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摘要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同省份之有很大的差异。如青海省的经济不发达但老龄化问题严重，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则因为大量外来劳动力的存在使得老龄化水平降低。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化的推进要求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医药卫生保健行业以满足日益扩大的老龄群体的消费需求。但是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能满足这一需要。对于农村而言，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产业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撑，但是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流向了城市，农村老龄化程度骤增。缓解由此产生的经济发展问题要求农业产业的生产集中化和农业产业链的整合，大力提高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并节省由于分散作业导致的资源浪费。因此，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在当前和今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本文在详细介绍和衡量了当前我国的老龄化的现状后，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运用计量工具对回归方程进行拟合，由此来衡量人口老龄化下我国不同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受到的不同影响和调整的不同方向，为下一阶段的人口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
我国产业发展当前所亟需的是一个由经济发展倚重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向倚重第三产业的发展、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由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过渡。根据省际回归结果，人口城市化对于工业发展基础较好
的地区如北京和黑龙江等地的第二产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工业发展不足或正在飞速发展的地区如内蒙古、云南和安徽等地的第二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言，对于工业化进程程度高、工业产值比重明显下降、经济发展较好的北京等地区，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完成程度较低、第三产业产值比相对于第二产业比而言较低的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城市化不利于其第三产业发展的继续进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城市化对其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则依具体情况来定。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老龄化的加重都对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人口老龄化促进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
INFLUENCE ON INDUSTRIAL ADJUSTMENT OF AGING
IN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ageing. In many provinces, such as Qinghai province, the economy is not developed but the aging is serious. But aging in developed provinces decreases because of the many labors move in from less developed areas. From the poin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requires development of high-end services and high-tech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dustry to meet the growing consumer demand of the aged population. But China's cur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ertiary industrie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does not meet this requirement. As for rural, labor-intensive rural industries continued to be a major support 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 lot of labor has been going to the city, which led to a surge in rural aging. It calls for industrial centr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agro-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Vigorously improving the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saving on waste of resources are the directions of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Therefore,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eing on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a very long time.
After introducing and measur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urbanization, aging and industry structure, with large collection of domestic data, this paper uses measurement tools to fit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by which compare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e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er-provincial, so as to embody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industry and population
policy for the next stage.
According to the provincial results, for areas in which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well developed, such as Beijing and Heilongjiang, urbanization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 regions which lack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 are fast-growing, such as Inner Mongolia, Yunnan and Anhui, urbanization played a catalytic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such as Beijing which have a high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outpu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urbanization step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for provinces who have lower stage of completion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rvices output is not well developed and with lower relative to the industrial area, urbaniz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ertiary industry. For General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tertiary industry relies 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each region. Aggravation in most of China's aging has promote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most area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aging plays a catalyt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KEYWORDS:aging population;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目录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2)
第二节研究目的和内容 (3)
一、研究目的 (3)
二、研究内容 (4)
第三节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6)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6)
二、研究的不足 (6)
第二章文献综述 (7)
第一节老龄化的成因 (8)
第二节老龄化对经济及产业发展的影响 (9)
第三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 (12)
第三章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 (14)
第一节中国老龄化发展过程 (15)
第二节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16)
一、人口年龄结构不规则 (16)
二、快速老龄化 (18)
三、总抚养比中老年抚养比上升 (19)
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大 (20)
第四章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 (24)
第一节产业结构及其合理化标准 (24)
一、产业结构分类及其变动规律 (25)
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评价标准 (27)
第二节人口因素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29)
一、人口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 (29)
二、人口老龄化是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 (30)
第三节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31)
第五章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 (37)
第一节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37)
第二节面板数据检验及数据来源 (40)
第三节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42)
第六章政策启示和研究小结 (45)
第一节政策启示 (45)
一、扶持老年产业 (46)
二、重视和优化老年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46)
三、产业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配合实施 (47)
四、把握老龄化下的产业调整方向 (47)
第二节研究小结 (48)
致谢 (49)
参考文献 (49)
独创性声明 (52)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在2013年增至2.02亿，老龄化水平至14.8%，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到2013年的9.36亿人。随着1950-1975年期间出生的一代人逼近预期死亡年龄，中国迎来了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使得2013年的社会总抚养比达45.94%。再加上当前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年轻人口的增长、户籍政策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居民生活保障制度的不健全难解老年人口后顾之忧，老龄化给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人口老龄化不是中国独有。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当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时老龄化才开始显现，是人口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经历了很长的一个周期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转变的节奏相当缓慢。因而，在劳动人口短缺时，这些国家恰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劳动节约型产业的实力，同时又足够的社会福利资本保障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不至下降，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保证国家向老龄化社会的平稳过渡。
中国的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入水平仍较低，不具备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却又在不断失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解放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的素质却不能满足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随着中国人口数量最庞大的一代人的老去，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劳动力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从而制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挑战不仅如此。目前中国不同省级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发展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在于先天资源禀赋的差异、人民群众认识程度的差异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定位的差异，更在于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各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完整性和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以及大规模的趋向于发达城市的人口流动甚至是迁移趋势。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地出现在当前这个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挑战与机遇并存。
老龄化虽说有碍于当前的经济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其对于迫使当前的经济
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因其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过多的资源消耗和浪费以及以廉价劳动力换来低成本效益而备受来自国际方面的诟病。但是老龄化的迅猛发展使这种不计成本和后果的发展模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锐意改革，积极响应市场需求，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要，中国才有可能化挑战为机遇，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发展洗牌中获得胜利。
二、研究意义
第一，老龄化问题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影响了我国劳动力的可持续性供给。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的利于储蓄率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我国的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的粗放型投入过度依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整体要求不协调，致使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人口相对减少冲击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消息：2012-2013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显示，当前我国人力缺口最大的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及与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已经成为威胁到了制造业进一步发展，中国正在逐渐失去做为“世界工厂”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国际产业转移相呼应，中国的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中西部和东南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联动，如何协调各区域发展有效引导人力资源流动、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冲击，是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首先人口老龄化形势下，劳动力人口的老化一方面要求我们加快第一、第二产业的技术革新，以技术代替繁重的人工劳作；另一反面要求我们加快发展具备高技术含量、高服务质量的第三产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倚重大量人工投入的现状。其次，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其消费需求也在不断上升。老年人这一消费群体本身的特征使得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社会需求增加。在的作用下，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是市场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国家在制定新的产业发展政策时，必须引导企业大力发展针对老年人口的技术和服务，扶植有发展潜力的或是未来所必需的老龄产业，以应对已经近在咫尺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称：
目前的老龄服务市场竞争不充分，缺乏准入、退出的系统规范。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为我国深化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经济体制建设和构建老龄产业政策体系提供了契机。
第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强，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就是这一阻碍作用的一个结果。一些生活水平高、医疗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提早老龄化，如上海。另有一些欠发达区域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从本地区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使得本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加重，呈现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征，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如安徽。还有一些不发达地区，如青海，也进入了老龄化阶段。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区域性差异的扩大将进一步刺激劳动人口从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加重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老龄化，使之更难提升经济水平；另一方面，大量的低素质劳动人口的转移对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利的，而且将会在劳动就业和外来人口安置等方面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质量上提高生产率，才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第二节研究目的和内容
一、研究目的
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和社会生产理论，站在供需的角度考察人口老龄化如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从供给角度来看，人是劳动力。老龄化社会具有相当比例的老龄人口，同时婴幼儿出生率下降。在短期，社会抚养成本也许不会提升太大。但是在长期，劳动年龄人口会进一步萎缩，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当前，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已产生不小的冲击。只有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过渡进而转化为知识、信息密集型，合理化和全面升级全面升级产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应对冲击。从需求角度来看，人是消费者。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实际上是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直接地影响到商品和服务结构，进而影响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产业结构。此外，老龄化的加深对社会抚养投入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全社会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资，
促进与老龄人口生活息息相关的卫生保健、教育文化和法律咨询等行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立足长远，充分保证产业政策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利用省际数据建模，考察当前我国老龄化所处的阶段以及区域老龄化差异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省际数据的对比有利于我们结合不同省级区域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应对老龄化的产业发展措施。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存在会导致区域内劳动力结构与产业发展的不匹配、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保福利费用需求的增多等社会问题。对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来说，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区域内劳动力流失、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经济发展的缺乏活力，导致经济更加落后。
三是，立足于中国人口的形势和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提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可能路径。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人口老龄化伴随着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当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时，三大产业比重次序会变为“二、三、一”；第三产业的比重甚至将超过第二产业。对于我国而言产业结构的调整难点主要集中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业是关系全体国民温饱问题的基础性产业，也是当前我国发展最为滞后的产业，亟待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投资，急需进行产业整合提高其经济效益。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制造业属于主导型产业，但是同样面临着技术落后、产业的整合优化程度低等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差距颇大，需要进行全面的产业调整。服务业在我国还处于发展初期，发展很不成熟，产业体系不完善，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等发展滞后。因此，本文将结合前文的研究，针对这三个产业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可行性路径农业。
四是，就如何在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同时，协调好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人口和产业政策，提出自己见解。
二、研究内容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阐述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提前进入老龄化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我国当前面对的双重挑战。如何协调好老龄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已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这一章首先简要介绍了老龄化成因有关的国内外研究
文献。大多数文献站在出生率、死亡率和寿命延长的社会人口学视角对老龄化的产生给出了解释。随后，本文将详细介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的相关文献。从文献研究中可以发现，虽然中国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是主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是国外的一些经济学者仍认为不能对此简单地做出有利或不利的判断。在对老龄化影响产业发展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对投资、消费、储蓄和养老制度等的研究。
第三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这一章主要从行政区域和城乡差异的角度分别以统计分析的方式说明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发展差异。在我国，随着大城市人口的集聚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的老龄化预示着就业人口比例的相对减少；大规模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的农村快速老龄化也将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第四章为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将介绍何为产业结构，三大产业的划分标准，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评价标准以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三大产业结构转变历程。本章的第二部分将重点阐述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来源于其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其对于就业结构的影响，其对于社会的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其对于老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途径有三：一是就业结构，二是需求结构及消费结构，三是老年产业的兴起。在这一章将根据这三个途径建立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框架。从理论分析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是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的，不能脱离经济中的其他影响因素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第五章为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研究将选取省际的面板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方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省际对比，目的在于全面考察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关系所处的阶段和内部结构。人口老龄化要求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利于进一步推进城市化，使得老龄化程度得以加深。
第六章为政策启示与研究小结。这一部分首先就本文的研究内容提出了老龄化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对老年产业扶持、对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各项政策的协调实施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三大产业关系处理。本章第二节主要总结了本文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的主要结论，同时回顾
了文章的研究所具有的不足之处。
第三节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我国对于人口老龄化的重视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但老龄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我国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政策难以及时有效调整，从而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产业发展关乎经济命脉，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产业发展重要要素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是改变落后生产方式，这一要求体现在产业发展层面就是要使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靠人力资源的大量投入来获取经济效益的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靠资本和技术投入来获得经济效益的产业发展模式，进而使各产业向着依靠知识、信息获取经济效益的高端产业发展。因此，从产业结构和人口老龄化出发，调节区域产业结构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对于我国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于实践的创新所在。
在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影响机制分析部分，本文创造性地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和城市化因素同时包含至生产函数中，得出了规模效益递增的结论。在以往的经济学文章中往往只把城市化作为影响因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但是本文却在此基础上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同时引入生产函数，充分考虑了当前的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将会给产业发展带来的严重冲击，而不再仅仅只把人口老龄化看作是城市化诸效应中的一种。规模效益递增的结论也意味着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助于辩证地看待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老龄化无益于经济发展的主流观点。
二、研究的不足
首先，本文用第二、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作为产业结构指标。这一做法无法较为直观地反映三大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及其结构变动，因此并不能全然反映产业结构信息。但是，鉴于老龄化发展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这一指标的选取还是能够说明本文观点的。
其次，选取老年抚养比这一指标来衡量老龄化也有不妥。但是，老龄化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单纯由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引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生育率的下降和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减少。因此，所选指标仅仅局限于反映老龄化
趋势中与老年人有关的哪一方面，并没有综合考虑老龄化的成因。但是，随着老龄化的加深以及高龄化的进一步发展，老龄化的主要成因必将转变为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而且，考虑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老年抚养比指标的选取还是符合本文研究需要的。
最后，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是动态的持续的发展过程。因此本文的研究阶段性很强。但是，每一次阶段性的研究都能使我们加深对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影响机制的了解，都有助于我们完善人口产业经济理论体系，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助力。
第二章文献综述
如何控制人口总量、如何满足人口的就业与再就业以及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是中国面临的三个主要的人口挑战。其中老龄化是新世纪的全球性课题。在过去半个世纪多里，中国的老龄人口数量的显著增长。这与经济
发展的步伐并不协调。“未富先老”是中国许多地区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老龄化已经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第一节老龄化的成因
对于一个封闭的人口环境而言，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影响人口年结构变化的因素。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之一，老龄化程度的变动必然包含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之中。现实社会中，人口环境通常不是封闭的，其人口的年龄结构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除了出生和死亡因素，人口的迁移也影响着老龄化的进程。这一因素又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区域人口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早在1950年，瓦劳瑞（Valaoras，1950）在其著作中就将生育率的下降列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赫曼林（Hermalin）在1966年得出了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化的一个因素。1973，联合国对人口变动所做的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生育率是人口老化的最大原因。而人口的迁移对于人口老化的作用则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来说大量人口迁出利于人口的老龄化，大量人口的迁入可以减缓老龄化。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生育率的大幅降低，老龄化的迅速发展贯穿了整个20世纪，到了1950年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7.9%。至于1070年代，老龄化的发展呈现出全面爆发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老龄人口开始显著增加。
根据我国学者党俊武（2012）的观点，人口老龄化不单纯是指老龄人口的增多，也指出生率下降、少儿人口减少等促使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过渡到老年型甚至向高龄型转变的过程。因此人均寿命的增加和出生率降低的是造成老龄化的两个根本方面（乔晓春等，1999）。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有学者认为寿命延长和生育率增加，在长期都会加重人口老龄化（Heinrich Hock等，2006）。
对于中国而言，老龄化的形成还有其特有的社会背景和政策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到1954年出生率达到了37.97%。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恶劣，人口生育率在较短时间内骤降。然而1963年后中国迎来了生育高峰，生育率高达43.37%。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在我国全面推行，效果显著。198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对夫妻平均生养数为2.2个，大大低于1963年的平均数7.5个。在80年
代，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徘徊不定。90年代，这一人口指标再次发生重大转变（乔春晓，1995），1998年我国每对夫妻平均生养1.8个孩子，与发达国家的这一水平十分接近。与此同时，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也使得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快速延长。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比1957年平均增长了近20岁。根据马瀛通（2012）的观点，中国是一个相对人口过剩的国家，而计划生育使出生率得到有效降低，少儿人口的数量降低并呈现一定的稳定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开始大幅下降，因此总人口中的老龄人口比例开始激增。尤其是现阶段，1963年人口出生大潮中的大部分人都步入老年时期，这对加重我国老龄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节老龄化对经济及产业发展的影响从总体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不能简单的认为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好或者是坏。1999年，Lindh和Malmberg对1950年到1990年间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时发现：50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数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65岁以上人口数量的增加显著不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有学者认为寿命增加延长人作为劳动力的时间，利于增加人均产出。而生育率的降低虽然减少了对少儿人口的抚养费用，但是其对于劳动力的减少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不利于人均产出的增加（Klaus Prettner，2012）。哈佛大学学者Klaus Prettner（2012）的研究调查了人口老龄化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得出内生增长框架下，人口老龄化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而其效果取决于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相对变化的结论。同样地，Andrew Mason和Tomoko Kinugasa（2004）在对人口老龄化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之后认为：虽然在未来几十年里，人口老龄化似乎会使东亚人口结构发生不利变化，人口红利将消失；然而，适当的经济政策可能催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一个与第一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人口红利，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与流行观点相反的是，他们相信人口老龄化可能会被证明是东亚经济增长强劲的繁荣之源。
与国际研究不同的是，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的主流观点是不乐观的。根据我国学者党俊武（2012）的观点，老龄化涉及到国家的人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5个方面。就经济发展而言，解决老龄问题的
决胜点在于经济发展能否承载适度的老龄化，保障老龄社会时期的可持续发展。
有些学者在对比了发达国家人口和社会的转变历程之后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前经济发展，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抚养负担的增加和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对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莫龙，2009）。此外，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减轻老龄人口造成经济压力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可行性。齐传钧（2010）则着重从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论述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胡鞍钢等人（2012）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建立模型得出人口及老龄人口的增长同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在对理论模型进行推导后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通过储蓄率这一因素传导作用于人均GDP的。但是也不能忽略一些学者对此持有的积极态度，如对于当前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马瀛通（2012）在同一篇论文中给出了反驳。他认为在存在人口相对过剩的前提下，中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渐达到一个适宜的规模，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当人口的年龄结构达到准定常态、人口呈现准定静止状态时，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保持在其峰值区域。同样的，彭秀健（2006）在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得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劳动供给和物质资本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的结论。同时，他也认为借助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需要考虑的不是降低劳动参与率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有效利用老年人口劳动力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基于人口结构与消费投资的模型，西方学者Brooks(2000)、Abel(1999)、Yoo(1994a)和Poterba(2001)等试图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揭示存在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投资回报率之间的联系。经济学者Messkoub（1999）认为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极为复杂，必须区分其在社会抚养和个体老化两个方面的意义。虽然对于老龄人口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意味着当期的支出，其生存一定程度上仰赖于之前的投资和储蓄。但是，并不能单纯地把老龄群体看做是纯消费群体，因为老龄群体在适当的身体条件、工作环境和政策支持下一样可以成为劳动力群体，老年群体的消费总需求上升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消费需求及有效消费一定多过于其他群体。Danziger（1982）对于消费数据的研究似乎是对
生命周期假说的验证：人们主观上的贴现时间、利息率以及死亡风险决定了消费曲线在什么年龄开始下行。Senesi（2003）则建立一个生命有限和时间偏好内生的迭代模型，分析了存在于人口的年龄结构与人的储蓄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他得到了以下结论：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经济体中的老龄人口比例越高，其总体的储蓄倾向越低。这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意味着人口老龄化与消费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这对于我们全面考察和研究消费、储蓄、投资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根据F. Modigliani和R. Brumburg在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LCH），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同年龄段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行为，如对于少儿人口来说，教育和健康消费是主要的消费需要，老年人口则更需要医疗健康和退休保障，而中年人口是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人在中年时期的劳动储蓄提供了其老年退休后的消费水平。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在工作期间的人具有积极储蓄的倾向。人对于自己寿命的预期越高，储蓄的倾向越高。而退休后人的储蓄倾向是负的。因此当一个社会中的劳动年龄人口份额较大时，社会的储蓄率就越大。反之，社会的总抚养系数越高，尤其是老年抚养系数的增高，会使得社会的储蓄规模缩减。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了社会中经济活动人口的增加，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减少，从而大大增加了社会总产出中的消费份额，降低了可转化为投资的储蓄份额，因此降低经济发展的活力（齐传钧，2010）。另一方面，王金营等人（2006）通过建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老龄人口的消费就有很大的滞后性，消费习惯不易改变，这会导致未来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发展减缓和社会总体消费比率的下降。毛中根等人（2013）则更详细地从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的方方面面入手论证了老龄化对于消费水平提高的不利影响以及对养老成本增加的需求。但是袁志刚、宋铮（2000）的研究却发现：通过对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利用，人口老龄化大幅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使得人口老龄化成为储蓄增加的有利因素。这些似乎矛盾的结论正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广泛而复杂。从养老保障来看，我国目前的还没有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各个区域之间的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很大，很难做到―兼顾公平‖（王晓军等，2006）。在现收现付制度下，我国的养老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很难满足基本养老保障的需求，但是又不能完全选择积累制以免加剧社会不公平，只能采取这种方案，即使这样我国劳
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仍会显著增加，从而不利于消费和投资（姜向群，2006）。因此衡量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消费和养老保障的影响，要综合考虑与老龄经济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这样才能达到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结果。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体系的影响首先反映在其所导致的社会的消费结构的转变当中。这一影响经由消费结构的传导引起社会的需求结构和整个市场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必然会对社会的投资活动和产业生产结构产生冲击。因此，这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导致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变动，最终改变了社会的储蓄率、市场的需求乃至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动。在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份额的减少，如农业、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和采石业；服务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在不断增加，如房地产业，金融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因此可以看出社会中老龄人口的增加有利于加速产业升级进程，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本、劳动力等资源将会不断向服务业及其相关产业转移（Ulrich Thiessen等，2008）。另外，党俊武（2005）认为，不同于青年型和成年型社会，老龄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对于年龄结构的体现更为明显，面向老年人的产业和产品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卫生健康产业、终身和老年教育产业以及老年服务业在老龄社会中将会在其产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倾斜是老龄化下的必然趋势。不难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直接的经济问题就是社会对于老年产品需求旺盛，但是当前中国老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周渭兵，2009）。
根据预测（莫龙，2011），到2040年前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压力将达到峰值，届时如何协调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第三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区域之间差异显著。这一特征的成因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口的迁移。由于存在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悬殊，劳动力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城镇，这些青壮年劳动力达到降低了城镇人口老龄化，缓解了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但是，流动性较差、劳动能力较弱的老年
人口往往留守在农村，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突出问题，而且农业产业升级所需的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这势必会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差异。
首先，中国城乡老龄化差异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导致农村―空巢‖老人数量的大幅上升。从直观上说，现阶段农村地区向城市输入大量劳动力，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不完善和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农村地区承担了国家大部分的社会抚养负担。毫无疑问，城乡差异的加剧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在进行国际对比之后杜鹏等（2010）认为城乡差异并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特有的，而是众多国家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的一部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也将逐渐消失。2000年，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老龄化程度高出1.2%。这一差距将持续增长到2030年左右。2004年，60%的城市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退休金，这一比例在农村只有6%（杜鹏、武超，2006）。当然，随着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这种情况将会终结。据估计，至2050年左右，中国城市老龄化程度会超过农村（李本公主编，2006）。
其次，中国省间老龄化差异明显。跟据王宝志等（2013）的研究，中国各个省份人口老龄化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性。1990年进入老龄化的只有有上海以及重庆这两个直辖市，在2001年之前，中部只有湖南和四川两个省进入老龄化，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如藏、青、宁、新，仍然不属于老龄化省份行列。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省域内部的区域老龄化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其中西部省份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更大（莫龙，2009）。另外，赵儒煜等（2012）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区域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京、津、川、沪、渝地区是老龄化中心地区，人口结构转变趋势由此扩散到外围地区。与此同时，外围区域对中心区域的老龄化有反向调节作用，无论是在省域内部还是省域之间。而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溢出效应正是伴随着中心经济发展的区域溢出产生的。这种中心区域的经济溢出其实正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最后，东、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差异明显。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老龄化一直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且前者比后者提前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与中国三大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对于老龄化有促进作用
（王志宝等，2013）。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较早也较为完善，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因此提前进入老龄化。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普遍相对落后，一方面大量进城务工人员使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另一方面，中、西部欠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广泛，资金不足（叶敬忠等，2009）；这些都使得近年来中、西部老龄化加速发展，而东部老龄化速率则在放缓（王志宝等，2013；赵儒煜等，2012）。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推进，缩小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人口老龄化差异实际上是缩小三者之间啊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衡量标准。但是―未富先老‖的区域发展现实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巨大压力。如何解决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能够卓有成效地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
第三章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