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16, 4(1), 8-15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16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a310840142.html,/journal/ojls
https://www.doczj.com/doc/a310840142.html,/10.12677/ojls.2016.41002
Analysis of the Issue of Mental Patients’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Yitong Guo1,2, Hong Deng1, Shijun Hong1, Linna Guan1, Qi Du1, Liping Zhao1*
1College of Forensic,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2College of Law,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an. 4th, 2016; accepted: Jan. 17th, 2016; published: Jan. 22nd,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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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ental patients are unable to recognize and control their own behaviors, it is likely for them to commit violence at any tim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ose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on the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in 2012 fills up the vacuum with regard to our country’s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of mental patients, enabling it to step onto the track of rule of law. Nevertheless, as an initially-established procedure, it has presented a great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practice, which, in deed, needs to be discussed further so as to better improve the special procedure of imposing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on mental patients.
Keywords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Mental Patients, Criminal 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s,
Matter of Law
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问题探析
郭怡彤1,2，邓虹1，洪仕君1，官莉娜1，杜琦1，赵丽萍1*
1昆明医科大学法医学院，云南昆明
2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
收稿日期：2016年1月4日；录用日期：2016年1月17日；发布日期：2016年1月22日
*通讯作者。
郭怡彤等
摘要
精神病人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其随时可能实施暴力危害行为。因此，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从法律层面填补了我国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措施的相关空白，使我国强制医疗措施正式步入了法治化的轨道。但其作为初次确立的程序，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也凸显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确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更好的完善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法律问题
1. 引言
精神病人是指因各种有害因素导致的大脑功能紊乱，临床表现为精神活动异常的人。具体表现为感知觉、思维、情感、记忆、行为以及意识等方面不同程度的障碍。由于心理活动障碍，致使患者歪曲的反映客观现实，丧失社会适应能力，常常做出伤害自身和危害他人以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精神疾病是由很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导致的，其发病原因大概可以归纳为精神刺激、个性素质、遗传因素、躯体因素、社会因素等几个方面。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设的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提供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症精神病人有1600多万[1]。近几年，这个群体的数量仍在大幅度快速增长。精神病人被一些学者称为“生命极地之外的人”，他们由于饱受病情和社会因素的干扰，无法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常常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秩序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危险行为，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造成了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随着精神病患病人数的不断增多，也就无形中增加了其行为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可能性。我国关于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在制定之初就存在些许不足，因此给随之的实践过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国内目前的研究都着重强调存在的问题，却忽视了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性改善建议。本文旨在探讨该项特别程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期完善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
2. 刑事强制医疗的概念及内涵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在听到刑事强制医疗时一定会因为“刑事”、“强制”这样的字眼而误会了刑事强制医疗的性质。人们往往会因为“强制”而联想到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从而误认为这是对精神病人的刑事处罚措施。实则不是这样，这不仅仅不是刑事处罚措施，而是一项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和人身利益的社会保安处分措施。刑事强制医疗是指对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且行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并对其精神疾病进行治疗，以此来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健康权益并消除其人身危险性、保护社会公共安全而采取的保安措施[2]。其存在的两个核心价值就是精神病人的健康权益和社会公共安全。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法律的规定更倾向于对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进行暂时性的限制。但这样的限制并不是对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的精神病人的处罚，强制医疗是为了在特定的场所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削弱其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排除行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使其精神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样一来，更好的维护了精神病人的健康权益，同时也起到了社会预防作用。
郭怡彤等
3. 我国法律关于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规定
精神病人是时刻存在社会危险的“灵魂植物人”，其行为可能会随时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威胁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生活的正常开展。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行为触犯了刑法却又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几乎已经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共识。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了对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措施。我国最早关于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以追溯到清朝《大清新刑律》的第12条当中。之后的规定则是在体现在1997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中。该条规定涉及到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问题。
对经鉴定确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然而这条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什么条件才符合法条中所述的“必要时候”，而且对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执行主体也没做出明确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这使得司法行政机关掌握了较大的裁量权，在判断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范围可大可小。实践中常常把一些本身没有患有精神疾病的犯罪嫌疑人也列为精神病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对其采取不必要的强制医疗措施。把本应该被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人拒之门外，导致了一系列“被精神病”事件的出现。这样规定的不好之处就在于使得公权力过度扩张，从而过分干涉了公民的私权利，导致公权力的滥用和“权力寻租”现象的产生。违背了现代国家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法治理念，与当前法律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
至此，不难看出，我国法律中关于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规定较少，存在空白，不利于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贯彻实施。使精神病人的人身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为了使刑法中的刑事强制医疗措施得到程序衔接，为了化解刑法第18条对强制医疗措施定位不明，规定不明的尴尬处境，为了避免社会舆论对强制医疗措施存在合理性的否定及对其公正性的质疑，我国在2012年修改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完整的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将其作为一个专门针对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写入刑事诉讼法中。此次修改新增了6个条文，分别从“适用对象”、“诉讼程序”、“庭审模式”、“法律监督”、“权利救济”等几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规定，结束了我国以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空白的局面。完成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从“行政化”到“司法化”的跨越，使得我国关于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措施正式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有了规范化的调整。明确规定了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程序与救济途径。这在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立法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弥补了之前规定过于粗糙的缺陷，可谓是一大进步。
4.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分析和完善建议
现在是2015年，距离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已有两个年头。正如一位著名的法律学者所言“一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事实上，立法者从法律开始颁布实施甚至是在法律刚一表决通过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亡”了。法律的滞后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法律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只是规范社会，规范行为，其价值更在于从运行中检验问题，发现不足，以指导今后的立法和法律修改，通过新的立法和法律修正案把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逐步完善并解决。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的规定也是如此。在近两年的实践过程中，不难发现关于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一些立法缺失和不完善之处。为了更好的保障精神病人的利益，为了更好的平衡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自由之间的冲突，我国目前关于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及制度设置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该法律规定在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接下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目前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每一个问题提出相应的见解和改进建议。
郭怡彤等4.1.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规制不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是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且其行为可能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其中，“经过法定程序鉴定”包含两个方面，即采用混合的方法来判定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是否符合刑事强制医疗的条件[3]。这两个方面分别为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医学要件是从法医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对判断行为人是否是精神病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由司法鉴定机构的精神病鉴定专家得出行为人有无患有精神疾病，患病的种类及病情轻重程度的结论；法学要件则是指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对行为人行为当时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以及是否需要负刑事责任的认定。只有依据了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的综合判断之后，才能认定行为人是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而且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就是法医精神病学鉴定。在决定是否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之前，必须先对行为人进行司法鉴定。只有经鉴定符合条件的行为人才能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即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措施启动的前置程序。
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着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对鉴定权滥用的现象。其利用自身的条件搞“权力寻租”、搞“非法交易”，不具备一个鉴定人该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从而使其肆意出具的鉴定意见成为罪恶的滋生源和保护伞。这样的鉴定人不应该继续待在鉴定队伍中。如果一个鉴定人没有遵守职业道德、缺乏职业操守或者是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又或者是受制于公权力等相关因素的干扰而随意出具鉴定意见，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使得行为人的生命权益得不到保障，长此以往，后果必将不堪设想。“一位名为杨义勇的黑道分子在住院医疗期间，把同病区的病友杀害，该行为具有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但他用金钱收买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人，最终得到一份杨义勇患有精神疾病的鉴定结论。使真正意义上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规避了法律，逃脱了刑法的处罚[4]。这样的案例着实另人发指，行为人杨某和本案的鉴定人根本没把我国的刑法规范放在眼里，藐视法律，不尊重法律。
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起草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行为。用较为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司法鉴定人员行为的合法性。将其不能为的、禁止为的行为用列举式的立法方法予以阐明和细化，并规定相应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使鉴定人在鉴定工作中更好的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杜绝权力寻租、滥用权力的现象。使得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日益阳光化、透明化。
此外，我国仅对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且其行为可能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才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而在目前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中，鉴定机制尚不健全，对行为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仍处于空白。因此，很有必要在鉴定事项中增加“行为危险性评价”这一项，使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社会危险性得到一个规范化的权威的评估，为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开展奠定更好的基础。“行为危险性评价”应重点评价当前和未来该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关键是判断其行为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危害社会的危险以及危险性的大小程度。在评价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不能只顾及片面，以偏概全。在结合科学理论进行判断的同时，也要结合行为人的性格特点、生活环境、社会因素等不同方面进行评价。现实中，有很多关于精神病鉴定的标准，有的是国际标准，有的是国内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适用哪一个或者哪些标准，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所以往往会出现针对同一个行为人，不同的司法鉴定机构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结论。原因就在于其参照的是不同的鉴定和评估标准。为了缓解这样的混乱局面，相关法律可以做出规定以明确鉴定所参照的医学标准。让今后不同的司法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采用统一的参考标准，以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资源浪费。
4.2. 权利救济不足与程序后续保障措施的缺失
4.2.1. 司法精神病鉴定中行为人话语权的缺失
在精神病的鉴定与评估过程中，鉴定人和法官总是拥有绝对的压倒性的话语权，而忽视了行为人即
郭怡彤等
被鉴定人的话语权，听不到行为人的声音。这一类人群往往在被采取非法强制医疗措施后求救无门，无人会听取他们的申辩。在鉴定及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如果他们对鉴定人或者法官说我不是精神病人，我很正常，就越容易被认为是精神病人。他们忘了他们诉说的对象就是决定其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行为人越强调自己是正常人，越容易被认为是精神病人。“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裁判者”，在这样的情形下，鉴定人和法官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使得司法精神病鉴定和刑事案件的审判陷入了混乱的局面，缺乏有力的监管，那么行为人的命运可想而知。说到监管，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只规定了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实践中关于检察院对强制医疗决定进行监督往往更倾向于对法院、对司法工作人员在对行为人决定是否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程序上的监督，不涉及对司法鉴定人员鉴定行为的监督。试想如果让检察院去对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进行监督，而检察官又缺乏专业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知识，其并不能评判鉴定结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所以让检察官去监督鉴定人，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
针对这样的情况，不妨可以设立一个居中的第三方组织，在被鉴定的行为人进行申辩时去倾听行为人的诉说，站出来明辨是非，做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来判定行为人是否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同时也起到了对司法鉴定的监督作用，更好的制约了鉴定人和法官的权力，防止了滥用权力现象的产生。在这样一个中立第三方机构的设置上，可以借鉴刘白驹教授在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建议稿中提出的观点，即“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由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方面专家组成的精神卫生伦理委员会，来行使相关的监督检察权”。
4.2.2. 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害赔偿救济无门
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因暴力行为导致受害人重伤或者死亡时受害人及其家属往往得不到损害赔偿。因为目前我国在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中并没有涉及民事损害的赔偿以及民事调解的相关内容，使得现实中受害人及其家属主观上往往不愿意接受刑事判决的结果，也很难接受鉴定人出具的关于行为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其不断的对鉴定意见提异议，只要鉴定意见不改变，他们就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这造成了时间、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实践中，涉及到强制医疗的刑事案件，几乎均不会判决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赔偿，因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并没有关于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被害人和家属也并不知道在这样的案件中是否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可以提起自诉或者是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这样的情况下，的确有必要明确受害人一方寻求救济的途径，保障其提起诉讼寻求赔偿的权利，规范受害人一方行使救济权的方式，允许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而得到一定数额的损害赔偿，以弥补伤害。关于损害赔偿的处理和执行方面，也要进行规范。是用精神病人自身的财产给予赔偿还是由其家属负担，或者是由民政部门来分担一部分赔偿数额，这些都可以进行规范，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别适用。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害人一方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法院在审理涉及刑事强制医疗的案件时，要事先告知被害人其享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至于提不提则由受害一方自行决定。法院不可以不告知受害方其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承办案件的法官也不可以对受害方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出建议或者发表意见，要充分尊重受害人的自主决定权。
4.2.3. 强制医疗措施解除后后续保障措施的空白
新刑事诉讼法的第288条中规定了对其行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经人民法院批准之后可以解除强制医疗。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法院作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后强制医疗解除的具体操作程序。
解除决定做出后由哪个部门负责落实，由谁办理出院手续，由谁接收精神病人，对此法律均没有予以规定。从而导致了现实中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使得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解除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在今后的立法、法律解释或者法律修改中，确有必要规定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后对精神病
郭怡彤等
人的一系列后续保障措施，来保证刑事强制医疗的完整性。不是说一旦对精神病人做出了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我们就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对精神病人的社会回归以及接收问题仍然需要进行持续的关注和跟踪调查，保证把后续保障措施落实下来。实践中还存在这样的现象，精神病人符合了办理出院手续的条件，但是其法定监护人已经死亡或者丧失了监护能力，导致精神病人无人接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被解除强制医疗措施的精神病人的归属问题。对此可以借鉴民法中关于监护的相关规定，由精神病人的住所地或者其单位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当地的民政部门来进行接收并予以监护。这样一来，就妥善的解决了精神病人无人接收的问题也使不同的部门法得到了衔接。
其次还存在的就是精神病人的社会回归问题，强制医疗虽然对精神病人的疾病治疗有益，但是长期的强制治疗，导致了精神病人与社会的隔绝，当其再回归社会时，在生活方面、心理方面、承受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都会表现出不适。如果没有重视、没有处理好对精神病人的后续心理辅导和对其行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动态监测，那么这一类人重返社会以后很有可能再重蹈覆辙。因此，强制医疗机构在解除强制医动态监测评估网络，随时关注着精神病人的病情变化。刑事强制医疗措施解除后仍需要对已经脱离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进行跟踪调查走访，定期对其病情进行评估，形成一个动态监测评估网络，随时关注着精神病人的病情变化。
4.3. 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与经费出路问题
刑事诉讼强制程序并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执行机构，而刑法的第18条也只是笼统的规定对于行为触犯了刑法规范的精神病人，“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并没有明确强制医疗的送治主体、执行主体，那么当法院决定对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程序时，应该由哪个机构进行送治，应该把其送往什么机构进行强制治疗，由什么机构专门负责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这些在立法中没有体现出来。据了解，在实践中，刑事强制医疗的送治主体通常是公安机关，具体的收治主体、执行主体即治疗管理机构通常是公安机关所属的安康医院，由安康医院专门负责这些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治疗。因此，人民法院做出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决定后，就由公安机关负责把行为人送往安康医院进行强制医疗。安康医院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病医疗机构，其是专门负责对被采取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精神病人进行治疗的特殊的精神病医疗机构。安康医院作为专门的执行场所，承担着重要的医疗任务[5]。它所起到的不单单是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作用，与此同时也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治安管理与维护功用。然而现实中安康医院的数量是有限的，当前我国只有24家安康医院，其规模和可容纳的被送治人数也参差不齐，安康医院的设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在设备的配备上也没有相应的规定，其在实践中设置、运行、管理的依据往往是各地方公安机关出台的一些操作规程，没有上升到用法律进行规范的高度。常常出现不同地方遵循不同的规定来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现象[6]。当然，公安机关相关操作规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各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制定操作规程通常都不受限制，极有可能存在公权力扩张以及侵害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嫌疑。因此，出台法律来规范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执行实属必要。当前关于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刑事案件只增不减，不能只依靠着这24家安康医院来负责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需要有新的举措来应对社会现实，解决安康医院医疗承受能力有限、可容纳病人人数饱和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安康医院的规模，增设一部分新的安康医院来负责收治暴力倾向较为严重、行为危险性系数高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尽量满足刑事强制医疗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对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进行分流，不拘泥于“强制入院治疗”、“只能由安康医院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思想的限制。对被决定进行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行为危险性和暴力倾向再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判断，把那部分危险性不大的精神病人分流到普通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这样就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安康医院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郭怡彤等
既然要对这一部分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就必定会涉及到医疗费用，目前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对这部分内容的规定仍处于空白。那么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的费用究竟由谁负担。是精神病人及其家属自行负担、还是由国家财政负担、还是由社会分担？目前，我国提倡“治疗的免费性”，即倡导由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呼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建立专项资金来助力于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而现实中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专项基金，来保障对精神病人实施免费治疗。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经费非常紧张，经费的来源得不到保障，政府也不愿意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注入经费。这样的现实让作为公安机关以及其附属机构的安康医院处境非常尴尬。安康医院治疗的经费得不到支持和保障，但是它又不能对这些精神病人置之不管，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只能从自己的办案经费中抽取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填补强制医疗经费不足的漏洞。这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就公安机关而言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抽取了办案经费就势必影响到对公安机关负责的其他案件的侦查与处理。况且，随着需要强制医疗人数的增加，公安机关的这种垫付行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费紧张的问题。既然专门出台了法律来规范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那么在强制医疗的执行过程中，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就要确保对强制医疗经费的支持，让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真正发挥其作为法的效用。今后类似的案件还会越来越多，带给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会越来越大。但我们必须直面现实，承认现实。因为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对社会公共安全而言，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和隐患。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国家陷入公共安全的危机。
所以一定不能吝啬于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经费的投入。有舍才有得，政府部门只有充分投入了资金，才能够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执行，才会换来精神病人健康权益得到保障和社会公共秩序趋于稳定的结果。对一个国家而言，社会安定、国泰民安是最重要的，相较于这样的付出，得到的回报是巨大的，何乐而不为？可以试图建立一个多方参与强制医疗费用负担的混合机制。这不仅可以缓解国家财政的压力，也动员了各方力量的参与。让大家积极加入到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中，来关爱精神病人。关于治疗费用的混合负担机制，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区别对待。如果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参加了医保或者是新农合，那么这部分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划入医保予以报销；如果该精神病人及其家属具有完全负担医疗费用的能力，就可以让其自行承担；如果被强制医疗一方只具有部分负担能力的，那么可由其承担一部分，剩余的部分则由专门建立的国家财政专项基金支付；如果该精神病人属于民政救助对象，也可由其所属的民政部门承担相关费用；若被强制医疗的一方完全不具有负担能力，则由国家专项基金支出，同时辅以社会慈善资金、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以及医疗保险对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优待。这样一来，就搭建了强制医疗费用的混合负担机制，缓和了强制医疗经费得不到保障的问题。
5. 结语
立法者出台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来规范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确实很有远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立法上关于刑事强制医疗的程序缺失，也同样完成了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由“行政化”向“司法化”的历史性飞跃。该项程序自出台至今已有两年，在实践过程中也难免发现了一些问题。毕竟仅用6个法条的规定很难穷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方方面面。正所谓法律的生命在于运行，在运行中规范社会，在运行中调整纷繁的法律关系。然而法律运行的价值更在于发现立法时没有预见到的东西，发现不完善之处，从而去指导将来的立法与法律修改。正视不足的甚至是缺失的地方，针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以期将来实现立法上的完善，从而也更好在精神病人的健康权益和社会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期许这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将来的立法中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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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易军, 陈益民. 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问题[C]//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第十届全国司法精神病学术会议论文
集. 北京: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2006: 95-96.
中国医学伦理学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１７卷第６期总第９８期·－·——４７—－——强制医疗关系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蔡晓卫 （浙江大学法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０１） ［摘要］强制医疗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在强制治疗中，因医务人员违法、不当造成相对人患者身体、生命或精神损害的，国家应当负责赔偿；为有效避免强制医疗引起的感染风险，应为医护人员设立医疗风险特别责任险；患者享有法定的免费救治权。 ［关键词］强制医疗；行政赔偿；特别责任保险；免费救治权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５６５（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４７—０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ａｉＸｉａｏｗｅ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Ｌａｗ－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ｅｎｉｌｌｅｇａｌｏｒ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ｈｕｒｔ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ｏｄｙ，ｌｉｆｅ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ｍｕｓｔ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ｔｕｐ．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ｓ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ｈｏｌ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ｌｙｆｒｅｅｃ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ｒｅｅｃｕｒｅ 在发生传染病等紧急状态“１时，基于《传染病防治法》、《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授权，医疗机构对患者拥有行政管理权，可依法行使一系列医疗强制权利，本文以强制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在强制医疗关系中引起的医疗纠纷、医疗风险以及患者的免费救治权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并希望对完善强制医疗关系的立法有所裨益。 １强制医疗关系的性质 国家基于医疗的特殊性和对国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维护，在法律上赋予医疗机构以强制治疗权力，强制患者接受治疗，患者接受治疗并非自愿，而是具有义务性和强制性，这种法律关系可称之为强制医疗关系。 在实践中，特定机构与公民之间的特定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受私法调整的特定法律关系和受公法调整的特定法律关系。当医疗机构与一般的患者发生民事关系时，其法律地位是法人，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一般患者之间的关系属私法关系；当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防治法》、《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授权下与特殊的传染病等患者发生强制的医疗关系时，与相对人患者之间属公法上的关系，医疗机构为阻止传染病的蔓延与扩散，对传染病患者果断进行强制隔离治疗，传染病患者和传染病疑似患者必须自觉地接受隔离观察和治疗，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等，作为医疗机构享有更多的优越权。而相对人患者一方则负有更多的服从义务，医方在行使以上行为是公权力（Ｐｏｗｅｒ）的行使，因此我们认为，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医疗机构在这种关系中处于行政主体的地位。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附则规定，医疗保健机构，是指医院、卫生院（所）、门诊部（所）、疗养院（所）、妇幼保健院（站）及与上述机构业务活动相同的单位。习惯上，人们把医疗机构都统称为医院。在现阶段，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医院是以国家所有的形式出现的，是由政府部门按一定的行政程序委托一定的代理人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ＮＱ０３ＺＦｌ８）来经营的公立医院。在这里，强制医疗关系中的医疗机构仅包含了公立医院，而不含私立医院。医护人员包括在医疗机构工作的管理者、医师、护士等从业人员。 在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中，包含了如下几层意思：第一，它的建立在于为了达成特定的行为目的，实现行政法目的——防止传染病的扩散和蔓延，允许医疗机构为传染病患者设定各种义务，作为相对人传染病患者，只有概括性的服从义务。如患者必须接受隔离治疗。第二，医疗机构可制定特别规则拘束相对人患者，且无须法律授权。就是说，在行政法律关系下，当事人双方除要遵守国家法律的一般规定外，还必须遵守行政主体制定的一些特别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以相对人同意为前提。如医院可限制病人的行动自由等。第三，当事人地位不对等。作为行政主体医疗机构处于优越地位，有权对相对人患者实施强制治疗，而相对一方患者则处于服从的地位。 ２强制医疗中的医疗纠纷 在发生某些新型的传染病等紧急状态下，部分患者虽经医疗机构努力抢救，仍然因为病情加重而不治，有的死者家属因此而向医疗机构提出赔偿的要求。我们认为应考虑以下问题： ２．１在未知的新型传染病前，医疗机构在初期会和普通公众一样无知，具体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手段需要依赖于具有更高理论水平的科研人员的专门研究结果，需要不断摸索，逐渐完善和改进。当医疗机构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已采取了必要的、有效的、可行的治疗措施，且主观上并无过错，那么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无需承担责任。 ２．２医疗行为对患者具有一定的人身侵害性和实验性，在对于新型的疾病的治疗中表现尤为明显，医疗机构所采取的某些治疗措施是有风险的，如果由医方独自承担这种风险，将会妨碍医生对患者采取积极但可能有一定风险的治疗措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论公安机关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控中的行政强制 摘要 精神病是一种会影响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疾病，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危害。目前，我国有各类精神疾病患者1亿多人，其中约有1600万人是重症精神障碍患者，这些重症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性和攻击性，对社会治安造成威胁。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所以公安机关在对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的管控工作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公安机关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管控工作主要涉及行政管束、强制医疗、强制性协助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虽然我国出台了《精神卫生法》、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但是对于行政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过于杂乱、强制医疗的程序设置不规范、对于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但存在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的管控存在空缺等问题给实践带来了各种问题。又因为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的特殊性，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需要更强程度的保护，这也是我对公安机关对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管控中的行政强制研究的价值基础。 一、公安机关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行政强制 公安机关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控过程中，经常会用到行政管束和强制医疗，从性质上看，这两种行政强制都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限制。检索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只有《人民警察法》和《精神卫生法》直接规定了专门针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行政强制。 （一）公安机关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行政管束 行政管束是指在紧急状态下,警察暂时性限制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以避免发生或继续发生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危险,或者排除对被管束人自身或他人人身可能造成的危害。根据行政管束的性质可以分为：保护性管束、预防性和制止行管束、救助性管束。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1可知行政管束是限制人生自由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根据《中华人共和国人民警察法》2脚注（和《精神卫生法》3脚注。我们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对于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采取的行政管束是将被管束人从一种对自己造成危险或者对他人造成危险的状态转移到一种安全对状态。其目的是中止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 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2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3第28条第2款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分析 在刑诉法修正案颁布之前，我国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规定不够完善，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后的处理机制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这一制度成为个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护身符。有鉴于此，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特别程序编中专门增加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明确规定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程序、救济手段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本文将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及具体实施作出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 按照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刑事诉讼法》的特别刑事诉讼程序，本质上是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种类程序”中专章规定了“保安处分程序”，强制医疗要对精神病的人身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强制医疗并不是刑罚，但毕竟是对人身自由进行了限制需要由法律作出规定。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及适用条件 1、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 既然是非刑事处分的诉讼方式，适用的对象就是无罪者，受到处罚的人并没有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而是基于他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本身固有的人身危险性才展开必要的诉讼。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这一程序适用的对象，是指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从客观上讲，这些人确实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具有危害社会的严重危险性，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其身份排除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刑法明确规定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把这些案件一并纳入刑事诉讼程序统筹解决，目的在于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损害。 2、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条件 一是精神病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及到社会公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安全，应当理解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满足了犯罪的客观要件，客观上达到了犯罪程度。二是行为主体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这种人身危险性不能在非强制手段的情况下得到消除，并给社会和公民人身、财产带来严重损害后果。三是符合医学上的精神病成立标准，即通过专门的医学鉴定来确定行为人属于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四是被强制医疗人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丧失刑事责任能力之后，如果行为人在精神正常情况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其后由于患上精神病而实施暴力行为，不属于该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 三、强制医疗的申请程序
【考点四】：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适用条件《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中规定的精神病人是指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可以予以强制医疗。（1）、“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 （2）、“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判断精神病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必须经过专门的司法精神病鉴定。鉴定的关键内容是判断精神病人是否在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强制医疗程序得以启动和运行的最为核心的证据基础。 （3）、“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也就是所谓的“人身危险性”。 启动方式（1）、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后30日以内作出是否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2）、检察院的申请启动方式，即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在审查起诉中,犯罪嫌疑人经鉴定系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284条规定强疗条件的,应当同时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无需再让公安启动强疗程序。（《最高法解释》548 条）（3）、法院的决定主动启动方式，即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4）、《刑事诉讼法》第285条和第286条专门规定了精神病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即对实施暴力行为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由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作出决定。 法院管辖审查《解释》第525条：人民检察院申请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由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解释》第527条：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审查完毕，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二）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 （三）属于强制医疗程序受案范围和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 审理程序(1)、《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是，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不开庭审理，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2)、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不能开庭，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如果没有委托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3）、法院经审理，对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 (4)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5)《解释》第537条：对不服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一个月内，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复议决定：（一）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 （二）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撤销原决定；【直接撤销，没有发回哦】（三）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销原决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6）、《解释》第525条：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由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法院的（1）《解释》第531条：对申请强制医疗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的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作出对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的决定；（二）被申请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作出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被申请人已经造成危害结果的，应当同时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三）被申请人具有完全或者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并退回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2）《解释》第532条：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
第四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二百八十四条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本条主旨】 本条是关于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的规定。 【本条释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本 条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强制医疗的适用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这里的“暴力行为”是指以人身、财产等为侵害目标，采取暴力手段，对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害，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健康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如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是指危害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足以使多人死伤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人身安全”有广义狭义之说，广义的人身安全一般包括人的生命、健康、自由、住宅、人格、名誉等安全，狭义的人身安全，一般仅指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这里所说的“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一般是指
杀人、伤害、强奸、绑架等严重侵害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行为。 二是行为人必须属于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这里的“法定程序鉴定”，是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对精神病人的鉴定应当由符合条件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鉴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意见，并且签名。“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属于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对于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不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三是行为人必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对于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属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必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能对其进行强制医疗。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暴力行为，但不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如已经严重残疾等，丧失了继续危害社会的能力，则不需要再对其进行强制医疗。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而不能放任不管。 行为人必须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才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与鉴定规定 精神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么如果精神病犯案的话，是需要进行一个鉴定程序的。因为对于精神病这个概念，也存在一个区分，即医学上的精神病和法律上的精神病。医学上的精神病分很多种，在此不一一叙述。而在法律上，尤其是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只参照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完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类精神病人在犯罪而造成危害结果的时候是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下的，不应当负刑事责任。当然，对于精神病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还需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鉴定以确认; 第二，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这种精神病人一般是间歇性的精神病，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而没有发作的时候则相当与正常人，这个时候犯罪当然要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对于是否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需要精神病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来审查判断 第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这种病人，在犯罪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刑事责任能力的，但是他的刑事责任能力在那个时候是不完全的，反应在处罚上来，则当然可以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精神病人在犯罪的时候到底是在哪个状态，到底是否有完全或者部分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认定是需要鉴定机构去认定的。鉴定机构一般应按照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想结合的方式进行认定。 第一，医学标准。对于医学标准应有以下几个含义或者条件： 1，行为人必须是精神病人。这里所讲的精神病人当然是指医学上的精神病人了; 2，精神病人是因为精神病的作用才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的。这个就需要精神病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则精神病人就排除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可能。
刑事诉讼法的强制措施 一、强制措施的概念与特点 1.特点（适用主体；对象；目的；法定性；时间上的临时性） 2.与刑罚、行政处罚的不同 3.扭送（不是强制措施。）（对象：正在犯罪或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越狱逃跑；正在被追捕。总结为：现行犯或在逃的） 二、拘传 1.拘传与传唤（对象不同；是否具有强制性不同；二者的关系） 2.拘传适用的程序（《解释》第63条、第64条） （1）负责人批准； （2）被拘传人所在的市县进行； （3）2人执行； （4）辖区以外执行——通知当地的公或检、法 3.时间 三、取保候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1.取保候审适用情形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4）对被拘留的，需要逮捕而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 （5）提请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6）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刑诉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8）持有效护照和出入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 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方法逃避侦查，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不适用取保候审。 2.取保候审的方式 （1）人保 A保证人的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第54条） B义务：监督；及时报告 C责任 a.行政责任：罚款（1000——2万）； b.刑事责任 c.民事责任（前提：协助逃匿、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提供；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应当以其保证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数额为限。）（《解释》第73条） （2）财产保（人民币；起点） 注：不能同时适用 3.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第56条） （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2）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3）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证人作证； （4）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4.取保候审的程序 （1）取保候审的申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 （2）决定机关（决定数额；变更） （3）执行机关（没收、退还保证金、罚款）
浅议强制医疗案件的实践 浅议强制医疗案件的实践 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主要是基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和使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处置的需要；是落实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精神病鉴定的，不负刑事责任，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具体操作办法，也是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作出，公安机关机关即是调查者，也是决定者，缺乏有效的制约，被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公民及其法定代理人无法参与到过程中，且缺乏有效的救济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设置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纳入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规定了有效的救济程序，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自修正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院办理两起强制医疗案件，均为检察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法院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同时作出了强制医疗决定。 一、办理强制医疗案件中，重点注意以下几点： 1、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没有法定代理人的，通知派法律援助机关指派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第一起案件，被申请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法院在通知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前，其兄出具书面意见，作为其法定代理人。 2、强制医疗案件应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审理，对符合强制医疗的，判决宣告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对被告人作出强制医疗决定。 重点围绕被申请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进行法庭举证质证。（1）对三类精神病人:冲动攻击性、极度妄想型、社会能力衰退型精神病人，分别进行审查，对第一类冲动攻击性，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在治疗，再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对后两类精神病人，要通过庭前与被告人交谈，看其精神状况，能否说清楚发病原因，过程。（2）查明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的起因、过程。现实生活中，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有来自外界刺激引发，如果得到有效监管其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就较低。如果精神病人主要针对人进行侵害，其危害程度较大，是判断有无再次危害社会的标准之一，如果针对物体伤害，如摔打自己家物品，那么对社会危害程度较小。 3、庭审中对被申请人精神状况意见的审查方式。精神状况的鉴定意见是强制医疗案件的核心证据，是认定被申请人精神状况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断精神病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重要参考意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颁布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十九条，分为严重精神活动障碍和是否是间歇性发病期，具不具备责任能力两种。人民法院对精神病鉴定要进行着重审查，不仅要对鉴定人、鉴定机构的资质以及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还要对鉴定的过程和鉴定结果进行审查。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三款：“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法庭质证中对存在争议的鉴定意见，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对有争议的鉴定意见，鉴定人
如何评定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对刑事案件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的评定具体如下： 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具有责任能力： 1、具有精神疾病的既往史，但实施危害行为时并无精神异常; 2、精神疾病的间歇期，精神症状已经完全消失。 对刑事案件被鉴定人行为能力的评定如下： 1、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不能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无诉讼能力。 2、控告人、检举人、证人等提供不符合事实的证言，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缺乏对客观事实的理解力或判断力的，为无作证能力。 3、被鉴定人是女性，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性不可侵犯权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实质理解能力的，为无自我防卫能力。
4、被鉴定人在服刑、劳动教养或者被裁决受治安处罚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其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为无服刑、受劳动教养能力或者无受处罚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诉讼行为能力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功能也不相同，不应简单的以责任能力鉴定代替诉讼行为能力鉴定。刑事被告人的诉讼行为能力，是指被告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并在意识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自觉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和其他诉讼行为的能力。他主要受由感知、记忆和表述等三种具体能力所构成。受精神疾病的影响，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会不同程度的遭受损害。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不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实体问题，而仅影响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序问题。 当其在诉讼阶段被判定为限制诉讼行为能力时，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决定诉讼程序进行与否：无须凭借被告人供述，已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继续进行诉讼;没有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据，而有赖被告人供述证实案件事实的，应中止诉讼，并待条件具备时恢复诉讼。 声明：该作品内容系作者结合法律法规、政府官网及互联网相关知识内容整合。如若侵权，请通过投诉通道或网站客服提交信息，我们将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 一、单项选择题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下列哪种情况应当撤销强制措施? （） A．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B．对已经逮捕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C．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以及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D．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2．某地发生一起盗窃案，公民当即将罪犯扭送到当地人民法院，该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 A．不立案侦查 B．对公民扭送不予理睬 C．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D．自行侦查 3．王某是一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嫌疑人,被检察院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其妻张某是其保证人。王某私自到外地做生意，张某代为隐瞒。公安局决定对张某罚款，则哪种罚款的数额是合适的？（） A．100元 B．800元 C．2000元 D．2万5000元 ．如果犯罪嫌疑人郭某由于侦查案件的需要，被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他进行下列哪项活动时，情节严重的，不能对其予以逮捕？（） A．请同车的许某吃饭，请他作证时多多关照 B．在传讯时因主干道发生交通事故未能到案 C．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离开本市外出采购服饰物品进行买卖 D．将藏起来的摩托车撞人留下痕迹的轮胎销毁 5．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无权对犯罪嫌疑人拘传的机关是下列哪一机关? （） A．人民法院 B．人民检察院 C．公安机关D．国家安全机关 6．人民法院受理一起自诉案件以后，对被告人谢某做了取保候审的决定，由谢某的妻子王某作其保证人。但在取保候审期间，谢某骗过妻子外逃。其妻王某发现情况后，直到有关机关发现，都没有报告。那么下列哪个机关可以对王某处以多少钱的罚款？（） A．人民法院，1500元 B．公安机关，1500元C．人民法院，800元 D．公安机关，800元 7．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执行机关是（） A．人民法院 B．司法行政机关 C．人民检察院 D．公安机关 8．华某因参与盗窃而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由于华某家庭生活拮据且家庭负担全靠他一人支撑，父母和妻子均无任何收入。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华某可以取保候审，那么可以作为华某的保证人的是（） A．华某的已经成家立业的姐姐 B．华某的妻子 C．华某的父母 D．华某的尚未立业的儿子 9．下列选项中,哪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证人的条件?( ) A．与本案无牵连 B．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C．有自己的住房,且收入亦较固定 D．虽不享有政治权利,但人身自由未受限制 10．胡某系海成县五龙乡人，因欠邻居夏某货款 1 万元，夏某多次催要货款而胡某未给。1999年7月，在催要货款过程中二人发生口角，胡某将夏某殴打致伤，共花去医药费用３５００余元。受害人夏某遂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受理后，依法对胡某取保候审，胡某提供本乡副乡长王某担任保证人。但在诉讼进行期间，胡某外出打工以逃避审判，而王某明知胡某所在地而拒不提供情况，致使胡某长时间逍遥法外。请问下列关于王某应当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思考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一种介于诉讼与非诉讼之间并按照刑事诉讼规则运行的特别刑事诉讼程序，该程序在启动、司法审查、与其他程序的衔接、被害人权利救济、执行与监督等方面规定不明确，导致适用困难。对此，应从完善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强化对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明确强制医疗程序与其他程序的衔接、完善被害人权利救济、健全强制医疗执行体制、强化执行监督等方面完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 【关键词】强制医疗保护性约束社会救助执行监督 我国1997年刑法确立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但在当时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任何程序性规定，致使该制度难以付诸实践。由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一般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然后交由隶属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具体执行，从决定到执行整个程序都在公安机关主导下进行，公安机关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致使实践中存在“被精神病”、“假精神病”、“替精神病”等现象。修改后刑诉法确立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在显有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对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刑事强制医疗被认为是一种刑罚替代措施、刑事实体措施，但从目前通行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它是保安处分的一种。⑵我国也有学者称之为一种非刑事处分方式⑶。刑事强制医疗不是一种刑罚方式，它针对的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虽然客观上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但目的是为了医学治疗和社会防范。刑事强制医疗也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这两者适用的目的、对象、决定与执行主体不同，并且刑事强制措施是一种诉讼中的临时性措施，可以被变更、终止、解除;刑事强制医疗是对人身带有医疗性质的强制，是诉讼程序终结的结果，法院是唯一的决定机关。刑事强制医疗更不是行政强制措施，修改后刑诉法出台以前，大多数精神病人肇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就按照行政审批程序决定，并由公安机关下属的安康医院负责执行，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规定在刑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但从本质上来说，两者调整的范畴明显不同，刑事强制医疗是对人身自由的强力干预，行政机关决定缺乏正当性，由刑法调整的范畴应当遵循刑事司法程序。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司 法 鉴 定 管 理 局发布
目 次 前 言.............................................................................II 1 范围................................................................................ 11346 2 定义................................................................................ 3 总则 (2) 4 刑事责任能力判定标准................................................................2 5 附则................................................................................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刑事责任能力判定标准细则.....................................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标准化评定工具简介及其评价...................................
前 言 本技术规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及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运用精神病学及法学的理论和技术，结合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实践经验而制定，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提供科学依据和统一标准。 本技术规范参考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国际疾病及相关健康问题的分类（第十版），ICD-10》、《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麦克劳顿条例”（McNaughton Rule）、“不可抗拒冲动法则”（Irrestible Impulse Test）及“美国法律协会法则”（ALI Test），即实质能力标准法则（Substantial Capacity Rule）。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提出。 本技术规范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蔡伟雄、黄富银、张钦廷、管唯、汤涛、吴家声。
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所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我们国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保障。《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现行的程序法之一，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问题，在刑事诉讼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将会失去其保障，其实施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话。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并非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罚，而是指司法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其采取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方法。具有诉讼保证性和诉讼性的特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 一．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某项措施，要想真正贯彻落实，我们首先应弄清它的原理，防止盲目随从。对于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采取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该项措施的实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具有强制性，其目的在于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性质在于它的诉讼性和保证性。诉讼性是指强制措施的程序意义，即公检法机关在诉讼中所采取的程序性措施。保证性是指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该措施适用于刑事诉讼自立案开始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交付执行前的全过程，适用对象是没有被确定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予以变更或撤销。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权适用强制措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个人都无权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即构成对公民人身
2020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复习笔记：强制医疗程 序的适用条件 2020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复习笔记：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行为人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无论家属是否能够或同意履行监护职责，都应人院接受强制治疗。 1.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 立法将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局限于具有暴力倾向以及主动攻击意识的精神病人，这在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即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害或者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 2.经法定程序鉴定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我国精神病鉴定程序的相关内容主要规定在以下几部法律中：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简称《司鉴管理决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简称《司鉴通则》）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权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在审判阶段，针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鉴定意见实行核实时，法院能够启动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近亲属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申请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对于侦诉机关已经实行的鉴定理应将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诉讼行为水平的，理应告知被害人的近亲属或法定代理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诉讼行为水平时其近亲属或者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3.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所谓精神病人的社会危险性，是指已经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对于精神病人的社会危险性，能够从主观状态和客观表现两个方面来做出衡量和判断。首先，精神状况作为影响主观状态认定的主要因素，应由精神病鉴定人在精神病鉴定过程中附加作出相对应的评估。其次，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和造成的危害结果能够被视为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最后，应由法院在综合考虑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对精神病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做出判断和认定。
浅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不能够辨认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性质，意义，后果的，或者虽然能够辨认自己的行为，但不能控制自己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均应认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是精神病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保护人身自由等人权的前提下，我们要怎样合理、公平公正的化解这一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呢？ 笔者认为，现代国内一些人对刑法有关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规定存在认识误区,错误地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精神病患者因为在主观上不具有认识能力,所以,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论其行为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结果,都不负刑事责任。简而言之,就是“有病无罪”。受“有病无罪”观念的错误影响,长期以来法学领域很少开展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研究,致使形成“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裁判精神病人是否犯罪”的态势,忽视了对社会公共安全的保护。 例如CCTV有过案例报道，杀人犯被确认为精神病人，马上无罪释放，被害人家属要求监护人赔偿，但是其监护人贫穷，而且体弱多病，无能为力。邻居要求搬家，监护人无处可搬。邻居找到公安局，公安局认为没有法律依据，只能让精神病人居住原来地方，邻居人人自危，没有办法。近日也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名身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妇女草菅人命，相继杀死了其两任丈夫及亲生儿子。经司法鉴定，其杀人之时处于精神病发作期，因此，该妇女对其杀人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处理，邻居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觉得此人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时时危及着自身的生命安全。像这样的案件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据统计，我国目前已有1600多万精神病患者，精神病犯罪的多发性及其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已不容忽视，可是对精神病人犯法，我国对于精神病者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实践还不成熟。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对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的人，无论其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者，还是精神病人，刑法只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不予刑事处罚，并未排除其构成犯罪。故此，对于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不应当认为其“有病无罪”，更不应当将其简单地一放了之。刑事责任能力，是指一个人辨认，控制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并对该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上的能力。 而且在实践中，笔者也看到对于精神病人犯罪案件，司法机关在依法办案时，采取法律手段阻力重重，在保证人身自由前提下，法制部门不给予批准，看守所依据《看守所条例》对患有精神病的嫌犯不予收押。对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公安部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将其送往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但是高昂的费用与医疗照料等问题没有成熟的解决渠道。所以精神病人犯罪使公安部门面临重重困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受、充满活力、安全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的安全有序就是要达到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全团结的局面。但因精神病人引发的刑事案件却与人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是相反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