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与法律保护案例分析
案例1
美国迪斯尼公司诉北京某出版社等
侵犯米奇老鼠形象版权案
案例概述
原告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公司(以下简称“迪斯尼公司”),诉北京某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北京某发行所(以下简称“北京发行所”)侵犯了米奇老鼠形象,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世界公司”)是第三人。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北京某出版社分别于XX年8月、11月和第◇年11月先后3次印刷出版的《善良的灰姑娘》、《白雪公主的新家》、《小飞侠的胜利》、《班比交朋友》、《小飞象的成功之路》、《白花狗脱险记》、《爱丽丝梦游奇境》、《忠实的莱蒂》、《王子勇救睡美人》中的卡通形象与原告的英文原本完全相同,在9本书的封面上均有米奇老鼠的形象,并标有“《迪斯尼的品德故事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字样,每本定价人民币2元。
原告的《一本关于善良的书》、《一本关于助人的书》、《一本关于勇敢的书》于XX年11月30日在美国进行了版权登记,米奇老鼠形象于xx年9月2日在美国办理了版权登记,版权属于迪斯尼公司。
迪斯尼公司与英国麦克斯威尔公司(以下简称“麦克斯威尔公司”)于xx年8月19日签订协议,约定:“迪斯尼公司仅授予麦克斯威尔公司出版汉语出版物的非独占性权利,只能在中国出售以迪斯尼乐园角色为体裁的故
事书,本协议所给予的许可权利不得以被许可方的任何行为或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转让。被许可方不得再转让许可给他人,合同期限自XX年10月1日到XX年9月30日,自期满后有180天的全部售完期限。”经大世界公司
介绍,麦克斯威尔公司与北京某出版社于xx年3月21日签订了《关于转让迪斯尼儿童读物中文简体本出版合同》(以下简称“《转让简体本合同》”),
双方约定:“麦克斯威尔公司经迪斯尼公司授权,拥有迪斯尼儿童读物中文的专有出版权,并有权代理该读物的版权贸易业务,麦克斯威尔公司将迪斯尼公司的授权转让给北京某出版社。”当天,北京某出版社与大世界公司为落实《转让简体本合同》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北京某出版社委托大世界公司将迪斯尼儿童读物文字进行定稿、发排、制版,大世界公司保证提供合格的中文简体字彩色版制成软片,大世界公司负责向北京某出版社提供外方确
认迪斯尼《丛书》的版权合同书,作为北京某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享有版权的合法依据。之后,大世界公司获得《丛书》软片费69750元,支出成本59312.4元,获利10437.6元。
北京某出版社曾于xx年3月11日将《转让简体本合同》送北京市版权局审核。由于未出具迪斯尼公司的授权书,该局未予办理登记手续,后来北京某出版社也未补办登记手续。
北京某出版社与北京发行所于xx年2月1日签订了一个工作协议,约定:“属于包销图书,出版社要在版权页上注明‘新华书店总店北京某发行所发行’,属于经销图书,出版社要注明‘新华书店经销’字样。”此外还约定:“出版国外作品或图书,出版社要与版权所有者签订出版合同,并将合同报版权管理机关审核登记,获登记号后再交北京发行所征订和安排出版,否则出现出版、发行、经销的一切涉外版权纠纷～—律由出版社负责。”《丛书》的版
权页上写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某发行所发行”,实际上应写为“北京某出版社总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北京某出版社要求追加大世界公司为共同被告,迪斯尼公司表示不追加。根据当事人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未将大世界公司列为被告。但由于其与北京某出版社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北京某出版社的侵权与其有直接的关系,故法院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0
审理中,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京某出版社和北京发行所出版、发行《丛书》的盈利状况进行了
审计。查明:1992年3月17日〈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中美备忘录》”)生效之后,北京某出版社出版《丛书》1182~册,其中自己发行41779册,库存33341册,委托北京
发行所发行43080册。北京某出版社生产成本116353.86元,税金6679.01元,实际亏损40197.5元;北京发行所发行总收入62850.17元,发行进价56112.6元,纳税738.53元,毛利5卯9.04元。
原告迪斯尼公司认为,被告北京某出版社、北京发行所未经原告许可,在出版、发行9本《丛书》的过程中复制了迪斯尼公司享有版权的卡通形象,侵犯了迪斯尼公司的版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出版、发行、销售上述《丛书》,书面保证不再侵犯原告的版权,并在中国出版国内外发行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77万元人民币。
被告北京某出版社辩称:我社于xx年8月开始出版的《丛书》涉及的卡通形象已通过签订《转让简体本合同》而获得使用权,同时根据我社与大世界公司的协议,大世界公司负责提供外方确认《丛书》版权的证明,我社没有义务与外方单独联系版权事宜,由于大世界公司未尽到提供外方授权的
义务,而造成对迪斯尼版权的侵犯,责任完全在大世界公司,应追加大世界公司为被告。
被告北京发行所辩称:我们作为经销部门,没有义务审查图书的版权合法性,目前有关法律及国际公约也未规定经销部门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我们与北京某出版社有约定,发生侵权纠纷由北京某出版社负责,故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人大世界公司认为,我公司仅仅是根据麦克斯威尔公司的要求,代为联系国内出版单位转让版权并非转让版权的当事者,我公司与北京某出版社签订的合同仅限于购买软片和转付版权费,且该合同是在《中美备忘录》生效前一年签订的,这之后,北京某出版社从未向我公司索要过任何证
明,我公司也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中美备忘录》生效后继续出版发行的情况,故我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
xx年5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第(五)项、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与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北京某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北京某发行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
即停止出版、发行《迪斯尼的品德故事丛书》。
(2)北京某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在一家中国出版的、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向原告迪斯尼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3)北京某出版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迪斯尼公司一次支付赔偿费人民币227094.14元。
(4)大世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北京某出版社支付赔偿费人民币90837.66元。
(5)驳回原告迪斯尼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第三人大世界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
(1)大世界公司与北京某出版社签订的协议是在《中美备忘录》生效前
的行为,一审法院追究大世界公司的责任是错误的。
(2)大世界公司提供软片等行为发生在xx年,北京某出版社在xx年
要求追加大世界公司为被告,此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3)《中美备忘录》生效后,以前的合同应终止履行,北京某出版社将其
与麦克斯威尔公司签订的合同提交北京市版权局审核被拒绝登记,这是北
京某出版社自身独立的故意侵权行为,该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美备忘录》生效后,大世界公司不能履行合同约定的向北京某出版社提供麦克斯威尔公司确认迪斯尼公司版权合同书的义务,大世界公司应主动与北京某出版社协商,但其没有这样做,而是放任侵权结果的发生,应承担部分经济责任。但一审法院认定其负
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有误,判决大世界公司对北京某出版社赔偿责任过重,应予纠正。
据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1)、(2)、(3)、(5)项,第(4)项变更为大世界公司向
北京某出版社支付赔偿费,共45418.8元。
案例评析
这是我国首例适用《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的涉外著作权纠纷案。
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危害的程度和范围不同。有些侵权行为侵害程度轻、范围小，对受害人予以赔偿或采取其他方式就可以弥补其损失,消除影响。有些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著作权人~lsJ益,◇还损害7-~会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这一类侵权行为,行为人除了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侵权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做了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国家版权局于1997年1月28日发布了《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自2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责令停止制作和发行侵权复制品;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侵权复制品及制作设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给予行政处罚的侵权行为,《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十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均做了规定。《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有:(1)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这类行为指将他人的作品据为己有,并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姓名,对作品行使著作权。
(2)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复制发行作品,是著作权人行使著作财产权的主要途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又无法律上的根据,擅自复制发行著作权人的作品,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时扰乱了市场秩序,使侵权制品充斥市场,因此,侵权程度大,影响范围广,应严厉打击。
(3)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在出版合同期间,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人不得侵犯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对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复制发行,属于盗版行为,不仅损害了专有出版权人的经济利益,而且破坏了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
(4)未经表演者许可,对其表演制作录音录像出版的。制作录音录像出版,属于营利性的行为,应当经表演者许可,否则,属于侵犯表演者权利的行为。
(5)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这类行为属于营利性的行为。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录音录像制作者的音像制品,属于盗版行为,一方面给权利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破坏了正常的音像制品市场秩序。
(6)未经广播电台、电视台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的。
(7)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这类行为性质恶劣,侵犯的客体也是多方面的,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名誉权,也欺骗了社会公众,侵犯了购买者的财产权,同时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
本案涉及的侵权责任主要有:
(1)北京某出版社的侵权责任。根据《中美备忘录》的规定,美国公民的作品自1992年3月17日起,受中国法律的保护;之前对美国的原始作品或复制本的商业规模的使用将不追究责任。迪斯尼公司对米奇老鼠、灰姑娘、白雪公主等卡通形象享有版权,未经其授权,商业性使用这些卡通形象属侵权行为。
北京某出版社以营利为目的3次出版了《丛书》,属于对美国作品的“商业规模的使用”。第一次出版行为发生于《中美备忘录》生效日之前,故不予追究。第二、三次出版行为发生于《中美备忘录》生效日之后,北京某出版社因无合法版权证明被版权局拒绝登记合同后,仍不做审查,也未履行登记手续,就出版发行了含有迪斯尼公司卡通形象的画册,主观过错是显而易见
的。其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迪斯尼公司许可麦克斯威尔公司在我国出版发行含有迪斯尼公司卡通形象的画册,但并未授权麦克斯威尔公司将该作品的出版、发行权转让他人。麦克斯威尔公司在其最后销售期限即将届满之时,将迪斯尼公司作品的发行权和出版权转让给北京某出版社的行为,一方面侵犯了迪斯尼公司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对北京某出版社的欺诈。麦克斯威尔公司以欺诈手段同北京某出版社签订《转让简体本合同》是发生这一侵权事件的主要原因,该公司是主要责任者。由于该公司已经破产,故本案对其责任不予追究。
(2)北京发行所的侵权责任。北京发行所参与了北京某出版社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版的《丛书》的销售。作为图书发行人,对其所经营的图书在法律上是否有瑕疵负有注意的义务。北京发行所与北京某出版社签订的工作协议规定,出版国外作品或图书,出版社要与版权所有者签订出版合同,并将合同报版权管理机关审核登记,获登记号后再交北京发行所征订和安排出版,否则出现出版、发行、经销的一切涉外版权纠纷一律由出版社负责。实际上,北京发行所对北京某出版社是否获得了版权管理机关的登记号并未审查,这说明北京发行所主观上有过错,对其发行侵权图书的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第三人大世界公司的法律责任。大世界公司在与北京某出版社签订的协议书中规定,大世界公司负责向北京某出版社提供外方确认迪斯尼《丛书》的版权合同书,作为北京某出版社在我国境内享有版权的合法依据。“外方确认”,被大世界公司解释为麦克斯威尔公司的确认,但麦克斯威尔公司的确认并不能作为北京某出版社在中国境内享有版权的合法依据。大世界公司并未履行审查外方确认是否合法有效这一义务。大世界公司作为北京某出版社与麦克斯威尔公司签订合同的中介方,对侵权行为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大世界公司存在主观过错,对侵权行为应承担责任。但原告迪斯尼公司不同意将其列为被告,法院依法将其列为第三人。如果北京某出版社被确认为侵权,大世界公司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所要确认的,就是大世界公司应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
本案中,法院认定北京某出版社、北京发行所、大世界公司侵犯了迪斯尼公司的版权,应承担赔偿损失、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利益。
案例2
美国纽约金融信息公司诉纽约穆迪投资服务社侵犯《曰收兑年刊》版权案
案例概述
美国纽约金融信息公司(以下简称“金融信息公司”)每天把报刊上关于债券发放人决定收兑债券的信息制成索出版《日收兑年刊》。纽约穆迪投资服务社(以下简称“穆迪投资服务社”)在
其向用户提供的文件中,大量引用了该公司的《日收兑年刊》中的资料。金融信息公司向纽约联邦区法院起诉,认为穆迪投资服务社侵犯了其作品的版权,要求被告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
纽约联邦区法院判决,《日收兑年刊》不享有版权,复制该年刊不构成侵权,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决,驳回上诉。
法院认为,将债券收兑信息摘抄并制作卡片,是任何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做到的,摘抄的内容与原报刊上的内容并无不同,并未增加任何创造性劳动成果,缺乏独创性,不符合版权保护作品的条件。
案例评析
并非任何作品都受著作权保护,只有符合条件的作品才能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概念包括的含义是:作品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即作品的内容属于文学、艺术、科学领域;有独创性;有具体的表现形式。这些含义,同时也是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
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应当具有独创性,是作者运用本人的方式将其思想、情感赋予文学、艺术、科学形式。对作品的“独创性”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作品的“独创性”与创造性紧密相连,要求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必须不同于已经存在的作品,特别强调作者权的国家,如德国等国家持这种理解。这些国家对于火车时刻表、法律汇编等作品不予保护,尽管编辑这类作品时也付出了劳动,这类作品被人加以复制可获得经济利益,但因其没有独创性面不受著作权保护。前苏联著作权法认为,作品必须要有创意,才符合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的条件。对于翻译作品,如果仅仅是逐字逐句的直译,就不具有创意,不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如果在保留原
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意译,就具有创意,可以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另一种理解认为,独创性是指原创性,或创作性,作品只要是作者自己创作的,即使与已经存在的作品有雷同,也应当成为受著作权保护的客体。英美法系国家持这种理解。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必须具备“创作性”,只要作品是由作者直接创作,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体现,不是抄袭他人的作品,即使与他人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也符合创作性的条件。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或创作性,并不要求像专利法规定的发明那样,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案例中,金融信息公司出版年刊,将公有领域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汇编,内容与原载报刊内容相同,并未付出创造性的劳动,不属于创作作品的活动。债券收兑信息属于客观事实,报刊对这些信息的披露不享有著作权,金融信息公司汇编这些信息的过程也无创造性,虽然这项工作也要花费劳动,但不符合独创性的条件。正如不享有版权的历史文献经人转抄后仍不享有
版权一样,简单汇编而成的汇编作品也不享有版权。既然金融信息公司出版的年刊不享有版权,则穆迪投资服务社引用年刊的内容,就谈不上侵犯版权了。也许穆迪投资服务社的行为违反了其他制度,比如构成不正当竞争,但已与版权保护无关了。再来理解作品有具体的表现形式问题。
《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国得通过国内立法规定所有作品或任何特定种类的作品,如果未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便不受保护。如果思想或情感仅存于作者的头脑之中,没有表现为可以为他人感知的客观形式,就不是著作权规定的作品,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通常作者利用各种物质载体将思想、情感表现出来,并借助于物质载体使他人感知,但是,作品借以体现的物质载体,并不一定作为承认作品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只要能为他人感知,不必一定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也可以成为作品获得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口述作品是保护的客体。
可见,单纯的思想、情感如果没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不能被外界所感知,则无从受到著作权保护。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内容以及表现形式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在版权保护的客体问题上,不少人提出“版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内容”,另外有不少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如何理解这种提法不仅仅是纯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划分“侵权与否”界线的实际问题。要回
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以及其他国家的版权法《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提到了不论作品表现形式如何,均应受保护。可能有人据此认为《1白尔尼公约》仅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作品的内容。但《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又规定,由于对材料的选择和编排而构成创作的汇编作品,应得到保护。这又如何理解?应当受到保护的,究竟是内容,还是形式?
在英国,一位小说作者以一部史书为基础创作的小说,被认定为侵权。小说与史书表现形式不同,小说不是也应受到保护吗?它们之间怎么可能存在侵权呢?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在著作权领域,“版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内容”这种提法是否正确。这种提法一是避免了把本来应当由专利法保护的客体放到著作权法来保护,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把公有领域的东西列进专有领域之中。从这两方面来看,这种提法有它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完全按这一提法,只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则会给大多数侵权活动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使版权保护落空。因此,这种提法并不正确。
对于作品而言,没有不涉及形式的内容。当问及一部作品的内容时,必然要表述该作品的某种形式。绘画与文字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画一幅白雪皑皑的北国冬景,再加上几枝梅花,绝不会被视为侵犯了“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诗文的版权。这里内容大致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的两个作品不存在侵权,而分别受到著作权保护。但如果以连环画的形式去反映文字小说的内容,则在中外都会无例外地被视为侵犯了小说的“改编权”。这里内容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的两个作品却存在侵权,侵权行为人究竟是使用了小说的形式还是内容,真是个难以一语道明的问题。
从各国立法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讲究竟版权法保护形式还是保护内容,尤其不会明文规定“不保护内容”。而一些国家的版权法指出,如果作品包含了某些不应有的内容,则不受保护。由此可以从反面推出这样的结论:该法在确定是否将其作品列为受保护客体时,将顾及该作品的内容。例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规定:
“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
这自然是着眼于作品的内容。
不受保护的表现形式。当提起“版权法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内
容”时,还可能引起一个误解,以为一切形式,均可以受版权保护。事实1。不受版权保护的表现形式是大量存在的。
①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版权法中把一部分表现形式排除在保护之外,如新闻报道、通用表格、法律条文等,就属于这一类。此外,许多国家还把作为发明方案、设计方案的主要表现形式的“专利说明书”按一定条件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例如,德国规定,专利说明书一经专利局公开,即不再受
版权保护。
②任何从来就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如古代作品,它们的表现形式当然不受版权保护,这些作品本身无版权可言。那些已过权利保护期的作品,其表现形式也不再受版权保护。
③一切虽有美感、可供欣赏的形式,如果不是人所创作,而是自然的,也不会受到版权的保护。另外,人工培育出的、具有独特性的植物,也谈不上受版权保护。
这里,不同于“内容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个相近的概念——“思想的表达形式”。后者使用在版权保护领域,比前一概念更确切些。把某种创作思想表达出来后,实际上既包括了内容,也包括了形式。表达出来后的成果(包括内容与形式)与未表达出的思想,是可以分清的。仅存在于人思维中的思想(或称构想、构思)不能享有版权,但思想一旦表达出来,这些表达出来的成果,如小说、绘画、诗句等,才成为版权保护的对象。用“思想与表达”代替“内容与形式”之后,在回答“版权保护的客体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就比较明确了。前面的例子中,根据他人的小说创作连环画,构成侵权的原因是,连环画作者表面上没有使用小说作者的思想的表达形式,但实际上使用了其作品的内容。而内容是思想表达出来的成果,是受版权保护的。
(2)不受保护的内容。笼统地认为作品的内容不受版权保护,是不正确的。反过来说,把一切内容都作为版权保护的对象,同样不正确。
①那些无具体内容的“内容″,是不应享有版权保护的。如未完成的创作构想,未形成完整作品,也谈不上部分完成,这不能称为一部作品,没有具体的内容,不受版权保护。无具体内容的“内容”,往往可以被视为某种思想。“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或思想,人们可以去解释这一理论或思想,不会因此侵犯爱因斯坦的版权。但如果抄袭爱因斯坦“相对论”论文,
则侵犯了其版权。
②有些作品的内容,只有惟一的表达形式,这样的内容,不能受到版权保护。城市地下管道图不受版权保护,这类图反映该城市地下管道的真实排布情况,任何人绘制管道图,只能与已有的图一致。根据客观事实绘制的管道图没有独创性。同样,许多国家的法律认为大多数地图的“底图”不享有版权,因为这种底图是客观事实的惟一表达形式。如果有人在底图上加
上自已的独创性,就会改变客观事实,因而失去了真实性。
被确认了的自然科学公式,作为反映客观定律的内容,也不受版权保护。这些定律的表达公式或文字描述是惟一的,不能表达为其他公式或文字。无论是定律的内容,还是反映内容的公式,都不受版权保护。在版权领域,有时区分“形式”与“内容”的必要性并不存在。凡在内容无法受保护的场合,形式也一样无法受保护。自然科学定律不受版权保护,并不意味着它
们不受其他法律保护。定律的首先发现者,运算方法的首先使用者,成果会受到科学发现权的保护。
③已进人公有领域的作品,或自始即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其内容不受版权保护。
(3)如何认识“版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内容”的提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版权领域提出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并概括地断定一个受保护,另一个不受保护,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保护作品的形式时,往往脱离不了内容,著作权中“保护作品完整权”,就着眼于保护作品的内容。而许多内容不受保护的作品,其形式同样不受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报社、杂志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
这与以上提法不同,该条规定明确指出了对作品形式的保护可能受到限制,而对作品内容的保护则不能忽视。其他国家的版权法中,均没有只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的结论。法国《版权法》第2条规定,不论精神创作成果的作品种类表达形式如何,均应受到保护。这样的规定显然是着眼于保护作品的内容。
美国《版权法》第102条规定下列内容不论采用什么表达形式,均不受保护:方案、程序(不是指计算机程序,而是指司法程序等)、工艺系列、操作方法、概念、原则或发现。这里,内容不受版权保护,其表达形式也就不受版权保护了。
既然“版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内容”的提法不正确,那么应当
以怎样的提法代替它才正确呢?其实,版权法保护怎样的作品,以及保护著
作权人的哪些权利,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并不能简单地将一部法律用简单的
一种提法来概括,否则就难免有错误的提法。版权法保护什么,不保护什
么,要具体地分析,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
具体地说,处于公有领域或其他知识产权法保护领域的东西,版权法不再保护。
(1)思想或理论。因其不能被复制,版权意义上的侵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而使用)无从发生,故不受版权保护。
(2)发明方案或设计方案。因其是处于专利法保护之下。
(3)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4)法律规定的不受保护的作品。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五条规
定的作品。
发表权
案例6
孟氏父子与《生活》杂志美编邢某的
“绿石盆景”照片发表权纠纷案
案例概述
孟某业余时间喜爱制作盆景,他制作的“绿石盆景”小有名气。孟某之子将孟某制作的“绿石盆景”拍摄了十张彩色照片,投寄给《生活》杂志社。该杂志在一期中登载了其中六张,其余四张未退稿。后来齐鲁书社为编周历一事,找到《生活》杂志美术编辑邢某,请他提供照片。邢某未征求孟氏父子的意见,便把四张《生活》杂志未刊登的照片提供给了齐鲁书社。邢某以代转名义从齐鲁书社领取的稿酬,却未付给孟氏父子分文。
孟某之子看到“绿石盆景”照片被印在周历上后,向版权处投诉,要求解决版权及稿酬问题。版权处经调查,确认了邢某侵犯孟氏父子版权的事实,对版权及稿酬问题依法进行了处理。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著作人身权中发表权的法律问题。发表权,即决定是否将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作品完成后,是否向社会公众展示,采取何种方式公之于众。比如出版、展览等,都取决于作者的意愿。一些国家原先不在版权法中保护精神权利,在近年增加了精神权利的保护,一般也并不包括发表权。
例如,英国1988年《版权法》与美国1990年《艺术作品法》都是如此。传统上保护发表权的国家,又往往除了确认作者有权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外,还进一步确认,作者有权决定作品首次公之于众采取何种方式。而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是否保护发表权,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伯尔尼公约》中没有规定这项权利。在这方面,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水平高于公约。
发表权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发表权只能行使一次,作品完成后,著作权人只要以著作权法规定的方式,将作品公之于众,就是发表了。对作者来说,发表权已经行使完毕,即“权利用尽”。本案中,孟某盆景照片在《生活》杂志发表六张,则这六张照片的发表权已经行使完毕,孟某不能对这六张照片行使第二次发表权。而其余四张杂志社未采用,发表权未行使完毕,孟某可以以其他方式行使发表权。邢某未经孟某许可,将照片在周历上刊出,侵犯了孟某的发表权。
(2)发表权通常不能单独行使,需和其他著作财产权一起行使,如把话
剧排练后公演,发表权采取公演的方式行使,而公开演出是行使著作财产权中的表演权的行为,这里,发表权是和著作财产权中的表演权一起行使的。也就是说,发表权一般是同第一次使用的著作财产权共同行使的。
(3)发表权通常是不能转移的。作品的发表权专属于作者,既不能转移,也不能由他人代为行使,可以由他人加以保护。作者明确表示不发表的作品,在权利的保护期限内,任何人不得违背作者的意愿擅自发表。作者未明确表示是否发表作品,作者去世后,其发表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行使,可推定作
者同意发表作品。
(4)如果作品涉及第三人,发表权还受到第三人权利的制约。人像摄影作品的作者要发表,应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本案中,“绿石盆景”照片的著作权人孟氏父子有权决定是否将其作品公之于众,以及以何种方式发表。他们选定的发表方式是在《生活》杂志上刊载发表。《生活》杂志可以刊载,也可不刊载,但孟氏父子并未授权该杂志社许可第三方发表或使用自己的作品。邢某擅自将作者投来的作品在别处发表、使用,侵犯了孟氏父子的版权,同时邢某还将作品的稿酬据为己有,侵犯了孟氏父子的获酬权。邢某作为杂志社的编辑,有权决定是否在本刊发表作者的作品,而无权将作者投寄来的作品在别处发表或使用,除非征得作者的许可。
发表权是著作人身权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著作人身权的特点。著作人身权是作者基于作品依法享有的以人身利益为内容的权利,是与著作财产权相对应的不含财产内容的权利,又称为精神权利。著作人身权对于维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和人格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著作人身权有自己的特点。其内容,《伯尔尼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作者具有要求其作品身份的权利,并有权反对对其作品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以及其他损害行为。
著作人身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著作人身权整体的不可转让性。很多国家都认为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如法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人身权利主张是终身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日本《著作权法》第29条认为,著作人身权具有专属性,即著作人身权属作者个人享有,不可转让。我国《著作权法》对于著作
人身权是否可转让未明确规定,但从我国民事立法精神看,著作人身权是不得转让的。如继承法在规定遗产范围上涉及著作财产权,而未涉及著作人身权的继承。
(2)著作人身权个别权能的可继承性。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著作人身权是可以继承的。如德国《著作权法》第28条认为,著作权不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均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法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著作人身权在作者死后,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也可以根据遗嘱由第三人行使。确切地讲,并非所有的著作人身权的权能都能继承。作为整体的著作人身权是不能转让的,当然也就不能继承。著作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与其说是由继承人继承,不如说是由继承人负责加以保护。如果认为继承了上述的著作人身权能,那么是不是说继承人可以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对作品加以修改、歪曲、篡改?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继承人对以上著作人身权只是加以保护,如果作者的以上权利受到侵犯,继承人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如仲裁、诉讼来保护著作人身权,继承人并不是以上权利的权利主体。正如作者死后,其名誉权仍然受到法律保护,由其继承人负责保护,而继承人并不是死者名誉权的主体。著作人身权整体上不能被继承,但个别权能可以被继承。发表权具有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双重性质,可以被继承。如果发表权不能继承,那么死者的遗作就不能发表,不利于文化、艺术和科技的繁荣,也违背了著作权保护的原则。
(3)著作人身权的永久性。一些国家规定,著作人身权具有永久性,不因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届满而消灭。如法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作者使其姓名、资格和作品得到尊重的人身权利是终身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对人身权的保护期没有期限的限制。另外一些国家规定,著作人身权和著作
财产权一样,有保护期限的限制,期限届满,均不再受保护。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人身权中,除发表权外,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限不受限制。
案例7
某中学教师诉某出版社侵犯其《单词记忆速成》发表权案
案例概述
某中学教师赵老师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一套先进的记忆英语单词的方法,学校要求将这一方法整理成材料在学生中推广,并指派王老师帮助赵老师整理材料。
王老师到赵老师教的班上听课,并向赵老师请教,然后根据自己的构思拟写了介绍赵老师关于记忆英语单词的方法的提纲。经过几个月的编写,王老师完成了《赵老师记忆单词方法介绍》,并由学校油印后散发到学生手中,材料上只写学校名和整理者王老师名。
几个月后,某出版社计划将这一学习方法整理成书籍并出版,由于材料介绍的是赵老师的方法,便与赵老师联系出版事宜。赵老师也认为向社会公开自已的学习方法更为有益,于是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
合同。之后出版社对王老师整理的油印材料稍做文字加工,便以《单词记忆速成》为书名出版发行,作者署名赵老师,前言中对王老师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王老师发现该书出版后,向出版社提出:该书作者应是自己而非赵老师,要求停止发行该书并更正署名,出版社未予采纳。王老师与赵老师交涉,赵老师认为油印材料及出版书籍都是介绍自己的学习方法,所以自己有权决定出版该书。
王老师认为原油印材料是自己付出劳动编写,文字表述、体例都是自已独立创作,自己才是油印材料以及书籍的作者。双方难以协商解决,王老师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油印材料的著作权及其发表权归属,并要求停止发行未经自己许可而出版的《单词记忆速成》一书。法院受理了此案。经审理判决:油印材料的著作权及其发表权属王老师所有;出版社未经著作权人王老师许可而出版其图书,构成侵权。
案例评析
著作权是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依法所享有的权利。确定谁享有著作权,就要确认谁是作品的作者。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是指创作一部作品的人,即通过一定的具体表现形式,反映文学、艺术、科学内容的人。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思想、知识等内容,或是客观存在的,或是作为意识主
体的人类创造出来的,只有将这些内容通过自已独创性的劳动,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才对作品享有著作权,占有知识,有丰富思想的人,如不以具体的形式反映,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则不是作者,因其思想知识并未形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本案中,赵老师总结自己的教学、学习经验,发明创造出了记忆英语单词方法,这一方法是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或方法。赵老师对其成果的产生付出了多年的独创性劳动,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比如有权决定是否允许他人整理其发明创造,是否允许他人应用其记忆方法来教学等,但这些权利并不是赵老师以著作权人的身份所享有的,赵老师的智力成果总结出来,但尚未形成一部作品,赵老师既非作者,则著作权无从谈起。
学校指派王老师帮助整理材料,赵老师并未反对,又向王老师介绍了记忆单词的方法,从而允许他人整理自己的智力成果。王老师经过几个月的劳动,以具体的表现形式使赵老师的方法形成了一部作品——油印材料。油印材料的内容是赵老师的教学、学习方法,但作品的形成,是王老师整理、创作的结果,对这一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应由作者王老师享有。出版社以油印材料为基础出版发行了《单词记忆速成》,应与油印材料的作者王老师联系,如作者许可出版社出版,双方签订出版合同方可出版,而且出版书籍应署作者王老师之名。出版社并非直接整理赵老师的智力成果而出版书籍,虽然书籍介绍的是赵老师的记忆单词方法,但本案的关键在于分清对发明创造的权利和对作品的权利。出版社未经著作权人王老师许可而出版其作品,已构成侵权。
然而,本案虽经法院判决:油印材料的著作权及其发表权属王老师所有;出版社未经著作权人王老师许可而出版其图书,构成侵权。双方也再无疑议。但本案油印材料的著作权及其发表权是否属王老师所有,还是属王老师所在学校所有,很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王老师是学校指派听赵老师的课、帮助赵老师整理材料的,是学校要求赵老师向王老师介绍记忆单词的方法的。王老师虽经过几个月的劳动,以具体的表现形式使赵老师的方法形成了一部作品一一油印材料。油印材料的内容是赵老师的教学、学习方法,但作品的形成应是学校的成果,仅是王老师整理而已,应属职务作品。
虽然作者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者,只有自然人才是智力成果的惟一创造人,自然人才是事实上的作者。自然人可以成为作者,这在各国都是毫无疑义的。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能否作为作者,各国法律规定并不一致。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比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就属于这一类。
同我国有类似规定的国家、地区不乏其例。日本《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根据法人及其他使用人的提议,从事该法人等的业务的人在履行职务时做成的著作物,该法人等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这种著作物的,只要在其做成时的合同、工作章程无另外规定,则该法人等视为作者。比如,作为编辑作品的报纸、期刊、报社、期刊社是作者。美国《版权法》认为,在雇佣作品中,直接从事创作的人不是作者,雇主(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应被看做是作者。而另外一些国家,比如德国,规定只有自然人可以是作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家及多数国家的版权法学家都认为,只有直接从事创作活动的自然人,才能被视为作者。
在电影作品版权归属问题的争论中,大陆法系的一些版权法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把电影作品版权直接授予制片人,而不是授予参加创作的自然人,是违背《伯尔尼公约》的,但英美法系版权法学家则认为,不违背《伯尔尼公约》。
关于认定什么人是作者的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为作者。”
一般的,署名可以反映出作品的作者。如果其他未署名者主张自已的作者身份,应当提供有关证明。对于署名问题发生争议,或对著作权归属发生争议,可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来解决。
《1白尔尼公约》第1条提到了保护作者对其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享有的权利,但整个公约并没有给“作者”下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确定是否包括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实际上,公约允许成员国按自己的国内法对“作者”做出定义。这样,部分成员国规定只有自然人是作者,部分成员国规定法人包括在内, 如中国、日本,还有的国家,如英国,给“作者”下了详细的定义,却不直接回答是否法人也可以成为作者。看来,作者是否包括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并不影响著作权的国际保护,这一问题应由国内法加以规定。
此外,《伯尔尼公约》第15条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在作品上作者及其他版权所有者的权利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这样,权利主体就比《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多了一部分——“其他版权所有者”,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1)在涉及与国民待遇有关而与版权保护期无关的问题时,《世界版权公约》避免使用“作者”这一概念,而使用“国民”这一概念,以暗示可以享有国民待遇的,除作者外,还有包括法人在内的其他版权所有者。《世界版权公约》第2条使用了“住所设定于该国”的用语,不同于《伯尔尼公约》第3条使用的“惯常居所”,这里用语的差别,说明两公约在可以享有国民待遇的权利主体上,存在着差别。
(2)按照《世界版权公约》规定的权利主体的范围,凡属于雇佣作品或职务作品者,即使作者并非成员国国民,也在成员国无惯常居所,但只要其受雇的单位位于某成员国之中,该作品应被认为符合“作品国籍”标准享有版权。而《伯尔尼公约》除对电影作品外,没有单位所在地的标准。
(3)《世界版权公约》中的权利主体包括“其他版权所有者”,那么非成员国国民的作者,在成员国没有惯常居所,其作品又并非首先在成员国中出版,有可能通过版权贸易活动,将其作品的有关权利授予公约成员国国民。这样,被授权者作为“其他版权所有者”,就可以间接地享有国民待遇。
(4)在享有版权的主体的范围上,《世界版权公约》成员国国内法规不一致,导致对作者确认的不同。同一部作品可能在某些成员国享有版权,而在另一些成员国不享有版权。例如,一部首先在中国拷贝并发行的电影作品,制片人是美国人,电影作品的创作参加人都不是按《世界版权公约》可以享
有国民待遇的权利主体。按照美国法,制片人被视为作者,这部电影作品享有版权,属于公约保护的客体。而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参加创作电影作品的个人被视为作者,因参加创作的个人按公约不能享有国民待遇,因此该电影作品在法国不能享有版权。
署名权
陈侣白与有关出版者“台湾高山族民歌署名权的纠纷案
案例概述
上海某出版社委托福建省某文化局编辑《台湾民歌选》,由陈侣白负责编辑歌词。台湾高山族有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高山族民歌一部分是有词意,可以译成汉族文字的,另一部分只有发音而无词意,只表达一种情绪,必须根据它所表达的情绪来填词。为了编好这本书,陈侣白等请了十几位高山族歌手会集福州演唱高山族民歌,加以录音、记谱,并组织歌词作家译词、填词。后来上海某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台湾民歌选》,收人158首歌曲,由陈侣白译词、填词的歌曲较多。《台湾民歌选》的署名按惯例,在歌谱题目右边标上流行地区和族名,在歌谱末尾右边标上演唱者、记谱者、译词者或填词者的姓名。后来转载这些歌曲的书刊都照此署名。转载的大多数书刊都署了陈侣白等填词者、译词者的姓名,但也有部分歌集、盒带的出版者在转载时只标“台湾高山族民歌”而未署填词者、译词者的姓名。陈侣白就此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有关出版者予以补正。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者的著作权保护问题。高山族民歌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畴,陈侣白等人将无文字的高山族民歌加以翻译,并用汉字固定下来,属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所形成的作品不同于原来传唱的民歌,原民歌的版权所有者与整理作品的版权所有者不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可见,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只要不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改编者、翻译者、注释者和整理者都是著作权主体。
演绎作品是指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演绎作品的独创性在于它一方面对原作品进行了改编、翻译、注释和整理;另一方面又在原作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原作品做了形式上的变动。因此,演绎作品与原作品一样,都是独立的受保护的作品。演绎作品的作者可以凭借他在演绎原作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而对演绎作品享有独立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在承认演绎作品的作者享有独立的著作权的同时,又规定对演绎作品的保护不得损害原作者的权利。第三人在使用演绎作品时,应征求原作者与演绎作品作者的同意。陈侣白等人对高山族民歌翻译、填词,对《台湾民歌选》这一高山族民间文学的整理本享有著作权,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时采用的署名方式,即以适当方式标明歌曲所属民族和流行地区,演唱者、记谱者、译词或填词者的姓名的署名方式是正确的。
他人有权根据传唱的民歌,整理、出版自己的民歌选,但陈侣白等人的《台湾民歌选》出版后,许多书刊按原文转载,而不是自己重新整理。这种转载,未征得陈侣白等著作权人的许可,也未向他们支付报酬,并且未署陈侣白等整理者姓名,因而侵犯了陈侣白等人的署名权、获得报酬权。侵权的书刊、录音带发行者应承担责任。《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其中第二百一十七条和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及刑罚。
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另!j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七条所列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个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具体界限为2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具体界限为10万元以上。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是指下列3种情况:
(1)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又侵犯著作权的;
(2)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案例12
某大学教授与学生关于《民事法律新编》行使署名权的纠纷案
案例概述
某大学法律系几位教师商议共同写一本《民事法律新编》。B教师提出,他的学生A现在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已有几年的实践经验,而且曾提出过,以后编书时请老师给他一个参加创作的机会。于是老师们讨论决定分给A学生共4章8万字的任务。A学生用了近两个月时间完成了写作。
本书主编c教授审定全部书稿时,认为A写的4章从内容到文笔均不合要求,与全书其他部分水平相差较大,于是让A学生尽快修改。但此时A刚接手一件疑难民事案件,没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便请B老师代为修改,并表示‘怎么改都行”。B老师在A学生原稿基础上修改了两次,C教授认为仍不合要求,决定另请人写这部分。B老师提出是否可以从扶持年轻人角度尽量采用A稿中的一些内容,给他署个名。C教授提出可以尽量考虑,但这部分内容必须要重写。如果能采用A稿中的内容,也只能在前言或后记中给他署名,而不能和其他编写者署在一起,如A不同意,就一点也不用他的稿子。A 表示只要书上有他的名字就行。《民事法律新编》定稿出版后,全书共计25章40余万字。其中仅采用了经A同意B修改的一章,书上署“c教授主编”,随后列撰稿人姓名,在后记中写明“A提供了某章初稿”。
该书出版半年后,A调人某学校任教,评定职称时A拿出《民事法律新编》一书作为自己参加写作的著作,但该校职称评审小组认为,A未被列人撰搞人署名,仅后记中写提供原稿,这不能算做署名,该书不能作为A的创作成果。因A无其他作品发表,能否将此书作为其写作成果,关系到职称评定,为此A 找到主编c教授请其出具作者证明。C教授认为40余万字的书中仅用了A的不足1万字,且已在后记中署了名,而且这种署名方式是A事先同意的,故拒绝了A的要求。A以C教授侵犯署名权为由,向法院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法律新编》的署名方式不侵犯A的著作权。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署名权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署名权的行使反映出作者与作品之间真正的联系,只有真正创作作品的作者或者视为作者的法人、非法人单位才有资格享有署名权。任何人在他人创作的作品上擅自署名的行为,都是著作权法所禁止的。署名权如何行使,可以由作者决定。作者可以署真名、笔名等,也可以不署名。不署名不等于放弃署名权,而是行使署名权的一种方式。参照出版行业习惯,作者姓名应署在图书封面、书背、扉页等显要位置。在前言、后记中列出的姓名,一般不作为该作品的作者。本案中A的姓名署在后记中,可以理解为A不是作者。
A能否以作者身份署名,要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1)创作了作品的人是作者,他享有署名权。单独作者创作的作品,除法律规定(如职务作品、委托作品)外,署名权完全由作者享有。两人以上创作的作品,是否署名,署名顺序,视是否参加创作,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多少而定。只要参加了作品的创作,从事了创造性的劳动,就享有作为合作作者署名的权利,而不论创作的内容占整个作品多大比例。本案《民事法律新编》一书中,A写作的部分很少,但如果该书采用了这极少部分,A就有权享有以合作作者身份署名的权利,而本案中所采用的极少部分,经他人修改,已很难讲是A的创作内容了。(2)本案中,A与C就A的署名有特别约定。在《民事法律新编》创作过程中,当A知道自己创作的稿子绝大部分不能被采用,主编提出只有给其在前言或后记中署名时,A明确表示同意,接受了这种署名方式,这也是行使署名权的方式。出版书籍未将A列人作者名单,而在后记中提到其姓名,是依照事先约定,并不存在侵权。因此,法院判决,《民事法律新编》的署名方式不侵犯A的著作权。
归属权
案例16
案例概述
北京某研究院诉博超公司林飞著怍权归屑案
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研究院,被告是北京博超技术开发公司
(以下简称“博超公司”)和自然人林飞。
本案当事人争执的是XX年8月31日林飞离开北京某研究院之前已开发形成的“电气工程设计软件包”(EDSPV2.0)。该计算机软件是在xx年至xx年期间由北京某研究院电力室工程师林飞等人
作为北京某研究院职工为完成工作任务,利用北京某研究院物质技术条件,分阶段开发完成的。林飞是该软件的主要编制和设计人员。该软件包中的低压配电系统设计绘图软件、电气控制原理绘图软件于xx年9月立项,由北京某研究院电力室开发完成,于xx年7月1日通过北京某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成果鉴定,7月17日,通过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上述两种软件的正式立项报告是在开发工作完成后由林飞补做的。北京某研究院从xx年到xx年为林飞等人进行EDSPV软件包的开发先后拨款13万余元。该软件包多次获奖,由北京某研究院电力室向有关设计单位进行了销售。
北京博超公司于xx年7月13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飞。xx年8月,北京某研究院电力室与博超公司签订了技术协议,主要内容是:林飞在北京某研究院电气室工作期间,在同事协助下,完成了软件包的开发工作,因其调动到博超公司工作,双方就共同协作将软件包推向市场达成如下协议：软件包的技术成果由双方共享,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其成果归改进方所有。博超公司每销售一套软件包,需向北京某研究院交纳lO%～30%作为技术转让费。
林飞在协议的基础上,对软件包在中国软件登记中心进行了登记,著作权人为北京某研究院和林飞;xx年7月7日,北京某研究院以该院对ED～spv软件享有著作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著作权归属。
原告北京某研究院诉称:该软件包开发研制历时3年,投人经费数十万元,被告林飞系我院职工,参加了开发研制工作,后调离我院,通过非正规途径将软件带到博超公司。林飞还采用不正当手段,将软件包著作权人登记为林飞和北京某研究院。实际上该软件应是职务成果,是由我院独立研制开发完成,其软件著作权只能由我院享有。
法院经审理认为,林飞在北京某研究院工作期间,针对北京某研究院布置的工作任务所进行的软件开发工作,该软件的著作权应属北京某研究院。软件由北京某研究院对外销售,对外承担责任,属于单位作品,其著作权由法人北京某研究院享有。
案例评析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规定,作品的作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
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也进一步明确了该规定。
计算机程序兼有作品和工具的两重属性。作为一件作品,程序可以通过数字、文字、符号表现出来,并能以磁带、磁盘、光盘、纸张等载体进行表现和固定,并且这些形式能够被复制,类似文字作品;作为一件工具,它可以控制计算机硬件的运行,具有实用性。由于计算机的两重属性,使得传统的著
作权法对它的保护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需要完善的一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是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第五十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办法另行规定。因此,《著作权法》是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一般法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则是特别法(以下简称《条例D。《条例》对计算机软件做出了定义:“条例所称的计算机软件,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计算机程序,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
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同一程序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应当视为同一作品。文档,指用自然语言或者形式化语言所编写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愦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条例》规定了受保护的软件应具备作品的实质条件。
《条例》第五条规定:
“受条例保护的软件必须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已固定在某种有形物体上。”
第七条规定:
“条例对软件的保护不能扩大到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概念、发现、原理、算法、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
同时《条例》规定了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条例》第三条规定,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由于软件是一种工业产品,大多软件是接受委托而开发,或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开发,较大规模的软件开
发,需要大量人力和资金,非个人单独工作所能完成。因此《条例》第三条对软件开发者的定义,
首先指实际组织进行开发工作,提供工作条件以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其次指依靠自已具有的条件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公民。这与《著作权法》的规定有区别。对于由两个以上的单位、公民合作开发的软件,《条例》第十条规定:“除另有协议外,其软件著作权由各合作开发者共同享有。
合作开发者对软件著作权的行使按照事前的书面协议进行。如无书面协议,而合作开发的软件可以分割使用的,开发者对各自开发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扩展到合作开发的软件整体的著作权。合作开发的轨件不能分割使用的,由合作开发者协商一致行使。如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权以夕h的其他权利,但所得收益应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开发者。”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者与受托者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如无书面合同或者在合同中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者享有。”
由上级单位或者政府部门下达任务开发的软件,《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著作权的归属与行使由项目任务书或者合同规定;项目任务书或者合同中未作明确规定的,软件著作权由接受任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软件著作权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开发软件的自然人进行奖励:
(一)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
(二)开发的软件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者自然的结果;
(三)主要使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
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软件。”
根据以上所列举的法律规定,本案中,软件开发者是北京某研究院,其实际组织开发工作,提供工作条件、资金而由职工完成了软件的编写工作,而且由其对外承担责任,对外销售软件。当然,具体的开发工作由职工进行,也必须由职工来完成,但职工并不当然是著作权人,否则,多个参与开发工作的职工,就有多个著作权人,势必造成更大的纠纷。林飞是参加软件开发工作的职工中的一员,尽管是主要的编写设计人员,但同其他职工一样,并非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完成软件开发,更不对软件承担责任。林飞调离北京某研究院之前,与北京某研究院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EDSPV2.0软件是林飞在单位任职期间所完成的部分工作成果,与EDSPV软件开发有关的工作属职务行为,是林飞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自然的结果,软件的销售一直是以北京某研究院电力室的名义对外进行并由其承担有关义务,故该软件是由北京某研究院承担著作权责任的作品。林飞将著作权登记为单位与本人共同享有,是不合法的,林飞本人并不是著作权人。
案例17
《Prolog语言程序设计及其应用》——书著作权归属纠纷
刘某、范某受老师纪某之托,帮助翻译《Prolog语言程序设计及其应用》一书,全书共11章,范某翻译了前7章,刘某翻译了后4章,翻译稿完成后,二人将其交给了老师纪某。但书出版后,刘某、范某发现书上的作者署名是纪某和冀某(纪某之子的化名),而没有他们的名字。于是二人找纪某交涉,纪某以各种理由搪塞。
刘某、范某以纪某侵权为由,向版权管理机关申诉,认为纪某侵占他们的劳动成果,要求对其严肃处理。
对刘某、范某的控告,纪某答辩:刘某、范某虽翻译了全书11章,但没有我的努力,该书根本无法出版,那些译稿将是一堆废纸。对于将其儿子的化名冀某署在书上的行为,纪某解释说是因为儿子把书中的程序几乎在机上调试了一遍。纪某还提出:“他们是我的学生,帮个忙有什么?”
版权管理机关对双方提供的材料进行了核实,全书20万字除11页为别人另加的外,其余文字均出自刘某、范某的译稿。遂认定译稿及出版的书籍著作权属刘某和范某享有。
案例评析
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是合作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构成合作作品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共同完成作品的合意,即作者都认为是多人合作而且协商一致;二是共同完成作品的行为,这是关键的要素,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
“没有参◇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共同创作行为并不是要求每位作者都具体写作,提供创作的大纲或口述的人尽管没有执笔,但根据作者间的协议也可成为合作作品的作者。只提供一般性劳务如抄写、校对、打字的人员不能成为合作作者。除作者间另有约定,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在作品上署名。署名权是著作权的人身权利之一,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为作者。由此看出,只有作者才能在作品上署名。
《prolog语言程序设计及其应用》是一本翻译作品,原作者为美国人,由于此案发生时我国尚未加人《伯白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所以未对外国出版的作品进行保护,不发生取得翻译许可的问题。全书共11章,范某和刘某共同翻译而成为合作作者,对出版的《prolog语言程序设计及其应用》译本共同享有著作权,有权在该书上署名。纪某是范、刘二人的老师,在该书成书过程中做了如下工作:提供原书,审定译稿,联系出版,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但这种劳动不是参与共同创作,不是作者的行为,他有权为自己付出的劳动取得一定报酬,但如没有事先约定,纪某不能在作品上署名,不能成为该书作者。
纪某之子在计算机上调试程序,这种工作与作者的创作活动截然不同,对该书的翻译、出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作为一部翻译作品,在计算机上调试书中程序也无必要,冀某的工作同样不能使其成为作者,不应在书上署名。著作权是作者以及其他著作权人享有的民事权利,只要参加了创作,就享有著作权;反之,无论地位高低,或与作者是何关系,都不应享有著作权。纪某与范某、刘某的师生关系不能作为其享有著作权的理由。
综上所述,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应由创作者共同享有。当然,本案中,范某、刘某接受纪某的委托进行翻译,译稿及出版书籍的著作权可由三人通过合同约定。如无约定,则按以上的分析来确定著作权归属。
著作权与邻接权
鲁薇娜及联合出版社的《梁漱溟随想录》侵犯《朝话》作品编辑权案
中国现代思想家梁漱溟于1988年逝世,其作品的著作权由其子梁培宽、梁培恕继承。xx年5月,梁培宽在北京一个书摊上发现了由联合出版社出版、编者署名“鲁薇娜”的《梁漱溟随想录》一书。该书全部内容取自梁漱溟的作品,其中大部分篇章取自梁漱溟所著的《朝话》一书。经查,联合出版社与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辑部于xx年4月25日签订了《梁漱溟随想录》一书的出版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编辑者承担一切因该书侵犯他人版权和出版权而引起的责任。xx年6月,《梁漱溟随想录》由联合出版社出版,署名编者鲁薇娜。全书计20万字,117篇,其中62篇取自1988年版的《朝话》,3篇取自1940年版的《朝话》,其余52篇取自梁漱溟的其他作品。《朝话》一书系梁漱溟早年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期间在朝会时的讲话,由其学生黄孝方等人记录整理而成。自1937年6月起,《朝话》已出版多次,每个版本上的作者署名均为梁漱溟。
梁培宽认为,被告在编辑出版《梁漱溟随想录》时,事先未取得其许可,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两被告停止该书的发行,支付原告著作权使用费5230元,赔偿原告物质及精神损失费2万元,在《新闻出版报》或《法制日报》上刊登赔礼道歉的声明。
被告鲁薇娜辩称:《梁漱溟随想录》是一部编辑作品,其内容一部分取自《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而我负责该卷的编辑工作,对该卷享有著作权。《梁漱溟随想录》大部分篇章取自《朝话》,其由黄孝方编辑整理,著作权归黄孝方享有。黄孝方于1939年6月去世,依《著作权法》规定,权利保护期限巳过,故《梁漱溟随想录》未侵犯原告的著作权。
被告联合出版社辩称:我社与《梁漱溟随想录》的编辑者订立了出版合同。根据合同第二条,我社
对该书引起的版权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梁培宽是梁漱溟著作权的合法继承人。鲁薇娜与联合出版社在编辑出版《梁漱溟随想录》时,未征得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其行为已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两被告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第五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做出如下判决:
(1)被告联合出版社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梁漱溟随想录》的发行。
(2)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在《新闻出版报》上向原告赔礼道歉,内容由法院审定。逾期不登,由法院公布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3)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被告鲁薇娜一次性支付给原告作品使用费6480元及律师费760元,联合出版社负连带责任。
(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
《朝话》一书系梁漱溟早年的讲话,由其学生黄孝方等记录整理而成。这些讲话都可独立成篇,均为口述作品,其著作权人为梁漱溟,在记录整理之前,作为口述作品,其著作权已经产生,著作权人不是整理者,而是梁漱溟。记录整理不是创作行为,不享有著作权。另外,《朝话》出版多次,作者
署名均为梁漱溟,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为作者。”
《朝话》的著作权仍应归梁漱溟享有。梁漱溟于1988年去世,《朝话》仍在法定保护期内。梁漱溟去世后,其著作权由其子梁培宽、梁培恕继承。在诉讼中,梁培宽全权处理有关梁漱溟著作权纠纷事宜。
编辑,是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编辑权是指作品的作者许可或禁止他人编辑自己作品的权利。◇人拟将作品进行编辑,应当取得作者的授权,否则属于侵犯作者
编辑权的行为。《著作◇五款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编辑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构成侵权。《梁漱溟随想录》中的某些篇章虽在鲁薇娜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四卷中可以找到,鲁薇娜也是全集第四卷这—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但是原作品的著作权人仍为梁漱溟。鲁薇娜在行使其编辑作品的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鲁薇娜未经原告许可，未支付报酬而使用梁漱溟作品编辑随想录,侵害了原告著作中的编辑权。被告联合出版社在发行《梁漱溟随想录》时,对该书是否得到了原著作权人的许可负有审查义务。联合出版社未进行审查,主观上存在过错,对侵权行为的发生负有责任。两被告从1988年版《朝话》一书中选取了63篇,也侵害了原告对这63篇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广义的邻接权虽然是指书刊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视组织在一定期限内因进行作品的传播而享有的权利,但出版者非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无权擅自出版作者的作品。
联合出版社与鲁薇娜订立的出版合同中,第二条约定由鲁薇娜承担侵犯版权的责任。但是,合同仅对合同双方有效,对第三方无约束力,而且合同不得排除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合同第二条的约定对原告无任何意义。两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
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区别在于:
(1)主体不同。著作权的主体是智力作品的创作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邻接权的主体是出版者、表演者、音像制作者、广播电视组织等。这些传播者在向公众传播作者的作品时,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改变了原作品的表现形式,并投人大量成本,因而有必要给予保护。但有时会出现作品的创
作者与传播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这时,一个主体便同时享有两种权利。
(2)保护对象不同。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邻接权保护的对象是经过传播者艺术加工后的作品。前者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后者体现了传播者的创造性劳动。
(3)内容不同。著作权主要指作者对其作品享有发表、署名等人身权和复制、发行等财产权;邻接权的内容主要是出版者对其出版的书刊的权利、表演者对表演的权利、音像制作者对其音像制品的权利、广播电视组织对其广播、电视节目的权利等。
(4)受保护的前提不同。作品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一经产生就可获得著作权保护;邻接权的取得须
以著作权人的授权及对作品的再利用为前提。出版是著作权人实现自己权益的重要方式,往往是作者将其作品交给专门从事出版业的出版社,由出版社出版作者的作品,联结双方关系的法律
形式是出版合同。
《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图书出版者出版图书应当和著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并支付报酬。”
这一规定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非经著作权人许可,出版者无权擅自出版作者的作品。根据国家版权局的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出版合同中应约定著作权人和出版者以下权利和义务:
(1)著作权人交由出版者出版的作品的名称和种类,如小说、诗歌等。
(2)作者名称,可以是原名、别名,也可以不署名。
(3)对作品内容、篇幅、体制、图表、附录等的要求。
(4)著作权人保证授予出版者在合同有效期内,在约定地区出版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如果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权益,著作权人承担全部责
任。
(5)著作权人交付作品稿件的日期以及违反该约定的责任。
(6)出版者出版作品的日期以及违反该约定的责任。
(7)著作权人许可出版者的其他权利,如对作品的改编、翻译等权利。
(8)著作权人允许出版者对其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以及作品名称变更的权限范围,以及这种变更的法律效力。
(9)首次出版的数量。
(10)审校作品的责任归属。
(11)著作权使用费的标准、币种和支付办法。
(12)作品重印的条件。
(13)作品原稿的退还。
(14)作品首次出版后,出版者向著作权人赠送样书的数量,折价售予著作权人图书的册数,每次再版后赠样书的册数。
(15)合同解除的条件。
(16)违约责任。
(17)双方因合同纠纷是否申请仲裁以及仲裁机构的约定。
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
这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并不矛盾。作品出版权具备一定的条件,达到一定水平,出版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出版者有责任将不符合出版标准的作品,在内容、结构、文字、符号等方面进行必要的修改、加工、删节。关于修改的问题,也可以在出版合同中约定。
对于作者主动投给图书出版者的稿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出版者应在六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采用的,应签订合同;不采用的,应及时通知作者。既不通知作者,又不签订合同的,六个月后作者可以要求出版者退还原稿和给予经济补偿。六个月期限,从出版者收到稿件之日起计算。”
《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
“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合同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合同期满可以续订。”
如果在合同期间,第三人出版了该图书,属于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明确了出版合同中关于交付作品、出版质量、出版期限以及重印、再版图书等问题上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著作权人不能按约定交付作品,不但会使出版者违反与复制者之间的合同,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可能因拖延出版期,造成图书市场的丧失,如果出版者不按约定的质量和期限出版图书,同样会造成经济损失。违约者应承担责任。图书出版者根据出版合同,在有效期内可以重印已出版的作品,并应通知著作权人。再版图书,应另外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也可在第一次的出版
合同中约定再版的权利义务关系,重印和再版,都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出版合同中还应当约定图书
出版脱销后的重印和再版的条件。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图书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或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
也就是说有权重新选择出版者出版同一作品。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著作权人寄给图书出版者的两份订单在六个月内未能得到履行,视为著作权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的图书脱销。”
出版者出版演绎作品,应当尊重原作品和演绎作品著作权人的权益。
《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编辑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向改
编、翻译、注释、整理、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此外,《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的版式、装帧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
案例22
北京某报社诉某文艺出版社侵犯编辑作品《书摘》著作权案
案例概述
原告北京某报社的下属《书摘》杂志社辟有“名家荐书”专栏,每月一期,每期一篇,自XX年8月设立至XX年5月止共刊发文章58篇。此栏目属《书摘》杂志自行组稿、编发的首发稿,每期所刊登的文章系不同的作者如季羡林等人根据《书摘》杂志社编辑部的约稿要求而撰写。约稿函要求写明荐书的原因或对该书的评价及撰稿人的个人简介,列出了个人简介的项目,对文章各部分的字数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此栏目每期刊登文章的署名均为撰稿人。
XX年10月,赵猛找到“名家荐书”栏目的主编李春林商谈欲将该专栏文章结集出版成书,李春林向赵猛提供了若干《书摘》刊物,同时告诉赵猛必须征得上任主编乔福山的同意才行。后赵猛找到乔福山商谈此事,但被拒绝。
XX年11月28日,某文艺出版社与北京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签订出版《名家荐书》等12部书的协议,协议有效期为10年。该协议规定：北京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授予某文艺出版社在协议有效期内,独家出版发行本作品各种版本的权利；北L京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保证上述权利的行使不侵犯
他人的版权；如因上述权利的行使侵犯他人的版权,由北京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负全部责任;作品由某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某文艺出版社有权对作品编审和增删,经北京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同意后出版。
XX年1月,某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名家荐书》一书,赵猛为责任编辑之一。该书所收文章共计36篇,从标题、内容到作者署名、作者简介等均与“名家荐书”专栏栏目所刊文章一样。定价每本5元,印数13000册,总价65000元。
xx年7月22日,原告以被告侵犯其著作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北京某报社诉称:我社下属《书摘》杂志社,辟有“名家荐书”专栏,自xx年8月设立至xx年5月止共刊发文章58篇。此栏目属《书摘》杂志自行组稿、编发的首发稿,杂志社准备待刊出一定数量的文章后即结集成书出版,并已列入计划。
xx年10月,被告单位编辑赵猛向我单位电话协商,欲将该专栏文章由被告单位结集出版,被我方拒绝。
xx年5月,我方发现由被告出版的《名家荐书》,所收文章均为该专栏栏目文章,从标题、内容到作者署名、简历介绍等与我方所刊文章一致,共计36篇。为此,原告认为被告的《名家荐书》一书是直接从原告《书摘》上复制排印的,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对其著作权的侵犯。故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停止出版发行《名家荐书》;判令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10万元;判令被告承担诉讼及其他费用。
被告某文艺出版社辩称:《名家荐书》的书稿是由北京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策划并组稿的。根据我社与其签订的图书出版协议书,应由该中心负责侵犯他人版权的全部责任。以此为由,提出追加北京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为本案共同被告的请求。赵猛系该中心的成员,并非我社成员,我社从未
委托赵猛以某文艺出版社的名义外出约稿、组稿。赵猛只是我社邀请的《名家荐书》的特邀编辑之
一。XX年4月,我社将《名家荐书》的稿酬交该中心,并已由其转交作者。原告不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也没有享有独占的、排他的编辑权的证据。故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XX年10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查明被告在《名家荐书》中的文章均直接来源于原告“名家荐书”栏目中,并且被告在出书后向作者支付了稿酬。xx年1月,原告因故提出撤诉申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撤诉申请理由正当,撤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本案做出如下裁定:
准许原告北京某报社撤回起诉。
案例评析
编辑权是作者自己编辑和许可他人编辑其作品的权利,是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的使用权之一,它只能由原作者享有。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取得原作者的独占使用许可权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尚不能认定被告将其中的多数作品汇编成书的行为构成对原告编辑权的侵害。
(1)“名家荐书”专栏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编辑作品?这是判定被告是否侵权的前提,也是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对此,本案在审理中,曾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十一)项规定:
“编辑,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
部作品。”
原告《书摘》自xx年8月开辟“名家荐书”专栏以来,一直将其作为《书摘》的品牌栏目来经营,每期编发一篇,至今还在延续。且此栏目属《书摘》杂志自行组稿、编发的首发稿。约请哪些名家写稿,稿件写成什么样子,如约稿函要求写明荐书的原因或对该书的评价及撰稿人的个人简介,列出了
个人简介的项目,对文章各部分的字数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这些都是“根据特定的要求进行选择编排”的具体体现。而“根据特定的要求进行选择编排”正是编辑作品的独创性所在。“一部作品”不是构成编辑作品的必要属性和条件。而且,从纵向看,“名家荐书”专栏栏目从始至今刊发的一系列单篇文章组成的整体可看做为一部已完成但还不完整的编辑作品,是一部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的编辑作品。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能将“名家荐书”专栏栏目从始至今刊发的一系列单篇文章作为整体看做一部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编辑作品,因为这些文章分别刊登于不同的载体上,每期一篇,独立存在于每期《书摘》杂志。因此,这些文章不能构成“一部作品”,不符合编辑作品的法定要求。
(2)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
“编辑作品由编辑人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编辑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依此规定,原告对《书摘》“名家荐书”专栏专栏栏目这一编辑作品享有著作权。同时,由于每月一期,每期一篇,自xx年8月开始至xx年5月止共刊发的58篇文章均是可以单独使用的,这些文章的作者即撰稿人均可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包括编辑权。两种权利的行使互不冲突。被告无视原告的上述权利,其《名家荐书》一书的清样稿直接源于原告的《书摘》,该书每篇文章的标题、内容、结构及作者简介等均与原告所刊文章一祥,且在该书的责任编辑赵猛与原告商谈出版此书但并未获准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并无任何关于该书材料来源的备注或说明,在主观上具有恶意。因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应按《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编辑权是作者自己编辑和许可他人编辑其作品的权利,是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的使用权之一,它只能由原作者享有。本案原告只是对“名家荐书”专栏栏目进行了约稿与组稿,每期所刊登的文章构成每期《书摘》杂志这一编辑作品的一部分,但原告不能以此为由认为自己独家享有了将每期一篇文章汇集编排成为一部编辑作品的权利,而必须有能证明其享有这些文章的独家使用权的证据。鉴于原告未能提供出此类证据,说明原告对“名家荐书”栏目所刊登的文章不享有独占的编辑权,因而不能排除或禁止他人对这些文章予以编辑。故认为被告出版
《名家荐书》一书的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著作权。
(3)在现行法律下,原告对“名家荐书”专栏究竟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法律上应否给予保护?如何才能给予保护?本案审理中存在的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当立法滞后时,法官是否可以对现行法律规定做出一些超前性解释并适用。笔者认为,如不对像本案原告这样的报纸杂志的独创性劳动予以保护,实难以保证图书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鉴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对此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故可以考虑适用《民法通则》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诚信公平原则的规定处理此案,具体理由为:被告的清样稿是由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提供给被告的,且该书每篇文章的标题、内容、结构及作者简介等均与原告所刊文章一样,且大趋势信息咨询中心的经办经理并《名家荐书》一书的责任编辑赵猛确曾与原告商谈过出版此书的事项,并直接获得《书摘》若干本。因此,可以推定该书稿直接源于原告《书摘》中的“名家荐书”专栏栏目。如果法院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认为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取得原作者的独占使用许可权的情况下,尚不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以此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则后果是:对原告来说,因其为此专栏必定付出一定的独创性劳动,连法院都不予司法保护,公平何在;对社会来说,将来报纸杂志的一些独创性劳动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保护,如何体现法律为保护诚信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职能。故笔者认为,本案可以通过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关于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规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来保护原告的权益,即法院应判令被告酌情给予原告一定的赔偿。因原告所提的10万元损失赔偿是依被告的发行量与定价的乘积为依据的,不宜采信,但可考虑按原告为此支付的稿酬的合理倍数予以赔偿。
本案原告虽已撤诉,但在审理中曾存在很大争议,产生了多种处理意见。其主要分歧在于“名家荐书”专栏栏目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是:“名家荐书”专栏栏目没有体现原告的独创性劳动;“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但有专家认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理由如下:
(1)“名家荐书”栏目体现了原告的独创性劳动。现行《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十一)项也有相应规定。
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将此类作品定义为更准确的“汇编作品”,并要求“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了独创性”,即可受保护。那么报刊专栏的工作中是否包含有这些独创性的劳动呢?笔者认为,一个有影响、有特色的名牌栏目,往往在栏目的策划、选题、编稿中都有其特点。第一,定位、选题
准确是办好栏目的前提,一个专栏往往需要有较强的针对性,有什么样的专栏就有什么样的读者;第二,精心挑选是办好栏目的关键,挑选要针对栏目特点,去粗取精,精益求精;第三,保持栏目作品的统一是办好栏目不可缺少的条件,入选栏目的作品在形式上要统一,内容上要有联系且不重复。可以看出,上述工作关键在于对作品内容的“选择”上。就本案原告按其特定要求,向特定作者约稿,并对作品进行审阅、编发这一事实看,原告在对作品的“选择”上是能够体现其独创性劳动的,但在这些工作中却难以认定原告在“编排”上也同样具备独创性的劳动。
不过在独创性问题上确实还存在分歧,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法律要求必须具备选材和安排两方面的独创性,如法国、泰国和前苏联,而大多数国家规定的要求比较低,提出的保护条件或是选材,或是材料的安排。这在国际公约中也有体现。订立较早的《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是“材料和编排”,而TRIPS(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成为“内容的选取或编制”。笔者也认为有其一者即应认定具备了独创性,这是因为汇编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就较低,同时“选择”和“编排”在汇编过程中也很难区分。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和这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对此也采用了任选其
一的规定。故笔者认为就本案看,“名家荐书”栏目即使仅认定在内容的选择上体现了独创性,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2)“名家荐书”栏目构成一部完整的汇编作品。期刊、报纸作为一种汇编作品,在我国对其权利一直是比较忽视的,《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可见一斑。而对于报刊中的专栏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报刊中的权利并不存在,引用只需考虑原作作者的权
利即可。实际上《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智力劳动的创作成果,凡是符合著作权法的作品都应得到保护。
随着大家版权意识的提升，诉诸法院的版权案例更多起来，如同人作品、点校稿件、网络大电影、短视频、喷泉表演等备受关注的版权案件，更是被定义为全国首例，其司法审判的释解，更具指导及现实意义。以下这些版权侵权案件为侵权者敲响警钟。 1、《现代快报》诉今日头条侵权转载案 2015年6月起，今日头条未获《现代快报》授权，就转发了有《现代快报》记者署名的文章。同年9月，现代快报传媒有限公司以侵害著作权为由，将今日头条所属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2018年10月，案件终审宣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字节跳动公司因未经授权转载《现代快报》4篇文章，须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另需赔偿《现代快报》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1.01万元。历时3年，最终，这起互联网侵权转载传统媒体作品的案件于今年尘埃落定，也为非法转载传统媒体原创新闻稿件的互联网平台敲响了警钟。 【专家点评】 该案是目前网络非法转载传统媒体原创新闻稿件判赔金额最高的案例。长期以来，很多人缺乏著作权意识，常常混淆纯粹“时事新闻”与《著作权法》意义上“新闻报道”作品的区别。该案的判决对于如何区分新闻报道和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对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
体等新媒体从业者都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另外，之所以判赔金额引人关注，实际上法院也综合考量了《现代快报》与今日头条的影响力，并通过带有一定“惩罚性”因素来维护法律的尊严。除此之外，该案的判决同样也有利于规范同业竞争，规范不同媒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也充分说明了司法部门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之大和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之高。 2、擅自安装软件，两家公司被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判决赔偿2405万元 2018年5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上海某电动车技术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达索公司CATIA V5 R2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并赔偿达索公司经济损失及律师费共计900万元。一个多月后，另一起案件一审落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判令被告上海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达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CATIA V5系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505万元。 【专家点评】 2405万元看似数额惊人，但作为损害赔偿而言未必过高。知识产品完全有可能具备高昂价值，因此法院完全有可能必须判决高额赔偿才能维护有效的创新机制。高额损害赔偿给潜在侵权人发出了强烈信号，警告他们不要怀抱侥幸心理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否则将得不偿失。这对激励社会创新有着良好的引导作用。
侵犯著作权案例分析 一、案情介绍 王某系长期工作在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临床一线的专家。1996年11月12日-11月15日，王某参加（广州）交流会并公开演讲了其学术论文《浅议**》（以下简称“浅议文”），该文被大会收入论文集，于1997年1月出版。1998年，该文又被《**学报》登载，并易名为“试述**”（以下简称“试述文”）。2004年9月9日，王某携中英文版本的“试述文”参加研讨会，也对该文进行了公开。2006年，何某的三篇论文，其中含有与王某发表的“浅议文”“试述文”中相似的学术观点，王某认为，何某的三篇论文是剽窃其论文所得，故于x年x月x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x月做出判决。王某、何某皆不服一审判决，随即提出上诉。2010年12月21日，二审法院受理了此案。2011年1月18日，何某向法院起诉杨某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王某被批准作为第三人加入诉讼。期间，上诉案件中止了审理。2011年3月18日，何某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过高为由，撤回对杨某的起诉。2011年4月20日，上诉案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二、判决要点 一审判决要点为：1、何某提供的报案回执单、上海市四川北路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杨某自书等证据材料不足以证实以何某为署名作
者的所有被诉文章均为杨某冒名发表，何某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著作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算。何某涉诉文章虽然最初发表于2006年、2007年，但在2009年5月出版的《博导谈**》一书收录了部分涉诉文章，该书通过康复乐园在徐州地区发行，涉诉文章能够不间断地影响到权利人，其发表行为产生的影响持续存在。王某的文章未超过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间，因此其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3、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著作权法主要保护作品的独创性。关于“浅议文”，在《中医药**特技集成》一书中发表的为其内容摘要，而摘要的内容仅是对文章内容的引述或总结概括，故仅凭摘要无法认定其构成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故法院“浅议文”是否构成作品不作评判。关于“试述文”，王某在其中所表达的“霸道”、“王道”治癌、“相持期”等观点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数据材料、临床实践经验，对已有素材进行了构思、整理、加工，并通过自己的意志进行了独立的表达，表达内容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故该“试述文”构成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4、通过对涉诉的侵权文章的独创性、双方文章的相似性、双方文章是否构成实质相似、涉诉侵权部分是否为王某的核心观点等因素做了对比认定，何某直接援引王某文章中属于核心理论的劳动成果作为自己的论述观点，侵犯了王某对该文章享有的著作权。同时认定，何某A类何文以外的文章应享有独立的
著作权法案例评析 詹某诉杜某侵犯著作权案[1]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禾 原告：詹某 被告：杜某 案由：侵犯署名权 [案情介绍] 杜某为农贸市场承建牌坊，请詹某按其提供的蓝本在牌坊上绘制包括以八仙过海、桃园结义、千里走单骑为主题的彩绘图以及一幅风景画作为牌坊的主体图。主体图绘制完成后，杜某擅自在"八仙过海"图上署名，标明杜某为彩绘制作人，并经当地电视台作了报道造成一定影响。詹某因此以杜某侵犯其著作权为由诉至法院。 [处理] 一审法院判决责令杜某将牌坊"八仙过海"主题图上标明杜某为彩绘制作人的字样除去，并赔偿詹某损失1000元。杜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詹某虽然对受杜某之托临摹他人的"八仙过海"图没有著作权，但杜某擅自在他人制作的的绘画上署名构成侵权，应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故维持原判。 [法理分析]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对临摹行为的态度。依照现行《著作权法》第52条，临摹属于复制行为的一种。但现实中有学者认为临摹中包含着创作行为。有人将临摹划分为两种，即"复制"型临摹和"制作"型临摹。对于复制型临摹品，临摹人不享有著作权；而对于"具有创作意义的'制作'，体现临摹人的艺术表现九远非简单的复制，是临摹人依其创作技能和技巧制成的新作品，临摹人应当享有相对独立的著作权"[2]。 但仔细琢磨便会发现，这一结论赖以推理的小前提难以成立。很显然，推出这一结论的大前提应为，因创作行为而产生的智力成果有著作权。这里的智力成
果显然应当具备著作权法意义的可复制性，否则便不属著作权法所调整的范围。此大前提无可非议。其小前提为，"制作"型临摹"体现临摹人的艺术表现力"、"具有创作意义"，属于创作行为。由此得出，"制作"型临摹所产生的临摹品为"新作品，临摹人应当享有相对独立的著作权"。在这一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中，其小前提成立与否值得研究。 何谓"临摹"？"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摹。"[3]宋代张世南在《游宦记闻》中写道："临谓置纸在旁，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婉转用笔曰摹。"[4]《汉语大词典》是这样界定临摹一词的："照着书画原样摹写"[5]。《中文大辞典》是这样解释临摹的："俗谓照古帖学书日临摹"[6]。由此可见，在临摹过程中，临摹者主观上是在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地追求与原作一模一样。在这样的主观目的下，哪里会有临摹者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被表现在临摹品中？既然没有临摹者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被表现，又怎么谈得上创作？既不是创作又何以对临摹品享有著作权，哪怕是"相对独立的著作权"？ 从语言学上对临摹的解释可以看出，临摹就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一种复制方式。在美术界，人们又是怎样认识临摹的呢？《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关于临摹的解释中的一段文字："临摹（Copy），按照原作仿制书法和绘画作品。……广义的临摹，所仿制的不一定是原作，也可能是碑、帖等。""临摹的目的有：1．学习技法，侧重于临摹的过程；2．为保存、修复、展览、出售而制作复制品，侧重于临摹的结果。因此临摹品是有商品的性质。它流传于世又产生了伪作和赝作等复杂问题……"[7]由此可见，临摹一词无论在日常用语中，还是在美术专业术语中，都没有创作或独创的含义。因而临摹是不可能产生新作品的，临摹人也就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对其所临摹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因此前述推理的小前提是难以成立的。 也许有人会说，临摹是需要相当的技艺或技巧的，并非所有人都能完成。而掌握和运用这样的技艺或技巧是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以及智力和体力。的确如此，临摹确是一项需要相当技艺或技巧的智力劳动，但并非所有的智力劳动都会导致新作品诞生。事实上，复制任何一种作品都需要一定的技艺或技巧。比如，
音乐侵权案例 【篇一：音乐侵权案例】 轻缓的音乐从餐厅飘出，可能成为让你走进餐厅用餐的原因，然而，很少有人想到，餐厅播放音乐是要付费的。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状告杭州九佰碗连锁餐饮食品公司侵权案，九佰碗成为全国首家因 播放未经允许的背景音乐而走上被告席的餐饮企业。 餐厅播放背景音乐是否侵权？著作权保护与公众利益如何平衡？由 案件派生出的两个问题，引发了法律人士的激烈争辩。 餐厅是否需要埋单去年7月23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发现九佰碗播放《憨哥哥的歌》后，向杭州中院起诉，索赔3.5万元。 餐厅经营者播放背景音乐，只向消费者收取餐费，并没有就背景音 乐向消费者单独收费，餐厅似乎并没有从背景音乐当中获得收益， 需要埋单吗？质疑声随之而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海军告诉记者，餐厅播放背景音乐， 尽管没有收费，但背景音乐实际上起到了改进用餐环境，吸引消费 者的作用。餐厅的经营活动具有营利性，所以，它播放背景音乐并 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如果该音乐作品仍处于著作权 保护期之内，则经营者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作品使用费。 在起诉书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为了饭店 经营需要，公开表演播放歌曲《憨哥哥的歌》，其行为侵犯了著作 权人音乐作品的表演权。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背景音乐，属于对音乐作品的表演。通过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也构成著作权法上的表演，被称为机械表演，播放背景音乐就属于这一种情况。”金海军解释说。 音著协有无起诉权利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起诉书中宣称，其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并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设立的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依据著作权法和著作权集体条例的规定开展各项工作。 被告代理人浙江英普律师事务所律师毛爱东则提出，原告与著作权人的合同已经期满，合同虽然约定了期满后自动续展，但前提是著作权人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原告还应提供著作权人没有提出异议的证据，如果不能证明合同在有效期内，原告对本案不具有诉权。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为诉讼当事人，依据的是法律规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金海军说，根据著作权法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仲裁。 金海军认为，音著协是我国最早成立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它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就其会员的作品来颁发作品使用许可和提起侵权诉讼。 背景音乐如何公平定价本案中，原告索赔3.5万元，这一数额在毛爱东看来太高了。他认为，扣除律师费和公证费1.2万元，这一索赔数额是权利人实际损失的3000多倍。 “这里确实有一个如何收费和如何确立收费标准的难题。最大的困难在于，由于收取作品使用费的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做到由每一个著作权人按其每一件作品来跟所有的使用人单独协商定价。”金海军指出。
ZRRX公司无形资产-软件著作权评估案例 （一）案例背景 1、被评估企业介绍 ZRRX是一家从事金融领域计算机软件服务的提供商，该公司主要为国内金融领域提供各种计算机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ZRRX目前拥有净资产账面价值约4,000万元，2008年销售收入约9,000万元，实现净利润约290万元。 2、经济行为介绍 根据相关经济行为批准文件的规定，ZRRX的股东需要引进一个战略投资者，因此需要对ZRRX的整体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师在对ZRRX进行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需要对期自行研发的软件著作权无形资产进行评估。 （二）委估无形资产简介 本次评估的所包含的无形资产，为北京ZRRX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RRX”或“被评估企业”）的软件著作权。ZRRX的软件著作权均为员工自有开发的成果，内容含82项软件著作权，软件著作权的全部所有权均归属ZRRX。 1、无形资产权属核实及价值定义 1）无形资产权属性质 根据评估人员的了解，本次评估的计算机软件仅包括著作权或版权，没有专利权/专有技术和商标权。按照国内计算机版权保护条例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对版权”权与利”的规定，本次评估的计算机版权转让应该包括如下权力： ⑴修改权，即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的权利； ⑵复制权，即将软件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⑶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 利； ⑷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软件的权利，但是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 标的的除外； ⑸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使公众可以在 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软件的权利；
案例一：“脸谱”引发著作权纠纷 中国艺术研究院赔偿4万 案情介绍: 《中国戏曲脸谱》一书使用了京剧脸谱绘画大师汪鑫福所绘的177幅京剧脸谱，汪鑫福的外孙季成将中国艺术研究院、九州出版社、北京世纪高教书店诉至法院。 汪鑫福自上世纪20年代起至90年代去世时陆 续创作了大量京剧脸谱，相当部分都收藏在艺术研究院陈列室中。上世纪50年代时，汪鑫福曾在艺术研究院前身戏曲改进局工作。2000年1月，经北京森淼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组织联系，由艺术研究院提供图片及文字，九州出版社提供书号出版了中国戏曲脸谱》一书，该书中使用了汪鑫福绘制并收藏在陈列室中的177幅京剧脸谱，但没有为汪鑫福署名。 季成作为汪鑫福的外孙，自其母亲去世后即为“脸谱”的继承人。季成于2010年初发现《中国戏曲脸谱》一书，并于2010年8月从北京世纪高教书店购买到该书，故起诉要求 三被告停止侵权、向其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3.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及合理费用3万余元等。 法院审理 诉讼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涉案脸谱的性质上，季成表示涉案脸谱为汪鑫福个人作品，而艺术研究院坚持认为涉案脸谱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为著作权归属于该研究院的职务作品。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均认可汪鑫福一生绘制了大量京剧脸谱，而涉案脸谱没有专门标识或特征体现出绘制时间，故无证据证明涉案脸谱的时间完成时间。不排除部分涉案脸谱完成时我国尚未颁布实施著作权法，但汪鑫福去世以及《中国戏曲脸谱》一书出版时，我国已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著作权法，那么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就应当尊重法律规定的赋予著作权人的权利，除非有合法理由排除或限制著作权人权利。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两类职务作品，一类是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单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另一类是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单位享有。艺术研究院既表示涉案脸谱属于第二类职务作品，又表示著作权应当全部归属于艺术研究院。法院根据本案证据体现出的情况，认为汪鑫福所绘制的京剧脸谱不属于艺术研究院主张的主要利用了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单位承担责任的第二类职务作品。况且，艺术研究院曾书面承认其享有涉案脸谱的所有权，汪鑫福的家属享有著作权。涉案脸谱属于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艺术研究院的矛盾解释混淆了作品原件所有权人与著 作权人所享有权利的区别，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人在享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同时，享有该作品著作权中的展览权，但不享有该作品的其他著作权，也不得损害著作权人所享有的其他著作权。 法院判决 艺术研究院未经季成许可亦未支付报酬，将涉案脸谱收录入《中国戏曲脸谱》中，九州出版社未尽到著作权审查义务出版《中国戏曲脸谱》一书的行为侵犯了季成因继承而取得的涉案脸谱的复制权等著作财产权。北京世纪书店销售的《中国戏曲脸谱》一书有合法来源，应当承担停止销售的责任。最后，北京海淀法院判决三被告停止侵权、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九州出版社赔偿季成经济损失35400元及合理费用1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明确表示是
微软公司与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微软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其Microsoft Windows（微软视窗）、Microsoft Office（微软办公）、Microsoft Server（微软服务器）等三个系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要求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停止侵权，三案共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500万元。微软公司起诉的同时申请证据保全，经保全，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确实使用盗版Microsoft Office（微软办公）软件。案件审理过程中，经主持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处理手段】 针对微软提起标的额达1500万元的系列诉讼，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依微软公司申请进行证据保全过程
中化阻力为动力，积极推进双方和解，最终在开庭之前成功化解矛盾，促成双方就子公司、母公司、参股公司使用微软公司软件达成一揽子合作协议，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琼瑶起诉于正侵权案 【起诉】 2014年5月28日，琼瑶向北京市三中院提起诉讼称，于正未经她的许可，擅自采用《梅花烙》的核心独创情节，改编创作电视剧本，并联合其他4方被告共同摄制了电视连续剧《宫锁连城》并播出。琼瑶认为于正严重侵犯了她的改编权、摄制权，给她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请求判令于正在内的5方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万 【审理】
2014年12月5日上午，市三中院大法庭内，原被告 双方律师陆续就座。琼瑶和于正均没有出庭，均由律师代表出庭。《宫锁连城》的制作方等4方被告也由 律师代表出庭。 元。 一审于正败诉】 该案的一审判决是一次对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实践应用，对人物、情节以及作品整体进行了对比，将足够细致具体的人物身份、人物关系、人物与特定情节的具体对应划分到表达的范畴；又将足以产生感知特定作品来源的特有欣赏体验的具体情节划入表达；认定9处情节构成实质性相似；最后经整体比对认为情节排布及推演过程基本一致，仅存在部分顺序差异，从而认定剧本《宫锁连城》构成对剧本、小说《梅花烙》的侵权改编。 【二审维持原判】
2015软件著作权成功维权十大案例之一 临危受命，严密证据链让被告无处可逃 导读：一场历时一年多的“图像预处理”软件著作权之争终于在2015年09月17日下午谢幕。在本案一审审理中，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长昊律师事务所临危受命、不负重望，最终喜得佳绩。我所律师以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案件亲办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让被告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本所回顾此案办理历程并就案件核心予以展述，一起共勉。 软件被盗，果断维权 2012年7月20日，张XX、陈XX将其共同享有的《XXX软件》（以下简称涉案侵权软件）转让给XH公司，并签订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2012年12月1日，国家版权局出具证书号为软著登字第XX号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记载：著作权人为XH公司，开发完成日期为2009年9月9日，权利取得方式为受让，权利范围为全部权利。 被告人李XX注册成立深圳市HCRZ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CRZ公司），在宝安区西乡黄田草围第一工业区租赁厂地生产摄像头，并未经原告XH公司授权在其生产的摄像头上安装XH公司所有的涉案侵权软件。 2014年05月30日10时，XH公司代表张XX向公安机关举报被告人李XX所有的HCRZ公司生产的摄像头软件侵犯其公司研发的软件著作权，2014年8月13日，公安机关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黄田草围第一工业区HCRZ公司查获各类型摄像头5000多个，其中安装了涉案侵权软件的的HD-500T摄像头477个，查获电脑、烧录器等工具，并将被告人李XX当场抓获。侦查机关从现场查获的电脑中提取到对账单，经统计，被告人李XX已销售HD-500T摄像头12899个，销售额为980180元。 维权路漫漫，长昊律师为当事人利益克服重重困难以求法律公义 被害单位XH公司软件著作权维权一案，历时一年多，期间被告人对于其侵权之
一、单选题 1.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次修订案发布并实施的时间是（ D ） A.1991年6月1日 B.2000年12月11日 C.2001年7月1日 D.2001年10月27日 2.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C ） A.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 B.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需支付报酬 C.必须经著作权人许可，并应当支付报酬 D.必须经著作权人许可，但不需支付报酬 3.刘某从画家孙某处购买了一幅画，刘某在对该画享有物权的同时，对该画还享有（ D ） A.改编权 B.出租权 C.复制权 D.展览权 4.甲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一篇杂文，没有任何版权声明，乙将其推荐给《读者》文摘杂志，《读者》文摘杂志登载这篇杂文时（） A.必须经甲同意，并应向甲支付稿酬 B.不用经甲同意，但应向甲支付稿酬 C.必须经《北京晚报》编辑同意，并向《北京晚报》支付稿酬 D.必须经《北京晚报》编辑同意，但不用向《北京晚报》支付稿酬 5.依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下列哪项行为属于合理使用？（） A.图书馆为满足企业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B.表演他人已发表的作品 C.电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 D.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6.法人作品的保护期限起始日为（） A.作品完成日 B.作品发表日 C.作品登记日 D.作品出版日 7.蒋某和王某1960年共同创作完成了小说《西山风云》，蒋某于1998年6月2日病故，王某于2002年11月7日逝世，在我国，《西山风云》著作权保护的终止期限是（） A.2048年6月2日 B.2048年12月31日 C.2052年11月7日 D.2052年12月31日 8.下列哪项不适用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A.书法字帖 B.宫廷菜谱 C.化学元素周期表 D.地方志 9.刘教授编写的教材《知识产权法学》在某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社对该书享有（） A.改编权 B.版式设计权 C.著作权 D.邻接权 10.下列哪项权利属于著作人身权的内容？（） A.修改权 B.复制权 C.发行权 D.出租权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的产生是从（） A、国家版权局审查批准之日起 B、作品发表之日起 C、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发著作权证书之日起 D、作品创作完成时起 12.刘教授1998年1月1日自行将我国刚颁布的一部法律译成英文，投递给《中国法坛》，于1998年6月1日发表。国家有关机关认为刘教授的译文质量很高，经与刘协商，于1998年12月5日发文将该译文定为官方正式译文。刘教授对其译文（） A.自1998年1月1日起一直享有著作权 B.自1998年6月1日起享有著作权
著作权法案例
著作权案例分析题 著作权法案例分析题（一） 2010年11月，李某创作了一篇散文在A杂志上发表，好评如潮。一个月后，该篇散文被B报全文转载，B报社随后以其转载稿费标准通过邮局向李某寄出了稿费。2011年3月，刘某将李某在A杂志上发表的散文收入自己主编的散文集《散文佳作欣赏》在C出版社出版。D网站于2011年4月将上述散文集全文上载。李某得知后向法院起诉，控告刘某、C出版社和D网站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 问：(1)B报社是否侵犯了李某的著作权?为什么? (2)刘某和C出版社是否侵犯了李某的著作权?为什么? (3)D网站是否侵犯了李某的著作权?为什么? 答：(1)否。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2)是。使用他人的作品，必须按照规定或约定向权利人支付报酬，否则即是侵犯他人著作财产权的行为。出版改编、翻译、汇编已有作品产生的作品，应当向改编、翻译、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3)是。D网站未经甲的同意，擅自使用其散文上载，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 著作权法案例分析题（二） 宏达公司举行成立五周年庆典，几十位画家、书法家到会泼墨作画、挥毫题词表示祝贺，留下了近百幅书画作品赠与宏达公司。会后宏达公司首先将这些字画作品陈列展览了三十天；然后结集正式出版了纪念画册，定价88元，发行3000册；随后再将纪念画册放在其网站上供人浏览。部分画家、书法家知悉上述情况后指责宏达公司侵犯其著作权。宏达公司认为，这近百幅书画作品都已明确赠与该公司，因此其上述陈列展览、出版发行和网络传播活动不构成侵权。 问： (1)宏达公司陈列展览这近百幅书画作品的行为是否侵犯著作权？为什么？ (2)宏达公司将这近百幅书画作品出版发行纪念画册是否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为什么？ (3)宏达公司将这近百幅书画作品组成的纪念画册上网传播是否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理由何在？
知识产权法 第三章 案例分析 案情介绍：刘某于2004年5月完成的小说新作《田野新传》，与著名作家赵某于2003年创作并在《新火花》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基本相同。2004年赵某在《作家新秀》杂志第5期上发现刘某德的作品后，便认为刘某的作品是对其作品的抄袭，于是就此与刘某交涉。请问：刘某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答：独创性是衡量作品能否依法产生著作权的实质条件，即只有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才能依法产生著作权，受法律保护。因此刘某维护自己权利的措施主要是举证证明作品是自己独立创作完成的。按照我国著作权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刘某至少要证明以下情形中的一种：第一，自己的作品虽然在赵某的作品之后发表，但却创作完成在先。这一主张若能成立，刘某的权利就能得以最充分的维护。 第二，虽然自己的作品创作、发表都在赵某之后，但若能举证证明自己从未见过赵某的作品，刘某的权利也能得到保障。 第三，虽然自己的作品创作在后且发表在后，且刘某的确见过赵某的作品，但举证证明自己决没有抄袭、剽窃、复制赵某的作品，而只是自己使用与赵某在创作作品时所使用的相同创作源，或者相同的资料、相同的人物、相同的事件等，两作品的相同或者相似只是一种偶然或者巧合。如果这些证明均不能成立，那么，刘某的权利难以受得保护。从案情中看，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对赵某作品的抄袭，所以承担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责任。 第四章 四、案例分析 某市统计局由于日常数据统计事务较多，经该市某大学同意，邀请该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某帮助处理有关统计事务。在协助工作中，李某发现统计局的许多工作是相似的，而且每年都要做同样的统计工作。于是，李某着手研究，开发出用于该方面的统计工作的计算机软件程序，经试用，效果很好。该大学得知后，立即按照职务开发的软件以该大学为著作权人申请办理登记了软件著作权。市统计局认为，该软件系委托作品，且李某系在帮助工作中用该局的计算机设备开发出来的，其著作权应属于该统计局。李某认为，该软件的著作权应属于其本人。 问题：（1）该软件是职务开发作品还是非职务开发作品，还是委托开发作品？该软件的著作权应属于谁？ （2）软件著作权人应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答：（1）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是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即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或者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自然的结果，则该软件为职务开发作品，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该单位；如果公民所开发的软件如果不是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并与开发者在单位中从事的工作内容毫无关系，且又未使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的，该软件应为非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应属于开发者自己。本案中，李某所开发的软件不是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与其在大学从事的工作内容没有直接联系，又未使用该大学的物质技术条件，所以，不是职务开发作品。同时，李某与该市统计局没有委托开发合同，只是在该局帮助工作，该局并没有委托李某开发该类软件，而且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即使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方和受托放在合同中约定，如无书面协议或协议没有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属于受委托方。
1.大磨坊公司于1991年1月由我国商标局核准注册取得了“大磨坊”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面包。1992的10月大磨坊公司与太阳城商场签订了为期3年代销协议，约定由太阳城商场设专柜出售面包，由大磨坊公司提供名、优、特、新的注册商标商品。1993年4月起，大磨坊公司停止向太阳城商场供货。同年6月大磨坊公司发现太阳城商场在大磨坊专柜上，仍在销售与其类似的面包，商品价签上注明产地大磨坊。大磨坊公司以侵害其商标专用权为由诉至法院。 请回答： (1)太阳城商场在大磨坊公司不供货时，仍在其大磨坊专柜销售商品价签上注明产地为“大磨坊”的面包，是否构成对大磨坊公司商标专用权的侵犯?为什么? (2)大磨坊公司是否构成违约? (3)商标的使用方式与构成侵权有关吗?为什么? 参考答案： 1题.[参考答案] (1)被告太阳城商场对大磨坊公司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 (2)大磨坊公司构成了对双方协议的违约。 (3)商标的使用方式与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无关。因为商标权利人可以根据商品特点，自由选择注册商标的使用方式，他人无权干涉。 2.1994年12月，H化工研究院工程师梁某在一次技术洽谈会上与G化工厂厂长张某结识。张请梁帮助解决污水净化重复利用的技术难题，梁某答应试试。1995年春节，梁某与其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在H化工研究院院内一个废弃多年的人防工程里，用三个箩筐、一堆渣土、扫帚、水桶等工具，还自费购买了十余种试剂、试纸、电炉等物品，对G化工厂的污水水样进行净化实验。实验结果达到了G化工厂的技术指标要求。 梁某将实验资料交给H化工研究院一份，院里认为梁某为该院工程师，污水净化又是其业务研究范围，此成果应是职务技术成果，便以研究院的名义于1995年5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了“HI—PQ703污水净化方法”专利申请。1998年7月，研究院获得专利权。在此期间，梁某一直认为自己的成果是非职务发明，故强烈要求办理专利权人变更手续。双方争执不下，梁某诉至法院。 请分析：梁某和H化工研究院，谁的主张成立?为什么? 2题．[参考答案]梁某的主张成立，即该发明为非职务发明，梁某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用权根据我国专利法(第6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本案中，梁某虽然是H化工研究院的在编职工，污水净化也是他的业务研究范围，但案中涉及的发明创造既不是梁某在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时完成的，也不是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梁某做实验的时间是在1995年春节期间，他本人和他的儿子利用休息时间而非工作时间从事的实验活动并取得成果，不是执行本单位任务，而是个人接受他人委托完成的技术成果；再者从他的实验条件看显然不是利用其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所以，梁某要求变更自己为专利权人的主张是有法律依据的。 3.《休闲》为国内一份文摘杂志，请一学生L翻译了美国5年前在X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署名为S的散文，登载在该文摘杂志上，署名作者S。另一家国内文摘报《饭后茶余》转载了《休闲》杂志上的这篇译文，注明转载自《休闲》。S发现后，认为《饭后茶余》报及《休闲》杂志未经其同意，翻译并使用了其作品，也未向S支付报酬，遂诉至中国法院。《饭后茶余》报辩称，《饭后茶余》报转载《休闲》杂志上的译文属于法定许可范围，只要向供稿人支付报酬即可，无须向S付酬。《休闲》杂志社辩称，S散文首先发表于国外，不受我
影视作品著作权经典案例分析 杨静，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一、综艺节目及其市场 （一）综艺节目的定义 今天主要具体地探讨一下我们在前沿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有关娱乐法的相关法律问题。近几年来中国的综艺娱乐节目应该是当前中国普通公众娱乐消费的一个重要领导，那么娱乐节目的品种产品也是层出不穷，各个电视台都竞相推出了多款的娱乐节目。 目前好像还没有对于综艺节目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法律上的定义。但是通过审理案件我们发现，这类节目有几个要素是必备的。大家看到这几档节目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好声音、春节晚会、中国最强音、我是歌手。所有这些节目，首先它要有一个主题。比如说好声音，中国最好的声音，它是选歌手的。那么春节晚会，它的主题就是全球的华人怎么欢度春节，一个祥和喜庆的主题。 所以综艺节目有一个主题，它有一整套自己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当你打开这个节目的时候，随便选一个片段，你就知道它不是其他的节目。它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一套具体的套路。另外，它一般都有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上有主持人、有嘉宾、有演员，还就各种的舞美、灯光、音响效果，配合形式的这么一个舞台，它是一个现场表演。再次，它还要有现场运用电视的影像语言进行设置，包括舞台的旋转，大屏幕的分割，这是一种技术上的拍摄过程。最后，它要在电
视台播出。 （二）当前中国的综艺节目市场 那么目前中国的综艺节目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大概从四五年以前，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这一档综艺节目推出之后，国内的各个地方台的综艺节目竞争就变得非常非常激烈，各个台大量的巨资投入在做这个综艺节目。为什么呢？因为两个驱动力，一个是观众，一个是广告商。他们的收视率，所有的电视台现在都能够转变这个认识——无论是新闻强台还是文化强台，真正能提高收视率的是综艺节目。 我们到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去调研和走访，各大电视台都认为收视率的指标是对于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考核。就像我们办案子，我们的结案率是最重要的考核。现在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有的广告商，他们去投资发布广告，只选综艺节目。而且有一个现实情况，就是一般他们选择的节目是从国外引进的有成熟经验的节目，有成熟模板的节目。如果是本地原创的，新推出的节目，可能不会吸引很多的广告商。 二、综艺节目侵权诉讼方面的问题 （一）综艺节目的类型 下面介绍一下目前中国法院，我们接触到相关侵权诉讼的一些情况。在此之前先介绍一下节目的类型，因为要审理这类案件，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法院大体上对综艺节目做了几个分类，这个分类的角度是按照法律的思维，它有哪些主体，这些主体在制作过程中有
知识产权法案例分析 案例一 2004年某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某应邀到该市某考研辅导班讲授政治课，该考研辅导班为了那些有事未能及时参加听课的同学能听到张某讲授的课程，在征得张某的同意并支付一定的报酬后，将其讲课内容录制到磁带上。由于张某讲授的内容针对性强，内容充实，所以很多学生都想要。为此，该考研辅导班自行决定根据磁带录 制《2004考研经典讲义》，向本市考研学生销售，在扣除成本后，收支基本平衡，没有获利。张某发觉后，提出异议。 试回答： 1、什么是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 2、该考研辅导班为教学目的、没有获利地发行《2004考研经典讲义》的行为是合理使用还是侵权行为？ 答案：1、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规定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偿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产品。 2、本案中，考研辅导班擅自编制《2004考研经典讲义》，虽然没有获利，但是并未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合 理使用，而是侵犯教授张某著作权的行为。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 的作品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用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12种合理使用的情况。其中第六种是关于教学使用的合理使用情况。但要构成此种合理使用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目的 是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第二，方式是翻译或者少量复制，但不得出版 发行；第三，作品性质是已经发表的作品。结合本案可以看到，辅导班的行为并未同时满足以上要件，因此 不构成合理使用，而是侵权行为 案例二 高丽娅是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小学语文教师，2002年4月，因撰写论文需要参考自己历年所写教案，遂向学校要求返还上交的48本教案，但学校最终只返还了4本，其余的教案或被销毁或被卖给了废品回收站。高丽娅认为学校不尊重教师劳动成果，状告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校私自处理自己教案本的行为侵犯了其 对于所写教案的著作权。此案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四条 的规定，教案不属作品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进而认定原告“编写教案的行为应为一种工作行为， 所编写的教案应为工作成果，被告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二审判决则认定“虽然教案包含了教师个 人的经验及智慧，但也是教师为完成学校工作任务所创作的职务作品，是教师在工作中应该履行的工作职责，是一种工作行为。”高丽娅不服二审判决，于2004年5月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重庆市检察院于2004年 11月25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根据案例和著作权法理论，辨析回答以下问题： 1、作品的概念与条件？ 2、教师教案是不是文字作品，为什么？ 3、什么是职务作品？什么是非职务作品？ 4、本案中教师教案著作权的归属？为什么？ 答案：1、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劳动成果。 条件：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是思想或感情的表现；具有独创性或原创性；具有可感知性和可复制性；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
著作权案例及其分析 1．如何确定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案情介绍： 1995年，某外语学院学生甲、乙二人受老师丙的委托，帮助翻译《大学英语实用语法》一书。全书共13章内容，甲翻译了前8章，乙翻译了后5章。书稿翻译完成后，甲、乙将译稿交给老师丙。但书出版后，甲、乙发现书的署名是丙某，而没有他们的名字，便找到老师丙询问缘由，丙先称书未出版，后又说书稿丢失，搪塞甲、乙。甲、乙对丙的行为非常不满，便以丙侵权为由，向版权局提出申诉。丙辩称：甲、乙虽然翻译了全书的13章，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该书根本无法出版，那些书稿也将是废纸一堆。版权局将双方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实，认定全书的30万字除前言为别人另加的外，其余均出自甲、乙
的译稿，修改的地方也很少，此外，甲和乙、丙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委托协议。 问：该书的著作权应当归属谁？ 案例分析： 本案中，首先，《大学英语实用语法》一书是合作作品。甲翻译了前８章，乙翻译了后5章，二人的共同创作行为使其成为该书的合作作者，因此二人对该书享有著作权，有权在书上署名。丙虽然对该书的出版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但是这种劳动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创作行为，因此丙不能成为该书的合作作者。其次，《大学英语实用语法》是甲、乙受丙的委托而翻译完成的，即该书也是委托作品，其著作权的归属应当由甲、乙和丙通过委托合同予以约定。但在该书在出版前后，甲、乙和丙之间并没有就该书著作权的归属达成协议。《著作权法》第１７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
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据此，该书的著作权属于甲和乙，丙不能成为该书的作者，更不能在该书上署名。本案中丙既未参加《大学英语实用语法》一书的创作，也没有通过委托合同来明确该书著作权的归属，却把甲、乙共同翻译完成的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侵犯了甲和乙的著作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修改、编辑家传旧书如何预防著作权纠纷？ 案情介绍： 高某家中珍藏一本《世界伟人成功秘密之分析》。该书1936年由南京东海书店出版，作者萧某，书中引用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对古今中外的成功伟人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由于该书介绍的创业、立业、守业以及做人、做事、处世的道理很有价值，2000年高某打算将此书重新修改、编辑后出版，并署原作者和修改者的姓名。
著作权侵权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又无法律上的依据，使用他人作品或行使著作权人专有权的行为。著作权侵权有直接侵权、第三人责任、违约侵权和仅侵犯作者的精神权利等等。 民事责任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5.剽窃他人作品的; 6.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7.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8.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版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9.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10.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11.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邻接权的行为。 综合法律责任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以非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非法经营额难以计算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浅析旭日阳刚《春天里》侵权问题 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凭借翻唱汪峰的《春天里》而幸运的登上了 2011 年的央视春晚。春晚后旭日阳刚迅速走红且商业邀约不断，此时汪峰则以侵犯著作权名义声明旭日阳刚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汪峰在其博文中还这样说，根据相关规定：当创作者身为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的情况下，他所创作的作品被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形式的演出、活动中，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如果自觉申报商业收入，有邀请方付相关费用给协会，再有协会分配给创作者换言之，如果没有任何监督，核查和自觉性，无论次数以及价值都无从考证，任何人可以随意使用。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汪峰是否有权发禁唱令，发出了禁唱令后，旭日阳刚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演唱《春天里》么？ 《春天里》属于音乐作品，根据《著作权法》，汪峰作为词曲作者对《春天里》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即表演权。《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根据上述规定，旭日阳刚演唱汪峰的《春天里》属于表演者，汪峰作为词曲作者是有权禁止旭日阳刚演唱《春天里》的，旭日阳刚未经汪峰许可，公开对汪峰的音乐作品《春天里》进行演唱，显然侵犯了其表演权。 任何一项权利都不是绝对的，著作权也不例外。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在符合“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情况下，可以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使用其作品。所谓合理使用，是指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不经著作权人同意而无偿使用其作品。《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第九项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旭日阳刚如果是在独自学习欣赏或者免费演出的情况下，就可以依据上述规定，不经汪峰同意且不用给付报酬而翻唱其作品，但实际显然并非如此。 所谓法定许可，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同意有偿使用其已经发表的作品。《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就《春天里》而言，旭日阳刚是《春天里》的表演者，而不是录音制作者。仅此一条，就足以将旭日阳刚挡在法定许可的门外。而汪峰的“禁唱令”禁止的也是旭日阳刚“翻唱”行为，并非禁止旭日阳刚录制他人翻唱《春天里》的行为。如果旭日阳刚成为录音制作者，或者电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就可以依据著作权法的上述规定，不经汪峰同意而对其作品进行制作或者在节目中播放，但应当支付相应报酬。 由此可知，旭日阳刚翻唱《春天里》侵犯了汪峰的著作权，汪峰发布“禁唱令”的行为是合法行使其著作权，其维权行为本身不该受到诸多非议与责难。至于娱乐圈的炒作行为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回想几年前超女邵雨涵翻唱《两只蝴蝶》引发的侵权诉讼，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对于旭日阳刚侵犯汪峰的著作权问题的思考：尽管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在实施细则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空白，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改善：首先要制定和完善有关著作权相配套的行政执法的规章，著作权人维权时不仅有法可依，司法机关也能切实把执行落到实处，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其次，知识产权侵权判断标准应该随着社会数字化的前进更加灵活、具体，以防止出现一些新的知识产权侵权形式钻法律的空子；最后，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金额，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样方能对潜在的侵权人起到威慑作用，起到事先预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