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和“古史辩”论拾遗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后”
罗义俊
[提要] 本文不赞同因后来发生的情形而改写胡适与顾颉刚共同酝酿和发动“古史辨”的历史。指认顾颉刚主持古史辨运动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位著名领军人物的三个理由，古史辨运动展现了一个无“政治的应用”的束缚、无家派门墙的学术大平台，顾颉刚艺术性的超越的学问境界和广纳歧见的大胸襟。提出四项总结顾颉刚的原则性意见。
[关键词]古史辨 顾颉刚 胡适 平台 胸襟 境界
一九八零年顾颉刚先生去世以后，有过三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编辑纪念顾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论文集（几经周折至九零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易名《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一次是九三年五月在苏州举行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还有就是这次(零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定五月因非典延至八月举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前两次，我都有幸参加。这一次，因冠心病、心功能衰弱，犹豫不决；承会方关照不要求我提供论文，乃得成行。中国文化讲道德文章，道德是放在第一位的。顾先生人品之谨厚和量位之宽宏，素为人称；我只是以病养五年来第一次出远门来表示对他的纪念之意。聆听了诸教授的报告后，兴发了一些想法和感受，临会议结束之际，稍言匆匆。11月14日接顾潮教授电话嘱文，乃敷陈之。此之为文，谨守第一序列学问范围。凡所用词，即如“新”“旧”，只是事实之意义，均非价值之判词，亦不以任何主义为预设的评价标准。
一、“古史辨”中的胡适与顾颉刚
20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全面转型。民初新文化运动，推动并加速了这一全面转型。尽管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有一串，但是学术良知使我们无法抹杀胡适之所居的首席地位。在这个转型中，史学从文字形式到观念内容转旧变新。诚然，民初之开创新史学，如名列清华四大导师的梁任公、王国维、陈寅恪等均功不可没，但他们是以学院的、平和的、缓进的方式参建的，未易迅速造成力量性的气氛。迅速为时代开风气的是新文化运动，迅速为新史学开风气的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支——顾颉刚先生和他的“古史辨”。
“古史辨”是一场辨伪疑古运动，当时中国史学界一场“深沏猛烈”的“革命”（1）。它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期间，而在新文化运动后仍持续着，自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至民国三十年（1941）二月历时二十年，结书七集九大册；由此七集《古史辨》可知，它调动了近130名学者参与其间，连辈份更高的梁任公、王国维等也被卷入讨论，这还不包括受其思潮影响的陆侃如之疑屈原以及后来的禹贡学会。其影响之大，已经超出了古史学界，可谓久盛不衰，风靡学界。“古史辨”以运动的革命的疾进的方式，取得新史学登场的规模效应。其自身则形成为一个无任何政党和政治背景的20世纪中国最大的新史学学派，而主持这场古史辨论的顾颉刚先生毋须任何外来加冕，自然而然的成了百年新史学的一个著名领军人物。
我不能赞同将顾先生和“古史辨”与胡适的关系割断，更不赞尝那种意底牢结的势利：要批判“古史辨”就将顾先生和“古史辨”与胡适挂钩；要肯定“古史辨”了，又将顾先生和“古史辨”与胡适的关系往远拉。胡适与顾颉刚和“古史辨”关系之密切，古史辨的(1)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版的史学书》，《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1982，第
334页。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亦自谓“我们这样做，必可使中国历史界起一大革命。”《古史辨》一，第36页。事实亦然。
现场参与者当时无人置疑过；而从三十年代叶青《胡适批判》将“顾颉刚底方法”列为“批判”之一节，到五十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将顾颉刚和“古史辨”与胡适捆绑在一起，更从反面证明两者关系之密切，是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实。非官方的学术运动形成之初，主要常常起于二三学者自然的互相影响，沟通或共鸣，并自由地各自表达。古史辨运动正是顾先生与胡适及钱玄同往来通信讨论，鼓吹风动起来的。《古史辨》第一册所收他们的学术信札及顾先生〈自序〉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现场证件。
《古史辨》第一册分三编。上编所收全是之前未刊的顾先生与胡适及钱玄同往来讨论的信札，最能见出古史辨运动的风源所在。所收35件信札，顾先生20件，胡适10件，钱玄同5件，其中胡适致顾颉刚10件，顾颉刚致胡适12件；起讫日期为民国{1920}十一月至十二年（1923）二月。古史辨运动起始于胡适、顾颉刚师生讨论中国辨伪史，讨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崔东壁遗书等的辨伪功绩与不足，以及计划《辨伪丛书》；以三伪（伪书、伪事、伪史）为辨伪的内容和范围；“为审定史料，所以要辨伪”（2）的史料学立场和原则，“进化的历史观念”（3）和方法，以及由胡适提出的那个著名疑古原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4）、“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5）；对中国古史系统由解构（破坏）到建构（建设）的史学结论和方向：“从四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6）；由注意“传说的经历”而怀疑庖羲、神农、轩辕、羲和、尧、舜、禹乃出于“想象”的“造出”，推导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8）的古史辨理论，凡此古史辨伪疑古的标志性内容和观点，已全见于第一册上编所收他们师生、师友的通信中。甚至古史辨运动后来展开的，如孔子删述《六经》，经今古文学，老子的著述和年代，这样具体的问题，顾、胡及钱的通信中都已涉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第一册上编时期看作是古史辨运动的酝酿期和启动期。而且，显然一望而知，他们三人共同酝酿和启动了古史辨。
在这个酝酿和启动中，细究起来，胡顾师生间的学术关系和作用，显然更为突出。由第一册的编排和内容，完全可以看出，民国九年十一月胡适〈致顾颉刚询姚际恒著述书〉跨出了古史辨的第一步，这也是顾先生当时的认识，故将它排为上编第一篇。第一册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后，胡适刊文推介说：“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9）所说确是真情实况。师生二人虽然事先在诸如“上古史靠不住”等辨伪疑古的基本观念上不谋而合，但就古史辨的酝酿和启动工作上，胡适终究是“始作俑者”；顾先生正是在胡适的直接影响和促动下主持古史辨论的展开的
这在顾先生第一册〈自序〉亦可取得印证和证言。顾先生在北大第二年听胡适“中国哲学史”课。据〈自序〉，先是胡适丢开唐虞夏商，迳从周宣王起讲“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对他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从此之后，他们对胡适“非常信服”。（10）同时，胡适发表的论文又“时常”给顾先生“以研究历史的方法”（11），（2）顾颉刚致钱玄同〈论辩伪工作书〉，《古史辨》一，第26页。
（3）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35页。
（4）顾颉刚〈答胡适之书〉‘适之先生之评’，《古史辨》一，第12页。
（5）胡适致顾颉刚〈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22页。
（6）顾颉刚致胡适之〈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史辨》一，第14页。
（7）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一，第193页。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一，第223页。
（8）顾颉刚：〈论《诗经》经历及《老子》与道家书〉，《古史辨》一，第56页。
（9）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二，第335页。
（10）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第36页。
（11）同上，第40页。
使他的学问专业自觉地由哲学转向史学。接着，顾先生就受询姚著、嘱点《伪书考》，进入了古史辨工作。最后，胡适于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在上海将所办的《读书杂志》托付给顾先生接办。顾先生乃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公开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的基本骨干，“不胫走天下”（钱穆语），开创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古史辨”时代；而《读书杂志》此后亦成了“古史辨”的一个基本阵地。所以，顾先生在第一册〈自序〉明白地说：“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神速。”（12）我不否认后来胡适与顾先生在疑古思想及老子问题上发生歧见（13），以及后来两人关系疏远、感情隔膜，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漠视胡适（以及钱玄同）的示范、指导、鼓励和诱掖作用（14），而可以一凭己意改写他们师生共同酝酿和发动“古史辨”的历史。当然，我们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的中心性的领军人物。用博斯年的话来说，即“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15）
二、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领军人物
之所以把古史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看作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领军人物，乃基于以下三个事实上的理由。
第一，顾先生有史学方法论的自觉。十九世纪科学发达以后，“科学的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日益深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16），主导了20世纪的学术潮流，而很多哲学和史学派别都以之为方法论定位。人已皆知顾先生的“历史进化观念”和“历史演进法”，是“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17）、“西洋的历史方法”的教训、“受过科学的洗礼”的“新方法”，是他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18）；余英时将“古史辨”的观念和方法归类于产生于十九世纪后期西方著名的兰克实证主义史学，视之为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观念（19）；也有把它归入杜威胡适的实验主义（20），而杜威明确宣称实验主义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21）。
但我的意思，顾先生之为世纪史学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此，更在于这个方法论的自觉。这是因为：“新”不是某家某派的专有定语，只是置于时空维度中的特定概念、相对的概念。（12）同注（11）第80页
（13）1929年胡适在上海对去看他的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见顾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潮录入《顾颉刚年谱》1929.3.14条。 （14）看过《古史辨》一顾〈自序〉及来往书信所示都会得出此观感。许冠山《新史学九十年1900——》可为佐证，见该书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第175—177页。 （15）博斯年：〈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古史辨》二，第298页。
（16）G·基特森·克拉克：《批判的历史学家》，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重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5页
（17）顾颉刚《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序》，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69页。（18）《古史辨》一，〈自序〉，第78，95页。
（19）氏著〈顾颉刚、洪星与中国现代史学〉，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第38页。又见陈其泰、张京华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京华出版社，第515页。
（20）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文史哲》1952年第3期，收入前揭陈其泰等编书。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光明日报》1955年2月3日，收入《胡适思
想批判》（论文汇编）第3辑。
（21）见氏著《人的问题》，傅统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35页。
依此，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我们即可以“新”冠于某种史学观念和方法。其一，它是在20世纪中国（也可以是其他空间）新出现的。这个“新”可以从传统史学中开出来的新（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可以是从西方传入的（如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唯物史观）。
其二，它被一定的群体或广泛接受、运用并流行。其三，史学家和史学界有方法论的自觉。方法论的自觉是20世纪中国史学之所以为新的本质特征。所谓方法论的自觉，是指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研究方法对学术（包括史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有着左右解释、改变结果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方法论的自觉，某种方法才得以被广泛或较广泛地接受、运用并流行。而一种方法论一旦被广泛或较广泛地接受、运用并流行，与此方法论一体成就的也就成了这一时代的新史学新学术。
这三个条件为顾颉刚和他的“古史辨”所齐备。顾先生说：“（其时）西洋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22）。这个现场证言说明了方法论的自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特征，是顾先生创建古史辨派新史学的起点。在受了中国学术辨伪传统和胡适带回的“西洋的史学方法”的“教训”后，首先也是主要的收获，就是方法论的自觉，他说：“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23）此亦可见顾先生对方法的看重。对研究方法在史观形成中的重要性，顾先生确有明确的认识。他指出，“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若用了故事的眼光去看时，便无一处不合了。”“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24）他视科学方法为新方法，常说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而“在这新方法支配之下的材料，徒然呈露了一个新样子”（25）。尤其令人注意的是，顾先生的方法论自觉还表现为他并不迷信方法万能论和方法唯一论，自知所用的方法为一特殊的方法而有其适用的界域。他明白地说：“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问题；但我亦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适当的领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古史问题，这一部分的问题是不能用它种方法来解决的。”（26）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方法论的自觉，始“成就了两年前的古史讨论”（27）即“古史辨”运动。《古史辨》第一册结集印行，顾先生自己更看重的也是方法论，作序说他的意思，“原要借了这篇序文说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28）第二册〈自序〉说它“又是很好的史学方法论的材料”（29）胡适推介第一册时，亦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史学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30）其实，正是在“科学的方法”的支持下，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点醒了中国史学的方法论自觉。这里，周予同的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是颇具有代表性的：“这部书（按：指《古史辨》第一册）所给予学术界的影响，与其说在辩驳的结论，不如说在他治学的态度与方法。“（31）辨伪疑古的观念和“历史演进法”作为“科学的方法“，或完全或大同小异（如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地为很多学者所接受，并运用于古史和文献学。新史学第一开山梁任公以降追求研究方法“科学化”，自此迅速成为此下中国史学界的思维定势，“科学的方法”乃成为贯串20世纪的主流
（22）《古史辨》一〈自序〉，第77—78页。
（23）同上，第78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78—79页。
（26）《古史辨》三〈自序〉，第9页。
（27）《古史辨》一〈自序〉，第79页。
（28）《古史辨》一〈自序〉，第102页。
（29）第2页
（30）同注（1），《古史辨》二，第334页。
（31）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古史辨》二，第321页。
研究方法。
另外二个理由比较简单，一点就明。
第二，古史辨论运动吸引了一些20世纪最享盛名的史学家和学者；更主要的是，培养或熏育了一代史学家。顾先生的“古史层累造成说”及其“科学的方法”赢得很多同道和在没有政治外力干预下的忠实追随者，形成古史辨学派。无论是古史辨派的学者，还是赖此古史辨论成名的参与者，他们后来多活跃于两岸三地海内外，成了著名史学家和学科重镇。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能看到他们中很多人的身影，有的活到了21世纪。而且，顾门弟子和讲友，尽管经过大陆胡适批判思想改造运动洗礼后服赝唯物史观，其实并不能揩干净他们与“古史辨”的精神联系和学术脉络，甚至掩盖不住他们内心深层的“古史辨”认同。
第三，就是前面提过的快速为20世纪新史学开风气，解除思想束缚，影响了百年史学的发展。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此书（《古史辨》第一册）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32）“古史辨”的开风气当然不同于如观堂之学的“转移一时之风气”（33）；后者对尧舜禹古史系统是建设的，其转移之风是青萍之末的，和缓的，此非日常势久不能见其功，因此，即使在北大，“到民国初年，学风还很保守。”（34）据顾先生及钱玄同之见，唐宋以来的学术社会处于积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忍怀疑的批评。即清代的学者仍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还有“家派”的束缚、“道统”的束缚（35），“过去的幽灵”甚至束缚着求新者思想，时时奔赴腕下，挥之不去（36）。“古史辨”的辨伪疑古是“大胆的破坏”的，是“大刀阔斧”（37）的、“革命”的、“破坏”的、“激烈”、“非传统的”（38），“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39）。它颠覆了定型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推倒了尧舜禹的偶像，上述顾钱所谓种种的思想束缚亦随之迅即解除。由是，辨伪疑古成了20世纪史学之一大学风，中国史学进入韦伯所谓的解咒时代。至于“解放思想”，虽经尘封一时，但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已不仅是史学界，更是一个时代的口号了。
昔人有云：“颉刚先生在我们学术界中确是一个霹雳，这想是大家都感到的……但颉刚先生的精神不独我一个人，想大家都承认是一个时代的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而他便是这个精神的代表选手”（40）。事实意义的历史地位是一定永定的，因此，这段75年前的话，我们今天仍可说。
三、学问境界：“大胆作无用的研究”
民国以降，中国的知识界自有不反日、不爱国的。顾先生则不然，他系念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九·一八”事变后，学术重心转到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史地和民族问题，即是对日寇步步侵华的反应，对抗日本御用学者，还编抗日通俗读物。然而，爱国自爱国，学问境界自学问境界，二者毕竟分属两事，用一句哲学话语，二者是综合关系，不是分析关系。所谓“学用结合”、“经世致用”，并不是顾先生治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恰恰相反，“跟（32）同注（1），《古史辨》二，第334、338页。
（33）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3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略》，台北，东华书局，1978，第96页
（35）参见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第78、35页、《古史辨》三〈自序〉，第1页。 （36）疑古玄同致顾颉刚〈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古史辨》一，第232页。 （37）《古史辨》一顾〈序〉第4、60页。
（38）参见顾颉刚《古史辨》三〈序〉，第1、2页。
（39）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第17页，《古史辨》一。
（40）何思敬〈读妙峰山进香专号〉，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第159—160页。
着兴味走”（41）,“无用的研究”（42），才真是他的学问境界。至少，“古史辨”时期绝对如此。
幼年即在翻书中过日子的顾颉刚，其实是个中国传统非科举形态的纯粹的读书人。他嗜学为乐，求知欲强，极富知识好奇心，醉心学问。他只有“学问上的野心”（43），而“没有政治上的兴趣”（44）。他视应用为学问束缚，根本不喜欢“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而欣赏“清代学者则敢于脱离应用的束缚”（45），“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46）。在在表明，顾先生反对以应用为标准来要求学问，信奉的是脱离应用的纯学术。据他自述，正是从章太炎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他受到了治学的最有力的启发。他之突破清代的辨伪学而发动古史辨论，其动机纯粹是知识的，而不是应用的。一是受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所指出的“上古茫然无稽”的启发，二就是不满意今文家“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47）顾先生郑重宣布：太炎“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学问必须脱离了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的发展，这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义。”（49）
学问必须脱离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的发展，是个学用关系的命题，我称之为现代意义的“学问独立意识”。顾先生之所以奉之为治学的基本信念，自有其基本的理性认识或理由说明之支持。最初他亦视用为学的目的，以为学是用以指导人生的。大约自民国三年至六年，他曾耗费了四年的工夫，对“何者为学”等问题作本体论思考，彻底扭转了“经世致用”的旧观念。
这些思考和认识，经我粗粗地整理所得，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八点：
（1）顾先生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50）。
（2）知道一切学问，并不都是致用的（51）。
（3）更主要的，在他看来，学问的真实精神，不在致用，而在求真知（52）。
（4）虽然他并不否认有的学问有其应用性，亦曾很想研究民族衰亡问题做他的唯一的救国事业；然而，“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
做学问时的目的。”（53）
（5）做学问应屏弃功利的动机，不求应用的实效；“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酝酿出一些成绩来”，而“愈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54）。
（41）《古史辨》一，第98页。
（42）同上，第26页。
（43）同上，第15页。
（44）同上，第90页。
（45）同上，第77页。
（46）同上，第29页。
（47）同上，第43页。
（48）同上，第26页。
（49）《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展览会说明书·卷头语》，1928.12.转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第168页。
（50）《古史辨》一〈自序〉，第25页。
（51）《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1927.10。引自《顾颉刚年谱》，第144页。
（52）参见顾颉刚《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序》，1929，6，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69页。
（53）同注（50）。
（54）同注（50），第98—99页。
（6）如果把学问“归结于政治的应用”，如清代今文家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那是把“政策与学问混而为一”，“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 理性”；如汉代的“通
经致用”，“为谋他们的应用方便常常不惜牺牲古书古事”，使汉学成了“搅乱史迹
的大本营”（56）。简言之，以应用为目的必将屈抑理性，牺牲事实，远离真知。
亦即是牺牲学问的存在性，独立性，失去了学问的自体。
（7）不以应用而以求真知为目的，也就是以学问本身为目的。这种求真知的精神和认识，顾先生自谓乃受了西方科学的教育所激起。所以他还深有其感地视“没有功
利的成见”与打破崇拜偶像的陋习，同为“承受”“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
之必要条件（57）。
（8）总之，顾先生说：“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
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
用不用。”（58）所谓学问不能不离开 人生的约束，实即学问必须脱离应用的束缚
才可望自由发展的同义表述。
上述八点，构成了顾先生对学用关系的基本认识。他把这个学问与应用脱离的认识视为自身生命中的一个最可纪念的觉悟，宣称正是有了这个觉悟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59）。事实上，顾先生一生几乎都在努力坚持“薄致用而重求真”。他曾谆谆告诫他的学生们“千万不要把现在应用的眼光来看”研究学问的方法（60）；诚恳地祈求学人们“不应用功利的眼光去定问题的取舍”（61）。对清代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只是希望认识古代，既不想把古代的学术思想应用在当前政治上，也不想把它应用在内心的修养上，他内心似乎也是始终欣尝的（62）。至少“古史辨”时期的顾颉刚除了前面提及的民族问题外，“在研究别种问题时，都不愿与实用发生关系”（63）。显然，顾先生的学问观是非工具主义的，他对上述清代晚期今文家和汉代“通经致用”的批评，正可视为对一切把学问归结于政治、应用之手段的工具主义学术的批评，是一本体论意义的批评。而所谓“无用的研究”，其实是无禁区的“自由取舍”的研究：“只要有问题发现处便是学者的工作的区域”；其唯一的条件规定，就是去掉“功利的眼光”（64）。这里，“无用”之“无”，不但是“没有”的意思，还可作动词解。“无用”也者就是无掉应用，无掉功利，无掉政治束缚。所以顾先生对上古史“无用的研究”，实乃一切以学为手段的工具主义学术的对显，当然是一超越的学问境界。
不过，我们发现，这“无用的研究”之背后，还有一层是顾先生嗜学为乐的生命情调。顾先生是个极富生命情调的人，他的生活世界丰富多彩，买书、书画、山水、音乐、看戏、听鼓词等种种嗜好，都是顺了自己的兴味。他说自己“无论什么事情，凡是自己愿意做的，（55）同注（50），第43页。
（56）《古史辨》四〈顾序〉，第21页。
（57）同注（51）。
（58）同注（50）。
（59）同上。
（60）〈致选修三百年来思想史诸同学书——代《桂学答问》序〉，1929.1,引自《顾颉刚年谱》,第168页。
（61）《古史辨》三〈自序〉，第3页。
（62）参见《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第13页。
（63）《古史辨》一〈自序〉，第90页。
（64）同注（61）。
兴味总很浓厚。”（65）而所谓“自己愿意做的”，亦只是顺从兴味；所谓“兴味”，则纯是艺术的趣味。他说：“我的工作跟着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美感走。”至于“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之所以“大胆作无用的研究”，其性情上的缘故亦是他知道“挟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尝决不能成为真的欣尝。”（66）他之投身史学和接受科学方法，只是因为史学是最合他的性情的学问（67），发见自己的性情“与科学相近”（68）。他之由标点《伪书考》而走上辨伪疑古的道路，亦正是“顺从”了自己的“兴趣”（69）。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顾颉刚先生的学问是由其艺术性的生命情调所浸融而为一体的，顾先生对上古史的“无用的研究”，实亦“兴趣的研究”，是超越的境界，亦是艺术的境界。从用上说，是“无用的研究”；从体上看，是“兴趣的研究”，其实是一体之境界。求真知的学术活动发于自身的趣味，艺术性的趣味是支持求真知的生命力量，而不是身外的政治、功利、应用。“跟着兴味走”，则人在艺术性的趣味中，自会不知不觉地从政治世界功利世界中超脱出来，达到一种境界。此种境界同样将知识活动纯净化，只成了一个为知而求知的过程，一个“无”掉一切“知”外东西的“无用的研究”。艺术兴趣与求知活动在“无用的研究”境界中得到融和统一。所以我说，顾先生的“无用的研究”是个艺术性的超越境界。
由前述，我们已知，在顾先生，“无用的研究”完全是自觉的；而“跟着兴味走”，最初也许只是一种自在的生命情调，但后来也是自觉的。他明确说：“只觉得必须从我的才性上建设的事业才是我的真实事业”。（70）“跟着兴味走”，也就是跟着才性走。明白了顾先生这个艺术性的超越的学问境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故事的眼光”、“角色的眼光”，将“研究故事的方法”应用到古史研究上，并可以探识顾先生一生治学的深层用心和学术精神。正是在自觉的“无用的研究”亦是“兴趣的研究”中，顾先生获得并表现了纯粹知性的独立立场，获得并表现了“薄致用而重求是”的求真精神、自由精神。
四、大平台·大胸襟
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古史辨论运动，在20世纪百年史学中，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学术现象。其令人瞩目处，由集中记录这个学术现象的《古史辨》七大集透显出：它是由一位与现实持距（71）的“在野学者”（72）所主持的，它营造了一个开放、民主、平等、自由的，以学术为体为本位的大平台。我想，对此，任何有过泛政治化学术挫伤和灾难经验的嗜学者，都会朗然照见和深切感受得到的。
检阅《古史辨》汇编的350篇文章，不难发现，其实并不是清一色的辨伪疑古一花独放，而有各种观点的自由表述，平等交流。其首出观念，若借用第六册冯友兰序中所分而方 （65）〈与股履安信〉，1919.9.14，引自《顾颉刚年谱》,第53页
（66）《古史辨》一〈自序〉，第98页。
（67）同上，第40页。
（68）同上，第95页。
（69）同上，第43页。
（70）同上，第97页。
（71）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序》，引自顾颉刚著，顾潮选编《蕲弛斋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72）王守真〈缓远旅行记〉，《禹贡》第6卷第5期，录入《顾颉刚年谱》1936年9月条，第259页。
便说，有疑古的，有释古的；也有信古的，如王国维、张荫麟即信尧舜禹为实有之历史人物，柳治徵反对将古史共信之史籍一概抹杀，缪风林信《殷本纪》者；还有介于疑、信之间如钱
宾四（73），以及谨慎于疑、信之间如王志刚。若究其背后之文化价值观，则有反传统的，也有传统的。非但具体如九州、老子年代问题，直具体到了一个“帝“字，也是各抒己见，歧同交映；即对顾先生的“层累”说，亦更有针锋相对，肯否交辉。凡所讨论，百无禁忌，无一事不可争，亦无一说苟同。而且，说事说理，文辞章法，都有个人风格，多采多姿，自然成趣。所以，七集九大册煌煌洋洋，全无独断专横之官腔、僵硬一律之死样，只是百舸争流，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重见。350篇文章原散刊全国各地刊物，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风貌。赖《古史辨》的缩微，使后人得以重睹这场学术争鸣旧颜。
境由心造。用CCTV（11）台屏幕词叫做：“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古史辨》所展现的歧见纷呈、交相辉映的古史讨论大平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野学者”的共业，却也是源于“代表在野学者地位之资格”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平恕观物、容纳歧见的大胸襟。在与顾先生持异的歧见中，有具体学术观点相左的，更有直接针对的；直接针对的，有从“科学之理”批评其史学方法，也有直说其说不能成立的，还有用词严厉如以“信口疑古”、“凿空附会”批判的，顾先生俱不排抑，一概容纳入编，甚至还有主动或约或催来的。至于象钱宾四“不啻与颉刚争议”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顾先生诚邀刊发后，还把钱先生从苏州中学举荐进燕京、北大，今已传为史坛佳话。顾先生视学术批评为推动求知的力量，真诚欢迎和感谢一切批评，他说：“我又非常感谢刘楚贤（掞藜），胡堇人，柳翼谋（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我，逼得我愈进愈深，……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智识。”（74）对照有些学者，一受批评，或只是遭遇歧见，即永存芥蒂，伺机反唇相讥，下石报复；亦有拒谏将昔日师友情谊一笔勾销，怎不令人肃然起敬。顾先生容纳歧见之度量如此宽大，我敢说，不仅罕见于百年史坛，即在二千多年中国学术史中亦显其光采。
还应指出，顾先生这个广纳歧见的大胸襟，有其虚怀若谷自谦之德和恢弘平正之器识的内涵，他虽创新说，却不高自标置，更不唯我科学，挟借20世纪不可抵御的“科学化”大潮，强加于人。他一再说自己“编辑《古史辨》的动机，并不是想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乃是要把它做成中华民国史学史上的一部分的‘史料汇编’”（75）；“《古史辨》中提出的问题多数是没有结论的，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收集一时代人们的见解的，它不是一部著作。它只是整箱的原料而不是工厂里的制造品。”（76）试想今日有的锐进学者，盲瞽陆沉而不自知，只是仗着有了一些什么经历，就自以为天下深刻莫予属也，就可以明白顾先生这个恂恂自谦之德在学界是何等地弥足珍贵。他绝无教主心态，去做什么“青年导师”，说：“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我绝不像廖平、康有为那样，自居于教主而收罗一班信徒，盼望他们作我的应声虫。”（77）顾先生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真实地视学术为公器，非一家派之私有。《古史辨》第四册，他委托罗根译编，印行以后，许多人觉得诧异：为什么顾颉刚不自编。为解人疑惑，顾先生说：“我觉得这种态度未免胸怀不广；学问非私产，何必私有呢？”（78）
（73）参见拙著〈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上海《史林》1993年第4期。又，前揭陈其泰等编《古史辨学说评论讨论集》。
（74）《古史辨》一〈序〉，第3页。
（75）《古史辨》三〈自序〉，第1页。
（76）《古史辨》三〈自序〉，第3页
（77）同注（39），第28页。
（78）同注（75）。
唯其如此，他在己，“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风”（78），心思平正；故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79），“对待一切学问的绝无成见”（80）；待人，一以平等心，只有是 非的辨别，没有偶像的崇拜，也没有高低、好坏、雅俗的歧视，“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
不占势力的人物”，“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81）。难怪他的好友王伯祥称他是“一个万物齐观的史学家“。（82）他的发动古史辨论用心，也就在要营造一个开放、民主、平等、自由且又健康、正常、活泼的学术新风，推动学术自由的发展。他说：“我实在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自己感到烦闷求解决的欲望。我希望大家都能用了他自己的智慧对于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又真能接受他人的切磋。”在讨论切磋中，“用了自己的理智作审择的工夫而定出一个真是非也。”（84） 亦唯其如此，顾先生编《古史辨》，容纳歧见的局量才如此宽广博大，无论高下肯否，甚或痛驳，象阿弥陀佛的大布袋一样，无不纳入其中。
“古史辨”展现了一个无“政治的应用”束缚、无家派门墙的学术大平台。用纯粹知性的眼光看，顾先生以其大境界，大胸襟营造的这个大平台，无疑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提供了一种学术讨论典型而垂范。
五、余论：今天我们将如何总结顾颉刚
最后，再讲一个想法，以为拾遗之余论。
这就是，今天我们将如何总结顾颉刚？于此，我提出一“如实”、二“广”、三“不苛求”、四“换眼光”。
首先，我借用佛教的观点：应如实观。也就是去掉一切障蔽成见，直面顾颉刚和他的“古史辨”。历史已经翻过了20世纪，20世纪世纪学术的总结正在进行着。古史辨运动也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五十年代的陪批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常方式的总结，三次纪念学术活动当然也是总结。这些总结中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这就是批判者（不是论衡意义的批判）将顾先生的史学思想定性为唯心主义（85），肯定者又将他往唯物史观靠（86）。意见相反却各有理由。显然这是知性受到了价值成见的影响和左右。然而，给顾先生加上“唯物主义”的桂冠，或套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就是认识他的本质了么？就一定是抬高或贬低他了么？我看，难说。因此，与其纠缠于此，还不如“先谈问题，后谈主义”，采用顾先生“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87），弄清顾先生自己的意思，以顾还顾，做成一顾颉刚研究的史料学知识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去掉我执，放平心思，直接与顾颉刚对话。此之谓一“如实”。 （79）《古史辨》一〈自序〉，第32页。
（80）同上，第81页。
（81）王伯祥〈读《经今古文学》和《古史辨》〉，《古史辨》二，第360页。
（82）同注（80）。
（83）同注（81），第363页。
（84）同注（76）。
（85）如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对开封市大中小学历史教师的报告〉，《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2辑；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吴译、袁英光〈古史辨派史学思想批判〉等，见陈其泰等编《古史辨学派讨论集》。
（86）如杨向奎〈论“古史辨派”〉等，见前揭陈其泰等编《古史辨学派讨论集》。
（87）《古史辨》四〈顾蓄〉，第19页。
其次，当广其古史辨伪学而总结。对顾颉刚，我无专业的研究，本文亦非全面的讨论。无可否认，创立古史辨派，是顾先生确立20世纪史学地位的品牌学术。但顾先生其人其学，原是十分丰富的。其学喜创新，其人则传统意味颇浓。若暂置其专业学问不论，视其日常生活散事散文，则至情至感，决非冰冷冷的理智；感民困国危，“欲以天下事为己分内事”（88），
宛然儒者情怀矣。他好学博文，古史辨伪学实不足以概。顾先生学趣广泛，除与会诸公所举史地、民俗、图书馆学外，他的《尚书》学独步史坛，即秦汉史、戏剧观亦应当重视。顾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写得最好的一本深入浅出的秦汉史专题著作；其富学术内涵而又通俗晓畅能导初学者入门，大约只有萧一山《清代史》可与之比肩。京剧从老生时代走进青衣时代之契机，顾先生尝指出，是因为“须生没有好的了，梅兰芳做了戏剧的中心人物”，而“大家只要唱得好听”（89），完全是一付史家的艺术眼光。它比某“文豪”所谓梅兰芳的走红是因为男人去看扮女人，女人去看男人扮的变声，不知要正常多少、高明多少；亦足以引起京剧研究从业者的重视。所以，对顾先生，应该广其学地全面终结。此之谓二“广”。
又次。直面顾颉刚，当然是勿掩其失，亦不抑其美，而见失说失，见美说美。古史辨论运动及“层累造成”说有它的缺失，对此，顾先生自己就不讳言，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如“层累造成”说，作为一种方法，应用到大禹研究上，自是失败了。但也有应用成功的，如胡道静所研究，上海龙华寺塔史即层累造成的（90）。不仅古史，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当代史，都既有层累“造成”的，也有层累“遗失”的。这说明“层累造成”说只能视为一或然律。虽不是必然律，但仍不失其意义，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尤是在“政治的应用”下，“层累造成”就会成为一常见现象。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着实有许多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91）远的不说，近的只要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就能看出它的一定有效性。诸如人所熟知的井岗山朱毛会师成了“毛林会师”，“朱德的肩担”成了“林彪的扁担”，就是一“层累造成”说的典型例子；当然，同样还有很多层累“遗失”的史实。今天站在21世纪的我们，比起八十五年前“古史辨”启动时的顾颉刚，已经拥有更多的知识积累、考古成就、思想资源和研究手段。随着存在主义、诠释学以及重视自身经验的科林伍德史学、主体主义的克罗齐史学等新学说的兴起和被日益重视，实证主义是否为史学唯一适用的方法以及科学主义亦愈来愈被质疑和反省，这已非当时人所能想象。至于“超越疑古”（92）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中170多位史理两科学者，用上了多种现代科技手段，历时五年始得初酬。此则周谷城说得好：“几十年前讲这个问题都不可能。”（93）我们不能因21世纪扩大的视野和成就来要求当年不到三十岁的顾颉刚，苛责其缺失而漠视其成就。此之谓三“不苛求”。
再次，还可以变换眼光。现代中国的学人，无论海内外，借用顾先生的“眼光”说，主流都是西学的眼光。整个近现代都在向西方寻求真理，什么都想和西方接轨，故此可以理解。但我要说，是否不要只用西学眼光。只向西方开放的心灵，其实还是不够“灵”的。在向西方开放的同时亦应向历史开放，变换一付传统的眼光；总结顾颉刚亦然。其实顾先生自己说的很清楚，他之辨伪疑古，在受西方科学洗礼之前，已自觉承受了唐宋明至清今文家 （88）同注（71）；第304页。
（89）〈诗声〉，《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收入《蕲弛斋小品》，第8页。（90）氏著〈《古史辨》对一个顽固青年的冲击〉，《顾颉刚学记》，第406页。
（91）同注（39），第25页。
（92）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1996年5月16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的发言提纲〉，《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93）宋健：〈酬“断代工程”初遂〉，《光明日报》2000年9月22日。
的怀疑传统（94）。后来他又一再强调“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樵）、姚（际恒）、崔（述）三人的思想”（95）；“以考证方式发现新史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顾先生的女公子顾洪教授还曾
在《顾颉刚读书笔记》中揭出实录，在古史辨派受陪批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顾先生对时任中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尹达说：“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97）其实，顾先生的学问，若细究起来，还可寻出其更远更深更主要的传统根脉。如他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也就是老子“为而不恃”（《老子》10章、77章）之玄德。“无用的研究”，则相当于老庄“无”“无为”（《老子》38章）、“无用”（《庄子·人间世》）的境界（98）；“跟着兴味走”、“趣味的研究”正是儒家“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乐于成”（《论语·泰伯》）的境界，亦是庄子“忘”与“游”的艺术精神（99）。所以我说顾先生的学问境界实可视为一儒道兼综的境界。北京纪念会圆满结束甫一宣布，我匆匆对顾潮教授私语：不要将顾先生从传统划开。此境界寻究即是当时横亘我胸中的一重要根据。境界论乃中国传统学问的胜场，顾先生的学问境界自然从中国传统上寻究更为恰当。此之谓四“换眼光”。
一句话，我们仍然需要顾颉刚当年的学术精神：“自己放出眼光来。”（100）
（94）同注（66）。
（95）同注（39），第12页。
（96）同上，第29页。
（97）顾洪：〈论古史辨学派产生的学术思想背景〉，前揭《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第191页。
（98）其实是儒道佛的“共法”。见牟宗三先生《才性与玄理·三版自序》；1974年，台湾学生书局。
（99）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湾学生书局，1966，第107页。
（100）〈与殷履安信〉，1919，7，28，引自《顾颉刚年谱》，第51页。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 --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
胡适和顾颉刚 胡适和顾颉刚 https://www.doczj.com/doc/a06639275.html, 2008年06月18日14:22 《人物》杂志 胡适晚年顾颉刚文/潘光哲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胡适(1891—1962)与顾颉刚(1893—1980)都是一代学术巨子，各有独特的影响。双方之间的交谊故事，亦堪称学林嘉话。 胡适与顾颉刚之缔缘，始于1917年秋。那时胡适甫自美国求学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在哲学门(即哲学系)第一与第二年级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等课程，顾颉刚正是“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胡适教授这门课程的思路甚为独特，“截断众流”，直接从《诗经》取材，让一班上课的同学“舌挢而不能下”。已在中国传统学术天地里用过功的顾颉刚，对之大为佩服，从此相知。1920年，顾颉刚从北大毕业，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所得薪资不足以安居，胡适伸出援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令顾感念不已。双方往来，愈臻密切。 就胡适的学术研究来说，曾得顾颉刚的不少助力。当胡
适要开展《红楼梦》的研究时，顾颉刚便提供了不少材料；顾颉刚编的《清代著述考》稿本，也是胡适长期借阅以备考查的资料。相对的，胡适对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与生活情况，始终关注。他嘱咐顾颉刚校点清儒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认为这既有利于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于后学有益”的事。未几，顾颉刚因家庭因素离开北大，胡适即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月支酬金50元。甚至于胡适也 不吝借款给顾颉刚，以济其不足。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是胡适的老同乡，胡适早期的多种著作都归亚东图书馆出版，所以胡适曾嘱汪孟邹汇款200元给顾颉刚。结算起来，顾颉刚积欠胡适之债，一度高达220余元。 胡适对学生的照拂之情，对顾颉刚的为人处世影响很大。日后当顾颉刚在学界亦自成一家之时，也屡屡照顾学生辈的生活经济状况，甚至于让学生以他的名字为各刊物写稿，盖如此稿费较高，学生藉此可得济助。例如，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是总结当时中国史学研究成果的名著， 即署名顾颉刚，实际上，这部书是弟子方诗铭和童书业联手完成的。至于胡适乐于提携栽培学界后进，顾颉刚亦法式师道，亦步亦趋。他屡屡向胡适建言，推荐学界新血，如推荐杨向奎入北大研究所整理明代档案，也荐高去寻为研究所考古学会的助理。他又请胡适帮周一良的忙，认为胡适“能提拔这人一定是值得的”。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①“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②“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③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一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④我们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①，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②”，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⑤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是盲从，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③”，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⑥怀疑不仅是从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从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④，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⑤；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尔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⑥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产生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内容摘要：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当此“世纪之交”的不平常的时刻，在对百年以来学术的发展演变进行回顾和总结之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题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即是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对于这一在本世纪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非很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于30年代曾从顾颉刚先生学习，起初相信“古史辨派”的理论，后来学术观点又产生了分歧，转而对顾先生及“古史辨派”的论点提出辨难。按理讲，以杨先生这样的学术经历，由他来评论“古史辨派”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事情却非如此简单。1981年，杨先生撰写《论“古史辨派”》一文，发表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对于此文，杨先生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初稿写成后先寄给史学界的朋友请提意见，并将有回信的尹达、赵俪生两位先生的主要意见摘录在文末“后记”中，说明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修订了原稿。而赵俪生先生信中则有云：“您的大著敬谨拜读了三四过，感到评论很不容易。第一，很难定自己提意见的思维；第二，很不好措词。”可见评价“古史辨派”确是一件难度颇大的工作。 “古史辨派”在三四十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旭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 （注：疑古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又说，“当日各大学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页。）《古史辨》第一集结集出版在1926年，而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的形成在1920 至1923年，年龄为27至30岁。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却能一下子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并且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其中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认真地探讨。本文即集中在“古史辨派”兴起在传统学术中的深远渊源，“古史辨派”兴起的时代条件，以及对其得失功过如何评价这三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 二十世纪“古史辩”学派的兴起，其深刻的根源存在于传统学术之中，所以它首先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在五四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秦汉以后，中国学术中存在两种对立的风气。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考信”作风。他
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凤凰资讯 是非还是意气鲁迅为什么厌恶顾颉刚 顾颌刚 鲁迅小说《理水》中有一座文化山，山上有一位鸟头先生，他鼻子红得发紫，说话结结巴巴。当人们议论大禹治水时，他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吃吃地说：“这这些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会治水的吗？”这位乌头先生就是影射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顾颌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鸟头”这个绰号即从“顾”字而来。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指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
而不是人。”他又依据《说文解字》对“禹”字加以解释，说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1919年3月26日，鲁迅在《孔乙己·附记》中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但16年后他撰写《理水》，却把顾颌刚的生理缺陷当做笔下的嘲讽材料，这显然违反了他当初的创作宣言。鲁迅后来承认，《故事新编》“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1936年1月18日致王野秋函），也许含有对上述做法的自我批评吧。说“禹是一条虫，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论，更丝毫没有可笑之处。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颌刚先生指出，《尚书》今文28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漠》3篇是战国儒家的伪造文件。伪书的作者利用远古的神话材料，确立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古史系统，虚构他们的许多美政，引导人们一心向往儒家宣扬的尧舜盛世。顾颌刚先生运用翔实的史料，通过缜密的考证，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卫道士径烃守护着的伪古史。他在史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那么，鲁迅跟顾颉面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呢？。 在致许广平、章廷谦等人的私人信扎中，鲁迅真实袒露了他厌恶顾颉刚的几点理由： 一，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
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 李向阳 摘要：墨与侠二者之间关系问题自20世纪出现的墨学研究热潮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的问题。老一辈学者多坚持墨与侠有着渊源关系，但是现当代年轻学者认为侠与侠义精神是独立发展而来与先秦诸子思想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本文通过对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各自所包涵的精神实质做一个比较研究。认为墨家思想是侠义精神的内在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指南；而侠义精神是墨家兼爱天下，利他无我精神的极度伸张。 关键词：墨家思想侠侠义精神 墨家学派是战国诸子百家的重要一支。《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所记载的墨者的形象是抱有坚定的“兼爱”、“非攻”理念，为天下公义兴利除弊，死不旋踵，是一个具有理想信念又兼重实践的社会组织。“侠”是古代文武兼包之士的武士演化而来。侠者奉行为义之道，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历来人们把侠看作是公平，正义的执行者。侠义精神更是人们对侠者的人格特征及行为模式的心理认同。墨家与侠在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的理想追求与实践过程中行为模式的相似性上，使得人们对墨与侠，墨家思想与侠义精神关系的认识上长期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本文欲将二者通过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证。 一、研究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墨家的发展历程是有着一番波折的。自战国中期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形成，组织之严密，思想体系之完备，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然战国秦汉间骤然衰落，魏晋以降几湮没无闻，习墨者寥若晨星，学人谓之“中绝”。时至中国近代兴起了一股墨学复兴思潮，墨学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其中墨与侠渊源关系的讨论是争论颇多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鼓吹侠以张扬民气的需要，人们纷纷将墨、侠糅合起来，创立了“侠出于墨”及“墨侠一体”说。这种说法最早由晚清学者陈澧提出。他在《东塾读书记》卷12中说：“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康有为继之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而将这种说法变成学术界公认的说法的是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的论证。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墨学研究者对游侠即墨者都深信不疑。侯外庐干脆把游侠称为“墨侠”，认为它是后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派。纵观20世纪初中国的墨学研究者是带着一种民族情感来研究墨家的。所以不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因此遭到现代学者的质疑。这其中余英时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的论证也多被现代学者所信从。他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侠与中国文化”一节中提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到的‘儒墨皆排摈不载’就是侠与儒墨两家没有渊源关系的断案了”进而对梁启超论证中的“儒墨”、“儒侠”对举现象做了分析，认为“韩非子《五蠹》中之‘儒’涵盖了儒墨，是广义上的指代知识分子。”另外在对游侠的事迹做一番考察之后，得出“侠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并且认为“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张炳麟《儒侠》）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侠”找寻任何古代学派的源源了。1我个人认为以前两种相对的说法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不能作为墨侠关系论述的最后结论。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侠”画像的人，然而《史记·游侠列传》中他自己也坦言“自秦以前，
内容摘要：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收集了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讨论古史的文字。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古史辨》的出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研究的著名理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事实上随《古史辨》出版而形成的古史辨学派的活跃，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十分的重要内容，对中国上古史料、史实研究以及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巨大。 一 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 顾颉刚先生从《诗》《书》和《论语》三本古书中对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发生怀疑，“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从而初步建立了著名的古史层累说的假设。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理论与他早年对禹的身份的怀疑密切相关。 关于大禹，顾先生在1923年2月25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上帝建商，与禹有什么关系呢？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閟宫》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一个观念）……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3] “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4] 顾先生此说一出，立刻遭到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征等先生的激烈批评。 刘掞藜在1923年5月13日《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说：“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把‘禹敷于下土’的‘下土’说作对于‘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己亲自去观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证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见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於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
本条件。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肯随便轻信，便是怀疑的精神，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我们听说古代有三有三皇五帝，便要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於何书？最先见于何书？书是何时人著 的？书是何时人着的？著者何以知道？著者何以知道？我 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 虫？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便要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有什麼科学根据？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 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於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先经过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个步骤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精神也是基本条件。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就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获得新发明，怀疑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阅读练习及答案（二） (一)阅读短文，完成15—18题。(18分)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 “学者先要会疑。”——程颐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张载 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自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 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 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儿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立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今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15．文中所说的怀疑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它对做学问有什么重要意义？(3分) 对于传说的话，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轻信了，就是作者所说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是做学问的前提。 16．文章开头引用程颐、张载的话独立成段，有何作用？(4分) 开头引用两位大学问家的名言单独成段，不仅表明了作者的中心论点，而且也是有力的道理论据，也为下文的论证提供了依据。 17．第四段主要运用什么论证方法？有何作用？(5分) 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列举了“三皇、五帝”“腐草为萤”这两个事例，具体论述了人们怎样以怀疑的精神做学问，明白易懂。 18．下面的材料能否作为第六段的论据？为什么？(6分)
顾颉刚与鲁迅的是非曲折修前 【摘要】顾颉刚与鲁迅曾同时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虽然如此，两人的交往却极少，只能算作泛泛之交。一直以来，两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越弄越僵，最终几乎要对簿公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其主要表现在“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等事件中。 关键词：古史辩剽窃案厦大风波留粤听审 在谈及两人的是非曲折前，有必要先介绍下顾颉刚，鲁迅就不必了，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顾颉刚（1893—1980）原名顾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在北大学习期间师从胡适。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民间文学研究家。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近十所高校教授。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的创立者，这一学说打破了把古代视为“黄金时代”的观念，曾在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著有《古史辨》、《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汉代学术概论》、《中国三千年来民族发达史》等。 一 所谓“古史辩”问题，是指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问题时，曾说“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于是他人便将此归纳成“禹是一条虫”。实际上这只是顾颉刚的一种假设，不久之后，他就放弃此说啦。但此
话一经宣扬，鲁迅知后便极力讽刺奚落。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水》中，针对顾颉刚的观点（顾颉刚假定鲧是鱼，禹是蜥蜴），把顾颉刚称为“鸟头先生”。因为“顾”字繁体为“顧”，据《说文解字》，顧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鸟头。很明显，鲁迅在这里进行了人身攻击。 鲁迅之所以如此对待顾颉刚，是有其背景的。方时，北大教授分成两派，互不相让。一为留学英美派，代表人物有胡适、陈源，代表刊物为《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另一派为留学法日派，代表人物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均为浙江籍，代表刊物是《语丝》、《京报副刊》。而当时顾颉刚正师从胡适，不消说，鲁迅将顾颉刚视为英美派（即现代评论派）了，所以对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百般奚落，认为顾颉刚“将古史‘辨’成没有”。而实际上，顾颉刚并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最起码当时他还在沈兼士手下人任究所国学门职呢，若顾颉刚为现代评论派，沈兼士又怎肯要他？ 鲁迅之所以不顾事实，对顾颉刚乱骂一通，主要还是因为胡适。胡适是顾颉刚的老师，而胡适主张“少谈论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鲁迅所不赞同的，所以“爱屋及乌”，顺带的将顾颉刚妈了个狗血淋头。 对于这个问题，顾颉刚也只有郁闷了，“最使我惆怅的，是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放弃。”【1】 二
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
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读哲学门。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他还认为“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顾颉刚怀疑古史的论文一发表，立即吸引了全国的学术界卷入辩论古史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数百篇，顾颉刚自1926年开始结集出版《古史辨》第1册，至1941年出版第7册，共汇编了350篇文章，325万字，代表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的治史道路和历史观。苏联史学家越特金(P.B.Bяткин)评价顾颉刚“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美国史学家施奈德(L.A.Schueider)在他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中说“顾颉刚是现代中国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是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转引自刘起■著《古史续辨》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自顾颉刚1923年考辨古史的论文问世，迄今已逾70余载，虽然其在史学界的影响，超过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一切史家，但是评价仍然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考古文献的重大发现，对于古书真伪问题又掀起一股研究新热潮，因而又涉及对“古史辨”的评价问题。本文无意全面评价“古史辨派”，仅拟就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历史观即“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理论，进行初步研究，从而说明这种历史观的得与失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一“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要旨 本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对于传说古史的挑战与批判，发展到对于《尚书》、《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重要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辨伪。这实际上涉及对中国古史资料的全部审查工作。论战的实际结果，
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05月/20日/第004版/ 顾颉刚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历史地理学今天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科。这个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不管是在历史学界、地理学界,还是一般知识界,都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与国际学术界的同行相比,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大多数分支领域,也早已走在世界前列。不管是在历史学领域,还是在地理学领域,历史地理学都是一个较小的分支,而它能够在我国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追根溯源,则不能不归结于顾颉刚先生的奠基之功。 虽然从更早的渊源上讲,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成书的5汉书#地理志6,但是作为一门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学科门类,它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说是由顾颉刚先生一手奠定基础发展起来的学科。 众所周知,顾颉刚首先是以研究上古史并创立古史辨学派而驰名于学林的。由于在研究上古史和上古史文献特别是5尚书#禹贡6时,遇到很多古代地理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也痛感当时历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需要,从而引发了顾颉刚研究古代地理的志趣。当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沿承古代的传统,是以疆域政区沿革为主,学科的名称也是沿用古代的/沿革地理0一词。30年代初,顾颉刚在他任教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学校,开设了中国沿革地理的课程。顾先生给学生授课,从来都不是简单机械讲授学术内容,而是积极引导学生共同讨论、探讨、分析问题,并悉心指导学生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撰写成论文。所以这门课程引发学生很高的学习热情,并且在学生的作业中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和札记。为了引导和激励学生们走入学术殿堂,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人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使这一学科得到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顾颉刚先生在1934年2月,用个人的薪俸并从社会募集部分资金,创办了一份名为5禹贡6的半月刊,专门登载历史地理学研究论文。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就是从他授课的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大学的学生课业中遴选出来的。5禹贡6半月刊的出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聚集在顾先生的周围,从事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在1936年5月,创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5禹贡6半月刊则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5禹贡6半月刊刊登的文章和禹贡学会的活动,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了/禹贡派0的说法,反映出这些学术活动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正在生成。 所谓/禹贡学派0的出现,实际上正是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学科的转变。正当顾先生引领着这一学科继续向前探索迈进的时候,1937年/七#七0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时局艰危,5禹贡6半月刊和禹贡学会,都基本上被迫停止了活动。假如没有日寇入侵,禹贡学会的工作得以继续发展,并且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有条件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学术理论,自然很快就能够全面建设起这一学科。值得庆幸的是,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短短的几年期间内,顾先生已经为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按照顾先生为禹贡学会制定的工作计划,
摘要：崔述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其间并且存在日本疑古思想的外来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192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以前，顾颉刚还没有见到日本那珂通世本《考信录》。其后他整理编订《崔东壁遗书》，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参考了那珂通世的研究成果。关于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的关联，主要有：（一）胡适“极少数人欣赏，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说；（二）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三）廖名春“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四）李庆“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共同源头”说；（五）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一、与崔述的最初接触（1906－1923）据胡适先生《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年谱目：崔述卒后8年（1824年），陈履和刻成《遗书》；卒后87年（1903年），日本史学会印行那珂通世标点之《东壁遗书》；卒后105年（1921年），顾颉刚标点《东壁遗书》；卒后107年（1923年），胡适撰《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卒后120年（1936年），顾颉刚标点之《东壁遗书》出版。对崔述学术的传播有清晰的条列。〔1〕（《附录》）（p.950－951）据李庆先生统计，〔2〕清末民初之际崔述事迹见于以下书籍： 1.陈履和《敕授文林郎福建 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行略》(见道光四年刊《崔东壁先生遗书》附) 2.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十四、 3.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4.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三十五 5.陶梁《国朝畿辅诗传》 6.咸丰三年《大名府续志·文苑传》7.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三十九8.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六十八9.赵尔巽《清史稿·儒林三》顾颉刚先生所整理的《崔东壁遗书·附录》，又有徐世昌《大清畿辅书征》卷三十三的《崔述小传》一种，〔1〕（《附录》）（p.915）可为上述统计作一补充。这些小传均为史料性质，来源也都是陈履和的《行略》。在学术研究方面，据李庆先生所述，在胡适、顾颉刚等人发现崔述以前，1905年《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七期刊有署名霾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1907年《国粹学报》第三卷第九期（总三十四期）有刘师培的《崔述传》。由于刘师培及其妻何震曾在日本留学，与日本学界多有联系，所以李庆认为：“此文的写作，或是 受到日本出版《东壁遗书》的刺激，也是可以想像的。”〔2〕1932年2月，顾颉刚先生编订《崔东壁遗书·附录·传状目按语》时，也已肯定刘师培所作《崔述传》是目睹了日本史学会所刊《东壁遗书》，并节缩陈履和《崔东壁先生行略》而作。顾颉刚还说，在1926年，他由张春晖处得到了嘉庆二十三年所刊《崔东壁先生行略》的原版。〔1〕（《附录》）（p.939）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对崔述的注意，据《古史辨》第一册上编，有以下的过程：（一）由顾颉刚首先提出崔述一事1920年12月15日，有了编辑《辨伪丛刊》（当时叫做《辨伪三种》）的计划以后，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清代人辩证古史真伪的，我知道有两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先生那里有么?”〔3〕（《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p.14此处所说“我知道有”一事，80年代初顾颉刚撰文补充说：“约莫在我十二三岁时，我在家中找出了一部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其中有《崔东壁先生事略》一篇，说他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把西周以前的历史和孔子个人的历史，作出了细密的考辨，于是大量的《传》、《记》中许多失真的记载给他一扫而空了。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事!但是这部伟大的著作，直到我大学毕业时还没有看见，因为它的流行量太小了。”〔3〕(《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6－7）（原刊《中国哲学》第二、六辑。）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成书于同治初年，由曾国藩作序，流传广泛。日本学界了解崔述，最初也是通过此书，详后引内藤湖南之语。顾颉刚十二三岁，是1904－1905年。顾潮、顾洪将此事系在顾颉刚14－15岁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读书期间，〔4〕（p.31）时间是1906－1907年。顾颉刚在信中同时说到的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很快在胡适的藏书中找到了，翻检之后并没有辨伪方面的内容，使顾颉刚和胡适都感到失望。〔3〕（《论〈竹柏山房丛书〉及〈庄子·内篇〉书》）（p.17）顾颉刚治学是从目录学开始的，在林春溥的《竹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