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美国经济学家George A.Akerlof 在1970年所发表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柠檬”市场模型，从而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如今，“逆向选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已被学者们通俗地称为“柠檬”问题[1-6]。
在“柠檬”问题的影响下，中国农产品市场已然陷入质量安全的低效率均衡，但要促使其转化为质量安全的高效率均衡却并不简单。胡定寰认为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程度同农产品的“供应组织结构(Supply Organization Structure)”有密切的联系，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放开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的统购统销之后，一家一户及流通部门中的个体经营者成为农产品供应
链上的经营主体。尽管这种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供应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市场效率，但同时也存在经营主体过于分散、规模太小、难以采用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与技术以及社会管理成本过高等缺陷[7]。方敏[8]认为绿色食品的产业化首先要在生产上变分散经营为规模经营、建立大规模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品质与管理的问题。但是，大规模的生产是否必然会带来农产品的高安全质量？赵亚翔、高素英认为，尽管追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是农产品供给主体的基本理性，而适度的规模经营能带给农产品生产者更大化的经营效益，但并不会必然提升市场中所交易农产品的安全质量。对于那些高安全质量农产品的生产者而言，应通过强有力的商誉信号传递
基金项目：天津市2008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面向滨海新区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TJYY08-1-037）。
第一作者简介：赵亚翔，男，1976年出生，重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创新、产业组织治理与区域竞争优势方面的研究。通信地址：300130天津市红桥区光荣道8号。Tel ：022-********，E-mail ：zydresearch@https://www.doczj.com/doc/a85527446.html, 。收稿日期：2009-11-17，修回日期：2009-12-12。
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解决
——一个基于食品质量安全视角的文献综述
赵亚翔，高素英
（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130）
摘要：在“柠檬”问题的影响下，农产品市场已然陷入质量安全的低效率均衡。为了促使农产品市场从质量安全的低效率均衡转化为高效率均衡，“柠檬”问题必须被解决。此文围绕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解决，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该问题的研究前景。关键词：“柠檬”问题；逆向选择；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声誉；品牌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2009-2398
The “Lemons ”Problem Exist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e Marke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Zhao Yaxiang,Gao Su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130）
Abstract:Agricultural produce market falls into low efficiency equilibrium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emons"problem.It is necessary that "Lemons"problem exist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e market should be resolved to promot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ket equilibrium from low efficiency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to high efficiency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a systematic summary on the "Lemons"problem exist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e marke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and corresponding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ut forward.Key words:"Lemons"problem;adverse selection;agricultural produce;food quality and safety;reputation;brand 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0):70-76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来摆脱农产品市场“柠檬化”的不利影响，以获得更大化的经营效益[9]。马骥、秦富[10]在总结制约中国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消费原因、评价北京市城镇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认知能力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认知能力的因素，其结果表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要先于收入约束而影响到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消费的决策。
就在笔者就论题展开研究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CCTV)《每周质量报告》节目(2009年10月24日播出)中所揭露的吉林“野山参”疯狂造假、“东北宝”陷入身份尴尬的现象，再次让笔者强烈地感受到解决中国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现实重要性与紧迫性。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笔者认为，“柠檬”问题的解决正是促进农产品市场从质量安全的低效率均衡转化为高效率均衡的那个阿基米德支点(Archimedean point)。
该文所称的农产品，是指食用型农产品，包括既可食用又可药用的农产品，但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农产品；其来源既包括天然农产品和初级农产品(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也包括对天然农产品和初级农产品进行分拣、去皮、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粗加工（未改变其基本理化学性质）后的成品。
围绕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解决，该文将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技术”路径与实施机制这2个层面来进行归纳和分析。
1“技术”路径
促进、改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显示、传递包括信息标示、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分级、信息可追溯等“技术”路径。
1.1信息标示
产品信息的标示是一种质量承诺背书，它一方面对消费者的选购行为起着信号的指引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生产、供给者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除了在产品上直接予以标示外，产品标签是一种主要的产品信息标示载体。产品标签是指附着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志与标贴，包括文字、图形、符号及其他一切信息的表征形式。用来改善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食品信息环境的标签制度有多种形式，但这些形式可归纳为二种基本类型，即自愿标签制度和强制标签制度。自愿标签是指政府对某些产品特殊属性的标示不作硬性规定，由生产供给主体自由决定是否在标签中予以标示。由于生产供给主体对自身产品的正面特性有信息标示的积极性而对反面特性的标示避之不及，进而
对社会的食品安全态势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又需要政府对标签的标示内容（如名称、配料、净含量、原产地、营养成分、厂商名称及地址、批次标识、日期标示、贮藏条件、食用方法、警示等等）与标示形式加以规范和强制，这就是强制性标签制度。强制性标签制度能够规避或减少自愿标签制度中“负面信息标示逃避”的现象，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11]。
侯守礼、顾海英[12]在对转基因食品标签管制进行研究后认为强制性标签制度在保护不喜欢转基因食品消费者利益的同时，却提高了食品成本并让全社会承担了增加的成本，所以并不能真正给以消费者知情选择权的保障，而自愿性标签制度才能真正保障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此外，标签制度的影响也不仅仅是知情选择这么简单，它还会影响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会影响农民的种植和养殖行为，会影响食品厂商的生产行为，因此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毛新志等[13]则对侯守礼、顾海英的前述观点提出质疑后认为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法规尚不完善、厂商机会主义行为盛行的环境中，更应该坚持实施强制标签制度的政策取向，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使转基因食品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在实证方面，王雅芬、兰萍[14]以杭州市的调查结果为例，就食品标签制度对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影响进行研究后认为食品标签制度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消费者对食品标签越信任，对安全食品的支付愿望也越高。冯忠泽、李庆江[15]对消费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六类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中，消费者最关注的信息依次是：保质期（62%）、生产日期（58%）、价格（50%）、认证标志（38%）、销售商品牌及信誉（36%）、生产者名称（23%），而消费者对销售商品牌及信誉、生产者名称的关注度比较低，这可能与中国市场诚信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不完善有关。
1.2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分级
“标准化”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引自GB/T20000.1—2002）。农业标准化是按照“统一、简化、协调、优选”的原则，通过对农业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制定标准和实施标准，即规范农产品生产过程提升农产品的生产质量，规范农产品的流通过程提升农产品的流通质量。农产品质量分级(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grades)则是根据农产品的分级质量标准(quality standards)，将不同质量的农产品进行分级、归类，是农业标准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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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市场普遍存在的“柠檬”问题，Hayne E. Leland[16]认为通过质量认证的方式实行最低质量标准市场准入限制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案，尽管它不是一个最优的方案。此外，根据Kohls and Uhl.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在市场参与者不能准确识别产品质量时，质量分级体系的应用有助于事先明确产品的质量、形成交易的标准化“语言”、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发展，因为质量分级的结果能向消费者传递产品质量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负面影响。然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却对农产品质量分级的价值提供了负向的支持，如Bockstael通过对加入质量变量的市场模型的构造，分析了最低质量标准引起的福利得失，对最低质量标准在农产品市场中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其认为在农产品市场上能够得以持续实施的最低质量标准往往是让生产者得利而让消费者受损的标准[17]。再如，标示是农产品质量分级的一个结果性步骤，CSPI (The 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曾经倡导一项食品标签的变革方案，该方案与改进食品营养元素信息的标示直接关联，该组织主张统一用“红绿灯面板”（包括红、黄、绿三种颜色）作为食品营养物质含量信息的首要标志，Caswell和Padberg[18]则认为尽管该方案倡导的“红绿灯面板”标示系统将在食品的脂肪、钠盐、纤维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易识别的简略标志，但亦会降低生产者生产更加健康产品的积极性。
国内学者对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分级的问题也多有关注。李鑫等[19]提炼出了农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方法原理和系统管理原理，其研究成果对于促进中国农业标准化理论研究、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指导农业标准的制定和实践标准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于冷[20]在分析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的国际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农业标准化工作的实际，指出农业标准化并不等同于食品安全，应将其工作中心转向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管理，并以此降低农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竞争，也为农产品期货市场、批发拍卖市场的运行奠定基础。徐洁香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农产品标准化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21]，农产品标准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对外贸易有明显的贸易促进效应，但由于中国农产品标准化水平仍然较低，标准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缺乏贸易保护效应，同时也不能有效制约发达国家将标准化作为其贸易保护的政策工具，因此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必须采取措施提高中国的农产品标准化水平，促进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1.3信息可追溯
信息可追溯（Traceability）实质上是一种追踪产品在供应链中流动过程的全部或部分历史信息的能力。由于农产品质量不安全因素贯穿于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农产品供应的各个供给环节，为了改善产品的安全质量，对于农产品供给过程的质量控制包括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良好操作规范、SSOP (Sanitation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卫生标准操作程序、HACCP(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系统等模式与方法，但无论是ISO、GMP还是SSOP、HACCP，虽然它们对于加工过程的质量控制与质量改善有着各自的适应性与促进作用，但均缺少将整个供应链链接起来的手段，而质量信息可追溯系统的建立则能有效地弥补这一不足。
可追溯（Traceability）这一的概念出自1S08042—1994《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术语》:Traceability is the ability to trace the history，application or location of an entity by means of recoded information”，即“通过标识信息追踪实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能力”。Jansen-Vullers MH等[22]认为可追溯包括正向追溯和逆向追溯这二种方向截然不同的过程，正向追溯是根据产品的形成过程进行追溯，即从原材料开始追溯，直至追溯到交付后产品的分布情况和使用场所等；逆向追溯则是从成品开始往前追溯，直至追溯到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Ward,vonBailey and Jense将信息纳入了食品的产品属性，并认为可追溯是为消费者提供这种属性的独特形式。周应恒等认为Ward等人这种将信息纳入食品属性的观点在信息可追溯系统的研究领域是合理的，他们基于上海市家乐福超市的调查，对消费者对加贴信息可追溯标签牛肉的购买行为进行分析后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普遍关注，普遍有着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强烈需求，消费者的事后食品安全感知的实证结果表明，加贴信息可追溯标签对于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有一定的作用[23]。王蕾、王锋[24]运用文献分析与理论研究方法，在分析了可追溯系统的功能结构并从结构、行为与绩效等方面分析了可追溯系统与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一个经济分析概念框架。
2实施机制
“技术”路径一旦离开了实施机制的保障，就难以聚合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管制是重要的，但管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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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能的；声誉是重要的，但声誉是有条件的。为了解决农产品市场的“柠檬”问题，还需要政府监督管理机制(government regulation，下文简称为政府管制)和市场声誉机制这“二只手”在实施机制层面协同发挥作用。
2.1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或管制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对被管制者所实施的行政管理与行政监督措施及行为。政府管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二大基本途径之一，其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信息不对称(asymmetry of information)、外部性(Externality)、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等理论[25]。
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而对于食品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本身也是公共物品，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公共物品问题是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的，政府管制对于农产品柠檬问题的破解不可或缺[26]。Caswell、Mojduszka[27]认为在市场机制下，有关食品安全管制政策效能高低的关键在于包括企业的声誉形成机制、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标签管理、法律和规制的制定、各种标准战略及消费者教育等在内的信息监管体制。王秀清、孙云峰[28]认为食品质量的信用品特征是政府介入市场的直接依据。李庆江、冯忠泽[29]在总结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利用博弈模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生机制进行分析后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缺失和模糊不清会导致农产品市场呈现“柠檬”化特征，从而进一步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整体下降，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所以政府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的根本途径是构建有效的信号传递机制，消除农产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徐金海[30]认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本质上是政府相关部门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其进行的博弈均衡分析表明，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取决于不断降低监督检查成本、降低以缺陷食品冒充安全食品坑害消费者而获得的额外预期收益、以及加大对违规的惩罚力度。施晟等[31]在对食品安全可追踪系统的信息传递效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政府的监管制度应与可追踪系统的信息传递特点相适应，使得在实施可追踪系统的条件下，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三方行动选择达到均衡。农产品供给主体安全信用评价对于提高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衡量产品市场竞争力、指导消费者消费安全农产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少数已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以静态指标为主，钱建平等[32]以主导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为指导原则，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构建了一种农产品供给主体质量安全信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有关主体实施农产品供给主体质量安全信用评价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
面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世界各发达国家均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王中亮对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后发现，无论是从监管理念、监管对象，还是从法律体系、监管体制和模式等诸多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均有着明显的差距。客观理性地比较分析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健全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确保人民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不仅是现实形势的需要，也是全社会的期盼[33]。
2.2市场声誉机制
声誉(Reputation)，亦被一些学者称作信誉，在经济、管理学中迄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理论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予以了阐释。此文采用声誉信息理论对声誉所下的定义，即声誉是反映行为主体言行历史记录与特征(效用函数)的信息，并进而影响到博弈一方对另一方所属类型(type)的信念，即通常所说的KMRW模型。声誉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换、传播，形成声誉信息流(reputation flow)、声誉信息系统(reputation system)以及声誉信息网络(reputation network)，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34-36]。
由于“内部性”（即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便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Regulation)措施,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都已说明，规制也可能产生“规制失灵”(Regulation Failure)[37]。相对于政府管制，市场声誉(也被称作商誉、商业声誉或商业信誉)机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另一基本途径。与法律等政府管制措施相比，市场声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特别是在许多情况下，法律等政府管制措施无能为力，只能靠市场声誉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市场声誉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博弈必须是重复的,或者说,交易关系必须有足够高的概率持续下去；第二,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第三，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能被及时观察到；第四，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对交易对手的欺骗行为进行惩罚[38]。Shapiro认为市场声誉有传递信号的作用，他证明了当产品质量不能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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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观察到时,好的市场声誉能够给企业带来溢价(premium)，而这一溢价反过来又能促使企业在长期内保持自身好的市场声誉[39]。蔡洪滨等认为消费者低信任和厂商产品供给低质量的相互促进恰好构成了一种低效率陷阱，在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声誉缺失问题时，合理的视角应该是考查最差均衡而不是最好均衡且应该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他们亦认为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中国经济声誉缺失下的低效率状态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但从长期来看，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声誉环境的不断改善，厂商打造高声誉的动机会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就能从低效率的市场均衡状态进入到高效率的市场均衡状态[40]。
Grossman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需要政府来解决食品市场的质量安全，因为通过市场声誉机制可形成高质量高价格的市场均衡[41]。樊孝凤基于产品质量声誉理论对中国生鲜蔬菜质量安全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柠檬”问题展开了研究，其在对Shaprio质量声誉模型加以改进的基础上认为逆向选择导致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应主要通过市场声誉机制来治理，其还应用概率单位模型对中国生鲜蔬菜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蔬菜生产经营者的质量声誉与其规模大小、蔬菜是否被认证、销售地点是否固定、是否进行广告推销、是否有生产经营者信息、有无蔬菜产地信息等因素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的密切度有差异，其中规模大小和蔬菜是否被认证这两个因素目前在蔬菜市场对蔬菜质量声誉的形成与维持影响最大[42]。何明珂等[43]对供应链信用缺失的机理进行研究后认为，信息不对称是供应链中商业主体信用缺失的根源。李泽华等[44]认为从农业生产领域来看，农产品市场信用缺失主要是由农产品的质量评价特殊性、质量信息不对称、生产外部性及农业生产特征等因素导致而成。
市场声誉与其识别性标记是意义与符号的关系，两者的整合导致了制度规则的突破；信息只有以一定的方式来言说和显现并借助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和传递，才能清楚地为人所感知；识别性标记最初只是决策者的符码编定，用于指称只有通过它们才可言说的某种东西而并不具有象征意义，其初始的、也是惟一的功能只在于区分和识别，即界定产品的来源、避免不同企业及其产品的混同和误认；声誉要借助符号来表达,符号也能够吸收“意义”，在购买者交易行为的不断“言说”过程中，企业特质的长期积淀、市场声誉的形成会造就符号的价值系统,使符号获得“第二重含义”，成为表达意义的一种语言,而不仅仅是识别的工具[45]。商业标记共分两大类10种，第一大类是主体人格商业标记：商号（字号、厂商名称、企业名称）、域名、徽标三种都是用来标识商主体的，可以统称之为主体人格商业标记；第二大类是商品商业标记：商标、知名商品的特定名称、包装及装潢、商务广告语、地理标志（原产地名称）、产地标记、质量标记这7种都是用来标识商品或服务的，可以统称之为商品商业标记。各种商业标记构成一个商业标记体系，这个商业标记体系，是以声誉为灵魂，以商号为主干，以商标为表象,由其他商业标记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46]。
品牌是在以商标、商号为其知识产权保护载体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市场声誉识别性标记。《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约》将知识产权的权项划分为8类，其中第6项为“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除商标、商号明确列出外，其他商业标记并没有予以明确列出，这是因为各国可根据各自情况确定保护范围，在其他商业标记的保护上尚未取得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标（即商品品牌）、商号（即企业品牌）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市场声誉识别性标记，有着其他种类识别性标记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奚国泉等在对中国农产品品牌现状、农产品品牌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系、农产品品牌形成的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就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的主要措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47]。王保利等农产品的品牌竞争力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农产品品牌的发展现状，在提出农产品品牌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农产品品牌竞争力的因素，突破国内现有对品牌竞争力评价的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农产品品牌竞争力的因素的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价农产品品牌竞争力的多元回归模型[48]。牛永革[49]对地理品牌特征及其形象的关联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李敏[50]对中国农产品品牌价值及品牌战略管理进行了系统研究。孙曰瑶等[51]认为市场交易费用包括选择成本，而品牌则能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提高消费者的选择效率，并最终决定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赵亚翔等[52]则认为尽管品牌可能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成本，但是品牌的建设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品牌类型与产品类型匹配失当，那么经营者就可能陷于生产经营的低效率，其结合不同类型农产品的质量鉴别（尤其是安全质量）与生产依赖的特征，给出了不同农产品类型与不同品牌类型相匹配的建议。
3结论与展望
按照消费者关于商品质量信息的可获取性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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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的划分标准，生活消费品可被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搜寻品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消费之前就能充分把握住产品质量特性的商品；经验品是指消费者只有在购买之后通过自身的消费体验方能判断出产品质量特性的商品；信用品则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消费之后亦不能判断出产品质量特性的商品[53,18]。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特性，消费者在购买、消费之后往往并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将农产品也成了信用品。既然消费者是供给者之间市场竞争成果的最终决定者，那么对于那些高安全质量农产品的生产(供给)者而言，解决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通过信息的标示与传递以增强自身产品在质量安全上的确定性、让自己的产品转化为消费者心理认知的“搜寻品”。产品信息标示、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分级、信息可追溯等“技术”路径在该“转化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价值，而在该“转化过程”的实施机制上，政府管制和市场声誉机制则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然而，要解决中国农产品市场普遍存在的“柠檬”问题，仍有许多理论“黑箱”在呼唤着学者们去打开：1）标签作为一种信号传递与质量承诺背书的基本载体，其价值学者们已多有共识。然而，究竟怎样的标示内容、标示形式及其怎样的具体模式与保障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解决，相关的系统理论研究成果依然缺乏。
2）尽管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了农产品质量分级举措对于解决农产品市场中的“柠檬”问题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却揭示出该举措价值上的负向性。虽然农产品亦具有明显的异质属性愈发成为学术界共识，但在不同生产者之间、不同种类农产品之间其异质程度却又千差万别。如何有效界定这些差异？针对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是否应该推出、如应该推出那么又该推出怎样的质量分级标准与措施？抑或说为了促使农产品市场进化到质量安全的高效率均衡状态，对于农产品质量分级这一举措，又该如何做到趋利避害？
3）让消费者对自己所购买农产品的信息尤其是质量安全信息能够方便地“追溯”，是解决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技术”路径突破方向。然而，农产品信息的可追溯在中国仍处于实践的起步阶段，该构筑怎样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产品信息尤其是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的技术路径与保障措施？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技术经济难题？
4)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改革开放后至今尚未对政府管制体制进行较大的改革，所以管制性行政主体基本上仍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即往往就是行使该领域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央政府部门。由于这些部门集管制与管理于一身，所以从管制的角度称其为“综合性管制机构”，“综合性管制机构”既是普通行政主体，而在履行管制职责时又是管制性行政主体，与以独立管制机构为主要主体的政府管制体制相比较，中国以综合性管制机构为主要主体的政府管制体制具有“部门利益倾向严重，往往形成谁都有权管而又谁都管不了、谁都管不好、甚至谁都不来管的‘多头管制’乱局”等诸多弊端[54]。中国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至今依然严重，这显然是茅铭晨先生所归纳的这诸多弊端危害性的一个具体体现。围绕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解决，在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该采取怎样的政府管制模式？推出怎样的政府管制措施及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
5)市场声誉机制对于解决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价值，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笔者甚或认为，通过引入适当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来对市场声誉机制解决农产品市场“柠檬”问题的作用机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将会是未来的一个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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