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4期
(总第183期)
学 习 与 探 索
S t u d y ＆E x p l o r a t i o n N o .4,2009
S e r i a l .N o .183
贫困的理论与社会救助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
郭 永 中
(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澳门999078)
摘 要:贫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具有一定的内在特性:贫困是一种持续的生活困境,仅靠贫穷者本人的努力短时间内难以摆脱;贫困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贫困是贫穷者社会权利的缺失。现代社会救助制度起始于西方国家,是以救灾济贫的形式出现的。尽管世界各国在救助的内容、水平和方式上各有特点,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关键词:贫困;社会救助;家庭
中图分类号:C 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09)04-0043-04
收稿日期:2009-04-02
作者简介:郭永中(1965-),男,陕西靖边人,研究员,从事社会学研究。
一、贫困概念的界定问题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社会发展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相当丰富,然而贫困问题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突出。人类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使贫困像病毒一样被复制乃至泛滥成灾。
贫困是一个一直与人类相伴的社会现象,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100多年前,英国的朗特里(B .R o w n t r e e )开创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领域。1899年,朗特里在对约克郡的家庭作了详细的调查后,对贫困下了一个定义:“如果一个家庭的全部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身体机能正常运转之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那么这个家庭就是处于贫穷状态。”
[1]
他把这种贫穷状况定义为
“初级贫穷”;而“次级贫穷”指的是如果不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其他方面(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浪费的)支出,收入足以维持身体机能方面的需要。此后,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作出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缺乏说”。如汤森(P .T o w n s e n d )在《英国的贫穷》一书中对贫困做了如下定义: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穷的[2]。还有一些学者观察贫
困的角度更广,即认为贫困不仅意味着物质的匮乏(以适当的收入和消费概念来测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包括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甚至情感上的“匮乏”。
二是“能力说”。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就曾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该机构发表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对贫穷的概念作了延伸,贫困除了以上
内容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3]15。
三是“剥夺说”或“排斥说”。这种观点认为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给贫困下的定义就是从所谓“社会排斥”(S o c i a l E x c l u s i o n )的角度阐述的:“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因缺乏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而被排除在其所在国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4]
四是“地位说”。艾尔泽(E l s e )指出:“贫困是经济、政治、社会和符号的等级格局的一部分,穷人就处在这格局的底部。贫困状态在人口中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格局就越稳定。”[5]
上述界定实际上涉及贫穷定义的不同层面。林万亿在《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一书中引用了雷恩的主张:“贫困可以从三个面向来加以确认:一是生计维持(S u b s i s t e n c e ),二是不均(I n e q u a l i t y ),三是外部形式(E x t e r n a l i t y )。生计维持指的是维持健康与工作能量的最低食物需求,亦即是维持生存与生理效率的最低需求。不均是比较不同所得群体的差异而产生的。基本上,贫困是社会所得阶梯(I n c o m e L a y e r s )中居于最低的阶层。外部形式是贫困的社会结果,而较
不是贫困人口本身的需求。”[6]
第一个层面:贫困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物质的或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比较艰难。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穷人“通常缺乏必要的食品和住房、教育和医疗……同时经常遭受国家和社会的不公正对待,在涉及决定他们生活的重大问题上无发言权。这就是贫困问题的各个方面。”[3]1人类的历史从未能摆脱贫穷,贫穷也将是任何国家永远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上述“缺乏说”比较偏重于在这个层面进行诠释。
第二个层面:贫困是一种社会上普遍公认的社会评价。美国维持收入总统委员会的一段话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谈到什么是`必需',公众的观点是:它一般是受社会道德制约的。如果社会认为,不应该允许有因为饥饿致死或无栖身之地的现象,则将缺乏最起码的食物和赖以维生的必要住所定义为贫困”[7]。上述“能力说”与“地位说”比较偏重于在这个层面进行诠释,但两者又各有侧重,前者注重造成贫困的个人原因,后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造成贫困的社会原因上。
第三个层面:贫困是一种由社会脉络造成的社会后果。如有的学者认为,“早期对于贫困致因的解释趋向于个人病理观点,但是随着对贫困问题的了解,现今已逐渐强调社会结构的解释。”“结构观点的解释则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穷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8]上述“排斥说”比较偏重于在这个层面进行诠释。
历史地看,贫困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概念,这是因为贫困研究一开始就是一项对策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并不满足于只对贫穷现象作学术性的讨论,而是试图找出克服贫穷的方法,并且设计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方案。于是,就有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等概念分类。
从19世纪末朗特里等人的研究开始,最初的贫困研究者都倾向于向穷人提供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生活必需品。朗特里所谓“初级贫穷”即是指“绝对贫困”,即缺乏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物质条件,一般称之为“赤贫”。处于赤质状况中的人士有危及生命之虞,必需急切的援助。
在约克郡调查中,朗特里以美国营养学家爱德华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列出了一份关于一周饮食的“菜单”:大米10盎司(5.5便士);芜菁甘蓝6磅～1英镑3便士;鸡蛋1个(3.5便士);茶0.5磅(1英镑8便士)。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简朴得有点严酷的生活标准。不过,即使在这份菜单中,也还是包括了非生活必需品———茶(它并不能增加贫穷人士的卡路里)。可见,绝对贫穷标准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一定的相对的意义。到20世纪40年代,同样主张用“绝对”标准来度量贫穷的贝弗里奇说:“不同的人对合理生存的条件有不同的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且这种判断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尤其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里,这种变化是沿着更高更好的方向前进”[9]。
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绝对贫困标准的批评越来越多,就有了“相对贫困”的概念。相对贫困是比较当地社会整体经济状况(例如国民收入或工资水平),家团或个人的收入相对较少。阿尔柯克(P.A l c o c k)的定义是:“一个相对的贫困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为不贫穷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的,通常这要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10]。测度的方法通常是界定家团或个人平均收入的某一个百分比。这样,随着社会总体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贫困家团或个人的受援水平也可随之提高;尽管相比而言仍为“贫困”者,但可分享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
处于绝对性贫困和相对性贫困之间的一种贫穷状态,被称为“基本性贫困”,即物质条件已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没有饥馑问题,也不至于危及生命,但在衣食住行方面,却常常出现捉襟见肘情况,生活不稳定,没有安全感。基本性贫困类似国际劳工组织(I L O)在1976年提出的“基本需要”
(B a s i c N e e d s)概念:“基本需要,首先包括一个家庭作为私下消费的最起码需求———足够的食物、衣物、住屋、某些家具及日用物品;其次,它也包括获取社会所提供的基本服务如食水、卫生、公共交通、医疗、教育和文化设施等。”基本需要是放在国家整体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界定的,不应被看做生存上的起码条件,它与人的尊严和掌握自己生命目标的自由度等是不能分割的[11]。
二、贫困的基本特征
尽管贫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具有复杂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非常复杂的致贫原因,但它具有一定的内在特性。
1.贫困是一种持续的生活困境,仅靠贫穷者本人的努力短时间内难以摆脱。贫困的主要表现是生活上的困难,由于收入和支出之间所存在的差距,使得贫困者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从时间维度来看,贫困不仅在宏观层面将与人类社会相伴很长时间,在微观层面上它也是长时间持续的现象。在用尽一切生活策略以后才出现的。这
种贫困一般来说仅仅依靠他们本人及其家庭的努力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摆脱的。
2.贫困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贫困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表现,从贫困的后果和表现来看,是一部分人因为收入不足为满足生活支出的需要,而陷入生活困难。一方面,从致贫原因来看,导致贫困的因素除了因为贫困者的教育、身体状况等个人因素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为个人所无力改变的社会因素,如社会结构、权力配置状况和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贫穷又与政府的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贫穷线的制定涉及一系列的政治、文化、社会因素,而一旦贫穷线被确定下来,又会涉及谁成为贫穷者,政府会为扶贫支付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贫穷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
3.贫困是贫穷者社会权利的缺失。贫困不仅仅是贫穷者金钱方面处于匮乏状态,他们在社会权利方面也处于缺失状态。有的学者指出,基本生活需要、最低生活需求等概念都是社会政治文化运作的产物,这些概念的外延及其标准都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所以说经济贫困或生活水平的低下只是贫困的表象,它所折射的其实是“社会权利的贫困”。所谓社会权利的贫困,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和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工作、住房、教育、分配、医疗、晋升、娱乐和被赡养等等,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和侵犯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穷。可见,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贫困。
三、国际反贫困的模式与社会救助的国际比较
人类为了摆脱贫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把消除贫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之一,迄今已取得了相当的绩效并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反贫穷战略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 C D)通过对多个已成功取得反贫穷成就国家的政策体系、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的系统考察和评价,提出了制定和分析有效的反贫穷战略的一些关键要素:(1)贫困的可视化程度。(2)一项反贫困战略中所包含的政府的承诺和远见。(3)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框架。(4)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
(5)有效治理所需要的政策环境。(6)人口政策。
(7)专门的努力。(8)国家的作用。(9)不存在大范围动荡和不信任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反贫穷事业。(10)外部环境的作用。这些要素为各国或地区制定反贫困战略和实施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原则,同时,也为反贫困战略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反贫困是以建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的,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助或社会援助是最基本的层次。社会救助制度是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政府和社会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它是公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现代社会救助制度起始于西方国家,是以救灾济贫的形式出现的。这制度在西方国家发展至今,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尽管各国在救助的内容、水平和方式上各有特点,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首先,各国都设专门的社会救助行政管理机构。在管理形式方面有两种:一是中央指导,地方执行,如美国、日本等;二是中央直接领导,地方分区办理,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前者偏重地方责任,中央虽设有管理机构但主要职责是拟定法律法规、制定办法与执行标准,协调地方工作,监督检查,而具体实施执行都在地方;后者则偏重中央职责,由中央统一领导,地方设立分支机构,垂直进行,强调统一性和公平性。
其次,救助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辅之以企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捐赠,资金的使用具有无偿性。譬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澳门都有不同的机构和团体向本地贫穷家庭和人士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而政府部门、教会机构和民间社团是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或主要力量,正是因为这三方的共同参与,才形成了澳门现有的多元化、混合型的社会援助模式。就澳门社会救助取得的效益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澳门的社会援助已突破了基本生活需要保障范围,从简单的生存救济向综合的生活救助发展,已基本形成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专项救助、临时救助、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物质救助和各类服务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覆盖面广的综合社会援助体系,基本涵盖了社会救助的各个方面。二是政府和民间为澳门贫穷人士和家庭现行所提供的经济援助和专业社会服务是相当全面的。既有向困难人士提供的定期或临时性金钱给付,亦有免费医疗、教育津贴、廉租社屋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福利,还有涵盖面广的社会服务,为贫穷家庭和
个人提供各种适当的社会服务。三是在澳门的贫穷群体中,单亲家庭、有残障和有长期病患者的家庭所遇到的困难较其他家庭为多,其抗逆能力(家庭面对和承受问题冲击的能力)也比较弱。从2002年开始社工局针对这三类弱势家庭展开特别的支持,民间团体对这类家庭的关注和支持力度也更大。这方面的努力已初见成效,这几个群体的生活处境有所改善,澳门也由此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具关怀的社会。四是政府和民间团体之间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分工合作的扶贫工作机制,政府部门之间亦自发性地开展一定程度的协调。例如,虽然房屋局、社保基金等均各有一套援助标准,但这些标准在不同程度上都参考了社工局制定的最低维生指数。另外,政府各部门在提供社会援助时,亦有部门之间的协助与配合,例如,在社保基金对失业人士支付失业津贴时,如领取此项津贴的家庭收入尚未达到社工局制定的“最低维生指数”,不足部分会由社工局负责补足;社工局亦协助社保基金,处理社会救济金、失业救助金等的申请审查工作;此外,劳工局、社工局和社保基金也有召开协作会议,例如商讨解决失业问题、协助失业人士等对策。
第三,社会救助对象既有一般救助对象,也有特殊救助对象。前者指家庭收入低于某一标准的贫穷人士,这些人有的处于长期困难,有的则是临时困难。后者指社会弱势群体,如老年人、未成年人、病患者、残疾人、灾民、失业者、失学者等。在社会救助方式上,以现金给付为主,实物给付和提供服务为辅;有分散救助,也有集中供养救助;起初一般是生活救助,随后逐步开展医疗、住房、教育、残疾等项救助。后者也称为“社会服务战略”,即通过直接向穷人提供医疗卫生、住房、教育、营养和其他社会服务,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逐渐铲除贫困的根源。
第四,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救助标准。在开展社会救助时,有些国家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者贫困线。社会救助标准的高低,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救助政策取向相适应。不过,总体上看,西方福利国家在社会救助方面待遇较高、各种补助繁多,使政府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民众的依赖思想。以社会救助的高级形式家庭补助为例,发达国家的家庭补助的项目很多,有的属救助性质,有的则属于福利性补贴,其主要功能是改善和提高受补助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比如法国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家庭补助金共有八大类,21种。在法国6000多万人口中,每年有约600万人享受不同的家庭补助金,其中近200万人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由于家庭补助项目多、范围广,财政负担也日益繁重,成为“福利国家”弊病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许多国家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时都力图避免这一弊端。
第五,注重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救助。如德国通过立法规定,社会救助要坚持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原则,联邦救济法不得侵犯教会、宗教团体、民间组织的地位与活动,社会救助实施机构在与各团体机构合作时,应考虑到其独立性,互相取长补短,并支持民间团体。
第六,重视社会救助的法律建设。绝大多数国家制定了社会救助方面的法律法规,有的甚至已积累了数百年经验,形成综合性的社会救助法典。一般来说,最早立法的是社会救助法律,然后才是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法律,最后形成社会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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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云涌,常绍荣]
贫困概念的经典释义——贫困经济学理论探讨之一谭诗斌 荆州扶贫信息网来源日期： 2003-10-30 本站发布时间： 2005-12-15 14： 44： 51 阅读量： 820 次形式逻辑学认为，概念是反映客观现象或客观现象本质属性的基本思惟形式。 概念的认识价值在于，能在对象中找到本质的、一般的东西。毫无疑问，科学的贫困概 念则是反映贫困现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抽象。因此，研究贫困问题，必须首先把握贫困概 念的科学涵义。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贫困便一直成为迄今为止各社会形态中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 对于贫困这一社会存在，人们可以从感性上直觉它，但似乎很难从概念上把握它。 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中的贫困，人们能较容易地根据一些现象，如缺吃少穿、营养不良、没有足够收入、无法获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来作出感性判断，但真正对贫困作出抽象判断并对其一般概念给出准确、科学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贫困的特征是大不相同的。 同时，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对于贫困的理解和评价也是大不相同的。 正因如此，有些学者对贫困概念的科学涵义的可知性表示怀疑，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困惑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萨缪尔森著： 《经济学》第14版，上册，第658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英国学者奥本海默也认为： “贫困本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具备确实性。 它随时间和空间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而变化。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对“贫困”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了种种解释。 较为经典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中国的传统解释——财货贫乏论中国古汉语对“贫”、“穷”、“困”的释义主要是指处于财货匮乏的境况。 关于“贫”，《说文》释义： “贫，财分少也。 ”《广韵真韵》曰： “贫，乏也，少也。 ”关于穷”，《广雅释诂四》释义： “穷，贫也。 ”也就是说，“贫”与“穷”含义大体相同，都是指缺乏财物。 但“贫”与“穷”有量或程度方面的差别。 《左传昭公十四年》说： “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谓全无家业。 ”《荀子大略》道：
第十三章贫困问题 概述： 人类社会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社会发展至今，贫困问题却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严峻课题。人类社会渴求摆脱贫困，不断地寻找脱贫的出路，但结果并不如人所愿。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重任。本章从贫困的一般概念类型出发，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和中国反贫困政策进行深入剖析。 世界：（观看世界贫困图片）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也日益恶化，据有关国际组织2005后统计，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有10多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等基本生活条件，每天有亿人挨饿。目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约占其人口的1/3以上，其中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南洲、中美洲、巴西和中国。非洲人口的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50万妇女死于分娩及有关的并发症，700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800万儿童死于因饮水和空气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这些数字之和远远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由于营养不良，发展中国家5000万儿童智力和体能不健全。此外，有亿学龄儿童失去了入学机会，其中80%是女童。 我国：（观看中国贫困图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现在面临的贫困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最新消息）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副司长刘书文2014-12-15日公布的消息，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1年的最新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25年保持低标准，终于接近世界扶贫标准）的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有8249万人；按世界银行每天生活费美元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多。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
1、社会保障的概念：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政府，并由它组织社会保障活动，以国家法律形式加以保证强制实施，但并不排斥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活动；是一种经常化的经济安全制度或收入安定的保障计划，以保持任何公民在收入中断或不能工作时，都能得到维持最基本生活的费用；社保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其中以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失去工作机会的人和收入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及其家庭为主要对象；实行社会保障的目的是要使生存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通过保障能够生存下去，不至于陷入困境，并通过竞争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稳定的目的。 2、社会保障的内涵：社会保障是国家主导的、共担社会风险的社会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是具有福利性的再分配机制；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关乎国运、惠及民生的伟大事业。综上所述，应当全面理解与把握社会保障的多重含义，既要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来认识和理解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 3、早期空想共产主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较为全面、系统、深刻地显示了社会保障之光，他们的某些主张和建议对后来唤起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推动社会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对后来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满足人的需要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在动因与目的；社会保障与两种再生产理论；国民收入再分配理论，社会保障基金的建立及通过再分配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工人最好的保障是国家社会保障；社保是社会改革的配套机制、动力机制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5、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产业革命是社保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不懈斗争是催促社保产生的动力；各种进步的社会学说是社保制度产生的理论先导。 6、贝弗里奇报告确立的社保原则：福利措施应当不以损害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为宗旨，否则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不论实行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一般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反对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先确定受补贴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的能力再给予补贴。 7、为什么说社保制度改革应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公平与效率是社保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社保是为满足社会公平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安全稳定机制，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同时社保又对经济效率起着独特的作用，从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随经济发展必要的人力要素投入，从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弱势群体是社保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基本原则。社保制度安排属于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的分配。因此缓和社会不公平、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保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基本归宿。因此社保制度改革应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不应当是市场经济所奉行的优胜劣汰原则。社保不能实行“义务—权利”对等原则，理应对弱者、贫者予以优先补偿，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现社会公平的意义。 8、社会保障的功能：政治功能-稳定社会；经济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功能-安定生活；调节分配。 9、社保的目的：通过利益的再分配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 10、社保的普遍性原则：指社会分配的利益作为一种社会权利对所有的公民都是均等的。社保政策和项目是对社会所有成员共同面临的那些风险的回应，而不仅仅是对贫困者、残疾人或那些特殊群体所面临风险的回应。社保目的在于建立各种不同的保障项目，以便对风险做出社会反应，这种但应并不因贫富、性别或其它不同而有所区别；满足这些需求的公共制度或项
农民贫困根源分析 农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贫困的根源不是源于农村和城乡之间内在的经济基础差异，而是源于凌驾于农村和城乡物质基础之上的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现状源于产权制度的缺失、结构制度的差异、保障制度的偏颇、财政制度的歧视、法律制度的失灵、传统文化制度的禁锢。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出路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 一、对现阶段农民贫困问题现状的考察 （一）关于“贫困”定义的争议 关于贫困，中国官方90年代初给出的标准定义是：以1990年为不变价，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630～650元和每年人均粮食消费低于300公斤；而我国学者则一般将贫困理解为物质上的缺乏，即缺少基本生活资料和精神上的贫困；迪帕·纳拉扬等人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的缺乏，权力和发言权的缺乏更是其定义贫困的核心要素[1]；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指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2]。概括之，人们比较公认的还是世界银行给出的表述[3]：当某些人或者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得他们那个社会承认的，一般都能够接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与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世界银行，1981）；贫困是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世界银行，1990）；贫困不仅仅意味着低收入和低消费，而且还意味着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即贫困意味着无权、没有发言权、脆弱和恐惧等（世界银行，2001）。由此可以看出，贫困的涵义具有相对性，它随时间和空间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地区、不同的国情，对于“贫困”的定义自然有所区别。 另外，根据贫困标准来划分，贫困一般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它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陷于物质生活的极度困苦之中。而相对贫困则是指相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而言，即生活水平在最低层次那部分人的生活状况。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界定采用的是绝对贫困概念，即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二）当前农民贫困现状：忧大于喜 基于以上相关标准和贫困概念的理解，我们对中国当前农民贫困问题的现状加以总结概括。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农村的贫困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看到，随着农村扶贫工作的推进，在解决农民贫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起初简单的物质扶贫，即“给钱给物”的扶贫措施非但没有使一些地区富裕起来，相反却滋生出了“等、靠、要”的懒汉风气，这种被称作“输血”式的扶贫方式逐渐被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修路、送技术、送文化，人们称之为“造血”的扶贫方式，这种所谓的“造血”扶贫的办法也慢慢显现出“劣质性”，而且在进行农村扶贫的过程中，出现了“富得慢，穷得快”的怪现象，有的地方自然资源很丰富，但是反而不如自然资源禀赋差的地区发展的快；有些地区虽然发展的比较快，人们衣食丰足，但是人们却空虚无聊、无所事事，精神面貌颓废不堪，更有甚者一些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破败殆尽，各项公益事业昨日黄花，科技进步事业也是空中楼阁，医疗卫生更是形同虚设，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流失，农村自身发展所需的内部资源已几近丧失殆尽。 另外，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虽然是下降的，但速度却是极为缓慢的，中国现在还有近3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6000万人口徘徊在温饱线上。同时，城乡差距还在在继续拉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之比为2.9比1，比1983年的1.7比1高出71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53倍提高至1999年的1.96倍，城乡差别一目了然，为农村的相对贫困作了极为清晰的注脚[4]。虽然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
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较 摘要：残疾人是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会面对的社会问题。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越来越受到我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代表了不同的福利制度类型。所以本文选取了这三个国家来分析，最后回归到我国，对我国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残疾人；福利内容；国际比较 一、引言 （一）写作背景及目的 随着我国工业社会的发展，机械化生产、交通事故剧增等原因造成我国残疾人数量逐年攀升，使残疾人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到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亟需建立完备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为残疾人提供各种所需的福利项目，使残疾人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本文在分析了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之后，为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项目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二、对残疾人的法律支持 （一）美国的法制建设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为了保障残疾人的权利和自由制定了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法律。这些法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对于防止残疾人歧视、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法律中对于无障碍做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环境、信息与交通的无障碍，从法律上保证了残疾人接受社会关照。
1968年，美国颁布《建筑障碍法(ABA)》，为确保这个法案的顺利实施，1973年成立联邦独立机构——无障碍委员会。 （二）英国的法治建设 二战之后，英国按照贝弗里奇报告建设福利国家，于1994年相继通过《残疾人（就业）法案》及《教育法案》，对残疾人就业及儿童特殊教育给予法律规定。1946年通过的《国家保障服务法案》及1948年通过的《国民互助法案》，分别对残疾人医疗服务和适用于残疾人的财政做了规定。2004年和2005年先后通过了《反残疾歧视法案》及2005年《反残疾歧视法案》，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平等计划”，将为残疾人创造平等机会视为所有机构和组织的法定责任。 （三）日本的法制建设 日本于1946年由其社会保障研究会提出了《社会保障法案》。1949 年以后制定并实施了《残疾人福利法》、《社会保障制度建议书》、《残疾人雇佣促进法》、《特殊儿童抚养补助金给予法》，规定了政府应给残疾人提供的福利性服务，强调了残疾人平等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保障了残疾人就业并规定了残疾儿童可以领取的“扶助补助金”。 三、残疾人福利内容 （一）对残疾人的教育支持 1.美国的对残疾人各个阶段的教育支持 美国对残疾人的教育包括婴儿早期干预，学前教育服务以及高等教育服务等各个阶段的服务项目。美国1975年制定，2005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
第一章中国的贫困儿童：概念及规模 一．概念的界定 基于研究主题，与贫困儿童有关的概念包括两类，即基础概念和与现行救助政策有关的操作性概念。 ㈠．基础概念 基础概念主要有两个：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如有需要，本报告也会把贫困儿童的概念延伸至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 1．儿童 本报告指称的“儿童”，采用的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有关儿童的定义，即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的人）的年龄界定相同。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的“儿童”和“未成年人”指的是同一群体。 2．贫困家庭儿童 本报告把贫困家庭儿童简称“贫困儿童”。由于贫困标准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特别是我国城乡、地区之间贫困状况和实践标准仍存在较大的差异，要认定科学统一的贫困儿童概念实属不易。基于研究主题和困境儿童的实际状况，本文把贫困儿童聚焦于下列三类群体：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儿童、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之所以如此界定，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衡量儿童贫困的标准相对统一，即其家庭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所有儿童，一方面避免了贫困儿童多样性特征给本研究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上述数据无论是完整性还是可及性也较为理想。 3．低收入家庭儿童 低收入家庭儿童是指城乡低收入家庭中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简称“低收入儿童”）。由于“低收入家庭”尚无全国性标准，各地各部门执行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尊重各地各部门的现行标准，不刻意强求统一。从目前的情况看，低收入户一般是指家庭月人均收入在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110—150%之间的家庭。
㈡．与现行政策相关的操作性概念 讨论了概念以后，还要将这些基本概念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与现行政策相关的操作性概念，这包括：低保家庭儿童、孤儿、农村五保儿童、城市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的流浪儿童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1．低保家庭儿童 低保家庭儿童在本报告中亦简称“低保儿童”。是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农村特困户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城镇低保家庭中的儿童（简称“城镇低保儿童”）和农村低保家庭及农村特困户中的儿童（简称“农村低保儿童”）。之所以把农村特困户中的儿童作为农村低保儿童统计，是因为农村特困户救济制度仅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一种过渡形式，其覆盖人口将于2007年绝大部分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孤儿 是指父母双亡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是失去父母的未成年人，包括集中或散居的孤儿、弃婴；二是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包括暂时查找不到家庭或无法查明身份的流浪儿童，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暂时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 3．农村五保儿童 农村五保儿童特指已经或即将被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救助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本报告中亦简称“农村五保儿童”。这包括两个部分人：已经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未成年人和应该享受但仍未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的未成年人。农村五保儿童是我国农村孤儿中处境较为困难的群体。 4．城市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 系指由城市中的专门的儿童福利院以及其他福利机构中的儿童部集中收养的孤儿或被家长遗弃的儿童（弃婴）。 5．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的流浪儿童 系指由城市救助保护机构收容，18周岁以下，脱离监护人有效监护，无力自行返家或者不愿返家，在外游荡、乞讨、捡拾的未成年人。 6．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是指受艾滋病打击的儿童。主要包括四种类型: 一是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
2010年2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Feb.2010第28卷第1期Hu manities&S 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ol.28No.1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宋宪萍,张剑军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 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能力;贫困;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10)01-0069-05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文明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贫困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尤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贫困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生活水平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当今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尤其在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中,随着裁员数量的增加,更多的人被抛入到贫困大军中。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是为某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所独有,而是普遍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或民族之中,贫困是具有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挑战并战胜贫困的历史。 一、关于贫困内涵的收入解释 关于贫困,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较早对贫困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是英国的朗特里,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角度来研究贫困问题,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有所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成为主流。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说有许多家庭,在没有足够的收入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贫困最通行的定义是年收入。”[1]英国的汤森进一步丰富了贫困的内涵,认为收入不仅仅指生活必需品,而应是一个复杂的资源分配和再分配系统,如现金收入、资本资产、就业福利待遇、社会公共福利待遇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个人收入等都应包括在内[2]。因而在贫困的测量方法上,汤森提出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方法,即用平均收入作为一种测量相对贫困的方法。另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需求的状况。 综合国际、国内学者对贫困的界定,可以把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又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收入难以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一种状态,即不能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收入标准。绝对贫困人口一般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或贫困线为标准来划定的,这一类贫困人口只存在于特定的国度及特定的时期,多发生在较落后的国家。相对贫困是比较而言的贫困,这一方面是指随着时间变迁和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演进,贫困标准亦发生相对变化而言 [收稿日期]2009-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JY088) [作者简介]宋宪萍(1972-),女,山东莱芜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中国实施反贫困战略的法学分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贫困形成的制度性原因基础上，剖析了公共权力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探讨了开发性扶贫中的基础资源配置问题、分配正义与反贫困的关系问题、贫困者的权利保障机制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制定《反贫困法》的构想。 关键字：贫困，反贫困，反贫困法 我国的反贫困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包括一系列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并由此而形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应将反贫困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将其形成为人们彼此之间普遍信守的权利义务系。简言？我国应通过立法形式规范各种扶贫关系。 一、贫困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贫困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国际原因、宗教原因等之外，还包括这些原因背后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法律制度的障碍。 我国农村中的贫困原因与城市中的贫困原因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城市中的贫困与因国企改革而增加的下岗工人有着较大的关联，这种贫困是一种失业型的贫困；而农村中的贫困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贫困的制度原因进行分析，农村中的贫困在较大程度是由不良制度或缺乏良好制度所导致的，这些制度缺陷我们可以举出若干方面，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缺陷，又包括微观层面的制度缺陷，诸如农村的自然资源配置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与农村在相当程度上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从根本上讲又是我国在建国后长期实行不平等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导致了国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法律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的实质又在于优先发展城市的旗帜下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确立了低代价转移农村资源的制度，这不仅减少了农民应有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进而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国家力图通过制度变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制度在目前并没有彻底变革。如农村信用社中就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农村信用社每年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等方式，大量转移农村资金，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村信用社平均每年转移资金20XX 亿元左右。① 又如1952 年- 1989 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
摘要：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中外学者都给贫困下了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所以说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现在对贫困概念的界定由过去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早期的贫困定义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而广义的贫困定义则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浅谈一下中国的贫困现状。 关键词：贫困，贫困原因，贫困解决措施， 1992年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为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动员各国采取具体扶贫行动，并将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一、贫困产生的原因 导致贫困的原因很复杂，并且贫困者之间的原因也不尽相同。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贫困原因的表达也有差异，透过种种贫困的表面现象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就会得出导致贫困的原因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消极的思想观念 在贫困原因调查问卷上有69%的被调查者认为缺钱是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些答案显然是不正确的。社会上富裕的有钱人难道会造钱吗？他们的钱是怎样得来的？应该怎样做才能挣到钱？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贫困者都回答不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思想观念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发展思路决定了人的出路。消极的思想观念和悲观的人生态度，只会带来贫穷的结果。这是因为：（1）消极的思想观念会失去和放弃很多挣钱的发展机会。富裕的有钱人都有着积极上进的思想（最起码是曾经有过），他们善于捕捉有利于自己发展和挣钱的机会，有的富裕者不仅不会失去每一个机会而且还善于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2）消极的思想就决定了消极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消极那他为社会所付出的积极有效劳动也就少，一个不能为社会付出积极有效劳动的人自然也就不会得到社会劳动报酬——钱。（3）消极的思想观念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办法也不容易接受和采纳，一个靠传统手工劳动、自给自足、封闭生产和经营的人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先进管理办法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人进行比较，谁的收益高不言而喻。（4）消极的思想观念还有可能导致人生道路的错误，所作所为危害社会，最终导致贫困。（5）消极的思想观念面对困难总是退让和躲避，从贫穷到富裕是一个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勇气和办法就会被困难所包围，贫穷也就随之而陪伴。
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20期（总第320期） 作者简介：冯 瑛（1970-），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 陈建东（1967-），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冯 瑛1，陈建东2 （1.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成都610031；2.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成都610031） 摘要：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 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贫困；贫困线；定义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0）20－0074-04 0引言 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和技术上的问题，而 且在某种意义上，贫困线的变更和贫困的定义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平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贫困定义的演进及其相应的贫困线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稳定受到贫困威胁的时候。对贫困线划分的决策和对贫困的定义是与政府以及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相联系的。贫困的标准决定需要三个要件：其一，必须选择贫困的相应维度和特征；其二，决定贫困线，即在此线之下的家庭和个人被认为是穷人；其三，选择用于报告全体居民和部分居民的贫困标准。 国内有关研究贫困的问题始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于贫困定义的研究鲜见于国内的文献。直到90年代，研究的深度和范围仍不及国外的相关文献。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了解国外贫困研究的成果和目前贫困研究的趋势。本文主要介绍国外一些影响较大的相关文献，我们在给出主要的不同论点的同时，将详细分析主要的几类贫困的定义、相应的贫困线和中国的贫困状况。对这些文献的回顾，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概念和中国贫困现状的认识。 1贫困的本质 在使用适当的方法分析评估贫困之前，应该首先批判地 分析对贫困定义的方法，然而有关贫困问题的学术争论大多是关于贫困的定义。因为贫困总是根据其发生的社会习惯来定义的（Hobsbawn,1968）。 19世纪末，Charles Booth 和Seebohm Rowntree 对贫困 的定义和标准做出了主要贡献(Holman,1978)。Booth 的贫穷 是指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Rowntree 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分界线，以此划分贫困和非贫困。这个定义主要以食物消费为主。根据Rowntree 的“一篮子法”，基本营养被转化为具体的食物量并以现金表示，然后再加上支付房租、最低量的衣物和杂用（MacGregor,1981）。1965年，美国社会保险局的经济学家Qusanski 改进了Rowntree 的方法并建立了美国的贫困线。其方法要点如下：第一，Qu - sanski 利用和Rowntree 相类似的方法确定了最低食物支出， 然后以特定的恩格尔系数（如60%）以区别贫困和非贫困；第二，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得到了贫困线。这种从人类基本需求不足的角度来定义贫困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就是运用该方法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很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也是应用这种方法测算他们自己的贫困线。 至此，贫困是由收入的多少来检验的，即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Holman,1978）。Qu - sanski 的贫困定义因为比较容易，所以被很多国家采用。然 而，基本需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很大不同，他们还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经历（Mingione,1996）。事实上，人们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该定义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最低需要”的含义和满足这些需要所需的货币数量（Ansel 和Sharp,2002）。通常这些需要用一定的货币量来衡量，这要求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穷人应具备一定的持家管理能力，否则很容易突破最低需要的控制。同时提供给人们必须的最低营养和卡路里的食物需求量一旦设定，相应的食品种类也就确定了，这意味着穷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容忍给定的菜单。Gordon (2000)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科 74
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贫困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青睐。在现代传统经济学中，贫困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收入问题，许多贫困或经济平等的测量指标如基尼系数，都是以人们的收入作为研究基础。而阿马蒂亚·森在对大量的贫困问题研究后提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贫困度量方法，并且从权力缺失的考虑出发，对贫困的实质进行了重新解释。本文将介绍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延续其研究思路，以期给经济学补充一个从更深刻的伦理层次认识贫困的视角。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伦理经济学贫困理论权利失败 贫困的概念 （一）贫困度量的传统方法 在度量贫困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基尼系数”等一系列指标。然而，以上指标只是从一个方面即收入的低下去衡量贫困，充其量只能作为识别穷人的一种方法。在一些传统的研究中，度量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定义一个贫困线并以此统计出穷人的数量，再把贫困定义为贫穷人口与社会总人口之比，即“贫困人口比率度量”（head-count measure），记为H。在这种方法下，全体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的降低丝毫不会影响贫困程度，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只要不越过贫困线，也不能得到任何体现。二是度量全体穷人的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总和，即比较流行的“贫困缺口”度量法，可以公式化为“收入缺口比率”（income-gap ratio），记为I。而这种度量法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只要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不突破贫困线，收入缺口比率对收入转移就肯定是不敏感的”。 （二）贫困的识别和加总：森贫困指数 由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一个较全面的贫困定义应该包括两个要素：一个识别穷人的方法和一个把穷人所构成的集合的特征进行加总，以形成贫困的总体印象，即贫困的“识别（identification）”和“加总（aggregation）”。上述两个指标H 和I分别度量了其中一方面，H代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而I代表与贫困线相比绝对收入的贫困比率。为了弥补度量中缺少的收入分配问题，阿马蒂亚·森引入了基尼系数G，G度量的正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从而阿马蒂亚·森得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衡量贫困的指数P，P=H{I+(1-I)G}（阿马蒂亚·森，2001）。P指数很好地把握了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识别”和“加总”了贫困，而且反映了分配的不平等程度：P随着G的增大而增大，当分配绝对平均即所有人的收入都相等时，G为0，此时P=HI。 （三）权利方法 在考察了贫困的度量之后，阿马蒂亚·森转入了关于贫困成因的分析。阿马蒂亚·森（2006）认为生活的贫困不仅指这个人确实身处贫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它生活方式。经济贫困的表象如低收入等最终也应将被视为能力的剥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少获得正常生活条件的能力，“权利丧失”才是贫困的根源。 在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经济权利包括了：生产权利、交换权利、劳动权利和继承转移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由行动并获得所需的基础，其中的任何一个权利散失或遭到剥夺都将影响人们的可行能力。在贫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一、名词解释 1. 受益基准制（规定受益制、确定给付制）：它是指社会保障组织先规定对受益人的给付水平，再依照精算原理确定缴费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 2.缴款基准制（规定缴费制、确定缴费制）：它是指预先确定缴费水平，再根据基金积累额及其投资收益给付受益人的社会保障模式。 3、现收现付制：是将一定时期（如1年内）所需支付的费用，分配于各参加保险的被保险人，它预先不留出储备金，完全靠当年的收入满足当前的需要。 4、完全积累制：一种以纵向平衡原则为依据，要求在劳动者整个就业或投保期间，或者在一个相当长的计划期间内，采取储蓄方式积累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 5、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两种模式的结合。在部分积累制情况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部分来自于现收现付式的筹资方式，另一部分来自于完全积累式的筹资方式。 6、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 二、简答题 1、社会保险型、福利国家型、强制储蓄型、国家保险型模式的特点及代表国家 社会保险型模式的特点 (1)以劳动者为核心。即社会保险制度面向劳动者，且主要是工薪劳动者，围绕着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风险设置保险项目。 (2)实行“自助”原则，社会保障费用由国家、雇主和雇员三方负担，且以个人和雇主投保为主，政府在收支不平衡时酌情给予资助。 (3)权利和义务有机结合：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 (4)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以现收现付为主。 (5)社会成员之间统筹使用，体现了社会保险的互助互济原则。 代表国家：德国、美国、日本 福利国家型模式的主要特征：(1)累进税制与高税收(2)普遍覆盖与全民共享(3)政府负责与保障全面。(4)强调公平优于效率。代表国家：英国、瑞典 强制储蓄型模式：称公积金模式、东南亚模式，其目标是以自助型为主，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特点：(1) 强调自我负责，缺乏互济性，不具备再分配和互相调剂功能。 (2) 建立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起到激励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减少政府负担。 (3) 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达到保值增值目的。 (4) 由雇主、雇员双方按规定比例缴纳保险费，政府不提供任何资助，管理实行社会化，政府只负责监管。 (5) 在保障内容上主要是养老保险。
贫困论文相对贫困论文：国外反贫困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摘要：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措施有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社会救助制度、实行区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和实施由政府组织、企业及公益机构具体执行的各种反贫困计划等。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措施有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培训和促进就业等。国外反贫困的经验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贫困；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启示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4-0073-02 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比例和程度不等的贫困人口。贫困不仅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难题，也是发达国家挥之不去的隐痛。比较不同类型国家反贫困措施的差异，可以为我们探索中国政府反贫困的方式、途径和策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措施 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是相对贫困，对温饱和生存威胁较小，所以发达国家一般通过"救助加开发"的政策措施来应对、缓解贫困的发生和发展。 第一，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及社会救助制度，通过收入保
障体系向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提供一般津贴和特殊补助，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制度是发达国家应对城市贫困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其中，社会福利是覆盖全部对象群体的项目，社会救助特别针对其中的特殊困难群体。英国是老牌的福利国家，早在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就决定在全国征收了济贫税，1601年颁布了在人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济贫法》，对贫困群众和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予以津贴补助。1948年英国成立国民救济委员会，同年开始执行《国民保险法》和《国民救济法》，率先进入现代福利国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建成了公共福利方案，主要包括４个项目，即对有小孩负担家庭的援助、额外保障收入、医疗救助方案和食品(券)补贴，公共福利方案形成美国福利制度的核心，它面对所有贫困人群，对缓解贫困危机、特别是城市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实行区域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对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如经济落后的城市和区域、资源枯竭的厂矿等地区采取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政策，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区域发展。英国在整个20世纪一直不断地实行区域开发和移民政策，以帮助失业的贫困者重新就业，其中在30年代开发了４个高失业率地区，"把工作带给工人"，1945至1975年又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工业发展法案，鼓励投资，促进就业。
江汉论坛２００７．５ 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摘要：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加速，在反贫困进程中的家庭经济利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成为反贫困领域的前沿问题。利用家庭经济开展农村反贫困的研究焦点是农村家庭如何选择和调整其收入结构、家庭生产产出以及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等以实现家庭经济，应对各类贫困致因。研究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政府帮助、企业扶贫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拓展扶贫开发新空间。 关键词：全球化；反贫困；农村；家庭经济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２７－０３ □汪段泳 刘振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经济 一、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反贫困 增加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贫苦程度的观点，已经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的认同。这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是农民，农业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自然的想法是，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条件下增加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必然从“地根”上做文章。具体而言，包括土地产权的调整和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因为通过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可以使耕者有其田，耕者用其田，不但可以使贫困者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且家庭组织的内部协调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提升其家庭福利。另外，通过诸如绿色革命在内的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可以加速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从理论上，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充沛的资金通过全球化途径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提高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Ｂｌａｉｋｉｅ等人（１９８０）根据他们在尼泊尔的实践研究，认为发达国家驱动的市场趋同和一体化过程，一时难以瓦解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生产分配体系，逆转传统农业的产出和农民家庭的资源配置方向，起到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 到了２００２年，还是Ｂｌａｉｋｉｅ等人，还是在尼泊尔的研究，使他们对自己２０年前对全球化进程中农民收入的判断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原来的模型低估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为农民的非农收入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民收入发生了显著性的影响。Ａｆｓａｒ进一步分析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五种力量使农民收入的重心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１）土地生产的收入减少，比如工农价格差和政府 的产业政策的工业倾向；（２）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加，特别是外资、外贸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增加；（３）环境退化，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工业污染加重使农村环境难以保持高的生产能力；（４）土地短缺，因为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容，土地使用非农化；（５）文化和社会变革，城乡人口流动和消费倾向的媒体宣传，改变了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偏好等。五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在农业中得到的收入比例逐渐降低，而从非农部门得到的收入却逐渐加大，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在印度，从１９７１年到 １９９９年，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１９％上升到 ４８％。在坦桑尼亚等非洲六国，非农收入也已经达到６０～８０％。在菲律宾的ＥａｓｔＬａｇｕｎａ村，从１９７４年到２０００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已经从９０％下降到３６％。在１９９８年泰国农民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家庭中，有一个家庭成员全职或者兼职于非农部门。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６）基于印度一个农村地区连续２５年贫困变化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家庭收入的多样化使得５１％的原本贫困的家庭摆脱了贫困，其扶贫效果比增加工作可得性大７倍多，后者只有７％，具体的收入多元化的方法有：组建家庭微型企业；家庭成员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增加市场附加值高的产出品种，优化农业产出结构等。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尽可能融入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过程所提供的新发展机会，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才是适宜的扶贫政策。 二!农民家庭生产与反贫困 从目前全球横截面的数据看，家庭规模似乎与贫困程度成反比，即家庭规模越大，家庭贫困的概率就越大。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生产更多的子女是避免他们极度贫困的一项基本生产活动。在大家庭中，家庭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例如照明用具，无论家庭成员的多寡，都需要购买，而大家庭中 ２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