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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商品声誉罪的司法认定方法

损害商品声誉罪的司法认定

——法院判决“纸馅包子”虚假电视节目案的法律分析

关键词: 商品声誉罪/虚伪事实/舆论监督

内容提要: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以及意图损害他人商誉，捏造虚伪事实后由他人散布或者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伪事实而散布，致使他人商誉受损，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均可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在利用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介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媒体把关不严而减轻或者免除虚伪事实捏造者的刑事责任。

广受社会关注的“纸馅包子”虚假电视节目案，是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定罪处罚的。根据《刑法》第221条的规定，所谓损害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该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增加的新罪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不少问题，认识不统一。本案在认定上出现的争议，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关其罪状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案例①

2007年6月，被告人訾某在担任北京电视台生活节目中心《透明度》栏目临时工作人员期间，通过查访，在未发现有人制作、出售肉馅内掺纸的包子的情况下，为显示工作业绩，纠集无业人员张沄江(另行处理)，携带密拍设备、纸箱及购买的面粉、肉馅等，以喂狗为由，要求制作早餐包子的卫某等人将浸泡后的纸箱板剁碎掺入肉馅，制作了20余个“纸馅包子”。与此同时，訾某密拍

了卫某等人制作“纸馅包子”的过程。在节目后期制作中，訾某采用剪辑画面、虚假配音等方法，编辑制作了虚假电视专题片《纸做的包子》播出带，并隐瞒事实真相，使该虚假电视节目于同年7月8日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造成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相关行业商品的声誉。2007年8月12日，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被告人訾某犯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二、本罪的主体是否限于竞争性的生产者、经营者

损害商品声誉罪是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吸收而来的，实践中多数情况下是竞争对手之间因一方严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并给他方造成严重损失而构成本罪，即触犯《刑法》第221条之规定的行为人主要是与“他人”生产相同或近似商品或提供同类服务或近似服务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本案在审理中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被告人訾某系电视媒体从业人员，而非一般的生产经营者，且与商品声誉受损害一方不存在任何竞争性关系，也没有受其他不正当竞争对手的唆使或与之共谋后而行为，其能否成为损害商品声誉罪的主体?换言之，损害商品声誉罪的主体是否必须限于竞争性的生产者、经营者?

我国刑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损害商品声誉罪是法定犯，必须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为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②笔者不认同此观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可见，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中，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行为，主要表现为经营者出于排挤竞争对手之目的而进行的丑化、贬低其他经营者商誉的活动。对实践中存在的非竞争对手如消费者、新闻单位或与商誉主体生产、经营无关的个人损害他人商誉的，不能援引此法条而只能依照《民法通则》第101条、120条，即以侵犯法人名誉权方式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显然，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对象范围比较狭窄。正因为如此，1997

年刑法在规定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时，没有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其构成要件，没有将损害商誉行为主体限定为经营者。所以，应当认定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不是法定犯，其犯罪主体应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司法实践中，损害商品声誉罪主要有以下两类主体：一是商誉主体的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的同行以及其他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与商誉主体没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主体，包括消费者、新闻、报刊、电视台等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等。这两类主体均可独立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如果其他主体受经营者收买或唆使，故意在社会公众中散布捏造的虚伪事实，诋毁和损害他人的商品声誉，且达到“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程度的，则应认定其与经营者构成本罪的共同犯罪。

综上，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的本案被告人訾某，显然能够依法独立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虽然北京电视台客观上扮演了虚伪事实散布者的角色，但《透明度》栏目制片人、主编、工作人员等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均证实，虚假新闻之所以能够播出系被告人“对北京电视台隐瞒了事实真相”。因此，本案不属于单位犯罪，而是自然人犯罪，即应以损害商品声誉罪追究訾某的刑事责任。

三、本罪的成立是否要求虚伪事实的捏造者与散布者必须为同一主体

从刑法规定看，行为人在客观方面是“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所谓“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是指虚构不符合真相或者并不存在的事实，并进行传播，从而损害他人商品声誉。这里的“虚构事实”既包括全部虚构事实，也包括部分歪曲事实。“散布虚伪事实”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通过小道消息秘密地散布的;既可以是利用大字报、小字报，以及出版物、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介传播的，也可以是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介散布;既可以向不特定的对象散布，也可以向特定的多数人散布等。总之，是“使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知悉或可能知

悉行为人所捏造的虚伪事实”。③但是，这里是否能够理解为虚伪事实的捏造者与散布者必须为同一主体才构成该罪呢?

笔者认为，不应当简单机械地理解该法律条文的规定。一般地说，虚伪事实的捏造者实施捏造行为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散布行为，但散布者不一定都是捏造者。不论行为人实施的是捏造行为，还是散布行为，都会对他人的商誉造成损害，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一致的。所以，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以及意图损害他人商誉，捏造虚伪事实后由他人散布或者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伪事实而散布，致使他人商誉受损，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均可构成本罪。司法实践中，不能孤立地认定捏造者或者散布者的行为，进而简单地以捏造而未散布或者散布而非捏造为由，宣告行为人无罪;特别是在利用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介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商誉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媒体把关不严而散布了捏造的虚伪事实，就据此减轻或者免除虚伪事实捏造者的刑事责任(当然，媒体因把关不严或未尽到审查义务，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及行政责任;如果媒体明知是虚伪事实而散布，还可能需要承担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能充分地保护商誉主体的合法利益，也不利于有效地惩处商业诽谤行为人。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况。

当然，由于刑法不承认过失损害他人商品声誉可构成本罪，故捏造虚伪事实后原本未打算散布，但由于意外情况而被他人散布开来，不能认定为本罪。此外，对于没有商业诽谤的故意，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负责任地讲一些有损他人商品声誉的话，甚至向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反映内容失实的情况等，也不能认定为本罪。所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损害他人商誉的故意，十分重要。

四、构成本罪是否必须出于直接故意

从本案事实和在案证据看，被告人炮制“纸馅包子”虚假新闻主要是“为显示工作业绩”，客观地说，其行为意图并非在于损害他人商品声誉。但是，具有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经历的被告人，在

未发现有人制作、出售纸馅包子的情况下，仍执意捏造并散布虚假新闻，应当预见到其行为会造成损害相关行业商品声誉的后果。换言之，被告人在炮制虚假新闻时放任了损害相关行业商品声誉这一危害后果的发生，即被告人主观上具有了犯罪的间接故意。那么，间接故意能否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呢?

损害商品声誉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是故意而不是过失，一般不论行为人目的、动机如何，这已是目前刑法学界的公论。然而故意这一罪过心态是否包括间接故意，就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意见。一些学者认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必须出于直接故意，且具有损害他人商誉的意图，间接故意与过失均不构成本罪。④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包括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会损害他人商誉，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也构成本罪。⑤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即认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两种罪过心态。

直接故意是明知其侵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带来商誉主体遭受严重损失的结果，而仍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或者说是积极追求商誉主体遭受严重损失的结果。这种罪过心态在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犯罪中最为常见，也充分反映出行为人较深的主观恶性。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某种结果的明知，即行为人已认识到其所捏造并散布的虚伪事实可能会损害他人商誉，造成他人重大财产损失，也就是说间接故意是以某种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为前提。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较为复杂，考虑各国刑事立法，在理论上可概括为放任说、同意说、容忍说、不违背本意说等。相比之下，放任说更为恰当一些，故我国刑事立法与刑法学理论皆采放任说。但放任不是听之任之，漠不关心，而是纵容，是有意地放纵危害结果的发生。明知其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可能会损害他人商誉，而依然有意地放纵此损害结果的发生，这在实践中表现较少，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本案即可谓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如前所述，已有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经历的本案被告人，在炮制“纸馅包子”虚假新闻时应预见到其行为会造成损害相关行业商品声誉的后果，但却有意地放纵了该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了犯罪的故意。并且，控方出具的经庭审质证属实的若干从事包子经营业务的证人证言证实：“自《纸做的包子》节目播出后，肉馅包子的销售量急剧下降，行业受到严重的影响。电视台为此事公开道歉后，包子的销售量略有回升，但仍未恢复到正常经营状态。”⑥这说明被告人的行为在客观上业已造成相关行业商品声誉遭受损害的后果。所以，那种认为被告人损害他人商品声誉系出于间接故意而不构成犯罪的观点，显然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

五、本罪侵害的对象是否必须具备特定性

损害商品声誉罪侵害的对象是否应具备特定性，即应否指明某企业、某商品?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构成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的商品声誉，具有特定性，所以，一般应指明某企业、某商品。例如，有刑法教科书明确指出：“‘他人’，必须是特定的人或者单位。”⑦笔者认为，本罪侵害的对象的确具有特定性，即生产经营者的商品声誉，如果行为人没有针对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商品声誉或者说社会公众无法确定行为人所指向的具体对象，则不能构成本罪。但是，侵害对象的特定性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指出所侵害的生产者或经营者的具体名称，即不应限于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经营个人或单位。

相较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的损害商誉行为的范围已经扩大，不仅体现在前述的行为主体不受限制，也表现在侵害对象上已不再局限于经营者的“竞争对手”，而用“他人”予以替代。所谓他人，既可以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经营个人或单位，也可以指特定范围内某一类经营者。例如，某市一家生产家用热水器的企业在散发的传单中宣称该厂生产的热水器是全市唯一的合格产品，实际上是诋毁本市其他热水器产品均为不合格产品，借此打击竞争对手。再如，某省洗涤剂厂在所生

产和出售的洗衣粉商品包装说明上标示“市场上出售的普通洗衣粉、肥皂均含铝、磷，会诱发老年痴呆症、非缺铁性贫血，助长肺病的发展”，并告诫人们以后不要再去买其他洗衣粉。显然，上述企业的行为均构成“损害他人的商品声誉”。不仅如此，如果行为人在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时候，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所意图损害的对象，没有提及某个(类)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或其产品的名称，但是消费者、社会大众或其他人员完全能够推测出其是指向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某类行业、产品的，也应认定损害了他人的商誉。所以，本案被告人虽不是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经营个人或单位，而是针对相关的一类行业、产品而行为，但并不妨碍其成立损害商品声誉罪。

六、如何认定“重大损失”与“其他严重情节”

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在客观上除了要具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之外，刑法还要求该损害行为必须是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行为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这是损害商品声誉罪的“量”的规定性，属于该罪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的组成部分，而不属于客观处罚条件。换言之，行为人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是否造成了商誉主体的重大损失或者是否具备其他严重情节是认定该罪的关键之一。“造成重大损失”和“有其他严重情节”是选择性要件，只要具备其一，即构成犯罪。

“造成重大损失”首先意味着造成轻微损失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次，“重大损失”是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评定，一般是指实际遭受的物质性损失即直接经济损失，它客观存在且能够被估量和测量，实践中一般涉及到以下几方面：(1)因损害行为造成客商退货的损失;(2)因损害行为造成商品滞销压库的损失;(3)为正名在新闻媒体进行反损害行为宣传所耗去的费用;(4)因诉讼行为产生的费用，等等。按照2001年4月18日颁布实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立案。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刑法理论及司法解释将“重大损失”限定为直接经济损失，但由于商誉具有无形性，它一旦受损，影响很大，而且其损害后果在短时期内往往难以修复与弥补，所以，在认定该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时，除了关注直接的、有形的损失外，也不应忽视商誉主体因犯罪行为所可能遭受的间接、无形损失，即商誉本身受到的侵害以及竞争优势的减少或丧失等。当然，对此需要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加以确定。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值得关注：(1)商誉权人的市场占有份额的大小，包括已经占领的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将来潜在的市场份额的大小;(2)权利人的商业形象及产品(服务)在社会和消费者中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权利人在消费群体中的美誉度和知名度越高，其受到的损害往往也就越大;(3)确因损害行为造成客商中止履行合同而减少的可得利益(预期利益);(4)因损害行为造成滞销停产期间的设备闲置折旧费和贷款利息;(5)权利人挽回影响恢复商誉所需要的其它投入，等等。一般而言，直接经济损失应据实计算，而间接经济损失比照计算即可。

关于“其他严重情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的《规定》明示了两种情况：(1)严重妨害他人正常生常经营活动或者导致停产、破产的;(2)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笔者认为，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实际上是指除上述给被害人造成“重大损失”以外的各种综合性评判指标，一般应包括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深浅、行为次数的多少、行为方式恶劣与否、社会影响及危害的大小等。在实践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致使他人生产经营活动严重受阻或无法开展，如商品严重积压、滞销，客户纷纷退货或拒收货物、拒付货款;(2)导致他人濒临破产或被责令停业整顿;(3)多次实施损害他人商誉行为;(4)损害他人商誉的手段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关于社会影响的评定，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散布虚伪事实波及范围的大小及持续时间的长短，行为人所采用的犯罪手段、方式及其引发的社会公众的反响程度等。如行为人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传播快、受众范围广的特点大肆损毁

他人商誉，或者捏造并散布广大消费者经常食用的食品含有毒有害物质等虚伪事实，从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均应属情节严重。

就本案而言，从控方提供并经法庭庭审质证属实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相关报刊文章等书证可知：“在被告人炮制的‘纸馅包子’虚假新闻在电视台播出后，被境内外上百家网站、报刊等新闻媒体转载、转播，立即引起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纷纷表示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担忧，要求政府加大处罚力度。”⑧这种负面的社会影响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即、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食品卫生安全的时代大背景下，尤为突显。所以，尽管一时难以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仅就此“恶劣社会影响”，当认定被告人实施的损害他人商誉行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依法构成犯罪。

七、如何区分合法的舆论监督行为与损害商誉行为

本案的审理向社会公众特别是新闻媒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握合法的舆论监督行为与损害商誉行为的界限。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对某一行为是属于正常的披露、反映，还是属于不正当竞争中诋毁商誉的违法行为，抑或是犯罪，不易掌握。笔者认为，对于新闻机构经过正常采访，公开披露、曝光、批评一些商誉不好的经营者和一些消费者通过正常渠道(包括在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刊登文章等)反映经营者产品有掺假伪劣现象的做法，均属正当的舆论监督行为，不仅不能以违法犯罪论处，还应予法律保护和支持。其法律依据是《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乃至《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此更是明确规定：“消费者对经营者产品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新闻单位对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例如，国家有关

部门每年组织对食品、化妆品、家用电器等进行质量抽查，并将质量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及生产企业予以曝光。这些行为从表面上看有损于企业的商誉，但真实的披露有利于公众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正确评价，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仅不是损害他人商誉的违法行为，相反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但是，合法、正当的舆论监督行为有一个法律底线，即不得虚构、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损害他人商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规定，在对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时，消费者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新闻单位的报道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损害名誉权。如果是故意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现在随着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电视、互联网等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各种信息的重要媒介。这些现代传媒手段所具有的成本低、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等特点，使得新闻舆论监督逐渐成为社会监督的重心。所以，当前大众传媒在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时，更要恪守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尤其不得虚构、歪曲事实，进行虚假新闻报道，否则社会危害大而深远。

总之，损害他人商誉的犯罪表现形式和社会危害是多种多样的，也是不可预测的。本案的裁判表明，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绝非仅仅由生产者、经营者实施，刑法创设损害商品声誉罪，也绝非单纯地针对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生产者、经营者，任何个人或单位，只要其行为符合损害商品声誉罪的构成要件，即可依法成立本罪，不管其行为出于何种动机、目的，也不管行为人实际采取了何种捏造及散布虚伪事实的方式、途径。

注释:

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解释及刑法条文

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解释及刑法条文【找法网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只有致他人轻伤或者以上的，才构成故意伤害罪，轻微伤) [刑法条文] 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第二百四十八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三十三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仁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198·12·10) 二、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立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批复》(199·12·31 法释〔1997〕11号〕根据刑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故意伤害、盗窃等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深、犯罪情节恶劣、罪行严重的，也可以依法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10.20 法释〔1999｝18号) 第四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指使、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自伤行为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最高院关于合同诈骗的相关司法解释或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３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２０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１）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２）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３）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４）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５）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６）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犯罪活动的；（７）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８）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９）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５万至１０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２０万至３０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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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敲诈勒索罪的若干重要问题

论敲诈勒索罪的若干重要问题 ;内容摘要：我国刑法对于敲诈勒索罪在理论上还有若干问题没有解决，在立法上还存在某些不合理性。敲诈勒索的对象应该包括财产性利益，但不包括公共权力等其他不法利益；认为其实行行为不包括暴力；建议增加法律拟制的抢劫罪；另外还建议增设财产刑，增加一个量刑档次。 ; 关键词：敲诈勒索; 财产性利益; 暴力法律拟制刑罚 ; 一、敲诈勒索罪的对象 ; 敲诈勒索罪是一种重要的侵犯财产罪，其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有的学者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对象是复合的，包括人和公私财产。[1]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从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入手，敲诈勒索的客体只能是财产所有权，因而其犯罪对象只包括公私财物，而不包括人。值得讨论的问题是：1 财产性利益是否是该罪的犯罪对象；2 公共权力等其他不法利益是否是该罪的犯罪对象。对于什么是财产性利益，有的台湾学者解释为：“所谓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指现实财物以外之一切无法律原因之财产利益而言，包括有形与无形之财产利益，消极与积极之财产利益。”[2]例如，用威胁或要挟方法强迫房东免除自己的房租，强迫他人为自己无偿提供劳务等。 ; 国外立法例对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将敲诈勒索财物和敲诈勒索财产性利益分开规定为两个犯罪，例如《日本刑法典》第249条规定了狭义的恐吓罪和恐吓利得罪。第二，将敲诈勒索财产性利益看成是敲诈勒索财物的一种，

只规定敲诈勒索罪，例如《挪威刑法典》第266条的敲诈罪。 ; 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敲诈勒索的对象，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3]但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但对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类推解释，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却并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4] ; 笔者认为，将敲诈勒索罪中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属于扩大解释，并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主要理由如下： ; （1）我国现行刑法中存在间接的法律依据。2002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相对于交管部门，车辆驾驶者负有缴纳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的债务，通过“骗免”逃脱这种债务的，实际上就获得了财产性利益，司法解释明确认定构成诈骗罪。而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同属于侵犯财产犯罪，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以此为依据，将敲诈勒索罪中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应该属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扩大解释。[5] ; （2）一般国民能够接受。罪刑法定原则必然要求刑罚法规的内容明确、具体，从而使一般人能够事先预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如果法院的判决超过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那么就有违反罪刑法定之嫌。[6]敲诈勒索财物和敲诈勒索财产性利益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一般国民也不会将两者截然分开，进行区别。例如，案件1：甲威胁乙在三

故意伤害罪轻伤的量刑标准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aa11458590.html, 故意伤害罪轻伤的量刑标准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程度分为了三种，包括轻伤、重伤以及死亡。不同的伤害程度下，对行为人的处罚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具体来说说故意伤害罪轻伤的量刑标准是怎样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一、故意伤害罪轻伤的量刑标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一)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伤情接近轻微伤，社会影响不大、被害人有过错或被告人全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为拘役刑或管制刑; (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虽构成轻伤，但伤情接近轻微伤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伤情介于轻度和重度之间的，为有期徒刑一年;伤情接近重伤的，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故意伤害行为必须致受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才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第一，虽然《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未对具体的伤害后果作出规定，但第二款对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或造成严重残疾等伤害后果的刑事处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根据伤害后果的程度和刑罚的轻重成正比的逻辑，可以认为第一款所规定的刑罚就是对应轻伤这种危害结果的。第二，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危害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若故意伤害行为仅造成被受害人轻微伤，则其行为应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认为是犯罪。第三，司法实践中对人体伤情进行法医学鉴定的量化标准是《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在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

四条第二款时，用《人体重伤鉴定标准》来解决故意伤害罪的量刑问题，而在适用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时，应用《人体轻伤鉴定标准》来解决定罪问题，即伤害后果达到什么程度才构成故意伤害罪。二、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权，所谓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以保持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完整性为内容的人格权。应注意的是，本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因此，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一般不认为是犯罪。只有当自伤行为是为了损害社会利益而触犯有关刑法规范时，才构成犯罪。例如，军人战时自伤，以逃避履行军事义务的，应按本法第434条追究刑事责任。（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1、要有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的方式，既可以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亦可以表现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的两个难点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中的两个难点刑法学理论界的通说认为，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我国刑法关于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明确规定了若干种的不同罪名，除刑法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外，也还有刑法第266条的普通诈骗罪、刑法第192条至198条的各种金融诈骗罪。在利用合同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况下，合同诈骗罪、普通诈骗罪、各种金融诈骗罪都是通过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刑法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和“合同”这两个司法认定的难点。一、合同诈骗罪的概述合同诈骗罪是指利用合同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虽然合同诈骗行为作为一种欺诈行为古来有之，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代刑法都没有对此予以规定。我国古代和近代关于利用合同或者契约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都按照诈骗犯罪处理。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是1950年7月25号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79条规定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该法条第1款规定:“与国家机关、国营或公营企业订立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国有或公有财产受重大损害者，处3年以下监禁，并可酌处罚金:(1)盗卖、侵占或掉换国有或公有财产;（2)

以掺杂或偷工减料之方法损害财物品质;（3)故意拖延交货或不按时完成任务;(4)其他不忠实履行合同之行为。”实践中的利用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被该规定中的不忠实履行合同罪所包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18口颁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项规定:“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明确规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诈骗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口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2条，对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做了进一步解释，该条文规定:“根据刑法(1979年刑法)第151条和152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该条文明确表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第一次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但仍未作为独立的罪名出现。 1997年3月14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一)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一) 内容摘要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是我国目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受贿罪的认定这两个大的方面，阐明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也以受贿罪论处的概念、构成及认定。其中，在论述受贿罪概念及构成当中，主要从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受贿罪的主体；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说明构成受贿罪的四个要件。在论述受贿罪实体要件时，将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四个直接实体即：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选择性客体说；职务行为廉洁性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分别将自然人构成受贿罪在客观上的六种表现情况，一一例举出来。在受贿罪主体方面，将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人员，分为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三类主体进行阐述。在受贿罪的主观主面，强调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受贿的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为目的。在第二大项也就是受贿罪的认定当中，结合案例，主要介绍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在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当中，又分为4种区别：从事公务与从事劳务的区别；受贿与接受馈赠的区别；受贿与收取合理报酬的区别；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在区分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当中，讲述了受贿罪与诈骗罪、敲许勒索罪的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区别；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区别；（单位）受贿罪与（个人）受贿罪的界限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如何对受贿罪进行认定的几种情况。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之一，它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贿赂犯罪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形势下发案率颇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它既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也破坏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人民群众的联系。受贿罪是贿赂犯罪的主要一种罪名。因此，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目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受贿罪的概念、构成以及特征和防范等方面的内容：一、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是构成任何犯罪的必备条件。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犯罪主体是指施实施犯罪行为并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所以，受贿罪构成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职责的廉洁性，这是受贿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公务人员不能够保持职务行为廉洁性，就会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败坏政权声誉，降低国家机关的威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受贿罪的直接客体究竟是什么？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见解。 1“正常活动说”认为受贿罪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传统观点。2“复杂客体说”认为受贿罪除主要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外，还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有

关于敲诈勒索罪的司法解释

关于敲诈勒索罪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4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5次会议、2013年4月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4月27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4月23日法释〔2013〕10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5次会议、2013年4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为依法惩治敲诈勒索犯罪，保护公私财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第二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一）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的；（三）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四）以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五）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六）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七）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第三条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多次敲诈勒索”。第四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八十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第五条敲诈勒索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精品论文】

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精品论文】论受贿罪的构成及认定 =内容摘要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是我国LI询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受贿罪的认定这两个大的方面，阐明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也以受贿罪论处的概念、构成及认定。其中，在论述受贿罪概念及构成当中，主要从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受贿罪的主体;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说明构成受贿罪的四个要件。在论述受贿罪实体要件时，将我国刑法学界争议较大的四个直接实体即：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选择性客体说;职务行为廉洁性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正确的观点: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分别将自然人构成受贿罪在客观上的六种表现情况，一一例举出来。在受贿罪主体方面，将具有特殊身份的公务人员，分为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三类主体进行阐述。在受贿罪的主观主面，强调了犯罪的主观方面具有受贿的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为 LI的。在笫二大项也就是受贿罪的认定当中，结合案例，主要介绍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在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当中，乂分为4种区别:从事公务与从事劳务的区别;受贿与接受馈赠的区别;受贿与收取合理报酬的区别;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的界限。在区分受贿罪与其他罪的界限当中，讲述了受贿罪与诈骗罪、敲许勒索罪的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区别；受贿罪与贪

污罪的区别;（单位）受贿罪与（个人）受贿罪的界限等儿个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如何对受贿罪进行认定的儿种情况。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之一，它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贿赂犯罪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形势下发案率颇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它既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也破坏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人民群众的联系。受贿罪是贿赂犯罪的主要一种罪名。因此，有效地惩治和防范受贿犯罪，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U前廉政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探讨受贿罪的概念、构成以及特征和防范等方面的内容: 一、受贿罪的概念及构成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是构成任何犯罪的必备条件。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犯罪主体是指施实施犯罪行为并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所以，受贿罪构成的条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职责的廉洁性，这是受贿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公务人员不能够保持职务行为廉洁性，就会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败

故意伤害罪的理解与应用.docx李

故意伤害罪的理解与应用一、故意伤害罪的概念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违法犯罪行为。二、故意伤害罪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分清故意伤害罪与杀人罪的界限。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如果行为人没有这种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即使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定故意伤害罪；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杀人罪（未遂）。 2．分清故意伤害罪与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界限。过失重伤罪在主观上是过失的，而且法律要求必须造成他人重伤的结果才能构成犯罪，而故意伤害罪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即使致人轻伤，也构成故意伤害罪。 3．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不一定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中也有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情况，如刑法关于强奸妇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规定和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等，这些都属于刑法的特殊规定。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原则，刑法有特别规定的，一律适用特别规定。三、故意伤害罪的刑法条文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一），故意伤害罪的刑法条文规定。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罚。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第二百四十八条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二百八十九条聚众“打砸抢”，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对首要分子，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三十三条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故意伤害罪的相关司法解释。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1)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为了更加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条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就该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一、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关于如何判断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标准；二是以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三是以非法占有时间的长短作为判断标准。笔者认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心理支配客观行为，客观行为反映主观心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必然与犯罪行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现具有内在一致

性。上述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该观点以有无归还财产之意作为判断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从逻辑上讲无异于同义反复；从判断依据上讲是将内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现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值得商榷。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事实，不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也无法用仪器进行测量，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行为人客观方面的外部表现进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之外，试问还有什么客观标准来衡量意图呢”上述第二、第三种观点主张以客观方面的表现作为判断依据，其考虑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仅仅以客观表现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应当尽量结合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综合判断比单一判断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判断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考虑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行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对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与他人签订合同，一旦货物到手就大肆挥霍或逃之夭夭则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

论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一)

论受贿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一) 论文摘要：贿赂，作为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且为迅速蔓延的社会现象，表现在我们的刑事审判中，是受贿罪案件数量的增加和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本人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试从其客观方面、犯罪主体、量刑情节等几个方面做一粗浅的分析，以期能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关键词：受贿客观主体量刑情节一、受贿罪客观方面认定中的问题〈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的必备要件，这已是司法界的共识。但是在对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却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争议焦点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不包括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两高曾在《解答》中肯定了利用第三者职务上便利的间接受贿犯罪也是受贿的一种形式。新刑法基于司法实践，设专条规定了间接受贿犯罪，分解了原来受贿罪中的部分行为方式。那么，刑法第385条中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否还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专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种公务的职权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另一种认为，刑法第385条规定的一般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包括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它和刑法第388条规定的利用他人职务上的便利的区别在于前者在本人职务与他人职务之间存在着制约关系，后者则不存在制约关系。我认为，从对受贿罪的司法认定角度，由于第388条规定的行为以受贿论处，因此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哪种理解都无碍于对受贿行为的惩治。但是从刑法完善和刑法理论上．间接受贿独立成罪的情况下，应作第一种意见的理解是恰当的。在此，我们作第二种意见的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根据两高《解答》规定，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职权”是指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利用本人职权，为他人谋取私利而收受贿赂的，是典型的以权谋私，是名副其实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虽不是在职权范围之内，但与职务紧密相联，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是通过他人的职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财物。但从实质上看，行为人是利用了本人职务产生的制约关系，可以左右、影响被利用者的利益；这种制约关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从纵的方面看，存在职务上的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即职务上的从属关系。二是从横的方面看，在不同的部门与不同的单位之间有关从事公务的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存在着制约关系。一方可以凭借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左右或影响另一方，使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为人所指定的请托人谋利益而本人从中收受贿赂的行为：〈二〉、“索取”贿赂是否要求必须为他人谋利益索取或收受是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两种行为。所谓“索取”就是主动索要并收取，索取体现了受贿人行为的主动性。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根据这一规定对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还要求必须为他人谋利益呢？对此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有不同的观点。大多数认为索取他人财物者，立法规定不要求必须为他人谋利益，即构成受贿罪。因为，索取贿赂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了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是一种情节恶劣的受贿行为，应该予以较严厉的处罚。同时，索取贿赂的行为往往是利用被索取人有利于行为人，或者行为人利用职权使被索取人以某些正当利益不能获得，被索取人只是在行为人索取贿赂后，得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合法利益，所以，不存在行为人索贿后为他人谋利益的问题。从立法原意上讲，多数人的观点是恰当的，但是若从法理上讲在立法中把为他人谋利排除在索贿的构成要件之外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首先，索贿和受贿都是受贿罪的客观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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