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类型学
沈克宁
【摘要】本文讨论了建筑类型学理论的方方面面：定义、历史、作为城市本体论的类型学，作为“元”理论的类型学，阿尔甘的类型学，维勒的类型学，柯尔孔的类型学,克里尔的实用类型学，和罗西的城市建筑类型学。
【关键词】类型学“元”理论理性主义类似性城市城市记忆类推方法 L·克里尔罗西
Abstract: Typology, revived in the 1960's, is both considered as an architectural theory/analytic tool and as a design method. This paper reviews typology within the frame of theorist Giulio Carlo Argon, Alan Colquhoun, and Anthony Vidler, architect Aldo Rossi, and urban theorist Leon Krier.
Key Words: typology; meta-theory; New Rationalism; Analogue City; analogical design; Leon Krier; Aldo Rossi.
随着现代主义或功能主义出现危机，人们对类型学重新开始重视，这就是类型学的复兴。对类型学的重视也是现代主义之后更广泛地对建筑“意义”的追求的一部分。因为类型与历史建立了联系，人们日益认为与历史建立了联系便是在一种特定文化内赋予建筑以合法性的必要步骤。在讨论城市形态学时，人们认为类型具有创造一种合法又合理的城市主义的内在能力，可以用于对抗以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思想。结构主义为类型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作为结构主义基础的符号学理论，在任何符号系统中符号传达意义的能力有赖于特定系统中约定俗成的关系结构，而不在于符号与外在的先存在，或与外在现实的某种固定联系上。建筑与语言相似，在这两个领域内，历史呈现的过程不是那种一个阶段彻底抹去前一个阶段的过程，而是每个阶段都有遗痕留存，这些不同阶段的痕迹又保持在今日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上。类型犹如语言，语言总是先存在于个人的或团体的语言能力之前。建筑的系统总是先于个体建筑师和某个建筑历史阶段之前。正是由于先前存在的类型使得该系统得以传输意义。类型与历史中任何一个时刻呈现在建筑面前的的任务互动而形成整个建筑系统。
类型学的重兴属于现代主义之后更广泛地对建筑“意义”的追求的一部分。类型与历史建立了联系，而人们日益认为与历史建立了联系便是在一种特定文化内赋予建筑以合法性的必要步骤。在讨论城市形态学时，人们认为类型具有创造一种合法又合理的城市主义的内在能力，可以用于对抗以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思想。类型学不是从纯形式或纯语言学角度入手的，而是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角度入手的。类型学并非一种新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断的惟一设计方法就是类型学方法。类型学的生命力在于它永远是更新和发展的。但是在现代主义运动阶段人们忽然开始鄙视类型学设计方法，甚至根本不谈类型学，只重视形式语言设计方法。现代运动中的建筑师和理论家们认为类型学是前科学的，是受习惯势力影响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和科学社会中需要有与科学技术思想相适应的新设计方法。但是，现代主义抛弃类型学的实践最终是不成功的。自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建筑设计需要类型学方法。1960年代中期就有人认为当无法发现归纳和总结所要解决的城市建筑问题，或无法对所要解决的城市建筑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设计纲领时，就可以采用类型学。柯尔孔在1967年一篇题为《设计方法和类型学》的文章中对现代主义抛弃类型学的做法进行了批判[1]。1966年意大利建筑师罗西的《城市建筑》一书出版，在书中，罗西将类型学作为城市建筑设计中重要和有效的设计方法。同一阶段，意大利一批青年建筑师在《美好住宅》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有关类型学理论和设计的讨论。1960年代又被称为建筑的新启蒙时代，在此阶段阿尔甘根据阅读德·昆西建筑历史字典中有关类型学条目而恢复了对类型学思想的讨论。熟悉后现代建筑历史的人们当会了解在后现代运动初期凡是反对现代主义教条的建筑师几乎均被贯之以“后现代”，在这些建筑师中有一些是使用建筑类型学的名建筑师。
柯尔孔在《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2]的文章中认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此后由罗曼·雅可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尔特发展完善的结构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的两个教条－功能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提供了理论武器。结构主义是如何为后现代提供批判武器的呢？人们知道在传统上建筑与其他艺术相似，均是根据对一系列先行构造、具有一定意义的词汇进行排列、组合和构造。功能主义则试图彻底改变建筑构成的传统，试图以在形式上和功能上无法简化的要素代替先行构造、先期设计的词汇。功能主义认为由此手段构造而来的建筑，其意义将仅从作品自身的形式、功能和构造中获得。但是，结构主义认为在任何符号系统中，符号表达意义的能力来自于特定符号系统中的约定俗成的关系结构，而不依靠符号与外在先行存在的其他参照系统的关系。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在任何阶段，文化实践仅能够从它在历史进化的位置上来理解，文化是暂时的，仅适宜于某个时代。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则认为任何阶段的文化意义都是重叠的，每个词句、每种艺术形式均依赖其他词句和形式的存在。建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相似，并不是后一阶段彻底取消前一阶段的过程，而是过去遗存下来的建筑形式同时并存。因此，在目前的建筑实践中就可以将历史上的形式看作原材料（素材）。柯尔孔认为需要一个转化机制才能更好地将结构主义的批评标准用于建筑学。这种转换机制就是类型学。他认为类型的概念说明了在建筑设计中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建筑的类型犹如语言，语言总是先于任何使用语言的个人，建筑的系统也是先存在于任何建筑师的创造之前的。正是由于先前（早期）“形式”的存在和其持续性才使得建筑系统可以传达意义。这些“形式”就是所谓的类型，类型在每个历史阶段中与当时具体的建筑任务和问题相结合就形成了整个建筑系统。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语言是一个结构受体，又是一个集合的范畴。这个结构或范畴必须先行存在，此后，个体的语言使用者所使用的"言语"才能在语言结构中被赋予意义才能在语言结构中被赋予意义。个人的语言的意义由结构限定。作为个体的建筑与建筑类型的关系犹如言语与语言的关系，建筑可以千变万化，但都脱离不开类型。
在现代运动早期，柯布西耶试图在工业产品与标准化的分类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这种分类是从工业生产的角度上来衡量的。类型学理论认为建筑形态在历史中重复出现的现象提示人们类型和形态的概念是独立于技术变化之外的。每个时代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建筑的类型总是相对稳定的，它是独立于形式、思想、技术等范畴变化之外的。这种稳定性保证了文化意义的持续性。这种保持人类生活相对稳定的结构或建筑类型十分重要，其作用犹如语言的相对稳定对人类的稳步发展所起的作用。建筑的历史并不像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阶段代替另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和风格代替前一时期的形式与风格，而是前若干阶段的建筑在下一阶段中同时存在。就是说在城市和建筑的历史中，历史并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共时性”的，我们可以在今日具有历史文化的城市中证实这种现象。
这种历史现实对人们心智影响很大，从而决定人们有关环境、城市和建筑的心智形象并进而影响人们对环境的塑造活动。这种心智形象就是人们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并不是某一代或某时期人类心智记忆的产物，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和改造环境历史的整体产物。每个历史阶段的人们都为这个整体、这种“集体记忆”增加新的内容。“集体记忆”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由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类以口述、文字、操作实践和人工环境的形式保持下去。由于个体生命的历程与物理环境相比相对短暂，因此物质环境形式的相对持久得以成为取代人们的记忆并进而影响对环境的塑造活动，从而保持了环境的相对稳定。罗西认为：城市类型其实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是由人们对城市中的空间和实体的记忆组成的。这种记忆反过来又影响对未来城市形象的塑造……因为当人们塑造空间时，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智意象来进行转化。但同时他们也遵循和接受物质条件的限制。”
产生建筑类型的原因并不复杂：人类经常面对相同的要求和条件限制，从而导致产生某种建筑类型来适应和满足这种条件和要求。人类又具有总结经验的倾向，从而使得某种类型占有主导地位。人们使用这种类型进而根据自身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情况、条件和要求对该类型进行变通，从而产生某种类型类型的多种变体。类型是普遍的形式或结构，或一种使得种类和组团具有显著特征的性质，或对物体的分类。它是一种人们按照其进行制造和生产的模型。某些类型是普遍的，某些是由文化限定的，而另一些则是地区性的。因此，对类型的定义是相对的，对类型的识别通常也是根据分析研究的尺度而变化的。类型既保持了文化与传统的连续性，又提供了创新和变化的余地和可能。
一、定义和历史
建筑类型学的研究发源于法国。而其重兴得益于新理性主义者对法国启蒙时代和学院派理论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的意大利新理性主义者在法国启蒙时代的建筑师中寻找共鸣。在法国启蒙时代建筑师勒杜（Ledux）和布雷（Boullee）所进行的“纯粹形式”的设计方案中可以发现明显的“类型”思想。继而他们又在法国学院派大师迪朗（Durand）的几何构图规律和巴黎美术学院常务理事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有关类型学的定义中寻找支持，并加以发展。
类型学可被简单地定义为按相同的形式结构对具有特性化的一组对象所进行描述的理论。现今人们对类型学的讨论基本上坚持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学者的主张。但是任何研究类型学的学者都没有忽视德·昆西在19世纪对类型所下的定义。德·昆西是通过区别“类型”和“模式”（model）来阐明类型概念的。他说：“类型这个词并不意味事物形象的抄袭和完美的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种因素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即是形成模式的法则……模式，就其艺术的实践范围来说是事务原原本本的重复。相反，类型则是人们据此能够勾画出种种作品而毫不类似的对象；就‘模式’来说，一切都精确明晰，而‘类型’多少有些模糊不清。因此，类型所模拟的总是情感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接着他说：“我们又可以看到，所有的创造，尽管有连续的变化，但总是以一种清晰和明显的方式对理性和感性保持其基本原则。这类似某种核心，围绕着它，与事务密切结合，联系的形式发展变化。当面对某种事务的千姿百态，科学和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它的源流和起因，进而掌握其意义和目的。这里，在建筑中称之为‘类型’的，是人类创造和制度都具有的分支……我们进行这个讨论就是为了清晰地理解类型这个词的意义－类型隐喻式地包含在许多作品中，并且指出那些人道错误：他们认为既非模式就可以漠视，或者竟以复制品所需的僵化模式加以曲解。”[3] 从该定义中可
以看出“类型”是通过与“模式”相互定义而界定的，在上述引文中作者批评把类型当作某种被模仿和复制的事物，并认为在建筑中有一自身起作用的要素，它不是建筑对象与其符合的事物，而是在模式中表现的事物，这就是规则－建筑的组织原理。当代意大利建筑师莫尼欧（R. Moneo）对类型的定义也许更为清晰，他说：“什么是类型？它可以被最简单地定义为按相同的形式结构，对赋予特性化的一组对象所进行描述的概念。它既不是一个空间的图解，也非一系列条目的平均，本质上它是基于一定的内在结构相似性和对象编组的可能性”[4]。但是，对于类型学的解释和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同是威尼斯学派的意大利建筑师阿莫尼诺（Aymonino）和罗西（Aldo Rossi）的意见就是相左的。虽然前述莫尼欧和德·昆西的定义对各种解释敞开了大门，但类型学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不明确而受到损害，反而由此兴旺起来。意大利建筑理论学者班迪尼（M. Bandini）认为：“建筑常规的普遍特性，就是它们似乎是从矛盾混乱的意见中衍化出力量和有效性，一个文化上的交感仅可在它不需要精确时才可运作”[5]。
类型学是城市建筑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也是建筑界讨论的重点，英国著名建筑理论家柯尔孔（A.Colquhoun）就认为所有有关建筑的思考均限制在对类型的态度上。他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他首先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艺术之间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语言”（固定的）和“言语”（可变的）之间的关系与艺术规则和社会接受了的审美规范之间的关系相似。这就构成了所谓“类型学的具体实体能够在社会中传达其艺术的意义”。也就是说建筑意义的赋予有赖于先行建立的类型的存在。从这点出发，他认为“类型或者被看作是不可变的形式，这种不变的形式构成了实在的富有特性的建筑无限变化的形式……或者被看作以一种片断的形式流传至今的历史遗存，而它们的意义又不依赖于它们曾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组织”[6]。他将前者与新理性主义相联系，将文丘里及其追随者与后者建立了联系。
罗西更进一步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应是类型学的理论。在城市领域，类型学的问题是理论的焦点，类型学的形式分析使城市争论从消极保护转到综合的城市更新。罗西的类型思想将城市要素作为具有意义的实体来感知，它具有原初性和权威性，该意义是类型学先行决定的，但不能预见。它的逻辑先存在于形式，以一种新的方法构成形式。罗西试图在建筑中包含着时间（过去和未来），这是一种无言而又永恒的形式。他试图通过城市制品的简洁形式唤起永恒使用的观念。他用“记忆”代替历史，“集体记忆”使罗西将类型思想进行特殊的转化，将记忆引入客体，客体就具有了思想，也具有了对思想的记忆。这样，时间、记忆、客体就与类型结合起来。罗西将类型学作为基本的设计手段，通过它赋予建筑以长久的生命力和灵活的适应性，并由此沟通城市和建筑尺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建筑的内在本质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是编译（码）进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这样，表现就是表层结构，类型则是深层结构。他认为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中抽取，抽取出来的必然是某种简化还原的产物（抽象的产物）。因此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历史上的建筑形式，但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与历史相联系。这种从精神和心理上的抽象得出的结果称之为“原型”。按荣格的观点，原型是共有的，这样类型学就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它不断地将问题带回到建筑现象的根源上去。罗西认为类型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相关，他说：“类型是按需要和对美的渴望而发生。一种特定的类型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形式的结合，尽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因不同的生活而有很大的差异。”[7] 他认为类型学原理是永恒的，这一论点将建筑设想为一个结构，这种结构呈现在作品中而被认识。
二、类型学的复兴与作为本体论的城市
对类型学的热烈讨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的悠久和丰富的城市历史和文化为类型学的讨论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建筑历史与理论家维勒（Anthony Vidler）将这个时期产生的类型学称为“第三种类型学”（The Third Typology）[8]。他认为第一种类型学将建筑看作对自然基本规律的模仿；第二种类型学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使用机器大规模生产其他机器所面对和引发的问题。因此第二种类型学将建筑等同于一系列大规模生产的物品。这两种类型学都将建筑与建筑以外的另一种“自然”相比较，并获得其合法性。第三种类型学并不试图在建筑和城市之外寻求有效性。他认为新理性主义的作品表现了第三种类型学，新理性主义的作品所关注的只是城市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城市，城市的本体便没有了任何时期的特殊社会意义，有的仅是其自身的形式条件。将城市作为新的类型学的场所是因为人们反对现代主义所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城市，要求强调形式和历史的延续性。作为整体的城市，它的过去和现在都展示在其物质结构上。其自身和自身内部里里外外都是一种新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并不是由分离的要素建造起来的，也不是为了使用、社会意识形态、和技术特点的目的而篡成的。这种类型学是完全独立而且可以被分解为零部件。使用这些零部件并不是要去重新创造公共的或惯例的类型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它们也不重复过去的类型形式。建筑师们选择这些零部件并根据从如下三个层次的意义中衍化而来的标准将它们重新组装起来。这三层意义分别为：一从过去存在形式的产生方式中继承而来的意义；二从特定的零部件以及其相关的界限和关联域，通常是跨越以前的类型中衍化而来的；三是将这些零部件在新环境中重新构成和组装产生符合希望的意义。
这种“城市的本体论”是与现代主义乌托邦相对的。它否定了所有的社会乌托邦以及过去两百年实证主义有关建筑的观点。这样，解说和理解建筑就不再需要与所谓“社会”加以联系，建筑的历史就不再是记录有关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中特定的社会条件了。从此，讨论建筑形式，就不必将建筑形式之外的功能社会道德等因素牵扯进来。由此建筑获得了它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将城市作为识别建筑类型学的场所是关键。在积淀的城市经验和其公共空间与公共建筑形式中，一种建筑类型可以被理解为对那种一一对应的形式和功能的挑战，但在另一层面类型保证了城市生活传统的延续。如果不去考虑其特殊形式，这种新本体论的独特性质就是城市自身。因此，对空间和公共形式的分解和重组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其新获得和新构成的政治意义相分离。但是，形式的原初意义，以及经时间和人类经验积淀起来的层层含义却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新理性主义者们也并不试图去做这种对类型进行清洗的事情。相反，这些类型所继承的意义可以为它们新赋予的意义提供线索和基调。新理性主义所使用的技巧或基本构成方式就是将所选用的类型，无论是部分的还是整体的，转化为全新的实体，而这种实体的传输交流的能力和潜在的标准正来自于对这种转化的理解。新理性主义的类型学将其信念建立在所有建筑的本质而又关键的公共性质上，作为对现代主义以来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顾影自怜的现象的反动，新理性主义的作品重新将城市和其类型学作为恢复公共建筑的关键作用惟一可能的基础，他们认为不如此城市建筑就会被永无止境的生产和消费所毁灭。
在现代主义之后的阶段中，建筑理论家们认为类型的概念是建筑的本质和基础，它如同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所讨论的“深层结构”。意大利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在1963年发表的《建筑类型学》[9] 一文引发了对建筑类型学的讨论。他将类型学作为一种建筑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作为建筑师个人的思考和工作过程。因此它既是历史，也是方法，既是形而上学，又是操作工具。那么问题是类型的象征内容是先于类型的创造而决定类型的呢，还是它仅是其后的演绎。阿尔甘认为“类型”的产生依赖于在形式和功能上具
有明显相似性的一系列建筑的存在。换句话说，当一种类型在建筑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那么对任何文化的特定历史中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实践的复杂问题，它已经有了现存的答案。这样，“类型”就是通过将复杂的形式变量进行还原，简化为一种共同的基本形式的过程而获得的。如果“类型”是通过这种回归过程产生的，那么得到的“基本形式”便不可以与那种纯中性的结构网络相类似。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形式的内在结构，或一种包含着无限形式变化（体）和类型自身进一步结构调整可能性的原则。事实上，人们并不需要证明一座建筑的最终形式是从一种先前存在的形式系列演绎推论出来的类型的变体。对该系列所增加的这个变体或多或少地会决定整个类型的变化。
阿尔甘认为不管一种类型容许有多少变化（体），形式的意识形态内容具有一个永恒的基础，它是恒定的，虽然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它具有一定的特征。他认为类型可以有无数的类和亚类，但可以将形式上的建筑类型归为三大类：一是建筑的整体构型，二是主要的结构要素，三是装饰要素。这种分类也是与建筑师的工作程序相一致的（平面、结构系统和表面处理），这也为建筑师在建筑设计时提供了一个类型学的规则指南。他又认为，如果类型只是图解和格网图示，它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僵硬和死板的现象，同时具有一种惯性。这不可避免地使人回到艺术家的创造性与历史经验关系的问题上来，因为类型总是从历史经验中演绎推论出来的。然而，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部分的历史经验是通过类型学的图示形式表现出来的。德·昆西认为类型是模糊不确定的，它不是一个确定的形式，而是一种形式的概略和纲要，它还承载着已完成的建筑和方案形式的积淀痕迹，不过其特定的形式和艺术价值被抛弃了。在类型中，其特征和作为形式的真正性质被剥夺了，升华为类型，从而具有了形象和符号的无限价值。将艺术作品还原为“类型”，艺术家就不再受特定历史形式的束缚，而是将过去和历史中性化。对模型的选择意味着价值裁判，它意味着某些艺术作品是完美的，需要被模仿下来。但当同样的艺术作品被看作是类型时，就不包含着模仿和翻制活动，接受“类型”就不是复制，这意味着停止了对历史价值的裁判活动。
阿尔甘将类型学定义为分类编组的模拟系统，他创造性地建立了审美或分析的标准。他将类型当作一个“前设历史的恒量”（meta-historical constant）。他称如果类型是还原步骤的最终产物，那么最终的形式不能被看作仅仅是一个模式，而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原则的内在结构，所有已存在的表现形式（正是从这些已存在的表现形式中，抽象出原则来），以及任何将来从该原则中发展出来所增加的建筑形式，都是这一原则的内在结构的具体变化。他又表明类型学不仅仅是分类系统。更重要的是创造性的步骤。他认为在建筑历史中已经形成的类型学系列是由它们的形态学构型（morphological configurations），而非它们功能的使用造成的。他指出，类型学的使用不仅限于学术上的后期评价，而且在于重复这些等级的设计阶段，通过这样的方法，每一个设计在初始都是概念化的，而最终却是多样化的。他并且认为建筑类型包含、体现了某种价值，开始时为原状，继续保持的就是变体。
在依附自然的经济活动中，他们有了三维尺度的潜意识。比如，望距离、安全距离、对峙距离、动手距离等。
他还认为类型学的内在含糊性在作为实践运用的工具和作为人们不能离开的标准两者中，使得它可以适用于更为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创造性活动与它的历史相联系。他得出如下的结论：“接受了对类型的先验还原，艺术家能够将自己从一种被决定了的历史形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将历史形式中性化”。并认为这种消解历史的阶段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都曾出现过。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激进的意大利建筑师共同编写了《帕杜瓦城》，在这部著作中，建筑师艾莫尼诺与罗西在有关类型学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罗西将类型学作为有关城市形式分析的中介，而艾莫尼诺着眼于它的功能组成部分。罗西将类型学作为范畴而非手段，艾莫尼诺则将其作为手段而非范畴。艾莫尼诺的类型学观点与罗西对类型学的观点有所不同。罗西将类型学作为城市形式分析的工具，而艾莫尼诺更感兴趣于它的功能组成部分。他将类型学看作手段而非范畴。将类型学作为手段，这要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一层是“形式上”的独立类型学，它被当作区别形式差别的分类方法；另一层次是“功能上的应用类型学，它被用作理解在城市变化中特殊类型的持久性。他强调城市形态与建筑形态的关系而不去强调它们的自主性。他认为不能将类型与功能强拉关系，例如所谓医院、商场等建筑。因为如果这样考虑问题而开始设计，那么在城市设计阶段，这样的方法就会被忽略。因为在城市设计阶段必须通过简化和还原的步骤，那么一切诸如商场和医院的功能均将被抛弃，它们只有在城市的关系中才能存在。他对类型学的定义如下：“研究各要素联系的可能，以便借助类型达到对建筑有机体的分类”。要素指的是“经由分析而分离出整体中的部分。要素具有自身的特性，但它只有在于整体相联系时才有效。在类型学的定义中，要素可由两个不同的步骤识别，一是风格和形式，另一是结构和组织。第一个步骤是在将建筑作为自主的现象来研究时才有效。第二个步骤则是将建筑作为一城市现象来研究时可以适用[10]。
三、作为“元”理论的类型学
罗西认为类型学要素，要素的选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比形式风格上的选择重要。例如对于带前廊的这种建筑类型，廊子的风格可以完全不同，但必须要有廊子，这才是建筑的本质问题。他指出：一种特定的类型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形式的结合，尽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因不同的社会而有很大的变化。类型的概念是建筑的基础，它是永久而又复杂的，是先于形式且是构成形式逻辑的原则。大多数现代建筑师试图创造新的类型，甚至创造严格的原型。罗西则不然，他对简单创造新的类型没有兴趣，而是试图恢复那已经存在的类型，并在已经存在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对其进行抽取，再形成一种新的类型。他认为“房屋的类型从古至今没有变化，但这不是生活方式未曾变化，也不是说新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出现。”又认为即便所有的建筑形式都简化为类型，也没有一种类型与一种形式等同。简化还原的步骤是一个必需的、逻辑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形式问题的讨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类型学的理论，这就是将类型学放在“元”理论（meta-theory）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的思想。
“元设计”的概念在类型学中是一重要的概念。波兰哲学家塔尔斯基在分析语言的逻辑问题时认识到：讨论语言问题时人们常常陷于混乱的境地，这是由于人们没有分清语言的层次问题，即试图用同一种语言自相描述。但是，用一种语言描述同一种语言在逻辑上是有困难的因为由于描述，即用作工具的语言与所研究的语言的内部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与缺陷。因此有必要将语言分出层次，从一个层次来研究另一个层次的语言。例如研究N语言就要用语言N+1来加以描述。这种分层次的，在某一层次上来研究另一层次的语言所引发出来的逻辑问题即所谓“元逻辑”（meta-logic），在分层次的语言系统中，描述语言的语言也就是用作工具的语言被称作“元语言”（meta-language），被描述的语言被称作“对象语言”（objective-language）。国际建筑书刊中出现的“meta-”就是这个意义。就现在所见的有“元理论”（meta-theory）、“元设计”（meta-design）、“元设计过程”（meta-design process）、“元理论恒量”（meta-historical constant）、“元方案”（meta-project）、“元现代主义”
（meta-modernism）。
“元”这个概念是类型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柯尔孔指出目前建筑理论的焦点问题集中在类型学上。这是因为大多数建筑理论讨论来讨论去总是在一个层面上，而建筑类型学则是研究建筑、建筑理论的“元”理论，即与其他建筑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方法论。班迪尼（M. Bandini）指出：正是通过类型学才使得建筑师们了解到设计的“元范畴”这个概念，即在设计或设计的过程中区分出层次，区分出“元”与“对象”，区分出“元设计”与“对象设计”的层次。
类型学既然考虑到层次问题，在作为设计方法时，它也要在设计中指导人们对设计中的形态、要素部件进行分层的活动。对丰富多采的现实形态进行简化、抽象和还原而得出某种最终产物。但这种最终产物不是那种人们可以拿来复制、重复生产的模子。相反，它是某一原则的内在结构。人们可以根据这种最终产物或内在结构进行多样的变化、演绎，产生多样而统一的作品。例如北京四合院的概念是某种确定了的概念，也就是某种最终产物，或四合院设计的内在结构。这种“概念”是人们从无数种四合院的变化中总结出来的。根据这个概念，人们仍然可以设计出千变万化、形态各异的四合院。同样的道路可以施之于建筑的较低层次。L。克里尔简化还原而得来的欧洲城市广场无非是圆形、方形和三角形的几何构成。对于据此进行构思出来的各种形态不同的广场，即在历史中为适应不同需要而逐步发展的作品来说，这些几何形是一种“元设计”或“元方案”。
在区分设计的阶段和层次，或说建立“元语言”的领域上，意大利建筑师普瑞尼（F. Purini）有很大的贡献。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明了一套建筑形式的字母系统。建立这种建筑形式的字母系统，其用意在于强调设计中在考虑建筑形式的细节之前，有必要有一个“元设计阶段”。普瑞尼在一个图表中将建筑的组成部分还原为它的基本要素，相应地也就生成了一套基本句法，该句法将元素排列组合，从而建筑就在一个恰当层次的构形中系统地展现出来（图1）。由此图表可以看出普瑞尼的设计类型学方法就是首先构造出一套“元语言”，即对构成建筑的几何要素的词汇和基本句法进行构造（研究和设计），当对这套“元语言”构造完毕之后，再去考虑如何用这套“元语言”去构造具体的建筑作品（图2），即“对象语言”
[11]。
四、类型学的历史观
现存的建筑类型都是社会文化选择的产物。建筑类型学的产生是因为面对相同或近似的居住生活要求，面对同样的客观制约条件，便会产生一种相同的建筑类型以相适应。当然，面对相同的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但是人们通常会遵循早期的成功经验，其结果通常是某种类型占有主导地位。类型的发展有几个阶段，在某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的条件促使一种类型产生，形成一种主流类型。这种类型发展到“成熟期”便会成为样板。又由于受到特定建造条件和雇主要求的调节，据此种类型发展的建筑作品又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变体”。在“矛盾和变化”阶段，随新的要求和限制条件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已定型的“模式”进行调节，甚至构造出新的类型。哈佛大学城市设计和规划教授鲁左那（Eduardo E. Lozona）在他的《社区设计和城市文化》[12] 一书中认为类型的社会选择过程在社区设计中有许多重要的用途。他认为对设计者来说了解某种类型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何种阶段十分关键，因为它决定人们对类型所采取的态度：要么充满自信地使用稳定和成型化的类型来设计；要么面对一种充满内在冲突的“陈规类型”，要么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原型”（Prototype）进行发展。
当人们面对充满内在冲突的“陈规类型”时，他们就会试图寻求是否可以通过改进来解决现有类型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否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类型。影响选择、改进和产生建筑类型的因素很多，而文化是建筑类型发展的主要因素。
作为设计方法的类型学注重理性思维。欧洲一些建筑师认为人类的文明史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建筑类型。意大利建筑师格拉西（Grassi）认为建筑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些类型进行集合、排列、组合和重建（组）[13]。罗西则认为一种特定的类型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形式的结合，并进而认为房屋的类型从古至今在本质上没有变化。这些观点是一种传统和历史的特定视界所造成的，它是从历史的恒定面上看待历史上出现的建筑。这种视界又是从人类生活的文化角度来观察，而不是局限于实用的角度。例如对现代生活中的建筑加以研究，可以发现许多新的建筑类型，如大型购物中心、高层办公楼、银行、机场等，但这仅是从功能分类上来认识这些建筑。如从文化的角度讲，这些建筑形式均可从历史中找到先例，可以从历史上的建筑类型中演化而来，也可从对历史上的类型加以重组构成而来。从功能角度与从文化角度来研究和设计建筑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文化中，诸如“塔”、“仓库”、“廊子”、“柱廊”、“广场”、“中心空间”、“十字形组合”等都有着各自的深层意义和特殊意味。它们都植根于历史和文化中，有着自己的位置。罗西和格拉西等人的类型学方法就是对历史上的建筑进行总结，抽取出那些在历史中能够适应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又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建筑形式，并去寻找生活与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住宅中的中心空间的主题、建筑的柱廊、教堂的集中平面等都是历史上适应人类生活方式的形式。对这些对象进行概括、抽象，并将历史上的某些具有典型特征的类型进行整理，抽取出一定的原形并结合其他建筑要素进行组合、变形，或根据类型的基本思想进行设计，创造出既有“历史”意义，又能适应人类特定生活方式，进而根据需要而进行变化的建筑。
柯尔孔在他的《建筑评论选：现代主义和历史变迁》[14] 一书的类型学章节中，批评现代主义不讲类型学思想，即不讲传统与历史的方法论。他认为类型学的重要性其实质在于类型学的思想辩证地解决了“历史”、“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即“不变”与“变”的关系问题。类型学理性地对待历史与传统，对其筛选和批评，从中提取有益的、精确了的历史文化内容带入现代社会，并结合特定需要进行再设计。
如果我们意识到城市建筑发展的历史和能动过程是一个对待类型的过程，是类型学的历史，那么在城市设计中对类型学进行研究就十分必要。旧城更新和新城规划宜采用类型学作为理论指导，重视城市的形态（morphology）和建筑类型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和形式结构等多层面上去建立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罗西的《城市建筑》一书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阐述了在人类历史中，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建立在类型学上的。罗西并采用类型学思想进行了城市设计。艾莫尼诺说：“让我们设想罗西设计一座新城，我相信他的方案将与二百年的许多美国城市作为依据的方案相像：有一个街道系统，街道系统对城市用地进行划分，一个看上去像教堂的教堂，一座显而易见的公共建筑、一座剧院、一座法庭、住宅……每个人都可以对建筑进行是否符合自己心目中建筑的判断。”[15] 艾氏的说法不免偏颇，但他的描述与1980～1990年代美国“新城市主义”建筑师DPZ设计的城市有许多相似之处。
五、类型学与克里尔的古典主义城市复兴
哈佛大学的彼德·罗（Peter Row）在对维勒（A.Vidler）有关类型学的讨论时认为：罗
西和克里尔兄弟的研究代表了类型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两支主力军[16]。对“新城市主义”影响最深的要数欧洲建筑师L·克里尔。克里尔兄弟对欧洲城市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的理论贡献很大。他们的城建理论成为后现代古典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R·克里尔曾系统深入研究欧洲城市和建筑的构成要素及其构成原则，写出了《城市空间》[17] 和《建筑构成》[18] 两书，试图探索城市和建筑中的类型学构成原则。他认为城市广场无非是圆、方和三角形三种要素及其变体组成的。克里尔从此得出了他的城市空间概念：
“街道和广场是严格精确的空间类型，街区则是街道和广场构成的结果"。我们知道，建筑师在建筑创作时可以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类型学的，一是形式上的。新古典建筑师接受了古典建筑的类型，而没有接受古典建筑形式。
1970年代一些欧洲建筑师试图通过重新创造建筑形式和传统欧洲城市的有型的公共空间来促成城市的合法性。1975年，R·克里尔的《城市空间》在德国出版。在书中，他认为只有空间的几何性质和审美特性的清晰性才能使人们有意识地将外部空间感知为“城市空间”。他认为城市空间审美特性的基本概念是由类型阐明和分类的，城市空间中每个要素的审美特性都是由局部的联结赋予特性的。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的几何特征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限定它们的“墙”的尺度以及交通和功能模式的不同。
他认为城市的两个基本要素是街道和广场。广场是人类发现城市空间使用的第一途径，它对内向空间的控制程度较高，随后这种类型的“庭院”具有了象征的价值。在系统地阐述城市空间类型学时，空间形式和其派生物可按其平面的几何图示分为正方形、圆形和三角形，以及衍化而来的三种主要集。他认为城市空间都是由这三种形式经过各种变化而来的，城市空间的尺度也与这些几何特性相关。平面要素的类型学关系确定后要进一步确定围合空间的要素。接着，他讨论城市结构问题，也就是“广场”与“街道”的交接问题。图3所示的是街道与广场从一到四个入口的各种联结方式。图4具体表示了空间类型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的全过程，而图5则显示了城市空间的形态学系列。R·克里尔的概念是一种简化主义的城市空间概念，他的这一套理论被人创作“实用类型学”。L·克里尔的城市设计则是一种精致、详细的城市设计。，他说他“在方案中所思考的是以城市形态学作为反对分区制设计的武器，以城市空间的恰当形式的恢复作为对抗由分区制造成的废墟。”
1975年，L·克里尔等人在伦敦组织了“理性建筑”展。1978年以同名出版了《理性主义》[19] 一书。该书的宗旨在于复兴城市建筑，尤其是复兴欧洲城市。L·克里尔对现代主义运动，尤其是二战以后现代主义泛滥阶段对城市所造成的破坏深感痛心。他认为当现代运动的文化模式成为立法，它就成为一种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空间和作为整体的城市就成为商业化的，并加入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的循环过程。现代主义执迷于现代城市空间的“空旷性”，这种城市空间是与城市组织相分离的。现代主义过分强调在边缘上发展，以强调历史中心，随后通过交通和机械的手段解散其结构，从而强化了对具有复杂空间延续性的城市的分解。这样，作为空间系统的城市便被代之以作为建筑实体的系统所代替。建筑师成为建筑工业无情的执行者。在现代主义理论中，分区制成为城市构成的基础，但它实际上也是分解城市的利刃。20世纪20年代以来建筑日趋工业化，但并没有创造更快的建筑技术。工业化并没有降低产品的造价和成本，反而将建筑卷入了巨大的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他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建筑不断创造新建筑材料和施工系统的行为从城市环境角度讲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策略，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理性主义的核心则是强调类型和形态的范畴，它并不试图复兴1920年代的理性主义，其关心的是重新创造公共领域。克里尔认为将建筑策略限制在有限的几种，并着意刻画几种类型将会导致一种庄严和具有纪念性的新建筑领域。
为了对抗现代运动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克里尔重新提议研究城市历史，理解城市的所有构成类型和构成城市的所有类型组件。建筑和城市的历史应被看作是类型的历史、聚落的类型、空间的类型、建筑的类型、施工营建的类型。他认为传统城市的物理和空间的统一整合性是所有这些类型最大限度互动的结果。建筑和城市空间，实与虚，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这种辩证法是理性文化倾向的结果。在严格和精确的建筑类型和城市空间形态关系中。他们重新建立了公共建筑（纪念物）和城市组织之间的辩证法。克里尔认为新理性主义的结构将时间和记忆带入城市构成中。
克里尔等人的理性主义试图从如下几点来进行城市和建筑的重建：
1. 城市重建
2. 城市形态的辩证要素：街道、广场、街区－城市空间构成的三种模式。街道和广场代表了公共领域重建的必需和惟一的方法。克里尔强调建筑类型和城市形态的必要的辩证关系。在这个辩证关系中，纪念物（公共建筑）和没有明显特征的城市组织间正确的关系。罗西的加拉拉态斯公寓是使用城市建筑的传统要素：街道、广场和柱廊的典型代表。
3. 城市空间的重建
4. 将住宅作为一种新城市组织的构成要素
5. 大型公共建筑是那种能够传达一种类型的复杂性的大型公共建筑与其集合的功能。它有足够的重要性而成为新纪念物，成为城市的参照点。
6. 将新建筑结构有机地融入现存的城市组织
7. 城中城——为抵制功能分区所产生的那种无特征的社会和物质形式，克里尔提出了“邻里”（QUARTIER）的概念，“邻里”反映了一种有着特定物理规模的社会组织。它将工作、文化、休闲、和居住结合成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环境而形成城中城。
8. 纪念物和城市组织。
其中的几点也是后来美国新城市主义设计理论和实践所强调和使用的。在使用类型学进行城市建筑的设计实践中必须对罗西和L·克里尔的设计思想和理论进行讨论。下面让我们对罗西的建筑思想和理论进行讨论。
六、罗西的类型学理论
罗西的早期学术生涯对他后来所做出的贡献十分重要。原因有二：其一将他卷入了富有刺激性的社会和政治潮流中；其二使他得以通过写作来建立起所关心的文化主题，这些主题在晚些时候成为他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对城市渊源进行讨论，此时他的思想受如下三方面影响：一是阿尔甘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二是阿多诺（T. W. Adorno）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即社会批判学说；三是佩斯（E. Pace）的现
象学派对马克思著作的读解。学生时代他的兴趣在新古典主义，后侧重文化渊源的探讨，继而转向意大利城市论战，1964年前后则关注在城市层次上研究类型学会形态学之间的关系。他将建筑确立为自主的对象，并认为建筑的正确与否是通过历史上对惯例来确立的。他将建筑作为严格精确的领域来对待，认为建筑是理性地构造起来的，并认为在建筑领域任何一个操作均有严格的意义。从此确立了他在“新理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他的建筑理论是一以贯之的，他的理论从对城市和建筑问题的考查中得来，一方面是从意大利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的角度，另一方面则从更为广泛和本质的人类文化角度来构筑。他是战后意大利新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建筑界的“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他一直在从事重建“建筑”坚实基础的工作，试图在建筑的理论构造中发现一致的内在逻辑，这形成了他的新理性思想。罗西的《城市建筑》与格拉西的《建筑逻辑构造》一起开创了意大利新理性主义运动。按弗兰姆普敦的观点：理性主义首先强调已建立起来的建筑类型在决定城市的形态学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其次，则试图为建筑制定必要的合的规则和标准[20]。意大利建筑师斯卡拉里认为理性主义的目标是建筑的整体性，必要的逻辑清晰性、简洁性，以及操作的合理性。柯尔孔进一步认为理性主义仅可以在意大利的文脉中加以理解，它是对60年代末意大利青年建筑师和学生卷入政治的一种反响，也是对某些通俗建筑的奇异性的一种反动。它强烈地受到法国和意大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21]。新理性主义不是对早期现代主义感兴趣，而是对整个历史感兴趣，它是选择历史上“古典”要素的标准历史主义。新理性主义这些特征罗西大都具有，尤其是其有关历史的观念，例如罗西认为：“罗马时期的纪念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城堡，哥特大教堂构成了建筑。作为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们总是回复到历史和记忆中去。更重要的是它们成为设计的要素。”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有关“类似性城市”（Analogue city）的思想。自1973年为“米兰三年展”题为“理性建筑”手册写介绍以来，他就成为在建筑的理论构造中寻找新的内在统一和完整逻辑的建筑师的旗手。罗西认为建筑是一种基于逻辑原则的活动，建筑设计就是对这些原则加以发展而来的，由此产生他的理性设计方法。但他认为这个理性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演绎。他的理性方法来自“类推思维”，这要比简单的逻辑思维复杂得多。类推动设计与他的理性思想结合就产生了类型学理论（Typology）。从而设计就成为在一给定的关联域中选择恰当的类型的过程，这是客观理性而非主观的运作。他强调建筑的自主发展，维护建筑的自主原则。罗西希望建立有关建筑的严格理论，其原因有三：1.认识到建筑公共意义的丧失；2.认为应该在物质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中研究潜在的意义，特别是在城市关联域中；3.代替那种已经消失的统一语言，考查设计和规划的客观、逻辑和分析方法。
1. 《城市建筑》
罗西在《城市建筑》中认为城市依其形象而存在，这个形象是由某种政治制度为达到其理想形式而构造的。他将建筑问题放在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场所中来看待，他认为新的城市设计包括采用不同的分析技巧，以及对从现存城市形式和空间材料中所发现的原则的重新使用。他认为建筑应是自为的，这是对现代主义的修正。现代主义强调城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强调城市和建筑改造社会的作用，将城市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混在一起。现代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乌托邦导致对城市的幻想，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便是其典型等。罗西虽然反对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参与，但并不试图取代和废弃源于现代运动的文化。他也不试图制造幻想，他放弃了那种认为建筑可以对社会道德和政治负责的观点，而去试图恢复现代建筑的本来面目，引导其回到目前的现实中。他说：“如果认为30年代的建筑能够解决德国的阶级对立，那纯粹是幻想和笑话。”[22] 罗西的观点虽然是反乌托邦的，但并不是全无政治意义的。他并不反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而认为城市的形象是在它的政治制度的构架中揭示
的。已故威尼斯大学建筑史教授塔夫里（M.Tafuri）在《建筑和乌托邦》[23] 一书中区分了两种对待城市的态度：一是将城市作为带有政治色彩的改造社会的手段。这是乌托邦实现政治的产物；一是将城市作为自主的对象。罗西对待城市的态度是两者的结合。
罗西在《城市建筑》一书中指出应该建立起建筑的类型以确定城市形态结构。城市中存在的现实形态凝聚了人类生存所具有的含义和特性，城市是它的聚合体，融合着意义和实体。城市是在时间、场所中与人类特定生活紧密相关的现实形态，其中包含着历史，它是人类社会文化观念在形式上的表现。该著作探讨了历史的要素和类型学，认为历史相似于“骨架”，这种骨架是对时间的衡量，骨架也承受着未来历史将在其上留下的痕迹。对罗西来说历史不仅仅属于博物馆，城市自身也应该是博物馆，但不同于威尼斯那样的凝固了的文物。城市是双重过程的产物，一个是制造城市建筑的短暂时间，另一个可以从罗西的“持久性”概念中见到。持久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城市中的集体和单体制品施加影响。从知识论的角度看，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反映在过去部分地是由人们今日仍然经验过去来体现，它是由纪念物，即代表过去的物质符号揭示的。城市中的两个主要的持久物是“住宅”和“纪念物”。罗西将前者区分为“住宅”和“单独的房屋”。住宅在城市中是持久的，个体的房屋则不是；城市中的住宅区可经历若干世纪而不改变，但在街区和住宅区中的个体房屋则是变化的。城市中纪念物的情况恰好相反，正是个体的制品保持下来。纪念物的物质形式产生了个性和有关场所的意识，即历史的记录和记忆的储存库。记忆以物质的痕迹被记录下来，纪念物记录了事件，事件在组成城市的物体上留下了印迹。因此，一些迫近而又无法预测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在城市建筑空白处留下痕迹。他将纪念物定义为城市中的基本要素，纪念物作为具有象征功能的场所的性质与城市中的另一要素－住宅区别开来。作为城市中永久和基本的要素，纪念物与城市的生长辨证地联系了起来。罗西将基本要素定义为“既能延缓也可以加速城市都市化进程的要素”。当纪念物延缓了都市化的进程，它就是一种“病理症候”。病理症候尽管是持久的，却不能适应变化的条件。因此时间在其上就是终止、固定和凝结的。城市中的“持久”要素有时也是“推进性”的，“推进性”要素将过去带入现在，提供一种可被经验的过去。它与都市化进程同步，不受制于原初的功能，也不被关联域所限制，而是因其形式存在了下来。其基本形式在变化的功能中保持不变，其作用近似支撑点，这种形式有能力超越时间，适应不同的功能。罗西感兴趣于“推进性”和场所，他认为场所不仅由空间决定，而且由它们所具有古代和最近的事件持续不断地在同一地点发生所决定。它同化事件和感情，每一个新的活动在其中含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潜在的“记忆”。城市是人们对它的集体回忆。这样，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现行决定的，无论城市制品的集体回忆还是个人记忆最初均构成同样的城市结构。在该结构中，记忆是对城市的意识与知觉。罗西认为当形式与功能相分离，而仅有形式保持生命力时，历史就转化为记忆。记忆随历史结束而开始。城市被赋予形式的过程就是城市历史，持续的事件构成了城市的记忆，历史是通过事件的集体记忆而形成的。“城市精神”存在于它的历史中，一旦这个精神被赋予形式，它就成为场所的标志和记号，记忆成为它的结构的引导。这样，记忆代替了历史，由此城市建筑在集体记忆的心理学构造中被理解。罗西试图在城市中创造强烈的却是不可言说的、沉静的结构，该结构是事件发生的舞台，它也为未来的变化提供了框架。
2. “类似性城市”的思想
罗西的“类似性城市”思想假设将城市文明所有现存的各种纪念物都集中起来。这种情况有时是真实的，但大多数情况是心智关系存在于这些片断之中。人的心智将这些“片断”结合了起来，形成一个认识中的城市，或称意象城市。罗西将城市作为“集体记忆”的所在
地，它交织着历史的和个人的记录。当记忆被某些城市片断所触发，过去所遇到的经历就与个人的记忆和秘密一起呈现出来[24]。罗西从这个观点出发并结合对城市组成部分的研究形成了“类似性城市”的观念和类型学理论（图6）。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精神分析学派，尤其是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研究的影响。“集体记忆”可说是“集体无意识”在城市研究中的变体，它们都研究人类心理。“集体记忆”专用于分析描述无法从个人的经验中直接推演出来的内容，荣格选择“集体”这个术语是因为它不是个人的，而是普遍的，任何人都具有那种或多或少相似的内容和样式的记忆。换言之，它在所有人中是相同的，因此组成了超越个人的共同心理基质，并通过每个人表现出来。因此，“集体无意识”又与“原型”相联系。这表明在精神中存在着一定的时常出现的形式。集体无意识被描绘成无数同种类型的经验在心理上残存下来的沉淀。罗西的城市“集体记忆”概念具有相似的性质。由于集体无意识和记忆由同一社会组团的人们所共有，故有相似之处。个人的城市记忆虽因人而异，但总体上具有“血缘”的相似性。因此，不同的人所描绘记忆中的城市具有本质的“类似性”。这就是“类似性城市”的思想和哲学基础。
弗洛伊德有关将不同历史时期建筑并置的哲学思想对罗西的“类似性城市”有着影响，弗氏说：“现在假设罗马不是一个人类居住地，而是有着同样悠久和丰富历史的心理存在，就是说在此存在中曾经出现过的将不再消失，所有发展的早期阶段与较晚阶段一同继续存在……如果我们希望在空间领域表现历史的顺序，就只能用在空间中并列的方法来表达它。因为同样的空间不能有两个不同的内容，这揭示了借助形象化的手段距离掌握心智生活的特性是多么的遥远。”[25] 实际上，“类似性”的时间因素就是将顺序的时间叠合在一起，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对象放在一起，使其在一个场面中同时出现。这样，原来的“历史性”（历时性）就成为“共时性”的表现了，原来的“纵组合”现在成为“横组合”，由此可见“类似性”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
罗西的类似性城市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充分的发展，尤其是他所创造的“类似性城市”绘画。这是在画面上将各种不相关联的建筑物和城市片断及部件拼贴在一起的图像。这幅画的构成方法与他的设计方法相同，均是所谓“加法”。加法法则与罗西有关城市和建筑的“部分和片断”的学说有关。按照这个学说，人们所感到的内在于城市结构的非理性因素使得研究由多样化的纪念物、住宅区等等拼凑起来的城市建筑实体不是完全理性的。按斯图尔特（D. Stewart）的观点，这个事实帮助解说了罗西的“类似性”思想是从容格“类推思维”的概念衍化而来的[26]。这说明采取非理性态度至少可以维护城市的暂时性，这种临时性就是人类对城市的记忆和心智形象。这种瞬时心智中的形象是以“部分和片断”以及加法的方式存在的。这样，心理上的存在转化为真实城市的实体，就是罗西的“类似性城市”思想的真谛。
罗西认为他的每件作品都受“类似性城市”思想的影响，并认为类似性的概念可以转化为设计方法中逻辑思维的运用。他用卡纳莱托（Canaletto）绘制的的威尼斯景色来解释这个概念。在这幅作品中，帕拉第奥设计的桥、巴西利卡和广场这三个实体安排在一起，犹如画家再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城市景观，这三个纪念物构成了一个既与建筑历史又与该城市自身相关的，由确切的要素组成的威尼斯的类似物。
这种思想在走向类似性建筑概念中得到进一步的塑造。他引用荣格有关“类推”概念作为论据：“逻辑的思想是在语言文字中表现的并以对话的形式指向外部世界。而‘类推’的思想则被领悟为非真实的、想像的和不可言传的，因此它是非对话的，是对过去主题的沉思冥
想，是一个内部的独白。逻辑思维是在语言中思考，类推的思维是古风、原始的，是不可言说的。在实践中，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27]。由此，罗西认为他发现了卡纳莱托绘制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根源。在这幅画中，帕拉第奥设计的各种建筑以及这些建筑在空间中位置的运动构成一个类似性的表现，而这个类似性表现，是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这样，类推的方法为过去和现代建筑实体的共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类推方法在罗西的摩德纳墓地设计工作程序中得到实现。在他重新绘制该设计和表现各种各样要素的每一过程中，以及对那些需要强调的部分着色时，绘画自身同样具有了与原构思等同的自主地位。这种构思是尚未成型的心智运动，一旦形成，它就是原构思的类似物。也可以说，原初的创作观念仅是完成的设计方案的类似物。罗西认为这种类似解释了其中的魅力，解释了产生同一形式的若干变体的原因。
类似性城市”的思想是一种“类推思维”，类推思维不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类似性城市思想和类推方法主要的贡献在于形式的创造，对“元设计”（meta-design）是十分有用的工具。萨维列举了“类推设计”（Analogical design）的程式：1.引用存在的建筑片断（quotation），2.图像类推（iconic），3.换喻（metonymy），4.产生同源现象（homology）[28]。
罗西的“类似性城市”思想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这与他早期的著作《城市建筑》中表现的分析和分解的研究大相径庭了。这表明他的思想的发展。
3. 设计和设计思想
与理论相比，人们讨论更多的是罗西的建筑方案。罗西的设计作品十分丰富，其最大的特点是表现“类型学”和“类似性”建筑观点。类型学注重变与不变要素的关系，尤其强调其中不变的因素，这就是“一与多”或主题与其变体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作品具有“同胞姐妹”的相似，而又不等同的性质。设计中的类型学与类推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都强调“类”这个要素，或称不变的深层结构，为了寻找深层结构，需要简化还原的步骤。罗西在理论上坚持的同一纲领和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
在加拉拉泰斯公寓（1968-1976）中他使用了由一系列片状柱子组成的柱廊（图7-9）。柱廊的原型来自对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研究，由于它与当地人们的城市生活经验相联系，因此激发了人们对传统米兰公寓的联想和记忆。罗西解释说使用廊子的原因是：“我更喜欢借助熟悉的对象，虽然其形式和状态已经固定了，其意义可以变化，原型的物体揭示了永恒关注的主题。”[29] 他进一步认为这种存在介于“储存”和“记忆”之间。如考虑到记忆的问题，建筑就转化为自传性的经验，它与新添加的意义一起变化。
“威尼斯世界剧场”（1979，又称漂浮剧场）是为“威尼斯双年展”设计的（图10-12）。它集建筑与船于一身，其关键和精彩之处在于漂浮性。罗西认为该剧场是否在水上漂浮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可以漂浮，它可以围绕整个地球或在地球表面以上漂浮。这是一种生命流转的意识表现在建筑中，是一种超出世界界限的建筑观，是对建筑本质的认识，故名之为“世界剧场”。该剧场从建造地沿水路拖到威尼斯时，与沿途经过的意大利城市景观自然地融合起来，有时甚至使这种“新景观”更迷人。它与沿途经过的城市景观一起创造了一系列暂时性的存在和景观。这些存在在人们心智中或记忆中留存、积聚、拼合起来，形成一种心智或记忆的城市世界。它的漂浮过程体现了“类似性城市”的思想。该剧场实体与意大利城市文脉
接续起来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它能与环境一体的效果是罗西精心选择几何要素并对要素抽象层次的恰当把握而达到的。
摩德纳桑卡达尔多墓地（1976）[30] 是罗西设计的最富有哲理和宗教意味的建筑（图13-15）。它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1.外面围绕的“墙”，它是具有坡屋顶的房屋；2.在轴线的一端的立方体，这是一个“废弃”的、荒凉的构筑物。它是一个框架，没有屋顶和楼层，四面墙的三面上遍布着有规律的方洞。它是集体的纪念场所，宗教和葬礼仪式在其中进行；3.在轴线的另一端是一锥形体，它用作公共墓地。在锥形体与立方体之间又是一个半围合呈墙形的建筑以及在平面布局上呈鱼骨状布局放置骨瓮的构筑物。所有这些组件均使用最基本的形式，采用同样的韵律和材料。该建筑所塑造的阴影与基里克（D. Chirico）的作品中表现的阴影相似，表现出死亡的气氛。罗西用建筑表现“终结”和“死亡”的意识，对他来说“立方体是废弃或未完成的房子，也可以将其当作被火烧毁的废墟。圆锥体是一废弃工厂的烟囱。”该组建筑是有关没有生命的死亡建筑，它的类似性是与“死亡”相对应的。墓地的建筑是亡者的住所。罗西认为死亡表达了两种界限不明情境的一种过渡状态。立方和角锥体用作两个重要的纪念性要素。罗西认为作为空房子的墓地形态是对生活的记忆和纪念生命的区域。
罗西的建筑世界是一个沉寂静默的世界，他的建筑强调纯粹性、符号性及原型，采用简洁的几何要素，严格的几何学构图和类型学选用的母题，以及类推的设计方法达到类似性效果。通过简单的几何要素而构成凝重的形式，以及宗教的和神秘的气氛。他强调空间的秩序形成一种数理世界和中性的形式，这与他强调几何构图和建筑的科学性质有关，也与他强调的建筑的自主性有关。但对罗西的建筑评论家们也是矛盾的，许多人赞扬他的理论分析的科学性质，但对他的人文主义和人道气质有异议；另一些人欣赏他的作品的形式特性，但批评他接受了存在的城市条件，而没有历史的观点。罗西的建筑来自他深刻的理论洞察和思想体系的构造，来自意大利的文化传统，来自他个人的性格和宗教气质。他的作品包含着他对世界、对人生、对建筑、对人类生活或世界的感受和把握。对罗西来说，建筑是他对人类生活或世界的感受的直接体现，这是一种个人的独特理解。罗西的理论思想具有很强的反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建筑理论的成分，尤其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两个理论根据：实证逻辑和对进步的盲目信仰。作为威尼斯工业大学教授的罗西具有威尼斯学派的特征，即所谓的“后卫性”（Rear-guard），这是针对“前卫派”（先锋派）而言的[31]。如果说当代世界建筑存在的深刻冲突是在先锋派和经验主义之间的话，那么罗西是经验主义者。
七、DPZ的城镇类型学实践
美国新城市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新城镇设计中对建筑类型学的重视，新城市主义最著名和受人注目的人物是美国城市设计和建筑师杜安尼和普蕾特-兹伯格（DPZ）他们的信念是城镇设计要遵循城市设计类型学。DPZ在设计中规定在某一特定城镇中可用和不可用的类型。普蕾特·兹伯格说：“我们的哲学是城市设计直接来自对建筑类型的了解和掌握……，如果不采用类型的思想和范畴进行思考，建筑和城市就变的混乱一片、模糊不清。”[32] 这是对意大利建筑师罗西有关城市形态和建筑类型学理论的继承。罗西的《城市的建筑》一书是对欧洲战时城市大规模破坏和战后重建有感而发产生的。他试图从历史中的欧洲城市中寻找答案，从中发现城市是如何生长的，如何在历史中转变的，以及建筑类型是如何与进入城市的形态一起进化和转变的。罗西所提出的不是一种建筑形式和风格，而是一种分析的方法，一种处理城市住宅、设计和变化的手段和方法。这种方法考虑了特定的历史和变化的模式和传统，从而建筑类型就成为罗西建筑设计的一个主要手段和坚实基础。对罗西来说，建筑类型并不
是抽象的，而是根源于特定的风俗和特定城市或特定城市区域的传统习惯。罗西反对重复使用类型，而是在对特定城市经过详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变化并加以使用，这点正是DPZ在设计新城镇时特别重视的。
在DPZ发展出城市设计模型和设计原则的初期，他们对欧洲理性主义城市设计理论家，折衷主义古典建筑师克里尔兄弟的城市设计理论很感兴趣。R·克里尔讨论了从古典和传统欧洲城市中抽取城市空间创造的规律，那就是重视城市街道和广场等城市空间的塑造。而L·克里尔的理论探讨则具有一种理想性，这是一种复古的乌托邦理想。通过克里尔兄弟的著作，DPZ得以理解真正的城市是如何建造和形成的。可是，克里尔兄弟所论述的是欧洲城市模式，因此DPZ决定采用克里尔的城市思想并结合美国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建筑类型，尤其是滨海城（图17-20）所在地区的美国南方乡土城镇形态和乡土建筑的类型去形成一套美国城镇的建造方法。在接到设计规划任务后，他们就在美国南方对小城镇进行摄影、测绘，观察街道、树木、停车场、商店、门廊等。经过测绘他们认识到小城镇可以为今日的城镇设计提供一种模式。据此，DPZ为滨海城提出了城镇平面和一套城市规则。他们提出了对典型住宅区街道构成方式进行大幅改变和重构的方法和方案。他们修改了过去城市组织结构和空间的程式设计，代之以有机、协调和统一地指导城市如何在有控制、有参数的情况下增长的设计标准。实地考查表明传统城镇的街道、公园和广场的模式，以及靠近街道的住宅和住宅凉廊与紧密的社团和邻里之间的关系。他们识别出那些构成紧密的社团和邻里的基本物质要素，这些要素包括：总体平面和规划、街道网络、步行道系统、街道剖面、限定性平面和法规。每种建筑类型的模式都与某种特定的城市街道类型相对应。他们的设计原则是要遵循城市设计的类型学，这个原则是从美国传统城镇和社区规划中寻找出基本设计原则，并发现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建立起一套设计和构成的基本法则。
原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及人类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空间是现代商业街的原型，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内心深处，是商业街形成的深层结构；商业街的特征构成了商业街意识的表层结构。表层结构不能忠实地反映深层结构，造成了二者关系的脱节，甚至主次颠倒，是商业街出现的主要问题。对商业街进行深入探讨，对于纠正二者的关系，无疑在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意义。
罗西、克里尔和DPZ等人运用城市建筑类型学设计手法在理论和实践中较好地解决了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形式与内容、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城市建筑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经验。
注释：
[1] Alan Colquhoun, "Typology and Desind Method" （1967）, in Kate Nesbitt, ed.,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66）.
[2] Alan Colquhoun，"Postmodernism and Structuralism: A Retrospective Glance", in , Modern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rchitectural Essays 1980-1987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3] 转见于 G. C. Argan, "On the Typology of Architecture" （1963）, in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 ed. Kate Nesbitt（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 p.243.
[4] Rafael Moneo, "On Typology," Oppositions 13 （Summer 1978）.
[5] , [15] Micho Bandini, Typology as a Form of convention, AA Files 6 （1984）.
[6] Alan Colquhoun, Modern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rchitectural Essays 1980-1987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p.247-248.
[7] Aldo Rossi,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2）Pp35-41.
[8] Anthony Vidler， "Three Types of Typology" （1976）, in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 ed. Kate Nesbitt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
[9] G. C. Argan, "On the Typology of Architecture" （1963）, in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 ed. Kate Nesbitt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66）.
[9] G. C. Argan, "On the Typology of Architecture" （1963）, in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 ed. Kate Nesbitt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66）.
[10] C. Aymonino, Type and Typology, AD, 1985 5/6.
[11], [13] 参见Manfredo Tafuri, History of Italian Architecture, 1944-1985, Translated by Levine Jessica （Cambridge: The MIT Pres, 1990）.
[12] Eduardo E. Lozono, Community Design and the Culture of Cities: the Crossroad and the W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 Alan Colquhoun, Essays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5）.
[16] Peter G. Rowe, Design Thinking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7）.
[17] Robert Krier, Urban Space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79）.
[18] Robert Krier,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file 1983）.
[19] Leon Krier, Rational Architecture （Chronicle Books, 1993）.
[20]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 - A Critial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2）, P.290.
[21] 转见于Alan Colquhoun, "Rational Architecture", AD, June 1975.
[22] 转见于V. Savi, "The Luck of Aldo Rossi", A+U, November 1982 special issue.
[23] M. Tafuri, Architecture and Utopi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75）.
[24] P. Buchanan, "Aldo Rossi: Silent Monuments", AR, October 1982.
[25] 转见于P. Eisanman 为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所写的前言. MIT 1982 Pp35-41.
[26] D. Stewart, "The Expression of Aldo Rossi, " A+U （May 1976）.
[27] C. C. Jung, 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 C. Jung （London, 1968）.
[28] V. Savi, "The Luck of Aldo Rossi", A+U, November 1982 special issue.
[29] Aldo Rossi, "Analogue Architecture," A+U （May 1976）.
[30] Aldo Rossi, "The Blue of the Sky: Madena Cemetery," Architectural Desin （December 1982）.
[31] The School of Venice， AD 59.
[32] 见 David Mohney and Keller Easterling ed., Seaside, Making a Town in America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1）.
浅谈建筑类型学 摘要：类型学是一种分析建筑的方法，通过对建筑类型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认识，可以使建筑设计师对特定历史的文化生活与真实的环境条件进行分析，从而设计出类似于以往而又不同于以往建筑形式的理想建筑。 关键词：类型学；建筑设计；方法论及现实意义 1建筑类型学的含义 “类”，即有种类、同类、分类、类别之意。我国古代逻辑中，“类”就已被作为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和手段了。所以，“类”也有相似、类推、法式的含义。现代词“类型”更加强调了其方法论特征。类型，指按照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而形成的类别。性质特征相同或极其相近的群组为其主要内容。群组，是类型形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单体。 类型概念是法国拿破仑时代著名理论家Q•德•昆赛（Quatremere De Quincy）第一次提出的。他认为：“类型”一词代表完全去复制或模仿一事物的意欲，而不是相同的形象，至今还适用。而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类型就是人类在其漫长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中，历史的、约定俗成的确定下来的各种形态和形态关系。它既原始，又新奇。由于它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所以它曾经也必将永远为人们所接受。因此，类型并不意味着对事物形象完全的抄袭和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因素的观念，是人们能够据此创造出种种绝不雷同的作品的概念。这也就是说，类型所模仿的总是感情和精神所认可的事物。类型决非等同于建筑师所设计出的形式，形式只是类型的一个变体。一种类型可以有多种变体，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问题。 2建筑类型学的研究重点 类型学在建筑上研究的重点有3个主要方面：类型选择、类型转换及类型与城市形态关系研究。 2.1类型选择 它是创造过程的第一步。有时候，创造过程也就是类型选择的过程，选择时应该依据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其过程往往是生活方式与建筑形式相互适应。 2.2类型转换 转换是结构的基本属性和构成方法之一。转换的最常见方式是在同一类型内
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读书笔记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但又有着悠久学术渊源的学科。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来说，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但金石学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的考古学。而早期的考古发掘更接近于挖宝，直到近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考古发掘中，地层学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借用地质地层学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多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根据“土质土色”来区分不同的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来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说地层学为遗存的收集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的考古地层学来源于西方。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做过发掘，在沙漠地带很难辨认层位关系，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更在意宝藏。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作为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非常注意地层的叠压关系。他不仅强调确定文化的早晚关系要依赖于地层学，而且还批评鸟居龙藏早年的工作，“未为地形及地层详细之考察”。并对他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事实上无论砂锅
屯的第一次发掘或是仰韶村等地的其它发掘，安特生都对地层叠压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建立了基线测量标本的出土位置，还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试图了解遗物在各层分布的规律。由于标本都记有详细的层位，所以到四十年代安志敏研究砂锅屯洞穴的层位时，还能借助于出土标本上的标签来辅助工作。但安特生在发掘时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1925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1928年以后，在李济主持下，安阳殷墟的发掘也开始了。李济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但他最初毕竟不是专攻考古学的，所以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并末严格按地层学要求来进行。李济先生的发掘方法用的也是水平层位的方法，但是跟安特生的方法相比，他在发掘时采用了探方发掘法，通过这种方法记录出土物更合乎科学本身的要求。 三十年代，在周口店发现旧石器后，裴文中多次同新生代研究生名誉主任步达生谈论改革发掘方法的事情。1932年春，周口店的发掘改变了原来的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改为采取探沟和探方相结合的考古学的发掘方法。这种按探方及采取水平层位的发掘法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突破，裴文中、贾兰坡等当年的发掘者都称这种方法是发掘方法上的革命。1930年粱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安阳后岗的发掘，这次发掘还是采用了探沟的方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读后感 本学期阅读了一本语言学专业书籍—《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这本书使我不仅仅了解到了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知识，更加是让我对世界语言的共性得到了了解。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但是它们却都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同时，阅读这本书也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母语—汉语。 语言类型学是属于语言学，而不是属于类型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世界上所有语言的类型。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不一样，外语跟自己的母语会完全不同。但是在世界许多语言学家的研究来看，语言也是有类型的，但只有几种为数有限的语言类型。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中的要素和规则的。语言中的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语音和词汇单位。语言中的规则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构词法、句法、篇章构成的方法等等。要素的客观存在是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的，规则的客观存在则是要通过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转移而必须服从来体现。因此语言学要研究的都是可观察的对象，拿客观性这个标准来衡量，语言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不同于主观性为主的文学艺术等学科。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类对探索自己的语言的兴趣至今不减。我们对语言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通过这本书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类型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实际上就是普遍性，或者共性。因此语言类型学对世界语言的划分是一种追去普遍共性理论解释的工作。它对语言的划分本身表现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尽可能地对所有语言具有普遍的解释价值。语言类型学要解释的是不同的语言类型之间都有哪些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哪些方面要表现为一套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背后是什么样的制约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规律性的作用是否同样作用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考察，发现某些规则是某些类型的语言所具有的，而另一些语言并不具有。语言类型学也同样追求对人类的语言作出普遍的解释，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有层次的规则系统来解释的。这就是我读过这本书所了解到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目标。 每一种学科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就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也是由研究目标所决定的。语言类型学首先便要学会调查。语言类型学要建立的是人类语言的类型，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现存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语言，因此语言类型学要求研究者对人类语言作尽可能广泛的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抽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各种现象进行一致性分类，并从这些分类中寻求规律。接着研究语言类型学就要分类并寻求相关性。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对某种语言现象进行了甚至是穷尽性的调查，得到了许多翔实的数据或者是资料，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数据和资料进行分类，在分类的同时寻求这些类别与另一些相关的类型参项的联系，即寻去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只有把这种一致性或条件关系建立起来，我们才能从中寻求解释，才能建立起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最后对类与类之间的相关性或条件关系提出它们为何存在必然关系的证明和解释。这就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格林伯格是语言类型学研究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语言类型学的奠基者。他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向从语言的形态研究方便转向了语言的语法类型。因而语言类型学的形态类型和语序类型是研究得相对较为充分的，成果丰富。而语音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时体类型、地理类型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通过这本书的阅读理解，使我知道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领域。我相信，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人类语言的真实面目终究有一天会完全展示在我们面前，犹如人类基因图谱真是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是我们能一睹生命的奥妙一样，我们
普罗提诺神秘主义的类型学研究 内容提要普罗提诺是神秘主义大师，其宗教思想是典型的神秘主义，然而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神秘主义，学界却有着诸多的争论。普罗提诺的宗教思想和《九章集》的相关文本分析表明，其神秘主义类型既不是泛神论的，也不是一元论的，而是一神论的神秘主义。正是基于这种一神论的神秘主义，普罗提诺被尊为“西方神秘主义之父”。他既把希腊神秘主义推向了最高峰，同时也成为其后一切神秘主义的根源，对他之后的神秘主义，尤其是基督教神秘主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普罗提诺神秘主义类型与神合一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50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009-08 普罗提诺被称为“西方神秘主义之父”，①他及其开创的“新柏拉图主义是后来一切神秘主义的根源。”②然而，关于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思想，尤其是他是何种神秘主义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本文将依据普罗提诺的宗教思想和《九章集》③的相关文本对其神秘主义进行类型学研究和分析，以期厘清争议，确切把握他的神秘主义思想。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神秘主义及其特征和类型有个界说，然后才能准
确把握普罗提诺是何种神秘主义，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去客观看待普罗提诺及其神秘主义的影响。 一、何谓神秘主义？与神合一 神秘主义（mysticism）在词源上还是比较明确的，来自希腊文mysterion，其词根为muein，④本意为“闭上”，尤指“闭上眼睛”。W?R? Inge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一书中，通过对神秘主义辞源上的详细考证，认为神秘主义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对外界事物有意的闭上眼睛。⑤闭上肉体的眼睛，就是要使灵魂不受现象世界的诸事诸物的纷扰，专注于神或某种超验的实在而进入一种忘我的神秘状态，以获得至善、至美、至福的人生最高境界。然而要对神秘主义下一个确切且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则很难，“就像解释和评价它的意义一样意见纷呈，而各种看法又彼此冲突”。[美]爱德华主编：《哲学百科全书》，第420页。转引自王晓朝：《神秘与理性的交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在诸多存有差异的界定中，研究者大都认可神秘主义是一种超越的体验，是在一种神秘的直觉和静观中达到与神这里的神，“是指人类的这么一种观念，它的内容或对象可能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超在的、精灵的、人格的、高于人的、无限的、绝对的、神圣的、神秘的、终极的（或根本的）性质，也可能被认为具有内在于自然的、泛在的、物质的、非人格的、有限的、相对的、非神圣的、非神秘的、非终极的（或非根本的）性
考古地层学 一、考古地层学的基本概念 考古地层学，是借用地质地层学对地层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但需要说明的是，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以各种自然堆积（自然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搞清地壳形成的历史；而考古学中地层学，则是以主要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文化层）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究明人类文化堆积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两种地层形成的原因不一样，内涵和存在的形式不同，因此观察和分析地层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此外，考古地层学中还包括了一些地质地层学中所没有的内容，即除了观察、分析各种文化层形成的原因外，还要拿这种理解来指导发掘工作，处理各层次的遗迹。为了区别两种地层学，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就叫考古地层学。考古地层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可能准确地将这些性质、时间不同的文化堆积层次区别开来，确定它们的相对年代，即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二、文化层形成的基本原理 文化层的形成，就其最基本的原因来说，是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的文化堆积，必然包含有人类活动而遗留的各种文化遗迹、遗物，由于各个时期堆积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反映在土质、土色与包含物等方面均有所区别。考古层学主要任务就是区分各个时期文化堆积的层次，判定古文化遗址中各个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层次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 一般说来，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有一定的共同要求，如近水、向阳、安全和生活资源丰富等。因此，在一些符合上述条件的理想地点，往往被历代居民都选作居住地。这样，在同一个遗址中，常常包含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不同时期的堆积层次，构成了这一遗址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过程的记录。 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地层形成的顺序是自下而上依次堆积，即老的在下、新的在上，这叫地层层序律。文化层主要是由人类活动而形成的，文化层的形成过程，较之自然层要复杂的多，期间除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之外，也同时受到自然力的作用。但在正常情况下，居住于同一地点的历代居民活动形成的堆积，也是按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堆积而成的。即年代早的在下，年代晚的在上。下部地层中包含的遗迹、遗物年代也应早于上部地层中的包含的遗存。考古层学就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判定古文化遗址中不同时期堆积层次的先后顺序，进而确定各种遗迹、遗物的地层关系和相对年代的。 三、文化层的划分与地层关系 1、文化层的划分 由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内容、生存环境等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在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等也就会产生差异。这些就成为划分文化层的主要依据。由于人类文化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形态有所差异，故文化遗存的变化也是划分文化层的依据之一。考古地层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主要依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并参考包含物的变化及遗迹现象等，准确地将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堆积层次划分开来，并确定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土质：堆积物的岩性如颗粒成分（粘土、粉砂土、砂土等）、结构（疏松、紧密等）、质地（软、硬等），是划分地层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些层次的土色虽相近，但结构或颗粒成分不同，即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 土色：土色是指堆积物呈现的颜色，由于不同时期堆积中的包含物或形成的原因、气候等不同，土色也常有区别。常见的土色有灰色（浅灰、深灰）、黑色（浅黑、深黑等）、褐色
从类型学看各语言语法上的差异 类型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涉及到情形各异的多种语言，成为当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类型学有自然语言的类型划分、语言模式的跨语言研究和功能类型方法等多种取向，其研究对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等都有重要意义。类型学是一个发展迅速的语言学分支。从开始时的语言类型划分, 到后来的跨语言模式研究和功能类型方法, 无一不和语言比较密切相关。类型学研究样本的建立离不开传统的比较语言学。类型学的任务是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 其理论涵盖一个特殊的语言比较方法, 但其中的一些概念、研究策略和内在联系还需重新认识。在类型学理论框架下进行本民族语和外语的比较研究, 不仅有利于认识人类语言整体, 把握语言发展和思维规律, 更有利于认识本民族语。 各个国家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还是词汇上，都有独特的表现形式。然而，这些语言背后却蕴含着一些共性。语言类型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就是通过跨语言比较的研究模式来揭示人类语言的共性。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法两语属于印欧语系，所以，汉语和英、法两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英语和法语虽然同属印欧语系，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细分之下，英语属于西日耳曼语，法语属于中部罗曼语，因此，英、法两语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类型学所要找寻的语言共性，是在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以后，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现象归类而成的系统。这些不同和类似之处，都要基于不同语言要素之间跨语言的相关性。较早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主要是分类学意义上的, 她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形态类型学, 当时的语言学家施列格尔根据语言在形态方面的特征, 把语言分为附加语和屈折语两种类型。后来施列格尔的兄弟奥古斯特施列格尔又在前面的基础上加上了第三种类型: 无结构语。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又在以上学者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类型: 多式综合语。如北美的一些语言, 把动词和它的宾语整合成一个词汇形式。多式综合语的词根上可以黏附多个语素用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 一个动词词根上面可以黏附表示/ 时0、/ 体0 、/ 态0 、/ 式0 、/ 人称0 、/ 数0等各种语法意义的语素, 可以构成一个结构很复杂的/ 词0。同样, 名词的词形也有类似的语素组合形式, 具有/ 数0、/ 格0等语法功能的语素与名词词根整合为一个词汇形式。实际上, 奥古斯特施列格尔的三种类型/ 无结构/附加/ 屈折即相当于奥古斯特施莱希尔的孤立语，例如汉语、越南语等,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215537743.html, 如何塑造不同类型学校的文化 作者：章民 来源：《天津教育·下》2019年第04期 在学校文化的塑造过程中，校长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校长的办学理念、个人风格与学校文化息息相关，校长的任期也会影响一所学校文化的发展。对不同类型学校文化的塑造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对一所面临危机的学校、对一所亟待开发的学校、对一所只欠东风的学校怎么进行塑造，使不同的学校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转型并创新发展。 “多数人影响着少数人，旧人改变着新人”，学校文化有定向作用、推力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等。它可以促进奋进心，提高生产力;可以营造和睦融洽氛围以提升团队协作，从而使沟通渠道更加畅通，并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建设承诺精神，提高教师与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可以激励教职员工与学生的士气以增强学校的动力;也可以将注意力与日常运作聚焦于最重要及有意义的事。 一、对一所面临危机的学校。如何塑造学校文化。使学校重新发展 案例（一）学校情况：90年代开办，20多个班级的初级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学生学习基础较差，逐年减少，道德品质也处下中下水平。教师平均年龄40周岁以上，基本处于职业倦怠状态，每天只是完成任务式地工作。学校领导一直末调换有超过10年，中层领导不积极干事，学校办学理念陈旧、课程无特色、活动项目单一。学校在社会上的名誉不好，被认为综合实力较差的学校，综合评定处于低水平。对于这种学校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1.危机管控。通过调查、座谈、视察等途径了解学校情况。在困难和危机面前，校长带头示范，中层领导紧紧跟进;实施行政领导首遇问题责任制;开展校级领导推门巡课制度等。从外到内地进行管控，慢慢改变现状。 2.抓紧学校的纪律，使其正常运作。在会议中强调学校的纪律，实行每天校长迎接教师上（下）班、学生上（放）学。在欢迎全体师生来校的同时，加强纪律管理。 3.给予教职员工团队不遗余力的支援。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教师们的总体情况，特别是教师们的特长、兴趣和困难，并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援，消除他們难言的苦恼，让他们在工作上没有后顾之忧。 4.改变学校、教师和学生，改变形象。在学校适中位置做一些文化宣传，突显学校的特色。鼓励教师对学校和学生要有信心，树立教师是学校的主人翁意识，集思广益，共同面对当下的困境。要求学生统一穿校服，强调仪容仪表，提升整体形象。
第六章类型学 第一节类型学研究：学术史问题 一、定义 它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特定的研究领域，指的是时空不一的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的类似、遥契、相近和相合。 其研究目标在于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的界限，去寻觅客观存在着的各民族文学所内在地共通的“诗心”与“文心”。，去发现那些诗学“通律”。 二、研究史 1、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对“类型学”比较关照表现出“开放意识”，如艾田伯P206 2、德国：比较学者的“类型学”思想堪称一种理论的自觉，如W·威茨P208 3、俄苏：“类型学”思想不仅拥拥有理论自觉，而且在实际运用中也最有成就。 主要观点及代表作： 1、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 他在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过程中，表现出对类型学的关照视角的偏爱。他毕生致力于构建一种科学的总体文学史的理论基石—历史诗学，试图把文学理论建立在对一切文学中重复的、可靠的现象的概括上。因而，他广泛运用了相似的文学现象的类型对比法，在比较关照中，必然会发现很多相似点和不同点。他认为找到相似点更有价值，正是相似点表现着某种共通的、可重复出现的东西，更接近事务的规律性。在相似点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各种实质性的东西。 他在“历史诗学”领域的比较关照中推重“类型学”视界，对诸种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的“历史-类型学相似”的寻觅，作为一种带有方法论意义的价值取向，对日后的苏联比较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维·日尔蒙斯基（主攻西欧文学） 他在30年代就倾心于比较文艺学的方法论建设，在1936年发表的论文《比较文艺学与文学影响问题》一文中，批评西欧同行们把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有直接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上，而倡导“无历史接触”的“类型学研究”。 他还认为文学的比较研究包含历史发生学与历史类型学两大方面。他强调后者是文学比较研究中的重要角色。 而且，他还从“类型学”视界考察了作为国际现象的文学流派；对世界文学史进程中的这些文学流派进行了“历史类型学”意义上的比较关照。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梁思永先生对中国考古地层学的贡献 提要： 考古学乘西学东渐之风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至现在贡献巨大，解决并正在试图解决很多重大课题，例如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人类起源演进问题等，而考古学最根本的基础即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其地层学发展脉络较为清晰，但是作为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其地层学的发展脉络相对而言较为模糊，就其渊源问题有些语焉不详。学术界一般认为自梁思永先生发掘后冈遗址考古地层学始真正得以确立1。但是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与世界考古地层学的关系，并认为考古地层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和技术传统问题”2，但是对于作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的技术传统，学界并没有给出清晰结论。这样，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在考古学史上显得比较突兀，似无源之水或者说源头不甚清晰。 在世界考古学层面上，考古地层学的发展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经过是被誉为地层学革命的20世纪初新大陆考古，考古地层学原理得到广泛应用。而此时正是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之时。 本文除了试图厘清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脉络外，主要目的还在于试图考察影响中国考古地层学发展变化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是经验积累导致地层学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还是考古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致使考古学需要新的获取资料的手段，从而带来考古地层学的发展？这似乎是那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 1栾丰实等《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10 p22 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出版社1997.6p151
文化资源学 一、选择题 1.下列不属于民俗文化资源特征的是（Ｃ） A 民族性 B时间性 C经济性 D社会性 2.根据文化资源形态划分，不属于文化资源类型的是（Ｄ） A符号意义的文化资源 B经验型的技能文化资源 C垄断性旅游文化资源 D学术性的专业文化资源 3.不属于历史文化资源表现形式的是（Ｄ） Ａ历史遗迹Ｂ历史建筑Ｃ无形文化遗产Ｄ古代园林 4.下列不属于文化资源价值表现的是（Ｄ） Ａ经济价值Ｂ历史价值Ｃ精神价值Ｄ人类价值 5.下列不属于文化资源评估基本原则的是（D） Ａ科学性原则Ｂ客观性原则Ｃ可量化原则Ｄ宗教性原则 6.以下哪个选项不是文化价值成因的构成部分（D） A．原真性 B.存在性 C.非使用性 D.历史性 7.以下哪个选项是按照文化资源的基本形态划分的（A）A.符号化意义的文化资源 B. 历史性文化资源 C．物质文化资源 D.地域文化资源 8.（A）和（A）是文化智能资源的两个核心要素，智力成果和脑力资产共同构成文化智 能资源。 A．知识、智力 B.知识、科技 C.科技、智力 D.创新、科技 9.以下选项，哪个不是文化资源价值考量基础（B） A.资源价值论 B.需求层次论 C.环境价值论 D.劳动价值论 10.（A）是文化资源产权保护体系的核心部分。 A.文化利益分配机制 B.文化资源保护机制 C.文化资源的产权认定机制 D.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机制 11.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可以将文化划分为三种不同形态，下列选项中哪一项是不符合的 （D） A、物质文化 B、精神文化 C、制度文化 D、社会文化 12.下列哪一项不是文化资源的价值成因（C） A、原真性 B、存在性 C、价值性 D、非存在性 13.下列哪一项不是文化资源评估的基本原则（D） A、科学性原则 B、客观性原则 C、无宗教原则 D、不可量化原则 14.下列哪一项不是历史文化资源的特征（A） A、历史性 B、独特性 C、多样性 D、不可再生性 15.下列哪一项不是文化资源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D） A、保护意识薄弱 B、保护力度不够 C、保护缺乏科学性 D、保护积极性差 16.哪个选项不属于文化资源的资源特性（ C ） A、生产性 B、非消耗性 C、不可再生性 D、稳定性 17.以下不属于文化资源四大类中的是（ A ）A、历史资源 B、技术资源 C、专 利资源 D、智能资源 18.以下不属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的是（ B ）
图１ 摘要：本文讨论了建筑类型学的类型与原型理 论，并结合湖南大学营造工作室多年的建筑实践介绍了营造工作室在类型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关键词：类型；原型；元设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ｙｐｅａｎｄ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ｔｕｄｉｏ＇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ｏｕｔ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ｙｅａｒ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ｙｐｅ；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ｍｅｔａ－ｄｅｓｉｇｎ中图分类号：ＴＵ－０２１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０４２２（２００８）０６－００８５－０４ １类型 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古已有之，而所谓类型思想，则导源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即在文艺思想上崇尚古典，重视理性判断，迷信规则的原则。然而将类型说移植到建筑学，始作俑者是维特鲁威。虽然他并没有针对类型运用于建筑设计中的具体理论，但是从他的《建筑十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古典主义文艺思想给他的影响①。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维特鲁威从建筑中分离出６个构成要素：法式、布置、比例、均衡、合式和经营，他提出建筑是“摹仿自然的真理”，并将摹仿归结为人的本性和行为，认为类比或比拟是建筑移植摹仿论后不可避免的方法。而建筑类型学真正以理论的形式进入建筑领域则是在１８世纪新古典主义时期，法国一些建筑家进入建筑历史，将古典建筑的平面及立面整理出一些基本类型，以试图解决任何所遇到的景观、城市、个体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至此，类型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似乎 只可意味不可言传，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Ｍｉｌｉｚｉａ曾作过预见性的陈述：“任何舒适的建筑包括３个主要的条件：基地、形式和各部分的组织方式。”这似乎触及了类型的定义，但与类型本身还有很大的差距。 类型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按照相同的形式结构对具有特性化的一组对象所进行描述的理论。但这个定义似乎过于笼统。１９世纪，巴黎美术学院常务理事德?昆西（Ｑ．Ｄ． Ｑｕｉｎｃｙ）在其著作《建筑百科辞典》中通过区别“类型”与“模型”提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定义，他说：“‘类型’并不意味事物形象的抄袭和完美的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种因素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即是形成‘模型’的法则……‘模型’，就其艺术的实践范围来说是事物原原本本的重复。反之，类型则是人们据此能够划出种种绝不能相似的作品的概念。就模型来说，一切都精确明晰，而类型多少有些 作者简介：杨跃华（１９８０－），男，湖南怀化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建筑类型学的研究与实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杨跃华 魏春雨ＹＡＮＧＹｕｅｈｕａＷＥＩＣｈｕｎｙｕ ①引自《建筑类型学》 ，汪丽君，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Ｐ１１。
类型学方法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和影响 摘要：本文主要以西方当代建筑类型学理论及其设计方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它对建筑形态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简略综述类型学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主要针对现代建筑之后直到现在（即20 世纪60 年代至今）的当代西方建筑形态中涉及类型学理论的建筑实践加以归纳和论述。 关键词：建筑类型学、原型类型学、范型类型学、第三种类型学、新理性主义、新地域主义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im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and its design meth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s effect on the architectural form of a preliminary analysis and study. A brief overview of type theo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mainly for the modern building until now (that is, since the nineteen sixties)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al typology theory to practice to summarize and discuss. Keywords: Architectural typology, prototype typology, generic typology, third types of schools, the new rationalism, New Regionalism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建筑类型学概况 自然科学中的分类行为我们称之为分类学，而社会领域的分类行为则称之为类型学。二者既区别又联系。但是，分类学往往对于“自然属性”进行探讨，而类型学却可以用来研究可变性与过渡性问题，类属间变化愈细微，限定自然类属的区别因素就愈困难，所以分类学就愈不胜任。同时，由于类型学通常为追加的目的来进行条理化，所以分类学可以被看作限于条理问题的类型学。 建筑学上常以功能、形态、结构、地域等分类，由此可见，建筑学中讨论的分类行为应该是类型学的而不是分类学的。把一个连续、统一的系统（continuum）做分类处理的方法用于建筑，因而有了建筑类型学。至于把类型学明确引入建筑设计，则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建筑类型学”还是一门较新的研究课题。类型在建筑理论中亦有独特含义，作为一种形式创造手段，它也超出了史学范畴。 类型学在建筑中的运用 类型进入建筑领域是源于人们的需要和对美的渴求。 在新古典主义时期，法国的一些建筑家首先发展出一套类型学理论，将古典
第四章遗存的整理分析与类型学 第一节整理和分析的目的 一、整理的重要性 从考古学研究的程序来看，首先是材料的收集。然后便是对所收集的材料（包括各种实物标本和文字记录）进行科学的整理，只有在整理的基础上才能对遗存所反映的社会信息和内容作合理的解释。 整理本身也是一种研究，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因为整理本身是其它各方面研究的基础。如果这种基础是坚实可靠的话，那么才能保证其它研究的科学性。否则，便会给其它研究带来很大的水分甚至会直接导致研究的失败。 第二节技术性整理和遗存的鉴定分析 一、技术性整理： 所谓技术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出土遗物进行加固、修复，写号及其它种种保护性措施。 2、对器物进行照相，绘图和分类制作卡片，并登记造册。 3、核对遗物和记录是否有出入，对原始记录进行分类归档。 4、现场拍摄的照片要进行暗房处理，对于照片要编号归档。 二、遗存的鉴定分析 （一）人工遗物的鉴定分析 1、石器的鉴定与分析 （1）石料鉴定：主要是借助地质学的知识，目的是了解石料的种类、性能和产地，这样可以推断当时的人类的活动范围和对石料软硬度的掌握程度。其中特别侧重一些产地比较少的稀有石料。
（2）制作过程或方法的鉴定：比如是打制的还是磨制的，若打制的属哪能种打制方法。 （3）功能鉴定：主要包括对器物使用痕迹的观察，根据器物本身的形状大小进行推测；根据民族志上已知的工具进行类比等。 2、陶器的鉴定分析、 （1）质地鉴定：利用中子活化技术，对陶土成份进行鉴定，以了解陶土的产地和来源；另外还可以从表面观察到陶质中是否夹砂或掺杂其它物质。 （2）制作过程分析：制作过程主要包括成形、器表处理、烧制技术等。从制作成形来看：分手制、轮制和模制几种。其中手制又包括捏制、泥条盘筑、泥圈套接、贴附等。轮制又可分为慢轮修整个快轮成形两种。 （3）从器表纹饰来看：是否经打磨处理，是素面还是纹饰陶，纹饰陶又可分为刻划、压印、绘彩、刮削等种。 （4）从烧制技术来看：可以利用科学的手段检测陶器的烧成温度。 （5）功能鉴定：一种是根据文献记载。如鼎、鬲、豆等，文献上有明确记载，说明了它们的使用功能；另一种是靠对器物的使用痕迹进行观察，如附近陶器表面有烟薰的痕迹表明它是炊具，有的陶器里面有水锈，表明它是水器，还有的器物中盛有粮食，表明它是储蓄器等。 （二）自然物的鉴定与分析 1、植物鉴定 主要用的是确定其种属。 （1）灰像法 一般较常用的是灰像法：由于植物皮壳中的SiO2骨架比较稳定，所以通过加热使其变为白灰，便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SiO2骨架的不同形状，进而判定出土植物的种属。 （2）花粉分析法 另外，可用花粉分析法，推断古植物的种类。花粉分析又叫孢粉分析，它是孢粉学的一
教案 （2学时） 一、授课题目第三章平行研究第一节类型学 二、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掌握类型学的定义与特征；类型学的基本研究范畴；能结合具体实例理解并探讨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类型学的定义与俄苏学派历史类型学。 四、教学过程（包含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辅助手段、板书、学时分配等） （一）本节概述 类型学是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最基本也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式。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类型学（TYPOLOGY）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类型学中的“类型”是指具有某种通约性特征的文学要素。类型学的研究方式表现出了充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如何在寻觅总体文学发展通则和规律的同时，深入挖掘出各种相似文学现象的内在异质构成，这是在跨文明语境下比较文学发展新阶段的类型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二）本节大纲 1.类型学的定义与特征
○1在世界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类型学（TYPOLOGY）研究的目标就是对这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2类型学中的“类型”是指具有某种通约性特征的文学要素，这种“类型”的构成虽然不排除作家作品渊源及流传的接触影响的情况，但绝大多数其间并无事实联系存在的。所以，比较文学学者一般将类型学划入平行研究范畴之内，类型学成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最基本也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式。 ○3类型学的学科渊源 俄国比较文艺学之父、“历史诗学”奠基人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一生致力于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的学术理想，这种历史诗学理论对日后以日尔蒙斯基、康拉德、赫拉普钦科等为代表的独树一帜的俄苏比较文学历史类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就整体而言，俄苏学派历史类型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宗旨非常相近，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平行研究对于跨越国界、民族、语言、文化的无事实联系的相类似的文学现象的联类比较亦可称作类型学研究。俄苏学派的历史类型学研究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认为真正的总体文学必须把整个人类文明的文学全都纳入研究的轨道，其学术视野远比美国学派弘通。 2.类型学的基本研究范畴 类型学的研究范围广阔，角度多样。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类型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分为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四个方面。 ○1内容题材的类型学相似 如古罗马作家奥维德《变形记》中有一个关于皮格马利翁的故事，皮格马利翁狂热地爱上了一尊自己雕刻的美丽的少女像，祈求爱神将其赐予自己为妻，爱神满足了他的要求，令他美梦成真。唐杜荀鹤的《松窗杂记》记载了进士赵颜苦恋一幅画中的丽人并与之终成眷属的故事，与皮格马利翁的故事颇有神似之处。
文化学 第一章：绪论 一．文化的界定 1.文化问题的提出：文化问题的提出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重新认识和发现，是人这一主体，关于对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人与传统，人与历史、人与创造等各种具体或抽象问题的思考。 （1）文化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问题都由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决定。 （2）文化决定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3）人是环境的动物：今天的文化就是怎样改造环境、适应环境，使环境与人类和谐相处、长久共存。 （4）传统决定着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传统是每一个文化类型得以延续的精华，没有传统的文化，就如同躯体失去了灵魂。 （5）人类是历史演化的产物：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的演化进程改变了人类自身，人类伴随着社会演化发展而成长成熟。 （6）文化属于人类的创造：人类的发展就是文化创造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就是文化创造的进步。没有创造就没有文化发展的生命力。文化发展停止了，人类发展的进程也就停止了。 2.文化的定义：①.文化定义的主要观点：1.现象描述性定义：较为常用，特点：将文化内容进行罗列，因此非常具体，使一般人都易于理解文化内容都包括哪些方面和具体由什么组成。 2.社会反推性定义：特点：用人类的现有文明去比照历史上的存在形态，说明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文明或文化，让人们透过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理解文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向前推进的。 3.价值认定性定义：特点：从文化的意义、功用等方面出发对文化进行界定。 4.结构分析性定义：特点：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体系，每一个具体的文化内容都是这一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不仅是表象，可能存在深层的意义或价值。 5.行为取义性定义：特点：强调文化的行为性和动力性，把文化视为一种具有动力特色的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这种定义表面仅关注生活方面，但实际上是文化被创造和被传承的最深层或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6.历史探源性定义：特点：把文化放到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认识，强调文化的群体性和群体赖以生存下去的知识。（历史或生活，尤其是其中形成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成为维护群体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也是延续相同生活方式或创造新的文化生活的必要条件。） 7.主体立意性定义：特点：强调人这一主体在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和本质意义。 ②.其它定义：1.训诂学定义的方法：对文化一词进行词义和语义学解释，目的是为了从历史角度来说明文化的性质。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从历史来源理解文化的含义，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缺陷在于往往失之于泛泛而论，不能对文化的具体特征、文化的实际形态做出严格划分。 2 .学科性定义的方法：不同学科的文化定义与不同民族的文化定义，这些定义虽然大多数并不是专门适用于某一学科的，但是受学科视阈的限制，仍然有一定的针对性。 3.比较文化学的定义或跨学科、跨民族的文化定义：即跨越不同民族与学科，结合不同方法，来确定文化的定义。这里指的是跨越通常的学科界限，从不同的民族的角度来研究文化。③.文化的定义可归纳为六类：(1)记述的定义；(2)历史的定义；(3)规范的定义；(4)心理的定义；(5)结构的定义；(6)发生的定义。 延伸：关于分类问题的思考：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产物的总和，这是对文化的基础层次也是总体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各个民族中都是肯定的。
历史街区保护中的类型学方法研究 祝莹 提要本文从城市设计过程中类型学的应用特点出发,通过对杭州大井巷传统街巷群落保护区城市设计过程的分析研究,尝 试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保护性城市设计,探索关于历史街区保护设计的过程和方法。 关键词历史街区保护城市设计类型学 文章编号1000 - 3363 (2002) 06 - 0057 - 04 中图分类号TU984. 2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与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大环境,对历史街区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发展越来越深入。要体现“原汁原味”的历史传统风貌,并在传统建筑群落与环境中充分表达出来,仅对历史街区进行功能定位、地块划分、交通组织,以及对传统风貌的保护停留在容积率、密度、建筑高度、色彩、形式及绿地等指标控制上是不够的,还必需进一步深入到城市设计的层次上,建立整体城市设计思想,以高超的城市设计技巧,对重点地段的传统风貌、空间形态做深入具体的探讨,从而增强方案的可操作性来达到既能满足城市历史街区发展的要求,又能将“原汁原味”的历史传统风貌具体化、可视化。 在历史街区保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即使是在传统文化和宗法观念的历史条件约束下,每一代人仍有权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延续,即不断的推陈出新是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继承的基本前提。反映在建筑上人们重视并延续的是建筑空间的功能及体验, 而不是建筑物物质形体本身。中国传统建筑木结构的百余年寿命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连续的文化背景下,建筑虽然在不断更新,但只要格局不变,风貌永存,就足够令人产生认同感和历史意识了。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冲突,在保存传统建筑形态的前提下转变内在功能来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呢? 在历史街区保护性城市设计过程中合理运用类型学策略,探索城市、街道、建筑类型抽象化与具体化的互动关系,发掘历史街区中传统建筑与环境的个性以及其具备的地区性特征在居住人群中的心理积淀,对于达到上述平衡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2 研究的理论基础 类型学作为建筑及规划领域内一种分类组合的方法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和丰富多彩的方法体系,它的符合地域性及历史文化的特征对建筑和城市的实践已经起到相当大的影响。通过类型学概念,既可以研究传统建筑形式特征的历史变化与发展,又可以研究建筑与建筑群的空间组合关系及城市形态的延续。维特考尔(L. Wittkower) 把建筑类型作为特定时间内起作用的文化影响,通过建筑类型的比较重新发掘并运用曾经存在并起作用的文化影响。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 Rossi) 则在发展类型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罗西看来, “城市作为集体记忆的所在地,是交织着历史的和个人的记录的所在”, “类型学是研究构成都市、城市, 或建筑的元素之中揭示永恒关注主题的原型”, “应建立起建筑的类型以确定城市的形态结构”①。 在类型学中,历史性传统建筑要素形成了人们在建筑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而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无论城市形态如何发展变化,一旦人们的记忆被某些类似性城市片段所触发,传统就能在个人的记忆中呈现出来。通常居住在同一社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和对传统的记忆具有共同点和相似之处,至于如何去触发人们的这种思绪,就与类型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类型选择和类型处理息息相关了。建筑的深层结构———类型中存在着的大量的社会文化积累,只有通过对建筑类型的研究,才能探询到建筑现象的根源,并进而将之反映到建筑的表层结构———形式上。同样,通过研究城市的深层结构———“集体记忆”,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在城市的表层结构———街区及建筑的组织或结构中将之表现出来,既能满足传统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