬徽商殁于镇者。（民国《
双林镇志》卷８）（１４）新安会馆湖州德清县城外道光四年徽商
金瑞集资创建，葬徽人之无归者。（民国《
德清县志》卷３）（１５）新安会馆湖州南浔镇道光十一年新安六邑商人共建。（同治《南浔镇志》卷１０《祠墓》）（１６）新安公所湖州长兴县四安镇同治徽州
士商共建。（朱镇《长兴志拾遗》卷上《共建》）（１７）新安会馆湖州德清县新市镇清代徽州商人建。（民国《
德清县志》卷３）（１８）新安会馆湖州府乌青镇清代徽州商人
建。（《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
（１９）新安公所湖州府乌青镇清代徽州商人
建。（《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
（２０）新安义所湖州德清县唐栖市清代徽州
商人建。（光绪《唐栖志》卷１８《事纪》）（２１）新安会馆湖州归安县菱湖镇清代徽州
商人建。（光绪《
菱湖镇志》卷２）（２２）新安会馆嘉兴府嘉兴县清代徽州商人
建。（陶元镛辑《鸳鸯湖小志》）
（２３）徽商会馆嘉兴府平湖县清代婺源人詹荫
梧创立，又购地二十亩作为义冢。（光绪《婺源县志》卷３５）（２４）徽州会馆嘉兴府秀水县濮院镇清代徽
州商人建。（民国《
濮院志》卷２、卷９）徽商会馆或公所是徽商在经商之地共同建立的联络乡谊，互帮互助，聚会议事的场所。清代徽商会馆在全国的普遍建立，表明清代有组织的徽州商帮已经普遍形成。以上所列举的仅仅是本人根据有限的文献所搜集的材料，一定还有很多遗漏，但它足以说明徽州商帮在东南城镇已经扎下根了。
徽商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对徽商的兴起可谓举足轻重。
注释：
本文所要探讨的徽商即徽州商人，是古徽州府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的商帮。东南城镇是指江苏以南的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太仓州、松江府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八府一州的大小城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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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邓乐群
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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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兴起和衰败原因探析 摘要： 徽商，又称徽州商帮，即古徽州所辖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黟县六县商人的总称。徽商经营范围普遍，“其货无所不居”，且经营方式多样。纵观历史徽商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具体说来，徽商的发展经历了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其兴起于衰败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并应该从中吸取该有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徽商兴起衰败原因探析 一、徽商兴起与兴盛的原因分析 徽人从商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徽商萌芽于东晋，生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具体说来，先有徽人从贾之风兴起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又因徽州商人经营有道，资本得以迅速积累，并在当时各种条件的推动下结成徽帮，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一）徽人从贾之风兴起的原因 徽州，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位于皖南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多山多水，耕地面积较少，且土壤多呈酸性，决定其地质不适应粮食作物的生长，反而适于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并且距离全国大市场较近的地理优势也为徽人从事商业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此外，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迅速增长的人口使得徽人不得不以经商以谋求生计。 从主观上来说，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此外，徽州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经营商业便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
论徽商与晋商的异同 摘要：晋商、徽商，都从盐市场开始发展，逐步的扩大，影响到更多的行业中，例如丝绸业、铁制品等等，渐渐的在商界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甚至于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上。这两大活跃于商界几百年的商帮，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都信奉诚信经营这一原则，但是在很多领域例如经营方面还是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关键词：徽商晋商诚信异同 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随着不断地发展壮大，徽商与晋商，逐渐成为了明清时期最具特色的两大地方商人集团，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诸多显著不同。 在各式各样的经营之道中，徽商与晋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以传统文化作为立身之本，从贾之源，共同信奉“诚信为本，义中求利”。把儒家崇尚的“诚信”看得比金钱更宝贵，大都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由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他们将诚信作为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把诚信不欺认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商业信誉高于一切。他们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其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下，晋商、徽商这些依附在这些势力的商帮，都面临着一面被封建势力的剥削，一面又受到其保护的情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 但是同时，两者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熹，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有“儒风独茂”之称。朱熹作为儒家思想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得到了明清政府的推崇，作为上层建筑思想来加以提倡和发扬，要求被统治者普遍尊崇。他们以儒商著称，“贾而好儒”、“先贾后儒”、“先儒后贾”、“亦儒亦贾”，始终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终极目标，而经商致富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去人欲、存天理”等宗法理念，颇有几分现代儒商之风范。他们甚至将祠堂修建在经商之地，会馆之中，通过参拜祀典来达到“儒商相通之目的”。晋商虽然也尊崇儒术，这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是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 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 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 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五、资本雄厚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
收稿日期:20050901 作者简介:江 丽(1979),女,湖北荆门人。主要研究方向:南方经济开发。 明清徽商与汉口 江 丽 (中南民族大学,武汉 430074) 摘 要:明清时期汉口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的/纲盐0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大批徽 商到此经商。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徽商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提高汉口的知名度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徽商;汉口;明清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06)01011204 明清时期,素有/九省通衢0之称的汉口造就了/商贾云集,五方杂居0[1]的天下名镇。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人,其中徽商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人数之多,经营行业之广,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影响之大,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本文试从吸引徽商来汉的原因、徽商在汉的经营行业以及社会影响三方面,对明清时期汉口的徽商略作一番考察和分析。 一 明清时期,汉口荟萃了全国各地来的商贾,而其中的徽商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汉口盐商中,徽州人的势力最大。对此,胡适先生曾说/汉口一镇是绩溪胡氏一族开辟,,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0[2]。这是说,汉口市场的繁荣,最先是由绩溪的胡氏所开辟的,徽州各邑的商人是继绩溪胡氏之后才来到汉口经商的。过去的汉口流传着这么一句童谣:/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0 [3] ,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明清时期吸引徽商在汉经商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因素较多,但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汉口优越的地理条件。 汉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的商人。首先归于汉口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汉口位居长江、汉水交汇处,面水临江,兼长江、汉水之利,长江、汉水又连接众多的支流、湖泊,形成密布的水网,在全国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汉口很快成为长江沿线城镇商业贩运的中转站。此外,洞庭湖水系沿岸城镇和鄱 阳湖水系沿岸城镇的商业都与汉口密切关联,通过这两大水系,汉口又与两广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由于汉水航路畅通,联系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都很方便,这些地区的商品也大多通过汉水于汉口集散。其次是汉口四通八达的陆运条件。明清时期汉口通往各地的驿道不断发展。淮南的盐,四川、鄂西北、湘西、黔东的竹木,安徽、江苏、湖北各地区和湖南、江浙的纺织品,汉水流域的棉花,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及鄂南山地的茶叶,湖南、四川、陕西汉中、汉水流域和湖北的粮食,都集聚汉口,通过汉口再转运分销到全国各地。此外,来自各地的桐油、药材、瓷器、果品、木耳、生漆等商品,也在汉口集散。再次,徽州与湖北相邻,距离近,语言容易沟通,也吸引着徽商到此经营。 第二、明清时期/纲盐0政策。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神宗颁布/纲法0,食盐改由商人运销(称为/纲盐0),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作为长江中游淮盐的最大集散地,汉口成了大批盐商、运丁聚居之地。由于两淮盐务主要是由徽商把持,汉口的盐商也大多属于徽商,所以徽商每年要把大批盐引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运往淮盐行销总岸汉口,然后由此再向各地转运。经过转运,盐价也是层层加码,扶摇直上,吸引了不少坐商行贾聚集汉口。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更是吸引了不少商人。 112
浙商简介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是一个较为新近的称法（1999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生活报》（《今日早报》前身）开出了一个名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的专栏，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今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已经被写入多地教科书，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浙江的发展给予关注。 浙商特点：“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浙商简史 浙江的商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商人居“四民”末位的传统社会，较之于大多数兄弟省市，浙江的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依旧突出。浙江工商业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隋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物资的集散中心。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励精图治使得浙江在两宋后富甲东南。宋元时期，浙江凭借发达的桑蚕丝织业和优良的海港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点和腹地。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目前为中国国内除台商之外最活跃的商帮，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 浙商思想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影响 早在六七千年前，浙江先民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至春秋时期，浙江又孕育了古越文化，被封为“中华商圣”的范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强调了农商并重的主张。 到了南宋时期，中原文化大规模南迁，浙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到了明清时期，浙江更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辈出，且这些人多为当时引领全国学术的翘楚。浙江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其重商的文化，浙东学派主张“工商皆本”、“义利兼容”、“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这些通商惠工、经世致用以及士农工商平等的思想观念，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下，促进了浙东地区民间自主工商业活动的孕育和成长，成为浙商文化的源头活水。 浙江较为著名的区域性商人团体 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京、津、汉有很大影响力，且波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宁波商帮活跃于工商界，尤其在航运、金融领域颇有影响。 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 宁波商帮不仅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是唯一一个实现了集团性或整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传统商帮。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主要指历史上今浙江境内金华、丽水、衢州地区商人的集合，因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且经营手段最为高明，活动范围最广，资本最为雄厚，故得名“龙游商帮”，其商人主要经营珠宝业、造纸业、屯垦业、印书业、贩书业，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均有开展商业活动。明万历年间，龙游商帮与晋商、徽商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上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 龙游商帮崛起于南宋时期，鼎盛于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弱于清光绪以后。 南浔商帮 南浔商帮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在近代中国涌现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与潮州帮、宁波帮在同时涌现，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深远。
中国商帮期末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姓名： 班级： 指导老师：徐德云
我国古代徽商、晋商的概况比较与启示 一、徽商与晋商 1.徽商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2.晋商 晋商，指的就是山西商人，从明朝初发迹至民国初年没落，历经五百年；在没有飞机、电话、计算机网络的年代，晋商的马车与骆驼队伍开辟出中国的盐路、茶路。他们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南起武夷山，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经西伯利亚通往圣彼得堡、欧洲的茶叶商路。这也是继古代丝路没落后，新兴起的另一条国际商路。 二、徽商精神与晋商精神 1.徽商精神 1.1 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 1.2 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1.3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 1.4 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 1.5 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
浅谈徽商衰落的原因 09人文教育练月群 0911306115 摘要：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孕育了徽州商人，作为一个商业集团，明清时期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本文就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解释徽商的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徽商，衰落，历史地理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历史的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 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清道光以降，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徽商衰落，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研。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盐商一败涂地。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徽商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生产方式和经营念落后，没有完成角色转换，没有实现从封建商人向资本家的嬗变。原因有： 一、徽州的历史自然地理环境为徽商的初步兴起，提供了进行商
品生产的可能性，而从事大规模流通交换的预演，也为后来徽商在长江三角洲取得经商的成功了历史条件"徽商的“兴”与“盛”，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历史地理学人地系理论认为, 即便是同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呈现的现象会有相同性，也会有差异性"徽商的起源时间，尽管有东晋说!唐宋说!明代中叶说等多家论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研究者都肯定徽州的历史然地理环境为徽州商人从事基于乡土资源的初期商品的加工!生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徽州人从商成俗的养成，有赖于自然环境与其自身生存需要的互动"基于这样的因素考虑，当我们看到徽州府志中如明朝嘉靖《徽州府志》“以故中家而下，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及康熙《徽州府志》“天下之民寄命于农, 民寄之商”等反映徽州人忙于从商类历史记载时，有了对一个历史时期地理环与地域人群活动的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解读明清时期徽州府!县方志中关于山地产!交换!徽人从贾比例高的记载。 二, 徽州辖属六县，虽然同属一府，但各县地理特征又有差异。如屯溪山谷盆地与绩溪!祁门即有明显差别。地势地形相异, 出产的产品也各有不同。山壤阻隔形成的小区域特产的差异性，使手工业产品加工的互相补充和产品的交换成必然之势。徽州境内水系发达, 主要的水系新安江及其支流, 与辖属六邑可舟揖相通, 这为徽州本土的手工业品交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仅是徽州本土商品交换交通条件优越，由委水与都阳湖相通, 由秋浦河!青弋江与长江相接
徽商的特点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徽商文化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从商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
晋商、徽商与马格里布商人信用机制的比较异同与启示 1.晋商的信用机制 晋商活动范围广阔，影响深远，不仅风光与我国明清时代也为现代人称奇。时至今日，诸多学者都已明确指出良好的信用是保证晋商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源动力。那么，是何种机制塑造并维持了晋商的诚信形象？ 晋商信用机制的核心在于内部建设和法律保护。晋商以制度立信，有严格的近乎苛刻选人用人制度和系统的商帮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在晋商东家（出资人）从属下的掌柜（经营者）和伙计（职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良好的商人素质和诚信理念。此外，晋商和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用以寻求商业特权以及律法的保护。在以自身信用建设为基础，辅以第三方法律保护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口碑。 2.徽商的信用机制 微商的时代和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晋商比较接近，微商起源于唐末，兴盛于宋明以及清初，其信用机制多建立于第三方法律保护和良好的声誉形象之上。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素有官商、儒商之称。此外，微商市时常仗义疏财，帮助穷苦百姓，从不发灾难财，没有一个微商与灾荒年间恶意提升粮盐价格以赢取暴力。从而建立良好的民间声誉。 从细节来看，并不是所有徽商在商场都很讲信用，但是所有的徽商在民众间的形象都很好。于是，饱读诗书的徽商在其良好的民众形象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官商）的保护下，建立起来优良的信用声誉。 3.马格里布商人的信用机制 马格里布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依靠移民各地的马格里布商人作为贸易代理人,非马格里布商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马格里布商圈,这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联盟”。维系着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 马格里布商人挑选合作方及注重对方声誉，但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和外部环境原因，马格里布商人没有去寻求第三方的担保或法律保护，而是根据地缘、亲缘形成的“多边惩罚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做出集体性永久和彻底的惩罚。这种独特的内部体制成为维护马格里布商人信用的重要“法律”武器。 4.晋商、徽商与马格里布商人信用机制比较 总体来讲，晋商、徽商与马格里布商人信用的建立和维持都离不开三点，内部制度，外在声誉，法律庇护。然而三者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晋商以自身内部人员建设为核心，政府法律为辅助，逐步建立声誉。而徽商显然更注重法律庇护和名声，甚至把自己就变成了法律的执行者。 比较特殊的是马格里布商人，初略看来马格里布商人除了严格的内部制度外没有其他的维护信用方法。然而，其严格的“多边惩罚机制”对于马格里布商人个体来讲就是严格的法律约束。这种制度的出现也足以看出马格里布商人对其群体声誉同样予以重视。 5.启示 过去的一些大商圈的信用机制对今日企业无疑受益良多；然而，他们中的一些弱点也值得我们注意。比若说晋商，山西票商对外放款全是信用放款，少有抵押。一旦社会动荡，发生经济风潮，面对客户的挤兑，即使想守信用，也无可奈何（晚晴史实）。而马格里布商人建立商业网络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极为有效，其交易成本非常低，但其具有的相对封闭性，造成边际成本非常高，也影响整个商人群落的转型与进一步发展；缺乏扩张性。 对于当今社会来讲，法律的保护在商业中的地位无与伦比，政府对当今信用机制的建设应起到带头作用，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充分发挥其仲裁、监督、管理、以及解决商业纠纷的能力。企业自身更应该以制度立信为根本，在保证本身信用体质的顺利执行下，还需要以全球化的思维解决局部经营问题，提高自己信守承诺的能力，维护全社会的信用机制。
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包括歙县、黟县、休宁县、绩溪县、祁门县、婺源县六县。徽州地区自明清以来文风昌盛，徽州人民总体文化素质很高。而这离不开“贾而好儒”的徽州商人的大力支持和努力。徽州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精于商业贸易，但与其他区域名商相比，有着一个最大的特点即：“贾而好儒”。徽州商人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谋生的一个手段，但并非终极目的，而“业儒”以光耀门楣才是徽商孜孜以求的目标。因而徽州商人大多博学多才，精通诗文，擅长书画，以致获得“儒商”的美誉。徽商希望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继承他们的传统和家业，并能光宗耀祖，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 一、明清徽商重视教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一）徽州文化传统以及新安理学的发展 徽州地区山多林多，因而相对封闭，较容易形成自身独特的区域文化。西晋末年，特别是唐宋以降，一些中原名门大族纷纷因战乱、任职或自己的偏好等原因大规模南迁，渐渐的汉文化取代了山越文化，徽州地区崇儒重教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徽州商业、医学、建筑、戏剧等都达到了鼎盛。因为有这种很深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氛围，才会人人注重子弟的培养。这种文化环境为徽州发展教育提供了土壤，也是徽商注重教育的思想渊源。 明清时期，政府以程朱理学为官学，徽州理学思想更是大盛，徽州人一切以“朱子论定”为依归，恪守不渝，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朱熹也自称“新安朱子”，在徽州更有大批推崇和支持理学思想的学者，这就为徽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徽商经常与这些儒家交流并延请他们做自己子弟的老师，有的学者甚至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二）中国封建社会“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促使徽商极力寻求心理上的满足和解脱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极力遏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徽州地区山多田少，最初便是出于生存的目的，而逐渐地经商却成了一种传统。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赠程君五十寿序》中写到：“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商以其“徽骆驼”的精神以及儒雅的气质和经商之道，在商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商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虽然徽州商人“富甲天下”，但仍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具有很强的自卑感。因而，他们希望下一代能够通过教育得到通往仕途大道的通行证，以光大门楣，实现他们未能如愿的理想。 （三）徽州地区宗法制度严密 明末清初的赵吉士评价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道，“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家，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国同构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具有很强的宗法色彩，注重家族的维系和延续。徽州地区尤为突出，徽州人十分注重子弟能够光宗耀祖，甚至在族谱中规定，教育子弟要“养正于蒙”，闺门要进行“胎教”，“能言之教”。稍长有“小学之教，大学之教”。光宗耀祖是徽商热心于教育的最原始的动力。 二、徽商的家庭教育 （一）徽商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徽州商人虽然“富甲天下”，善于经营，但他们是特殊的“儒商”。虽然敢于打破传统，毅然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弃儒从贾，但他们还是传统的商人，思想仍被封建儒家思想所禁锢，仍然供奉着儒家所建构的士大夫信条。他们失去了当大儒、走仕途的机会，因而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实现其愿望。休宁县汪太学教育儿子要刻苦学习，夺取功名，“此余未竟之业也；尔小子客一日缓乎！”歙商鲍相庭说过：“富而教不可缓乎也，徒积赀财何益乎！”他们长期在外经商还利用闲暇或书信的方式教育和督促子女学习，歙商凌顺雷，“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教诸子以读书为首务。” （二）徽商家庭教育的举措 １．养正于蒙，养教结合 徽州人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应从小开始，甚至认为应从“胎教”开始，徽州人对“养正于蒙”的道理有极其深刻的认识，故而在族谱、家规中反复宣传和强调蒙养教育的重要性。休宁古林黄氏宗族在祠规中要求“为父兄者须知子弟之当教，又须知教法之当正，又须知养正之当豫。” 徽州人认为对子女要“养教结合”，养是指对子女的疼爱和照顾，教即是指教育、教导。一方面要为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创造安逸和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要严格要求和教导子女，缺了这一点他们便认为再有钱，对子女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 ２．延请名师，兴办义塾 徽商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不惜千金一掷，延请名师来教育子女和影响子弟。以上讲的鲍柏庭为儿子“延名师买书籍，不惜多金”徽商对于自己的族内的教育亦十分重视。歙县商人余文义设置“义塾以教族人知学者”。祁门商人胡天禄捐置田产使“塾教有赖，学成有资”而且有的宗族还对“资质疑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但党贫乏子弟。” ３．言传身教，夫唱妇随 徽商虽从商但十分儒雅，注重自己的修养和言行举止，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潜移默化的，他们对子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徽商汪拱年乾，经商三十余年，积累大量财富，但自己节衣缩食，勤俭节约，并告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徽商方祥庆一件浣衣穿十余年不换，见里中纨绔子弟，告诫诸子曰：“丈夫生不能自食，窃父兄余焰夸毗乡党，此断椔被文绣者耳！吾不愿汝曹有此行也。” 封建时代蒙养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实现的。徽州男子大多在外经商，无暇顾及家庭，“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蒙养教育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徽商妇身上。而徽商妇在教育子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令人惊叹的是，深居‘四塞之地’的徽商妇不仅高度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她们还能根据社会现实决定教子内容，并在教子过程运用高超的教育艺术，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见识。” （三）徽商家庭教育的内容 １．商业教育 徽州地少人多，环境恶劣，不适宜耕种，连年天灾，在这种情况下，徽州人不得已远离故乡，到处以丰富的木材进行交易，最终发展到进行茶叶、盐等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徽州人把经商作为谋生和自立自强的重要手段，所以这种优秀的传统、经验和巨大的家业 明清徽商的家庭教育 □陶昱 （中国地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徽州商人“贾而好儒”，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徽州地区文化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徽州地区浓重的宗法色彩都是徽商重视教育的原因。徽商家庭教育的内容广泛，包括商业教育、儒家经典经验和道德教育等，对于今天教育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徽商徽州教育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Ｇ７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９４（２００８）０３－０４５－０２ （下转第９３页）
明清时期古代徽商兴盛的原因和其主要特点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微商发展史 2012年，微信发布的.0版本中更新了朋友圈功能。估计微信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简单的朋友圈功能竟然会成为无数草根创业致富的沃土，成就了无数草根品牌的崛起，并承载了下一个淘宝的厚望。目前，从业界各路的言论看来，2015年势必会成为微商元年。我们就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微商的发展史。 野蛮发展的初期 微商主要是囤货在朋友圈发布广告进行售卖。微商初期存在着许多的弊端，暴力刷屏，牛皮癣广告图，污染粉丝的视觉。牛皮吹破天，晒单晒截图，晒完豪宅豪车，再晒游艇派对。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些图片多数都是造假的，这样反而会更适得其反。不仅如此，微商模式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爆款，哪个火卖哪个，哪里人多就往哪挤，在产品上也毫无竞争力。初具雏形的微商 由于微商版本大量进行囤货，导致了层层压货，被库存压得苦不堪言。因此，微商逐渐演变成了版本。在微商版本中，卖家不需要囤货，直接与厂商进行合作，厂商发货，自己赚个中介钱。这种模式我们称之为直销，在时代，微商的产品得到了大量的扩充，不再是微商1.版本单一的爆款产品，又不用积压库存的模式让很多卖家不再担心库存的问题，更加着重于广告营销。但是，微商依然是没有能够跳出朋友圈的范围，面对的买家寥寥无几，再好的营销得到的也只是效果甚微。 分销模式登场 如果说微商时代是直销时代的话，那么微商就是分销的时代。微商在的基础之上，为了解决受众面、局限性小的问题，微商时代开启了分销的玩法。只要是在卖家的店铺中购买了一定金额的产品即可成为下级代理商，而下级代理商销售出产品即可获得一定的佣金，累计一定的佣金便可在卖家处进行提现。这样看来，似乎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是问题依然
YF-ED-J7203 可按资料类型定义编号 从合同书看徽商经营的特 点实用版 An Agreement Between Civil Subjects To Establish, Change And Terminate Civil Legal Relations. Please Sign After Consensus, So As To Solve And Prevent Disputes And Realize Common Interests. （示范文稿） 二零XX年XX月XX日
从合同书看徽商经营的特点实用 版 提示：该合同文档适合使用于民事主体之间建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请经过一致协商再签订，从而达到解决和预防纠纷实现共同利益的效果。下载后可以对文件进行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调整使用。 安徽大学珍藏有康熙年间“新安人”谢*一 的一份商业经营合同书，原文如下： 立议合同汪*长、谢*一，向因两家各有绸 布店业开立汉镇，历年收看客货，以致获利艰 难。今两家情同志合，议请谢*武兄坐庄苏州， 置买绸布等货。开单下苏，公同酌议：各开各 店应用之货，以便配搭发卖;所买之货来汉，照 单均分，毋得推诿;在汉置粮等货下苏，得利照 本分息。在苏对会亲友银两置货，倘货未到， 两会票先至，各照来信会票应付。其有货来，
或要多收者，照苏原价加利三厘钱，以补少收之家。又，在汉两店来往，议定现兑银两，加利五厘钱。庶彼此通融而攸远矣。但两地买卖货物，不得徇私肥己，倘有此情，神明鉴察。今欲有凭，立此合同二纸，各执一纸存据。 计开： 一议谢*武兄俸金九五色银三十两 一议公账之银无得代亲友买物 这份合同书文字不长，却内容丰富，从中可以看到，康熙年间徽-商在经营上已有以下特点： 吴-楚贸易成为徽-商重要的贸易活动。吴-楚之间，除了有长江中下游天然黄金水道的便利交通运输外，更有极大的物货盈缺互补。入清以后，苏浙的经济已主要是盐业和棉布业，
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 王廷元 一 芜湖地当大江长河汇流之处①，交通便利，商业素称发达。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芜湖进一步繁荣，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据县志记载，元朝末年，芜湖曾遭到严重的破坏，这里的居民仅剩八十三家，全县岁纳税粮只有十七石②。但经过短期的休养生息，很快就出现了繁荣景象。明初人黄礼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褪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③。”万历初，已成为“辏五方而府万货”的都会④。逮至乾嘉之际，繁荣更甚往昔。“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阛阓之盛甲于江左”⑤。每逢端午节，这里的商民龙舟竞渡，热闹的场面吸引着南京游客。时人有诗称其盛况云“华灯照水笙歌沸，不枉人呼小建康。”⑥ 芜湖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明清两朝在这里设关征税的情况中得到说明。明成化七年，朝廷始在芜湖设置“工关”万历时，又在工关之外另置“户关”，征收过往商船的船税与货税。泰昌、天启间，芜湖户关虽一度被罢停，但到崇祯初年又重新建立，从此遂为定制⑦。康熙年间，芜湖关已成为全国“税额俱多”的常关之一⑧。乾隆时，芜湖户关每岁征银三十一万余两，工关征银七万余两。其税额在全国常关中名列前茅⑨。关税之多固然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但也反映出当时的芜湖确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芜湖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当地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而是借助于客籍商人的力量。明初人黄礼说在芜湖“居厚实，操缓急，以权利成富者，多旁郡县人。土著者仅小小兴贩，无西贾秦翟，北贾燕代之俗”⑩。对于这种情形《芜湖县志》也有明确记载：“同光以来，邑人以商致富者颇不乏人，较之旧俗，大有进步。然城镇乡各处，，大率业碧坊者居多，此外各业，仍不若客籍之占优势”11。那么这种客籍商人究竟来自何处呢+据县志所载，清末各地商民在芜湖所建的会馆已有十八处之多。这表明，芜湖确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都会，客籍商人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这些商人中，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对芜湖商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徽州商人。明末人汪道昆说“吾乡（指徽州）去芜阴四百里而近，乡人贾者，往往居芜阴”12。清初人赵吉士也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掣其家属而去。13”可见徽商虽然“足迹几半宇内”，但芜湖却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①青弋江古称长河。 ②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③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④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⑤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⑥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⑦《明史》，卷二五四，卷二二四。 ⑧《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 ⑨（《清朝通典》，卷八。 ⑩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11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12《太函集》，卷一〇。 13康熙《徽州府志》，卷二。
山西版2020版高考历史一轮复习单元检测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一、选择题 1.(2019黑龙江哈尔滨质检)汉武帝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后世的历朝历代,也大都心照不宣地沿用了这一做法。这主要体现了( ) A.历代皇帝将汉武帝作为治国榜样 B.汉代经济制度为后代所推崇 C.富商大贾与小农之间的矛盾 D.政府对国计民生行业的控制 答案 D 材料强调的是后世对汉武帝专卖制度的沿用,说明历代政府对国计民生行业 的控制。历代皇帝将汉武帝作为治国榜样不合题意,故D项正确,A项错误;汉代经济制度为后代所推崇不合题意,故B项错误;材料涉及“铸铁器、煮盐者”,即手工业者,没 有涉及富商大贾与小农,故C项错误。 2.(2019湖北部分重点中学高三起点考试)汉代田庄主在地方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势力, 出现了“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的局面,时人有“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说。这反映出当时( ) A.重农抑商政策未能实行 B.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开始重合 C.豪强大族操控国家政权 D.抑制豪强成为社会发展之必须 答案 D 据材料“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及所学,可知豪强实力强大威胁中央,抑 制豪强成为社会发展之必须,故D项正确。 3.(2018江西南昌三模)汉唐以来,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经常呈现由北到南的格局,而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开创了由东向西大移民的先例。上述材料表明( ) A.古代后期经济重心有西移之势 B.经济格局影响人口分布 C.清前期四川的社会局势比湖南、广东更稳定 D.集权制度决定移民走向
答案 B 清初的这场“湖广填四川”活动,不再是战乱、政权更迭所导致的被动性移民,而是在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下的自发性经济移民,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十分充分,说明经济格局影响人口分布,故B项正确。 4.(2018课标Ⅱ)西汉文景时期,粮食增产,粮价极低,国家收取的实物田租很少甚至免除,但百姓必须把粮食换成钱币,缴纳较高税额的人头税。富商大贾趁机操纵物价,放高利贷,加剧了土地兼并、农户流亡。这反映出当时( ) A.重农抑商政策未能实行 B.自耕农经济发展受阻 C.粮价低抑制了生产热情 D.富商大贾操纵税收 答案 B 材料中“土地兼并、农户流亡”说明当时小农破产的现象已很严重,表明自耕农经济发展受阻,故B项正确。西汉文景时期,政府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故A项错误。材料并未体现粮价低抑制了当时农民的生产热情,故C项错误。富商大贾只是操纵物价,其并不能操纵税收,故D项错误。 5.(2018福建三明二模)元朝匠户子孙世袭,被长期“纠集”在官营手工作坊内工作,而到明朝初年,匠户除在规定时间服役外,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这种变化( ) A.表明私营手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B.标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C.说明匠户地位和身份的根本改变 D.促进了手工工场的兴起 答案 D 根据材料“元朝匠户……被长期‘纠集’在官营手工作坊内工作,而到明朝初年,匠户除在规定时间服役外,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封建政府对匠户控制的松弛有利于手工工场的产生,故D项正确。 6.(2018安徽合肥摸底)下面为明代苏杭地区居民身份结构示意图,该图反映了( ) A.工场手工业占重要地位 B.租佃关系开始确立 C.商人群体社会地位较低 D.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答案 A 根据题图可知,当地工场工人占到苏杭地区居民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这表明工场手工业在当地的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故A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