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家族，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
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禅让，少康中兴，二里头文化，夏小正
甲骨文，青铜器，盘庚迁殷，人祭人殉
商汤西周，纣王，牧野之战，周文王
周武王，周公制礼作乐，成康之治，宣王中兴
井田制，宗法制，分封制，共和行政
平王东迁，春秋五霸，齐桓公，管仲改革
晋文公，弭兵之会，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商鞅变法，马陵之战，桂林之战，长平之战
孙子兵法，孟子，墨子，韩非
百家争鸣，庄子，荀子，易经
孔子，老子，秦始皇，皇帝制度
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焚书坑儒，大泽乡起义
楚汉之争，汉高祖，汉武帝，文景之治
昭宣中兴，吴楚七国之乱。算缗告缗，中朝
左官律，平准均输，董仲舒，张骞
王莽改制，汉赋，太初历，史记
七略，今文经学，刘秀，尚书台
度田，张仲景，党锢之祸，班超
太平道，谶纬，论衡，汉书
地动仪，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
九品中正制，占田制，八王之乱，士族
淝水之战，典签，北魏均田制，三长制
宗主督护制，六条诏书，后汉书，三国志
鲍敬言与无君论，神灭论，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颜氏家训，隋文帝，输籍之法，大索貌阅
大运河，唐高祖，三省六部制，府兵制
唐律疏议，科举制，政事堂会议，贞观之治
租庸调制，安史之乱，唐蕃会盟碑，唐三彩
二税法，松赞干布，文成公主，鉴真东渡
玄奘，禅宗，史通，通典
李白，杜甫，古文运动，孙思邈
周世宗改革，官职差遣，庆历新政，主户客户(宋) 景德镇瓷器，王安石变法，交子，靖康之难
猛安谋克，李元昊，头下军州，澶渊之盟
绍兴和议，开禧北伐，二程，朱熹
陆九渊，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志
活字印刷，宋词，话本小说，梦溪笔谈
成吉思汗，四大汗国，行省制，驱口
四等人制，马可·波罗，朱元璋，靖难之役
大诰，卫所制，内阁制(明)，一条鞭法
张居正，土木之变，奴儿干都司，皇太极
郑和下西洋，农政全书，王守仁，李贽
三国演义，水浒传，本草纲目，天工开物
徐霞客游记，永乐大典，郑成功，军机处
清代文字狱，改土归流，三藩之乱，准噶尔部
金本巴瓶制，摊丁入亩，尼布楚条约，顾炎武
王夫之，黄宗羲，乾嘉考据学，四库全书
红楼梦，梅文鼎
新模范军大抗议书芬尼亚运动三级会议雾月政变神圣同盟
地下铁路《独立宣言》维也纳会议人权宣言人民宪章权利法案青年意大利党法兰克福会议光荣革命清教运动克里米亚战争平等派
正义者同盟加里波第米达制卢森堡委员会废藩置县半岛人
小德意志方案纳斯比会议共产主义者同盟滑铁卢战役阿亚库乔战役独立派谢斯起义红衫军莱特瓦尔制戊辰战争卢德运动门罗主义
印花税法安政条约爱森哪赫派自由贸易政策航海条例巴布教
大陆封锁令雾月18日政变掘地派加富尔十二月党人大陆会议热月政变莱克星顿枪声《宅地法》秩禄处分百日王朝国家工厂工联主义布雷达宣言沼泽派约翰·布郎起义邦联条例西蒙·玻利瓦尔马斯顿草原大捷多洛雷斯的呼声大盐平八郎起义固定柴明达尔制《列·霞不列法》
五月流血周可能派日俄战争费边社罗斯福推论扒粪运动
青年土耳其党凡尔登战役普拉特修正案自由民权运动施利芬计划非常法米勒兰事件大棒政策“三B”铁路卡的普南社会民主同盟祖国党
火星报欧仁·鲍狄埃萨拉热窝事件何塞·马蒂近东危机世界产联
恩楚明劳动解放社英布战争大日本帝国宪法美国劳工联合会
马汉巴拿马丑闻板桓退助苏黎世三人团金元外交伯恩施坦
桑洪协定安世农民起义泛美联盟阿拉比斯托雷平 2C计划
阿亚拉计划光荣独立泛日尔曼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劳动骑士团江华条约
法兰克福和约三国同盟德雷福斯事件缅因号事件功利主义孟纳利克
美西战争六三政变巴尔干战争泛德意志协会考迪罗主义尼采
法国9月4日革命孟加拉分割法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孟买工人大罢工 1917年墨西哥宪法“光荣独立”政策
陶器
一种质地较粗，具有吸水性，且不透明的粘土制品。是人类创造的第一种新物质。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及其研究，我国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8千多年的陶器。
殷墟
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横垮洹河两岸，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整个都城以王室宫殿为中心，有比较严格的规划和布局。洹河南岸为宫殿、作坊区，分布有宫寝、宗庙、储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窖穴，以及生产铜器、陶器、骨器、玉器的手工作坊。宫殿区外，有一道保护宫室的壕沟。恒河北岸为墓区，分布有王陵、贵族墓地以及数以千计的杀殉坑、祭礼场。遗址的西北部为平民墓葬区。此遗址出土大量的甲骨刻辞，对研究商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商代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四羊尊
盛酒器，作于商代后期，1938年湖南宁乡月山铺转耳仑出土。尊呈方形侈口，通高58.3、口径52.4×52.4厘米。该尊通体遍布精美细致的多种纹饰。颈部饰蕉叶形相对龙纹，尊四面肩部中央各有一突出带角的龙头，肩之四角各饰一突出的大角羊，羊头上有卷曲的巨大双角，
耳甚小，向上竖起作静听状。两眼微微凸起。口、鼻悉备，蹄足分明。腿上部饰凤纹。尊之边缘处均饰有出戟的扉棱。古代的匠师们把装饰纹样、动物形象与整个器形的结合巧妙，和谐得体，不愧为光辉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的杰作。
甲骨文
一般是指商周时代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用作占卜的文字。主要是商代的文字。它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地点主要在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村（殷墟），西周早期的甲骨文主要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但数量较少。目前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西安郊区，距今有4000多年，仅是很少的几片。甲骨中的龟甲，大多用龟腹甲，因腹甲较背甲柔软，容易用刀刻字。骨多是牛的肩胛骨，也有极少数其他动物的骨头和个别人的头盖骨。甲骨上面的文字，一般是用铜刀刻写的，也有少数用“毛笔”写的。古代称刻为“契”，称书写为书，因此甲骨文也被称为“殷墟书契”。
司母戊鼎
商代后期青铜礼器。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长方形、立耳、柱足。鼎的四角各有突出的牙扉一道。器身以云雷纹为地纹，腹部的四面、四角及足部分别饰有饕餮纹。两耳外侧左右各饰一虎纹，两虎张口相向，作欲吞噬一人头状。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据此可知该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而作。鼎身及足是浑铸的，鼎耳则是采用分铸法，后铸接上去的。鼎通高133厘米，器口长112厘米、宽79厘米，重875公斤。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当采用安阳小屯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所出直径约60～70厘米的较大的熔炉，以槽铸法浇注而成的。据测定，该鼎成分为含铜84.77％、锡11.64％，这一比例与《考工记》所载《六齐》中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的青铜配比规律大体相符。该鼎体造型庞大、浑厚，是我国已发现最重的青铜器，它集中地反映了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成就。
金文
也称“钟鼎文”，即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现已发现带铭文的铜器4000多件，金文单字3500个左右。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祭典、征伐、赐命、契约等，涉及到礼仪、制度、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商代的金文是在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上才出现的，其字体和甲骨文相近。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的几个字，大都是古代氏族的族徽、人名等，如妇好之类。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体是因受赏而为父辈做器的。青铜器铭文是研究我国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汉字发展的珍贵资料。
曲阜孔庙
位于曲阜南城墙内，与孔府毗邻。原为孔子住宅，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80），鲁哀公为祭祀孔子，将其故宅改建庙院。以便“岁时奉祀”。自西汉以来，历代的封建帝王对孔庙不断重修和扩建，形成了一座宫殿式的宠大的古建筑群。
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
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在于事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应当引起人们重视。
五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诗》，又称《诗经》，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
都江堰
历史上岷江上游因流经川北山区，极易泛滥成灾。为战胜水患，秦国蜀郡守李冰征发民工，主持兴修了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他们在灌县县城附近新建一条内江河道，把流入灌县附近的岷江江水分出部分流入内江，而岷江的原河道叫外江，当洪水泛滥时，内江的分流作用可减轻外江负担，免除外江水域的水患；同时，在外江新开辟灌溉河渠，兼具灌溉和排洪作用。二是“鱼嘴”工程，这是都江堰中最重要的部分。都江堰工程经历了2200多年，经历代维修整治，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300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古今闻名的“天府之国”。虽然历代不断开辟新的干支渠，但它的基本规模和主要设施，当时就已具备。
郑国渠
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嵌错攻战宴乐纹铜壶
酒器，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通高40、口径13.4、腹径26.5厘米。壶通体嵌错有丰富多采的图象，以3条带纹分为四层画面。以壶肩两耳为左右，壶前后两面图象是对称的。第一、二、三层图象又分别分为左右两组，共有6种，包括竞射、采桑、宴乐、狩猎、
攻城和水战等场面。第一层左面和第二层右面上部图象为竞射场面。第二层左边一组为宴乐场面。从上下两层图象看，可能是陆地、水上相互配合的水陆交战。壶上六组图象生动地再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时期，耕战和社会风貌。
虎符
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符身为铜质，虎形，有铭文，分左右两半，右半留存朝廷或君王，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调发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到地方验合，方能生效。盛行於战国、秦、汉。现存最早的虎形符节是战国时期的，如“辟大夫虎节”和“韩将庶虎节”。“韩将庶虎节”存半符，呈伏虎状，符身阴刻铭文“韩将庶信节”等十字。表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且管理制度严密。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就要有君王符命，但如有烽火报警，则不必会君符，即可采取行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征调军队需以皇帝“虎符”为凭。
令黔首自实田
秦始皇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法令。黔首之称，在战国时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下令“更名民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秦统一中国后更定名物制度的内容之一。黔，黑色，《说文解字·黑部》：“黔，黎也。从黑从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27）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额，向封建政府呈报。政府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征收田租。这是根据现有文献所知道的秦第一个承认土地私有的法令，意味着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得到确认。土地私有合法化，促进了大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剥削人民成为合法，压在农民身上的地租、赋税以及各种徭役也愈来愈重。
半两钱
形制为圆形方孔，重12铢（我国古代规定1两为24铢），有钱文曰“半两”。“半两”二字分列方好（即方孔）左右，通常是右“半”左“两”。战国末期，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即指秦国开始由王室铸造货币的流行，标明秦国王室专铸货币制度的确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战国时期流通的刀、布、郢爰和贝币等大小、形制、重量和货值不一的庞杂混乱的六国货币，把秦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西汉初年所铸的钱，虽陆续减轻重量，仍称“半两”。如吕后二年（前186）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民间私铸的半两，有轻不足一铢的，因其轻薄如榆荚，故称“榆荚半两”。汉武帝初铸三铢钱，元狩五年（前118）废除半两钱，始铸五铢钱。
秦兵马俑
1974年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三华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经发掘和实测，俑坑为土木结构。一号俑坑最大，面积为12600多平方米，坑的四边各有5个斜坡门道。坑中埋藏着与真人真马近似的陶俑和拖战车的陶马约6000多件，且排列有序，组成一个方阵。二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左侧，是由近1000个骑兵俑和步兵
俑以及战车混合编队组成的曲形军阵，并出土有多种实用兵器。三号俑坑在二号俑坑的后面，平面呈凹字形，有卫士俑68件，战车1乘，是一、二号俑坑军阵的指挥部所在地。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当年统一中国时兵强马壮的雄伟军阵。
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激化的结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巩固统一局面，禁止“以古非今”活动，采取一些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黄老政治
西汉初年为恢复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而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思想中含有许多政治、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所谓“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这种思想到战国末期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恰好符合了汉初统治集团的需要。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但在太平盛世的背面，也存在着农民破产失业的现象。
察举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中朝和外朝
汉武帝时期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所构成；外朝又称外廷，指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组成的官僚机构。西汉初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权力极大。他们既能参与制定国家重要政令、辅佐皇帝总管全国政务，又能督察中央百官和地方二千石郡守、王国相。丞相权力的强大影响皇帝的集权。汉武帝时，
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加强专制皇权，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这样，在宫廷内逐渐形成了新的决策机构——中朝。由尚书、侍中、常侍等组成中朝之职。以丞相为首组成的官僚机构则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外朝。自从中外朝分立之后，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即以中书的身分专断国政；哀、平之世，外戚王氏相继把持中朝，终于酿成新莽代汉的结局。东汉文献中已不大提到中外朝，但中外朝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变化。光武帝、明帝时吸取西汉覆亡的教训，对功臣、外戚防范甚严，不许他们进入宫禁，竭力把权势揽在自己手中。外朝的*******成为备员，中朝的尚书的地位便更加重要。章帝以后，在位者多为女主、幼君，依靠外戚宦官治理朝政，他们逐渐取代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支柱。
刺史与州
汉武帝时设立的刺史为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刺史所在的监察区域称为州（部）。秦代曾设监郡御史，或称郡监。汉高祖时不再设置。惠帝时派御史监三辅郡。武帝初年，也曾派遣监御史监郡，但没有成为一种固定和完善的制度。为了适应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正式废止派监御史监郡，又于元封五年创立了刺史制度。东汉政权已失去对州牧、刺史的控制，而州牧、刺史也完全失去了监察地方的职能，演变成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东汉以后，州也逐渐成为居于郡县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刺史亦由监察官转变为地方行政长官。
五铢钱
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钱文“五铢”二字，分列方孔左右，通常是右“五”左“铢”。它的标准重量为4克，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它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确立了圆形方孔，内外有郭，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至西汉末年，币制不复改变。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铸行东汉五铢钱。此钱径2.5厘米，重3.4～3.5克，外郭较窄。灵帝时铸“四出五铢”，即钱背有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至外郭，其形制、质量与东汉五铢钱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蜀汉铸直百五铢；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始铸“太和五铢”，宣武帝永平三年（510）铸“永平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529）铸“永安五铢”；西魏文帝大统六年（540）铸“大统五铢”，形制似“永安五铢”。萧梁初期，曾铸“大样五铢”；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铸“常平五铢”。581年，隋统一后，另铸“开皇五铢”，结束了长达一百余年币制混乱的局面。唐武德四年（621）铸“开元通宝钱”，废止五铢钱。五铢钱流通七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久的钱币。
尚书台
东汉中枢机关。秦代于少府内设尚书，有令、丞。汉成帝时，初置“尚书”员5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大权旁落于贵戚大臣，所以竭力把权力集中于君主，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因而加重了尚书的职权。因尚书的官署在宫禁内而称为台阁，故有尚书台之称。东汉尚书台组织有：尚书令一人，秩千石。若以公为之，则增秩二千石，仪礼亦加。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职署尚书事，尚书令不在，则代行处理公务。尚书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掌录文书期会，佐令、仆治事。六曹尚书，秩各
六百石。*******曹，掌管年终对州郡官吏的考绩；吏部曹，掌管选举和祭祀；民曹，掌管一切有关修建和盐池苑囿的管理；客曹，掌管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务；二千石曹，掌管司法诉讼事务；中都官曹，掌管水、火、盗贼等治安工作。尚书侍郎36人，秩四百石，每曹6人，职掌文书起草。尚书令史18人，秩二百石，每曹3人，主书。东汉尚书台权力极重，既出诏令，又出政令；朝臣选举，由尚书台主管；还拥有纠察、举劾、典案百官之权；参预国家重大政事的谋议、决策，对朝政有着重大影响。尚书台权力虽重，但台官职位卑微，长官尚书令不过千石，尚在九卿之下，这样位卑权重，皆由皇帝亲任干练之士充任，便于控制，发挥效率高。东汉和帝以后，多幼君弱主，实权常被外戚、宦官所掌握。尽管*******要听命于尚书，但尚书又往往被实权更大的外戚、宦官所左右。
占田、课田和户调制
西晋的土地、田租和赋税制度。魏末晋初，在屯田制逐渐破坏的情况下，中央两次下令废除屯田制，原屯田官转为郡县地方官，屯田民则变成郡县的编户。太康元年（280），西晋统一全国后，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令，实行新的土地，田租和赋税制度。占田、课田令规定：每一男子占田70亩，女子30宙。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男女16～60岁为丁）；次丁男25亩，次丁女不课田（男女13～16岁、60～65岁为次丁）。占田数，是国家允许农民占有土地的限额，不是由国家授予农民的土地数。国家限制农民占田不得超过这个限额，而实际上能否达到这个限额则不管。课田数，是农民必须缴纳的田租的田亩数，每年每亩田租8升，50亩为4斛。边远地区不实行课田的少数民族分三等缴纳：稍远者每户每年交“义米”3斛，较远者5斗，绝远者每人钱28文。户调令规定：丁男为户主者，每户每年交绢3匹，绵3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者，交丁男户的一半；边远郡县交三分之二，最远者交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寳布”1匹，远者1丈。西晋土地租赋制度承袭曹魏而对小农的剥削明显加重，田租由曹魏每亩4升增至8升，户调由每户绢2匹、绵2斤增至绢3匹、绵3斤。不仅如此，曹魏田租承担者是确实拥有私有土地的小农，而西晋小农不管是否拥有50亩土地，却都要交50亩地的田租，丁口越多，田租负担越重，这是不利于小农而有利于豪强大族的政策。
彝陵之战
三国时孙权与刘备因争夺荆州在彝陵（又作“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荆州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关系孙、刘双方的生存与发展。赤壁之战中，刘备轻易占领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吴一直耿耿于怀。建安二十一年（216），当刘备夺取益州后，孙、刘经过一番较量，暂时达成妥协：以江夏、长沙、桂阳归孙吴，而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
云冈石窟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北崖上，自东而西，长约2里，依山势开凿。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万余尊，其中有佛像、菩萨、力士、飞天等，姿态各异，形象生动。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云冈石窟造像以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采著称，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侯景之乱
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一场叛乱。侯景，原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戍兵，渐升为镇功曹史。高欢死，子高澄执政。侯景平素甚轻高澄，而澄则忌惮景叛乱，乃征调景入京，以剥夺其兵权。侯景惟恐被杀，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调景入京，故景转而求降于萧梁。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梁武帝又遣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于寒山堰，主帅萧渊明被俘，全军几乎覆没。东魏又进击侯景，景众4万余只剩下800人南逃，骗取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东魏继而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挑拨侯景反梁。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侯景又东略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天正元年（551），侯景终于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
魏晋玄学
魏晋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随着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和汉王朝的瓦解，儒学逐渐趋于衰微，一些士大夫开始从道、名、法诸家学说中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料，从而动摇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曹操提倡名、法，公开否定儒家说教，更有利于各种思潮的活跃。曹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阐发《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因《老子》等三部书后来被称为“三玄”，故这个流派遂被称为玄学。玄学对于打破儒家思想的禁锢有一定作用，玄学的思辩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玄学亦强烈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性。
政事堂
唐代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唐初，设政事堂于门下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共行宰相之职，在此共同参议国政。其后，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并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豫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为宰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中宗即位，裴炎由侍中迁中书令，遂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表明中枢决策重心已由执掌封驳之权的门下省转至草拟诏书的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同时，又创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于政事堂正厅之后，分理众务，所设吏员，地位至重。在政事堂（中书门下）办公的数位宰相中，设秉笔宰相一名，谓之“执政笔”，在处理中书门下日常事务方面具有相当的职权。唐前期为专人，肃宗以后改为轮代，以防秉笔宰相借执政事笔之权，独揽大权之弊。
曲辕犁
又称江东犁。在敦煌莫高窟第四百四十五窟的壁画中有曲辕犁耕作图。据唐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首先
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其次是增加了犁评和犁建，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将曲辕犁的犁评、犁箭和犁建三者有机地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求，并能使调节耕地深浅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犁壁不仅能碎土，而且可将翻耕的土推到一侧，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是当时先进的耕犁。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
唐三彩
唐代陶器和陶俑上的一种多色釉和具有这种釉色的陶制品。是唐代制陶工匠在汉代铅釉陶器的基础上创烧成功的新工艺。唐三彩属低温釉陶，用白色粘土作胎，釉质的主要成份是硅酸铝（包括石英、铅、金属元素），呈色剂是釉料中所含各种不同的金属氧化物。如浅黄色是铁和锑的氧化物，绿色是铜的氧化物，蓝色是铜或钴的氧化物……。唐三彩除白、绿、蓝三种主要釉色外，还有褐、黑、浅黄等多种色调，斑驳灿烂，绚丽夺目。唐三彩的主要用途，是为唐封建统治阶级随葬的冥器。
节度使
唐玄宗以后至五代时最高地方军政长官。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玄宗开元、天宝之际，为了御边的需要，缘边陆续设置了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安史之乱中，朝廷为平叛，内地也相继设置节度使，安史降将多封为节度使，各地节度使乘机扩大势力，地位略低的为观察使，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成为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中央政府濒于崩溃，对藩镇的控制力也丧失殆尽，各藩镇争战不已，兼并频仍，遂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在北方）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收回兵权，节度使失去实权，成为荣誉之职。
宋代理学
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北宋时期的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宋代理学的这两派对后来影响较大，王阳明为明代理学代表，他基本上承续了陆九渊一派思想，对后代影响巨大。
刘知几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代著名史学家，江苏彭城（今徐州）人，祖父曾任史官，父于高宗时官至侍御史。他深受家庭影响，对史学兴趣浓厚，20岁进士及第，得官后继续研究史学。从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参与修撰过多部史书。景龙二年（708），因
痛感官修史书弊端诸多，愤而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呕心沥血而于景龙四年（710）成书。《史通》全书20卷，分内外篇，内篇39篇，外篇13篇。其中，内篇的3篇北宋已佚，全书现存49篇。该书对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论、史事叙述、作史原则、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治史观点。他还特别提到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为当时人所称道，对后世亦有较大影响。《史通》堪称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的开创性著作，它的成书标志着我国史学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南衙北司之争
唐代后期处廷官僚集团和内廷宦官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南衙，指位于宫城南的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北司，指宫禁以北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唐玄宗时，宦官势力逐渐增长，他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等把持了呈进章奏、承宣诏命之权。安史之乱后，宦官又逐渐掌握了军权，如肃宗时设立的观军容使、代宗时出现的掌枢密。德宗时更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典禁军，与二枢密使合称“四贵”，得预机密，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他们挟制皇帝，废立由己，左右朝政，引起皇帝和朝官及士人的不满和反对，因而唐后期多次发生两大集团的对立和斗争。顺宗即位，启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人，与刘禹锡、柳宗元等结成联盟，实行“永贞革新”，共谋打击宦官势力，不幸失败。文宗大和八年（834）和九年，文宗深患宦官擅权，擢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以大明宫左金吾厅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观看，以图一举铲除宦官集团，事败，株连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唐末农民大起义后，中央的宦官和朝臣各自拉拢一部分藩镇势力以相抗争。南衙北司之争一直持续到唐王朝灭亡。
元和郡县图志
唐代地理名著，为现存最早又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编撰人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宪宗时官至宰相。他力图惩前人之弊，从政治、军事角度着眼编撰地理志，于元和八年（813）完成此书。该书共40卷，又有目录2卷，以贞观（627—649）时划分的十道为纲，配以宪宗时的47镇，每镇篇首有图，分镇记载州、府、县的等级、户数、沿革、四至八到、道里、贡赋、古迹、物产、山川形势、城邑、盐铁、垦田和军事设置。宋代以后，此书的图和目录均已亡佚，故书名改称《元和郡县志》。原书在流传中散失颇多，多卷残缺。此书已成书1000多年，后代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方志，基本都继承了它的编纂方法，其影响极为深远，同时史料价值也较高。
清明上河图
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全画长528厘米、高24.8厘米，反映了北宋晚期的人民生活和社会风貌。画面从北宋都城汴梁的郊野开始，疏林薄雾掩映着农舍田亩，小道上毛驴缓行，一派宁静的气氛。接着进入交通运输繁忙的汴河及跨河的虹桥，桥上车马喧阗，人往如梭。离开虹桥，一条大道通向城门，进城以后便是繁华的街市，街上有推车的、乘轿的、聚谈的、闲逛的、买卖的、赶路的等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他们姿态不同，神情各异。这说明作者不仅非常熟悉生活，而且有相当高的表现能力。清明”二字非指清明节，而是指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天下平。
黄道婆
元代棉纺织业手工艺人。又称黄婆，松江人。幼年做童养媳，因难挨虐待，逃亡至海南岛地区，那里的黎族妇女精于纺棉织布，黄道婆与她们相处30余年，学会棉纺织术，并加以改良，至大、大德年间返回松江，把技术带回故里，同时带回了她改进的棉纺织工具。棉织品由此开始与丝织品争艳夺奇。松江妇女很快发展了这种工艺，织成的“乌泥泾被”一时风靡全国，乌泥泾镇也因黄道婆的贡献成为棉纺业中心，推动了元代的棉纺织业发展。
土木堡之变
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事件。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都司卫所
明代的军事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创立了都司卫所制度。明初在各省设都卫，管理地方军事。洪武八年（1375）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又设行都指挥使司，简称行都司。共计有16个都司，5个行都司。其长官为都指挥使，乃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称三司。都司分隶于京师的五军都督府。在京师和各省皆设卫所，京卫有上直卫，南、北京卫。上直卫北京26个，南京17个。京卫北京48个，南京49个。各省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抵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千户所，112人为1百户所，卫所设有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官。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卫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二十五”（《明史》卷90《兵志》二）。全国军兵约计180万。永乐中为了巩固东北边疆曾设奴儿干都司及132个卫。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明朗军士皆别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是世袭的，一旦入籍为兵就不能随意脱籍。军户皆由国家分给土地，令其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军官负责操练、屯田，一遇国家有事，则拨归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作战。战事结束，总兵交还将印，军士归还卫所。五军都督府无调兵之权，兵部无统兵之权，兵权操于皇帝一人之手。明代中叶以后，屯田破
坏，军士缺乏训练，仅供役使，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理藩院
（Lifanyuan）官署名，清代管理蒙、回、藏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初为“蒙古衙门”，设承政、参政等官。崇德三年（1638）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隶属礼部。顺治十八年（1661）改为与六部同等。理藩院的设置最初是为了处理蒙古事务，随着清朝对西北、西南各地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理藩院管理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到蒙古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具体管辖范围为内外蒙古、青海蒙古、新疆之额鲁特部、回部与西藏喇嘛所属各处。理藩院还掌管一部分属国及其他外国交往事务，如掌理与俄国交涉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另成立了总理衙门，这部分事务始改归总理衙门管理。另外，清政府还在上述地区分派将军、都统、大臣等驻防，直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的设置和将军、大臣的直接统治，标志清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地区隶属关系的加强，说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已深入到边区。光绪三十八年（1906）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扬州八怪
清乾隆年间在江苏扬州从事艺术活动的八个画家的总称。具体人物说法不一，总计有15人之多，近年来都采用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一书之说定为金农、黄慎、郑燮、高翔、汪士慎、李 、李方膺、罗聘八人，八人都不是扬州人但都活动于扬州地区，他们之间有的相互往来，关系密切，在生活情趣、艺术观点、绘画风格上都有共通的地方，自然形成一个流派。由于不同时流，被保守派目之为骚乱画坛的“怪物”，故有“扬州八怪”之称。“八怪”都是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具有叛逆精神的人，或大都是不愿做官，终身布衣，或做个小官因触犯统治集团利益被罢官的人。他们均以卖画为生，读画对象主要是士大夫或商人。在艺术上重视写生，师法自然；强调以造化为师，注意吸收前人成果；主张自立门户，追求个性；所作笔意纵恣，苍润古朴，布局章法，不落前人窠臼。同时都擅长书法、文学、印章，因此形成诗、书、画综合艺术的整体，人称“三绝”。“八怪”来自各地，出身、经历、个性及师承等不完全相同，每个人的画风也不尽相同。汪士慎善画花卉，特别精于墨梅，笔致疏落，清妙独绝。黄慎擅长人物、山水、花卉，用笔酣畅，纵横驰骋，富于变化，与正统派的画风迥然不同，所画人物，多属社会下层。金农好古力学，精鉴赏，善于识别古书画的真伪，50岁后始绘画，善用焦墨，以梅、竹、佛像最为著名，亦善画马及花鸟山水，苍劲疏拙，风格高逸，尽脱时习，有《冬心题画》、《冬心记画》行世。高翔善山水，取法于山水画家弘仁的静简而又参以于山水画家道济的纵恣，用笔简洁、气势豪迈，又善画梅。李 ，善画花鸟，随意点染，不拘绳墨，却有一种大自然的情趣，生平爱画五松图，老干杈桠，笔飞墨舞，尝以此自许。郑燮虽是著名诗人、书法家，又是很有成就的画家，擅长花卉木石，尤工水墨兰竹，笔墨劲秀，风致潇洒，给人以清新之感。李方膺善画松、竹、梅、兰，尤以梅为最，纵横排戛，不守寻常法度。罗聘的人物、山水、花卉画都很精妙，尤善画神怪，以《鬼趣图》为最。“八怪”绘画是历史上典型的文人画，继承了明人陈淳、徐渭，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的创新精神，突破了陈套旧俗，在中国绘画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的笔墨技法对近代法坛影响很大。
十三行
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相传其名起于明代，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13家。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16家洋行于1720年12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自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十三行遂日趋没落。
虎门销烟
近代中国人民查禁鸦片的爱国运动。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严厉查禁鸦片。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一面严拿烟贩，一面命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在采取撤买办、围商馆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之后，终于迫使英、美鸦片贩子缴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共237万余斤。从6月3日到25日，在林则徐主持下，用卤水和石灰将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资政新篇
1859年（咸丰九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玗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基本精神是要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某些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以巩固革命政权，使“太平一统万万年”，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主要内容是：①政治上，针对太平天国当时存在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提出“禁朋党之弊”，反对“结盟联党”，加强中央集权，做到“权归于一”；②经济上主张发展交通、工业、金融、邮电、水利等事业，准许私人雇工，鼓励私人投资，开办银行，发行纸币，保护发明专利；③文化教育上，提倡开办学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克服“不务实学”的坏学风；④社会风尚上，主张革除溺子女、酗酒、吸鸦片，禁止封建迷信，兴办医院、跛盲聋院、育婴堂和鳏寡孤独院等福利事业。《资政新篇》顺应了中国当时要求挣脱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求，但是它没有反映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得不到太平天国军民关注，加之领导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客观上处于战争环境，它未能付诸实施。
西林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广西地方政府惩办法国不法传教士的案件。又称“马神甫事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弛禁天主教，仍不准外国传教士入内地活动。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1852年（咸丰二年）来华，先在广州传教。1853年他违反中法有关条约规定，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发展教徒，违法乱纪；包庇抢掳奸淫的不法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激起民愤。1856年知县张鸣凤将马赖及不法教徒20余人逮捕拘押。经审讯，罪犯对所控罪状供认不讳。2月29日处马赖及教徒2人死刑，其余各有惩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扩张教会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海外利益，以此事件为借口，接受英国请求，于次年派出远征军参加侵华战争。
海关税务司
晚清管理海关税务的官职。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曾在江、浙、闽、粤等省设海关监管税务。五口通商后始设洋税关。1853年（咸丰三年）英、美、法三国乘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次年，江海关成立。清政府虽派税务司管理，但实权由三国代表组成的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操纵。1858年改税务司为正、副各一人，由英美人担任。后相继成立了粤海关、潮海关、浙海关、津海关、厦门关、江汉关等。1859年南洋通商大臣任命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驻上海。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统辖总税务司。1865年（咸丰四年）总税务司迁北京。不久，李泰国离职回国，英人赫德继任。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生于北爱尔兰，1854年来华，历任英领事馆翻译、广州关副税务司。继任后，他改组海关机构，发展业务，制定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至1908年回国止，掌握中国海关40余年，曾屡次插手中国内政。总税务司掌各海关征收税课事宜，综理全国关税行政与人事变更。正、副总税务司下设税务司4人，副税务司6人，组织机构分总务、机要、统计、汉文、铨叙五科。另设内债基金处、造册处、驻外办事处。所属海关各设税务司一人，副税务司1至2人。正副均为洋员；下有帮办，人数不等，各关组织分总务、秘书、会计、监察、查验五科。1906年清政府设税务处，节制总税务司及各海关司。自同治朝后，洋税成为清政府仅次于地赋的财政收入。1879年洋税1200万两，1891年达到1800万两。海关税务司的地位也日益加重。
同文馆
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首先在北京创办。体制仿原俄罗斯文馆例，目的是培养办洋务的人才。最初分设英、法、俄、德四馆，只设外语课，后增开天文、算学、化学、格致、医学各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又增开东文（日文）馆。各馆学制初定3年，后改为8年、5年两种。学生来源开始只收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后扩大范围，允许15岁上下的闲散人员及各衙门保送的官员、有功名的未仕人员报考。该馆隶属于总理衙门，管理大臣从总理衙门大臣中特简，下设提调、帮提调若干人作为主管人员。教学工作由总教习、教习负责。除汉文外，其他课程的教习多数是外国人。自1869年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掌管教务近30年。附设机构有印书处、实验室、博物馆和天文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除了京师同文馆外，清政府还在1863年、1864年分别于上海和广州开办了类似的学馆。
马尾海战
中法战争期间中法海军在福建马尾港展开的海战。为了恫吓清政府，遏制清海军，1884年7
月15日（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率舰队主力闯入闽江口，向闽浙总督何璟、福建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提出在中国马尾军港停泊的要求。何、张害怕影响中法正在进行的和谈，予以应允，致使总排水量1.4万余吨的法国8艘军舰长驱直入，进占马尾军港。总排水量只有6500吨的中国福建水师10多艘战舰处于法舰枪炮的监视之下。广大官兵要求启锚备战。何璟、张佩纶执行清政府妥协求和的方针，下令“不准先行开炮”，束缚了官兵的手脚。8月法国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令孤拔向福建水师发起进攻。23日上午孤拔发出最后通牒，限福建水师下午退出马尾。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及张佩纶不知所措，至中午，以战斗准备未妥要求法军更改开战日期。孤拔拒绝，下令法舰开炮。福建水师官兵在极被动情况下顽强抵抗。旗舰“扬武”、“福星”、“振武”、“飞云”、“振威”等舰，毫不畏惧，猛烈还击，将敌“伏尔达”号等舰击中击伤，但终因众寡悬殊，难挽败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福建水师11艘兵舰全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00余人。接着，法军舰轰击马尾造船厂，并摧毁了马江两岸的炮台。3天之后，清政府对法宣战。
三国干涉还辽
中日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退出中国辽东半岛的事件。沙俄久已蓄谋侵占中国东北，对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扩张耿耿于怀。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俄国向日本提出放弃对中国大陆扩张而只割占台湾的要求，并擅派军队进入中国向日本示威。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沙皇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联络别国阻止日本占据辽东半岛。4月17日俄国正式向法国、德国建议联合干涉，要日本退出辽东半岛，如果日本不应允，即以武力相加。法国以俄国同盟伙伴积极响应。德国在欧洲与俄有矛盾，但为把俄视线转移到远东，使自己的势力插入中国，也表示赞同。4月23日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各遵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三国海军遂出没于日本海面，施加军事压力。大战之后的日本政府无力对付三国，先向英、美等国求援，要求召开列国会议来牵制三国。英、美等国不愿冒此风险，亦恐日本在华势力发展过大，声明中立。继而日本提出“变相占领”对策，于4月30日向俄国提出占领旅顺、大连，要求补偿金，暂行占据辽东半岛等要求。5月3日俄国回复日本，表示“仍维持最初之劝告”毫不让步。德、法亦随声附和。最后，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对俄、法、德三国虽全然让步，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方针。5月4日日本声明接受三国“劝告”，但提出中国须交“补偿金”。10月19日三国与日本商定中国补偿“赎辽”费3000万两；中国付清该款项之日起3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此事后，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乘机敲诈清政府，索取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扩大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而起。
公车上书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爱国请愿活动。1895年3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康有为遂联合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舟，奖励制造，办矿务，铸银，设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分立学堂，开设报馆，设道学（儒学）科等。又建议每10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纲领已初步形成。《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又说500余）举人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都察院借口《条约》
已签字，无法挽回，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公车上书”（汉朝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它是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11月下旬，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县城，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民主政府。随后，遂川、宁冈等县也先后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到1928年2月，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5月4日，会师部队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三个师六个团。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多次打退反动军队的进攻。到1928年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分，5月下旬，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力量。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则留守井冈山。留下的红军，经过曲折的斗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革命政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何梅协定
国民党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经过会谈订立的秘密协定。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天津两家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系中国人所为，同时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因而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于5月29日向国民党抗议，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日内答复。经何与日方秘密会谈后，于7月6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诺了日方的无理要求，时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省内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并禁止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市长等。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扩大了日军在华北的势力。
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政府打击和迫害抗日民主人士的事件。1936年5月31日，由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联名发
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性文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对此，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于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非法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平型关战斗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初期对日军的一次英勇而胜利的战斗。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也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但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还不宜集中兵力打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因为这不能有效地充分发动群众，做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因此，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纷纷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论持久战
是毛泽东论述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基本问题的光辉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对抗战的悲观情绪。国民党政府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宣扬“再战必亡”论。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或日本国内的变化，迅速结束战争。速胜论也使一些共产党人产生轻敌思想。肩负着领导抗战责任的共产党必须给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前途，必须彻底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为此，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论持久战》的发表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抗战胜利的前途，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成为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也是重要的哲学著作。
三三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所实行的政策。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分配的原则，即在参议会和政府里，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人们将此原则习称为“三三制”。“三三制”原则的规定，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广大群众。此原则公布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2月按这一原则率先进行了改选。此后，其他各根据地也相继进行了改选，建立了三三制政权。“三三制”的实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8用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决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洛川会议后，减租减息政策即在各根据地陆
续实行。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各根据地根据各自的情况有所不同。减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如群众要求多减时，可根据情况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一般只减20％、15％或10％。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它使贫雇农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中农的户数和占有的土地大为增加，封建剥削制度受到限制，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它又规定了在减租减息之后须交租交息的政策，这就保存了地主、债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从而促使大多数地主参加了全民族合作抗日的事业，减少了根据地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总之，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精兵简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1941年，日军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配合下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面对根据地所遇到的严重困难，1941年11月，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主张，立即为中国共产党所采纳，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规定了精兵简政的具体内容，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精兵方面，规定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山区为2∶1，平原为1∶1，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化。简政方面，要求裁并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实行合署办公。从1942年开始，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陆续开始整编部队，紧缩行政机构，减少脱产人员。例如陕甘宁边区将边区直属机关从35个减到22个，脱产人员由469人减少到279人。经过精兵简政，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一政策，对克服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李闻血案
李公仆、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抗战胜利后，他们经常参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活动。1946年6月初，他们发起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万人签名运动。国民党特务便对李、闻恫吓威胁，叫嚷要采取行动。7月11日晚李公朴在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15日下午，闻一多在出席为李公朴被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在回家途中，亦被特务暗杀。李闻惨案发生后，引起国内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均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残暴行径，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下关惨案
1946年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发起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推派马叙伦、胡厥文、葛延芳、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以马叙伦为团长，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是日上午，上海各界群众数万人为代表团送行，随即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当晚，当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即被一群化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多人受伤。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闻讯后，当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深夜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代表。下关惨案发生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于6月26日接见请愿代表蒉延芳，表示“不打内战”。可是就在当天，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