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完整地阐析法律起源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札记
【内容提要】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首次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但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发表之后，恩格斯依据史前史研究的科学成果，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法律起源问题作了科学系统的阐述。
【关键词】法律起源/恩格斯/唯物史观
【正文】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这些历史唯心主义者不可能对法律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
相反，恩格斯则是以唯物史观研究法律起源问题。他在《论住宅问题》中作出了如下著名论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
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来的以及自然地、逐渐地养成的，是人们共知、共信、共行的结果。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后，习惯又发展为习惯法即最早的法律。其四，与法律产生的同时，必然产生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公共权力即国家。在更晚的时期，由于国家立法机关的出现，文字的发达，法律又发展为或多或少的成文习惯法，再进一步便是制定法。通过以上概括不难看出，在这段简短而深刻的论述中，恩格斯以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深透洞察力，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达了关于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学说。
但是，无庸讳言，这段概括性的论述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阐发。最明显的是：表现为共同规则的习惯产生于“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究竟指哪个阶段？“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后来”又是什么时候？法律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二者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什么？等等。
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们仍否认原始社会的历史，认为凡缺少具体实证材料的地方就没有历史，只有“史前时期”。“这个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岂只如此，甚至作为整体的历史科学还处于摩西五经的阴影下，被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所笼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页。）。稍后，一批学者们相继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对原始社会某些领域认识的视野。尽管如此，十分有限的成果还不足以使人们对原始社会总体的认识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原始社会经济活动的分析，主要还是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阐述的那些经济学原理。由此可见，尽管恩格斯对涉及法律起源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他当时对原始社会历史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进而也就决定了此时恩格斯有关国家与法律起源的思想尚处于变动不居的过渡的状态。前面说到的若干存疑，也来源于此。
1877年美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历经40年之久对印第安易洛魁氏族制度的亲身考察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撰写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古代社会》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并且在保持时间最长的母系氏族制度下是没有任何人奴役人的现象存在的，氏族社会才真正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打开希腊、罗马上古史的哑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还由此开辟了研究原始社会的新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面对这个使人耳目一新的科学成就，马克思便暂时中断了几乎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对《古代社会》进行深入地批判、思考和借鉴，写下了厚厚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在该《摘要》的基础上，同时以自己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根据，认真审视并弥补了《古代社会》的某些缺陷，撰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过程中，对与之紧密相连的法律的起源问题，集中表述了一系列深刻的新见解，并对以前的存疑做了明确的解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科学完整地阐述了法律起源问题
恩格斯以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为主要依据，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法律起源问题作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系统的阐述。国家和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依据史前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具体的实际材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不知国家和法为何物的社会。法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它是氏族习俗的延续和变革，是私有制和阶级矛
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和法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在“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阶级的完全消灭，国家和法也就失去存在的条件，将自行消亡。《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解答了《论住宅问题》中关于法律起源的那段论述所包涵的几点主要的存疑：
1.“某个很早的阶段”和“后来”所指的时间。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可以看出，“某个很早的阶段”显然指的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阶段。按照摩尔根的分期法，这应属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若按现代史学界的一般分期法，这一阶段应是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如同恩格斯所说：“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因此，这时还不可能有重复的、经常的交换行为，只有当畜牧部落出现，并从野蛮人中分离出来之后，形成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具备“经济交换的条件”，方才有经常的交换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
“后来便成了法律”，这里的“后来”，需要从这段论述所讲的法律产生的政治特征，即“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的出现来判断。关于公共权力或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一个不从事生产而专营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从而使人类“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
2.经济关系究竟如何决定习惯质变为法律。
与10余年前写作《论住宅问题》时的情景不同，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再次谈及古雅典和古罗马法律产生原因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古雅典和古罗马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3页。）这里的“经济强制”的提法，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它指的是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末期，雅典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由债权债务关系引发的富有的债权人对贫穷的债务人，强制实行以当事人的人身和他的妻及子女作为债务抵押和偿还的一种奴役制。可见，“经济强制”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对此，恩格斯引述马克思在《摘要》中的一些论断作了分析。他说，正是由于“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正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才使氏族制度的机关“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与这一变革相适应，反映氏族成员平等关系及“权利与义务没有任何差别”的习惯，也就必然要质变为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习惯法。
3.“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关于法律和国家产生的基本思想是：法律和国家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基于同一根源和动因，并且始终相互作用，而同步产生的。提修斯为解决氏族同族共居与不同氏族成员杂居的矛盾，在雅典设立中央管理机关，把从前由各部落处理的事务移交给这一机关管辖。这样便开创不以氏族组织和血缘关系，而以地区和财产来划分、管理居民及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先例，显示出雅典国家的雏型。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雅典民族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6页。）提修斯改革后，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为适应这种
趋势，梭伦又颁布《土地最大限度法》、《解负令》等一系列法令。最后，克里斯梯尼又顺乎时势，实行旨在消灭氏族贵族残余的整套改革，这既促使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也促使《贝壳放逐法》等法律的制定和颁行。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还结合上述雅典国家和法律产生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二者何以共生的原因，也就是分析了法律的产生与公共权力出现的联系。
古代法律之起源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学号：13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第一篇古代科学技术 第一章人类的起源和科学技术的萌芽 一、人类的起源 1、古猿人出现的时间距今约250-400万年，即地质年代的新生代的第四纪初 2、劳动使猿变成了人 二、石器和弓箭 1、制造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2、使用石器生产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3、人类早在260万年前就学会使用石器生产了。 4、大约在14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末期，原始人发明了弓箭。弓箭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中迈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三、火的利用和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 1、人类在50万年前就学会了用火。 2、火的使用和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世界性的解放作用。它表明人类第一次征服一种自然力，并且最终把人和动物彻底分开。 四、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 1、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标志着原始人结束了依赖天然食物而生存的历史，表明人类可以在自然界中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发生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即大约1万年前。 2、最早出现农业生产的地区是西亚。 3、农业生产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到耕锄农业，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已经懂得灌溉技术和施肥技术。主要农具有木？、石？石犁。 4、大约一万年前，人们已经懂得饲养动物。人类最初驯养的动物有猪、羊、牛、鸡、狗。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 5、由采集经济发展到农业经济，由渔猎经济发展到畜牧经济是人类继使用火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不同于简单的采集和渔猎，它要求有较丰富的自然知识，要懂得动植物的生长规律，要学会育种，要有一些天文、气象、土壤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最初的认识，也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知识的萌芽。 五、制陶技术和手工业的出现 1、陶轮的发明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人类最早的加工机械。公元前7000-5000年，我国河南仰韶和西亚地区居民都已经掌握这种制陶技术。 2、制陶业的发展促成了手工业的出现，手工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 六、冶金技术的出现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1、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是黄金和铜。 2、冶铜技术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的原始社会晚期。 3、冶金技术的出现表明石器时代的结束，金属时代兴起，意味着原始社会解体，奴隶社会诞生。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劳动有了剩余，从而使剥削成为可能。 第二章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印度的科学技术 一、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 1、农业生产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古代文化的经济基础。 2、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水利、畜耕的发明和应用。 3、畜耕是三个地区和国家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 二、天文学
律师制度的历史沿革 外国： 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共和国时期，就产生了律师的雏形——辩护士或保护人。根据雅典的法律规定，只有雅典的男性公民享有起诉权，而妇女，奴隶以及异邦人没有起诉权。异邦人的诉讼，只有通过其“保护人”才能提起和进行。在案件的审理中，允许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并且允许当事人委托他人进行辩论。这是的辩护士或保护人当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但由于雅典法律制度的滥觞地位，无疑对罗马律师制度的诞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前一世纪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演变的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罗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和规定。与此相适应，社会上出现了学习、研究法律的法学家阶层，这些人与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时常就如何执法等问题向司法、行政官员提供意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有些被统治者认可为法律。在社会上，他们向平民百姓解答法律问题，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代理当事人参加诉讼。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大教侣”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同时，还允许委托他人代理诉讼行为，于是，“职业律师”正式出现了。公元三世纪，即罗马帝国后期，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律师的管理，将律师分为从业律师和或候补律师。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新兴地主阶级代替了奴隶主阶级，欧洲大陆进入封建社会，这是社会一大进步。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割据和自给自足的农奴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法律关系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意义。加上纠问式诉讼代替辩论时诉讼后，审理案件实行有罪推定原则，法庭无论对被告或原告，甚至对证人都可以刑讯逼供，并把口供誉为“证据之王”，诉讼当事人毫无诉讼权利，这就是律师制度几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条件。因此，在封建社会前期的欧洲大陆，律师制度陷入衰落和停滞状态。 12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研究的恢复，律师制度有所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封建时代的英国的律师制度较为发达些。12-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职业律师。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法律辩护人（narratores）和法律代理人（attorneys）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所谓法律辩护人，是指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法律职业者。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所言所行，当事人可以承认代表自己，也可加以纠正或补充，甚至予以否认。所谓法律代理人，是代表当事人完成整个诉讼过程的全权法律“代表”，代理人在法庭上所说所做的一切，均代表着当事人的意志，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由于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出现失误往往导致败诉，而辩护人出现失误时当事人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由此推动辩护人职业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与代理人职业间的距离也一步步拉大。
中国法制史 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及特点
摘要：在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形成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都曾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民族精神、把最鲜明的价值观念熔铸到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色彩斑斓的法律文化体系。中国法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法系之一，曾经焕发着活跃的生命力，为世界所赞美。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其中，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道、墨、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要理解中华法系的博大精深，必须了解她的起源和特征。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特征 正文：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伴随着国家文明的昌盛而开始了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辉煌历程。经过此后几千年的积累与回旋，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也就是我们通
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从相对粗略和幼稚的简单法条，发展成了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风格特异、义理精神的庞大的法律体系。那么，中国古代法律是怎么起源的，又有什么特征呢？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出了法律产生的原因，那么中国法律的产生就必然有一个渊源。中国法律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其中包括中国法律起源的方式、时间。对此问题，古今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但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在学术界比较受推崇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由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习惯法。 法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反映。原始习惯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形态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起源，实质上是由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2．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
宪法的起源和司法审查 我们以美国宪法的起源为开端，然后思考我们为什么在宪法性法律的研究中如此重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这项任务的第一个专题是由美国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局推出的“一个更加完美的联邦”。它提供了会议的一个简短说明，在这个会议上，制定宪法以及确保国家是赞成还是反对宪法进行的深入辩论。它也能解释为什么一经它的批准十修正案（权利法案）被迅速地加进宪法。 约翰马歇尔担任1801——183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主法官。在这个美国早期的关键阶段他对美国宪法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他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观点是“司法审查”思想的划时代的先例学说，这个思想是法院有权废除违法宪法的立法或政府行动。马歇尔这样判定法院有这个权力的观点？他的观点有说服力吗？ 这个任务的最后一项是一个来自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所写的法律评论文章的一个简短摘要，他是美国上诉法院第七巡回法庭的法官，也是一个作品非常丰富和受人推崇的写作家和思想家。他论述了我们将在这学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对”或“错”。 一个更加完善的联邦：美国宪法的制定 1787年5月25日。新鲜蔓延的尘埃覆盖了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前的鹅卵石路上，保护着来自过往马车和牛车里的声音中的人们。警卫站在入口处确保那些好奇的人保持一段距离。宾夕法尼亚州的金融革命家罗伯特莫里斯打开了在乔治华盛顿将军任期内制宪会议提名的程序。投票是一致通过的。因为礼仪谦逊的特点，将军表达了对如此威严的机构缺少资格的歉疚和他可能在审议中出现的错误表示道歉。 对许多人聚集，特别是许多小的，孩子气的外表的人，36岁来自维吉尼亚
州的代表詹姆斯麦迪逊，这位将军很少出现在会议上，因为杰出的华盛顿给了这次集会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但是他是否参加这个会议曾今是个痛苦的决定。这个国家的创始人几乎都在家中。还有风湿病，失去兄弟的痛苦，被忙特弗农收养，还有怀疑这个会议是否能够很好的开完或者哪些高人将参加，华盛顿因此延迟了参加的邀请好几个月。挣扎在借贷名誉的危险到集会注定会失败和公众讲不愿意看到他参加的批评眼光的可能性之间，将军最终统一这次旅行。詹姆斯麦迪逊很高兴。 联合会条款 下定决心的麦迪逊这么多年来不厌其烦地研究历史和政治理论去寻找困扰美国政治和经济困境的解决办法。维吉尼亚的劳动者确信他是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是无用的和软弱的人。美国自己的章程在联合会的条款下也必须更换。1781年生效，制定作为一个“友谊联盟”和13个革命后统治和独立州的宪法，这个条乱似乎少得可怜。因为州仍然保持这相当大的权力，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力去规范商业。它不能收取税收和对制定商业政策一般也无能为力。它不能有效地支持战争努力。它对各州之间的争端也无力解决。由于这么软弱政府的悲哀，各州都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国会试图对空虚的国库发挥作用；纸币在这国家泛滥，造成了通货膨胀，在一些地方一斤茶的购买要整整100美元；这种低迷的商业状况对许多农场主都造成了损失，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债务被关入监狱，众多的农场被没收和卖掉缴纳税款。 在1786年，一些农民奋起反击。由前大陆军队长丹尼尔谢领导，一群武装人员，在他们的帽子上写着常绿树枝，去阻止坐落在北安普顿和马萨诸塞州的巡回法院和被威胁去取得在普林菲尔德的兵器库的步枪。尽管州的部队压制了这次暴动，这事件证实了许多富人对在各个角落出现混乱的恐惧。在这次压力的作用下，暴动使得上层美国人不寒而栗，因为他们可以想象成群的不法之徒对无辜的市民下手。 麦迪逊认为他已经有了答案。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去提供秩序和稳定。坚决的维吉尼亚州寻求宪法委员会去按这种模型去创造一个新的政府。
佛经中的人类起源与未来 1、人类的起源 《起世经》最后一品是《最胜品》，又称《天地成品》，精彩的描述了人类的由来。 佛教认为，人类最初是从光音天来的。因他们一念贪心起，品尝了地球上的“地肥”[1]，身体中地大的成分增加，因贪吃过甚，结果身体沉重得无法飞翔，只好在地球上居住下来，即成为人类的祖先，这就是佛教中关于人类的起源。 在《世纪经》中，佛陀首先说明光音天上的生命状况： “诸比丘，世间转已，如是成时，诸众生等，多得生于光音天上，是诸众生，生彼天时，身心欢愉，喜悦为食，自然光明，又有神通，乘空而行，得最胜色，年寿长远，安乐而往。” 接着说明地球形成之后，空无一物，光音天人开始下凡到地球的状况： “诸比丘，尔时世间转坏已成，空无有物，诸梵宫中，未有众生。光音天上，福业尽者，乃复下生梵宫殿中，不从胎生，忽然化出，此初梵天名娑诃波帝。” 娑诃波帝即为“世界主”，意为地球第一人，他不是从母胎降生，而是因缘聚合，变化而降生。尔后下凡到地球的光音天人更多了：“尔时，复有诸余众生，福寿尽者，从光音天，舍身命已，安于此生，身形端正，喜悦住持，以为饮食，自然光明，有神通力，腾空而行，身色最胜，即于其间，长久住持，彼诸众生于是住时。无有男
女。无有良贱。唯有此名。名曰众生众生也。” 这些降生地球的天人，身材高大，相貌端正，身体焕发出自然夺目的光明，不须吃食即能维持生命，其生命的能源来自自生的喜悦。因有神通力，他们不需要宇宙飞船就能自在飞行，并且寿命长久。这些从天而降的人，没有男女性别的差异，也没有种族、贵贱、贫富之分，人人平等，名为众生。当时的社会，犹如后世所寻求、企盼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 不过，好景不长。不久，地球上长出“地肥”，从此改变了早期地球人的一切： “此大地上出生地肥，周遍凝住，譬如有人熟煎乳汁，其上便有薄膜停住，亦如水膜，停住水上，如是如是。复于后时，此大地上所生地肥，凝然停住，渐如钻酪，成就生酥，有如是等形色相貌，其味甘美，犹如上蜜。” “尔时众生其中忽有性贪嗜者，作如是念：我今亦可以指取此，试复尝之，令我得知，此是何物？” “时彼众生作是念已，即以其指深齐一节，沾取地味，吮而尝之，尝已意喜。如是一沾一吮，乃至再三，即生贪者，次以手抄，渐渐手掬，后遂多掬，恣意食之。” “时彼众生，如是抄掬，恣意食时，复有无量其余诸人，见彼众生如是食噉，亦即相学，竞取而食。” “诸比丘，彼诸众生，取此地味，食之不已，其身自然渐渐涩恶，皮肤变厚，颜色暗浊，形貌致异，无复光明，亦更不能飞腾虚空，以
浅析新加坡法律的起源与发展 内容摘要： 新加坡早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前新加坡的法律受到英国法律的影响和牵制。但在独立后，也不断吸收东方的法律思想。新加坡根据本国的实际，在两者之间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具体部分，并加以适度融合。在宪政法制的发展过程中便充分体现出这一思想。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新加坡法律宪政 新加坡早在海峡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制宪活动，其后经过自治宪法、州宪法直至共和国宪法的发展，体现出新加坡从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走向最终独立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从其发展的经历中，反映出新加坡对西方先进宪政制度的借鉴过程。 在海峡殖民地宪法法律时期。从1826年，英国将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块殖民地合并成立海峡殖民地，隶属于孟加拉总督管辖。1867年，海峡殖民地移归英国殖民部直接管理，成为直属殖民地。同时，通过英王敇令的形式颁布了《海峡殖民地宪章》，在海峡殖民地建立起完整的政府组织体系。根据该宪章，海峡殖民地效仿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制，按照英国的法律思想与传统实行法治管理。这一统治措施与制度对该地区的早期发展确实产生过积极作用，通过先进的法律制度发展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是，殖民者采取的各种措施归根结底，其根本目的认识维持他们的殖民统
治和经济利益。因此英国殖民者始终都影响着新加坡殖民地法律的发展。 在新加坡自治宪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日本对新加坡实行的法西斯统治使新加坡的经济停顿，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通过此事件后，新加坡人民极力要求独立。加之二战后，英国在战争中耗尽国力，元气大伤，实力已大不如前，面对新加坡人民多次要求独立的压力，几经改变统治策略。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宪法的声明》，《选举法》，《伦德尔制宪报告书》，一直到1958年5月28日双方达成关于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的协议。12月，英国女王颁布敇令公布《新加坡自治宪法》。1958年5月，新加坡根据新的《自治宪法》举行立法会议选举，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同年5月，李光耀就任自治邦总理，并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 在新加坡宪法的产生后，1963年7月，新加坡经过全民公决，同意新、马合并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正式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个州。为了适应政治地位的变化，重新颁布了《新加坡州宪法》。新马合并后，由于各种一系列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使政局动荡、新加坡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加之二战后激化的种族矛盾没有缓和。所以新加坡再次独立的呼吁声日渐强烈。于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亲王拉赫曼发表新、马分离的宣言，同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全国人民发表独立宣言，新、马正式分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探析雷建强 发表时间：2017-11-09T17:12:01.243Z 来源：《基层建设》2017年第23期作者：雷建强 [导读] 摘要：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了实至名归的“信息时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日渐加深，其发展也越来越高速化。 九冶建设有限公司陕西西安 710054 摘要：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了实至名归的“信息时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日渐加深，其发展也越来越高速化。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已经慢慢的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方方面面，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更是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方式。本文就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起源、发展状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并且详细的论述了计算机科技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计算机科技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推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趋势；现状 上世纪20年代，计算机的诞生促进了社会的信息化发展。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到目前为止，计算机技术要已经被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行业，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而在当今计算机信息时代，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发展广度越来越宽，发展高度不断提升。计算机科学技术从单一的信息技术逐渐走向了多元化的领域技术，光学计算机技术、纳米计算机技术、生物计算机技术成为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与状况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而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人力社会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技术都无法比拟的。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的计算机ENICA在美国诞生，掀开了电气时代向电子时代的迈进历程，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研究都是围绕着硬件展开的，先后走过了电子管时代、晶体管计算机时代、逐步进入后来的集成电路计算机时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时代以及现在的智能计算机时代，计算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深入；截至目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发展趋势靠拢网络、软件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众所周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发明最早是为了进行军事研究，这奠定了在通讯、计算、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基础。随着科技的发展，其逐渐应用到了其他领域，比如教育领域、医疗领域、工业领域和社会生活。在如今的快速经济时代，为了满足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陆续出现并且不断的升级更新，各种智能化家用电器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目前，计算机科技越发的要求高速化、微型化、精确化。根据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计算机是由我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浮点运算速度为33.86千万亿次每秒，比第二名快将近一倍。 2、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方向 2.1、发展高度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度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主频上。计算机主频发展程度越高，计算机的性能就越稳定，运行速度就越快。目前，英特尔公司已经研发出了超过10亿晶体管的计算机微处理器，也就是说计算机可以有多个处理器共同工作，能够有效提高计算机的运行速度。 2.2、发展广度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广度主要指计算机科学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渗透范围。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计算机已经普及，几乎家家都有一台计算机，计算机无处不在。并且，目前人们在生活中所使用的笔记本、冰箱、洗衣机等都是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电子化产品。很可能在若干年要以后，纸质书籍被淘汰，人们普遍使用电子书进行学习。 2.3、发展深度 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深度指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发展课题主要包括人机互动、信息选用等。人工智能要求计算机具备多种思维逻辑能力和感知能力，能够与人进行自由交流。现阶段，计算机人工智能主要运用在虚拟现实技术中。在不久的将来，计算机人工智能会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普及。 3、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3.1、高速计算机技术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发明了空气绝缘体来提高计算机运行速度的技术。并且，纽约保利技术公司发明了计算机使用的新型电路。在这种电路中，芯片之间用胶滞体所包裹的导线连接，而胶滞体的大部分物质是空气。胶滞体导线不吸收任何信号，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输的速度。并且，胶滞体导线能够节约成本，降低计算机的耗电量，提高计算机的运行速度。但是，胶滞体导线的散热性较差，保利公司针对这一问题研发出了电脑芯片冷却技术。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积极借鉴美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研发成果，积极研发提升计算机运行速度的科学技术，高速计算机技术成为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 3.2、超微技术生物计算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到生物领域，积极研制生物计算机。生物金计算机主要运用生物芯片，以波的方式传递信息，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生物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十万倍。并且，生物计算机的存储空间十分强大，计算机消耗较小，与普通计算机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计算机已经突破了超微技术领域，实现了超微机器人。在生物计算机背景下，我国加强重视生物计算机的优势，积极探索生物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超微技术在生物领域的运用，尤其强调生物计算机科学技术在医疗行业的运用，以提高我国的医疗水平。 3.3、光学计算机 光学计算机用光作为计算机信息传输的主要手段，光的信息传输速度远远高于普通计算机，并且，光的偏振特征和光的频率能够有效提高计算机信息传输的能力。另外，光学计算机不需要任何导线，光线交叉也不会造成信息干扰，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的智能水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法国、德国等六十多个国家组成了科研队伍进行光学计算机研究。现阶段，计算机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加快研发光学计算机技术，光学计算机成为了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 结束语 总体上说，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计算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几乎离不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作为人
第一章中国法律的起源和夏商法律制度 早期五刑：墨、劓、膑、宫、大辟。 刑起于兵，兵刑同制。 夏商的神权法思想是法律的思想基础。 王命包括誓（约束）、诰（告诫）、命（君主的命令）等多种形式。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可能是夏朝法律规范的总称）、五刑是其主要内容。 汤刑一般指商朝法律的总称。 夏商五刑：墨、劓、髌、宫、大辟。 大辟即死刑，宫刑即男子去其势、女子幽闭的刑罚，髌是断足或者砍去膝盖骨，劓即割掉鼻子，墨刑在面部或额上刺刻特殊标注之后，再染以墨的刑罚。 刑罚原则：刑不株连、疑罪从轻、不杀无辜、过失从轻 中央司法官，商称司寇。 神判和天罚是夏商司法审判的特点。 夏朝监狱为圜土、夏朝末年称之为夏台、商朝监狱有羑里。 简述原始氏族战争对我国法律起源造成的影响：阶级分化，原来的氏族社会行为规范，后来便成为了法律。氏族首领的职权演变为统治者，建立了权力机关和法律机构。原始社会末期也确立了不少刑罚罪名及处置方法。有法官和审判的存在。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早就了法律。部落军事首领掌握着军事权利，这就必然对原有的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制造成破坏。 简述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①刑起于兵，兵刑同制。中国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同族之间以及同外族的战争。②原始风俗转变为法律。③血缘纽带关系影响之深。④维护部落首领的政治权利的集中和强化。 简述夏商立法思想以及立法活动的情况：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拳发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立法活动：①王命（誓、诰、命）②禹刑③汤刑④官刑 简述夏商法律制度的基本情况：法律内容出于秘密法状态。已经出现比较完备的刑事法律体系。产生了我国早期的经济法规，反应国家管理和调节社会生产各方面的程度。军权至上，神权法思想渗透至深。 第二章西周法律制度 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天罚思想、明德慎罚（缓和阶级矛盾，对周初的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有益的环境）、礼治思想（维护等级猪肚、预防犯罪、防民） 《吕刑》西周中期的重要刑书，主要内容是规定刑罚的种类及适用刑罚的原则。适用刑罚的总原则为明德慎罚。赎刑是其核心内容，可以用钱财代替或抵消其刑罚。 西周礼制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 西周刑罚区分故意过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眚、非眚，非终、惟终） 西周刑罚遵循世轻世重的原则。用刑灵活，因时而异。 我国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礼与刑的关系：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两种手段：①出礼入刑，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礼的本质特征） 西周契约制度：大宗买卖用长劵，称为质；小宗买卖用断券，称为剂。“傅别”也是一种书面契约，在借贷活动中使用。
法制史：中国法地起源与夏朝法律概况 一、中国法地起源 中国法律地起源问题是一种众说纷纭地问题.迄今为止，主要有三种解释，一种吸取中国本土资源，依据《尚书》等古籍地记载，认为中国法律产生于黄帝和舜时代；一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地国家学说，将法地产生与国家地产生联系在一起考察.还有些学者试图从文化学地立场，对中国法律地起源进行解释.分别考察，盖有五种.b5E2R。 （一）关于中国法律起源地几种观点. 、法源于天说.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意思是，天惩罚有罪地人，用五种刑罚惩治五类罪人.《大禹谟》：“故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p1Ean。 、刑起于兵说. 《史记.律书》：“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考证》谓语本《吕氏春秋·荡兵》篇.按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故《商君书·修权》篇曰：“刑者武也”，又《画策》篇日：“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荀子·正论》篇以“武王伐有商诛纣”为“刑罚”之例.“刑罚”之施于天下者，即“诛伐”也；“诛伐”之施于家、国者，即“刑罚”也.《国语·鲁语》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晋语》六范文子曰：“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钺不行，内犹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战，刑也；细无怨而大不过，而后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尉缭子·天官》篇曰；“刑以伐之.”兵之与刑，二而一也，杜佑《通典》以兵制附刑后，盖本此意.杜牧《樊川文集》卷—○《孙子注序》亦云：“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途，曰：文、武.”(《管锥编》(一)第页)DXDiT。 概括言之，兵与刑地联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兵”是“刑”地手段.用甲兵、斧铖对敌对部族大行杀伐，这是最大地刑罚；用刀锯、钻凿截人肢体、毁人器官，这是中等地刑罚，此主要针对所辖部属；鞭打是最轻地刑罚，主要施于内部集团成员.其二、“刑”是“兵”地条件.为组织开展军事行动，必须创制和实施一些号令.《易经.师》：“师出以律”.就是说，军队出征、打仗要遵守号令.这个号令就是法.后来成为军法.法律有暴力特征和强制属性，古人已认识到了.RTCrp。 、法源于苗民说.苗是南方地少数民族.《尚书.吕刑》篇：“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法刑同意，刑起于兵.5PCzV。
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包万超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真正的思想家，都是一面奔跑一面哭泣的人，他们要诠释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1993年3月，当哈耶克逝世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新闻节目和报刊上传出后，整个热闹的思想界瞬间为之愕然，接着对这位“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爆发出如潮的哀思和敬意。这一情境再次证明了，人类对自己思想精英的理解、尊敬和珍视总是来得太晚。虽然哈耶克早在1974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但这位思想巨匠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却充斥着社会大众和同行学者对他的误解和敌视。 最近十年，我国学者已陆续译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等著作，去年又翻译出版了《法律、立法与自由》，这是迟来的幸事。 《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经历17年的思考而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的学术巨著。本书围绕标题所关涉的相应主题划分为三卷：第一卷为“规则与秩序”，第二卷为“社会正义的幻象”，第三卷为“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哈耶克在知识论上为本书提出了一个关涉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 我们应当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的方式(置其于权威当局的指导下)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我们能够通过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
哈耶克的这一最终结论，我认为在法律与立法领域可以转换为一个关于知识与自由的命题：承认人类的无知，尊重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类真正达致自由的前提条件。 哈耶克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一种允许所有的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且只受普遍适用的正当行为规则的约束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为人们实现各自的目的提供最佳的条件，因此，“自由不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这一命题还认为，只有当权威当局，包括人民依多数原则组成的权威当局，在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方面受社会共同体所信奉的一般原则的限制的时候，自由才得以实现和维续，而奉行权宜之策则会摧毁自由。因此这种自由的标志是存在一个得到保障的私人领域。显然，哈耶克所承继的，正是由佛格森、休谟与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创立的，后来被柏林称作“消极的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区别于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浪漫主义的“积极的自由主义”，或“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 哈耶克认为，承认人类的无知，即承认我们的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是达致这种自由的前提。每一个人都只能拥有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的特定事实(更不用说自然的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都处于一种必然的和无法弥补的无知状态。正是这种无知，人类要对一个变动不居的大社会或开放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完全的预见或准确的预测显然是不可能的。哈耶克指出，承认人类的无知使个人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而自由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创造力”并赋予了社会以进步的能力。 哈耶克强调，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几乎永不枯竭的那个思想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人类事实上已经把自身假定为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和裁判者，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不用说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了)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的未来”或重构社会的危险。这是一条终究会扼杀个人自由和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一些科学上的分歧，而且也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源自两种思想学派在哲学观念上的基本分歧。”一种是“演进的理性主义”，另一种是“建构的理性主义”，或波普尔所称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和幼稚的理性主义之分。哈耶克认为：“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无论
浅议中西方法律起源差异 由于我国与西方在人文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不同，中西方法律在起源与发展道路上也呈现差异性，而这种差异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在法起源上的差异起源上的差异 法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和以希腊(雅典)、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人文思想等诸方面各有其特点，所以中西方法律在起源上必然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古代法起源于部族之间的战争。根据我国法制史研究证明，我国古代法主要是刑，例如，禹刑、汤刑、吕刑等。当时所谓的刑比现在的刑，含义更狭窄，专指肉刑、死刑，是杀害人生命戕贼人肢体的一种暴力手段。而与此不同，古希腊、罗马法则起源于氏族中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古代希腊的雅典是氏族内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并且随着平民斗争的胜利，加速了氏族组织的崩溃和希腊国家的产生。与国家产生的这种形式相适应，法产生的第一种形式就是梭伦的立法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以财产的多寡划分公民的等级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利义务。而在罗马，则是氏族外平民反对罗马氏族贵族，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加速了罗马氏族组织的崩溃和罗马国家的产生，以及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的公布，确认了平民的权利义务。所以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我们祖先不同，他们所解决的不是氏族、种族之间你死我活的征战，而是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调整和重要分配。这样，它们就有可能找到某种中间道路，以妥协方式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使大家共同遵守其条款，和平共处”。 二、在法律观念上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法、刑、律同义。法在词源上带有公平、正直的含义。法在夏、商、周三代被称作刑，它的职能不外是对外证诛、对内镇压两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李悝著《法经》，以“法”取代了“刑”，后商鞅变法，改“法”为“律”至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成文法典《宋刑统》除外)一律都称作律，律是由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带有一体遵行的效力。但无论名称如何，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法即是刑，是镇压手段，是暴力工具，它注定只能是工具，而永远不能成为目的本身。而在欧洲历史上，法产生伊始就被看成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法具有广泛的职能，既有政治的，如在古希腊;也有民事的，如在古罗马，同时也有刑事的。也就是说中国代的法，其固有观念中根本不能容纳“私法”的概念，根本不需要用法来保护公民权利一类的东西，因为在中国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也就谈不上用法来分配权利和保障权利。 这种传统法观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对法的看法仍未完全摆脱刑的纠缠，法仍然被看成是禁条，是违背不得的。人们提起法首先想到的是法律禁止我做什么、要求我做什么，而很少想到我的权利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最根本的是要从思维模式上、从法观念上来一个根本转变，法不仅具有镇压的职能，它还是一种权利保障的手段，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更重要的它还是社会利益的调整手段。 三、对法认识上的差异 “无讼是求，调处息讼”是中国古代法的特征之一。在中国古代，一直重狱轻讼，所谓狱，即狱讼，指刑事诉讼;讼，争也，指民事诉讼。在儒家的“和为贵”思想的熏陶下，加上礼的实际调整作用，在中国人心理结构上打上了“厌讼”“息讼”的烙印，人和人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纠纷，不是借助法律手段，而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这与好讼的西方不同，西方人主张法是权利的保障，这也是其民事法律规范发达的原因之一。因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第十二章法的演进 本章学习目的：了解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了解法的演进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和未来演进趋势；熟悉法律产生的原因、过程和标志，以及法的历史类型；掌握法的继承与移植，以及法律传统与现代化。 第一节法的起源 一、原始社会的规范 （一）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难以为法律的存在提供经济基础。在这个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因此，考察法的起源，不能脱离社会生产方式，当然也就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力的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集中反映在生产工具上。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就是因为那时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就不可能产生私有制，也就没有国家和法。总之，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难以提供一种法律产生的经济土壤。 其次，原始社会没有给法律的存在提供权力基础。 关于原始社会的权力形态问题，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框架中，主要形成了两种比较成熟的理论解
释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摩尔根以人类学立场在1877年《古代社会》中所提出的氏族—部落联盟模式。第二种模式，是20世纪中后期才形成的酋邦模式。可以说，氏族—部落联盟模式下的权力主要由一个原始的代议机构掌握，它体现为一种集体分权性质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形态由于西方后来的代议民主制遥相呼应；而酋邦模式下的权力带有较强的个人集权性质，它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其特征是一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的专制的统治。 （二）原始社会的行为规范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人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规定界限，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确定社会生产和生活所必要的秩序。行为规范是社会调整的主要依据。原始社会尽管没有国家和法，但仍然是有秩序的，只是那时人们还不可能自觉地制定出某种行为规则。在原始社会的这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下，与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不仅存在自己的社会组织，而且还有自己的社会规范——原始习惯。原始人在长期共同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则，统称为原始习惯。原始习惯对全体氏族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氏族成员的冲突和纠纷大都通过原始习惯予以解决。原始习惯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在血缘关系方面、在组织习惯方面等。总的来说，原始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存在的一个历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