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道路的模式、理论与原则
杨亚佳
如果要遴选建国后对推动中国发展最具重大意义的战略决策，那么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无疑会荣登榜首。改革开放对中国以至对世界的影响自不待言，而法治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改变着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也改变了建国后近30年的治国模式。法治的规范、文明与理性使中国开始逐渐摆脱长期的群众运动造成的暴戾、混乱与任性，逐步融入世界文明的长河。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自然会遇到诸多困难，因此，在中国进行法治建设是探索性的。本文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法治建设道路的基本问题进行一些梳理和研究，既是一种回顾，也是对未来我国法治走向的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模式
有人说法治有其基本规律，强调特色就是不准备尊重法治建设的规律。其实，纵观世界各国法治建设道路，没有哪个国家的法治没有自己的特色。英国在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斗争与妥协中逐步实现了法治；法国是人民以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而逐步实现的法治；美国作为由移民社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是在社区法治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法治；新加坡则是在较注重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和道德表率作用的基础上，按照本国的“共同价值观”对西方法治加以改造，融进自己的特色而逐步实现的法治。①
具体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法治道路的多样性。凡是法治搞得比较①袁曙宏赵永伟《法治道路断想》，来源：https://www.doczj.com/doc/a513462146.html,
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因此，认识中国法治道路之“特色”，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分析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法治规律＋本国国情＋自己的创造。
(一)关于法治规律
法治规律就是法治建设内在的必然性。从世界各国走向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推进法治建设必须确立法律的极大权威，必须按照民主程序制定法律和确保法律内容的正义性，必须依法管理国家的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法的权威性、民主性、正义性是法的三大要素：法无权威性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贡品，其结果是只有法治之名而无法治之实；法无民主性就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其结果是法将会变为少数当权者手中的工具；法无正义性，“法治”即会变为恶法统治，其结果是导致法西斯专政。同时，法治规律要求法治有特定的运行环境：在政治上，必须确立民主宪政体制；在经济上，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在思想观念上，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①。
(二)关于具体国情
具体国情是指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和习惯等各个方面的不同状况。中国的国情从影响法治建设的角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1．历史传统问题。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两千多年的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自然经济、皇权政治和以儒家思想为指
①袁曙宏赵永伟《法治道路断想》，来源：https://www.doczj.com/doc/a513462146.html,
导，奉行“德主刑辅”的政治文化。由此产生了中国特色的法律传统――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上，淡漠个人权利，崇尚政治权威；在治国理政指导思想上，轻视法律规范，相信道德力量；在对法律功能的认识上，对秩序的追求甚过对正义的渴望；在法制发展样式上，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和后来的辛亥革命，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大规模地全盘学习西方法治的实践，在古老的中国引进了近代法治、宪政，以及共和合法、帝制非法的理念。但是两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不顾国情的照抄照搬都不会成功，变法要超越传统又离不开传统。如果细心地观察还会发现，这两次变法是伴随是“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历史任务进行的。这样的历史任务需要能够凝聚人心，集中力量的思想与制度。而当时引进西方法治则主要集中在议会制、多党制和选举制上，这样的制度在西方可能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的中国却起到了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
2．当代中国的国情。用党的十七报告的概括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国情以及由国情所决定的我国法治建设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保证人民民主，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质正义为归宿。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标志就是经济的相对落后，国际上对法治程度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学者概括为“穷国无法治”。因此，我国的法治建设的步伐与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既不自甘落后，也不能急于求成，而要有领导、有步骤地逐步推进。三是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发展应当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平台，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创造和保护合法利益。
（三）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
根据以上对历史与现实国情的分析和对其他国家法治发展的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模式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价值取向。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反映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人们为什么需要法治？是人们首先需要自由，而随心所欲的自由又使每个人很不自由，因此需要秩序，秩序使人在享有自由的时候不被别人的随心所欲所干预。马克思说：“没有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①。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在通往这个理想的过程中，为了使个体自由不至于发展为随心所欲，必须通过民主的程序规定秩序，使这种法律秩序具有极大的权威，以秩序保障每个人平等地享有自由，使人们在自由和平等的状态下实现社会公正。因此，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以及法律的权威是法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其实，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党中央领导人及党的重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67页。
要文献都曾明白无误的予以昭示。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时，要求“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2008年3月1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首先是现代法治道路，没有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和法律权威等这些基本的价值和特征，就不成其为现代法治道路。
2．运行规律。有学者根据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将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规律归为两类：自然演进型和政府主导型（也称权威推进型）。并把我国归为政府主导型②。这种归类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准确。第一，我国法治建设的确是在法治的条件（如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由政府（或执政党）发动起来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成熟，法治建设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来自市场的推动。第二，法治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进行了细致的规划和建构，但是，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人民的参与热情在提高，重大的立法和执法活动是在公民大规模的参与下完成的。因此，很难说我国的法治建设是“政府（政党）推动型”，这样一种概括把人民置于一种消极地位，无视在我国法治建设中人民热情参与的伟大实践。笔者倾向于把我国法治发展模式概括为“党领导下的政府（政党）与公民互动型”。
①中国新闻网https://www.doczj.com/doc/a513462146.html,/，《公正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2008年3月18日。
②自然演进型是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成熟，逐步规范公权行为，渐进地实现国家的法治化；政府主导型是指在法治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条件下，政府（或政党）主动规划法治发展，推动法治进程，提升法治水平。参见：《依法治国十年跨越五千年》，载《法制日报》2007年9月15日。
党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概括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法治运行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最大特色。
3．策略选择。策略在这里是指采取何种方式、选择什么时机和角度去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这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组成部分。依据我国的国情，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选择了如下策略：
第一，渐进发展。基于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法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如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社会的逐步成熟）积累成熟的过程，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主体――党和人民――不断反思、修正，使法治建设减少失误，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过程。
第二，从易到难。有学者将中国法治建设分为外围建设和核心建设两部分①。前者指以维护秩序为目标的加强法制问题；后者指以保障人权和制约权力为目标的政治体制问题。外围部分的法治建设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容易产生明显的效益。而核心部分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我国的法治道路就采取了由易到难的策略，先进行外围部分建设，创造制度条件，培育法治文化，形成守法习惯，然后逐步深入到法治的核心部分――政治体制和权力关系的调整。
第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中国的法治建设一开始是作为经①蒋立山：《中国民主法制（法治）改革的基本框架与实施步骤分析》，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
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附带问题提出来的。“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一直是30年来法治建设的主题。当然，随着政治文明的提出和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法治的独立价值逐渐为人民所认识，但是法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角色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这一方面是因为法治作为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需要法治为其适时提供制度框架。因此，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相协调是对法治发展速度的客观要求，过与不及都不利于法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四，注重法治文化的培育。我国现代法治文化的缺失，使法的社会效果在庞大而精细的立法面前相形见绌。因此，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党中央有关法治理念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的倡导，以及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公民意识教育的开展，我国的法治文化培育将逐步由法律知识教育为主向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为主的方向转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理论
支撑中国法治发展模式的理论有以下相互联系的三个理论观点：即法治方略论、法治价值论和法治功能论。
（一）法治方略论
笔者认为，法治方略论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依法执政方式的确立两个内容。这一理论是在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期间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之前，党中央在法治问题上
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宪法依据。在党的十五大上，党中央在法治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通过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民主程序将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确立下来，并第一次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作了概括，对依国治国的科学内涵作了分析，并第一次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并在1999通过法定程序正式写入宪法。
之后，党的十六大和和十六届四中又明确将“依法执政”确定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是对政党执政规律的总结，也是对执政党如何处理法治与执政党地位的回应。执政党依法执政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这一执政方式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障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法治方略论的提出首先结束了建国以后，包括第一代领导人在内的人们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成为人们的共识，对于具有几千年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来讲，其意义不亚于辛亥革命后“共和合法、帝制非法”的共识；其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容活动”这些法治观念的宣示，标志着我国主流法治理论开始与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理念的决裂；第三，与我国的政党制度相结合，法治方略强调了共产党要依法执政，这是对建国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反思
与总结，也是对市场经济与法治背景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部署。
(二) 法治价值论
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法治的价值就是法治对主体的有用性。主体不同，或主体的认识不同，对价值的选择也就会有差异。一般来说，法治具有正义与秩序两种主要价值。人治主义者更关注秩序，或者仅仅关注和维护有利于自己专制统治的秩序。而现代法治在关注秩序的同时，更关注法治的正义价值，即对无差别的人本身的关注，包括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即对人的基本人权的关注。
法治是良法之治，而良法在当代世界的标准就是将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人的尊严作为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离开人权这一终极关怀，法制就会成为专制者统治人民的工具。仅仅从秩序价值的角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意义上理解法制，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视角开始理解社会主义，也开始理解法制。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后，人们开始构建这一治国方略的基本价值体系：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初步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之下，2004年通过修改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实际上是将人的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等基本人权宣示为一种应有权利，体现了中国法治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它不仅可以保证法定权利的不断扩展，使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换过程中不致出现偏离法治的倾
向，而且便于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
在和谐社会建设和法治理念教育中，党中央又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理念。因此，人权保障、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体系。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仅仅将法制看成是统治阶级工具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价值体系的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础性工程。
(三)法治功能论
法治的社会功能就是法治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作用。我国对法制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的专政工具（刀把子）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多功能方向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在不同的场合阐述了法治的社会功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功能的理论。
第一，法治建设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而发展的中心是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法制建设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在经济领域做到依法办事。1986年，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法制相互关系的著名论断：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①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并系统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阐述了法治对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以法治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将政治发展战略确定为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么怎样才能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呢?邓小平认为关键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为制度具有决定性、根本性。他十分精辟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以后，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以法治建设促进、保障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一以贯之，如十五大提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党的十七大更是强调民主政治必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律化等，形成了民主政治法治化的完整思想。
第三，以法治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之后，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则对和谐社会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党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法治问题，但对法治功能的扩展是勿庸置疑的。首先明确了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法治社会，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其次，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法治的形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46页。
式价值提供着社会秩序的制度框架；法治的实质正义塑造着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法治的利益整合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保障正义、促进和谐；第三，将法治的建构目标定位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超越了只在工具层面、秩序层面理解法治的传统观点，明确法治建设的正义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通过法治建设推进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党的十七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对法治建设而言，不仅强调其自身的科学发展，更强调法治建设从制度意义上保障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当前要重点解决两个“不完全适应”（民主法制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完全适应，与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完全适应）的问题。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既要重视科学发展的观念转变，更要重视科学发展的制度供给和制度保障，逐步建立一整套支持、推动和保障科学发展的长效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把科学发展真正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内。“要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制度空白、制度缺陷和制度冲突，使科学发展观不仅管一般而且管根本，不仅管局部而且管全局，不仅管一时而且管长远”。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
①袁曙宏：《改革开放与中国的法治建设》，载《法制日报》，2009年6月24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根据法治的基本规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展开的，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或政党）与公民互动的发展模式。选择这一模式和方向，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关于这一原则，早在党的十五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初就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七大又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的法治建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这个国情，一是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二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三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组成部分，也应遵循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如宪法权威、权利平等、保障人权、约束权力等。
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保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而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民众希望凝聚，祈盼团结的心理反映，也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法治建设成就。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的领导的归宿，也是法治建设获得不
竭动力的源泉。党的领导始终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手段的保障。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统一于依法治国的方略之中，党通过代表和整合人民的意志，将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在执政过程中实施国家法律，带头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二)贯彻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
今日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同于专制主义者所谓的“法制”建设，后者的法制只是专制权力的延伸，是专制工具意义上的法制。而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为了“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制度上保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七大语)。在法治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既是坚持了法治的核心价值，也是党的执政理念在法治建设中的体现。坚持以人为本，必须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以人为本位进行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的制度设计，改变过于功利主义的法制建设思路，树立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平等权与自由权的理念，以公平正义和善的伦理价值来构筑我们法治体系。
(三)坚持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也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建设之中。因此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七大语)，统筹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通过法治建设引导、规范、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同时，法治建设还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
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通过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同时，还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建设，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树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观念，使我国的法治建设获得文化支撑而持续发展。
(四)正确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五大语) ，中华民族也对几千年来人类形成的这一成果做出过贡献，但是总体来说法治文明主要来源于西方。近代以来中国人曾经带着民族的屈辱向西方学习，但都没有成功。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之外，就是中国的法治建设坚持了正确的原则：批判传统，但取其精华；学习西方，但不照搬西方，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
强调继承，就是要扬长避短，不断发掘和弘扬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赋予其时代内涵，剔除其人治传统形成的法律的专制性、工具性和漠视人权等陈腐观念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消极作用；借鉴，就是以开放的态度和自信的心态学习其它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成果。当然，在学习中，一方面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妄图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另一方面，也不必杯弓蛇影，谈外色变。要看到，相互借鉴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不同国家间相互依存正在不断加深。要增加自信，自觉融入，大胆地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文明的合理因素并加以中国化的改造，为推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服务。创新，既不是对自己历史的
翻新，也不是追求概念的新奇，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好我国法治实践中遇到的新课题。这个创新，是着眼于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是在坚持我国宪法原则基础上的创新，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法治发展水平上的创新。
作者：杨亚佳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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