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从1977年以来，他就是位于加州斯坦福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弗里德曼以其货币理论和对自由企业与个人自由的关注闻名于世。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诺贝尔奖。以下的选文是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作品。选文未作删节。
在他那令人钦佩的大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区分了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他指出“一门实证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系统性知识；而一门规范科学、或称为规则科学……[，]则是讨论‘应该是什么’之标准的系统性知识体系。而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设定规则体系，则是一门艺术。”他继而评论道：“此二者的混淆甚为普遍，并成为很多谬误的根源，贻害至大。”他还强调了“把政治经济学认定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的必要性。1
本[文]主要关注某些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人们为创立凯恩斯所倡导的“独立的实证科学”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如何确定某一杯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是否应当被暂时接受为“关于‘是什么’这类问题的系统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凯恩斯为之痛心的这类混淆仍然充斥在经济学中，并且严重妨碍了人们对经济学可以是、而且部分地已经是一门实证科学的认可。故而，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最好先论述一下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I．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混淆是无法避免的。几乎在任何人看来，经济学研究的那些问题都与他们本人密切相关，而且，他们总是局限在自己的经历与能力的范围内[来考虑问题]。这是经济学中持续不断的、广泛的分歧的根源，也构成了频繁立法的原因。那些自诩为“专家”的人们意见迥异，并且很难说毫无偏见。无论如何，在那些事关紧要的问题上，即使“专家”们众口一词，并且显然是无偏见的，我们也很难不加考虑就对他们的观点照单全收。2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并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问题，与“应该做什么”和“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等问题直接相关的。门外汉和专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他们所极力坚持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当实证结论的规范含义——或者那些所谓的规范含义——不合其口味，他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些结论。
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正如凯恩斯所说，它处理的是“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并可以通过衡量它所作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对其表现作评估。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当然，经济学处理的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并且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和自然科学相比，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事实给经济学的“客观性”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与此同时，它也给了社会科学家一系列自然科学家得不到的数据。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足以体现两类科学间的根本差异。3
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也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必然基于对“做某事而不做另一事”所导致的结果的推测，而推测则必然或隐或显地基于实证经济学。当然，政策结论和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
会有独立的规范经济学了。两个人也许对某个特定立法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意见一致，但其中一个会认为总体而言它比较令人满意，因此拥护这项立法。另一个人则感到不满意，因而表示反对。
然而，我想大胆地提出以下看法，即，在当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无偏见的公民之间存在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歧，主要地根源于对行动导致的经济结果的不同推测，从原则上说，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就能消除这些分歧；因为，这些分歧不同于基本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后者最终只能导致争斗。一个明显而并非不重要的例子是最低工资立法。在褒贬纷争的一片混乱背后，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所有的人都应获得“生存工资”，——这个意义模糊的短语在人们的争论中普遍存在。意见的分歧主要源于人们在推测方面的或隐或显的分歧，这些推测的分歧，主要涉及“最低工资立法”这个特定手段在实现人们一致同意的目标的功效如何。支持者们相信（或推测），法定最低工资能够提高那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下的工人的收入，同时提高某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上的工资的工人们的收入，而不会引起完全失业人口的增加或就业条件的恶化等消极作用，因此可以消除贫困。而反对者们则相信（或推测），法定最低工资将使失业人数增加，就业条件恶化，抵消了这项立法带来的就业者工资增加的有益影响，使贫困情况更加严重。人们对于该立法的经济结果的看法一致，并不意味着人们关于该立法的合意性的意见一致。这是因为，人们在该立法的政治或社会效果问题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有着一致的目标，经过漫长的道路，人们终将达成一致意见。
人们在工会的适当角色和地位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对价格与工资的直接控制和关税的合意性等问题上也意见不一，这些都是以实证分析中一些与此密切关联的分歧为基础的。人们对所谓的“规模经济”重要性的不同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对工业部门中政府全面管制的必要性和合意性存在着意见差异，甚至可以解释人们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间的选择。而且，关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4当然，我的判断——即，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是否具有如上的性质——本身就是一个“实证”问题，它能否被接受取决于是否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效的，那么它意味着，人们在“正确的”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与其说源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不如说源于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后者可以得出能够、并且值得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来。它还意味着，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做严格区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区分可以促进人们在经济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II 论实证经济学
实证科学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被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而不是空洞平庸的）推测。总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理论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部分而言，它是一种“语言”，旨在促进“系统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5；部分而言，它是一系列实质性假说的整体，旨在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
如果把理论看作是一种语言，那么，它实际不具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它是一系列的同义反复。理论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作为一套文件归档系统（filing system），用以组织经验材料，并促进我们对经验材料的理解；检验文件归档系统的标准用于检验理论体系也是合适的。分类是否清晰？类别的定义是否明确？种类划分是否穷尽了一切可能性？在归类时，我们能否清楚地知道每个项目被归于哪一类，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大标题和子标题的系统编
排是否能使我们迅速找到想要的项目，还是使我们不得不上上下下找来找去呢？我们希望集中考虑的那些项目是否被归到了一起呢？项目的归档系统是否避免了过于复杂的交叉引用（cross-reference）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逻辑上的、部分取决于事实上的考虑。形式逻辑的原则本身可以判定某种特定语言的完备性和一致性，即，这一语言中的命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事实上的证据本身可以说明这个“分析的文件归档系统”中的类别是否具有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即，它们是否能被用于分析具体问题中的某个特殊种类。6“供给”和“需求”这个简单的例子，既可以说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前面所谈到的一系列类似问题。作为经济理论这种语言的构成要素，供给与需求是两个主要范畴，影响产品相对价格和影响生产的各因素都可以依此被划分。这种二分法的实用性来源于“在经验方面的概括性，即，如果我们把任一问题中影响供给的因素和影响需求的因素开列出来，那么这两张清单上很少有项目是相同的。”7现在，这样的概括对诸如最终消费品市场是有效的。在这类市场中，可以被看作是需求某产品的经济单位和可以被看作是供给某产品的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清楚而严格的区分。很少存在这样的混淆，即某个因素从某方面看可以被划归影响供给的项目，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又可以被划归影响需求的项目；而且也很少有必要考虑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交叉效应（即交叉引用）。在这类情形中，在标题“供给”和“需求”之下对相关因素的归档所需采取的步骤简单而又明确，从而极大地简化了我们的问题，并且防止了其他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谬误。但是，这种概括并不总是有效的。例如，在一个以投机为主的市场上，这种概括在处理价格的逐日波动时是无效的。例如，在股票市场上，增加超额利润税的谣言应该被看作是主要影响今天的公司股票供给的因素呢，还是影响今天的股票需求的因素？在类似的情形下，几乎对每个因素来说，可以被划归“供给”标题下的理由与划归“需求”标题下的理由近乎一样多。这些概念仍然可以被使用，而且也不可能毫无意义；它们依然“正确”，但与第一个例子相比，它们并不那么有用，因为它们缺乏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
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假说体系，理论应当通过对其意在加以“解释”的那类现象的推测力来加以判断。只有事实证据可以表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可以被暂时“接受”为有效的，还是应被“拒绝”的。正如我下文将要着力论述的，对某一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合意的检验，就是把它的推测与经验相对照。如果其推测与经验相矛盾（“频繁地”，或者说比某个替代性假说更为经常地与经验相矛盾），那么这个假说就被拒绝；如果不发生矛盾，那它就被接受；如果经过多次检验都没有发现矛盾，那么假说就得到了更大的可信度。事实证据永远都不能“证实”假说；它只是未能证伪该假说，同样一个意思，如果采用我们通常的那种不准确的说法，那就是这个假说被经验所“确证”了。
为了避免混淆，也许有必要明确一下，我们用以检验某个假说有效性的“推测”不一定是对未发生现象或者说未来事件的推测；它们有可能是关于已经发生的现象的推测，但这个现象尚未被观察到，或者虽然被观察到了，但作出推测的人尚不知道。例如，某个假说推测，给定某些条件，在1906年会有某些现象发生。如果在历史记载中确实可以看到1906年这些现象发生了，那么这个推测就得到了确证。反之，如果我们查知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那么这个推测就与现实出现了矛盾。
从这一意义上看，假说的有效性本身并不是在各种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的必要标准。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必然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可能做出的假说却是无限的。如果某个假说与已
获得的证据相一致，那么总会有无数的假说与之相一致。8例如，假定对某种商品征收一种特别消费税，这导致了价格上涨，上涨的幅度完全等于税收的量。这与竞争情况下稳定的需求曲线和水平的稳定供给曲线相一致。但如果竞争情况下，供给曲线是正斜率或负斜率的，征税之后供给或需求曲线发生了必要的相应移动；或者在垄断条件下，如果边际成本为常数，需求曲线稳定且具有特定的形状，那也会产生和现象一致的情况，可能的假说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其他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剔掉某些可能的假说，但它不可能只留下一种和有限的证据相一致的假说。对于那些同样符合有限证据的不同假说，我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虽然我们广泛同意，应当适当考虑假说的“简洁”和“富于成果”，但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否定了完全客观的评判标准。一个理论越是“简单”，它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现象进行推测所需的初始知识就越少；一个理论越是“富于成果”，它对现象作的推测就越精确，而且该理论所能推测的范围也越大，在它启发下更深入的研究路线也越多。逻辑完整性和一致性虽然也和评判标准有关，但只起辅助作用；两者的作用在于确保该假说能正确地阐明其内容，使每一个使用者都明确无误——它们和统计算法中对数字精度的检验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不幸的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对特定推测所做的检验，很少能像专门设计的实验检验那样明确地排除那些最重要的干扰因素。通常，我们只有依赖那些偶然发生的“实验”所提供的证据。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不能进行所谓的“可控实验”，但这不能反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不仅是由于它不为社会科学所特有（天文学也无法进行可控实验），而且也因为可控实验和非可控实验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没有什么实验是可以被完全控制的，同时，在某些干扰因素在实验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意义上，每种实验又都存在着部分控制。
经验所提供的数据是大量的，并且常常是决定性的，犹如来自特别设计的实验一般；所以，无法进行实验并不是通过推测成功来检验假说的根本障碍。但是，这种证据更难解释。它们常常是复杂的，而且总是间接的和不完全的。收集这些数据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解释这些数据通常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涉及一系列推理，而这种推理之链的可信性则往往较低。在经济学中，我们难以得到“关键”实验的有力而直接的证据，这的确妨碍了对假说的合理检验；但经济学在如何获得合理结论，以及在为证据所证明了的结论上取得一致意见等方面的困难更大，与此相比，前一种妨碍则显得微不足道。它使得人们对失败假说的剔除工作缓慢而艰难。失败的假说很少永远消失，相反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出来。
当然，这些方面的问题各种各样，差异甚大。有时，实践提供的证据与任何控制实验所提供的证据几乎一样直接、有力而确定。也许，这方面最明显的重要例子是通货膨胀问题，有关通货膨胀的证据是用来验证这样一种假说的：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货币数量的大量增加必然伴随着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这方面的证据极其有力，而且对这些证据的解释需要的推理链条相对较短。然而，尽管存在着大量的价格大幅上涨的事例，但这些事例与货币存量的大量增加之间的本质上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及其它貌似相关的条件的广泛差异，决定了每一次新的通货膨胀体验都必将带来激烈的争论，反对派的看法认为：货币存量的增加或者根源于由其它因素导致的价格上涨的附带影响，或者是价格上涨的一个纯粹偶然且不必要的伴随事件，持这种看法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学专业之外的普通公众。
检验大量经济假说的艰巨性所产生的影响之一是：它使我们的工作退回到纯粹形式或同义反复的分析中去。9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同义反复在经济学和其它科学中，作为一种专业语言或者“分析的文件归档系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同样是同义反复的形
式逻辑学与数学是我们处理问题的重要工具：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检验推理的正确性；发现假说的含义；确定一系列被假定为不同的假说是否真的不等价，或者确定它们之间的差异何在等等。
但是，如果某个经济理论想要推测未来的情形，而不仅仅是描绘行动的结果；或者，如果某个经济理论想要独立成为一门学问，而不是数学的变相附庸，10那么仅仅成为一个同义反复的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同义反复的实用性本身，最终取决于那些将难以处理的现象划归某一范畴的假说的可接受性。
通过推测结果而对经济假说加以检验的困难性，导致了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它助长了人们对经验证据在理论工作中的作用所持的误解。在下述两个尽管联系紧密但并不相同的阶段——即构造假说的阶段和检验假说有效性的阶段——之中，经验证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整且详尽的经验资料，是我们通过假说概括总结或“解释”实际现象的有力证据，它们不但在新假说的提出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还被用来验证某个假说是否确实说明了它意图说明的问题——即该假说对某一现象所作的阐述是否与人们业已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相矛盾。11在某一假说与人们掌握的证据相一致的情况下，人们对该假说所作的进一步检验，是要从假说中推导出那些事先并不知道、然而却可以从实践中观察到的新事实，与此同时，还要用更多的证据对这些新事实加以检验。为了使后一种检验同前一种检验密切相关，这些导出的事实必须与该假说旨在解释的现象同属一类；而且这些新事实必须有良好的限制条件，使人们有可能通过观察来证明它们是错误的。
构造假说与检验其有效性这两个阶段在两个方面互相关联。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进入每一阶段的那些特定事实，取决于资料的收集及某一特定调查者的相关知识。用于检验某一假说的推论的那些事实，可能同样属于被用来构造假说的那些原材料，反之亦然。第二，创立假说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所谓的“最初阶段”本身总要涉及到对一系列早些时候提出的、以实际观察为依据的假说所进行的比较；这些假说的推论之间的相互矛盾，促使人们构造新假说或修改旧假说。所以，这两个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的阶段，在实际进程中又总是相辅相成的。
人们对这一看上去简单明了的过程所产生的误解，主要集中对以下这一短语“假说被设计用来解释的某一类现象”的理解上。社会科学中，要取得这类现象的新证据十分困难，而且对这些新证据与该假说的含义之间的一致性的判断也十分困难，这些情况使得社会科学试图作出如下假设：其它更易获得的证据与该假说的有效性是同等相关的——这就等于假定了假说不仅具有“推论”，而且还具有“假设”，这些“假设”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是检验该假说的有效性的标准——这一标准不同于借助推论所做的检验，或者是它的一种补充。这类大行其道的观念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流毒甚广，贻害甚大。它不仅不能为无效假说向有效假说的转化提供捷径，相反却混淆了是非，造成了人们对经验证据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的误解，误导了人们为促进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所投入的大量智力，并阻碍了实证经济学中的尝试性假说上面的一致意见的取得。
即使一个理论可以被说成是拥有“假设”的，即使这些“假设”的“真实性”可以独立于其推测的有效性来加以判断，该理论的重要性与它的“假设”的“真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几乎完全不同于我们前面所批评的那种观点所提出的内容。那些真正重要且意义重大的假说所具有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不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
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它的“假设”就越是（在以上意义上）脱离现实。12原因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假说能够通过极其有限的证据来“解释”多数事实，亦即，如果一个假说能够从它旨在解释的那一现象的大量而复杂的条件中，抽象出共同而又关键的因素，并能保证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合理的推测，那么，这一假说就是重要的。故而，要成为重要假说，就必须舍弃掉假设的在某些描述方面的真确性；它根本不必考虑并说明这些情况，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证明，许许多多伴随主要现象发生的其他事件都和待解释的现象无关。
更清楚地说，真正与理论的“假设”相关的问题，不是这些假设是否在描述上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而是这些假设相对我们已定的目标来说，是否是一个足够好的近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有通过考察该理论的实际作用，也就是说，考察该理论是否具有足够准确的推断力来进行。于是，以上两种原来被认为是独立的检验方法就被归约到了一种检验方法上面。
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理论，就是经济理论中忽视上述主张的一个例子。被说成是构成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假设，是现实生活的虚假映像，这样的信念明显促进了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的发展，而且也大致说明了此类分析得到广泛接受与赞同的原因。某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信念，几乎完全是因为他们觉得新古典经济学的描述性假设明显地不够精确，而不是因为他们在新古典理论的推断中发现了任何可以辨认的自相矛盾。若干年前，《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对边际分析问题所进行的连篇累牍的讨论，是另一个虽不如前一个例子重要，但比前者更加清楚的例子。争论双方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在我看来是关键性的问题——即边际分析原理的推论与经验的一致性问题——相反却注重于讨论厂商是否在事实上通过考察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表格、曲线、或多变量函数，来制订其决策这样一个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13也许这两个例子以及与它们类似的其它许多事例，可以在有关的方法论原则问题的更加广泛的讨论中起到十分适宜的论证作用。
3．可以通过检验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某个假说吗？
我们先从自由落体定律这样一个简单的自然事例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讨论。人们普遍接受这一假说：真空中落体的加速度是一个常数——g，在地球上是大约32英尺/2
秒——而且落体的加速度与该物体的形状、降落方式等因素无关。这就等于说落体在任一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所下落的距离可以用可见，在一个极端是世界市场，其中直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起着作用；而在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偏僻的市场，其中没有来自远方的各种直接的竞争，虽然在这些市场上甚至也可以感受到间接的传来的竞争。而绝大多数的市场却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必须研究它们。这一公式给出。这里， S是该落体下落的距离，单位是英尺，t是物体下落的时间，单位是秒。将这一公式应用在一个从楼顶下落的实心球上，就等于说这样下落的那个球的状态就仿佛它在真空中下落时的状态。通过对假设的验证来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大概意味着对实际气压进行测量，并确定它是否足够接近于零。在海平面上，气压大约是每平方英寸15磅。15是否是足够趋近于零，从而可以使这一气压差别被判定为可忽略不计呢？因为这一实心球从楼顶降落到地面实际所需的时间与这一公式所给出的时间非常接近，所以很明显，这个差异足够趋近于零。然而，假定现在下落的是一根羽毛而不是一个实心球。那么这一公式所得出的结果是很不准确的。显然，对于一根羽毛（而不是对于一个实心球）来说，每平方英寸15磅完全不同于零。或者，我们再假定这一公式的应用对象是从3万英尺高的飞机上下落的一个球。在这一高度，气压绝对地小于每平方英寸15磅。从3万英尺降到2万英尺（在2万英尺高空，气压仍然大大小于海平面上的水平）
所用的实际时间完全不同于上述公式所推测的时间——大大地高于实心球从楼顶落到地面所需的时间。按照上述公式，该球的速率应为gt，而且还应逐渐稳定增大。事实上，一个从3万英尺降落的球是在它碰到地面以前达到它的最高速率的。上述公式的其它推论也与此相似。
判断气压差别是否能被判定为可以忽略不计，15这个数值是否足够地趋近于零这个初始问题本身就是个显而易见的愚蠢问题。每平方英寸15磅等价于每平方英尺2160磅，也等价于每平方英寸0．0075吨。如果没有一些外在的比较标准，则不存在判别这些数字的“大小”的依据。在这里，唯一相关的比较标准就是在给定的一组条件下，该公式能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气压水平。但这又在另一个层次上带来了同样的问题。“能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含义是什么？即使我们可以消除测量上的误差，但物体降落的实际测得时间与公式计算所得的时间，很少（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完全相等。为了能够判定自由落体理论“不起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要多大才行呢？下面是我们做出比较的两条重要的外在标准。一个是和替代理论进行比较，看该理论在与替代理论完全等同的条件下能否达到更好的精确度。另一个是这样一种标准，它只有在存在着某一业已为人所知的，具有更好的推测水平但推测成本较高的理论的前提下，才会存在。这时，人们必须判断，更高的精确度所带来的收益（这取决于人们的使用目的），是否足以弥补达到这一精确度所需的成本。
这一例子既证明了通过验证某个理论的假设来检验该理论的不可能性，也证明了“某一理论的假设”这一概念的模糊性。S=1／2 g2t这一公式对于真空中的落体来说是正确的，
而且可以通过对这一类物体的运动状态的分析而推导出来。所以，可以这样表述：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在实际大气中降落的物体，其运动状态就仿佛它们在真空中降落一样。如果把上述文字翻译成我们经济学中最常用的话，那就是：这一公式假设了真空的存在。然而很明显，以上表述并没有作任何诸如此类的假设。它的真实意思是：在许多情况下，气压的存在，物体的形状，操作者的姓名，物体下落的方式，以及许多其它的附加条件，对于该物体在一定时间内所下降的距离并不能造成可以识别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对该假说进行重新表述，完全不提任何真空因素：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落体在给定的时间内下降的距离由公式S=1
／2 g2t给出。如果我们撇开该公式的历史以及物理学史不谈，那么，说该公式假设存在着真空还有什么意义？就我所知，还可能存在着能够取得同样公式的其它假设体系。这一公式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与现实相符，而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近似的真空状态下——不管这种近似的真空状态指的是什么。
与这一假说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确定该公式可以应用的条件，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如何确定在各种情况下该公式所做推断的一般误差范围。实际上，正如上述对该假说的重新表述中所蓄含的那样，这样的确认与假说本身实际上是密切联系的。局限条件的确定本身就是该假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是这样的部分：随着实践的不断增加，它特别易于被修改和扩展。
在落体这一特定情形下，还存在另一个尽管仍不完善但更为一般化的理论，它主要源于人们为解释前一种简单理论中存在的误差而进行的尝试；在这一理论中，人们可以对某些可能存在的干扰因素的影响加以衡量；而且，这个理论可以把前面的简单理论变成自己的特例。然而，这个更为一般化的理论并不总是值得应用，这是因为，它所取得的精确度的增加可能
不能弥补应用这一理论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所以，在何种情况下前述较简单的理论可以“足够好地”起作用，仍是个重要的问题。气压是限定该理论可应用的情况的诸多变量中的一个，但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物体的形状，下落时达到的速度，以及其它变量也都有相关性。对气压以外的这些变量加以遴选的方式之一，就是要考察这些对于真空“假设”的偏离对于解释问题来说是否重要。例如，每平方英寸15磅的气压对于一支羽毛来说是截然不同于零的；但对于从一高度不大的地方下抛的实心球来说，却是可以视为趋近于零的，物体的形状不同，气压的重要性就有差别。然而，这样的表述完全不同于下面这种表述：因为该理论的假设是错误的，所以它对于羽毛落体不起作用。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对于羽毛来说，这些假设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该理论不起作用。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在确认某一理论可以成立的条件的过程中，“假设”的完全有效的运用，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为可以用假设来决定某一理论得以成立的条件，这一误解是“理论可以通过对其假设的验证而进行检验”这一错误信念的重要根源。
下面让我们转而看看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虚构的，但可以类比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假说。让我们考虑一下一棵树上叶子的密度。我提出的假说是：这些叶子的位置是这样确定的：给定周围叶子的位置，每一片叶子仿佛都有意地使自己得到的阳光的量最大；仿佛每一片叶子都知道在不同的位置上可得阳光数量的自然法则，并且能够迅速地或者立刻由某一位置移到任意其它合意的、并且尚未被占据的位置。14现在，该假说的某些更为明确的推论明显与实际情况相一致：例如，树南侧的叶子一般要比树北侧的叶子更加稠密，但就像这一假说所蕴含的那样，在山的北坡，或当树的南侧为其它东西所遮盖的情况下，树的南北两侧叶子密度的差异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就我们所知，叶子不能“故意地”或有意识地“追求”什么，它们没有上过学，也没学会计算“最佳”位置所必需的科学法则或数学方法，然而，难道我们可以就此判断该假说是不可接受的或无效的吗？显然，对该假说的这些反驳没有一条切中肯綮；这些反驳所涉及的现象没有一条落在“该假说意图解释的那类现象”的范围之内；该假说并没有断言叶子可以做到上述事情，它只是认为：这些叶子的所表现出来的密度分布，就仿佛它们可以做到上述事情一般。尽管该假说的“假设”显然是不真实的，但由于该假说的推论与实际观察一致，因此，该假说具有极大的可信性。我们倾向于以下述理由“解释”该假说的有效性：由于阳光促进了叶子的生长，所以，在阳光较多的地方叶子将生长得更加茂密，或者说，阳光越充足的地方，可以推测能够生存下来的叶子也就越多，所以，假设叶子完全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和假设叶子有意识地适应环境，所得的结果别无二致。后一种说法比前面构造的那种假说更加引人入胜，这不是因为后一种假说的“假设”更“现实”，而是因为后一种假说是一个更为一般化的理论的一部分，这个一般理论所能应用的现象的范围更广，而且在这个一般理论当中，一棵树上叶子的具体位置不过是它的一个特例，而且，它可以导出更多的能够被反驳的推论，但是，它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并没有被驳倒。这样一来，叶子生长的直接证据，可以被这个一般理论应用于其它现象而得到的间接证据所强化。
我们建构的这一假说，大体而言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是在特定类型的条件下，它所做的关于叶子密度的推测达到了“足够的”精确水平。我不知道这些条件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定义它们。然而，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在这一例子中，该理论的这些“假设”并不构成限制条件：也就是说，树的种类，土壤的性质等类型的变量都可能影响该理论的有效性，而叶子进行复杂数学计算的能力，或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能力，却与该理论是否有效的限制条件无关。
一个与人类行为有关的例子和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大体类似，我和萨维奇（Savage）曾在别处使用过这个例子。15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位职业台球手对击球情况进行推测的问题。下面的说法看上去并非毫无道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具有绝佳推断力的假说，该假说认为，这位职业台球手在挥杆一击之时，就仿佛知晓能够给出最佳运行方向的那个复杂的数学公式一般，该球手可以通过对角度等指标的观察准确地进行估计，而这些指标则确定了该球所在的位置，此时，球手根据公式闪电般地进行计算，然后使球按该公式所指定的方向运行。我们对这一假说的信赖并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台球手（即使是优秀的台球手）可以而且确实经历过如前所述的过程；而是由于：除非这些台球手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而取得实质上与上述过程同样的结果，否则的话，事实上他们就不是职业台球手。
由这些例子，经过简单的步骤，即可引申出这样一个经济假说：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单个企业常常是如此行事，仿佛他们在有计划地使其预期回报（通常有些误导性地被称之为“利润”）16最大化，而且掌握着为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全部资料；也就是说，他们仿佛知道有关的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可以计算每个行动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并使得这些行动的力度都恰到好处地符合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显然，现在的厂商实际上没有在求解联立方程体系，数理经济学家提出这个假说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企业家这样做的可能性，并不比叶子或台球手完成复杂的数学计算，或落体决定创造一个真空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台球手被问到他是如何确定击球方向的，那么他可能回答说他“刚好算出来了”，但这是他得摩擦一下兔子的后腿来祈求好运气；而企业家则往往会说他是以平均成本来定价的，当然，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时，略略偏离这一原则也很有必要。这两个表述的有用性是相等的，两者之中没有一个是对与之相联系的假说的相关检验。
人们对回报最大化假说的信赖是由与上一段里的例证完全不同的证据所证明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证据与关于台球手行为的假说中所援引的证据十分类似——除非厂商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而使其行为近似于与回报最大化相一致的行为，否则，他们不太可能长久地维持他们的生意，而不管明显、直接地决定商业行为的因素是什么——习惯性的反应，随机性的机遇，或其它难以归类的一些东西。不论何时，只要这一决定因素碰巧导致了与理性的、信息完全的回报最大化相符合的行为，则生意就会兴旺发达，进而获得可以扩大经营的资源；反之，则生意将会亏损，企业将会丧失资源，只有从外部不断引入新资源才能苟延残喘。于是，“自然选择”的过程确立了该假说的有效性——或者说，给定自然选择，该假说恰当地概括了生存条件，这一判断成为了人们接受该假说的主要依据。
回报最大化假说的另一类更加重要的证据，来源于该假说在具体问题上的无数次应用，以及在反复应用中，该假说的推论与现实结果并没有发生抵触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很难为这一证据提供文件证明，这是因为它散落在为数众多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之中，这些材料主要与特殊的具体问题相联系，而与对该假说的检验并不相关。然而，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对该假说的持续使用与普遍认可，以及未能创立和广泛接受另一种逻辑严密、自圆其说的替代性假说这一事实，间接而有力地证明了该假说的价值。支持某一假说的证据总是由人们反复尝试驳倒该假说而遭到失败的事实所构成的，只要该假说仍被使用，这类证据就会持续增加，由于此类证据的特殊性质，让该证据提供完全充分的证明是十分困难的。人们坚定地持有这个假说，并不是源于教科书对无数次反驳失败的冗长罗列，而是因为该假说已开始变成某种科学传统或习惯的一部分。
4．理论“假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理论的“假设”的重要性问题所作的结论几乎全都是否定的：我们已经看到，理论是不能用其“假设”的“真实性”来加以检验的，而且，理论的“假设”这一概念充满了模糊性。但是，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么我们将很难对“假设”这一概念的广泛应用作出解释，而且，我们也很难说明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常常身不由已地谈到某一理论的假设，并对不同理论的假设加以比较。假如没有火的话，哪里会来这么多烟呢？
在方法论当中，如同在实证科学中一样，做出否定性的结论通常要比做出肯定性的结论更有把握。所以，与前面的论述相比，我对下面这些有关“假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的论述的把握较小。就我的认识而言，理论的“假设”具有三种虽密切联系但截然不同的实证功能：（a）它们常常是对经济理论进行描述或表述的一种简便形式；（b）它们有时会促进通过假说的推论而对假说所作的间接检验；（c）如前所述，它们有时是对理论有效性的存在条件加以确认的方便手段。前两点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A．“假设”在理论表达中的作用
叶子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假设的第一个作用。如果不采用叶子力图使它们所得到的阳光最大化这一说法，我们同样可以在没有任何明显假设的情况下来表述同样的假说，替代性的表述是以罗列推测叶子的密度所必需遵照的一系列法则的形式来进行的：如果一棵树生长在一处平地上，且没有别的树木或其它物体阻挡光线，那么，这棵树上叶子的密度将是如何如何；如果一棵树是生长在山的北坡，且位于由同样树木所形成的森林当中，那么，这棵树上叶子的密度将是如何如何，等等。很明显，这种表述比之叶子力求使它们所能得到的阳光最大化的表述，显得冗长拖沓之极。事实上，由于后一种表述简练地概括了这一系列的法则，即便这一系列法则的数目扩展到无穷大，也还是在它的涵摄之下，它既指出了如何确定对这个问题来说至关重要的环境特点，又指出了如何对它们的影响加以评估。因此，后一种表述更加简明而又不失全面。
更广泛地说，假说或理论往往都包含这样的断言：某些力量（这暗示着别的力量不是这样）对于某一特定种类的现象是重要的；并对它所断言的重要力量的行为方式做出限定。我们可以把一个假说看作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一个概念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与“真实世界”相比较为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含该假说认为是重要的那些力量。第二部分是一系列原则，它们定义了某一类现象，使得上述“模型”得以成为“真实世界”的一个良好图像，同时，这些原则还对模型中的变量或实体与可观察现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限定。
这两个部分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它是一套“代数”或“逻辑”。在检验模型的一致性与完备性，探究模型的含义方面，数学与形式逻辑学可以大显身手。在模型中，“大概”、“可能”、或“近似”这类东西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而且也毫无作用。对于真空来说，气压是零，而不是“很低”；对于竞争性市场上的生产者来说，需求曲线是水平的（斜率为零），而不是“近似水平的。”
另一方面，使用模型的原则却不可能是抽象的和完备的。它们必然是具体的，因而必然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不论人们如何定义“真实世界”，完备性只有在概念世界里才会存在，而不可能存在于“真实世界”中。模型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一局部真理（half-truth）
的逻辑体现；然而，在模型应用的原则中，我们不能忽略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局部真理：“历史永远不会重复自身。”当某一理论明显是另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的一部分时（就像我们的例子里的真空中的落体理论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模型的应用原则明确地、系统地阐述出来——这很容易，尽管不够完整。为了使科学尽可能地具有“客观性”，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明确、系统地阐述这些规则，并不断扩大这些规则可以应用的现象范围。但是，不论我们的尝试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在应用这些原则时，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运用我们的判断力。每一种情况都有些独特之处．这是那些明确阐述的原则所不能一一涵盖的。要想判断哪些因素是可以忽略的，哪些又是不能忽略的，它们是否影响到可观察现象与模型中的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都需要判断力，而这种能力是不能传授的；它只能通过经验实践，并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正确的”科学氛围中来习得，而不能靠死记硬背来掌握。正是在这一点上，“业余爱好者”与“职业人士”分道扬镳，对所有科学来说都是如此，这条细细的分界线，把“幻想狂”和科学家区分开来。
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一个抽象的模型。从逻辑上看它是完备的和一致的。模型中的实体的定义都十分严格，例如，一条直线的定义不是一个长度要比宽度或深度“大得多”的几何图形；而是一个宽度与深度为零的图形。同时，它显然是“非现实主义的”。在“现实”中不存在欧几里得意义上的点、线、面这类东西。让我们把这个抽象模型应用到我们在黑板上用粉笔做的记号上面。这一记号可以被看作是欧几里得点，欧几里得线，抑或是欧几里得面呢？显然，如果这一记号正在被用来表示一条需求曲线，那么它就可以被看作是一条直线。但是，如果这一记号正在被用来为地图上的国家着色，那么它就被看作是欧几里得几何意义上的直线，因为这意味着该地图永远也不会被涂上颜色；为了实现着色的目的，同样的一个记号必须被认定为面。但是，对于粉笔的生产者来说，却不能把它看作是欧几里得几何中的面，因为这意味着粉笔将永远也用不完；出于他的目的，同样一个记号必须被看作是体。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上述各种判断将取得普遍的一致意见。然而，看上去很显然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对指导这些判断的一般原理作出系统阐述，但它们永远也不会真正做到全面彻底地涵盖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它们永远不会具有欧几里得几何本身所具有的自成体系、首尾一致的特点。
我相信，在谈到某个理论的“关键假设”时，我们是在试图对这一抽象模型的关键因素加以阐述。通常，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完整地描述这一模型——存在着许多套互不相同的“预设”；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既包含在模型之中，又为模型所包含。它们是逻辑等价的：从某一角度来说可以视为某个模型的公理或预设的东西。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另一个模型的定理，反之亦然。被称为“关键”的那些特定的“假设”的选择依据是：这些“假设”在模型描述方面的简洁性或经济性，直观的合理性，及启发能力等等，如果仅仅从内涵上来看，那就是与人们判断或应用模型有关的那部分考虑因素。
B．“假设”作为理论的间接检验方式的作用
在任何假说的表述过程中，通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用来阐明该假说的那些陈述中，哪些与假设有关，哪些与推论有关，看上去似乎非常明显；然而，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却难以严格定义。我认为，这不是由这类假说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而是由该类假说的应用特征决定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如果要使以上对陈述的划分易于进行，就必须确保该假说服务目的的明确性。抽象模型中的定理和公理之间互换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与这一抽象模型相对应的那个实质性假说中，也存在着“推论”与“假设”之间互换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任
意推论可以与任意假设互换，而是说那种推出其它所有命题的陈述体系可能不只一个。
例如，让我们来看一下寡头行为理论中的特殊命题，如果我们假定：（a）企业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或扩大垄断力量，使其回报最大化，而这意味着，（b）如果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存在着地区性的不稳定，运输成本极高，公开的价格协议不合法，且该产品的生产者数量相对较少时，他们将会倾向于建立基点定价体系（basing-point pricing system）。17由于我们分析的目的是推测市场行为，所以，我们将论述（a）看作是该理论的假设，而将论述（b）看作该理论的推论。如果我们发现（b）中所描述的情况通常与基点定价法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将认为假设（a）是可以接受的；反之亦然。现在让我们将该分析的目的改为：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Law）对“限制贸易的共谋”的禁止条款，确定哪些情况应予上诉。如果我们现在假设（c）基点定价法是在命题（b）所确定的条件下为了促进共谋而蓄意谋划出的一种手段．那么这将意味着（d）参加基点定价的企业参与了“限制贸易的共谋”。以前作为假设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推论；以前的推论则变成了假设。现在，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将认为假设（c）是有效的。当某个企业参与基点定价时，通常还会存在其它证据，如书信、交易备忘录等．这些材料将被视为“限制贸易的共谋”的呈堂证供。
假定该假说服务于第一种目的，即推测市场行为。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该假说能很好地服务于第二种目的，即推测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来证实“限制贸易的共谋”的存在，从而为法院采取行动提供合理依据。反之，如果该假设服务于第二个目的，这同样不意味着说它能够服务于第一个目的。然而，在缺乏其它证据的情况下，该假设服务于一种目的所取得的成功——即在解释一类现象上的成功，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信心，使我们相信该假说服务于另一种目的——即解释另一类现象——也能取得成功。我们很难知道人们从前者的成功当中到底增加了多少信心。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对这两类现象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的判断，而这本身又以复杂的方式取决于同类的间接证据，亦即，取决于在其它背景下我们用单一理论解释复杂多样的现象时所得到的其他经验。
为了更一般化地阐述这一论点，即，那些被称作假说的假设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取得一些关乎假说能否被接受的间接证据，上述论点在如下意义上有可能是正确的：假设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假说的推论，因为这样一来，假设与现实的一致性就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对推论的反驳的某种失败；上述论点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可能正确：假设也许能够启发人们想到该假说中另一些易受经验观察影响的推论。18之所以说这类证据是间接的，是因为这些假设或者相关的各个推论所指的那类现象，通常不同于该假说旨在说明的那类现象；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暗示的那样，这一点似乎是我们判别哪些论述应称为“假设”，哪些应称为“含义”时的主要标准。间接证据所具有的重要性，取决于我们对这两类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的判断。
假说的“假设”有助于该假说的间接检验的另一种途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该假说与其它假说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支持其它假说有效性的证据与待验假说的有效性联系起来。例如，某个假说是用来解释某种特殊行为的。如前所述，我们也可以不确切设定任何“假设”而对该假说加以陈述。但是，假定我们能够证明它与包含了“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假设体系是等价的，那么，由于与它具有同样假设的那些假说在其它种类现象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这一假说也就具备了间接有效性；至少，我们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也不会在各方面都一败涂地。实质上，在表面上互不相同的假说之中寻找相互关系，正是在通向
更为一般化的假说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
从相关的假说中得到的这类间接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背景不同的人们对某一特定假说的信任程度也不同。例如，考虑如下假说：在特定地区或行业内，在就业问题上所存在的种族或宗教歧视，与该地区或该行业中的垄断程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该行业不是垄断性质的而是竞争性的，那么，只有在就业者的种族或宗教影响到其它就业者与他们一起工作时的积极性，或影响到消费者对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接受性，而与雇主的偏见无关时，才可能存在较严重的种族歧视19。这一假说对于经济学家所具有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它对社会学家的吸引力。这一假说可能被说成是“假设”了竞争性行业的雇主一门心思地追求金钱利益；而且，这一“假设”可以应用于大量的经济假说，它们涵盖了经济学研究的许多重要现象。所以，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似乎也顺理成章地同样适合于上述情况。另一方面，社会学家所熟悉的那些假说，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模式或“理想世界”，在这些模式或理想世界中，对金钱方面的个人利益的全力追求，其重要性比在经济学里要小得多。社会学家，相比于经济学家，在这一假说上所能获得的间接证据，远远不像后者所得到的证据那样有利；故而，社会学家很可能对该假说持有更大的怀疑态度。
当然，不管是经济学家的证据，还是社会学家的证据，两者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检验是，该假说是否对它意图解释的现象有效。但是，在做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决定性检验之前，我们有可能被要求作出判断，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也许无法作出决定性检验，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判断将不得不建立在手头的不充分的证据之上。此外，即使我们能够作出这样的检验，科学家的背景对于他们所作的判断来说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在科学中永远不存在确定的东西。对某一假说的支持或否定的不同证据的相对重要性，永远不能被完全“客观地”加以评估。在判断假说的推论与现实情况的一致性方面，经济学家要比社会学家更加“宽容”，较少的几个“一致性”事例就可以使他暂时接受某个假说。
5．经济问题的若干含义
本文一直在讨论着的这些抽象的方法论问题，与人们对“正统”经济理论作为一种“非现实主义的”理论所进行的持续的批评，以及人们为迎合这些批评的要求而重新构造理论的种种尝试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经济学是一门“乏味的”科学，因为它假定人是自私的、唯利是图的，他是“一个欢乐与痛苦的计算器，其运算快如闪电，就像一粒充满着幸福渴望的水珠，在某些改变其处境的刺激因素的作用下，振荡不已，但他的本性则始终不变”；20说它是“乏味的”科学，还因为经济学是建立在老掉牙的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从而必须随着心理学的新发展而不断重构；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假定人们（至少对于厂商来说是这样）总是处于“一种连续的‘警觉’状态，一旦他们那敏感的直觉……察觉到供给与需求状况的变化，他们将立即改变价格和/或改变定价准则”21；原因还在于，经济学假定市场是完美的，竞争是纯粹的，商品、劳动力与资本都是同质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除非这一类的批评得到了下面这类证据的补充说明，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这类证据就是：存在着某一种假说，它与正在受到批评的理论在上述那些方面中的某一方面不同，该替代性假说能够对同样或更大范围的现象做出较好的推测。然而，大部分的此类批评都没有这种证据作为补充；它们几乎全部建立在“假设”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所谓可感知的差异的基础上。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回报最大化假说所作的批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特别清楚的例子。这一批评的理论依据是：厂商没有、而且也确实不可能像该理论
所“假设”的那样行动。用来支持该论断的证据通常来自两个方面：或是来自厂商对影响其决策的因素的问题的回答——这种检验经济理论的方式与那种向八十多岁的老人询问长寿诀窍来检验长寿理论的作法如出一辙——或是来自对单个企业的决策活动所作的描述性研究。22批评家们很少（假如不是从来没有）引用那些厂商的真实行为（即他们真正在做些什么，而不是他们在说些什么）与被批评的假说的推论相一致的证据，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少（假如不是从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关于厂商的实际行为与替代性假说的推论相一致。
就直接描述的意义而言，理论及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关于小麦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小麦的供给与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易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还要包括每个交易者头发与眼睛的颜色，他的经历及受教育程度，他的家庭成员的数目，他们的性格、经历、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小麦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使用小麦的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如此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大而无当的努力，必然会使该理论变得毫无用处。
当然，完全现实的理论这一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稻草人。没有哪位理论批评家会以这一逻辑上的极端看法作为目标；但他可能会说：正在受到批评的那个理论的“假设”“过分”地脱离现实了，而他的目标则是这样一种假设体系，尽管它不是完全盲目地追求真实，但要比受到批评的这些假设“更加”真实一些。但是，只要“真实性”的检验标准是“假设”对可感知的世界的描述精确度——例如这样的一些观察“厂商似乎并不象边际理论所描绘的那么贪婪，那么高效，那么富有逻辑性”23或者“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于多工序工厂的管理者来说，试图……算出每一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并使二者相等这将是绝对不可行的”24——则不存在进行上述区分的依据，也没有充分理由否定上一段所描述的那个“稻草人”的合理性。判断对现实情况的某一特定偏离是否可以接受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分析厂商行为时，为什么忽视厂商的成本大小比忽视企业家眼睛的颜色更加“不现实”呢？答案很明确：因为对于商业行为来说，忽略前者要比忽略后者带来更大的偏差；然而，仅仅观察到厂商之间确实存在着成本差异和眼睛颜色的差别，并不能使我们知道这一点。很明显，只有考虑一种因素或另一种因素，把它们推测出的行为与实际行为加以比较，才能知道上述答案。这样一来，即使是假设现实性的最极端的拥护者，当他们要划分各种假设的真实程度的大小时，也必然要被迫放弃他们的标准，而接受基于推测能力的检验标准。25
把描述的准确性与分析的恰当性混为一谈，是大部分基于“理论假设的非现实性”而展开的经济理论批评的通病，这一根本性的混淆及导致这一混淆的那些貌似有理的观点，都在一篇关于商业周期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该文中有一段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评述“经济现象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所以，任何能被密切应用于现实的综合性的商业周期理论，都必定是极为复杂的。”26科学的基本假说之一是：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而对证据加以考察、解释或组织，从而揭示出那些表面上不相关联、各不相同的现象事实上却是一种更为基本且相对简单的结构的表现形式。而且，对这一假说加以检验的标准，同其它假说一样，是它所取得的成果——即迄今为止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某类“经济现象”看起来好像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那么我们只好暂时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当的理论来对它们作出解释。我们决不可能把已知的事实放在一边，而把“接近于现实”的理论放在另一边。理论是我们理解“事实”的桥梁，而且如果没有理论，我们将不能理解“事实”。任何关于“经济现象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的这类断言，否定了处于尝试状态的知识，然而，这种状态本身可以使科学活动富有意义；这种主张与约翰·斯图尔特·穆
勒的以下完全谬论同属一类，穆勒认为，“很幸运，在价值法则中不存在任何有待于现在（1848年）或将来的作者加以澄清的东西；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是完备的。”27
描述的准确性与分析的恰当性之间的混淆，不仅导致了对经济理论所作的很多大体上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且还误导了经济研究，使人们把精力投入到弥补所谓缺陷的错误方向上。由经济理论家们提出的抽象模型中的“理想类别”，已经被视为严格的描述性范畴，这些描述性范畴独立于该模型的使用目的，直接地、完全地与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实体相对应。他们力图构建一套能完整描述现实的理论范畴，然而，描述性范畴与真实世界中的现象实体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导致了这一努力的不可避免的失败。
人们对“完全竞争”与“垄断”概念所作的解释，及“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也许能够最为清楚地说明这种倾向。据说，马歇尔假定存在“完全竞争”；可能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很明显，现在情况变了，因此我们必须放弃马歇尔的理论。读者可能会努力试图在马歇尔的著作中找到关于完全竞争的明确假设，或者任何把世界描述成由参与完全竞争的原子式企业组成的断言——但我预言他们将一无所获。然而，读者将发现马歇尔的如下论述：“可见，一个极端是世界市场，其中起作用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直接竞争；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偏僻闭塞的市场，其中没有来自远方的各种直接竞争，虽然即使这些市场上也可以感受到间接传来的竞争；绝大多数的市场都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必须研究这样的市场。”28马歇尔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描述世界；他所追求的是建造一个分析真实世界的“引擎”，而不是以摄影般的精确性再现真实世界。
在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对世界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歇尔构造了这样一个假说：为了分析许多问题的方便，如果一组企业中的各企业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胜于它们之间的差异，那么这组众多的企业可以被合并成“产业”。这些问题通常都具有以下重要因素：某些变动因素（如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方面的变动，或者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变动）对这一组企业的影响极其相似。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中情况都是这样：上述重要因素可能只对个别企业有特殊影响。
与这一假说相对应的抽象模型，包含着两种“理想的”企业类型：原子式的竞争性企业（这些企业组合成产业）与垄断企业。给定所有其他企业的价格，在一定的价格和所有的产量范围内，如果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曲线相对于该企业的产品价格来说具有无限弹性的话，那么该企业则是竞争性的；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群体就构成了“产业”。这里的“产品”可以被定义为那些对于购买者来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的商品的集合。所以，某一企业的产品相对于同一产业中的另一企业的价格的需求弹性，对于某些价格和某些产量来说是无限的。如果在某些价格和所有产量的范围内，某企业产品的需求曲线对产品价格的弹性不是无限的，那么该企业则是垄断性的。29对于垄断者来说，企业就是产业。30
同往常一样，作为一个整体，该假说不仅包含了这一抽象模型和理想类型，而且还包含了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大部分隐含在整体之中，通过例子来体现，这些原则能够使实际生活中的企业与这种或那种理想类型相一致，并能把企业划分到特定产业之内。这些理想类型本来并不是描述性的；它们最初的目的是区分出那些对特定问题而言极为重要的特征。即使我们能够直接而准确地估计某企业的产品需求曲线，我们也不可能立即就根据需求曲线是否具有无限弹性来划分完全竞争企业与垄断企业。实际观察到的那些需求曲线当中，没有一条是绝对水平的，所以，我们所能估算出的弹性永远都是有限的。所以，真正恰当的问题永
远是：弹性是否“足够”大，从而可以被看作是无限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弹性本身的数值来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我们不能一劳永逸地断言：对于公式S=1／2 g2t
的应用来说，每平方英寸15磅的气压是否是“足够地”接近于零。类似地，我们无法计算出需求的交叉弹性，进而按照“需求的交叉弹性之间的明显差距”把企业划归不同的产业。正如马歇尔所说，“不同产品（即不同产业）之间的区分应如何划界这一问题，必须根据讨论的方便程度加以确定。”31因此，这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同一企业在某一问题中被看作完全竞争者，而在另一问题中又被看作垄断者，这当中不存在任何的不一致，正如一个粉笔记号在某一问题中被看作是欧几里得直线，在第二个问题中被看作是欧几里得面，而在第三个问题中被看作是欧几里得体一样。需求的弹性与需求的交叉弹性的大小，生产物理特征相似的产品的企业的数量等等，都与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属于或可能属于下述变量的一部分，这些变量将被用来定义某一特定问题中理想实体与实际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该理论在那些情况下能够充分有效地成立；但是，这些变量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企业是完全竞争的还是垄断的。
下面这个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澄清这一点。假定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确定联邦香烟税的增加（这一增加被预期为永久性的）对香烟零售价格的影响。我大胆地提出这样的推测：要想得到大致正确的结果，就必须把香烟企业看作是仿佛正在生产一种没有差别的产品，并且处于完全竞争之中。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必须作出这样的约定”，例如，柴斯特菲尔德香烟的数目将被看作是与万宝路香烟“等价”的。32
另一方面，香烟企业将如同完全竞争企业一样行动这个假说，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香烟企业对于价格控制的反应来说，应该说是个错误的指导，而且毫无疑问，在此之前人们一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战争期间，香烟企业的成本一定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竞争者一定会减少原有价格下的销售量。但是，可以想象，战时公众收入的增加又会增加这一价格下的需求量。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严格固守法定价格不但会导致“短缺”，即需求量超过供给量，而且会导致香烟生产数量的绝对下降。事实否定了这个特定推论：人们将忠诚合理地固守最高价格限制；但是生产数量将大幅度地增加。成本上升这一共同作用的力量，大概不如每一企业对保住其市场份额、商标价值与声誉等欲望的破坏性力量来得强烈。特别是当超额利润税把这一类广告成本的很大份额转移给了政府时，则更为如此。对于这一问题来说，不能把香烟企业看作仿佛是完全的竞争者。
小麦的种植常常被用来作为完全竞争的典型例子。然而，虽然对于某些问题来说，按照完全竞争的产业来处理香烟企业是适当的；但是，对于某些问题来说，把小麦的生产者处理成完全竞争则是不适当的。例如，如果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当地的谷物仓库支付给小麦生产者的价格差异，那么完全竞争假设就不适当了。
在那些企业群体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以及企业可以被看作仿佛是完全竞争者的问题中，马歇尔的理论分析被证实是最为有用的。这就是“马歇尔在某种描述意义上‘假定’了完全竞争”这一误解的根源。最为理想的事情是，创立一种比马歇尔的假说更为一般化的理论，同时囊括以下两种情形：在一种情形下，产品的差别及企业数量的稀少会带来实质上的差异；而在另一种情形下，产品差别和企业数量的稀少并不会带来实质差异。这样一种理论将使我们能够解决那些目前尚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确定前一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即在哪些情况下该简单理论能被看作是真实世界的一个足够良好的近似。为
了能够起到这两方面的作用，这一更为一般化的理论必须兼具内容与本质；它必须使其推论易于接受经验的反驳，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具有重要性。
张伯伦（Chamberlin）和罗宾逊（Robinson）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理论，就是为创立这样一种更为一般化的理论所作的尝试。33不幸的是，他们所提出的这一理论并不具备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一般化理论所必须的任何特征。其贡献大体局限在如下几个方面：完善了人们对单个企业经济学所作的阐述，从而完善了人们对马歇尔模型的若干推论的推导；发展了马歇尔的垄断分析，并丰富了可以用来描绘产业的实际情况的词汇。
这一理论的不完善之处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它对涉及企业群体（即马歇尔意义上的“产业”）的问题的处理上，或者说，它根本无力处理这类问题。只要坚持认为产品之间的差异是实质性的——而且认为这种坚持体现了该理论的卓越之处——那么，把产业定义为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就是不适用的。按照这个定义，每一企业都是一个独立的产业。而通过“密切的”替代关系或“非常大的”交叉弹性差异来下的定义，则回避了问题，把一些模糊含混、无法定义的东西引入了抽象模型，这些东西原本是不应当出现在抽象模型里的，它们只能是使该理论在分析上变得毫无意义——这是因为“密切的”与“非常大的”这种说法与“较低的”气压同属一类。34在某一情况下，张伯伦隐含地把产业定义为具有相同的成本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企业群体。35但是，同样地，只要像他们主张的那样，产品之间若具有无法忽略的较大差异，那么这种定义在逻辑上就是毫无意义的。“生产推土机的企业的成本与需求曲线，同生产发夹的企业的成本与需求曲线相一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36而且，如果它对于推土机与发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它对于两种牌子的牙膏来说同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只要人们坚持认为两种牌子的牙膏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垄断竞争这一理论，既没有为产业分析提供任何工具，也没有提出任何企业（在一个极端上）与一般均衡（在另一个极端上）之间的任何中介站。37所以。在许多重要问题的分析上，它都贡献不了什么：第一种极端情况太狭隘，没有什么意义；第二种极端情况太宽泛，无法确保有意义的一般概括。38
6．结论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是一种被尝试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用以对条件变化的结果作出推测。人类在扩展这一概括体系、增强我们对其有效性的信心、以及改进其推测的精确程度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但受到人类在探索知识方面的能力有限性的阻碍，而且还受到社会科学普遍具有的（经济学里尤其如此）的种种严重的影响因素的阻碍，——虽然这些因素不是社会科学或经济学特有的。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熟悉，导致了他们对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的轻视。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及对公共政策中大部分问题的重要性，妨碍了经济学的客观性，也助长了科学分析与规范判断之间的混淆。经济学只能依据未经控制的实验，而无法依据受控实验，因此不能为尝试性假说的合理论证提供足够清楚有力的证据。虽然对未经控制的实验的依赖并不影响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任何假说，只有通过它的推论或推测与可观察现象之间的一致性才能够得到检验；但是，这种依赖确实使得检验假说的任务更为困难，而且所涉及的方法论原则方面带来了严重的混
乱。与其他科学家相比，社会科学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需要更富于自觉精神。
其中一种混淆，流毒甚广、危害甚大，这就是人们在关于“假设”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问题上的混淆。任何有意义的科学假说或理论都将无一例外地作出如下声明：在理解某一特定种类的现象时，某些力量是重要的，另外一些力量则不重要。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常常通过下述方法来表述假说，即，陈述该假说意图推测的现象在可观察世界中的行为方式，就仿佛它们在一个假设的、高度简化的世界之中发生一般，这一世界只包含该假说认为是重要的那些力量。一般说来，构建这种描述的方法不止一种——即可以借助不同的“假设”体系描述一个理论。在不同的假设当中作选择，通常的依据是：它们在表述该假说方面的简洁性、清晰性及准确性；它们带来验证假说有效性的间接证据的能力，这些间接证据可以使人们联想到该假说的某些推论可以很容易地被观察检验；也可以导出该假说与其它一些处理相关现象的假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等。
理论不能通过直接把它的“假设”与“现实”加以比较来进行检验。的确，不存在任何进行该检验的有效方法。显然，完全的“现实性”是无法达到的；而某一理论是否“足够”真实这一问题，只有通过考察该理论所做的推测，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否足够令人满意，或者是否比其它假说所作的推测更令人满意来做出回答。然而，理论可以通过其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而不必考虑其推测的准确性，这一信念已经广为流传，致使经济理论因其非现实性而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大多是不切题的，故而，它所带来的对经济理论的修正也大多是不成功的。
当然，如此众多的经济理论批评的无效性并不意味着现存经济理论的高度可信性。这些批评可能没有射中靶心，但也许并非无的放矢。显而易见，经济理论也许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任何理论都必然是暂时性的，且将随着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即使撇开这种陈词滥调不论，我们也有必要使现存经济理论的内容更加明确化，并且区分它的不同分支；经济理论的某些部分显然要比其它部分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对实证经济学的现状作出综合性的评价，对与实证经济学的有效性相关的证据加以概括，以及对实证经济学每一部分所具有的相对可信度加以估计等工作，如果可能完成的话，那将是一部专著或一系列专著才能完成的任务，而绝非一篇方法论的短文所能胜任。
在这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粗略表述一下我个人的观点。现有的相对价格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资源在不同的最终用途之间的配置问题，以及产出在联合作用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分配问题，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书基本上奠定了相对价格理论的现有结构,在我看来，这一理论成果丰硕，而且对于具有西方国家特色的经济体制而言，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尽管从表面上看，现有的静态货币理论还存在着争论，但在我看来，这一理论也同样是硕果累累，十分可信的，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总量经济当中的绝对价格、总产出和其它变量的结构性的、长期水平的决定，它的核心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数量论经历了从大卫·休谟到剑桥学派、再到欧文·费雪、直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系列重大的演变过程。在我看来，目前经济理论中最薄弱、最不令人满意的部分乃是货币的动态学（monetary dynamics），它所关注的是整体经济对于情况的变动所采取的调整过程问题，亦即总体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问题。在这一领域内，甚至还没有一套能够有资格被称作“已有的货币动态理论”的学问。
当然，即使在相对价格理论与静态货币理论中，也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扩展现有理论的范围，改进现有理论的准确性方面的余地。特别地，由于不恰当地过分重视“假设”的描述真实性问题，我们往往忽略了考察决定各种假说有效性的限制条件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领域内的现有经济理论就是由这些假说构成的。与假说相对应的抽象模型，在细节上已经做到了精益求精，在严格性与准确性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关于我们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特点的描述性材料也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累起来。这些成就对我们大有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有效地使用这些抽象模型与描述性材料，则就必须作相当的探索以求得一个判断标准，用以确定：对于特定类型的问题来说，使用哪一种抽象模型才是最好的，抽象模型中的哪些成分将与可观测的实际事实相一致；该问题或该种情况的哪些特征对特定模型或理论所作推测的准确性影响最大。
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但要求检验和完善现有假说，而且还要求创立新的假说。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很难在形式上多说什么。假说的创立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间包含着灵感、知觉和创新；它的精髓在于从为人熟知的材料中发掘新意。这一过程必须归在心理学当中来讨论，而不应归入逻辑学的范畴进行研究。这一过程必须通过阅读自传与传记来体悟，而不应从科学方法的论著中寻找答案；这一过程必须经由箴言与事例所推动，而不应由推理或定律来得出。
1（London: Macmillan&co.,1981）,pp.34-5，46.
2社会科学或经济学在这方面并不特殊——我们可以看看在医疗领域，当“专家”的意见缺乏明显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时，个人信念和“家庭”疗法的重要性。现在人们对自然科学家观点的尊敬与认可，不仅源于对他们本人的信仰，而是来源于他们的成果的证据，他们所做推断的胜利，以及他们的成果应用于实践的巨大成就——在非自然科学领域情况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当经济学似乎提供了关于自身价值的证据时，“科学经济学”所享有的尊敬和认可，可以与当代的自然科学相媲美。
3观察者与被观察过程的相互作用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除去它在自然科学里的更为明显的相似物，在源于测量过程与被测量现象的“测不准原理”里，它还有一个更为微妙的对应物。哥德尔定理（G?del’s theorem）断言，不可能存在一门全面的、自我封闭的逻辑学。那么，这三者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原理的不同表述，则有待进一步的探索。4另一个更为复杂的事例是稳定政策问题。从表面上看，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似乎是反映了目标的差异；但我认为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在本质上，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反映了人们对经济活动的波动根源以及各种反周期行动的影响的根本不同的判断。对这种分歧所做的更为详细的说明，参见“The Effect of a Full-Employment Policy on Economic Stability: A Formal Analysis,”infra,pp.117-32。对于这一问题的专业观点的现状所做的概要总结，参见我在美国经济学会公共政策委员会小组分会上所做的报告“The Problem of Economic Insta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 (September, 1950),501-38。
5最后所引的句子摘自Alfred Marshall,“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1885), 重版于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ed. A.C. Pigou(London, Macmillan & co.,1925),p.164。又见“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infra, pp.56-7, 90-1。
6参见“L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A Methodological Criticism,”infra，
pp.282-9。
7“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infra, p.57。
8这里所做的限定是必要的，因为“证据”有可能互相矛盾，因此有可能不存在与之一致的假说。又见“L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A Methodological Criticism,”infra，pp.282-3。
9参见“L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下文各处。
10又见Milton Friedman 和L.J. Savage, “The Expected-Utility Hypothesis and the Measurability of Ut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X (December, 1952), pp. 463-74, 特别是pp. 465-7。
11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与芝加哥大学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相联系的那群经济学家，极其重视选择一个与已知的证据相一致的假说，它们把这个步骤分为两个子步骤：第一步是从所有可能的假说当中遴选出一类可接受的假说（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模型”的选择）；第二步是从这类可接受的假说之中再选出一个假说（即“结构”的选择）。在某些类型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促进对已有统计数据以及理论的系统应用方面，这一细分也许有着很大的启发价值。然而，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这一细分完全是对确定某一特定假说的过程的武断分割，我们还可以针对这种或那种目的，或者为适合某些特殊的研究者的心理需要，做出很多其他类型的细分，这些细分的价值都是完全相同的。
这种特殊的细分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带来了所谓的“识别”问题。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假说和可获得的证据相一致，那么一定存在着无数假说也能满足一致性。但是，虽然这对于假说的全体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上述两个子步骤的第一个——即“模型”选择而言，却可能是不正确的。很有可能，被用来从假说的子类中选出最终的假说的那些证据，最多只和其中的一个假说相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模型”就被说成是得到了“识别”的，反之，就被说成是“未被识别”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对“识别”这个概念作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同样，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方法不过是在多个与经验证据同等一致的假说中进行选择这个更为一般化的问题的特例——这个一般化问题必须通过某些与“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一样武断的方法才能解决。引入两个子步骤，使得这个问题在两个相应的阶段出现，并给它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尽管所有的假说作为一个大类永远也得不到识别，但在“模型”这个子类里却未必如此，由于一个“模型”必须满足被识别的诸多条件，问题就产生了。不管在某些情况下着两个子步骤的划分是多么有用，但这两者的引入却招致了一种危险，即，在两个不同阶段中进行的同类型的选择之中，不知不觉地运用了不同的标准。
对这个脚注中提到的一般的方法论原理所进行的讨论，请参考（下面一长串英文文章，烦劳请人录入一下）。
12这一命题的逆命题不见得一定成立：（在这一意义上）不现实的假设并不能保证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13参见（烦劳录入第一段）
应当指出，莱斯特不但提供了大量与边际理论“假设”的有效性相关的材料，而且确实提到了该理论的推论与现实一致的证据，他也提到了该理论推论不符合现实的证据，援引了德国的就业对巴本计划（Papen plan）的反应，以及美国的就业对最低工资立法的反应。然而，斯蒂格勒的简短评述是所有其他文章中唯一援引这方面证据的文章。应当指出，马赫鲁普对边际分析的逻辑结构及其意义的全面细致的阐述，实际上是基于误解而被提倡的，马赫鲁普歪曲了莱斯特的文章，并几乎完全隐瞒了与关键问题有关的证据。当马赫鲁普强调逻辑结构时，他把理论推向了纯粹同义反复（tautology）的危险边缘，尽管很明显，在某些时候他会注意到这种危险，并焦虑地试图躲避过去。Oliver和Gordon的文章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极端，他们的文章完全集中在厂商行为与该理论的“假设”方面的一致性问题上。
14这个例子及其后续的某些讨论，虽然在来源上是相互独立的，但和阿门·阿尔钦在《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Armen A. 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VII [Jung,1950], 211-21）这篇重要论文中所举的例子以及所提出的方法，在形式和精神实质上都是十分相似的。
15（烦劳录入）
16使用“利润”一词来指称现实结果和“预期”结果，或者事后（ex post）收入和事前（ex ante）收入的差异，似乎更为恰当。“利润”于是就成了不确定性的结果，正如阿尔钦（前引文章，p.212）沿袭廷特纳（Tintner）的观点所指出的，人们无法事先有计划地使“利润”达到最大。给定不确定性，个人或厂商要在所得或收入的各种期望概率分布之间进行选择。在这些分布之间的选择理论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人们给它们赋予的排序标准。一种假说主张，这些分布是通过与选项对应的效用的数学期望值来进行排序的（参见Friedman and Savage，
其实这篇文章基本是接着上一篇《微观经济学教材浅介》，但是在坛子里看到某位大牛的文章后决意东施效颦，所以把题目改成了这个样子，当然，大牛读得是econ的phd，我是math 的under，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希望大家权当经验交流，小生谢过了。 为了不使我的上一个帖子成为太监，我还是首先继续介绍我读过的一些经济学教材，希望对大家的经济学学习能够有一定益处。在版上经常看到有同学询问几本教科书之间的优劣，或是同一本教科书之间的版本问题，抑或是询问该读原版还是翻译版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一个好的指导自然好，但是事实上读书这个事情是需要一定的量的积累的，还有就是同一本书要不停的过遍数，古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句话我在大学里感受深刻，因为我学的很多课程没有什么参考书供选择，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一本教科书，书后有一些习题，那么就只有一遍一遍的看了。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在我上面指出的后两类的问题上过分纠结，比如平狄克的教材，人大就出过至少两版，都摆在那里，其实读哪一本都好，只要读完了，就一定有收获，如果硬要在读之前就希望给这些不同的版本分出个高下，个人认为过于功利了，不适合经济学学习， 好，言归正传，在介绍完初级教材之后，继续介绍中级教材，其实这才是我一开始写作的初衷，但是如果单写中级有限的有些单薄，所以另开了帖子写初级。 1.V arian《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这本书是光华和ccer的考研参考书，同时也是不少院校财经专业的参考书，在群众中口碑最好，知名度最高，这个从其兴盛不衰的D版就可以看出来，光我自己就买过两种D版，一种纸比较光滑，书整体比较薄；另一种是今年见到的，仿轻质纸做的，书比较厚，但拿到手里比较轻，前一种印刷错误比较多，不太推荐，后一种还没细看，不好评价。这本书是那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皮经济学参考书系中的一本，这本书因为读过的人太多，所以我不想用太多笔墨，如果一言以蔽之，那么就是——必读。至于其特点，你只要认真读过一遍，就绝对能明白。这里要说的其实是它的配套参考书，官方有两本，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黄皮，一本蓝皮，我看过，差不太多，有些题很有意思，比较注重考查经济学思维，值得一做。 2.尼科尔森《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拓展》，这书的名气可能比现代观点稍差一些，主要是它的数理推导比较严密，一开篇就是数学基础，而且提了很多中级教材忽略的加边海赛阵等内容，足见作者治学之严谨。这本书习题很好，很规范，考研的同学可以做一做。这本书有个版本问题，第六版是比较厚的那本，土黄色封面，第九版是红色封面，第六版是朱宝宪老师译的，新版是他儿子译的，我推荐英语一般的同学看第六版，好一些的直接看北大出的9ed的影印版。 3.平狄克和鲁宾菲尔德《微观经济学》，一个是MIT斯隆的教授，一个是Berkeley哈斯的教授，出的书一定不差，这本书我是大二上看得，看的是第四版，人大出的，个人认为无论从作者的文笔，还是翻译的文笔，都算一流，这个教材行文非常流畅，看着很舒服，唯一的缺点就是量化的例题及习题比较少，不适合应试，所以如果单纯应试，不推荐看这本书，但如果为加强经济学功底，很值得一读。 4.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这书早年好像是ccer的参考书，后来为了避嫌就去掉了，但是很明显有偏数理的倾向，整体内容不错，个人认为尤以第十六讲为最佳，我看过很多中级教材介绍GE的内容，但是平老师写的最好。遗憾的是这本书关于博弈论虽有三讲，但内容还是有些单薄，有很多同学说十三讲之后看不明白，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踏下心来看，总想着会不会考，会不会考，如果抱着这个心理，我觉得是无益于经济学学习的，中心做微观的老师很多，这两年题目明显有倾向于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的内容，那么十三到十五讲都是值得一看的。 再次康桑阿米达……music……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d18216611.html,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 作者：王志伟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04期 〔摘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中的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对今天西方经济思想 的发展以及经济政策主张的变化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作为两大学派的奠基者、旗手和领袖，在具体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和思想方法方面却有着巨大差异，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不同。哈耶克依托古典自由市场理念的、自然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与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们知识和信息“有限理性”的认识造成的；弗里德曼则推崇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强调经济理论的预测功能而忽略其他方面，这为经济学各种理论模型的构造打开了方便之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多是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两种方法论方向上发展的。在我们了解和研究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时，对其方法论同样应该给予充分关注和了解，给予恰当把握和评价。 〔关键词〕个人主义；自然发展；有限理性；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预测能力；数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4-0085-09 〔作者简介〕(注：王志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西方国家经济学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中存在着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这两个学派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至今天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经济政策主张的变化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则分别是这两大学派的奠基者、旗手和领袖。 哈耶克是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和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同时又是老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继承者。作为老奥地利学派奠基者和领袖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最杰出的弟子之一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老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弟子的哈耶克，同为新奥地利学派的两大旗手和精神领袖。 弗里德曼是新一代芝加哥学派的旗手和领袖人物。他继承了以维纳(Jacob Viner)、奈特(Frank H. Knight)、西蒙斯(Henry Simons)、明茨(Lloyd Mints)等为代表的老一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老一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是主张自由贸易、自由工资、自由价格和稳健的货币。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经济形势下，那些人却都鼓吹大规模的、
论人生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摘要】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社会，彼此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生的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密切联系的，相辅相成的。人生的自我价值在于他的存在得到社会认可以及他为社会的发展所做的事，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具有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人对社会发展进步贡献越大就越能体现他的人生的自我价值高。 【关键词】人生自身价值社会价值关系 一、人生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定义 自我价值，是指自我的潜力得以发展，自我的目标得以实现，自我的欲求得以满足。 社会价值，是指对社会中其他成员或整个社会有用处，有好处。 很清楚，自我价值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目标都只能够通过社会和其他人才能实现，所以，社会具有优先性。比如，你的目标是要成为富翁。那么，你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外乎就是要通过正当的途径，让社会中其他成员的钱转移到你的口袋里来。假如你对其他人没有好处，没有作用，别人会愿意把钱转移到你吗？其他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你对别人越有用，你就有可能获得越多的钱或者别的你想要的东西。 另外，由于自我总是处于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而，他的自我价值如果仅仅是自己肯定，而不能获得别人的肯定，那么他也不会满足，除非他是阿Q。如果一个人的潜力发挥出来了，取得了成功，自己感到满意，固然很好。但是，如果在这同时，别人也对他满意，别人对他的成功持肯定和认可态度，那么，他的成功就更大，就更可靠，更真实。而要达到这一点，除了对社会和他人做出贡献之外，没有别的正常的途径。 所以说，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主要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二、人生的价值
人生价值是价值的属概念，也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特定关系。在人生价值关系中，价值客体是人生，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过程的一系列实践活动；而价值主体则是人。人生价值不同于其他客体的价值，一方面，人生价值必须体现为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生价值又必须表现为满足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生价值是个具有多维性的价值系统。 人生价值是人生观的重要方面，也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人生的价值包括人生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两个方面。在社会实践中，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主体、客体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一个人，一方面是价值主体，他把他人和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客体，他是需要的主体，有其自身的需要，他要依靠他人和社会的活动及其成果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向社会的索取，或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另一方面，他又成为他人和社会的价值客体，以其活动及成果，来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这就是他的人生的社会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人在价值关系中是主客体的统一，人生的价值也是人生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 首先，人生价值是人生社会价值和人生自我价值的统一。所谓人生价值是指人的一生的劳动及其道德行为对社会、他人需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及社会对他贡献的尊重和满足。人生价值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自我价值）的统一。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个人对社会、他人所做出的贡献。人生的自我价值是指社会、他人创造的价值对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和对自我的尊重、肯定评价。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人生价值的最重要方面，因为没有贡献，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索取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人的自我价值，没有索取，没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人也不可能做出贡献。 人是社会的人，人生具有社会历史性和客观实践性，人的社会价值就表现为个人行为同他人、社会群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关系，标志着作为客体的人对作为主
内容摘要：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了经济学方法论中科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实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以及长期与短期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了经济学方法论中科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实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以及长期与短期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提纲】 小序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五、长期与短期 六、结论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非一篇文章能够说清楚。在国内，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注：这方面的专门译著，如马克·布劳格著：《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国学者的专著，如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在许多著作中也有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门章节，如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章；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人分为两个层次，也有人分为三个层次（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两层次的划分见石土钧为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前言”，见《经济学方法论》，第13页；经济学方法论的三层次划分见黄少安(1995)，第8页.）。这两种不同分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把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看作是最高层次，这首先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研究的逻辑问题。本文主要对科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实证、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五方面，是由其重要性决定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规范与实证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性质，是单纯的解释、描述，还是涉及价值伦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涉及到认识问题的视角；溯因、归纳与演绎涉及到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内容；长期与短期会影响人之行为，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前言”中对“知识”作了区分。他指出，古希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人们对这种分类只能加以补充，而很难再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全部的理性知识可以分为质料的和形式的。形式的知识，只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律，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别，这种形式哲学被称为逻辑学；而质料哲学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种：物理学和伦理学，物理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而伦理学则是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围绕“经济解释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也就是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这是本书最吸引我们的问题。全书大致分为四大板块：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从波普到新的异端、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以及最后的结论部分。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并剖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不同学者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观点以及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关系。文风简洁大气，逻辑思路非常严明。 作为一名研究生，广泛的深入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我们了解、掌握经济学知识、进行经济研究及创新非常重要。本书不仅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观点、方法，同时也对我的研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我想着重谈两点关于本书的见解：一是关于证伪主义的思考；二是关于本书的结论以及对我研究写作的启示。 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是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捍卫者，证伪主义思想成为贯穿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论点。甚至可以说他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方法论研究的大部分议程，把波普尔证伪主义推向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议论中心。所谓证伪主义，是英国哲学家K.波普尔创立的科学哲学理论。波普尔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之所以吸引经济学的运用，契合经济学这门学科方法论上的要求，原因在于证伪主义为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容易接受的方法论规则，这种较简单易操作的方法论规则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然而经济学中的问题不同于研究其他学科中的问题，它牵涉的因素比较多，影响成分比较复杂，甚至包含个人的主观因素。因此将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难免有些局限之处。 1、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的困难首先来自奎因—杜恒的“不确定性”问题。该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孤立中被检验。经济学中“不确定性”例子比比皆是，经济学中简化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假设，如“商品的多样性”等限制条件的非现实性；收益递减在逻辑上的不可证伪性；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完全性假设，在逻辑上可证伪但在实践上的不可证伪。 2、证伪主义方法论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严格执行证伪主义标准，只会保护理论免于受证伪，采取防卫性的方法调整理论的假设或使用范围。现代经济学家把波普主义描述为难以吞咽的烈药，因为一旦证伪主义被严格的应用到经济学论证当中，许多经济学理论将无法存活，最后的结果就是防卫性保护。波普尔给予经济学家在众多理论中提出建议：选择那些最可证伪的命题，并试图去证伪它，如果该命题没有通过检验，就抛弃它。显然波普尔本人也在逃避这一点。 3、证伪主义方法论过于武断，即一次证伪成功便将该理论抛弃。如果将一种理论引入到时间序列当中，我们无法轻易地因为一次证伪而将它全盘抛弃，因为当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作者李雷 学院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专业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年级2016 学号2016100046
摘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发展经济是世界各国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要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完善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先是完全排除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到重新开始认识和学习并接受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到现在我们逐渐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接轨并展开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前的基础上，我们应继续努力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方法论理论框架，更好地指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发展 I
目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 1.1经济学简介 (1) 1.2经济学方法论 (1) 1.3中国经济及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现状 (2) 2.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3) 2.1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3) 2.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3) 3.对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4) 3.1加强经济学理论学习的意识 (4) 3.2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4) 3.3客观合理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5) 4.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意义 (5) 4.1理论意义 (5) 4.2现实意义 (5) 5.总结 (6) 主要参考文献 (6)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1经济学简介 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指的是西方经济学。这是因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由西方国家学者推动，是现代经济学的各主要流派的奠基者。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企事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和经验；对一个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或经济问题的集中研究成果；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等。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产生过：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等诸多流派。其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第二，总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经验并把经验提升为理论，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或整体倾向性上对它持否定态度，而在具体的内容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有用之处，当然还要考虑到国情的差别。我国在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问题上可以运用。 1.2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即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①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通常涉及对问题阶段、任务、工具、方法技巧的论述。方法论会对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并最终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方法论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方法论。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经常提到方法论这个概念。 经济学方法论从学者们对经济学的研究中产生，是对其方法的系统概况，同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已经在课上学习了一些有关“实证”的知识。实证经济学就是探讨是“什么的经济学”。与之相对应的是规范经济学，也就是探讨“应该是什么的经济学”。读完这片文章之后，我对实证经济学有了一些更加具体的理解。粗略地划分，这片文章主要讲了两个方面地内容。 首先，有关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客观地科学。这有些像一些自然科学，譬如化学，要研究的就是物质是由什么化学成分组成的。目的就是将物质的实际组成原原本本的揭示给大家。而实证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的价值观的。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研究者有时会不经意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带入到结论当中，这就造成了“实证”与“规范”的混淆。经济学就是这样。而当结论发表之后，人们在判定这一结论时，也会带着自己的价值尺度，从而造成争议。而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都应该是“实证”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能够预测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的影响的概括体系，而这也是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要求所在。“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当
然经济学的“预测“不只是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件，对已经发生但还未被观察到的现象也可以进行预测)而理论是一种实证性假说体系，它的判断标准就是实际证据。这样就是下一个方面的内容：假说。 第二，有关假说。上面提到，实证性假说体系就是理论。所以要发展出理论，就是要在现实世界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取其抽象本质的东西。而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一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也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并不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经济现象。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已知的经济现象提出一些假说用以推测。而判断这种假说是否合理的标准就是要检验假说的预测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但社会科学无像自然科学那样提供那种可以给人强烈的可信任感的受控实验，而只能从偶然的“实验”(也就是现实发生的没有被控制的)中进行检验。可是这并不阻碍这也是种检验，且检验结果更加使人印象深刻。在这里人们容易产生的误解是认为假说中假设(假说中有含义和假设)的正确与否是判断假说是否成立的标准。这是错误的。例如书上关于台球手的例子，虽然台球手并不会进行如此复杂的线路选择，但这并不妨碍他打出我们按照他可以进行线路选择的假设而得出的预测。一种假说的假设的真实与否不能影响假说在现实事例中的应用。就如文章中关于重力加速度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在实际情况与假设有很大出入的情况下，一种假
联系实际谈谈对人生价值的认识 摘要：什么是人生价值？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但它应该有其独有的价值，这 样我们活着才有意义。这样如何实现价值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下面结合 个人的实际，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人生价值对于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在某些人看来，一辈子轰轰烈烈做几 件大事才叫价值;还有一些人认为每天能吃饱喝饱活的舒舒服服才叫价值；还有 的人??可见不同的人对价值的定义是不同的。那么怎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人生的价值呢？ 鹜精八极，思接古今，多少仁人志士以其高尚的人格和操守，向人们阐释了人 生价值的真正意义。诸葛亮以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念，告诉人们在他心 目中忠诚便是他的人生价值；岳飞以其精忠报国，保家卫国的理念，告诉人们 在他心目中守土开疆便是他的人生价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事文天祥的价值;我自横刀向天笑，却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的价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毛泽东的价值??在这些伟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价值的真正意义。不求轰轰烈烈，只愿无怨无悔。 与之相比，现如今的人们似乎少了些做大事的耐心，多了些浮躁。在如今这物 欲横流的世界，灯红酒绿中让很多人迷失了自己。浮躁且急功近利的心，让很 多人都想着以一种快速简洁的方式成名。近些年，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许多 网络红人迅速“成名”，例如“凤姐”“芙蓉姐姐”“犀利哥”等等。他们以 自己的另类和“超自信”很快的吸引到人们的眼球。“中国前300年，后300年没有比我更有文化的了。”这句话出自凤姐的口中，实在让人又气又好笑， 不知到是过分的自信还是精神的疾病让她可以说出这种话。实在是可悲，成为 十几亿中国人哗众取宠的对象。这种现象的根本还是在于对人生价值的曲解。 认为成名便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忽略了在成名之前的过程。 身为一名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对今后的发展 方向是一种指引；另一方面是对我们成人的指路明灯。大学是进入社会前的最 后一个阶段，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之中，需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要有 一项能够生存的技能，另一个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技巧。下面具体的从这两个方 面谈谈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与学业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关系。 身为学生，学习一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无论对于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 都是一样的。但与以前相比，我们的学习更有指向性，而不是全面发展，这就 与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密不可分了。树立好了价值观，可以更有利于我们专业 的发展和提高，因为我们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并会为之而不断努力。
归纳主义方法论和演绎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体 现 摘要：归纳主义是归纳推理的思想方法在认识论中的系统化反映。它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学派、古典学派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20世纪的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等。演绎主义强调演绎方法是获取知识、建立理论的基本方法。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在研究方法、理论内容等方面都体现出归纳主义方法论的基本主张，比如，重商主义学派，古典学派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20世纪的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等。 关键词：归纳主义重商主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德国历史学派演绎主义重农主义李嘉图西尼尔奥地利学派 一．归纳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它是归纳推理的思想方法在认识论中的系统化反映，它强调观察和系统地经验总结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归纳主义主张把知识的获得、科学理论的形成等都惟一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认为只有通过感性认识和经验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它要求在观察时摒除头脑中一切先入为主的见解，反对在进行观察、实验之前对观察对象的性质做出任何预先的判断。[1] 归纳主义方法论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起到重要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在研究方法、理论内容等方面都体现出归纳主义方法论的基本主张，比如，重商主义学派，古典学派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20世纪的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等。 重商主义是16～17世纪封建主义解体之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重商主义理论和归纳主义出现在同样要求摆脱几千年来宗教圣典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它使科学面向生活，使重商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带上归纳主义色彩。早期的重商主义，主要通过经验总结来提出自身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通过总结商业资本的经营实践，来反映在获取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把人们对经济活动规律认识的来源定位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开始了以实践经验为基本来源建立经济理论的时代。 威廉·配第是最早使用归纳方法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并运用归纳的方法认识经济现象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方法论方面，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自然规律，他力图应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不仅把研究的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把劳动和土地看作是财富的本源，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而且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在商品的价值、价格、货币以及工资、地租、利息和低价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2]他的经济学著作在论述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主要经济问题时，力求探索经济现象产生的自然基础。他以培根所创始的经验科学的方法(即依据观察、比较、实验、归纳等方法)为根据，提出“对于人口、土地、资本、产业的真实情况的认识方法”，用计量作比较，用数字作语言，阐明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写出《政治算术》这本名著。配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是要说明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他要解决的问题比重商主义更深一步。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亚当·斯密继承配第的方法论传统，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他的方法表现出二元特征，即科学抽象法和现象描述法并存。斯密研究方法的二重性是同他的二重的研究任务相联系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
人生价值案例 五、明确肩负的人生责任 人生责任就是在人生实践过程中所应当承受的社会任务和承担的社会职责，以及对自己和自身行为后果的负责。当代大学生应该时刻不忘肩负的责任。对自己的生命、对父母亲人养育之恩、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更要自觉承担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责任，为民族复兴、祖国富强做出贡献。 【李国安：上不愧党，下不愧民】李国安，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团长。1946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共产党使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从小时候起他就对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写的最好的一篇作文就是《党啊，我伟大的母亲》。15岁参军后，他最大的愿望是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李国安在部队40年，党叫干啥就干啥，先后当过骑兵，干过医生，挖过煤，种过地，搞过营建，无论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他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组织需要，干好本职工作。提干后，他曾当过10年排职，10年连职，10年营职，从没有任何怨言。不论是当一般干部，还是担任领导职务，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农场期间，他带领官兵每年为部队创收数十万元；担任后勤处长，他下大力抓好部队的基础建设，改变了营院面貌；担任团长后，他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野战给水部队，固定资产由原来的几百万元发展到现在的1.3亿多元，使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近10倍，该团还荣立了集体一等功。他们团先后完成了解决内蒙古边防10万军民吃水、用水难的“952”工程、张家口地震灾区的“救灾扶贫百井”工程、纪念江主席视察他们团的“992”工程和改善呼和浩特地区生态环境的“大青山生态绿化”供水工程，共为边疆军民打井500多眼，收集了2万多个水文数据。完成普查面积8.4万平方公里。这些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把党的温暖送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1994年春，李国安因患腰椎管肿瘤，下腰部3块椎骨各被切除了1／3，留下了一条无法愈合的骨槽，但他围着一条15厘米宽的钢转腰，又拖着病体上路勘察。在4个多月里，他总行程24800公里，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写出了22万字专题报告，还勘察了109眼井位。他用自己“上不愧党，下不愧民”的模范行动，忠实地履行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模范团长”。 六、追求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理想和信念要比人生目的的范畴广阔得多，对人的一生起着精神支柱、生活导向、前进动力的重要的作用，当代大学生要树立高尚的人生理想，义不容辞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张海迪：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
DUFE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学号： 专业： 姓名： 教师评阅意见： 论文成绩□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0以下
摘要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介绍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以及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以及方法论对经济学未来的影响。 本文共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 第二部分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应用这两种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本文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为出发点； 最后一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以及方法论与经济学的未来，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规范方法社会学科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方法论是一个博大的领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时俱进。它包容着批判主义精神，从事方法论研究，自然要富有批判态度，所有问题都可以争鸣，这一点也是所有科学活动的共同特征。 一、什么是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是经济学原理的“平台”。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范式探讨现代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论题，诸如，经济学何去何从，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学阐释的可能性，经济学是否呈现多样性，经济学是否正朝着结构主义的方向演变，等等。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视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该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的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除了仍然用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把经济学的研究区分为实证的研究和规范的研究，相应地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区分为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 实证方法是在既定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考察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的因果关系。它所解决的，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书笔记 这篇文献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1953年的出版的《经济学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给我的总体感受是很好的，深入浅出，意味深长。开篇从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入题，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实证科学、规范科学及方法技巧这三者的混淆是很普遍的，并成为众多错误的根本原因，对这三者的讨论对确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独特的实证科学的重要意义。“本文将主要讨论在创建凯恩斯意义上的‘独特的实证科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方法问题。”严格的说就是研究怎么样判定一个假说或理论是否应该纳入到实证科学的范畴，即‘是什么’的系统体系。这种普遍的混淆极大的妨碍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发展进程。 一、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规范经济学的混淆是难以避免的，理论是研究者们的成果，其关注的问题也和他们自身有关，他们的研究来源就是经验之内和力所能及的那么一个圈子了。经济学的争论也是源于此，夹带着自身的主观和不那么完美的客观，那些自诩为专家的意见分歧相当大，很难保证他们的结论是不偏不倚的。这里所说的绝不是完全意见一致就就是好事，从天文学的发展就能看出了，地心说到日心说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文章的观点来看，在‘实证分析’中，研究者很倾向于调整相应的实证结论已支持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同事拒绝那些有悖于自身的规范分析的结论。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与任何伦理立场及规范判断的，重点在于是什么，既一种客观的科学，与资源科学并无二致。 但是作者认为哪并不是根本差异。 规范经济学及相关经济学方法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结论都会有基于某种行动产生的预测，这种预测或多或少是根治与实证经济学。另一方面，政策结论与实证结论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文章提到了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问题，各方的争论都有其现实意义，就算是普遍接受的最低工资问题上也存在迷糊的差异，我从文中发现，那些争论者过于关注政策所导致的新问题，再加上政治和社会影响，要达成完美一致是几乎不可能的，最终立法成功，必会有新问题的产生，我的看法是，只要政策的效果是使立法前的微观个体的状况变好，并没有使某些个体的状况变差，这项立法就是值得的。 西方政策上的分歧大抵都是上述的情况，各自都明白好的坏的哪些方面，尽管不全面，这种争论似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实证的过程。所谓实证分析是指只对经济现象、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分析，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其特点为：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分析问题具有客观性；得出的结论可以通过经验事实进行验证。但是一种政策是有时效，可能还存在一种机会成本，即在立法的时间选择问题，今早的立法可能可以解决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瞻前顾后的结果是现状的更加严重性，理论能经受实证的考验，即通过事实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有关正确的经济政策的一致意见将不是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实证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要建立有别于规范经济学是我实证经济学，正是在于促进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性。 二、实证经济学 实证的终极目标是提出一种“理论”和“假说”，对尚未发生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这种理论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系统的推理方法，其二是具体的假说内容，及从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关键特征。作者在文中提到，理论是没有实质内容的，仅仅是一系列的套套逻辑，对于这点，我表示怀疑，或者说是我不懂，那些列的逻辑不就是某种描述性的、概括性等的内容么？理论的功能则是在于为组织和整理经验材料提供分类依据，从逻辑出发可以揭示理论预言是否完备和前后一致，即从语言的角度看该命题是否是“正确的”。事实证据则可以说明“分类编排系统”即理论的逻辑是否具有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作者引用了供给和需求的案例，这种二分法分别列举了一系列的影响供给和
结合疫情谈谈人生价值 3篇 在这次疫情当中也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的社会，需要人们去关注什么.有哪些需要我们改正，还大自然青山绿水，保护动物，爱护动物也是爱护我们.大自然和人类是共同体，相互依附，相互生存. 估计很多人都意识到马云说的话，以后的机会中包含了大健康着一块，人工智能等等，在这次疫情中都得到了完全的体验，通过人工智能设备减少感染风险，还有通过网络实现了孩子在家不耽误学习.这都是现代社会的优点。但是现代社会随着越来越便利的服务，人们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多，人们缺乏了锻炼，出门有车，减少了很多锻炼的机会。每个时期对于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现在人都喜欢宅，宅在家里多久不出去都可以，但是这同时也会影响健康.好在国家也意识到这些问题，让孩子在初中加上了体育考试，强制性的去锻炼，但是整体来说，现在的电子产品让每一个人都获多或少的影响不少，孩子可以宅在家一直玩。大人也是，好像每一天不刷朋友圈，不看微信就缺失了什么。 学习力也许是现代社会人必须具备的一项素质，如果不学习，也许哪一天你就会被淘汰，要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要勇于接受新鲜的事物，这样才能够适应如此变化之快的社会.总之，活到老，学到老.是当代人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结合疫情谈谈人生价值·2通过疫情让我们怎样成就精彩人生?通过疫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活在中国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开心,多么的知足,多么的满足,所以每一天要活的开心,每一天活着要为我们的国家做点贡献个人觉得有价值的人生就是对人有益的人生,如让家人因为你而感到荣耀就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生.结合个人和社会实际,首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其次,培养个人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思辨能力和交际等方方面面的能力 其实生活就是奋斗和收获,人生是短暂的,人生是应该有合适的目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无论做什么总是要有所作为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应该是:不断的求索,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奋斗,尽管前进的路上有汗水,可能还有眼泪,但一定会在成功中获得快乐和享受. 时间会使你成熟.自信对一个人是重要的,适当的正确的选择是需要的,对过程的承受力是必要的.自我心理调整必须是经常性的,对成功的争取是需要不懈努力的.幸福和快乐在不断的成功中获得. 人生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它决定着人们实践活动的目标、人生道路的方向,也决定着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世界观的制约(通俗地说,一个人平时经常玩游戏,在他的世界里只有游戏,他的世界是一个小世界).人生观主要是通过人生目的、人生态度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已经在课上学习了一些有关“实证”的知识。实证经济学就是探讨是“什么的经济学”。与之相对应的是规范经济学，也就是探讨“应该是什么的经济学”。读完这片文章之后，我对实证经济学有了一些更加具体的理解。粗略地划分，这片文章主要讲了两个方面地内容。首先，有关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客观地科学。这有些像一些自然科学，譬如化学，要研究的就是物质是由什么化学成分组成的。目的就是将物质的实际组成原原本本的揭示给大家。而实证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现象是独立于研究者的价值观的。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研究者有时会不经意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带入到结论当中，这就造成了“实证”与“规范”的混淆。经济学就是这样。而当结论发表之后，人们在判定这一结论时，也会带着自己的价值尺度，从而造成争议。而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都应该是“实证”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能够预测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的影响的概括体系，而这也是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要求所在。“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 说?，它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当然经济学的“预测“不只是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件，对已经发生但还未被观察到的现象也可以进行预测）而理论是一种实证性假说体系，它的判断标准就是实际证据。这样就是下一个方面的内容：假说。第二，有关假说。上面提到，实证性假说体系就是理论。所以要发展出理论，就是要在现实世界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取其抽象本质的东西。而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一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也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并不包括世界上所有的经济现象。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已知的经济现象提出一些假说用以推测。而判断这种假说是否合理的标准就是要检验假说的预测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但社会科学无像自然科学那样提供那种可以给人强烈的可信任感的受控实验，而只能从偶然的“实验”（也就是现实发生的没有被控制的）中进行检验。可是这并不阻碍这也是种检验，且检验结果更加使人印象深刻。在这里人们容易产生的误解是认为假说中假设（假说中有含义和假设）的正确与否是判断假说是否成立的标准。这是错误的。例如书上关于台球手的例子，虽然台球手并不会进行如此复杂的线路选择，但这并不妨碍他打出我们按照他可以进行线路选择的假设而得出的预测。一种假说的假设的真实与否不能影响假说在现实事例中的应用。就如文章中关于重力加速度的例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在实际情况与假设有很大出入的情况下，一种假说不能适用。判断假说是否属于这种情况的标准有两个：1，替代理论的精确程度；2，更高精确度所带来的成本（个人认为第二条更适用于社会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总是竭尽所能找到最真实的）结论是只要假说合理，无论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假说。理论中的假设是十分重要的：1，它们是对理论的简洁描述或表述方式；2，它们有时促进了通过假说的含义而对假说所进行的间接假设；3，它们有时是明确说明理论可能正确的条件的一种简便方式。对于第一条可以这样理解，假说是可以看成由抽象模型和一系列规则所组成的。在我们判断可观测的现象与模型中的实体之间的一致性时，就用到假设（关键性假设）。它能够简洁的描述出模型，使我们可以判断模型适用性。（第二点不太明白，请老师指教）总体来讲，经济学的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提出假说（模型＋规则），其中包括假设和含义。假设是模型的简洁性描述，当判断实际现象是否与模型相对应，是否能用此规则加以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