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学术2011年第3期
庞德翻译如此多的中国诗歌与中国经典，他的诗歌与理论著作又有如此多的中国元素。更重要的是，他是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文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兴趣激发西方其他人对中国的兴趣，可以讲，美国现代诗对中国的借鉴主要滥觞于庞德，因此一位外国学者评论说：“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好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①此话是切中肯綮的。鉴于此，在众多的庞德学著作里，有不少研究庞德与中国关系的学术著作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儒学与经典，乃至历史文化背景，于西方研究庞德的学者大多只能望洋兴叹，故中国学者在此领域驰骋的空间较大。以庞德与中国为题作为华人学者研究尤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也许还有一些可以想到的理由。其一，庞德是大人物，影响大，又搭上中国渊源，做该题目不会杳无音信；其二，庞德的诗难懂，他对中国诗与文化的借鉴不易梳理，做该题目富有挑战性。但何时与中国搭上情缘？阅完众多庞德传记，似乎没有定论。庞德对中国儒学发生兴趣是在他抵达英国伦敦之后，艾伦·厄普伍德（Allan
Upward ）建议他去阅读孔子。他在一九一三年
十月写信给他父母说厄普伍德让他读法国人波提尔（Guillaume Pauthier ）译本《孔子》与《孟子》。庞德英译《大学》的第一个译本Ta Hio ，The
Great Learning of Confucius 出版于一九二八年，
他是根据波提尔的法译本翻译的。庞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重译《大学》，这是他学习中文与研究理雅各（James Legge ）的英译本的结果，一九四二年翻译成意大利文，一九四七年翻译成英语Great Digest 。庞德用意大利文翻译和出版《中庸》是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五年初，此时正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猖獗之时，他想为欧洲法西斯主义提供一些理论武器。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庞德以英文重译完《中庸》（The Unwobbling Piuot ），此时二战已胜利结束。庞德翻译《大学》和《中庸》得到不少人的帮助。首先霍尔德大学的英语教授阿米亚·契克拉夫提（Amiya Chakravarty ）为庞德提供《大学》和
———庞德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研究
庞德与中国的情缘以及华人学者的庞德研究
*
蒋洪新郑燕虹
主持人陈众议
*该部分李春长博士参与写作。
①
杰夫·特威切尔：《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诗》，张子清译，《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张子清：《美国现代派诗歌杰作———〈诗章〉》，《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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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英译本，后来又提供了在印度出版的《论语》的英译本。另一位帮助过庞德的是W.M.霍利（W.M.Hawley），他是一位东方学者、书商和出版家，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他从一九四六年就与庞德夫妇通信联系，为庞德提供了中英对照版《大学》和《中庸》，他还寄给庞德《马修中英词典》（Mathews’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还有一些有关中国的图表、文字发展、历史等书籍。
庞德翻译和出版《论语》（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London：Faber& Faber，1955）是在一九五四年，重版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四八年底阿米亚·契克拉夫提写信给庞德夫人，说他将介绍一位汉学教授去华盛顿与庞德讨论《论语》，此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中国人方志彤。方在哈佛大学时曾经研究过庞德的《中国诗章》（China Cantos），他写信给出版商和庞德，指出其中有关中国历史背景的一些常识错误，但庞德本人不想改正。一九五○年十二月底方志彤从剑桥来到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拜访庞德。方极有可能读了庞德《论语》的翻译手稿，因为他在给庞德通信联系中谈到庞德翻译中的一些字的处理，如“止”、“臣”、“敬”、“本分”等。方志彤还给庞德寄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中文字典。一九五四年庞德出版英译本《诗经》。他打算英译《孟子》，但没有化为现实。
庞德侨居意大利和在美国被关押期间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充满着向往，其主要原因是他有感于西方社会步入二十世纪之后所出现的危机和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作为一代思想家，庞德总是寻找拯救这些弊病的良药。他在《急需孔子》（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和《孟子》两篇论文中表现出对资本主义高利贷经济的批判，提出西方人得了思想上的重病，他要用《大学》这剂药去治疗。“如果仅为了了解和评价我们欧洲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孔夫子。”庞德因在二战中支持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匆忙间他带了一本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五-一八九七）的中英对照本《四书》而去。庞德后来回忆说，是这本“圣经”救了他，使他免于身心崩溃，因此他欠孔子的情。“难怪在《比萨诗章》里，我
们看到庞德引用《大学》两次、《中庸》四次、《论
语》二十一次、《孟子》九次。”
艾略特自己在一九二八年找到精神的寄托
与信仰，他问：“庞德先生信仰什么呢？”庞德在
一九三○年未明说自己皈依什么或者信仰什
么，但他的回答也包含了深刻含义：我多少年来
回答此类问题时告诉提问人去读孔子和奥维
德。在一九三四年，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相信
《大学》。”在一九五五年，他再一次重复自己的
誓言：“我信仰《大学》。”约翰·J.诺尔德（John J. Nolde）的《艾兹拉·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and China）是一本研究庞德与中国关系涉及面
较广的著作，该书涵盖了庞德的历史地位，庞德
发现中国，庞德发现孔子、大学、七湖诗章、中国
诗章、历史诗章。这里尤其要注意一些中国学者
所作的杰出贡献。
刘延陵一九二二年二月发表于《诗》上的
《美国的新诗运动》就显得特别重要。刘在他的
文章中略述了从惠特曼到一九一三年之后的意
象派这一段美国新诗运动史。他认为“幻象派诗
人（即意象派）是助成美国诗界新潮的一个大浪……埃若潘（Ezra Pound）首先把这些革命家聚
成一群；他于一九一四年印了一本《幻象派诗选》”。接下来，刘延陵列举了意象派六个信条，
并总结了新诗特点：日常用语入诗与题材自由
化。①简单的片言只语道出了庞德的作用：二十
世纪初美国新诗领袖。就本人掌握的有限资料
来看，这应该是庞德被首次作为新诗运动中的
重磅人物介绍到中国。庞德诗歌的译文直到一
九三四年十月《现代·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出版
时才出现。在本期中，施蛰存翻译了庞德的《默想》、《一个少女》和《黑拖鞋·裴洛谛小景》。与翻
译相比，这一时期对庞德的介绍更多更详细，最
为重要的包括徐迟的《意象派的七个诗人》（一
九三四年四月）和《哀兹拉·邦德及其同人》以及
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九三四年十
①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刘延陵诗文集》，第241
页，葛乃福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②1933年2月，《现代》曾刊发高明译的〔日〕阿部知二的
《英美新兴诗派》，对意象派及一些意象派诗人做了
非常简短的介绍，对庞德也是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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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②《意象派的七个诗人》在中国的意象派研究及庞德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国人对庞德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首先，它一扫过去意象派绍介以洛威尔为中心的做法（如闻一多、刘延陵、郁达夫等），第一次把庞德放在了首位。其次，文章界定了意象派的核心概念“意象”：意象是“坚硬、鲜明、Concrete、本质的，而不是Abstract那样抽象的”。第三，该文对庞德的个人经历及诗歌创作做了简单的介绍，同时指出，庞德虽然后来退出意象派，但他的功绩不能抹杀。第四，该文点出了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说庞德翻译了“好些中国诗”，其所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深受外国人喜爱。最后，文章简要探讨了庞德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比如，文章以《再指导些》（Further Instruction）和《舞蹈之姿》（Dance Figure）说明庞德的诗作既有诙谐，也具有严肃性，“富有音乐和色彩”。作为庞德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意义显而易见，但其缺陷也同样有目共睹：该文把庞德放在意象派诗人之首来介绍，更多的是因为庞德首先编辑诗集《意象派诗人》，而非其作为诗人的重要性。因此，该文追随当时国外批评界的看法，认为庞德如果不那么“伶俐”和“怪僻”，应该会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另外，文章对意象的解释仅强调意象感觉性，而没有指出其智力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最后，徐迟把意象派诗人的任务仅说成是“内容的解放”则是一种倒退。徐迟之前的研究者（如刘延陵）其实早就指出，意象派诗人从形式到内容解放了诗歌。《现代美国诗坛概观》提出了一种到现在看来仍然令人深思的观点：美国现代诗歌（包括意象诗）与以前惠特曼的诗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破坏传统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国诗对英国诗的模仿、对欧洲大陆诗的翻译、美国本土的自然环境等因素都为现代诗的诞生作了铺垫。邵洵美将美国现代诗分为六大类，其中之一是意象诗。他概括说，意象派就是“要动作更自由，要声音更准确，要光亮更透明”，这种点评非常到位。他还指出，象征主义、日本俳句、古希腊诗和休谟的反浪漫主义主张推动了意象派。该文认为，庞德的创作不受国界的限制，体现了“文学上的国际主义（lit－erary internationalism）”，他的“字汇、态度、题材、形式、音调”只是可以变换的工具，其真正要表达的则是“千古不易”的“情感的性质”——
—诗的“唯一要素”。邵文的贡献在于，全面提到了意象派的思想来源和美国的本土性，注意到了庞德创作中的非个人化倾向；但遗憾的是，邵文虽然把庞德作为意象派中两个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洛威尔），但对他的着墨并不多，更谈不上具体论证了。
钱锺书在他的文章里有几处提到庞德，他在一九四五年《中国年鉴》发表英文文章《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风格的关系。他指出庞德总认为中国文学是具体地源于中国文字的具体性，因此，庞德想以表意法来写诗，将意象浇铸于视觉想象上，庞德自以为所有意象是视觉的，而不知表意法在中国文字传统构造中仅是六种之一，在中文诗中听觉意象与嗅觉意象并不像视觉意象那么具体，也并不少。因此，钱锺书认为庞德对中国诗与中国文字的了解是一知半解和自以为是的，他说：“Pound is construing Chinese rather than reading it，and，as far as Chinese literature is con－cerned，his A.B.C.of Reading betrays him as an el－ementary reader of mere A.B.C.”①钱锺书在写《谈艺录》时，将《文心雕龙》与庞德的诗论进行比较：“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文心雕龙·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按Ezra Pound论诗文三类，曰Phanopoeia，曰Melopoeia，曰Logopoeia，与此词意全同。②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马矣之见矣。”③这两处文字说明钱曾研读过庞德的理论著作，而且批判庞德的话语不多，却能一语中的。钱把中文诗歌追求的形、声、情与庞德的形象诗、音乐诗、意义诗对等起来，虽然仅是行文中偶附的片言只语，但也开了中文诗学与庞德诗学相比较的先河，这在前人
①钱锺书：《钱锺书英文文集》，第283页，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②钱锺书：《谈艺录》，第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③见How to Read，pp.25-28；ABC of Reading，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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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绍介中是找不到的。①另外，钱锺书在此按语末尾说“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马矣之见矣”，实际上是在批评庞德，因为后者在上述两部著述中都认为，中文由于自己文字的特殊性，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形象诗。②这应该是中国庞德研究中对庞德的汉语言观提出质疑的最早案例。
钱锺书在改革开放之后中美首次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说到庞德：“假如我们把艾略特的说话当真，那么中美文学之间有不同一般的亲切关系。艾略特差不多发给庞德一张专利证，说他‘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③钱锺书一提到庞德便带点调侃的意味：“庞德对中国语文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煞费苦心的误解增强了莫妮克博士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庞德的汉语知识常被人当作笑话，而莫妮克博士能成为杰出的汉学家；我们饮水思源，也许还该把这件事最后归功于庞德。可惜她中文学得那么好，偏来翻译和研究我的作品；也许有人顺藤摸瓜，要把这件事最后归罪于庞德了。”④这是钱锺书为他的《围城》德译本所作的前言，文中提到的莫妮克是位汉学家，她研究过庞德与中国的关系，后译《围城》和研究钱锺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可能因为抗日战争和内战，较少有人评论意象派和庞德。由胡危舟和阳太阳主编的《诗创作》在一九四二年第十五期刊载了宗玮译自詹姆逊女士的《二十世纪英美诗人论》，其中有关于意象派和庞德的些许论述。文章从时代（战争、科技、工人、女权、知识分子等）角度出发，指出新的经验要求有新字词和题材，反对“空泛”、“陈腐、古旧、怪僻”和“高调”的维多利亚诗歌。意象派诗人“要求高度的准确和明朗”，表达出“看得到、听得着、摸得到的东西的印象”（故宗玮把imagism译为印象主义者）。庞德“宣传”意象主义诗学，他的诗“更复杂更贵族化”，形式上“更新奇”。本译文的突出点在于指出了庞德诗歌的复杂性与贵族化倾向，这是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作诗如作文）以来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诗歌采用日常口语似乎使得诗歌更易理解，但在庞德后来诗歌中的口语却更晦涩，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理解。文章在对英美诗人分类时，把庞德排除在意象派的代表人物之外
作介绍，只是在注释中说庞德“宣传”意象主义
诗学，这似乎正印证了国内一直以来对意象派
研究的成果：洛威尔等人才是意象派的主力军，
庞德只是小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从以前的梳理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的
庞德研究都注意到庞德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史
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他与意象派、与中国和日本
等其他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为后
来的庞德研究指出了一些方向。这些著述具有
几个特点或缺陷。一、介绍性片断居多，并非真
正意义上的研究。二、功利性。从胡适的文学主
张到刘延陵挖掘中国新诗来源再到施蛰存的意
象抒性诗等，关于意象派与庞德的论述主要用
于促进中国新诗的创作和发展，很少是纯文学
研究，这就使得介绍者只专注于庞德的意象或
反叛，而不能全面地审视庞德。虽然徐迟称庞德
为“艺术大师”，但其本人并没有深入展开，而且
后继乏人。三、庞德在意象派中的地位没有得到
充分认识。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国内学人在译
介意象派时，总是把洛威尔置于制高点，由洛威
尔再及庞德，从而边缘化了庞德。这与历史显然
不符，或许这和留美的中国现代诗人与洛威尔
有更多的接触有关。四、庞德的创作汉译非常之
少。据统计，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间，庞
德只有六首诗被翻译到国内。⑤他大量的文学
论文则无人翻译。即使是这六首译诗也非庞德
的代表作，这也抑制了国内对庞德的进一步探
讨。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庞德研究只是让国人
初识了庞德这位诗人，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介
绍庞德较多的徐迟在一九八○年的一段话，应
该可以总结解放前的蜻蜓点水式的庞德绍介给
国内带来的效果：
①当然，把中国古诗的“情”等同于庞德Phanopoeia还有
待商榷。
②Pound，Ezra：ABC of Reading，New Haven：Yale Univer－
sity Press，1934：p.29.
③④钱锺书：《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
158、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⑤耿纪永：《〈现代〉、翻译与现代性》，《同济大学学报》
2009年第2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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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我又在《现代》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现代派诗歌中一个小流派叫做“意象派”的七个诗人。现在我记得其中四个：艾兹拉·庞德、阿尔丁顿和女诗人阿梅·罗惠尔、H.D.。其余三个不记得了。这个意象派主张描绘鲜明、坚实的形象，从这样的形象中便可以塑造出“意象”或“神象”来。这种理论最后落进神秘主义中去了，它的诗歌晦涩难懂。·我·虽·写·过·文·章·介·
绍
·过·它，·可·是·现·今·已·不·明·白·这·个·小·流·派·是·怎·么·一·回·
事。①因此，庞德具体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只能由后来人挖掘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间，由于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所迫，国内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成果比以前不仅骤然减少，而且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政治烙印。关于庞德的译文或论述也不可避免具有这些特征。有些成果撇开其明显的政治标签，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其中，比较值得称道的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中选译了庞德的《严肃的艺术家》（罗式刚、麦任曾译，作家出版社）一文。这应该是大陆翻译的第一篇庞德的理论文章。这篇一九一三年发表在《利己主义者》上的文章表达的艺术观念贯穿着庞德一生的创作：艺术与化学等一样是科学；艺术家就是科学家，要超然物外，利用抽象的原理研究人性与个性；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精确性。与本篇译文相呼应的是袁可嘉发表在《文学评论》（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上的《“新批评派”述评》。这篇论文评述了庞德的意象主义理论来源和主要观点，可以作为《严肃的艺术家》的注脚。庞德提出的意象派理论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注重暗示，反对诗歌直接抒发情感，主张诗歌应为“人类情绪的方程式”，强调“意象”、“语言”和“形式”，是“‘新批评派’形式主义的开端”。该文还探讨了前人没有注意到的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认为庞德等新批评派“抹杀了作家的社会义务”。袁可嘉的另一篇论文《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一九六三年第三期）则较为深入地分别探讨了庞德的理论背景和诗歌创作。难能
可贵的是，袁可嘉指出了意象派诗的缺陷：“体制太小，局限太大，诗人很难对生活中的重大课题发言”。庞德后来摆脱了这些限制，创作了自传体组诗《休·赛尔温·莫伯利》（原文为《休·赛尔温·毛伯莱》，以下简称《莫伯利》）和长诗《诗章》，“大大扩展了意象和联想的运用范围”，涉及到了社会的种种问题，后者还涉及到古罗马希腊文化、当代历史事件和中国古代文化。该文还详细论证了《莫伯利》和《诗章》的片断，虽然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但也有不少合理成分。本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分析庞德的代表作品《莫伯利》和长诗《诗章》的文章，为以后庞德的作品研究指明了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人思想获得空前解放，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文章铺天盖地，把整个八十年代说成西方现代派研究时代丝毫不显得夸张。作为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庞德的译作和研究也层出不穷。诗作翻译、论文翻译、学术研究都出现了。据不完全统计，申奥、裘小龙、赵毅衡等人在这十年间共翻译庞德诗五十多首，②其中包括庞德的代表作品《在地铁站》、《莫伯利》和《诗章》片断，还有多首诗被重复翻译。庞德的文学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一九八三）收录了六十年代翻译的《严肃的艺术家》。琼斯（Peter Jones ）的《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一九八六）收录有庞德的两篇论文《意象主义》、《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一篇庞德致《诗刊》主编门罗的信以及洛威尔的两篇《意象主义诗人》序言。由黄晋凯等人编译的《象征主义·意象派》（一九八七）翻译了《回顾》、《关于意象主义》等。
③
翻译的增加给国内学者研究庞德
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也澄清了国内对庞德及意象派的一些误解。比如，《回顾》、《意象派诗
①徐迟：《文艺和现代化》，第19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②
见陈德鸿《二十世纪英美现代派诗作中译本经眼录》，《翻译学研究集刊》2002年第7期，第187-196页。重复翻译不计算在内。
③伍蠡甫主编的《西方古今文论选》（1984），节译了庞德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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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的论文和《原编者导论》至少在三方面对庞德研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是庞德创立了意象派，为其命名，并提出意象派的原则，而国内以前一直奉为意象派领导的洛威尔只是后来者，其信条也是从庞德的指导原则演化而来。
二、意象是瞬间情感与智力的复合体，因此，意象具有感性和理性双重性，而非单一的感性。
三、自由诗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写成，而是要在“必须”的时候才可以写，要经过一定的训练，遵守一定的规则。有的翻译还附有相对比较详细的庞德传记和导读，①学者可以据此发现新的研究点。比如，《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对庞德的创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了简单的梳理，并在国内首次提到庞德的经济主张及其来源。
就期刊而言，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年来专门研究庞德的文章共有十五篇，②把庞德作为某个派别（如意象派、现代派、与中国的关系等）加以附带论述的总共有近百篇。就学术著作来看，这一时期没有庞德研究专著问世，只在大量关于西方现代派和意象派著述中可以见到对庞德的论述。
提起庞德必然会提及他的意象派诗学，这在以前的绍介和《意象派诗选》的多篇译文中已有淋漓尽致的描述，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这种诗学。追随袁可嘉的脚步，这一时期的郑敏等学者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庞德意象主义诗学的功过是非。庞德诗学追求主客观统一的意象，用硬朗精确的形象约束情感，这种意象不仅有强烈的情感，还有理性，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体，从而抵制了浪漫主义的泛滥感情，为后来的现代派诗歌创造出诸如意象叠加等表达方式，这是其功劳所在。其问题在于容易束缚诗人的创造力，使诗缺少丰富的社会内容，缺乏“宏大的气魄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走向了唯美主义。③庞德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国内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众所周知，庞德从早年改译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一些诗歌译文开始到《华夏集》再到整部《诗章》的创作，与中国文化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前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没有给予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庞德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这个领域。但在研究之前要
回答的问题就是，庞德在自己的一生中是如何
学习中国文化的，他又在哪些理论或创作中运
用到了中国文化？常沛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
细的梳理：庞德先曾研读在日本学习中文诗的
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手稿，从而获得
了有关中国文字和古典诗歌的知识，从中整理
出含有十四首中国诗的《华夏集》和《作为诗歌
媒介的汉字》；随后，庞德开始系统学习中国文
化，借助多种字典学习中文，阅读《四书》，出版
英译《大学》，发表《急需孔子》，提倡孔孟思想，
在《诗章》的第十三章和《比萨诗章》引用孔子思
想，又根据冯秉正的《中国历史概论》写就了《诗
章》的第五十二章到第六十一章，后来又翻译了
《诗经》；庞德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在于给病入
膏肓的西方开出药方。④常沛文的文章为学者
们研究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幅非常
详细的轮廓图。
艾略特曾说，庞德是“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庞德之所以发明中国诗歌，肯定是中国诗歌吸
引了他的目光。中国诗歌为什么会吸引庞德，又
对庞德造成了哪些影响？最早关注此类问题并
进行较深入探讨的应该是赵毅衡。⑤他在这一
时期先后发表三篇文章和一部论著《诗神远游——
—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
论述庞德等美国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借鉴。这一
时期探讨该问题的还有丰华瞻、袁若娟、王军等
人。最初的庞德对汉字一窍不通，仅借助费诺罗
①见庞德等《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申奥译，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5。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
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
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②主要统计来源为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和诗刊《星
星》。这里的“专门研究”是指通篇以庞德本人的经
历、创作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
③郑敏：《意象派诗的创新、局限及对现代派诗的影
响》，《文艺研究》1980年第6期。
④见常沛文《艾兹拉·庞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外
国文学》1986年第5期。原文把《作为诗歌媒介的汉
字》译为《中国文字和英文诗歌的写作手法》，把《诗
章》译为《长诗》。
⑤赵毅衡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4期上发表《意象
派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文，着重研究庞德的意象主张
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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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的注释和自己的想象力去解读单个的汉字。一些象形字和中国古典诗歌中丰富的意象与庞德的意象概念不谋而合；中国古典诗语句之间貌似“脱节”的现象也应和了庞德的“直接处理事物”的主张；上述两点的结合又造就了庞德所谓的“意象叠加”。这种诗歌类型一反维多利亚时期抽象和说教的诗歌特征，具有精确和硬朗的特点。庞德后来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让他坚定了这种观念，使得他又翻译了许多中国古典诗，并将许多汉字用到《诗章》中去；另一方面让他发现中国的孔孟之道有利于解决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诗章》引用了多种儒学经典。当然，日本的徘句也符合庞德的诗学要求，但它影响远小于中国诗的影响。①庞德虽然反对传统诗歌，但他对中国诗的关注继承了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②
庞德在中国诗中发现了意象诗，从而促进了国内对于中国古典意象论的研究。③庞德的意象是否等同于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象呢？有人认为，“在理论上，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境说和意象派的意象说，虽然语言的表达各不相同，却有着最基本的相同之处”：重直觉、重主客观统一；在诗歌创作上，手法也基本类似，但由于所处的国度与时代不同，两者所表现的内容大相径庭。④也有人认为，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象与庞德的意象在内涵上有所不同。中国的意象是“主观的情意和客观外在的物象的统一、结合”，适用于诗、乐、书画等文艺领域，而庞德的意象则是纯主观的，“不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的结合，而是属于主观世界范畴的理性和属于主观世界范畴的感情（情绪）的集合、复合或结合”，只适用于诗歌领域。⑤适用范围不同显而易见，但认为中国意象属主客观统一、庞德意象属于纯主观的看法似乎经不起仔细推敲：在诗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经过了诗人眼睛的扫描，都不再是纯客观的了。庞德自己曾说，诗中的意象有两种，一种主观，一种客观；但这种客观意象也只能“貌似外部事物的本来面目”。⑥庞德的汉诗英译也是中国学者一直以来热烈讨论的话题。这一时期大部分学者都称赞庞德学习传播中国文化，认为他这种为我所用的精神难能可贵，对庞德的误译表示理解。郭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郭认为，庞德的英译作为诗歌本身非常精彩，其优美无可质疑，但作为翻译就“错误百出”。庞德的“误译、误解或随意”是所有“汉诗翻译家的苦衷”，应该得到理解。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庞德的翻译是精彩的意象诗，然而，他对汉语的一知半解致使他的英译常常失真，与原作有不小的差距。丰华瞻在《庞德与中国诗》中认为，庞德不了解汉语，又受到才力的限制，他的英译“未能达到我国古典诗名篇的水平”。
就中国文化与庞德的关系方面，庞德除翻译李白等人的诗之外，还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引用儒学的语言，并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因此，庞德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就成了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庞德旨在通过儒家思想革除西方文化的弊病。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庞德之所以在诗作中大量引用儒学片断与他的诗学理论有着密切关系。在庞德看来，“语言的精确与否决定社会的存亡”，而诗歌的目的就是维护语言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孔子的“正名”和“诚意”按照庞德的理解，正是要使语言精确化，正好符合了他的诗歌功用理论。⑧由此，庞德热爱儒学、借鉴儒学也在情理之中了。
研究庞德不能不研究其诗作，本时期的诗作研究主要以意象派诗学为理论框架，以《在地铁站》为对象。庞德关于这首诗创作的回忆常常
①赵毅衡：《关于中国古典诗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
点刍议》，《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第20页。
②见丰华瞻《意象派与中国诗》，《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3期；《庞德与中国诗》，《外国语》1983年第5期。
③见敏泽《中国古典意象论》，《文艺研究》1983年第3
期；曾俊伟：《“意象”说源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4年第2期；流沙河：《十二象·意象》，《星星》1984年
第9期；李心峰：《“意象”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5年第2期。
④袁若娟：《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河南师大
学报》1984年第2期，第79-83页。
⑤肖君和：《论中国古典意象论与西方“意象派”的区
别》，《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第28-32页。
⑥Cookson，William，ed..Selected Prose，1909-1965：Ezra
Pound，London：Faber and Faber，1973：p.344-345.
⑦见《埃兹拉·庞德的中国汤》，《读书》1988年第10期。
⑧蓝峰：《“维护说”析——
—庞德诗歌理论及其与孔子思想的关系》，《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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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析这首诗的背景，点出诗作中意象的逼真。《在地铁站》不用连接词等多余词汇，采用意象叠加的方法直接处理对象，“不露情感，不涉理念，全凭直觉”。①叠加的意象与背景的对比显示出“现代城市悲戚苦痛的生活还存有一丝难得的美”。②李文俊的《美国现代诗歌一九一二-一九四五》（《外国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九期）一文对庞德的重要诗歌及诗歌集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并给予了一定的评价。《面具》、《华夏集》、《莫伯利》、《诗章》都有述评，特别是《诗章》。该文是国内研究史上第一篇较为全面地评介《诗章》的文章，这与前人片断式的述评有很大不同。第一章到第九十九章都被加以分类论述。这部在时空之间旅行的史诗内容虽然驳杂（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诗学等），却是一部“深奥、有气魄、有才智的重要作品”。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庞德在威尼斯与世长辞，盖棺定论的时刻到来了。庞德的一生应该是漂泊的一生。他出生于美国，只身到欧洲闯荡，先后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追求诗歌事业，从意象派到漩涡派，不断探索新的道路。作为现代诗人，他却从久被人遗忘的普罗旺斯、古希腊、拉丁文化和遥远的中国寻找诗歌营养。他年纪轻轻时已小有名气，但总是摆脱不了清贫的困扰，即便如此，他仍然尽其所能帮助后进。作为现代派诗歌的三大旗手之一，他赢得了很多同辈人的尊重，也招来很多同代人的批评。二战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醉心于经济学探讨，支持墨索里尼，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使他陷入耻辱之中，战后被控叛国罪，最后客死他乡。其留下的巨著《诗章》在研究者中毁誉参半。庞德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种矛盾反而使他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这正说明他是“美国现代文坛怪杰”。③他将为自己的艺术贡献感到骄傲，而为自己的错误感到悔恨。④他最突出的成就应该是他曾经做过“现代派诗歌的爆破手”，⑤而他最错误的地方莫过于投靠法西斯。
从整体来看，八十年代的庞德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庞德的诗学、创作、个人评价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成就斐然，大大超过了从胡适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总和。庞德与中国文化关系是这一时期的焦点，⑥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突出，从影响媒介到概念与思想对
比，再到翻译研究，都有纵深研究，基本厘清了
庞德与中国文化互动的大致轮廓。当然，这一时
期的研究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一、仅用意象诗学
说明庞德的成就和分析其诗作，忽视了庞德对
意象派的超越；二、对于庞德汉译英译的研究仍
待深入；三、庞德除《在地铁站》之外的代表作品
基本无人问津。
最早与庞德接触很深而又研究过庞德的中
国人是方志彤（Achilles Fang，一九一○-一九九五），他从小在韩国长大，回到中国后在上海的
教会学校学习，后到清华大学学习哲学与国学，
与钱锺书同学，也是钱锺书为数不多的好朋友
之一，一九三二年获学士学位后留在清华读研
究生。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个博学的人，他
教过拉丁文、德文，当过编辑，用日文和英文写
作，一九四七年受哈佛大学资助编写中英大词
典，后放弃该工作到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
他做的博士论文研究庞德的《诗章》，题为“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共八百
六十五页，一九五八年获博士学位。这部未发表
的博士论文成为研究庞德《诗章》的重要参考资
料。迄今最为全面的《诗章》注释本《艾兹拉·庞
德诗章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的编者卡罗尔·F.特里尔（Carroll F.Ter－rell）在该书的前言特地提到方志彤未发表的博
士论文对找到许多索引有极为重要的价值（Th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Achilles Fang，“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Harvard University，1958）has been extremely
①流沙河：《意象派一例——
—伊兹拉·庞德〈地铁站内〉》，《星星》1984年第10期。
②周上之：《美的瞬间和意象派的创作方法——
—庞德代表作〈地铁车站〉赏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1986年第2期。
③申奥：《美国现代文坛怪杰——
—庞德》，《外国诗》（2），第178-191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④克劳斯·多尔曼：《遗落在荒原上的恨——
—美国名诗人庞德追忆》，《世界博览》1989年第4期。
⑤郑敏：《庞德——
—现代派诗歌的爆破手》，《当代文艺思潮》1980年第6期。
⑥单就期刊文章的数量来看，从1980年代到现在，这个
话题一直都是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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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 in locating numerous sources.）。①他写论文阶段经庞德购得唐石版的《大学》与《中庸》，需要行家辨认并写出英文注解，庞德的好友、新方向出版公司的老总拉林（Laughlin）介绍他们相识，此时方志彤正好写博士论文。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方志彤带上译稿到庞德被关押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看望庞德，庞德夫妇见到方志彤大喜过望，在庞德被关押几年后终于找到能谈得来且能给他解决问题的人。随后他们频繁地书信来往，他们通信有214封，其中庞德给方志彤108封，方给庞德106封。②方志彤被人称为博学宏识，但很少发表（“he knew everything，but published little.”）。他的研究庞德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庞德的诗中典故来源，庞德诗中多种语言交杂用典纵横交错，中国学者方志彤居然一一道破，且还发现其中不少引典错误，真是了不起。他对朋友很仗义，为了免于让庞德的名誉受损，他这本博士论文一直压着未出版。
第二位以庞德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中国学者是荣之颍（Angela Chih-ying Jung，b.一九二六），她从北京教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在一九五二年春季的研讨会上发现一位学生抄写汉字，该学生给她看抄写的汉字正来自庞德《诗章》一书。此后荣女士沉于阅读庞德此书，发现其中大量借用中国文化，再读庞德翻译中国经典书，如《华夏集》、《大学》和《中庸》等。庞德如此多借用中国文化的元素激发了荣之颍想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于是她鼓起勇气给关押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庞德写信，庞德回信愿意见她并回答她的问题。在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八月，她至少见了庞德十五次，其中有两次艾略特也在场。③荣之颍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五五年完成，庞德亲自给该博士论文定题为《艾兹拉·庞德与中国》。该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In－troduction：Off the Record;Part One：“A New Greece in China”；1.“The Sea of Strangeness”；2.“Rest Me with Chinese Colours”；3.“Cathay”；Part Two：“Better Gift Can No Man Make to a Nation”；
4.“I believe the Ta Hio”；
5.“China Cantos”（A）Canto XIII；（B）Cantos XLIX，LII-LXI；
6.“Ching Ming”；Part Three：The“Ideogrammtic Method”；
7.Origin of the“Ideogram”；
8.Theory of the “Method”；Function of the“Ideogratic Method”；（A）In Crticism；（B）In Poetry；Part Four：“The Stone Is Alive in My Hand”；
9.The Confucian Classics；10.The Classic Anthology；Conclusion：“The Crops Will Be Thick”；Bibliography。④十五年后，荣之颍任奥尔岗大学的中文教授，她在学术假期间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去意大利看庞德，她当时正在编一本庞德与意大利关系的书，此书后来名为《艾兹拉·庞德的意大利意象》。⑤该文集收录了十二篇论文，荣之颍作了一篇绪论。这篇绪论介绍了所选文章的概要，并在前面部分满怀深情地叙述了庞德与意大利的关系。她认为庞德这样的天才是没有国界的，他的文学生涯始于威尼斯，后来也逝于此。美国将他视为叛徒，意大利将他看作自己的诗人，他最后与但丁、奥维德等诗人葬在一起，他的作品有246种被译成外文，其中113种被译为意大利文，他许多作品源于意大利文学的影响，例如，他的《灯光熄灭》（A Lume Spento）源于但丁的《炼狱》三，第132行（Purgatorio III，132），他获美国博林根诗歌奖的《比萨诗章》就写于意大利。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裔学者诗人叶维廉教授（Wai-lim Yip），青年时博士论文《埃兹拉·庞德的〈华夏集〉》（Ezra Pound’s Cathay），对庞德的早期重要作品《华夏集》进行了深入研究，文中集中对比三个部分：《华夏集》选用的中文原文、费诺罗萨的手稿的英文注释、庞德的译文，然后对照这些诗提供自己的译文。全文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Preface.Aknowledg－ments.Introduction；One.The Chinese Poem：Some
①Terrell，Carroll F.：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Po－
etry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Maine at Orono，Orono，
Maine，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x.
②③Zhaoming，Qian：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Sto－
ries in Let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1、89.
④Chih-Ying Jung，Angela：“Ezra Pound and China”，
Content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5.
⑤⑥Jung，Angelia and Guido Palandri：Italian Images of
Ezra Pound，Taipei：Mei Ya Publications，Inc.，1979：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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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Syntax in Translation；Two.Precision or Suggestion：Pre-Cathay Obses－sions；Three.His“Maestria”in Translation：Limita－tions and Breakthrough；Four.In Search of Forms of Consciousness，The Topoi of the“Complaint of the Frontier Guard”，“Complaint of the Estranged Wife”：Ironical Play；The Platonic Form of the Po－em，Graphic Ironical Play：Permanence vs.Imper－manence，A“Poundian”Poem；Summing Up；Ap－pendix One.From the Fenollosa Notebooks；Ap－pendix Two.Cathay Retranslated；Selected Bibliog－raphy；Indexes，叶维廉首先列举西方重要批评家如福特、艾略特、休·肯纳对庞德《华夏集》的看法，他们基本上认为这部译作应该说是庞德的好的创作更恰当些。译界与评论界对这部译作大多持两种态度，有的说他译得不准，因庞德不懂中文；也有的说他译得好，主要以费诺罗萨的注释为标准。这些译诗从翻译层面看优缺点如何，这些需要中国学者来给予答案。①叶维廉似乎不是简单评骘其译得准确与否，而是以庞德《华夏集》为案例来探讨中诗英译的困难，企图找出中英诗学比较与翻译的模式，理解庞德作为诗人在当时语境下借助中文诗的翻译为英美现代诗改革所作的贡献。二○○一年我（蒋洪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研究时，叶维廉正是该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咖啡谈学问。我回国后邀请他两次来湖南师大讲学，并聘他为湖南师大客座教授。该校比较文学系的另一位教授唐纳德·魏思林（Donald Wesling）也是我的好友，有一次谈起叶维廉这本书，他说叶的这本书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颇有名气的一本佳作。叶维廉这本书也成为庞德《华夏集》的几个导读本的权威参考书。叶维廉于二○○六年在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庞德与潇湘八景》，②这是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二一一工程”重点学科所推出的“湖湘文化与世界”系列丛书之一。叶维廉在前言中称自己走上庞德研究之途是源于早年读到《诗章四十九》。该书考察了庞德与潇湘八景的缘由，庞德是如何将这幅嵌诗的画册写入诗中，并阐释中国诗画对美国现代诗和庞德的借鉴意义。叶维廉还结合自己多年研究庞德的心得来解读庞德诗的结构与美学特征。该书于二
○○八年十二月在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重
版，新版除了对原书进行修订，还新增英文对照
内容与庞德私人收藏的潇湘八景画册。
我（蒋洪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
馆读到郑树森的博士论文《丝绸上的太阳：埃兹拉·庞德和儒教》（The Sun on the Silk：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该论文对庞德的《诗
章》中所蕴含的儒教思想进行清理和深入探讨，
全文共五个部分，这是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其
中有些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但整部博士论文
可惜一直未出版。
黄贵友（Guiyou Huang）在一九九七年出版
的《惠特曼主义、意象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与
美国》（Whitmanism，Imagism，and Modernism in China and America）是在他的一九九三年英文
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题为“Cross Currents：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Modernism，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Mod－ernism”。该书选取中美文学在现代也就是二十
世纪初相互交流两个事件的文化影响以及后来
接受命运的社会背景进行探讨，这颇具时代意
义的两件大事是：惠特曼被引入中国与意象主
义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影响；与此
同时，庞德翻译与吸纳中国诗歌与儒家经典对
英美现代诗所起的作用。该书的精彩与价值不
仅在描述中美两国几乎同时借鉴彼此所需诗人
及其作品，而且分析了为何惠特曼对中国诗人
如郭沫若、田汉、艾青有那么强的吸引力。惠特
曼被引入中国后，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
一直常青不衰。庞德与意象派的艺术主张经胡
适和陈独秀吸收后改良成为新文化运动纲领性
宣言，庞德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英美学界研究
的重要话题。尽管庞德是将中国文化推向美国
贡献最大的人物，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
忽略，这主要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是庞德与
意象派被胡适介绍进来，胡适长期被斥为资产
阶级右翼文人的代表；庞德本人晚年替罗马电
①Wai-Lim Yip：Ezra Pound’s Cathay，Princeton，New Jer－
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4.
②叶维廉：《庞德与潇湘八景》，长沙：岳麓书社，2006；
新版：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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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播音成为法西斯文人，故只有到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他才予以重视。该书还对庞德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以及吸取诗歌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庞德的翻译是重新创作，他首先是位富有创造才能的诗人，然后才是译者。①
钱兆明（Zhaoming Qian）：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校长特命教授（Chancellor’s Professor），他应该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研究庞德贡献最大的学者。钱兆明的著作《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中的中国遗产》（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借鉴批评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来研究现代两位大诗人。该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东方地位，庞德通往中国的道路，威廉斯早期与中国文化的接触。钱兆明的博士论文《庞德、威廉斯和中国诗歌：一九一三－一九二三现代主义传统的形成》（Pound，Williams，And Chi－nese Poetry：The Shaping of A Modernist Tradi－tion1913-1923）是一部有分量的博士论文。钱兆明还主编了《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China）一书，该书收录了中外十余位庞德研究专家研究庞德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成果。钱兆明一篇题为《庞德与“英国博物馆时代”的中国艺术》的论文细致探讨了庞德在早期尤其抵英国以后与中国艺术的情缘，他在英国博物馆认识宾杨（Binyon，一八六九-一九四三），此后宾杨将庞德领入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殿堂，激发了庞德对中国的热爱。该文翔实考察庞德与宾杨的交往，以及通过宾杨认识费诺罗萨的遗孀，得到费诺罗萨的手稿，从而开始《华夏集》的翻译，庞德接触中国之后对他的意象主义以及漩涡主义的主张皆有深刻的影响。该文对厘清庞德早期与中国的关系有重要价值，因此被海伦·M.丹尼斯（Helen M.Dennis）编的《艾兹拉·庞德与诗歌的影响》（Ezra Pound and Poetic Influ－ence）一书收录。②二○○八年钱兆明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富有影响意义的书《艾兹拉·庞德的中国朋友：信中的故事》（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Stories in Letters），钱兆明自己称：“本书收集了庞德与中国友人的162封来往信件，其中有85封第一次公布于众。这些书信，配上我的评注，还原了庞德与中国友人之间被人遗忘的故事。它们展现了庞德生涯中被人忽略的一面：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五九年这四十五年间，他与中国人之间的持续互动。这部书信选如实记录了一位现代主义大师以无与伦比的精力，追求他所认为的中国最优秀的东西，既包括他的失败也包括他的成功。”③钱兆明告知读者这本书是《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中的中国遗产》和《现代主义对中国艺术的反应：庞德、摩尔和史蒂文斯》的姊妹篇，从这本书可见庞德与中国人的私下交流、他不断变化的中国观，以及他涉及中国作品的创作过程，因此，这本书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庞德与中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看法。④
庞德在《诗章》第六十章有诗云：“杏花/从东方吹到西方/我要尽量不让他们落下。”这里的杏花喻指孔子讲学的杏坛飘来的花朵，庞德要终生维护它，表明自己对儒家的向往与忠诚。Feng Lan在他的《艾兹拉·庞德与儒教：在现代性面上重塑人文主义》（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Remaking Humanism in the Face of Modernity）中探讨了庞德与中国儒教的关系，该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由如下部分组成：Introduction：Keeping Confu－cian“Blossoms”from Falling；1.Five Types of“Mis－reading”in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2. Confucianism and Pound’s Rethinking of Lan－guage；3.Confucianism and Pound’s Politcal Polemic；4.Confuciansim and Pound’s Spiritual Beliefs；Conclusion：Poundian-Confucian Human－sism at the Crossroads。⑤
①Guiyou Huang：Whitmanism，Imagism，and Modernism in
China and America，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Inc.，1997：p.123.
②Zhaoming，Qian：Pound and Chinese Art in the“British
Museum Ezra”，see，Dennis，Helen M.：Ezra Pound and
Poetic Influence，p.100-112，Amsterdam–Atlanta，Ga
2000.
③④Zhaoming，Qian：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Sto－
ries in Lett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xiv-xv.
⑤Feng，Lan：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Remaking Hu－
mansism in the Face of Modernist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Toronto Buffalo London，2005：p.v-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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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明在一九九九年出版《埃兹拉·庞德和对中国诗的归化：〈华夏集〉、翻译和意象主义》（Ezra Pound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Poetry：Cathay，Translation，and Imagism），①该书入选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art）主编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全书主要有如下几章：Chapter1：The Age of Chinese Translation；Chapter2：Ideogram and the Idea of Poetry；Chap－ter3：The Moment of the Image；Chapter4：Per－sonae and the Elegiac Mood；Chapter5：Parataxis and the Moving Image；Chapter6：The Chinese “Example”of Vers Libre；Chapter7：Synthetic Language；Chapter8：Pound as Translator：An overview。②本书的主旨是探讨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诗歌被英美作家与诗人翻译成英文，并如何被英美诗歌创作所借鉴。在此过程中庞德首开先河，他一九一五年出版《华夏集》（Cathay）。受庞德之影响，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一九一八年出版《一百七十首中国诗》（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艾米·洛威尔在一九二一年出版《松花笺》（Fir Flower Tablets）。这些翻译者们往往以他们所见和所需，对中国诗的英译进行归化式的翻译，而这些译文是很好的英文诗并在西方世界获得成功接受。该书很扎实地审视这段历史与翻译的过程，并展现庞德的中国诗的翻译对他自己后来的创作、对英美意象主义运动以及现代诗的创作所起的作用，是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研究庞德翻译的重要专著。谢明还为《埃兹拉·庞德的剑桥指南》一书写了“翻译家庞德”一章。
我国研究美国文学的名家常耀信一九八四年六月在美国完成英文博士论文《爱默生、梭罗和庞德的中国影响》（Chinese Influence in E－merson，Thoreau，and Pound），其中第五章研究庞德的中国经典的翻译，第六章探讨庞德与孔子。他自一九八六年起成为美国Paideuma杂志特邀编辑。常耀信的英文论文《庞德的〈诗章〉与儒教》（Pound’s Cantos and Confucianism）被马希尔·史密斯（Marcel Smith）和威廉·A.阿尔曼（William A.Ulmer）所编的《艾兹拉·庞德：文化的遗产》（Ezra Pound：The Legacy of Kolchur）收录。③常耀信在这篇长的论文里较为翔实地清理了庞德《诗章》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并探讨庞
德为何吸纳儒家来替代他的基督教信仰。常耀
信的学生索金梅于二○○三年八月出版《庞德〈诗章〉中的儒学》（Confuciannism in Pound’s Cantos）（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索金梅现任
南开大学英语系教授。该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
础上写成的。索金梅此书共16.8万字，英文，除
前言和结语，共五章。全书目录如下：Introduc－tion：Literature Review，Research Purpose and Methodology；Chapter One：The Emergence of the Paradise Theme and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poem；Chapter Two：The World Deteriorating in Smoky Light；Chapter Three：A Paradise with the Color of Stars；Chapter Four：In and Behind the Civic Order，L’Amor；Chapter Five：Self-Cultiva－
tion and Daily Renovation。④该书主要探讨庞德
《诗章》中主题的统一性问题。因为关于《诗章》
的主题研究，有两种说法：早期有人说《诗章》是
一堆拼凑的散片，各章之间毫无联系与统一；⑤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诗章》事实上在主题结
构上有着统一的整体。那么，到底是什么主题把
整部诗章连接在一起呢？这部书论证了儒家乐
园是贯穿全诗的核心主题。我认为该书的可喜
之处是作者花了主要篇幅来论述儒家思想的主
题，同时也没有把话说绝，还提到了其他文化对
主题建构的关系，毕竟这部博大精深的著作蕴
涵许多文化的意义。吴其尧著《庞德与中国文化——
—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作用》，该书共九章，其主题是探讨庞德与中国文
化的关系。祝朝伟的《构建与反思——
—庞德翻译
①②Ming，Xie：Ezra Pound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
nese Poetry：Cathay，Translation，and Imagism，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A Member of the
Taylor&Francis Group，1999：p.iix.
③Smith，Marcel and William A.Ulmer：Ezra Pound：The
Legacy of Kulchur，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Tuscaloosa and London，1988：p.86-112.
④索金梅：《庞德〈诗章〉中的儒学》（Confuciannism in
Pound’s Cantos），第VII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⑤Elliot，George P.：“Poet of Many Voices.”Walter Sutton
ed.Ezra Pound：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Twen－
tieth Century Views），New Jersey，1963：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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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学术2011年第3期
理论研究》也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作而成的，对庞德的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该书有八章，主要对庞德本人不太懂汉语却又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诗和中国经典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并探讨了庞德独特的翻译方法、翻译目的与理论，以及与他创作的关系。
陶乃侃的英文论文题为《〈诗章四〉和〈桃花源记〉诗学》（“Canto IV”and the“Peach-Blos－som-Fountain”Poetic），①探讨了庞德《诗章四》的写作手法的渊源以及对以后诗章的影响。庞德该诗章写在一九一九年，那正是庞德意象主义实践接近尾声之时，他得到费诺罗萨的手稿，完成《华夏集》译稿，因此在该诗章带有明显中国文化元素的影响，这对他以后的诗章创作提高开了很好的头。该文在细读手稿与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许多历史文献与庞德的文论，对该诗章以及后来诗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予以很好的解释。陶乃侃于二○○六年出版了一本颇有分量的专著《庞德与中国》，全书主要有五章：第一章庞德的思想观念与史学建构：国际主义历史主义比较诗学；第二章，仿中国诗：探索中国文化的肇端；第三章，庞德的《中国诗集》；第四章，长诗开头：《诗章三首》与《诗章四》；第五章，《诗章十三》与《诗章四十九》。②该书从庞德国际主义诗学观以及比较文学理论出发，探讨其世界文学和对中国文化热爱的动因，挖掘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与关系，进而提出解读庞德诗结构尤其是中国诗的方法。
中国有句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此可见，庞德热爱中国，他在世与身后都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研究与喜爱。
【作者简介】蒋洪新，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燕虹，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See Dennis，Helen M.：Ezra Pound and Poetic Influence，
Amsterdam–Atlanta，Ga2000：p.114-129.
②陶乃侃：《庞德与中国》，第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6。
作家走廊
【叶渭渠纪念专辑】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创作及其结合点李薇译致叶渭渠先生的一封信许金龙追忆恩师叶渭渠刘迪风飘叶，一剪梅王升远叶渭渠、唐月梅——
—最美学者伉俪彭俐吴萌秋冬随笔三岛由纪夫吕莉译历史在重演大江健三郎李硕译我已经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却可以重生
大江健三郎王智新译第三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评选揭晓
穷人心得吴克敬呻吟的村庄吴克敬金短篇
杀猪的女兵马晓丽花痴张笑天笔记黎民阿成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邓一光羊肉朱个平安香郭少然母亲湖刘益善小中篇
韦五宽的警察梦凡一平诗人空间
我的诗履历海男记忆·故事
源头记录曹保明小小姑娘虹影自东徂西：美利坚初体验朱国华我的那些亲人们李育善艺术中的修辞
什物小品赵培光静听无限美
品蔡琴演唱的《庭院深深》欣力作家演讲
我们所继承的主要是审美趣味刘庆邦《作家》杂志邮局订阅代号12-1，国外代号M751，每
月1日出版，月定价14.80元，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如欲邮购，可汇款到长春人民大街6255号《作家》杂志社（邮编，130021)免收邮资。联系电话：0431-********网址：https://www.doczj.com/doc/a216370198.html,电子邮箱：ccwriter@https://www.doczj.com/doc/a216370198.html,
《作家》杂志目录
主编宗仁发二○一一年第七期134
原文：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Ezra Pound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大家的翻译： 1颜芳芳: 地铁站里茫茫人海魅影见，沉沉黑枝雨打花瓣残。 2张梦璐: 在那个地铁站，拥挤的面目恍若幽灵，湿润的花瓣，黑色的枝条 3张秋香Just: 在一个地铁车站，在人群中这些脸庞的幻影，花瓣在潮湿的黑树枝 4高达: 地铁站的一瞬间那几张面孔在人群中如幻影般浮现雨水打湿的黑树枝也飘过花瓣一片又一片 5刘珈珞Rayecho: 地铁站里，人群中那些幻影般匆匆而过的面庞，如打湿的花瓣模糊在黑色的枝条的间隙 6申刘潇翔: 地下铁中,人群的容颜飘闪,如黑色枝条般的甬道里开出潮润的花. 7胡晶静: 车站掠影人群之中这些面孔幽灵般的显现，雨水浸湿的黑树枝飘过花瓣片片。 8陆君洋: 人海中浮現的臉龐亦如樹枝上濕透的花瓣 9谷晓莹Annie: 在火车站台，人群中出现这些幻影。。。。花瓣在潮湿的黑树枝上 10伊尔盼江: 在巴黎地铁的站台上，拥挤的人群中这些幻影的脸庞，湿漉漉的花瓣，黑色的树枝，悲怆！ 11张心夏: 在一个地铁站，人群中这些面庞的幻影，花瓣在潮湿的漆黑的树枝上 12刘霁遥Dyesebel:A 地下铁倩女幽魂末路狂花B地铁站内一瞬间我瞥见了熙攘人群中你冶魅般的面庞恍若那黯然枝桠上缀着的点点红花撩拨着我炽热的心 13张超Joe: 在一个地铁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14王诗韵: 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
摘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中最成熟的作品，叙述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发展演变，突出学派的传承，及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为思想学术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后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键词：《明儒学案》黄宗羲思想学术史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清之际以前，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等论著与资料汇编。其中《庄子·天下篇》就从“道”的分裂来看待学术的发展。它认为远古时期，并无百家之学，只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出现。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明确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种学术，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天下篇》和《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都是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认为学术史研究就是要全面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举大海与江淮河汉以及泾渭诸水的关系加以说明：“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踯，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明儒学案·序》，P7）。江淮河汉各支水流虽然各有曲折，但都归趋于海，是海水的组成部分。学术也是如此，虽然各家各派有所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在“竭其心之万殊”的基础上，使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明儒学案·郑性序》，P1）。黄宗羲反对用一种观点来评判思想学术史。明代周汝登编撰《圣学宗传》，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禹、汤、文、武、周、孔、孟、荀，中经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穆修、胡瑗、周、程、张、邵、朱、陆，终至王学诸子，凡18卷。黄宗羲批评它的主观性太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以其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他也反对把思想学术史研究简单等同于史料汇编。孙奇在逢康熙五年（1666年）写成《理学宗传》，凡26卷，正传包括周、二程、张、邵、朱、陆、薛（瑄）、王、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其余诸子分别列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和明儒考，谓备考。又有附录一卷，谓之补遗。黄宗羲批评这一著作，“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闻见亦陋”[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在于充分显示学术的个性。“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明儒学案·发凡》，P18）。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不同的学说中的内在价值。 [!--empirenews.page--]《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它以时代先后、学派传承为线索，将思想家的传记、学说述评、资料摘录融为一体，力求全面、系统的反映明代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按照黄宗羲的论述，明代理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过程：1、明初的理学以朱学为其开端，而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学派为明代朱学之大宗。两家学术各有特色：崇仁治学主“涵养”，河东治学重“践履”，崇仁门人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简史 科学技术的定义 科学技术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科学技术史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科学技术萌芽时期 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是世界早期 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发明弓箭和陶器、出现陶器 农牧业、观察天文、开创医药的地区之一。开始利用蚕丝制作丝绸。 先秦时期 夏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雏形。这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 铜器的铸造冶炼技术非常高超，同时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奠定。广泛使用铁器，同时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和铸 铁柔化技术。《夏小正》成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有大规模的水 利工程，包括都江堰、郑国渠等。创造十进位制。发明筹算，能进行四则运算 以及乘方，开方等较复杂运算，并可以对零、负数和分数作出表示与计算。有学 者认为，筹算促成了印度－阿拉伯数字体系。创造九因歌，为世界上最简便的 乘法表，直到今日还在使用。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测定了比较精确 的回归年长度。中医学理论初步建立。 秦汉时期 中国古代的各个科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农业上的轮作制已经确立。中
医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面世。《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造纸术已被发明并且得到了重大改进。造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长城的建造体现了中国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已有牵星导航技术（过洋牵星术）。发明抽水马桶，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抽水马桶的国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 刘徽、祖冲之、张子信等对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创造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础理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标志着农学的成熟。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丰富了中医学体系。葛洪在炼丹上的研究，对中国原始的化学做出了贡献。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水平。解飞、魏猛变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车磨。 隋唐、两宋时期 宋朝科技隋唐时经济文化发达，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两宋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高峰。 元朝时期 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翻译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又译作尤尼）的《哈基姆星表》（又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中国人在此时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王恂与郭守敬等完成编制《授时历》。《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1303年，朱世杰著成《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朱世杰
契合与投射：庞德与中国古诗关系 以“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为例 张曼﹡ 内容提要：“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是庞德对李白诗《长干行》的创造，曾入选《美国名诗105首》，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美国现代诗歌选读”课程，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美的诗”。可是，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代表，庞德为什么借东方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抗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庞德的“中国化”诗歌取之于中国的仅仅是素材吗，是否有技巧甚至诗歌美学？艾略特不懂中文，却为什么称庞德是“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论文将通过细读 文本，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契合与投射；庞德；李白；中国古诗Abstract:This paper, taking the poem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rewritten and translated by Ezra Pound from a Chinese poem “Chang Gan Xing ”by Li Bai, a f amous ancient romantic Chinese poet ,as an example, makes an analysis of why Pound choosing Li Bai to counteract the romantic poetry of the west world, of what pound learning from China in his poetry creation, and of why Eliot praising Pound as the inventor of Chinese poetry, and so on. Hopefully, A close reading of both the poems of Chinese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rewritten will lead to an appropriate answer. Key words: consilience and projection; Ezra Pound; Li Bai; ancient Chinese poetry 自胡适、闻一多首次把庞德及其意象派介绍到中国，至今庞德研究已成蔚为大观之势。庞德研究在中国涉及到庞德对英诗现代化的贡献，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等等。在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研究中，有为数可观的或以单篇论文形式，或以专著形式，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意象派诗歌实验的积极作用，尤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意象派诗歌技巧如意象叠印、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216370198.html, 浅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者：刘静 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师教育》2014年第06期 【摘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部有关于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原本是梁启超在1923年为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自出版发行至今，历版不衰，影响极大。 【关键词】梁启超著作结构体裁特点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2-7711（2014）06-017-01 中国学术史兴起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此后，点评中国历代学术的著作层出不穷，且愈而详尽。这一系列以学案出现的学术史大致将上至秦汉，下至清中叶的中国传统学术加以分析。直至近代，1840年以后，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界思想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学 者们试图以新的思维来审视国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载的时间为1623—1923年，在内容方面，作者认为此书的范围与其《清代学术概论》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有些不同。梁启超指出，这三百年的学术主潮和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第一个潮流所影响的范围大多停留在学术上，未对现实产生极大的影响，第二个潮流则是起伏不定，始终未占主流。 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因该是先总领全文，对清代学术的大致走向做一总体介绍，随后又分人物、派别，分别对清代的学者及其学派做进一步的介绍，最后对整理旧学的成绩做了总结。第一部分应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总论了清以前宋、元、明三朝的学术，而后，又对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分别予以说明。使人们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及其走向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和印象。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对一个时代的学术分门归类，以每一学派的领袖人物总起，传其生平，突出其个人的学术成就，再传其传人，以揭示其学术流传变迁。第三部分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一部分是总结性质的，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体裁 该书体裁已然颠覆了传统的学案体裁。中国学术史沿用三百年的学案体以学术流派为分割对象，这样以人系学，以学系统，揭示出学派的本末原委。
庞德《神州集》诗歌主题新探 【摘要】庞德的《神州集》是美国意象派运动初期的重要作品。这部由中国古典诗转译而成的新诗集彰显了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 理念，被英美诗坛誉为“中国诗的伟大发明”，并对美国新诗创作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神州集》已被中、外学者进行过多种角度的解读，但这部诗集的主题问题却始终未引起重视。本文拟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比《神州集》诗歌与中文原诗的主题变化，分析其主题特点及对意象派运动的意义。 【关键词】意象派运动；《神州集》；诗歌主题；悲愁；现代性一、引言 1915年4月，美国新诗运动方兴未艾，意象派领袖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以19首中国古典诗为底本转译而成的《神州集》（the cathay）付梓出版。这部通过吸收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而创作出的诗集呈现出英语诗歌的崭新面貌，彰显了庞德的意象派诗学主张，因而一经问世便震动英美诗坛，成为彼时意象派诗人学习中国诗风、自觉进行诗歌实验的重要媒介，也造就了中、美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统观前人对《神州集》的研究，其中既有将其置于美国新诗运动语境下所做的宏观审视，也有针对其翻译技巧、艺术风格与诗学观念的细致探讨。然而对于《神州集》的诗歌主题，前人或未加以关注，或难以达成共识。事实上，最终收入《神州集》的19首作品，
是庞德由东方学家费诺罗萨（earnest fenollosa）留下的众多中国诗笔记中遴选而出的，这种取舍本身便带有主旨上的指向性，足以反映庞德将中国诗作为范本改造美国诗歌的目的。因此，理清《神州集》主题研究方面的疏漏及偏颇，对其主题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将完善我们对这部划时代诗集的体认。 二、前人对《神州集》诗歌主题的研究 在意象派运动的大势所趋之下，庞德的《神州集》一经问世即成为英美诗坛的焦点，自那时起，研究者对这部诗集的阐释与争论便从未停止。围绕《神州集》所展开的探讨，涉及中国古典诗艺对英语诗歌的影响、庞德的意象主义诗学实践、该诗集的翻译得失等诸多方面，却鲜有诗歌主题的相关论断。庞德本人虽然生前多次在诗歌刊物、私人书信中谈及《神州集》的创作心得，但也对其主旨只字未提。在英美学者中，目前仅有庞德研究专家休·肯纳（hugh kenner）对诗集的主题做出过直接评论。在肯纳看来，《神州集》“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之书……诗集意译了前人不曾描写过的伤感 的战事诗。在诗歌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出的回应中，《神州集》无疑最为持久，历经半个世纪依旧生机十足。”①在后续的论述中，肯纳还以庞德的好友、一战中死于法国战壕的布雷泽斯卡(gaudier brezska)作战时随身携带《神州集》为由，强调这部诗集的“反战”主题及其社会影响。②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神州集》的诗歌主题渐有关注。以祝朝伟、
浅析庞德对中国古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翻译在比较文学中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特别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有很大的研究价值。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理论家埃兹拉·庞德，他对中国古诗和典籍进行了大量的翻译介绍，曾在欧美掀起了一场引进和学习东方文学的运动。他的诗学翻译，诗学理论，对当时英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对中国古诗进行了大量翻译，那么作为一个译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其中必定包含了庞德作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然创造性叛逆具体又表现在多个方面。论文将从创造性叛逆的个性化翻译，误译两个方面入手，从译介学角度出发，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译介学庞德创造性叛逆个性化翻译误译 一个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性化翻译”，其实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理解为译者在翻译作品时要有自己的个性和原则，在翻译中有其特有的追求目标。庞德在翻译中就很有自己的见解方法和坚持原则。 庞德独特的译学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庞德十分反对将原著视为绝对权威，他反对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认为那样会使原作丧失生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阐释，也是一种尝试，翻译者将通过自己对原作的阐释和尝试将会再次创造出新诗歌。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庞德认为翻译不应该过分强调直译，重要的是要关注文本意义，再现文本蕴含的感情。他认为如果仅仅局限在文本的字面意思上，这样不利于文本意义的表达，最终会破坏整首诗的意境和美感。所以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会把握诗中他所谓的“无法毁坏”的东西。更简略地说，这个“无法毁坏”的东西就是我们古诗中的精神实质。正因如此，庞德很多译诗中不完全忠于原作，尤其是在词句上的不同。例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最末一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庞德是这样翻译的：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drooping with spring./ we come back in the snow,/ we go slowly,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mind is full of sorrow who will know of our grift?这是庞德在《神州集》中的汉译英诗歌。伦敦《英文评论》杂志主编马多克斯·福特曾赞这诗集中的译诗：“假如这些诗歌是原作，那么，庞德先生就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他觉得庞德译诗无论是选择原作还是改写加工，都体现他对审美和再现的执着，我觉得庞德就是在把握中国诗歌中“无法毁坏”的这个部分。在引用的《诗经·小雅·采薇》的诗句中既有寄情与物，又有鲜明的对照，如“昔我”，“今我”的对照，还运用了大量叠词，增强了诗歌的美感和节奏。庞德的译文有明显的改写加工，如“the willows were drooping with spring（杨柳随春风垂动）”，“we come back in the snow（我们冒雪返家）”虽然少了中文诗歌的对仗结构美，但还是有其传神和生动的地方，重要的是诗歌的精神实质还是保留了下来。 庞德在译诗过程中除了把握诗歌的精神本质外，也很注重突出诗歌的意象和细节。这和逐字逐句翻译是有区别的。庞德认为诗歌中的词语和具体细节不仅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还是作者刻意塑造出来的意象，必有其深意。因此他觉得译者的重要任务包含再现这样的细节和意象。很多时候庞德在理解和翻译中常常忽视句法和语篇的联系，更多的是集中精力通过关键的细节和意象，来传达诗歌的情感，再现原作的美。
中国历史上学术兴衰的规律 学术兴衰，有其至理，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结合史实，试论证之。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反差，使不少人中国人相信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社会发展趋势。然此理推之学术兴衰史，依旧管用否，尚须检验。学术兴衰果真如社会发展一般“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窃以为此理尚未完全适用于学术兴衰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的大肆引进，造就了唐宋时期儒学的复兴，此虽可作为自由开放对传统学术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旁证。然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已数千年，传统学术也经历了千年传承。然检视传统学术的兴衰变化，却也不全然由“自由开放”或“专制闭守”所定义，学术发展实自有其内在理路。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学术发展理路是有迹可循的。从孔子的述而不作，总结圣贤经典；到战国时期诸子争鸣，道术为天下裂；到两汉的独尊儒学；到六朝隋唐的佛学引进；唐宋的儒学反思和复兴；到宋明理学大昌及垄断僵化；最后清人再对儒学的大反思大批判。由上可知，儒学作为华夏历朝的绝对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一直都是传统学术不断诠释不断反思也不断扬弃的主要对象。 就清代学术发展而言。清朝统治者严格实行闭关锁国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然清代学术却未因此衰落，反而更加熠熠生辉。戴震、章学诚、王氏父子、廖平……清代出现了很多学术领域的宗师级人物，更多信息可参考梁启超、钱穆等人对清代学术的介绍和评价。清代学术的巨大成果不为后人熟知，是经历近代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情，清代学术被现在的国人严重低估，以至于提到
李光地、纪晓岚等人，大家只知是影视剧中的人物，全然不知其学术成就。 清代学术何以取得如此成就，实与传统学术发展理路息息相关。 中国的学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此项工作恰好就落到了清代学者的身上，他们做的很好。 在“专制闭守”的环境下，清代学术依然取得很大成就，称得上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兴”。由此，“自由开放则兴发，专制闭守则沉滞”的“理”，在传统学术兴衰史的考察中难以成立。
庞德诗歌与中国意象论文参考 意象派诗歌运动曾受到日本诗歌的影响．最终转向了中国诗．但日本诗歌在其间起了推动和媒介作用。最初．美国诗人认为日本诗主要是徘句，徘句十分简炼，美国诗人正好可用来反抗维多利亚冗长的诗风。但徘句过于简单．文字太少，只能表达单一的意象和瞬间的效果，这样．意象派诗人很快转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他们逐渐认识到日本诗只不过是“中国诗的一种形式”。中国诗重视意象，其诗风生动、简练、清朗、恬淡，被称之为“零度诗”。中国诗歌中那种寓激情于清静的审美趣味，那种不说教、不判断的语言风格．对意象派诗人来说，是富于吸引力的。正如艾米，洛厄尔所说的，阅读中国诗是“一种令人兴奋和令人鼓舞的事”。因此，她认为自己从中国诗歌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伟大的文学”。他们发现中国古诗和意象派诗歌主张十分吻合。而能给英国矫揉的诗风“以慈悲的致命一击”，也是对后期象征主义趋势的“矫正剂”。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动新颖的形象，对意象派诗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中国古诗中的形象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特征。因为意象派诗歌理论的核心就是意象，这种意象与中国古诗中的形象可以说属于同一审美范畴。作为意象派领军人物的庞德，其诗作受中国诗歌意象的影响也足巨大的。 1 中国意象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固有概念。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司空图在《诗品·缜密》中也把意象视为意中之象，并认
为意象有巧夺天工之妙：“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宋元诗论家则把“意象说”中的“意”与“象”表述为“情”与“景”，主张“景在情中”，“情在景中”，“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其后王昌龄、何景明、姜夔等人都在自己的诗擎著作中提到“意象”。他们的用法虽然各异，但都呈现为象，而非纯概念的说理，“象”指物象，是意象赖以生存的要素。物象是客观的，但它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并经过诗人的审美筛选和感情化合而成为诗中的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形象．或者说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感。意象的物质外壳是语言，因而意象多半附着在词和词组上。一首诗从字面上看是词的联缀，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则是意象的组合。 意象一般以两种形态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即单个意象和整体意象。单个意象就是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艺术形象．整体意象则是一组或一串意象构成的有机的整体画面．也称意象体系。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断肠人在天涯”等就是单个意象，人们常常又把这种意象看成是更大境界中的一个“部件”，它们不能离开整体．若离开了．单个意象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比如“枯藤”一旦离开了《天净沙·秋思》，便失去了这支散曲赋予它的悲凉色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只有一个整体意象。 汉语占典诗歌由于其特别严谨的格律要求以及古汉语特殊的句法形态，往往略去了大部分的联结词、系词以及各种句法标记．几乎
“从中国与不丹边界问题看中不外交前景”的学术史回顾 10国际政治10368028 周梦莹 在中国与俄罗斯在黑瞎子岛的边界划定之后，中国在陆上仍没有划定的边界就只剩下中印边界和中不边界了。不仅如此，不丹还是唯一一个到目前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邻国。中不建交进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相应地，中不边界双边谈判也进行地极其缓慢，虽然中不边境十分安宁，但边界问题仍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不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边界问题悬而未决？不丹与中国的外交前景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需要联系起来考虑，并且尚待回答。再者，令勘界学家头疼的边界问题被作为政治问题提出，使得这个课题更具前瞻性，并且如果能提出政策性建议，那就更加有意义了。对此课题，前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可以把它们简单分为以下四类来介绍。 一、中国与不丹关系综合研究 1976年印度学者拉姆?拉合尔撰写的《现代不丹》①是不丹研究领域中的一本重要著作，但它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为印度扩张主义政策效劳的。它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资料，可以通过这来了解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立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不丹的关系。 该书第五章——《不丹的佛教》，肯定不丹的佛教主要是受到西藏而非印度佛教的深刻影响，同时，强调印度对不丹佛教的最先移植的源头关系。指出了不丹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的构建来自于西藏佛教。 该书第六章——《和邻邦的关系》，分别对不丹和中国、印度的关系做了详细介绍，不丹和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关系则被穿插在其中一笔带过。从其文字间不难看出，对于不丹来说，中国表现出一种极恐怖的扩张性强国形象，而印度则是一个坚实可靠、慷慨大方的老大哥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丹与中国的关系分析中，“西藏”被作为与印度、锡金等主权国家同等地位的概念来使用，并且认为西藏人亲切友善来与中国人加以区分，甚至在本书所附的不丹地图中，西藏也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呈现。该书在历史上既不承认中国对不丹的宗主权，也把1950到1951年间中国对西藏的解放理解为“收复”不丹的先兆，所以，中国对中不关系恶化背负着重大责任。通过对中不两国外交行为的分析，作者做出这样的初步判断：中国对不丹的政策是渗透和颠覆，而非直接挑起冲突，所运用的是同时摆出善意和好战姿态的两面手法。 该书在对不丹和印度关系这一部分，反而分析得比较客观，虽然着重强调1949年两国“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对两国关系的重要影响，但也承认印度政府宣称自己有责任保护不丹，却又在1962年以1949年条约未规定为由不履行保护责任，前后存在矛盾。印不关系总体来说十分亲密，尤其在经济方面有密切的合作。但中印边界冲突使得印不关系紧张的历史教训，让夹在两个大国中间的不丹感到无所适从，所以作者得出给印度的政策建议是：在与不丹的交往中要小心翼翼，不可以惹怒不丹和露出发号施令的大国傲气。 该著作的第七章对不丹的前景做出了大胆估计，相信不丹在未来一定能在各方面摆脱中国、印度或其他强国的控制，独立地处理国际事务，但军事力量方面
庞德意象派诗歌的中国影子 李红丽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英美诗坛20世纪初叶现代诗歌最重要的代表。1912年，庞德和几个英美诗人在伦敦发起了“意象派运动”，成为英美现代诗歌的先驱。庞德长期热衷于中国古典哲学和诗歌的研究。他发现中国古诗和意象派诗歌主张十分吻合。中国古诗中的意象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特征。意象派诗歌理论的核心就是意象，这与中国古诗中的意象可以说属于同一种审美范畴。作为意象派领军人物，庞德创作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巨大，处处可见中国诗歌的影子。 一．意象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典文化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系词》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其后，王昌龄、何景明等都在自己的诗学著作中提到“意象”。他们的用法虽然各异，但都呈现为象，而非纯概念的说理。“象”指物象，是意象赖以生存的要素。物象是客观的，但它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并经诗人的审美删选和感情化合而成为诗中的意象。因此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形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的主观情感。 中国古典诗歌，由于其特别严谨的格律要求以及古汉语的特殊句法形态，往往略去了大部分的关联词、系词以及各种句法标记，几乎只剩下表达具体事物的词。这样，中国古诗词就取得了高度的意象密度。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同时，中国古诗强调含蓄美，诗中绝少西方诗歌中常有的抒情、议论。言不尽意、立象尽之。诗人要表达的情思与意蕴就通过高度凝练的意象表现出来了。 二．意象派的诞生 西方现代派的发端是顺应反传统的要求诞生的。20世纪初，西方政治、经济的大动荡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变化，对人们的思想领域造成巨大的冲击。当时的英美诗歌界沉闷而保守。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传统仍然根深蒂固。无论是英国的乔治派，还是美国的风雅派仍然盛行华而不实、凄婉哀艳的情调。时代呼唤着“一种明晰简约之作”，“一种刚健朴实之作”。意象派应运而生。 与传统诗歌不同，意象派反对诗人介入诗歌抒发感慨。1912年，春末夏初之际，庞德和其他意象派诗人提出了著名的意象派诗歌三原则。 1.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强调直接描述表现的对象，不说教，不评论。 2.决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即诗歌应尽可能简洁。另一位意象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一语中的：“不管你写的是什么，删减、删减、再删减。” 前两项原则的核心范畴就是“意象”。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即运用想象、比喻所构成的各种具体鲜明的可以感知的诗歌形象。意象派认为诗歌要直接表现主观事物，删除无助于表现
燕大讲堂第77期实录 中国学术史上抄袭争议 精彩观点： 之一：我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 之二：傅斯年揭发马叙伦抄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后，马叙伦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自此只要有机会他就说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坏话、攻击他们。1949年3月马叙伦作诗?万岁高呼毛泽东?。建国后获任命教育部部长。 之三：鲁迅和周作人都承认自己早期的文章是?半做半偷?的学习模仿之作。但鲁迅却从未承认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 之四：第一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汪晖的博士导师唐弢曾抄袭剽窃并歪曲改写阮无名《文字之狱的黑影》一文用以批评胡适，又因私人恩怨以文字诬陷范纪曼，使范纪曼一再地被严刑拷打，获刑20年。 之五：伴随着?汪晖抄袭事件?出现了?倒汪派?与?挺汪派?。争议中最令人信服的是谢泳，他引用清代经学家陈澧《东塾续集》一语，指出：?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 之六：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大众媒体有责任参与监督。公共人物有错误，得承认错误。永远不承认错误，公众就永远有权利追究你。
主题：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从马叙伦到汪晖 主讲嘉宾：张耀杰（历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史专家）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8月14日(周六) 下午15点-17点 地点：银科大厦1601室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来到77期燕山大讲堂现场。今天我们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苏州德源文化研究所的学术主持人张耀杰老师讲?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有请张老师。 张耀杰：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抄袭剽窃现象。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认为该书只是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恶意剽窃难以成立。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很热。整个过程我没有参加，但参加的几乎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个事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学术界的人应该有一个总结和说法。子云要我找一个题说一说，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题。 先说说我的个人背景。以前我是鲁迅派的人，拥护鲁迅的人，现在我属于胡适派的人，胡适的人批评别人时，总是要给别人留一个机会让别人批评自己，鲁迅派的人从来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我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限于中国现代教育史和现代学术史来说，最早的抄袭争议，还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和北大学生傅斯年。
Pound and Chinese Classic Poems 1.The coming of image and Chinese poems’ influence on Pound 1.1The social and literature background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he west world is changing dramat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richer and richer,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is going on. Old moral codes were breaking down. “Meanwhile, the loss of faith, which began noticeably with Darwin’s theories of evolution and was intensif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continued with a greater intensity into this century. …In short, people found themselves living in a spiritual wasteland, as T. S. Eliot’s epochal poem suggests, where life was a meaningless and futile affair and man felt homeless, estranged and haunted by a sense of doom.” [1]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poetics with its iambic pentameter, its verbosity, and extra-poetic padding can not meet the need of expressing the temper of the age.”[2] In order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a small group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s, such as T. E. Hulme and Ezra pound, came together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is century to work out some new way of writing poetry. Imagists proposed, “something like an imagist manifesto …in 1912 in which Pound and Flint laid down three imagist poetic principles: (1) Direct treatment of “thing”, whether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2) to use absolutely no word that does not contribute to the presentation; (3) as regarding rhythm, to compose in the sequence of the musical phrase, not in the sequence of a metronome.”[3] 1.2Chinese poems’ influence on Pound “In 1913 he (Pound) became the literary executor of Ernest Fenollosa, the noted American Orientalist, and began his fruitful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ancient Chinese culture.”[4]In Fenollosa’s work, Pound found that “Chinese poem is, by virtue of the ideographic and pictographic na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essentially imagistic poetry.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concrete and direct and metaphorical, and Chinese poem is noted for its virile laconism and austere pregnancy (which also
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术积累 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之二 【作者】余三定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云梦学刊》编辑部。（湖南岳阳 414006） 【摘要题】动态 【正文】 笔者在近3万字的《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载《学术界》2004年第6期，《社会科学总论》2005年第1期转载）长文中指出：所谓当代学术史著作，是指以当代学术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者说是研究当代学术史的著作。该文分为四个方面对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作了评述。透过该文的评述，我们可以见出，近几年来，对当代学术史进行研究，已成为不少学者共同的研究方向，并且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丰富的学术积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提出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的话题，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顺理成章之事。 笔者上文发表后，继续在做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资料辑集工作，又收集到若干当代学术史著作。现特予分类补述。 一、关于当代学术史的宏观研究
这一大类的当代学术史著作未有新的收集，这里仅评述3种由当代人撰写、但是以当代以前（外）的学术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1、《中国学术通史》（张立文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6卷本，总计3083千字）。该套书对中国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时期学术思想、理论状况及发展、代表人物、著述以及对学术传承所起的作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探讨与总结。 2、《流变与走向当代西方学术主流》（杨雁斌、薛晓源编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58千字）。该书是写的西方，但对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故在此作评述。该书封底内容介绍写道：这部由国内众多著名学者撰写的论文从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各个角度论述了国外社会科学的现状和趋势，集学术性、情报性、针对性、综合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于一身，突出一个新字，其内容之广博，阐释之详尽，令人耳目一新。全书由《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走向》（刘放桐）、《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变迁》（逸菡）、《20世纪的阐释学》（张汝伦）等23篇论文组成。 3、《当代日本人文社会科学》（何培忠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1版，10印张，无字数标注）。出于与上书同样的理由在此评述。该书计分8章，各章的标题依次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及其地位；研究体制研究方法研究经费；战后日本社会科学的发展；日本人文科学主要学科的研究概况；日本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研究概况；一些值得关注的学科的研究状况；日本振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措施；中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与借鉴。 这里还想提到《晚清学术简史》（李开、刘冠才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328千字）。该书封底内容简介写道：书中写了近30名著名学者，以人挈史，以史带论，以论明理。 二、关于几个重要学科学术史的研究 1、《文学史的视野》（温儒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258千字）。该书是著者的一本论文集，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科前沿考察，著者在《小引》中写道：第一部分是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有6篇，多为新近所写。这是我目前正在关心的课题，并且在北大上一门叫《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希望能对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第29卷第6期2007年11月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 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ol.29No.6 Nov.2007 诗歌与音乐的奇妙结合 Ξ ———论庞德诗歌中的音乐性 刘 白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 要: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诗人认为语言要富于音乐性,注重诗歌的内在韵律节奏;其次,诗人成功地采用了西方乐曲中的赋格曲式,并运用到了其代表作《诗章》中,给诗歌带来了一种流动变幻的音乐美;再则,诗人以其短小精悍的意象主义诗作来承载最丰富的内容和情感达到了诗歌音乐性的最高层次———寂静之音。 关键词:埃兹拉?庞德;音乐性;韵律节奏;音乐结构;寂静之音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7)06-0124-03 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谈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时就指出:诗和音乐一样可以消除不愉快的情感,使人心灵得以净化,从而感到轻松愉快。随着诗歌的发展,音乐已逐渐融合到了诗歌之中。自古以来,许多著名诗人把音乐纳入诗歌,使诗歌读起来琅琅上口,给人以美的感受。20世纪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就在其《意象主义的几条禁令》中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三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诗歌要具有音乐性。庞德的诗歌以其独到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广大读者,而构成这一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作品中所具有的强烈音乐性。 庞德本人也非常喜欢音乐,他会低音管和小提琴,并创作和参演了两部歌剧。对音乐的迷恋和感受深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庞德十分重视音乐的作用,所以他的诗歌充满音乐性和抒情性。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他除了注重语言要富于音乐性外,还成功地发展了无韵诗和自由体诗,并在诗行、韵律、节拍上都作出了巧妙的变化;在诗歌的结构上他采用西方乐曲中的赋格曲,克服了读者单调板滞的感受,形成一种流动变幻的音乐美;他的意象主义诗作以其短小精悍、客观直接来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和情感,达到了诗歌音乐性的最高层次———寂静之音。 一 内在的韵律节奏 节奏是形成音乐美感的重要因素,它能给人以快感和 美感,节奏还可以使个体得到统一,差别达到协调,散漫趋向集中,因此说节奏本身就具有非常动人的魅力,所以韵律节奏通常被认为是诗歌音乐性构成的核心。在《关于意象主义》一文中,庞德就曾给诗歌下定义:“诗歌是谱了‘音乐’的词语的合成物或‘组织’”。所谓音乐,在庞德看来就是韵律,没有韵律,诗歌就不能称其为诗。在诗歌的形式方面,庞德继承了惠特曼的自由诗,并作了有意义的尝试。他在传统的五音步诗中发现了新的迷人的旋律,他将音乐性与表现力结合到了自由体诗中,节奏和声音随着诗中情感的 变化而变化,即保持了诗歌情感的真实性,又赋予了其美妙 的旋律。在朗诵庞德的诗歌时,我们体会到其诗歌的节奏美不仅仅表现在节奏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对内容表现上。 试欣赏庞德一首非常典型的自由诗《合同》 (A Pact ):A Pact I make a pact with y ou ,Walt Whitman !—I have detested y ou long enough.I come to y ou as a grown child Who has had a pig -headed father ;I am old enough now to make friends.It was y ou that broke the new w ood ,N ow is a time for carving We have one sap and one root Let there be commerce between us 合 同 我和你订个合同,沃尔特,惠特曼———我以前一直讨厌你, 现在我走向你,孩子长大会离开愚蠢的父亲; 我年龄够大了,能自己交朋友。你是伐下的新木,现在是雕刻的时候———我们合一种树汁,合一条根,让我们好好交游。 赵毅衡译 在朗诵庞德原诗时,我们发现整首诗诗行长度不等,且都不押韵,也没有遵守严格的格律,但我们却可以感受到通过轻重音变化而取得的强有力的节奏。诗人对惠特曼的情感从讨厌到通过协议与之和解,再到最后希望通过交流向其学习而达到最终的和解。整首诗无论从外在节奏,还是内在旋律都经过诗人的精心“雕刻”,充分体现了诗歌的音 4 21Ξ收稿日期:2007-05-12 作者简介:刘 白(1981-),女,湖南永州人,教师,硕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