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
吕冰洋郭庆旺
2013-3-27 15:51:35 来源：《经济研究》2012年10期
【内容提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以市场为主导的税前要素收入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税后要素收入分配，分别体现的是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因此，科学准确估算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状况对研究诸多宏观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测算我国税前和税后要素收入分配方法，并利用最新测算的历史年份的“资金流量表”和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测算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情况看，自1983年后，税前和税后劳动分配份额呈长期下降趋势；自1983年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税前和税后资本分配份额呈长期上升趋势，之后上升趋势变缓；无论是劳动要素还是资本要素，税后分配份额一直低于税前分配份额。
【关键词】资金流量表要素收入分配分税制
一、引言
经济学研究的收入分配有两个角度：一是要素收入分配或功能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二是居民收入分配或规模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居民收入分配，对要素收
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相对较少。进入2000年后，国内学者发现中国要素收入分配发生了不利于劳动分配的变化，研究焦点开始集中在劳动分配份额变化问题上(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张军，2009；白重恩、钱震杰，2009a)。也许是因为劳动要素分配比资本要素分配更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对资本分配份额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白重恩、钱震杰，2009b)。研究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的前提是要准确估算要素收入分配状况，这涉及测算方法的界定和基础数据的调整问题，而这一点为许多研究所忽视。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科学准确地估算要素收入分配状况，深入系统研究要素收入分配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深入研究国民收入部门分配格局的变动规律。国民收入部门分配格局指的是政府、企业、住户三大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部门分配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动，住户部门分配比重迅速下降，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分配比重上升，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强民不富”的议论不绝于耳。在我国目前住户部门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的前提下，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势必对国民收入部门分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准确测算要素收入分配有助于我们研究国民收入部门分配格局变动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
其次有助于更加科学地分析居民收入分配状况。Atkinson(2000)指出，个人收入来源于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对处于收入分布中较高位置的个体而言，其收入来源主要是财产收入，收入分布中处于较低位置的个体，收入来源主要是劳动收入。因此，在国民收入
分配中，当劳动份额上升时，一般会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这样，我们可以从研究改善要素收入分配入手，研究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对策。
再次有助于更加深刻地分析经济运行的机理。除了对居民收入分配和部门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外，要素收入分配与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密切联系，如通货膨胀、就业、垄断、技术进步、金融发展、经济周期等问题。例如，Batini et al.(2000)研究发现，英国劳动分配份额表现出周期性规律，并能很好地预期通货膨胀率。因此，分析要素收入分配有助于深入研究这些宏观经济问题。
就既有的关于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待进一步拓展：一是所关注的要素收入分配大多是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而我们知道，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和社会保险支付，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很大调整，而且要素所有者在配置资源时，最关心的是加入财政因素后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果，因为它能反映出真实的要素收入水平；二是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的基本数据中，往往同时包含资本和劳动要素收入，特别在税收数据中比较多见，需要认真将两者剥离出来，而这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本项研究的价值也正在于解决这两方面问题，从全国及区域两个角度详细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状况，由此建立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础数据库。
二、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的三个相关问题
(一)要素收入分配是否需要考虑财政因素
传统研究要素收入分配的文献，一般是考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和政府间的分配问题(是否需要计算政府部门分配份额是另一重要问题，下节我们会详细分析)。图1描述了要素收入分配的流程。企业创造的价值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要素收入，来源有企业的经营利润、生产过程中补充的资本折旧、资本出租或出售得到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政府给予企业的生产性补贴；第二部分是政府收入，来源是“政府对生产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这些活动使用某些生产要素所征收的各种税、附加费和规费”，简称生产税(国家统计局，2007)，从性质看主要是能够发生税收转嫁的间接税；第三部分是劳动要素收入，来源是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和单位社会保险付款。之所以将单位社会保险付款视作劳动要素收入，是因为它是政府以职工工资为基数计算出的返还性很强的收费(税)，社会保险制度的对象是居民，不论社会保险付款是企业缴纳还是居民缴纳，均可以视作是对劳动要素征税(Haufler et al., 2009)。
图1要素收入分配的流程
但是，该环节的要素收入分配并不是要素所有者获得的真正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环节，政府通过直接税和转移支付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具体来说，劳动要素收入调整是在税前分配基础上，减去劳动者交纳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加上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支付，劳动者交纳的收入税主要是指针对劳动者来自劳动要素收入的征税部分。社会保险支付之所以能归属为劳动要素收入，是因为社会保险税(费)的计税依据就是工薪这样的劳动要素收入，并通过社会保险支出方式返还给参保人员，因此它可以视作是劳动要素收入(Jesse, 1953)。①资本要素收入调整则是在税前分配基础上，扣除针对资本要素征收的收入税。
实际上，有不少文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Jesse(1953)认为不包含税收和社会保险收入不足以反映要素收入状况，该文的处理方法是在将公司所得税作为资本要素收入减项之后所形成的要素收入分配称为“基本收入分配”(primary distribution of income)，而在此基础上，将转移支付视作劳动要素的收入权利(income claims)并测算扩展概念后的要素收入分配状况。Johnson(1954)、Poterba(1997)、Haufler et al.(2009)均考虑了财政因素后的要素收入分配。鉴于未考虑财政因素的要素收入分配不能准确反映要素所有者取得的真实收入状况，因此有研究者将经过直接税和转移支付调整之后的要素收入分配称为二次分配(Van, 2000; Alexei and John, 2011)。
总而言之，传统意义的要素收入分配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产出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其分配原则是根据生产要素对产品生产所作贡献的大小来分配，它的主导者是市场，体现的是效率原则。政府通过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进行社会保险支出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它的主导者是政府，体现的是公平原则。为区分这两种形式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果，本文将前者称为“税前要素收入分配”，后者称为“税后要素收入分配”。
(二)关于是否需要计算政府部门分配份额问题
在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的文献中，通常的做法是不计算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GNI)中所占的份额，测算方法有两种。一是要素成本增加值法(value-added at factor cost)，将间接税不视作企业的收入，在计算要素收入份额时，将剔除间接税，其计算公式为：
可以看出，无论哪种方法，得出的资本分配份额与劳动分配份额之和总等于1，这也是绝大多数文献的做法。然而，Gomme & Rupert(2004)对传统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的方法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把政府部门排除在要素收入分配之外，或是把政
府收入视作是资本收入？”“间接税是否应算作资本收入或劳动收入？”为克服传统测算方法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将国民收入归属资本、劳动和政府三者的做法，税前要素收入分配公式为：
政府在税前和税后(即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的分配份额即是资本和劳动分配份额之外的部分。本文采用这样做法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第一，不考虑政府部门分配状况，就难以确定间接税的归属问题。关于间接税的税基性质问题，文献中是存在大量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间接税是企业生产“成本—价格”的一部分，可以视为对资本存量(作为中间产品)征的资本税(Engel et al., 1999)，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做法。间接税的税基是由资本和消费组成，间接税不能仅视作是对资本征税(Mendoza et al., 1994; OECD, 2000; Fiorito and Padrini, 2001)。如果考虑政府部门分配状况，就可以直接将全部间接税收入视作政府部门分配收入，从而合理地回避了关于间接税归属问题的争论。
第二，本文的测算方法更能反映要素所有者真实收入水平。要素所有者最为关注的是要素真实分配到的收入，而不是要素创造的收入。那么，要素的真实分配收入如何衡量呢？应该是在资本和劳动取得税前收入后，扣除政府征税部分并加上政府对要素所有者的转移支付部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测算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
第三，不考虑政府部门分配状况无法观察政府在要素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政府通过直接税、间接税、转移支付等手段，会通过要素收入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影响到要素收入分配，测算政府部门分配状况，有助于我们观察政府在税前和税后要素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程度。
实际上，根据本文提出的方法得出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果，可以很方便地转换为根据传统方法的测算结果，例如，将政府部门分配份额加上资本要素分配份额，就是毛增加值法下得出的资本要素分配份额；用100％减去政府部门分配份额作分母，用劳动分配份额作分子，就可得出要素成本增加值法下的劳动分配份额。而在传统的方法测算下，是无法推算出另一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的。
(三)关于基础数据问题
白重恩、钱震杰(2009a)总结道，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实物部分)”；二是按收入法核算的省际GDP，它可以分解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和生产税四项；三是投入产出表的使用表。官方公布资金流量表是从1992年开始，官方公布按省际收入法GDP是从1996年开始，Hsueh & Li(1999)报告了他们对1978—1995年省际收入法GDP的估算结果。投入产出表逢二、七年份编制，官方公布最早的投入产出表是1987年数据。因为投入产出表无法提供连续数据，因此我们测算要素收入分配的数据基础是前两者。
资金流量表根据SNA账户设置的顺序，将交易项目划分为三个主要环节：收入初次分配环节、收入再分配环节和净金融投资形成环节，其中，净出口和增加值反映各机构部门的初始资金来源。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属于初次分配环节，其分配结果形成初次分配总收入。经常转移是二次分配(再分配)环节，其分配结果形成可支配总收入。目前《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从1992年到
2008年17张资金流量表，这是测算全国整体要素收入分配的数据基础。在资金流量表中，“生产税净额”主要指的是政府征收的间接税和规费，因此相当于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劳动者报酬”大体相当于税前劳动要素收入，剩余部分为税前资本要素分配收入。
测算分省要素收入分配的数据基础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各省收入法GDP的分解结果。一般认为，地方核算数据的质量逊于国家层面的数据核算质量，不过省际收入法GDP数据可提供省际数据信息，仍有详细测算的必要。我国是从1997年开始公布上年度收入法GDP分解结果，Hsueh & Li(1999)虽提供了1978—1995年省际收入法GDP的估算结果，但白重恩、钱震杰(2009a)根据该数据测算出的中国1978—1995年劳动分配份额变化不大，这与下文利用资金流量表测算的结果不符，也似乎不符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减税让利改革为背景的经济发展实际，问题可能在于该数据质量存在较大争议。为保持数据来源的连贯性，本文测算省际要素收入分配的起始点为1996年。
三、全国整体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
(一)税前要素收入分配
1.数据测算
“资金流量表”是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数据基础，但是我国官方尚未公布1978—1991年资金流量表。在我们与国家统计局的一项合作课题研究中，研究人员经过大量的数据测算，编制了该时期资金流量表。考虑测算过程复杂，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表述全部测算过程，并且国家统计局未来将公布该时期资金流量表资料，因此这里我们仅就与要素收入分配有关数据统计方法作简单说明。
资金流量表与要素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变量主要是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财产收入、经常转移四项，每一项又包括若干子目。劳动者报酬指在核算期内单位按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的贡献支付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包括工资、奖金、福利费、各种补贴、津贴、实物报酬、劳动者应付的任何社会缴款、所得税以及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在推算劳动者报酬“运用方”数据时，非金融部门、金融部门、政府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以1992年数据为基数，分别运用非金融行业、金融保险业、政府部门的职工工资增速推算出以前年度的各部门劳动者报酬。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国内“来源方”数据以上年度住户部门劳动者报酬国内来源方数据为基数，运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中与劳动者报酬密切相关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进行外推得到。
生产税净额是生产税减生产补贴的差额。生产税是政府征收的间接税和规费，生产补贴通常被看作是负的生产税。生产税净额国内合计可根据财政决算资料推算得出。
财产收入是金融投资或将土地等有形非生产资产提供给其他机构单位使用而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红利、土地租金等。利息收入可根据国债利息和金融机构存贷款信息测算得出。红利测算原则上应根据公司分配方案测算，但是1991年前国内股票市场尚未形成，因此红利测算的方法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下的投资收益贷方数据，测算常住者从非常住者获得的红利。土地租金因资料不足，暂不进行核算。
经常转移来自财政统计的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资料，该部分历史资料相对完整。需说明的是，1983年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之前，国有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上缴利润作为收入税处理。
在资金流量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算历年的税前要素收入分配状况，其中税前劳动要素收入等于劳动者报酬，税前政府部门收入等于生产税净额，税前资本要素分配收入等于初次分配总收入与前两者之差。
2.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测算公式，我们测算了1978—2008年税前要素收入分配情况，见表1。为做比较，我们用图2和图3分别显示在毛增加值法和要素成本增加值法下的测算结果。
总体来看，税前劳动分配份额在1983年达到0.700顶峰后，开始呈现长期逐渐下滑趋势，到2008年下降到0.477。而与之相对应，税前资本分配份额在1983年达到0.107的谷底后，开始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到2008年上升至顶点0.362。税前政府分配份额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明显出现相反的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处于不断下滑趋势，1995年后开始缓慢上升。利用毛增加值
法和要素成本增加值法得出要素收入分配趋势与此基本相同。
3.结果分析
我们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历程，简要分析税前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动原因。
第一，税前政府部门分配变化原因。图2显示，税前政府部门分配份额变化可以以1994年为分界线，前期自1986年后不断下滑，后期稳步上升。税前政府部门分配份额之所以能够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出现逆转，其根本原因在于间接税在分税制改革前后的作用差异巨大。分税制改革之前，我国的间接税种主要是增值税和产品税，核定计税依据时采用的是账簿法而非发票法，这使得税收监控能力较弱。并且增值税征税范围比现行增值税要窄很多，导致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下降。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征税范围覆盖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生产型增值税内部、增值税和营业税之间、增值税和消费税之间存在严重的重复征税，同时，增值税通过发票抵扣方法来征税，这使得政府对间接税的管理明显加强，导致间接税迅速增长。
图2税前要素收入分配(毛增加值法)
图3税前要素收入分配(要素成本增加值法)
第二，税前劳动分配份额变化的原因。图2显示，税前劳动分配份额变化可以以1983年为分界线，之前处于迅速上升阶段，之后持续下降。据我们分析，1983年之前税前劳动分配份额的迅速上升，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密切相关：一是“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大大提高农民收入，二是在“减税让利”背景下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这两者均促使劳动要素收入增加。之后随着城市国有企业承包制实行、利改税改革、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等，资本的活力逐渐激发出来，税前资本分配份额随之上升。1983年后税前资本分配份额与税前劳动分配份额呈逆向变化，这期间可能部分存在“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
第三，税前资本分配份额的变化。图2显示，税前资本分配份额的变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3年，税前资本分配份额迅速下降；1984—1992年，税前资本分配份额迅速上升；1993—2008年，税前资本分配份额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上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改革开放初期的税前资本分配份额的下降，与此时农村改革、提高职工工资等带来的劳动力报酬的迅速上升有关。之后税前资本分配份额的变化，我们认为与三个重要因素有关：人口红利、经济结构、间接税。一是人口红利的影响，人口红利带来了劳动力增加和储蓄增长，其结果就是长时期内劳动力低成本和资金供给充裕，由此使得税前资本分配份额上升；二是经济结构的影响，随着资本积累，生产要素中资本相对劳动的丰裕度会提高，这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由此带来税前资本分配份额上升；三是间接税，我国间接税重复征税机制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征税上(吕冰洋、郭庆旺，2011)，间接税的高速增长会抑制税前资本分配份额的上升。
(二)税后要素收入分配
1.数据调整
税前和税后要素收入分配的区别，是由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和支付引起的。社会保险支付和社会保险缴款可以分别视作税前劳
动分配份额的增项和减项。收入税是针对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征税，对企业征税是企业所得税，对个人征税是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文献研究中，企业所得税(或公司所得税)均作为对资本要素课税(Harberger, 1962; Mendoza et al., 1994)。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形式变化较大，1983年前企业只上缴利润不缴税，1983年开始试行国有企业“利改税”改革，1984年对企业利润开征企业奖金税，1994年分税制改革统一开征企业所得税。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收入具有企业所得税的性质，可将其作为“收入税”处理，为了可比，将企业收入中的亏损补贴单列出来，作为“负的收入税”。企业所得税可以视作是税前资本分配份额的减项。但是个人所得税同时包括对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征税，我们需要将之拆解。
我国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个人所得税体系比较繁杂。自1980年起正式开征个人所得税，仅对外籍人员征收，1985年开征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1986年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1994年后开征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方法，现行我国个人所得税有11个税目，其中明确是对劳动要素征税的有“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四个税目，来自“个体工商业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的个人所得税，同时包括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两部分。1980—1993年个人所得税中同时有对资本和劳动征税部分。目前《中国税务年鉴》自2000年后公布个人所得税分税目收入，《新中国财政统计50年》公布了1981年后个人所得税总体收入。统计口径的变化需要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推算个人所得税中劳动要素贡献部分。
个人所得税主要来自城镇居民家庭，我们假定1999年前个人所得税中对劳动要素的课税总额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与城镇居
民家庭收入中来自劳动要素贡献的收入比例相等，城镇居民来自劳动要素贡献的收入主要体现为工资收入。这样，我们推算个人所得税中资本征税和劳动征税的部分公式为：
1981—1999年个人所得税劳动征税收入＝个人所得税总额×(城镇家庭人均工资收入/城镇家庭人均收入)
2000—2008年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业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收入中劳动征税收入＝“个体工商业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收入×(个体业户劳动要素收入/个体业户收入)
个体业户劳动要素收入＝个体业户从业人数×平均货币工资
假定个体业户创造收入能力与其他从业者相同，有：
个体业户收入＝(个体业户从业人员/总从业人数)×(总营业盈余＋总劳动者报酬)
2000—2008年个人所得税劳动征税收入＝“工资薪金所得”税目收入＋“稿酬所得”税目收入＋“劳务报酬所得”税目收入＋“特
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收入分配制度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的发展和杜会的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指出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指明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建立能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又使每个劳动者和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分配制度。 一、新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迁。 1、从建国到50年代中期，实行的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1952年后，党在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中，广泛地推行了按劳分配制度，对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建立了新的“八级工资制”。1956年进行了第二次工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 2、1957年至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带有平均主义倾向的单一的“按劳分配”。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成为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按劳分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唯一分配方式。 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开始从根本上打破了农村的带有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方式。 4、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召开前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5、党的十五大至十六大，提出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国家通过医改、房改、教育体制改革，退出三大保障系统，国家财政负担减轻了，但个人在收入没有增加的前提下，支出突然增加了。 6、新世纪新阶段，党从构建和谐社会实际出发，着力建立体现社会公平
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分析 (一)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阶段的功能性分配方面看，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特别是近几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下降过程，由此导致在让劳动者分享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方面，我们又或多或少向改革初期的原点回归。 在近期的相关研究中，住户部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比较明显。在以收入法核算的GDP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其所占比重在1995-2006年期间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②即便是进行了某种调整的计算，也有5个百分点的下降(张车伟，2009)。而从再分配收入的分配格局出发，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达到9个百分点(常兴华等)。由于2004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将自我雇佣者营业收入的分类由原来的劳动者报酬转变为营业盈余，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数据的不可比性，使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估计变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对1996-2007年的劳动者报酬进行了一个较为简单初步的估算，总体判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大约9.3个百分点，其中3.3个百分点是由于就业非正规化造成原属于劳动者报酬的自雇者营业盈余被纳入企业营业盈余之中，而其他6个百分点则来自于实实在在的劳动者报酬下降。③ 从收入法GDP出发，在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同时，政府的生产税收入上升了2.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折旧占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营业盈余上升了5.7个百分点。其中，2.4个百分点的上升来自正规企业的营业盈余，而其余3.3个百分点的上升则来自于自雇者营业盈
余的变动。 受其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数年份中，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这一现象也间接证实了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下降的趋势。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将自我雇佣者的营业盈余扣除之后，OECD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大约为45%，而拉丁美洲国家占比大约为35%。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为40%，但考虑到我国劳动者报酬中已经包括了企业社会保障缴款，因而与对方可比的我国劳动者净报酬所占比重应与拉美国家的情况相对更为接近。 从历史的视角看，英美两国在1860-1940年间，包括了自我雇佣者营业收入和资本家的劳动收入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分别为77.5%和66.5%。而我国当前按可比口径计算的水平估计大体在46%左右，则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同样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中，在改革前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出现缩小的趋势，而且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都曾出现过缩小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持续的时间相对较为短暂，而随后的差距扩大过程则持续时间更长。总体而言，城乡内部以及全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则几乎一直处于扩大的过程中。
1.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和内涵（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用机制 与实证分析，周杰琦） 目前学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界定仍未达成共识，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内涵和外延模 糊的概念（郑玉歆，1999）。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界定对于本文后续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研究都尤为重要。荷兰学者Tibergen（1942）将时间因素引入到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开创性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最早起源于Solow（1957）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其目前已成为分析经济增长源泉以及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按照Solow 经济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种生产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投入、 能源、自然资源等)贡献之外的、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管理创新、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所导致的产出增加。在此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也称为Solow 剩余。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被解释为生产函数的整体移动，而要素投入变化则指要素投入沿着生产函数本身的移动。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被解释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进步独立于经济体的其他任何变量而产生。有的学者认为，Solow 剩余“测量了我们在经济增长源泉中无法全部解释和分析的因素”，它不仅包含：依赖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提升，还包含了一系列未知的复杂因素，如数据测量误差、模型变量遗漏、模型设定偏误、经济周期波动的干扰等。然而，Jorgerson 和Griliches(1967)却认为，Solow剩余不过是投入要素不恰当测量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投入要素被正确测量，Solow 剩余则不复存在。由上可见，即便从索洛剩余的角度来界定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外延也未能形成一致的认识。这种局面容易导致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出现混乱，甚至妨碍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向前发展。 以中国情况为例，目前，由于概念定义、数据处理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国内外研究对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分歧，比如，Young(2003)测算的结果为1.4%，Chow (2002) 测算的结果为2.68%，郭庆旺等(2005)测算的结果为0.891%。不过，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表明中国经济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为了使本文后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结果与其它研究更具可比性、允许采用多种方法估测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后面的实证结果能够得到清楚的解释，在本文研究中，笔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及其内涵做出更为全面而广泛的解释。笔者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刨除了资本、劳动、土地、能源、原材料等要素投入的贡献和作用之外，其它所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有机综合体。本文所指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包括Solow 经济增长理论假定的非体现的、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进步（如创新的管理和组织方法、研究开发投入、创新活动、政策法律等），还包含了与资本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改进紧密联系的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如投资先进的现代化设备、教育进步所引起的劳动者素质提高）。按照体现型技术的理论，技术进步可以体现在要素投入质量上的改进。就资本投入而言，体现型的技术进步意味着，资本设备在设计、质量和功效方面的改善。对劳动投入而言，体现型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及知识技能的改进。此外，随机因素和数据测量误差也包括在全要素生产率当中。 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的类别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率、技术效率变动率、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变化等等。技术进步变化率不能完全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从经济学意义来看，技术进步主要是指新的知识和技能、新生产工艺、新采用的设备或改进的旧设备、研究开发以及新组织管理框架等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进而引起人们劳动生产率、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技术效率变动率也不能完全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技术效率刻画了生产中现有技术的使用状况，Farrell(1957)首先提出了技术效率的估测方法，Farrell(1957)的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出一定要素投入下，某企业的实际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分析 1、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中国经济从改革开始至今一直处在转型之中，30多年来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过分拉大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总体来看，贫富差距呈现过大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富裕的20％人口与最贫困的20％人口所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之比为10．7。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左右。据调查，近年来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殖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 2、分析收入差距的原因 2.1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历史原因造成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了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首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采取的是先沿海后内
陆，先东部后中西部的阶梯式发展战略，在开放的时间、程度和优惠条件的差别，使得先开放、先改革、先搞活的东部地区得到优先发展，这样东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更加失衡，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其次，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建国后为了改变一穷二自的落后面貌，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抉择。在国家财力匮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通过“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使农民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重任。同时还采取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禁锢子农村和农业。城乡在资金、技术等发展上的失衡，政策上的差异，造成城乡发展机会和条件的不平等。这种二元经济结构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是造成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另外，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教育资源集中在经济发达、资金充裕的地方，而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教育水平的状况与居民收入差距相关。个人收入与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政治身份等有关系，其中受教育水平对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65．4％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5％，分别高于城市23．8％和4％的水平。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 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伍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1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差距扩大。 ［关键词］收入分配政策演变收入差距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连年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党和国家带领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善了居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广大居民安居乐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连续跨越几个台阶，从基本消除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1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差距扩大。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及完成“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后，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低工资、多就业”和“劳动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195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底，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建立了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包括少量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绝大多数就业居民变成了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或集体企业职工，其收入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体系和级别中。当然，还有大量的隐性收入和福利，并且毫无失业的后顾之忧。在农村，以家庭经营为特征的个体农民，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也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平等的分配体制。社员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和有限的社会保障。 1、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政策。新中国收入分配政策是在改革旧中国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1949年9月，政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以及相关法规规定：在农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但是允许雇工和借贷自由；在城市，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外，对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如厂方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克扣工资），工人的工资应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1952年8月政务院批准的《关
编辑本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编辑本段概述 经济学角度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则是个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
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宏观经济学 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 不过，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 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 ,1957) 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在中国,近年来有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克鲁格曼(1999) 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后，这一问题更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估算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舒元(1993) 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2 —199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02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013 %。王小鲁(2000) 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3—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 —1978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17% ,1979—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1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9 %。还有一些学者对全要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与改革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居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民收入也提高了许多，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城乡居民间差距、地区间差距等等现状使得关于中国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话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此收入差距问题从各方面分析其现状，原因及解决方法。 关键字：中国收入差距，现状，原因，解决方法 正文： 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2013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一口气公布了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整体运行在0.4的水平线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随后逐步回落。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4。 （一）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同一家公司中，不同的职位其收入也不尽相同，老总是豪宅靓车都有了，有的人却只能精打细算着全家花，甚至有的人都拿不出给家里的钱。“被高平均”现象突出，七成以上人收入在平均线下。问卷调查中，个人年收入平均达到了5.31万元，标准差为9.02万元，超过了均值，这是因为有部分人的收入偏离均值较大。调查发现，居民收入分布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形状，并且越往收入高的一端越小，这是因为中高收入比例偏低。其中53.8%的人收入在3万元及以下，73.9%的人收入在5万
元以及以下，即七成以上人并没达到这个平均线，平均收入的 5.31万元确实是“被高平均”了。 （二）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国家统计局2008年资料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若将城镇、农村居民所拥有的福利及其实物补贴，如公费医疗、财政补贴、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等也计算内，那么，城乡收入的差距则会更大。 （三）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东 2 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9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四）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差距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特别是垄断行业收入畸高，而且工资增长过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3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工资水平的2.12倍；2002年增至2.99倍，2005年增至4.88倍，而国际
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摘要：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过大不仅有悖于我国“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关键词：收入分配分配格局政策及建议社会保障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在改革进程中也伴随着一些消极因素，其中收入差距较大是全社会反应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有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4；2007年，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大约为0.48~0.49，均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这说明，中国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已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有悖于我国“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一提到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估计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愈加明显。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现状。 （1）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 我国行业工资差距存在的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行业间工资平均差距过大，对极端条件下、高危工作补贴过低,垄断拉高工资等。 平均行业差距过大。2009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4.7倍；按细分行业看,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方面的结论是，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确比较大，细分行业的15倍差距基本是历史峰值。 政策偏差拉低收入。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加剧了社会贫富的分化和不公，这
一、软件的具体操作 1.建一个文件夹，里面必须有四个文件(Dblank；deap；deap.000；123.dta)前三个文件在一般下载的DEAP Version 2.1中都有，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第四个文件是一个数据文件，一般先在excel中先输入，再复制到一个记事本下就可以，注意在记事本下的数据只有数据，不包括决策单元的名称和投入、产出的名称，并且一定要先放产出，后是投入。例子具体见123电子表格和123记事本。 2.对命令Dblank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保存为12 3.ins文件 3.打开deap软件,运行123.ins 4,回车后自动会有123.out 注意事项：(1) 123.dta；Dblank；123.ins都用记事本打开； (2)数据文件名和命令文件名一定要一样，如例子中都用123 (3)文件夹中一定要包括deap.000文件，如果没有这个文件，打开deap软件，就会出现一闪就没有了的情况。 二，结果的分析 在文件夹中打开123.out，看如下： 1) firm crste vrste scale 1 0.687 1.000 0.687 drs 2 0.814 1.000 0.814 drs 3 0.319 0.709 0.450 drs 4 1.000 1.000 1.000 - 5 1.000 1.000 1.000 - 6 0.336 0.425 0.791 drs 7 0.642 0.648 0.991 irs 8 0.379 0.381 0.994 irs 9 0.702 0.750 0.936 irs 10 1.000 1.000 1.000 - 11 0.304 0.461 0.659 irs 12 0.352 1.000 0.352 irs 13 1.000 1.000 1.000 - 14 0.594 0.929 0.639 irs 15 0.402 1.000 0.402 irs mean 0.635 0.820 0.781 firm：代表例子中的15的样本 crste：技术效率，也叫综合效率 vrste：纯技术效率 scale：规模效率(drs：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irs：规模报酬递增) crste=vrste×scale 2)
第46卷 第8期 2019年8月 天 津 科 技 TIANJIN SCIENCE & TECHNOLOGY V ol.46 No.8Aug. 2019 基金项目：天津市重点招标项目“2017年天津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研究”(18ZLZDZF00210)。 收稿日期：2019-07-18 科学与社会 索罗余值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孟 媛，张 弛 (天津市科技统计与发展研究中心 天津300051) 摘 要：国内外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很多，例如索罗余值法、随机前沿法、数据包络法等，其中应用较为普遍的是索罗余值法。通过简要梳理索罗余值法的推导过程，归纳较为普遍的关于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即规模效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的质疑，以及阐述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说明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是不完全准确的。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索罗余值法 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204；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8945(2019)08-0094-02 Literature Review on Measur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Solow Residual Method MENG Yuan ，ZHANG Chi (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 Center ，Tianjin 300051，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the Solow residual method, stochastic frontier method, data enveloping method and so on. The Solow residual method is widely used. The gen-eral doubts about its basic assumptions (namely, constant scale benefit and Hicks neutral) are summarized by briefly combing the derivation process of the Solow residual meth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s discussed, indicating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ical progress b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not completely accurate.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olow residual method ；technical progress 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研究，测算方法不一，包括索罗余值法、随机前沿法、数据包络法等，其中索罗余值法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简要介绍索罗余值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根据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探讨测算的局限性，进而阐述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1 索罗余值法简介 索罗[1]并不是第一个将生产函数与生产率联系起来的人，早在1942年Tinbergen 就探索过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索罗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他在生产函数和指数方法之间建立了较为简洁且实用的理论联系。 索罗余值法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CD 生产函数)得到的，以规模效益不变和希克斯中 性(Hicks neutral )为基本假设前提。规模效益不变指 的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要素价格不变时，产出增加的比例等于所有投入要素增加的比例。希克斯中性指的是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比率不变。CD 生产函数为： (,)t t t t Q A F K L = (1) 式中：Q t 指的是产出，K t 指的是资本投入，L t 指的是劳动投入，希克斯A t 指的是在资本和劳动投入水平不变时产出增加的部分，即全要素生产率，经常被用以衡量“技术进步”。 上述公式(1)变形，可以得到相对希克斯效率A t /A 0，即Q t /Q 0作分子，生产函数中要素积累的部分F (K t ，L t )/F (K 0，L 0)作分母。但是由于各投入要素的计量单位不同，这样并不能直接得到希克斯效率。 索罗运用非参数指数法，将上述公式变形得到：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Q K K L L A Q Q Q K Q K L Q L A ??=++?? (2)
如何切好蛋糕？ ——解决中国分配不公的意见思考在中国一路发展的道路上，长期存在着难以克服并改革任务艰巨的众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近些年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无疑被摆在了最为迫在眉睫的核心地位。 收入分配制度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的发展和杜会的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指出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为我们指明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明显地表现为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大。首先是两个比重偏低：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其次是分配关系不合理，表现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再次是分配秩序不规范，表现在一些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不少用人单位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另外事业单位和某些国有企业制度外发放的收入多，津贴补贴名目繁杂、渠道混乱。 日益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而导致种种危害性，如：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发社会矛盾；不公的收入分配制度长期以往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扭曲；物价不断被推高；消费外流，抑制内需。 寻因才能究果，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那么，导致此类问题日益严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是深层次问题的制约。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社会体制乃至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严重制约着分配问题的解决。二是利益团体的制约。某些行业、部门、群体的收入得到更大幅度的增长，与其他行业、部门、群体的收入形成了很大差距，存在依靠权利、垄断地位、人员身份区分等手段获得的不合理收入。三是收入分配政策措施不健全、有关方面配合不得力的制约。 综合以上分析的原因，可以总结出比较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一、重新梳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即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整变化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一个高层次、广视角的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经济社会体制以及建设社会诚信制度等为依托，做好四方面衔接，即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中促进增加社会财富；在调整经济结构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资本等要素市场交换行为中规范分配行为和秩序，通过标本兼治来逐步解决分配领域的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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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论文：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述评 摘要: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文章以上述分类方法为基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总结了不同方法在测算中的优势和不足,同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最后,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数据包括分析法 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但这些文献对TFP的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引发了许多争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不同,二是测算方法不同。测算TFP的方法多种多样,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和适用对象,究竟哪种方法更为恰当,哪一个研究的结果更为准确,哪种方法或哪种研究思路对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更为适用?为此,有必要对既有的TFP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利于研究者对TFP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和了解,进而进行科学的计算。 目前测算TFP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参数方法主要有索洛余值法、拓展的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法等,非参数方法主要有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法等,本文以上述分类方法为基础,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二、参数方法 1. 索洛余值法。索洛余值法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基本思路是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后,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余值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故也称生产函数法。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等于技术进步率。 由于模型简单,合乎经济原理,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利用这种方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如邹至庄(1993,2002)、张军(2002)、郭庆旺等(2005)、涂正革等(2006)等,尽管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TFP增长十分缓慢,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质量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集体企业等。 在利用索洛余值法测度TFP时,存在着如下缺陷和不足: (1)该方法中TFP通过方程的“剩余”计算出来,不能直接求解,这种通过“剩余”得到的计算结果,包括了整个方程的计算误差,由此得到的结果的精确性有待提高。Jorgenson & Grilliches(196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是一种计算误差,引起这种误差应归因于两个原因:
谈谈你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看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城乡之间、东西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实例，出现在统计数据里，呈现在日常生活中。 一、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此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 所谓按劳分配，即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按照各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 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生产要素所有者借要素所有权，按照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中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 二、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 （一）差距拉大，贫富分化。 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城乡之间、东西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差距在不断地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9，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二）财产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差别越来越大。
在中国的行业之中，房地产、矿产、证券行业成为暴力行业，财产越来越集中到了少数富人的手中。 （三）收入结构不合理。 虽然，社会财富集中到了房地产、矿产、证券这种暴利行业之中，但是我国的收入结构却呈现出了一种“倒丁字型”——高收入到中等收入阶层的分布形成一条竖线，而低收入阶层下面是一条长横线。 （四）收入分配不规范。 1.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 象。 2.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 工资的现象较普遍。 3.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入，变 相提高收入。 4.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 的约束。 5.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①工资收入结构不合 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 工资内。②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 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 差距。 三、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危害 （一）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经济学角度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则是个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 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宏观经济学 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生产率增长率 不过，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 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 ,1957) 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在中国,近年来有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克鲁格曼(1999) 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后，这一问题更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估算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舒元(1993) 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2 —199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02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013 %。王小鲁(2000) 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3—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 —1978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17% ,1979—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1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9 %。还有一些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思考，如郑玉歆(1999)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未给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估算。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 提出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提升的四点证据，指出新兴经济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上面临的困难，并给出新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但他们也未给出具体估算。本文在析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