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钟涨宝，狄金华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0）
刊载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摘要]：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实践是嵌入是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后者构成了前者运作与实践的基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亦促使农村社会管理的机制不断处于变迁之中。本研究以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来分析农村社会秩序的生成，并探讨社会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进而提出在转型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完善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管理机制；社会基础；组织基础
一引论：重新审视农村社会管理问题
“社会管理”与中国社会科学中的诸多概念一样，其并非源自中国本土。这一“舶来”的词汇在1980年代初传入中国学术界时，其便被引入解析中国社会当时正在发生的变迁与转型。1970年代末开启的中国改革逐步由农村拓展到城市，发展经济成为主导国家建设的中心工作。经济发展所带动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旧有社会管理体系之间的冲突在1990年代开始显得尤为突出：以产权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急剧转型时，亦使得与传统社会结构相配套的社会管理机制失灵，变迁的社会结构与旧有社会管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因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增多而被不断放大。由此，“社会管理”问题突破纯粹的学术研讨而被政论界所广泛关注。
“社会管理”这一词汇在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更是把政府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而将社会管理从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中分化出来，明确将其规划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在中共十六届四中，“社会体制改革”成为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并论的改革内容，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
作者简介：钟涨宝（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农村社会学项目组第一首席专家；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E-mail: zzbemail@https://www.doczj.com/doc/a411213854.html,。
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亦被赋予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回顾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研究，多数的研究者已意识到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陈旧与变迁了的农村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冲突与不协调，且研究者业已将这种冲突与不协调置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野中予以探讨，但研究者们对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嬗变之间复杂关系的阐述却甚是乏力，其笼统的分析多于细致的解剖。由此，社会转型究竟在何种维度上影响农村社会结构，进而影响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仍似一个“黑箱”存在于当前学术界之中。为此，本研究试图以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来分析农村社会秩序的生成，并探讨社会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进而提出在转型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完善的对策建议。
二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嬗变
波兰尼曾在其著名的《大转型》一书中以“嵌入”与“脱嵌”为核心概念来展开对人类经济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分析。[1]波兰尼的研究为后来从事制度实践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从制度实践的基础来考察制度的运作与实践。就农村社会管理机制而言，它的实践亦是嵌入在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忽视农村社会自身的分析必将难以把握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实践，因为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所嵌入的农村社会结构构成了其实践与运行的基础。社会转型正是通过影响了农村社会管理实践的基础进而影响其实践绩效。
通常而言，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与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发生转变的过程。[2]在中国，这一转型过程源自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后者引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持续变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农村自身的封闭性逐渐被打破，农村社会不断被卷入到宏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之中。为此，农村社会结构的诸多层面亦随之发生了变迁，其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亦推动了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实践基础发生相应的转变。
自秦汉开始，中国社会以官僚制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管理体制逐渐形成，在这一体制中，中央集权的政府始终是面临着一对矛盾：一方面，农村社会难以控制，一旦控制不当，就容易引发一些深层次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总是难以避免过多干预。就清代而言，空前
辽阔的疆域仅由约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3]来进行管理。由于国家的政权机构只设置到县，因此县一级便是最直接接近百姓的行政单位。因回避制度的实施，知县以上的官员不能在原籍任职，由于新上任的地方官通常不熟悉当地的情况，甚至不懂当地方言，于是其所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依赖衙役、书吏和幕僚。而这些办事人员除了收税、缉捕等需要出外勤以外，其余时间皆高踞衙门，不同普通平民百姓打交道，因而他们不可能真正控制基层社会。[4]中国传统的这套社会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的分离。因此，就社会控制而言，政府需要一个群体来弥合这种断裂与区隔，而士绅阶层也正迎合了这种制度需求，其充当官民的媒介，以便上意下达、下意上通，联络官民。在由士绅而不是官府控制的乡土社会之中，其完成社会管理的机制是礼俗，而不是行政与法律。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旧日社会秋序之维持，不假强制而宁依自力，以如上述。然强制虽则少用，教化却不可少。自来中国政府是消极于政治而积极于教化的，强制所以少用，盖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武力之主体，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5]这种依托农村社会礼俗而进行社会管理的机制由于契合了乡土社会的结构与关系模式，而较好地完成了农村社会的管理职能，维系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抛开王朝政府的治理理念不谈，传统时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并促进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契合了农村社会的结构。换言之，即农村的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有效地保障了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运转与实践。
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性质，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从人和空间的关系来看，不流动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乡土社会之中人们的谋生方式依赖于土地，而且表现在人们生活方式亦与土地相联：人们黏着于土地，极少流动，且由此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社会心态。乡土社会的不流动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对外以聚居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对内则以熟人社会为特色”的人际关联。而维系这个由熟人构成的“亲密社群”的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6]。因此，在传统农村社区，维系村庄秩序的是人情与感情的联系，以及由人情与感情延伸出来的礼俗与伦理道德，而后者正构成了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涵。而支持礼俗与伦理道德在农村社会实践的则是农村社会的组织——家族组织。正是这一组织承载了传统时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运作与实践。
在传统时期，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是依托于农村社会内的自组织，即宗族组织。正如有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7]。对此，吴理财作出了一个简要的概
述：“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8]而在农村内部，宗族与伦理成为自治的主要力量和依据，正如著名的家庭史专家W·古德所说：“在帝国统治之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持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9]
如果说传统农村社会的社会管理机制是政府在“儒家主义”理念下，以伦理规范教化民众，并以“少汲取、少干预”的方式对农村社会进行“简约治理”[10]，那种这种“简约治理”在晚清随着国门被打开而发生转变——中央政府试图挑战与变更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以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与汲取。
当晚清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后，中央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保国保种、富国强民：其一方面要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和领的土完整，结束国内军阀混战割据的状态；另一方面则是要推进工业化，实现国家的富强。这无论是以战争为特征的政权建设，还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建设，其都需要国家具备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也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之下，国家开始加强其政权建设，国家的权力逐步向下渗透。
20世纪初，科举制的废除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士绅阶层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因此而遭到了大幅削弱。在中央政府不断推进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整个社会开始将中国传统的文化定为国家衰落的罪因，于是全社会范围内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受到了彻底质疑，农村社会依托伦理、礼俗而实践的社会管理机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纵观近百年的中国历史，虽然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社会便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农村开始发生转型与变迁，国家政权逐步渗透到农村社会，农村社会维系自身秩序的“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11]被破坏，但直到1940年代末，农村社会的结构未发生真正的转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50年代开启的农村集体化实践，其以革命的方式否定了传统社会的秩序，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替代原有村庄社区内血缘与地缘的认同而成为新的社会整合纽带。集体化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是国家在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双重匮乏的情况下，将基于苏区经验形成的政治沟通系统扩展至全国范围，从而使得整体意义上的传统农村正式转变成为基层社会[12]。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新概念被深深嵌入到农民的认知之中，原有基于血缘地域而形成的家族观以及“差序格局”准则被贴上“封建”的标签而被“革命”掉。集体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合法性对村庄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亦构成了此一时期国家对农村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
不仅如此，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农村宗族发育与发展的基础受到冲击，宗族组织开始陷入衰退。这在1950年代之后的集体化时期变得尤为明显。在国家试图通过对社会结构和组织进行变革与重组来重组社会时，农村宗族组织存在的基础被打破，脱胎于根据地的单位制组织形态就随着党的组织网络而向国家和一切社会组织延伸，成为改造基层社会的制度资源，进而外化为基层社会的空间表现形态[13]。由此，农村社会的宗族组织被新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互助组、农业合作社、生产队、民兵组织、调解组织、贫农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等正式的和制度化的组织在农村社会被培育与扶植，其共同构成了集体化时期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权力的组织网络”[14]。
与这一特定的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相对应，此一时期，国家试图运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替代传统的礼俗与伦理道德来完成农村社会的整合。在集体化时期，集体内部原有的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整合体系被瓦解，以革命同志情感为基础形成的纽带成为人们重新建构彼此关系的基础。而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被学者们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即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和经济中心是高度合二为一的，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这一社会结构却较为僵硬、凝滞。[15]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之中，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庇护和互助网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政治行为和忠诚基础上的新的关系网和整合方式[16]。与之相连，以伦理与礼俗以主导的社会管理机制亦被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管理机制所取代。这种转变的本质就是以纵向的国家政治整合完全取代横向的地方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摧毁，国家彻底“侵占”社会，社会丧失自主性而处于被“殖民化”的状态。
19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户改革使得家庭重新成为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集体化时期的“总体性社会”随之瓦解。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拓展，使得农村的社会流动增加，就业开始多样化，农民的异质性也因此大为增加，村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日益私密化，村民之间的陌生感增加，心理距离拉大，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村庄的半熟人化。农村社会结构的这种重要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不仅如此，集体化时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被乡镇基层政府、基层党组织、村委会与村民小组所替代，后者构成了后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管理的组织基础。正是依托于这一“组织网络”，基础政府完成了农业税费的征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等相关工作，维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基本秩序的再生产。
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在1990年代中后期获得了迅速发展，那么这一发展在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亦使得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着新的制度需求。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要
求全国范围内维持基本的稳定，以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而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增多等一系列因素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农村社会，由于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农民异质性的增长，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共同价值认同与同质性社会需求与利益结构亦随之正发生分化，这对当前农村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任务。相比之下，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仍是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其自身所产生的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都业已发生变化，因为当这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在当下运行时，势必难以有效完成国家对其的预期，无法有效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有序。
回顾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发现每一个历史时期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都是为了回应此一时期中央政府的治理需求，即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变迁是伴随着中央政府的治理需求变迁而发生：传统时期，中央政府为了“简约性”地统治农村社会，而依托士绅阶层借由礼俗与伦理道德来完成农村社会的管理；晚期以降一直到民国政府，中央为了控制并改造农村，汲取资源，开始消解传统社会管理机制的合法性，推动国家权力下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国家为了完成工业化积累，在推行集体化的过程中，开始用意识形态来完成农村社会的管理；在推动市场化改革后，国家需要农村社会维持基本的稳定秩序，消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与不稳定因素，为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保驾护航。在每一个时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能否有效实现政府的预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制度设计能否有效地契合农村社会结构，即制度实践的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
三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实践的困境
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伴随诸多社会问题的凸显与社会结构的紧张，这迫切地需要社会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转。近年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出现断裂，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行为出现强制的暴力倾向，这使得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面临着极大挑战，而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器”的农村，近年来一直是国家加强社会稳定工作与社会管理的重点。反思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可以发现，既有社会管理机制自身的若干问题是造成当下社会管理机制运作失灵的重要原因。
1．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单一，造成农村社会管理不及
就当前农村社会管理而言，基层政府仍然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绝对主体。虽然名义上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但明显已经“行政化”的村民委员会并未充分扮演村庄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税费改革之后的农业型村庄表现得尤为突出——资源约束使得村委会无法有效实践村庄内的社会管理。而乡镇基层政府在经过改革后，其职能的内容和范围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当国家从“全能性国家”转变成“有限政府”后，政府不再可能全面垄断经济社会资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则成为政府治理实践与社会管理的行为准则。在此背景下，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资源有限，其所管理的内容与范围亦不能涵盖农村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在政府无法独立承担农村社会管理重任的情况下，其他管理主体的缺位势必造成农村社会管理的不及。
2.农村社会的分化使得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亟待更新
农村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促成农村社会秩序的生产与维系。为此，农村社会管理体系的建设必须指向其管理目标的利益需求。在转型期，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个体与组织的异质性增强，乡村社会内各个体与组织的分化加剧。根据浙江大学2004年“农村收入多元化与农民阶层分化的互动研究”课题组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的专题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劳动职业构成中，农业劳动者占34.9%，农村管理者占4.6%，农村智力劳动者占6.7%，雇工占12%，个体工商户占20.2%，农民工占13.3%，乡镇企业管理者占3.0%，私营企业主占2.1%。[17]这种职业分化带来了经济利益与社会需求的多元化，需要农村的社会管理机制对之进行有效协调与整合。而对多元化的利益进行协调，对多元化的资源进行整合，将原子化的个体整合进各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中以令其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促使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在求同存异和包容多样性中通过协商对话和平等交流以形成共识和扩大认同[18]，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所需要面对的问题。相比之下，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显然落后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其未能建立起针对已经分化了的不同农民与组织利益需求的管理方式与策略，从而使得目前的社会管理机制无法应对农村社会的需求。
3.农村社会需求的变化与农村社会管理陈旧理念之间的冲突
当前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仍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强政府—弱社会”的静态社会管理体制，这种机制在目标上直接指向对个体和组织的监管与控制，其无论在管理手段还是在管理方法上都较多地延续着阶级斗争的色彩，这使得政府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往往重视对管理对象控制，而轻视其对象权利保障与维护。这种管理手段与管理理念在“总体性社会”时期，由于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的存在以及其他配套制度的实践，而能够基本满足社会管理的功能需要。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与流动性的增强，这种陈旧的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农村社会的需求，形成了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与社会管理陈旧理念之间的冲突。就当前农村社会而言，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的得到满足，而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当一个人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其将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在农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获得保障与满足后，追求自身的发展，谋求自身权益的维护
等便成为农民新的需求，农民期望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期望自己能够拥有足够的表达权、参与权、知情权与监督权。
4.农村社会风险的增加考验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危机应对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富有洞见地指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种历史时期——风险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社会转型的加剧及现代性的扩张，却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日益具有极度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即日益陷入“风险社会”之中。在此过程中，传统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受到控制，而新的风险却又源源不断地被人为的缔造出来。近年来，连续发生的天灾（如大地震）、传染病（如SARS、禽流感等）、恐怖活动以及社会骚乱等突发事件预示着“风险社会”正在逼近。对此，当我们的社会管理机制还停留在控制与监管等常规性的控制机制，而无法对风险进行防范与应急处理时，其管理的绩效自然不佳。
四转型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改革和创新的路径社会转型在推动农村社会发生变迁的同时，亦使得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当国家试图通过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来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农村社会秩序的再生产时，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必须回应这一制度需求，并面对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农村社会流动增加，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异质性增长，家庭日益私密化，村民之间的陌生感增加，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和认同下降，村庄内生权威生成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地遭到削弱，等等。鉴于此，为了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政府必须推动建立一种复合式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来回应农村社会日益分化与多元的结构特征与利益需求，以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所谓复合式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其是立足于当前农村社会业已分化的特征，建立主体多元、规则法治、体系健全的社会管理机制。这一管理机制在管理主体上需突破当前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中管理主体单一的格局，建立包括政府、党组织、农民自组织在内的多元化管理主体；在管理规则上严格依照国家法律规行事，推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在管理体系上，一方面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减少问题产生源；另一方面，健全危机干预与应急体系，建立一整套包含常态管理与危机处理并存的多维度的社会管理体系。
为了推动复合式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建立，并促使其在农村社会有效实践与运转，必须在以下方面加强努力：
1.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是绝对的管理主体，这不仅使得政府的“责任无限大”，而且由于管理主体的单一及管理资源的匮乏，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存在明显不足。对此，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必须首先在管理主体上突破政府单一管理的局面，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基层政府、党组织、农民自组织、企业及农民等不同主体都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实践之中，共同构筑一张错落有致的农村社会管理网络。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将使得社会管理的资源筹集渠道更加多元化，这不仅有助于多方位地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实践的资源供给，同时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社会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
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与实施，虽然改善了干群关系，但对大多数的农业型乡镇而言，由于资源的匮乏，其亦随之成为“悬浮型政权”，无法有效地履行农村社会管理的职责。加强农村组织建设，不仅要激活基层政权组织及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应积极地培育和扶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文化组织等农民自组织，正确引导其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事务之中，使之立足于农民，服务农民，以最贴近农民生活的方式，最“简约”同时亦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农村社会的管理。
2.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法律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
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规范真空的出现，即传统社会规范失去功效，而新的社会规范却又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由此极易产生越轨与社会不稳定。为此，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村普法教育，使法律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建设包括两个相互区别，但有相互联系的层面。其一，社会管理部门，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管理与行政。社会管理部门在实践社会管理职能时，应在法治的框架内完成，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来推进工作和履行职责；同时也应该坚持廉洁透明、便民高效、诚信负责，认真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责。其二，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的行为实践应自觉以法律规则为基本准绳，严格自律，使法律真正成为农村社会秩序的有效维系机制和农村社会整合的基本纽带。
3．更新管理理念，推动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就农村社会管理而言，控制与监管仅仅只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目的亦是为了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农民的利益需求都发生了广泛分化。为此，若要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管理，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农村社会管理必须面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特点以及农民分化了的利益与需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更新管理理念，调整管理手段与管理策略，变静态的社会管理为动态的社会管理，变以控制与监管
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为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管理方式。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回应农民对自身权益追求的过程中，应该积极推动以权益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这一方面包括要充分保障农民在社区生活及公共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同时亦要求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中提供良好的服务供给，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社会中的矛盾产生源，进而促使农村社会良好秩序的达成与维系。
4.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危机应对机制建设
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除了常态化的管理机制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与管理机制。这种危机应对机制的核心应是“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虽然在“非典”事件过后，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政府应急体系的建设，但就危机应对与管理机制而言，单靠政府的管理是不够的，其亦需要将社会的力量动员和利用起来，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的主体力量结合起来，建立社会应急体制[19]，确保当农村社会发生突发性事件、灾害以及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应对。
参考文献：
[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
[2]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2）：17.
[3]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98.
[4]修朋月，宁波.清代社会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J].北方论丛，2003(1)：43.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213.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10.
[7]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G].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
[8]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J].天津社会科学，1999（4）：75.
[9]W?古德.家庭[M].魏幸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166.
[10]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G].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5.
[1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15.
[12]胡位钧.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整合的现代性变迁[G].复旦政治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59.
[13]王立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
[14]强世功.法治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8.
[15]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2)：50.
[16]怀默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城市与农村[J].国外社会学，2000(5)：4.
[17]林坚，马彦丽.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1)：15-21.
[18]何增科.论改革完善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意义[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8)：52-57.
[19]何增科.深化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2)：20.均是精品，
欢迎下载学习！！！
欢迎下载百度文库资源资料均是本人搜集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特色亮点工作汇报X区是X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一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二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X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一）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
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X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X%）和法治环境满意率（X%）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三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X个部门X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 （二）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一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X年以来投入X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X个社区实现X㎡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X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X㎡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一是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
关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难点及对策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那么，山区农村社会管理的状况如何，面临哪些问题，需要怎样改进，如何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已经成为民政人必须研究的议题。为此，本人立足县情，略谈山区县域社会管理问题及思考。 农村社会管理，是指管理和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培育合理的农村社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回应广大农民群众的诉求，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的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建设经济社会以及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农村社会环境。核心指向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关健在于把握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活动轨迹的变化，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能力和科学化水平。所以，我县前些年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探索建立“五事”制度。我县位于鄂西北边远山区，境内有3369座山头，3193条沟壑，是襄阳市唯一的全山区县，省定国家级贫困县和湖北省脱贫致富奔小康试点县，版土面积3225平方公里，辖11个乡镇，261个村， 28.7万人。早在2002年，为改变农村“松散无序”治理状况，我们由加强基层组织执政能力，化解农村“宗旨观念差，干群关系不融洽；法纪观念差，政策水平偏低；干部作风差，群众信任危机；团结协作差，班子力量涣散”等作风问题和困难难说、
事情难办等现实问题入手，探索实践“干部问事、群众说事、集中议事、及时办事、定期评事”的“五事”制度，正确引导基层干部深入农户，与群众面对面的交心谈心；用议事的方法促使干部尊重群众意愿，实事求是的作出决策；用党性的要求促使干部公开管理政务，自觉接受监督；通过“问、说、议、办、评”这种具体而实在的办法，着力疏通农村干部群众联系渠道，营造全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的宽松环境，确保在干部问事中体察民情，在群众说事中解决民难，在定期评事中凝聚民心，使群众怨气、怒气有处可诉，急事难事有人解决，形成了干部与群众经常沟通的密切联系机制、群众议政参政的**管理机制、干部修正错误的整改机制、基层组织勤政为民的责任机制，化解了基层矛盾，创新了适合山区农村实际的基层**新路子。其经验在全国交流，项目被欧盟和国家民政部评为优秀奖、湖北省民政厅评为工作创新二等奖。 （二）创新实践“为民服务代理制”。由于山大人稀，山岭连绵，全县农村的5.265万户23.41万人分布在3200多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沟坡河谷之上。2005年，歇马镇长坡村一个特困户为了8株板栗树的所有权问题，到镇里、县里跑了19次，找了11个部门，历时8个多月才得以解决。此事在全县引起了强烈反响：困难群众办事如此艰难，合法权益如何保障？**权利如何落实？民政部门该如何关爱弱势群体？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于是，针对群众到镇上、到县城办事，出来一趟极不容易，有时为办一件事情，得跑好几趟、好几天，而困难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的现实问题。该县民政人
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实践 一、社会治理模式的内涵 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在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节与控制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是特指由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市辖区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所主导、由社会多方参与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就是打破传统的“包揽式“的政府管理模式，引导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式。由于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农村基层治理涉及地域范围广、地理位置偏、人员结构复杂、居民素质较低，加之近年由于新农村建设，征地拆迁、重点工程等引发的利益冲突层出不穷．使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显得十分重要。 二、xx街道农村基层治理创新背景 （一）街道概况 xx街道地处鹿城区中西部，距YY市区约9公里，东濒YY，南连YY，西靠YY镇，总面积YY平方公里。2011年4
月经行政体制改革，完成撤乡设街道，正式更名为xx街道，同年10月成立xx都市休闲功能区。街道下辖渔渡、澄沙桥等12个行政村，1个仰新居民社区，有户籍人口2万余人，流动人口6.2万余人。街道现有行政事业、街道聘用、建工委聘用、科室聘用等各类工作人员，共计299人（含社区），其中副科级以上领导20人。下设18个职能科室，中层干部44人。 （二）存在问题 近年来，街道紧紧围绕“宜商宜居宜休闲、活力美丽新xx”这一发展目标，综合统筹各方资源，严格倒排时间节点，街道经济大致平稳发展，社会总体和谐稳定。然而由于历史上长时间处于农村阶段，辖区居民多为农业户口，地处城乡结合部，农村特点突出，农村问题较为明显，且正处于经济发展期，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等因素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治安形势： 1、流动人口管理失序，社会维稳形势严峻 在辖区目前8万多总人口中，流动人口是户籍人口的三倍多，而且大多数还处在流动状况中。为更好推进流动人口管理，街道推动成立了新居民服务中心，并出台新居民居住意外险、旅馆式出租房管理等制度，但由于流动人口管理缺乏有效手段，造成大量人口游离于体制之外，管理难度越来越大，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安全隐患，突
创新社会治理思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滨城区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圈和济 南城市群的叠加地带，东与东营市接壤，南与博兴县、淄博市毗邻。西与惠民县、阳信县相连，北与沾化区交界，是滨州市委、市政府驻地，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四环五海”规划区的核心区，鲁北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全区版图面积696.99 平方公里，辖1 乡2 镇7 个街道，总人口49 万。滨城区区位优越，水利资源充足，黄河横贯境内38.5 公里，徒骇河穿境而过。石油、天然气等矿藏储量甚丰，是中国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的重要产区之一。产业基础雄厚，是全国著名的家纺基地，拥有家纺服装、机械电子等六大主导产业。文化底蕴丰厚，秦皇台遗址历经2000 多年风霜依然矗立，明清望族“一门十二进士” 、“父子五翰林”的滨城杜家享誉天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抢抓“两区一圈”机遇，加快建设生态和谐富裕现代化新滨城。2014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66.9 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35.68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172 元。荣获全国‘六五'普 法中期先进县区”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省流动人口计生协 会建设示范区” 、“省级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区”和“山东省知识产权试点示范 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都在基层。而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单元和主要场所，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为此，我们把社区建设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政府外部推力，激活社会内生动力，努力营造政
一名基层干部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建言 湖北省兴山县立足山区县情分片连户自治，创新建立“两会两评”模式，好事联办、困难联帮、治安联防、文化连学 过去，社会管理的中心在城市，而当前，社会矛盾较多地集中在农村。农民增收难、农民土地权益被侵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突出、农村社会治安日益复杂等问题，给农村社会管理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由此显得异常迫切与重要。农村社会管理的状况如何，面临哪些问题，需要怎样改进，如何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圆满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研究的课题。 一年多来，我立足本镇实际工作，全面了解全镇10村情况，并挂驻一个高山烟叶村-龙门河村。此外，利用党校学习、乡镇交流等机会深入我县多个乡镇和行政村实地考察，现就调研所获略谈山区县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问题及思考。 兴山县农村社会管理工作现状 （一）创新“两会两评”模式 我县现有96个村（社区、居委会），每个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般为4至5人，需要面对600至2000余名群众，村书记、主任“一肩挑”，但部分村存在挑“双岗”未履“双责”的现象，加上党员干部老化，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基层组织无财力，难于服务群众。面临这种窟境，我县立足山区县情分片连户自治，创新建立“两会两评”模式，好事联办、困难联帮、治安联防、文化连学，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了一方平安。“党支部+关怀理事会”和“村委会+户联理事会”的成立，整合了留守人力资源，健全了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和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新机制，加快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南对河村的快速发展中，我们深深的认识到：“两会两评”机制，是教育党员、干部、理事的好手段，是群众监督党员、干部、理事的好手段，更是增强党员、干部、理事履行职责动力、持续力、活力的好手段。 （二）以“产业发展”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我县农业人口13.6万人，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自然资源综合利用率低。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如南阳镇两河村，古夫咸水村，水月寺镇梅坪村，榛子乡育林村，高桥乡双堰村等，他们自我发展能力差，且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生产生活条件急需改善。面对建设资金不足、发展相对滞后，而待建地区多的困境，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榛子乡共种植烤烟16000余亩、南阳镇共种植烤烟4000余亩，多年来和平村、龙门河村坚持将烟叶、蔬菜作为支柱产业发展，被确定为“全省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基地”，当地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基本实现了水、路、渠、电、网的“组组通”，成了改善农村环境的“金钥匙”，带动了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2010年全县已投资2860万元，完成全县8个乡镇130.1公里通村水泥路建设；投资2270万元，解决了8个乡镇85 个村5.86万人的饮水安全；新增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1.5万亩，使全县累计有效灌溉面积达到6.44万亩，极大地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 （三）推进“民生工程” 坚持以人为本，继续将新增财力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教育经费“三个增长”逐年提高。2010年落实义务教育新机制保障资金1014万元（中央637万元，省级315万元、县172万元），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全覆盖，残疾儿童入学率达85%。卫生工作进一步提高，新建扩建乡镇卫生院7个，村卫生室100所，全县农村参合人数131760人，新农合参合率达99.61%，基本建成农村卫生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逐年完善，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600余个，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9万人，
肖家村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实施方案 为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我社区社会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根据《建国街道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社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探索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新机制和新举措，全面提升社区社会服务管理水平，促进社区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二、工作目标针对社会管理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和工作盲区，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两新组织”服务管理等工作，探索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理顺工作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措施，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实现对流动人口、特殊群体和矛盾排查、化解的一体化、常态化规范化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为确保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实效，我村成立由书记任组长，主任任副组长，村委会工作人员为成员的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四、主要内容 （一）创新社会管理体系，切实提高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水平。 1、创新和加强科学化的社会服务管理体系。（1）建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矛盾化解、维护稳定四位一体的工作平台，实行集中办公。（2）在本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的统一指挥下，按照其职责范围，负责相关工作开展。 2、创新和加强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1）制定治安重点地区整体发展规划，社区要把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特别是流动人口居住集中地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公共服务纳入辖区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制定具体规划方案。 （2）建立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治安突出问题滚动排查整治机制。定期开展治安隐患大排查，摸清底数，分析梳理治安突出问题，制定整治方案。 （3）加强公共突发事件预防处置机制建设。建立完善应急处置队伍，防范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 （4）健全完善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健全完善安全制度、措施和监管机制，抓好辖区各类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定期、不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二）创新和加强规范化的重点人员管理体系，规范建立各级人口管理体系。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乡贤与现代乡村治理调研报告 一、乡贤与新乡贤 乡贤是指在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它还有一种名称叫“乡土精英”。乡贤的“乡”不是单指“乡村”而是有“本土”、“故乡”的意思。 在我国古代社会治理中，县以下的区域是没有国家权力组织的，从县衙到底层民众之间存在巨大权力真空，主要依靠一些特殊的管理人员来填补。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传统“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 现在人们说的“乡贤”，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和声望层面，而是扩展到了包括在经济、人文、社会、科技等领域取得非凡业绩的精英名流。央视节目“走基层我眼中的乡贤”，当中的主角有回乡培育乡村文化的赤脚教授，有担任村第一书记调解村民纠纷的退休司令员，有散尽钱财为农民找井打井的退休地质专家，还有自造农民电影的文化站站长。从这些先进人物身上，我们会发现“乡贤”在今天的概念较传统意义上
有所变化。“新乡贤”主要指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才，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回乡后以他们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道德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当前，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致富能手等先进典型，正在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 二、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前提 （弘利教育） 现代社会中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前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必要性，二是可能性。 （一）必要性：现代乡村治理模式面临的困境 1、“私”的观念抬头，“公”的问题涌现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县政绅治”、新中国成立初的“乡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每家每户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来经营，不再是推行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时间久了，“私”的观念逐渐抬头，公家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过问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村民中“私”的观念的出现，因为这种观念是人性与生
（精）心得体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最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造性构想。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乡村振兴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过程。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表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 一、“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目标。要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准确把握“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
（一）“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 乡风是指特定乡村社区居民的信仰、观念、操守、爱好、礼节、风俗、习惯和社会心态等精神文化要素的总和。作为一种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为一体的精神文化，乡风是特定乡村社区文化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亦是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从本质上看，乡风的形成是特定乡村社区价值观转化为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过程。总书记曾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风就是一个乡村社区的灵魂。因此，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实现“乡风文明”。 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乡村社区居民必须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曾多次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坚定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支撑。可以说，乡村社区居民只有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才会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在一起，才会将个人目标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来。也可以说，建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是乡村社区居民观念与行为文明的最高统领，是“乡风文明”的最强引导力量。（2）乡村社区居民必须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层面标准。乡村社区居民的个体行动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直接动力，但个体的行动绝不能是无规范的行动，而必须是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进入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期，全国不少地方将城乡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整体推进，探索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城乡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创新，以社区为依托的城乡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创新，以电子信息为平台的城乡政务网络体系创新，以改善民生为方向的城乡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等。因此，从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和要求出发，探索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和关键。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 城乡二元结构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过程中，城市和农村不相对称、差距甚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城乡间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 一、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变革过程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变革过程。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管理需要摆脱传统思维，建设新的平台，创新形式和载体，增添新的内容。 (1)城乡一体化与市场化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进行的。高度集权造成经济效率损失，严重影响到工业化的活力和进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用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发展。由于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利益激励为动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激发和调动全社会创造财富活力的同时，历史基础的差异、区位的不同、资源禀赋的不均，加上人本身的因素，也出现了区域与人际之间的非均衡发展。社会结构产生分化，因利益关系引发的矛盾增多，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大量民工和创业人员涌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在二元户籍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系列管理上的难题。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跟不上市场化的步伐，买房难、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都可能造成公众的焦虑甚至孕育社会危机。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还会导致利益至上和拜金主义行为并泛化至社会各个领域;这意味着，必须系统解决市场化引发的诸多矛盾与问题。 (2)城乡一体化与民主化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生活与行为方式的个性化，创新和多元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的积极动力，但与此同时，主流价值观不断遭到消解，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不断削弱。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审美被漠视，而审丑却异常活跃，恶搞无处不在。社会风气与道德状况也不容乐观。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道德标准和教育方法仍然主导着思想道德建设，
报告编号：YT-FS-6141-55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现状调研报告(完整版) After Completing The T ask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A Report Will Be Formed T o Reflect The Basic Situation Encountered, Reveal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Future Ideas. 互惠互利共同繁荣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Prosperity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现状调研报告(完 整版) 备注：该报告书文本主要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任务后形成报告，并反映遇到的基本情况、实际取得的成功和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揭露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今后设想。文档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使用。 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政法综治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是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热门课题，社会管理工作能否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加强与创新发展，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与“赶超进位、跨越发展”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由于社会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紧万象，涉及面广，现结合部门工作实际择其重点开展调研，并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经验做法及其成效 1、信息化建设，人性化关怀，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高效优质 ，石城县公安局牵头组织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
租赁房屋和暂住人口集中清理专项行动，按照“村不漏街，街不漏户，户不漏人”的工作要求，共清理出租房屋1964户，清理暂住人员2529名，并全部完成了基本信息采取集与电脑建档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3297名外来流动人口的动态信息在电脑系统登记备案，并实现了暂住人员信息与在逃人员信息互动对比，“以房管人”和“以信息化管理人”工作模式初见成效。以来，在全县28家旅馆安装建设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与公安部门信息平台联网，通过入住人口身份信息查验，抓获网上逃犯12名，有效提高了办案效率和流动人口社会治安防范能力。在流动人口服务方面，石城县教育行政部门以人为本出台新规，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凭用工单位证明免借读费进城就读，并可平等享受升学政策，较好地解决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困难，为外来务工人员积极参与创业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 2、无缝对接，分类帮教，刑释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重新做人
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发言材料做实基层服务“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XX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
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工作创新题目及答案 1.截至2017年，云南省共有（）民族自治县（旗）。（1.0分） A.4个 B.7个 C.11个 D.29个 我的答案：D√答对 2.目前我国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0分） A.125个 B.135个 C.145个 D.155个 我的答案：D√答对 3.青岛市朝鲜族移民属于（）经济文化类型。（1.0分） A.“依附-移植式” B.“创新-移植式” C.“半自创半融入型” D.“融入型” 我的答案：A√答对
4.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在哪一年建立的？（1.0分） A.1944年 B.1945年 C.1946年 D.1947年 我的答案：D√答对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在哪一年通过的？（1.0分） A.1982年 B.1983年 C.1984年 D.1985年 我的答案：C√答对 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1.0分） A.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B.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C.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D.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的答案：B×答错 7.截至2017年，中国大陆共有多少自治州（盟）？（1.0分）
A.10个 B.20个 C.30个 D.40个 我的答案：C√答对 8.海南五指山市项目调查组在五指山市召开了（）政府部门参加的座谈会。（1.0分） A.4个 B.14个 C.24个 D.34个 我的答案：C√答对 9.（）是创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要求。（1.0分） A.坚持党的文化路线 B.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C.坚持党的政治路线 D.坚持党的制度路线 我的答案：B√答对 10.“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新思路是哪次会议提出的？（1.0分） A.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地方经验研究 作为当代公民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元。以宜兴市宜城街道为个案，分析了新形势下宜城街道在创新社区治理领域所做的努力与探索，并提出以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 标签：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管控；服务 1 理论溯源：从“管控”到“治理”重塑政府理念 随着城市社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作为一个全新、专业化的概念被提出和发展；而社区治理则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再一次被强调，并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要求我们在改变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这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关键。而这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要求我们首先在理念上从传统的“管控”与“统治”转向以“服务”为核心的“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合作、协商，立足“服务”本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最终实现“善治”目标。 2 地方经验：以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宜兴市是隶属无锡市的农业大市，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提升，当前宜兴市城市化率水平已经超过60%，位列江苏省前茅。宜城街道作为宜兴的城市中心，2006年经过行政区划调整撤镇设立街道办事处，通过撤村建居、村居合并等形式，开始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目前宜城街道辖区面积为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6万，下辖30个社区居委和4个行政村。经过短短6年时间，宜城街道社区建设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了全国县级城市社区建设的典范。在新一轮的社会治理创新行动中，宜城街道立足县级城市社区实际，牢牢把握“服务”这一社区治理的本源，在街道与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加强社区党建，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发展社区自治服务，全力推进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社区和谐稳定，良性发展。 （1）更新理念：以“服务”为核心推动社区治理转型。 宜城街道作为县级中心城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从街居制社区向自治社区的转变。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摸索中，街道办事处顺利地实现了从经济建设者、农村管理者向城市治理者的转变，围绕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为核心创新社区治理。治理理念的更新和服务意识自上而下的全面推行为宜城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2）培育主体：构建“街道——社区党组织——社区自组织——市场主体——社区居民”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队伍。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一、充分认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这些要求突出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了社会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牢固把握和高度自觉。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对社会建设内涵和要求的认识越来越明晰、把握越来越准确、运用越来越科学，在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同时，经历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逐步深化过
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学习心得体会 顺平县白云乡党委书记刘伟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作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社会管理中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通过省委党校集中学习,我对创新社会管理和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受益匪浅,感受良多,结合本次学习,谈谈自己对创新社会管理肤浅认识和体会: 一、抓基层，打基础，夯实组织基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当前，基层党建工作重点是抓基层、打基础，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前提，也是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程。一是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按照有利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创新组织设臵，健全组织网络，扩大组织覆盖，让基层组织体系覆盖社会管理创新的全过程，让基层组织成为加强社会管理的战斗堡垒。二是注重服务体系建设。坚持把更多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最基层，壮大村级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新农村建设成果，抓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学用转化”工作，让新农村服务中心成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文化培育的中心。三是发挥组织功能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功能。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和党
员承诺制，积极探索农村党员在实施“一事一议”制度中发挥作用的新途径，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 二、抓班子，带队伍，强化力量保证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工作面广量大，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一是着力抓好班子建设。以基层党组织书记为重点，抓好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增强领导力。结合创先争优活动，认真开展好在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开展思想作风建设整顿活动，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二是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把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有文化，办事公道、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人发展为党员，让党员队伍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生力军。三是注重提升能力素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采取党员分类定位管理、远程教育、技术培训等方式，实施“村党员干部素质提升工程”，提高党员队伍推动科学发展、协调利益关系、应对突发事件、做好群众工作的实际能力，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和群众内在需求的有效对接。 三、抓重点，拓领域，破解制约难题 当前，白云乡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通过基层党建工作破解制约社会管理领域的问题，关键是抓好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和重点环节的党建工作。一是推进村党建工作。推进村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有场所议事。按照便于党员参与活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原则，全面大力推行落实村队建设网格化管理，实现社会管理在村队的全覆盖。二是抓好重点领域党建工作。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思索 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重要意义: （一）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途径。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些既给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使社会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流动人口增多，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新形势、新特点面前，我们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客观规律，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提高社会管理的效能和水平，并且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及时发现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而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能够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序的生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全局工作的视角，深入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如
何更好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统筹抓好经济发展这一硬道理与和谐稳定这一硬任务，切实把深入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臵，全面提高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化水平。 （三）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和水平的必然选择。社会建设水平的高低、社会管理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和检验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人员结构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有些已不适应、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而现阶段社会管理又面临着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从源头上如何解决好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管理分散、多头管而又不管、管不好、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缺位、不到位以及社会管理现有的资源和力量整合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认真改进和完善。 （四）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满足人民群众期待的重要举措。社会管理创新，是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的一项重要举措。社会管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关乎服务民众、改善民生、促进民和、维护民利、保障民安的重大责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越来越期待社会和谐、社区平安、民生改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安居
新村点集聚状态下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加强社会管理的重点应该在基层、在农村。农村社会管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课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关系着国家稳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局，农村更应该是维稳工作的基础和重点。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三个“最大限度”，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坚强决心，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机，农村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农村社会管理的重点应该是积极回应广大农民群众的诉求，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的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根据活动办的安排，我们以**镇**村为样本，积极参照周边各村的管理经验，就我市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努力构建和谐新农村进行了调研。 一、**村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镇**村座落在中国羊毛衫名镇——**，320国道横穿本村；区域面积4.96平方公里，现有水田890亩。有30个村民组，常住人口744户，2939人，外来务工的暂住人口达2万余人。全村中共党员112名。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村集体企业、民营企业、服务行业等发展迅速，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2012年农村济总收入12.73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93.8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9928元，村集体资产4500多万元。现规划设置了宏苑、**、红晓、红星、兴乐五个新村居民点，规划入住村民900多户，已有730余户村民建房搬入。
近几年来，**村先后被授予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嘉兴市“经济百强村”、“三无达标村”、“交通安全村”、“卫生村”、“文明村”、“科普示范村”；**市“五好村党支部”、“生态示范村”“慈善村”等荣誉称号。 在这样一个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人口、人员集中度极高的新农村，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是必然的趋势，**村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在社会管理方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流动人口重管理。**村外来人口众多，切实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管理成为村委的一大工作难题，近几年来，**村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管理，专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制度，对各新村点，实行网格化管理的。首先是强化网格化管理，早在几年前，**村就成立了综治服务大队，全体综治服务人员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个新村点，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其次是严格落实流动人口登记办证制度，由综治人员定期到分管的各新村点进行流动人口的登记工作，做到外来人员一户一档制，对流动人口统一信息采集，流入地、就业处、居住地情况进行登记，采取以身份证、户口本管人。三是强化出租房管理。流动人口落脚点管控，是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村以加强出租户管理为切入口，狠抓了对出租房屋的管理，建立了登记、安全检查等管理措施，对每一户出租户，均画出内部结构图和租住情况图，完善和规范了出租房屋的档案，做到对出租房屋底数清、情况明，并与房主签订了治安责任书和保证书。 （二）服务民生重便捷。随着**村新村点聚集工作的完成和农业土地的流转，**村原有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村委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