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 o oo o o o 启蒙的困惑 对莫言新作 蛙 的解读
庞 弘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自近代以来,启蒙便一直是中国文化语境下充满魅力而又未完成的规划。通过对60年以来乡土中国生育状况的描画,莫言的长篇小说 蛙 在突破作者既定创作程式的同时,
更深刻展现了启蒙所带来的难以解脱的困惑:群体与个体、国家意志与个人力量、世俗与人性
等因素令人痛苦的矛盾交织。
关键词:启蒙 生育 控制 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0)03-074-05
毫无疑问,对欲望的狂热赞美,对本能的倾情呼唤,对生命图腾的顶礼膜拜是莫言小说一以贯之的重要命题。无论是 红高粱 中性爱与死亡的巅峰体验,还是 檀香刑 中酷刑的感官化书写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与极端感受,抑或 酒国 中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糜烂、主题同文体的结伴狂欢,都是这一命题的鲜明体现。然而,在酝酿十余年而推出的新作 蛙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中,作者在延续那 藏污纳垢 而又饱含原始蛮性力量的民间世界的同时,还深刻展现了群体与个体、国家意志与个人力量、世俗与人性等因素令人痛苦的矛盾交织,不仅贴切再现了乡土中国60年来的生育状况,更暗示着启蒙 这一中国文化语境下充满魅力而又未完成的规划 所带来的深沉的困惑。
一、启蒙:魅力与危机
毫无疑问,自18世纪至今,作为一次运动的 启蒙 (The Enli g htenm en t)已经由一个纯粹的欧洲事件演进为一场无远弗届、绵延不绝的宏大规划,而作为一个概念的 启蒙 (enli g htenm ent)则更是成为了一个极具包容力的强大 能指 性存在 在它的话语空间内,一系列纷繁驳杂的观念、认识、信仰时而相互映衬,时而彼此龃龉,喧哗不休。不过,在这样的喧嚣纷乱中,启蒙所拥有的最本质属性依旧明确而醒目,那便是对理性(reason)的绝对信任,对人类依凭理性而摆脱羁缚、达到物质与精神双重启迪的无限憧憬。也正是这样的本质造就了启蒙所独有的强大魅力。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的 开眼看世界 ,到洋务运动中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师夷长技以自强 ,从辛亥革命对 民主共和 的竭力宣扬,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先驱对 赛先生和德先生 的热烈歌颂,等等,对启蒙的执著追求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这种对于启蒙的炽烈激情伴随共和国的成立而得到了愈发明确的彰显。小说 蛙 的第一部分利用大量篇幅,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人们对飞机、对飞行员的向往乃至神化: 当时,我们说他驾机俯冲到我们村东头的西瓜地里,伸手摘了一个西瓜,一抖翅膀又钻上了云端。 这可以被视作一个精辟的比喻,它代表着一种对于启蒙,对于祛除蒙昧、谋取进步的最淳朴的信赖与依恋。在作者笔下,这样的信赖、依恋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极度的贫困所带来的极度的饥饿。小说在开篇
收稿日期:2010-05-03
作者简介:庞弘,男,1984年生,四川成都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处便生动地述说了孩子们在饥饿的逼促下集体吃煤的荒诞景象: 我们每个人攥着一块煤,咯咯崩崩地啃,咯咯嚓嚓地嚼,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秘的表情。我们仿佛在进行一场即兴表演,我们仿佛在玩一种古怪游戏。 这种夸张诡异的表述自然与莫言儿时的独特体验紧密关联,却也冷峻提示了启蒙的欠缺所造成的巨大生存威胁。其次,是对于文明所带来的优越性的原始渴慕与追求。小说刻意营造了作为传统操作手段代表的旧式产婆同接受现代医学技术培训的姑姑之间的对比,通过在接生过程中前者的野蛮、粗暴、无赖与后者的潇洒、镇定、干练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明确表征了现代技术理性在延续人类生命过程中的宏伟力量,也正是这样的力量,使小说之初的姑姑成为了 活菩萨 , 送子娘娘 ,仿佛 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 。
毋庸置疑,即使在当下,在不懈追求着现代化真正实现的中国,启蒙仍将是一项具有强烈诱惑力并饱含丰富可能性的艰巨事业。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壮丽的启蒙框架下依然潜藏着深邃的危机。可以说,中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植根于民族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来源于激进式变革生产力的迫切需求,来源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外在促发。这样的本源性特征使中国的启蒙事业自诞生伊始便打上了刻骨铭心的偏执烙印。一方面,从总体上讲, 救亡 的紧迫诉求使得中国以一种几乎是原样照搬的方式复刻了整套的西方启蒙理念,这样的理念在当时不可能有条件同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产生较深层次的沟通与交融。另一方面,就原初意义而言,启蒙在西方世界不仅意味着工具理性的发展,民族国家的演进,更表征着对于人的尊重,对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高度推崇: 尊重人类理性和人权几乎是一切近代哲学思想的特征,这在十八世纪普遍流行;人性、善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脍炙人口。甚至温情主义的政府认为增进人类的幸福和福利,是它们的职责。 [1](P422)但是,迅速摆脱落后状况的热望使中国在追求启蒙的过程中往往将前一方面视为绝对的核心,而往往忽略了后一向度,即对于人类与人性的捍卫。不难想见,这样的偏执状况在打破启蒙精神所应有的平衡的同时,也将无可避免地带来一连串挥之不去的难题。
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 [2](P1)在莫言的创作视域内,启蒙的神奇效力不过是硬币的一面,在小说 蛙 的铺展中,他在刻画生育与控制生育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现了最为矛盾纠缠的历史记忆,最为痛彻肺腑的生命体验。
二、抑制:现代女性版奥德修斯
很明显, 蛙 这部作品是莫言深度思索的产物,这种思想的深邃性通过作者对小说标题的拟定便可以清晰体认。在自然界中,蛙便以求偶时此起彼伏的雄壮鸣叫、多得不可思议的产卵数量而令人印象深刻,同时 蛙 又与抟土造人的 娲 以及人们对小孩子的称呼 娃 谐音。正因为如此,莫言选取 蛙 作为小说题目,不仅仅强调了蛙在民间生殖文化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图腾式地位,而且更突显出对生育、对后代的关注在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至关重要的核心价值。可以说,以农耕文明为立足根本的中国社会对劳动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这样的现实状况决定了生殖文化所独有的奠基性意义,而随着时代的演进,这种对生育的认同已经逐渐摆脱了其原初的纯粹实用主义色彩,进而演变为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更加刻骨铭心的精神共鸣:对他们而言,生育已经成为了爱与性的升华,本能的释放,成为了自我认同的最本然方式。
费孝通先生曾明确肯定过生育对于中国宗法社会的建构性意义: 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的稳定,稳定人口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因之引起了种族绵续的结果。 [3](P112)然而,正如马尔萨斯 人口论 所作出的悲观预言,在一种寻求总体性进步的视域内,人口的过度繁衍也极有可能造成分配不均、环境恶化、经济停滞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产生对启蒙宗旨的严重抵牾。小说不无匠心地制造了这样的对比:当饥荒过后的第一拨 地瓜小孩 出生时,家长们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奖励,因为 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而转瞬之间,妄图 超生 者所迎来的却是铺天盖地、无所不用其极的结扎、放环、人流。强烈的反差生动地呈现出这样的吊诡:启蒙的对象在于人,它的终极规划也必须由可靠数量的人的参与才能得以完成,但人口数目的 失范 又将带给启蒙极为强烈的危机体验,并促使其想方设法去主动拆解人口的危机,如此巨大的悖谬却仿佛只是相隔一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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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启蒙辩证法 中,借助对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返乡经历的细致剖析,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在回乡的漫长旅途中,奥德修斯费劲心力,规避着一次次的危机:他拒绝食用美味可口却会使人忘记过去的莲子,假借 无人 的名字蒙蔽了吃人巨怪从而逃脱其魔掌,当航船经过塞壬的潜伏之地时,他命令水手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既听见了女妖那动人心魄的歌声,又因为强行的束缚避免了受到诱惑而丧生的境遇 奥德修斯最终的得偿所愿实际上正建立在形形色色的自我克制上,在朝着内心的坚定目标迈进时,他不得不一次次压抑自己的需求,扬弃自己的欲望。 奥德修斯本人就是为了取消牺牲的牺牲。在与神话斗争的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支配色彩的自我克制,恰恰代表着不再需要克制和支配的社会,因为自我克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自我和他者的力量,而是要与自我和他者取得和解。 [2](P43)从这一层面而言,启蒙的进程恰恰与奥德修斯的归途有着精妙的同构之处:为着既有目的的实现,为着自身宏大叙事的成功书写,它把自己交付给由计算、统筹、排斥等行为所充斥的总体化规范,将一切由偶然性、本能、甚至是最强大的文化传统所播撒的因素统统置之度外。
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 [4](P407)本雅明在 历史哲学论纲 里的论断在姑姑万心由 天使 向 妖魔 的转变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显著,伴随着计划生育运动的逐步铺展,她的刚毅、果敢、顽强、冷酷,无不令人咋舌。对待那些违抗 根本国策 的非法怀孕者,她的态度之严谨,手段之丰富,不禁令人联想到战争时的两军对垒。表面看来,姑姑对控制人口的异教徒般的狂热来源于前男友叛逃台湾带来的心理阴影,来源于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的 老女人 那种惯常的嫉恨。但是,如果把姑姑那莫名的固执放入一个更加宽泛的启蒙框架内加以考察的话,她的所作所为在更深层次上又可以被追溯为坚定信仰着宏伟的进步允诺的个体人在觉察自身被这一允诺所质疑、所疏离之后,采取一种夸张的、近乎于 愚忠 的方式来试图重获主流意志的信任,重获继续效忠的资格。可想而知,这样的姿态使她必然地压制了自己所有的怜悯、温厚、包容,成为了一位现代女性版的奥德修斯。与后者在长久的 非人 状态后疯狂屠杀求婚者的复仇举动相似,姑姑在面对 叛逆者 的长久过程中也不时流露出残酷的宣泄特质。当坐船去卫生院动流产手术的张拳妻子凫水逃走时,她叼起烟吞云吐雾,悠然地玩着一场猫鼠游戏;当她自己的侄媳、 我 的妻子王仁美试图超生而躲在娘家时,大义灭亲的她不惜采用带有黑色幽默的 连坐 方式逼迫王家交出女儿;而当陈鼻的妻子、侏儒女王胆大着超乎身材比例的肚子四处逃亡时,责任心强到 成了神了,成了魔啦 的她甚至动用了关押亲属、收缴存款的司法手段 也正是这样的无情追逐直接间接地导致了三位当事人的死亡!残酷的事实清晰昭示了这样的状况:启蒙,最初作为富含原始崇拜意味的神话的逆反而出现,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却又将自身重新包装为神话而自我言说,以 神化 了的面貌来彰显自身的崇高、庄重、不容质疑,来询唤主体的更深层的敬畏与不顾一切的屈从。当然,姑姑的内心并非毫无情感的绝对变态,传统所凝聚的生命热情依然不时冲破压抑,在其中隐约回响。如果说为挽救濒危的流产者而主动输血只是出于医疗工作者的天职的话,那么对逃亡中早产的王胆伸出的 妇产科医生的手 则充分表达了她在灵魂深处对生命的尊重。 只要孩子出了 锅门 ,就是一条生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 ,这样的承诺既是姑姑行事的底线,也是她为自己的恻隐之心所寻觅的苍白借口。
在莫言的小说谱系中,对挣脱规范、狂放不羁的女性形象的浓墨重彩的描画是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如 丰乳肥臀 中的上官鲁氏, 红高粱 中的 我奶奶 , 檀香刑 中的媚娘等等,这样的特色在形构作家风格化气质的同时,也难免带来类型化的隐患。相较之下, 蛙 的主人公姑姑则体现出一种更加矛盾交织的复杂状况,群体与个别、 大我 与 小我 、理性秩序与私人选择等等二项对立在她身上此消彼长、纠结不清。这样的状况在充实人物内涵的同时,也以最感性化的方式从双重视角展现了启蒙话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深度困惑:进步还是野蛮?发展抑或假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小说中王胆等非法怀孕者的悲剧似乎都根源于一种延续香火的顽固观念,一种对子嗣的过分苛求。这种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当然很可能削弱人们对她们的同情,甚至成为她们 罪有应得 的理由。但同样不能否认,所谓的 愚昧 、 落后 在很大程度上皆来源于一种启蒙、进步立场76
上的观照,这样的观照在将自己的对立面彻底打入死角的同时,自然也凸显出启蒙对国人思维带来的无以复加的震荡与重构。
三、复苏:难以圆满的终结
马克思 韦伯曾经用 世界的祛魅 (the d i s enchant m ent o f the world)来描述启蒙对人类生活造成的重大改变。所谓 祛魅 意味着理性精神、工具主义对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宗教世界观为中心而建构的,带有超验性、神秘性的形而上世界图景的调整、肃清与重构: 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5](P23)而最终,世界将由神圣的统一整体让位于价值观念分离的世俗王国。同样,小说 蛙 也表现了一个由充溢着生殖崇拜的神性意味的世俗社会在激进启蒙精神的逼促下朝向祛魅世界的深刻转移。 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 高密东北乡对于生命与生殖的深厚崇敬以这种能指意义上的、浅显而极为宽泛的方式得到了体现。相形之下,节制人口的极端性策略,既表现为以进步为准则,从可计量的绝对数目上对人口施加的限制,也可以从更深的精神层面上理解为对世俗神秘性的驱逐,对源自中国民间文化深层的原始生殖崇拜的无情流放。
可想而知,这样的放逐在推动人们朝着既定目标一往无前的同时,也留下了较之血腥死亡而言更加刻骨铭心的灵魂的空无与失落。如果说战争的威胁、环境的破坏、个人生存空间的严重缩减是启蒙所带来的最具直接性的负面效果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惶恐与焦虑则更令人难以忍受。在启蒙精神所推动的充满彼此算计与争斗,永无止境重复、机械发条般循环不已的枯燥生活中,人们被一点点耗尽榨干,他们急需找到一个心灵的支点,找到一种安宁与抚慰,他们需要一种来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对于逝去传统的追忆与朝圣,只有这样,他们的精神才会得到一种更加深沉的涤荡与慰藉,得到一种来源于历史最深处的解脱感,一种安稳、平和的沉静心态。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重新去发掘逝去的记忆,努力重建与生命世界的对话,努力使神性的光辉重新笼罩自己声色绚烂而实际却难以忍受的世俗体验,他们期盼重新为生命寻找一个精神的支柱,一种将全部的零散、破碎凝聚为一体的保障 这可以被理解为在祛魅之后对人类生活 返魅 (reenchant m ent)的追求冲动。
同样,在 蛙 的后半部分,作者详尽地描述了生育之神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复苏的具体状貌:现代妇产科医院的拔地而起表明今天的人们借助启蒙的成果,依凭现代技术文明来重新促发对生育的礼赞;被夷为平地又修葺一新的娘娘庙,川流不息犹如过江之鲫的求子者鲜明印证了传统神性之魅坚实而难以撼动的韧劲与生命力; 我 的第二任妻子、姑姑曾经的忠实助手 小狮子 对婴孩的极度痴迷以及对自己不孕的强迫症式的焦虑则再次宣告子嗣观念在普通人生命意识里从未真正退却。而姑姑晚年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噩梦经历以及那怪诞而庄重的忏悔行为更是印证了这种生殖之魅的全然复苏。在一次酒后夜行时,她遭到了不计其数的青蛙的袭击, 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 它们似乎长着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着她的肌肤,它们蹦到了她的背上、脖子上、头上,使她的身体不堪重负 还有很多的青蛙牢牢地抓住她的衣服、头发,有两只用嘴巴咬住她的耳垂,好像两个可怕的耳饰。 这一冰冷恐怖的场景既表征了莫言所熟稔的因果循环、轮回报应的母题,更以一种神谕似的书写凸显出了作为单个生命体的姑姑内心深处人性的猛然迸发,对于人、对于整个自然万物的完全的臣服。而噩梦之后的姑姑则嫁给了一位泥塑艺人,通过与他共同制作人偶来平复自己的焦虑,排解内心深处的不安与惶恐 他们的每一个泥娃皆活灵活现,各个不同,每一个都表征着命丧姑姑之手的一条生命。这样的艺术品与其说是来自审美现代性视域下对于日常现实的反叛,不如说发端于一种荣格意义上的对人类灵魂原型的虔诚询唤。
意义沦丧的后果是,一方面,一种替代性的信仰出现 另一方面,一连串多元的世界观开始生
成 [6]在暗含着解放与崩溃的双重可能的多元化语境下,对以往神圣性的询唤是否能真正带来圆满的终结,必须被严肃地加以追问。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揭示了原始神魅的全面复归,更不乏忧郁地意识到:这样的复归依旧没有脱离启蒙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如果相信对 魅 的吁求导源于启蒙精神的 滞涨 ,那么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任何以当下为基点的召唤而言,所召唤之物也必将染上难以消解的当下色彩。正是如此,这种复魅恰恰依然在启蒙的总体语境下,在一个功利、效用的现在进行时态中被烘托、渲染 这样的局面也无疑使所复之 魅 无可挽回地掺杂着一种缺乏彼岸关怀的市侩气息,更进一步,对原始神性与生命力的召唤实际建立在被召唤之物本身缺场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娘娘庙甬道上如梅花间竹般穿梭着推销信物的尼姑、王肝贩卖泥娃时的口若悬河还只会让人觉得可笑的话,那么 牛蛙公司 的通过借腹生子来谋取利益的勾当便令人清晰体察到启蒙语境下一切都必将商品化、 他者 化的悲怆事实。最终,在一场被装扮得异常严肃的 生产仪式 后,小狮子终于达成了作母亲的愿望,而 我 经过强烈抗拒与犹疑,也总算自欺欺人地找到了开解的理由,留下的,只有被毁容的代孕 工具 陈眉的凄惨遭际。小说第五部分 我 在自创的话剧中对陈眉命运的安排虽无事实可追究,却也真实地折射出深切的遗憾与愧疚。
综观整部小说,在继续形式变革的先锋路线的同时,莫言还展现了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的彼此指涉,人性与物欲、神圣与世俗的纠缠不清。 总的说来,奥斯维辛并不是来源于启蒙理性 尽管它是作为完美的理性化死亡工厂而被建构的 而是来源于一种为了一己之私而无情压榨现代性的暴力化的反启蒙、反现代效应。 [7]那么,造成启蒙的一系列恶果的,也许不在于启蒙本身,而在于对启蒙的误读,以及由这种误读所引发的对启蒙的诸多滥用。因此,可以说,依靠这部被他自己称为 孤独的山峰 的作品,依靠一系列驳杂交织的矛盾性体验,莫言在诉说了启蒙的最深沉困惑的同时,更是将反思与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人,指向了隐藏在启蒙背后的更深刻的人性。
参考文献:
[1]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H orkhe i m e r,M ax,and A dorno T heodorW.,D ia l ectic o f En li ghten m ent:Ph ilosoph i ca lF ragm ents[M].Stanford:Stan f o rd U
n i v ers it y P ress,2002.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陈永国、马海良主编.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马克思 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6]R aulet,G erard.,and R einhart.M ax. F ro m M odern ity as O ne-W ay Street to P ost m odernity as D ead End, [J].N ew
G e r man C riti que,N o.331984.
[7]Huyssen,A ndreas. M app i ng the Po st modern, [J].N e w G er m an C ritique,N o.331992.
责任编辑:丁 可The Puzzle of Enlighten m ent:A Reading ofM o Yan s New W ork The Frogs
Pang hong
Abst ract:S i n ce the m odern ti m e began,enli g htenm en t has been a pro ject wh ich is full of char m ing ye t never co m pleted under the context o f Ch i n ese culture.By describing the situation o f hu m an breedi n g i n r ura l areas i n the past60years,M o Y an s ne w l y published fu ll-length novel The Frogs,has br oken t h rough his estab lished para m eter of creation,deeply exposed the i n escapable puzzl e s co m e together w it h en li g htenm en:t t h e annoying entangledness bet w een t h e contradicting e le m ents such as g roup and ind i v i d ua,l the nati o na lw ill and i n d i v idua l ri g h,t t h e socia l c usto m and hum anity.
K ey w ords:enli g htenm en;t hu m an breed i n g;b irth contro;l contrad ict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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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 65 【名著赏析】 试论童年记忆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单丽娟 （齐齐哈尔大学党办，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摘 要：童年记忆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对于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莫言常常把童年时所感受到的痛苦、 饥饿与孤独写进自己的作品。童年经历的移置促成了其独具个性的儿童视角的生成，也因为童年的孤独，他只能用感觉去感知这个世界。 关键词：童年；饥饿；孤独中图分类号：I 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5409（2011）08-0065-02收稿日期：2011-04-14作者简介：单丽娟（1982 ），女，黑龙江庆安人，助教，硕士，从事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 对一个人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童年记忆，童年 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对于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莫言的童年记忆就如烙印一样难忘，他常常把童年时所感受到的痛苦、饥饿与孤独写进自己的作品。童年经历的移置促成了莫言独具个性的儿童视角的生成，也因为童年的孤独，寂寥的他只能和大自然对话，用感觉去感知这个世界，所以他的感觉描写特别形象与传神。同时，童年是其最不堪回首的梦，却又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头和不竭源泉。如此悖反的两方面时常折磨着作家的内心，其二元对立创作方法可能与此有关，这种矛盾性在他的小说中自始至终存在。 莫言曾说 ：“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 这个职业的理由。 ”［1］49确实，童年记忆带给莫言难以磨灭的印象，童年留给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饥饿的痛苦感。莫言生于五十年代中期，刚刚懂事就赶上国家物质生活最困难期。挨饿、吃不饱饭是常有之事，吃过树叶、树皮，也啃过树干，为了有饭吃还扮过财神。最极端之举是吃过煤块，作家对这件 事的叙述态度是，“我们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1］46这种快乐饱含辛酸之感，人 在饥饿时意识往往单一化，只要能果腹，什么都可以拿来吃，可见饥饿的痛苦程度。因为饥饿，他偷过生产队的饲料，为此差点送命；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众人的面向毛主席画像请罪。这些生死荣辱都抵挡不住他对吃的迫切感觉。莫言还特别 写过一篇散文《吃事三篇》 ，写了关于吃的喜怒哀乐，曾经的记忆始终萦绕心头。 童年时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在莫言的笔下发展 成一种“食”主题。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吃的酣畅淋漓，在物质感官上达到极大满足，人们脱离不开“食”的诱惑和痛苦。以《四十一炮》为例，作品的主人公罗小通生长在屠宰专业村，每天看见的是各式各样的肉。家里的锅边上也常沾着厚厚一层荤油。那时的罗小通很惬意，他不在意父母的争吵，他们吵架时他照常吃肉，吃饱了就悠闲地打瞌睡。这时的“食肉”并不缺席，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但父亲走后，他五年都没有吃过肉。因为母亲要攒钱盖房买车。这对罗小通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周围的环境触目皆肉，但他却吃不到，还是孩子的他没有什么高深的人生追求，只希望能吃到肉。他对父亲的私奔没有任何道德谴责的意味，只是幻想他们在外吃肉的场景时潸然泪下。他对吃肉，对“食”的渴望占据一切事情的上风。以致发展到他可以和肉对话，听到肉们以他为知己，渴求他品尝自己的声音，他为此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时罗小通对肉的感情已从单纯的喜欢达到痴狂的迷恋。之后他还领导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洗肉”车间进行改革，参加吃肉比赛并赢得胜利，他的事迹也被人们广为流传。但在“食”的巅峰时刻，出现了意外，母亲被父亲劈死，父亲随即被捕，相依为命的妹妹又在饱食肉之后因为喝了污水死去。此时的罗小通对害死妹妹、导致自己家破人亡的物质层面的“食”深恶痛绝，他吐尽肚中的肉之后发誓再也不吃肉。可悖谬的却是，不再吃肉﹑已经脱离“食”欲诱惑的罗小通却被奉为肉神，并且人们还郑重其事地准备迎接肉食节，继续进行“食”的饕餮盛宴。罗小通彻悟之时，更多的平凡人却陷在“食”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这种“食” 主题更进一步地表现出物质对成
莫言小说艺术评点 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莫言：《天马行空》 有人这样评价他：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也许莫言的名字对于相当多的人们来说，还不很熟悉。1985年以前，他总共发表了不过十几个小说，艺术上也还缺乏明显的个性。开始有些与众不同的短篇《民间音乐》，因其“空灵缥缈”而得到前辈作家孙犁的青睐，也仅仅是认为其“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而已，默默无闻是自然的。可是，1985年中，他突然排炮式地在《中国作家》、《收获》、《钟山》等刊物上连续轰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五部中篇，和《秋千架》、《枯河》等八个短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奉献出一个多达数十万字的作品群，这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但仅止于此，我们至多也只能把他称作为一个“快手”。值得庆幸的是，他创作的质量几乎和产量等高（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他不仅是带着“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而且也是带着立足继承传统而又着意打破传统钳束的“邪劲儿”，带着从中外小说艺术的融渗中脱胎出来的独异的小说风貌登上文坛的。因此，要及时地对其作出较为全面的审美批评以及成因分析，的确是一件艰巨甚至危险的事情。所以本文只能仅仅就莫言小说艺术的十点特色，结合大量实例，进行一次粗浅的，然而是关于艺术本体的评析与探美。但愿能对读者的审美和作者的“创美”活动均有所启示。 一“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 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这是莫言曾经作过的一个有趣的梦，这个梦使他如闻天籁，如悟禅机，创作发生了嬗变。从这个梦里，他获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而奇特的意象。这个意象像一段电影，一个童话，萌发了一种莫名的感受，他觉得很妙，妙不可言，只有诉诸笔端。于是，这个意象不断膨胀，这种感受渐渐发酵，终于变成了一个小说。这就是后来颇为人们称道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我们先不讨论小说中那种迷离恍惚的梦幻感与这个梦之间究竟有什么血缘关系，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小说的产生（或构思）方式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少年来，我们总习惯于一种所谓“从外往内注入式”的构思方法，即往往是带着某种需要的眼光，去生活中“量体裁衣”，甚至“削足适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大脑动力定型”。直至今天，不少人仍然不自觉地在自己禁锢自己，在固定的模子里不能越雷池半步，这是十分可怖的创作自由的自我丧失。而莫言则不然，他或者从一个梦境里得到一个意象，并由此产生《透明的红萝卜》、《三匹马》等，或者从川端康成的《雪国》中“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句话里，唤起一种遥远苍凉的情绪记忆，从而捕捉到一种叙述的“调子”，写出了《秋千架》。总之，都是用受到了某种激活的主体心灵去融铸生活积累，进而显示出作家鲜明的审美个性。我们称这种方法为“由内向外放射式”的构思方法，并认为它比那种“从外往内注入式”更接近艺术创作的规律。一个作家能自如地运用它，也就获得了相对的创作自由。丹纳早就发现：“有艺术才能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强烈而自发的印象；二是这个印象所占的优势能改变一切周围的印象。”当然所有“意象”或“印象”都只是酵母，都必须和生活中和才能发酵。那么，在“生酵过程”中遇到生活不足的部分怎么办?莫言的经验是“用想象来补足。” 想象，则是莫言艺术的最大特色。 二“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集中表现在他的想象能力上。” 女孩抱着他的衣服，仰着脸，看着白杨慢慢地倾斜，慢慢对着自己倒过来。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脚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杨树干坠得像弓一样弯曲着，白杨树好像随时都会把他弹射出去。女孩在树下一阵阵发颤。后来，她看到白杨树又倏忽挺直。在渐渐西斜的深秋的阳
莫言作品赏析 莫言简介： 莫言男，原名管谟业，1955年二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著有《莫言文集》五卷，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红树林》、《檀香刑》，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牛》，短篇《拇指铐》等。1997年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报社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是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金发婴儿》、《爆炸》、《欢乐》、《红蝗》、《筑路》、《雨中的河》、《流水》、《弃婴》、《猫事荟萃》、《玫瑰玫瑰香气扑鼻》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不少小说集如《红耳朵》及《传奇莫言》亦先后在台湾推出。由于童年大部份时间在农村度过，自谓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就正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小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也成为他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描写一个人的“变身”，以华丽的语言带出一浪接一浪的神秘。《酒国》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描写，绘划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自谓“莫”言，笔下却是千言万语。不论题材为何，他那滔滔不绝、丰富辗转的词锋，总是他的注册商标。这大约是小说家自嘲或自许的游戏了。 《檀香刑》
论《蛙》——莫言 莫言，是近日文学论坛中备受关注的一位作家，自2006年《生死疲劳》出版后，他就没再出一部小说，沉寂了近四年的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这部小说被誉为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前四部分为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先生的信，后一部分为一部话剧。作品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姑姑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 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 当初，被要求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书名很特别，貌似是描写蛙这一生物的特性，后来看来之后才为之而震撼，为“姑姑”在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而感触很深。“蛙”，全文的内容与蛙无关联，已蛙为书名，极有隐喻意味。“蛙”神性生殖意，而且据我所知蛙的繁殖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蛙”可同“娃”和“娲”，“娲”是古神之女，化万物者。书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 在《蛙》中，最突出的就是“姑姑”，姑姑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她只有在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的那一刻时才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她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纯洁、纯粹的人的感情。后来她也感慨过，从事接生工作时她被人成为“送子娘娘”，蜜蜂蝴蝶到处都围绕着她，自从她从事了计划生育工作后，苍蝇都缠着她飞了。在陈鼻出生的时候，陈额还夸张地说：感谢心姑赐名！可想而知在当时，接生孩子的任务是如此光荣而伟大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延续，更是一个母亲最基本想得到的权力。 姑姑是个心高气傲的女性代表，可在阶级面前却会屈服，她愿意跟这王小倜逃跑，可也愿意嫁给“像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满嘴的大蒜味儿、比姑姑大
莫言来自于农村，他根植于高密东北乡，他写他熟悉的事情! 《红高粱家族》 【书籍信息】 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7年5月第1版 【内容简介】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红高粱家族》(1987)出现具有审美转型的深刻意义。作者用“虚构叙事”取代“亲历在场”，用“酒色财气”颠覆“英雄崇拜”，用“灵魂救赎”挑战“旧梦新知”，并以强烈的艺术理性精神，宣告了**英雄传奇神话的历史终结。 《天堂蒜薹之歌》 【书籍信息】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8年第1版 【内容简介】 天堂县蒜薹全部滞销，数千蒜农忧心如焚，县府官员不闻不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数千蒜农冲击县府，酿成严重“蒜薹事件”。 莫言长篇小说力作《天堂蒜薹之歌》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 小说的景物描写优美绚烂，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在一种逼真的然而却是荒诞迷离的景物描写中，一个个悲剧性的人物鲜活跃动起来，使读者在为小说人物命运扼腕的同时，又不禁为其优美动人的景物描写所感染。 《酒国》 【书籍信息】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3年第1版 【内容简介】 《酒国》中的官员之所以为官，不是因为他们才华高过他人，而是因为海量，并且食欲旺盛。吃的影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酒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腐小说，莫言在酒国中还通过酒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李一斗不断寄给作家莫言的小说中，几乎将整个20世纪中国各种各样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武侠小说，再到魔幻小说、先锋小说之类都戏仿了一遍。 《檀香刑》 【书籍信息】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1年3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新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人动魄的爱情。
摘 要：齐文化是一种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的文化，自古以来，深刻地 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莫言作为古齐国属地上的现代子民，身上流淌着齐文化血 脉，创作中自然烙有鲜明的齐文化印记。 关键词：齐文化；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1)05-0020-04 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 王恒升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261061） 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莫不烙有作家文化人格的鲜明印记，而文化人格的形成又离不开长期耳 濡目染的文化环境。作为古齐国属地的现代子民，莫言的身上自然流淌着齐文化的血脉，张扬着齐文化秉赋的性格。“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特征”，是一种“尊贤上功”、 崇利善变的“实用主义的文化”。 [1] 这种文化基因，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莫言，而且在他30多年的文学实践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一、广收博采与融会贯通 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路走来，历经数十个文学潮流，终发展成如今浩荡无疆的多元阶段。然而，无论文学如何翻腾裂变，绝大多数的作家终能被各个潮流瓜分殆尽，成为它们的形象代言人。如提到伤痕文学，必谈刘心武；提到反思文学，必谈王蒙；提到改革文学，必谈蒋子龙；提到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必谈刘索拉；提到先锋文学，必谈马原；提到寻根小说，必谈韩少功；提到女性文学，必谈王安忆；提到新写实，必谈池莉；提到现实主义回归，必谈河北“三驾马车”；提到新生代，必谈韩寒……当然，在每一个文学思潮中，并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人，每一个潮流都会促生大批作家登上文学舞台。笔者的意思是说，不论文学如何变化，活跃其中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只能各领风骚数几年，而风头一过，文学的宫墙上就会变幻出新的大王旗，拥有长久的且旺盛的文学创作 生命力的作家是不多见的。但莫言恰恰是一个拥有旺盛的创造力的作家。熟悉莫言创作的人一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想把莫言像其他作家那 样归类，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他的身影从他出道那天起就始终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甩出一篇或几篇作品，震撼并冲击着人们或紧张或松弛的阅读神经，让人们知道莫言依旧是一个文学弄潮儿。莫言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与他的广收博采和融会贯通是分不开的。 莫言的广收博采是从模仿开始的，这一点如同众多的文坛新军。贾平凹模仿杨朔，迟子健模仿萧红，而莫言模仿的是孙犁。在莫言早期的《春夜雨霏霏》、《民间音乐》等作品中，流露着鲜明的“荷花淀”风格，这也是他当时颇受孙犁看重的原因之一。孙犁曾评价《民间音乐》“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2]对于模仿， 莫言并不讳言，而且公开断言：“几乎没有人是一下子就会写出很成熟的作品，大多数作家刚开始时都是模仿，包括我们伟大的鲁 迅，他的好几部作品都可以找到模仿的原本。”[3] 甚至公开承认《售棉大路》就是模仿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写出来的。在《独特的声音》这篇文章里，他说：“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与我的早期小说《售棉大路》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阅读它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已，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接下来我就模仿着它的腔调写了《售棉大路》。这 收稿日期：2011-03-20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联重点科研课题“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影响力研究———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为例”（09-ZZ-WH-17）；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莫言小说创作与高密地方文化关系研究”（2009141）作者简介：王恒升（1964—)，男，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20· ·
莫言小说的个性评价 以其丰沛的想象与复杂的文本表述引起读者与评论家的广泛重视，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与研究是非常多的，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的张灵著《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无疑是这诸多研究中富有个性的一部，不仅有自己观察莫言小说的独特视角还有个案的分，为莫言小说研究贡献了一个新的内容。 这部著作是张灵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增补而成的，比较严谨厚重。张灵研究莫言小说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的关系。张灵从身体在莫言小说中所表征的问题出发，找到了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的现实与精神境遇，涉及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的民间文化特征，指出：“莫言的‘民间’的根本点在于‘心态’而不在于所谓‘民间文化形态’。前者是根本，后者只是其凝固化的一种‘形迹’，前者不是居高临下的，因此，这样态度的作家没有与人物的地位上下的距离，他们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或者遗忘了个体的‘你我他’的差异，而每每沉落人物的内心，以人物的心与视角、五官，浑然为一;他也不抱高人一等的启蒙立场。”“他关心的是人物的内在心理，内在生命以及他们肉体的存在与感受”，“‘民间文化形态’只是表、末，只是一种显现形式、方式与恰切的载体，真正进入生命主题世界的是‘心态’，作为老百姓的心态及其背后或主导下的视角、立场，所以，‘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我姐姐’这些‘发明’，成为莫言创作自己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发明，但这个发明的精神原理或意义的根本，即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确实找到了张灵自己研究莫言的独特角度，即从精神主体存在本身出发看问题，也找到了莫言小说的本质特征。张灵并且从莫言小说的文本意象出发，如“尿”、“乳房”等等，研究了莫言小说生命主体精神的独特症候。 该著还对莫言小说《欢乐》《飞鸟》《拇指铐》《牛》《师傅越来越幽默》《丰乳肥臀》等做了个案研究，从文本出发，对莫言小说做了文化的、文学的、哲学的分，对莫言小说的肌理、结构特征，以及人称使用和语言特点都有自己的理解，例如，作者指出，莫言作品的另一个更普遍、更自觉地采取的艺术手法、营造作品的章法是对手法的现代性运用。这一思路对分莫言作品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作者对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个案分不仅是学理的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深深浸润着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批判，指出，“小说充分地展现了底层下岗者的生存困境，但又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又进一步地揭示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以及在他们生命历史与现实处境的交叉坐标下他们的生命主体精神所遭遇与经受着的失落、迷惘和焦虑。”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批评者的主体意识与道德良知。 该著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与批评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上的，作者对莫言研究的专著与理论文章是相当熟悉的，不仅大量引用了中外学者的研究观点，还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自己的分与总结，比如，作者对日本学者近藤直子研究莫言作品的观点的分就比较恰切，作者认为，近藤的想法不免有些书生意气、不贴实际，因而对小说的意义作出了一些阐扬的同时，不免也造成了一些遮蔽。这些看法的确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有这样的研究基础，
阅读下面一篇现代文，完成15～17题。（15分） 马语 莫言 像一把粗大的鬃毛刷子在脸上拂过来拂过去，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晃动着一个巍然的大影子，宛如一堵厚重的黑墙。一股熟悉的气味令我怦然心动。我猛然惊醒，身后的现代生活背景悄然退去，阳光灿烂，照耀着三十多年前那堵枯黄的土墙。墙头上枯草瑟瑟，一只羽毛灿烂的公鸡站在上边引吭高歌，墙前有一个倾颓的麦草垛，一群母鸡在散草中刨食。还有一群牛在墙前的柱子上拴着，都垂着头反刍，看样子好像是在沉思默想。弯曲的木柱子上沾满了牛毛，土墙上涂满了牛屎。我坐在草垛前，伸手就可触摸到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到那些牛。我没有摸鸡也没有摸牛，我仰脸望着它——亲密的朋友——那匹黑色的、心事重重的、屁股上烙着“Z99”字样的、盲目的、据说是从野战军里退役下来的、现在为生产队驾辕的、以力大无穷任劳任怨闻名乡里的老马。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马，原来是你啊!”我从草垛边上一跃而起，双臂抱住了它粗壮的脖子。我心潮起伏，泪珠在它光滑的皮上滚动。它耸耸削竹般的耳朵，用饱经沧桑的口气说：“别这样，年轻人，别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子，没有必要这样子。好好地坐着，听我跟你说话。”它晃了一下脖子，我的身体就轻如鸿毛般地脱离了地面，然后就跌坐在麦草垛边，伸手就可触摸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那些牛。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修长的四肢、瓦蓝的四蹄、蓬松的华尾、紧闭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盲了的双目。于是，若干的情景就恍然如在眼前了。文档收集自网络，仅用于个人学习 我曾经多次揪它的尾毛做琴弓，它默默肃立，犹如一堵墙。我多少次坐在它宽阔平坦的背上看小人书，它一动也不动，好像一艘搁浅了的船。我多少次对邻村的小孩子炫耀它，编造它的光荣的历史，说它曾经驮着兵团司令冲锋陷阵，立过赫赫战功，它一声不吭，好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我多少次向村里的老人请
几 年前，莫言的《生死疲劳》曾经遭到过一些批评家的诟病。在对《生死疲劳》、《第九个寡妇》（严 歌苓）等作品进行了一番深入剖析之后，批评 家邵燕君认为：“像王葡萄这样的‘一根筋’形象在近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并不鲜见。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也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牛脾气’，他们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一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完全靠‘本能’支撑。‘本能’是固定的，生物性的，它似乎不受社会观念所左右，但实际上，这样僵硬的傀儡式人物恰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洪常青。接受这样的人物不仅需要理解、认同，甚至需要信仰。这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果然是没有终结的。像当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样鲜明的‘规定性’，可以以任何一种新理念的形式在‘重述’中重现，形成对历史新 的遮蔽。”① 结合我自己对于莫言《生死疲劳》的阅读感 受，就应该承认，邵燕君的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莫言此作的要害所在。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单一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影响遮蔽的缘故，所以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于历史意识进行的深入思考，自然也就被迫打了不小的折扣。 然而，令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到了《蛙》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具体呈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观。这一点，既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关于前三十年的描写中，也清晰地体现在他关于后三十年的描写中。其中，最能见出莫言历史观的，是他笔下那些不无血腥气息的关于计划生育场景的描写。一方面，从中国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不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借助于官方的强制性力量，强有力地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拥有祖先崇拜心理以及传宗接代观念的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就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地球就这么大，地球上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枯竭，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坚持差不多半个世纪 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而且更是对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姑姑身为妇科医生，高密东北乡一带具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她的肩上。因为计划生育便意味着要不断地结扎、流产、引产，所以，姑姑也就由一个使用新法接生的救生的菩萨，而摇身一变为戕害新生生命的刽子手。正是因为有了姑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所以，一幕幕戕害生命的悲剧自然也就逐一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虽然制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带来的产妇以及新生儿生命的死亡，则又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强烈的批判与谴责。晚年的姑姑之所以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罪感情结，实际上所体现传达出的，正是作家莫言一种突出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具备。 就这样，围绕着计划生育这一特定时代产物的描写，莫言一种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历史观，也就十分清晰地体现在《蛙》这一小说文本之中。但是，莫言的值得肯定之处，却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以及横贯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计划生育这个特定事物进行了足称深入的辩证性批判反思，也在于对所谓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后三十年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批判性反思。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小说中关于“我”的老同学袁腮所一手创办的牛蛙养殖公司的描写上。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被侮辱被损害者，就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天生丽质且具有出污泥而不染品性的陈眉，在小说中曾经先后遭受过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在广东。一场突然降临的大火，对其心理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第二次打击，则是因为她返回故乡之后在袁腮牛蛙养殖公司的代人受孕行为。在这次打击中，陈眉成为了一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被剥夺者。必须注意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负面因素已经出现了某种愈演愈烈的可怕状况。一方面是不合理 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王春林
论莫言小说的语言特色 Document serial number【KKGB-LBS98YT-BS8CB-BSUT-BST108】
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论莫言小说的语言特色 指导老师：涂成林 学生姓名：范志丽 学号：25 院系：网络教育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写作批次：2015年秋 原创承诺书 我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若本论文及资料与以上承诺内容不符，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毕业论文作者签名：__ 范志丽 日期： 2015年 12 月 12日
摘要……………………………………………………………………………………………………………I Abstract (Ⅱ) 一、语言的修辞手法灵活多样………………………………………………………………………………… 二、语言风格幽默诙谐………………………………………………………………………………………… 三、语言色彩丰富，抒情自然………………………………………………………………………………… 四、语言色彩丰富，抒情自然………………………………………………………………………………… 五、狂欢化、变异化的语言结构……………………………………………………………………………… 六、乡土气息浓厚……………………………………………………………………………………………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词……………………………………………………………………………………………………………
历史之痛与忏悔之思 —— —评莫言的《蛙》 莫言在谈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时说：“写作新小说时我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来的文体和结构。” ①这何尝不是莫言自己创作的夫子自道。作为一个已经写出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许多优秀作品的作家，莫言写作《蛙》时有很高的起点，对于像莫言这样“重复自己是可耻的抄袭”的成熟作家来说，写作最大的困惑是如何面对已有作品的挑战，在阅读《蛙》时，我们会不自觉地追问，《蛙》在何种层面上构成了对莫言以往作品的超越？《蛙》如何处理莫言在谈大江健三郎时提出的两个问题？《蛙》的创作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意义？ 一 中国当代历史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历史，历史的机缘在不同的时代为人物的命运变化带来了丰富的戏剧性，在历史宏大的机制下，个人的身影是卑微而渺小的。小说叙事的魅力在于可以自由地穿行于虚构与历史之间，以历史性和想象性混杂的人物故事去重新整理和评价历史，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并获得反思历史的机会与展望未来的可能性。在命运的播弄和历史的夹缝中，人性的卑微和屈辱在小说家的故事叙述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学家对历史时代的描述不同，小说的历史叙事既有丰富的生活细节，人性的可能性想象，也有超越于时代政治的悲悯情怀和人文关怀，甚至是哲学的思索和启示。小说家与社会历史学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需要直接回答他的社会诊断，一切皆在人 物、故事、场景等想象之中，充满模糊意味的隐喻和人物故事孕育着多种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小说历史叙事的目的就是把读者带回到历史之中，重新回望并思索历史，在文字的缝隙中，找到人性的多重可能性和历史的某些症结。 《蛙》就是这样的一部充满历史叙事魅力的小说，小说穿行在建国后的历史时代之中，小说叙述的是关乎国人生活重要方面的生育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是必要而成功的。中国又是一个有生育传统的国家，计划生育国策与国人的香火观念、生育权利之间又是有矛盾的。当代中国生育问题对国人的生活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严重的人口问题。生育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政治，也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人口数据的变化，也是饱含着普通老百姓血泪情感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以深深的责任感，看到了这样充满悖论的历史现实。 《蛙》的难度在于计划生育是一项无可质疑的“国策”，表现这样的“敏感”的社会题材，是不能超出这个基本前提的。如何处理这样的重大题材？其文学的意义在哪里？莫言的处理方式是以大跨度的历史年代进行对照，书写在历史的变迁中人们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响，以人的命运变化写历史，以生育线索为中心串起了人物的爱情史、社会生活史、阶级斗争史、心理发展史、精神血泪史，以毛茸茸的人物故事呈现充满悖谬的历史黑洞和人性本色。姑姑（万心）是小说的主人公，1950年代国家提倡生育人口，姑姑是一个接生能手，接生了数千个婴儿，是受高密东北乡人 ■ 周志雄
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①；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②他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民族寓言”的“最佳例子”，“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③。在詹姆森看来，小说是民族历史的隐喻，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是深刻的，因此他把鲁迅小说作为“民族寓言”的标本。“种的退化”是莫言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分析这个主题能更深刻体会莫言小说的内涵，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在一定意义上，莫言“种的退化”观念也是民族历史的隐喻。 一、“种的退化”的历史内涵 邓晓芒认为莫言的历史观有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次的反思乃至批判④；张清华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⑤；毕光明认为莫言的创作“在强烈的个性中寓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⑥。虽然人们研究了莫言小说的历史内涵，但是正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最后几段是“难破译的密码”一样⑦，莫言的“种的退化”观念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红高粱家族》的开头与结尾是理解“种的退化”的关键，先看结尾： “我痛恨杂种高粱。…… 在杂种高粱的包围中，我感到失望。…… 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世界里去。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⑧ 莫言强调“纯种红高粱”是“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显然莫言把“杂种高梁”和“纯种红高粱”当作民族历史的隐喻，但是这样的“纯种红高粱”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了，它们早已成为“家族的亡灵”了。再看开头：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⑨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根本无法与“家族的亡灵”相比肩，“种的退化”似乎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 “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人种的退化与越来越丰富、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关。但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又 108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2月17日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其间曾经到棉花加工厂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应征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创作员等职。1997年10月转业到报社工作。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认为，莫言是中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1980年开始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庭》、《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八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白棉花》等二十四篇，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拇指铐》等六十余篇，电影、电视、话剧剧本等多部。 代表作《红高粱》内容摘要： 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为莫言的成名之作。书中创造了莫言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红高粱》曾荣获第4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据此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红高梁》是莫言的成名作之一，是一部宣扬生命个性、赞美生命的中国新时期小说，它曾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并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轰动中外。小说中所描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印象，散发的中国民族魂，无疑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与以往“寻根小说”所表达的主题的相异性。小说展现出的一系列独特意象：“颠轿”、“野合”、“敬酒神”等撼人心魄的情景，那方圆百亩随风摇曳、舒展活泼且情感热烈的棵棵高梁；那人迹罕至、充满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那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与血红的高梁……所有这一切，都能给我们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代表作《丰乳肥臀》内容摘要: 1996年《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 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
［摘要］莫言的新作《蛙》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切入点，从其合理性与人权的矛盾中，对一代人为之付出的艰 辛与生命存在的艰难进行了客观描述。书中将“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职能和基于人性的自我反省状态做出了深刻的彰显，对在计划生育年代经历过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担当作出探析，以便解决当代人在强大的外力与内心欲望之下，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存处境的问题。 ［关键词］ 《蛙》；计划生育；自省意识；生命担当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11）Z01－0025－02 莫言新作《蛙》中的自省意识探析 姜 畅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自上个世纪60年代推行以来，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正因为它近在眼前，反而更容易成为我们思考的盲区。然而当莫言把笔锋聚集于生育政策引发的种种情状时，我们这才恍然，计划生育在推行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辛酸，甚至是用生命来承继生命的沉痛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是矛盾纠结的人物、尖锐残酷的问题、困惑难言的思考、文学本性的悲悯。”而恰巧的是，我们读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或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人，这就使问题有了一种普适性的效果。读罢作品，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能够透过历史的凝重，来反视自身的缺失，便是作家莫言把文学推向最个人和内部的领域的伟大尝试。 一、厚重的历史：自省意识的构成积淀 人类历史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体构成，文学若要有深刻的力量，必然立足人类历史。莫言在文中所建构的文学背景依托于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从属于历史同时又属于当下，它自身又存在拯救与扼杀的悖论，从而使这个题材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了高度的敏感性。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极具必要性，然而也正是它，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否定了生命合理性价值的惨痛代价。在当下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早已漠视了曾经的沉重。莫言的《蛙》的出现，及时为我们敲响了尊重生命的警钟。我们没有理由去批驳计划生育政策曾经乃至今日都在不断发挥的遏制中国人口急剧膨胀的重大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在强大的外力与内心欲望的驱使下，该如何面对自身的生存处境的问题。 小说中对自省意识的讨论以“姑姑”为叙述中心展开。她是一名技术高明、有勇有谋的妇产科医生。 这个职业与计划生育政策一样有着自身的相悖性。一方面，她是生命的天使，通过她的手，众多生命顺利地来到人间，避免了古旧的接生法造成的不必要的伤亡；另一方面，她心系党和国家，是计划生育政策一名坚定的支持者与执行者，政策之外的生命不得不在她手上遭到扼杀，因此她又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刽子手。随着“姑姑”年龄的增长，她手下残杀的生灵便日益增多，这是使她无法排除积压在心中的罪恶感的直接原因。纵观整个故事，人物不断自省与追悔的过程也由时间线索逐层展开———“姑姑”由年轻时的满腔热血到年迈时的惶惑难安。时间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一切已成为历史，面对厚重的历史事实的积淀，使“姑姑”饱受了精神的严重煎熬与折磨。 莫言通过“姑姑”这一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为个人生命遭遇现实撞击埋下了伏笔。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命运必然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开始了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纠缠。小说的最后，“姑姑”在饱受重大的心灵折磨之下，不肯了结生命，并非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一个罪人是连死的资格也无法具备的。一个人到了求死不能的时候，这种折磨显然是更加残酷的。从“姑姑”严酷地自我解剖中，我们看到了超越于历史层面的深刻的理性自省意识。 二、《蛙》中“姑姑”自省意识剖析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严格的宗教禁忌。一种严格宗教禁忌意识的缺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道德底线与罪恶感的普遍缺失。”莫言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基础之上，使书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了或深或浅的自我反省。 “姑姑”的自省意识有着曲折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从她开始产生罪恶感直至她所做的一切成为她 25— —
苦难母题下对生命的深度思考 —— —论莫言小说的主题取向 □严晓蓉（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杭州310018） 关键词：苦难生命思考莫言小说主题 摘要：莫言的创作主题始终与苦难相关。在苦难的母题之下，莫言小说主题从最初对原始生命力的高扬到趋向对生命、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着对人、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但在这生命主题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莫言更深层的，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追索和叩问。 莫言是中国文坛特立独行的黑马，除了天马行空的感觉化叙事方式外，莫言对于苦难主题的有力突显，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直击生命最深处的力量。 一、苦难：民间永恒的母题 莫言对乡土民间与生俱来的眷恋和皈依感，使得他始终将创作置于苦难的母题下。就概念而言，“母题”是同题材相关联的，存在于其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与情景，它既具有语义上的意义，也具有结构方面的意义。①由此分析莫言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在莫言小说中，“‘苦难’可以说是一种独立自足的生存景观，它以一种无目的性的纯自然形态镶嵌在故事纹理中，构成了小说笼罩性的精神氛围，与其说它是具象的不如说它是抽象的、精神化的。”②苦难是莫言小说隐现的背景，那种萦绕在字里行间的对于人世的忧愤和思考，使得阅读莫言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究其深层原因，一是作家自身童年与少年时历经的困苦背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童年经验组成人类潜意识的一部分，它会或隐或显地影响人的一生，莫言不幸的童年背景也进一步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观；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为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莫言的身份认同促成了他“为人民写作”的观点，它引导着莫言近乎本能地关注民间，抒写苦难。 从对苦难的表现来说，善于书写苦难的作家很多，如张炜，《古船》便是以两代人的苦难经历寓指民族文化心理的积弊；张承志以苦难抒写了一个时代的困顿与压抑；余华更是抒写苦难的高手，他的《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活着》等一系列小说充斥着对苦难的展现，但余华更多表现出一种对苦难的无为而治。而莫言对苦难的抒写，笔者以为，其最深的结点是在于对一种生命强力的表现。 因为历经物质极度匮乏的苦难生活，莫言对美好生活有强烈渴求，对生命本能的感官体验尤为敏感。他曾以《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一文来阐释他成为作家的理由。莫言在文中写道：“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③也正因为如此，莫言文本中存在大量肉体受难的描写。这种对生存之痛的描写，其背景多来自作家少时对苦痛的记忆或是对天灾人祸的感怀和思考。莫言最早期的《民间音乐》《雨中的河》等作品，虽然文字浸润着一种乡村民间特有的诗意，但其内在仍回旋着缕缕苦苦的情绪，这是来自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苦难体验。莫言对童年苦难表现最典型的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形象：黑孩的肉体对痛苦具有超人的忍耐力：他的手指被灼热的砧铁炙烤；他被后母毒打和虐待，在冬日里赤着双脚和上身，在连续打摆子之后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黑孩经受饥饿、寒冷，暴力……莫言以他特别的感觉化描写方式将黑孩所经历的苦痛那么清晰地展现在文本中，并通过文字将阴郁、瘦弱却又具有特别生命力的黑孩刻进读者脑中。童年在莫言心中留下的深刻记忆，使他常以儿童视角来抒写苦难，以儿童的纯真使“一切遮蔽的假象全然消失，人类生存的深邃本质赫然眼前”④，莫言创造了一系列这样的孩子形象，如《枯河》中的小虎，《丰乳肥臀》中的司马粮，《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等。这些人物在苦难重压下都有着超强的生存顽力，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抗；但另一方面，出于孩子的本性，他们对美好有着本能的追求。我们阅读这样的文本，在深切的同情之余，更多的是从中体会到来自生命本能的强烈野性之美，让人颤栗和冲动。 莫言亲历的痛苦，使他对小人物所受的苦难有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怀。这表现在《天堂蒜苔之歌》《红蝗》《师父越来越幽默》等一批表现天灾或政治原因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作品中。近乎纪实的小说《天堂 116 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