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受贿罪立法的法律思考
摘要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近年来，围绕受贿罪的问题，我国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评析，这使得司法界在理解和运用上产生了很大困惑和分歧。论文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包括三个内容，对我国古代乃至新中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进行了简要叙述，提出了受贿罪立法完善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部分包括四个内容，对我国现行受贿罪立法及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阐述，从而总结认为我国受贿罪存在“受贿罪主体规定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问题认定困难，解决起来非常棘手”；“将贿赂的对象限定为‘财物’，使大量涌现的隐形受贿行为的受贿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设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扭曲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司法机关查处受贿行为设置了障碍”；“受贿罪的法定刑设置缺乏科学性，不仅容易造成误解，也使我国的立法落后于世界潮流”等四个方面的不足，并指出我国当前受贿罪立法明显滞后，已经跟不上新的社会形势发展需要的现状，提出了加强受贿罪立法完善的现实必要性。
第三部分包括四个内容，在广泛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关于受贿罪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探求解决我国现行受贿罪立法不足的途径，并提出了具体完善措施。要重新完善受贿罪主体，将其进一步明确，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也要纳入主体的范围；重新完善贿赂对象，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即一切不正当利益都纳入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受贿罪的处罚种类以及起刑点的规定也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与完善。
关键词：受贿罪，现状，立法完善，思考
Leagal Thoughts about the Perfection of the Lagislation of
Accepting Bribe
ABSTRACT
Accepting bribe refers to demanding and accepting money and goods illeagally from others on account of the convinience of hi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rests to others.Recently, there have appeared some heated dicussion about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with many experts putting forward their ideas and making comments,which resulted in great confusion and divergences in the field of law.
The first Chapter is a summary of the lagislation of accepting brib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four disadvantages in the lagislation of accepting bribe, pionting out that the lagislation of accepting bribe in China has been out-of-date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lagislation in this realm. In the third Chapter, some practical approches and measures are suggested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for reference,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the clarity of the subject of bribery; the abolishion of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bribery; the categories of punishment for bribery; the amendments of some relevant regulations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punishment for bribery.
Key Words:crime of accepting bribe; present situition; perfection of lagislation;
leagal thoughts
目录
引言 (1)
部分第一受贿罪立法沿革 (2)
一、我国古代受贿罪立法沿革 (2)
二、近代中国受贿罪立法沿革 (3)
三、新中国受贿罪立法沿革 (3)
第二部分我国现行受贿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5)
一、受贿罪主体规定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问题认定困难，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5)
（一）一则案例引发的受贿罪主体之争 (5)
（二）我国《刑法》中有关受贿罪主体的立法及其缺陷 (6)
二、将贿赂的对象限定为“财物”，使大量涌现的隐形受贿行为的受贿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8)
（一）贿赂对象的几种学说 (8)
（二）现行立法对贿赂对象的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8)
三、将“为他人谋利益”设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扭曲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司法机
关查处受贿行为设置了障碍 (9)
（一）主观要件说和客观要件说两种学说 (9)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构成要件存在的缺陷 (10)
四、受贿罪的刑罚设置缺乏科学性，不仅容易造成误解，也使我国的立法落后于世界潮
流 (11)
（一）关于刑种的设置及存在的缺陷 (11)
（二）关于起刑点的设置及存在的缺陷 (12)
第三部分受贿罪立法完善构想 (13)
一、受贿罪主体的完善 (13)
二、贿赂对象重新定位 (13)
（一）有些国家或地区关于贿赂对象的规定 (13)
（二）我国受贿罪犯罪对象立法完善建议 (14)
三、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 (15)
（一）有些国家或地区关于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 (15)
（二）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完善建议 (15)
四、受贿罪刑罚的修改与完善 (16)
（一）有些国家或地区关于受贿罪刑种及受贿数额的规定 (16)
（二）我国受贿罪刑罚种类及受贿数额的立法完善建议 (16)
结语 (18)
注释 (19)
参考文献 (20)
致谢 (22)
引言
受贿罪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犯罪，是各国廉政建设的一个大敌。我国一贯重视同受贿犯罪作斗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对策,1997年重新修订的《刑法》中继续明确规定了受贿罪,最高司法机关亦曾颁布了若干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各类形形色色受贿案件的出现，加之受贿罪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使得面对这样的案件解决起来非常棘手。这不仅暴露我国刑事立法的滞后，相应出现了一些法律真空或半真空地带，也使司法实践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尤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称》）通过后，我国也批准加入了该《公约》，这使得我国现行受贿罪的立法与《公约》的衔接出现了困难。种种原因促使我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完善必须提上日程。许多国家和地区关于受贿罪立法的先进经验也为我们完善受贿罪立法提供了可能。
第一部分受贿罪立法沿革
一、我国古代受贿罪立法沿革
早在《夏书》中就有关于“昏、墨、贼、杀”的记述,其中的“墨”指“贪以败官”就是我国惩治受贿罪立法的最早规定。[1]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员治罪条例《伊训》规定打击十种职务犯罪即“十愆”就有关于“收受贿赂的”规定。同时，对犯有“十愆”者处以“家必丧、国必亡”的刑罚。西周《吕刑》里列举的五种贪赃枉法的根源，就包括“惟货”即收受贿赂，并提出了“狱货非宝，惟府辜功”的命题，指出贪赃枉法接受犯人贿赂所得的贿赂不是财富，而是罪恶的积累。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之《杂法》篇规定了“六禁”，其中“金禁”就是对贪污贿赂罪的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则罚，不诛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关于受贿罪的惩治以身份地位的高低和数额大小确定刑罚的轻重，封建等级特权已经法律化了，刑事立法对贿赂罪的规定日益具体了。“秦以严以治吏著称，故对贿赂严惩不贷。秦时称贪污、贿赂罪为…通钱?。《秦简·法律问答》有…通一钱，黥为城旦?、…知人通钱而为藏?的规定”。[2]秦律中有“受赃不足一钱者与盗千钱者同论”的规定，可见秦律对受贿较之盗窃处罚要严厉得多。汉代“严惩贪官污吏，沿袭秦之旧制，且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从《九朝律考》看来，汉律设定了一些新的罪名：如受所监，指接受下属官员的财物；受赇枉法，指接受贿赂，曲法办事。”[3]《晋律》：“不以罪名呵人为呵；以罪名呵人为受赇”。《说文解字》对“赇”解释为“以财物枉法相谢也。”即今所谓贿赂。魏代在总结前代的基础上，增订《请赇律》，使惩治贪赃贿赂的法律更具综合性、系统化。北魏还提出了义赃的概念，即指官吏利用喜庆宴会之机私自接受馈赠，而对此类馈赠，无论以何种名义，皆计赃定罪。唐朝在总结前代惩贪立法的基础上，对贿赂罪的规定更加完备。《唐律》代表了我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其中惩贪肃贿的立法也最完备成熟。《唐律》“六赃”中规定的受贿罪罪名有：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坐赃（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包括官吏在辖区内役使百九、借贷财物等）。同时，还规定“事前受贿”、“事后受贿”的界限等。宋朝加大了惩治贪污、贿赂的力度。《宋律》特别规定了官吏集体贪赃枉法的罪名，对犯赃罪的官员从重处罚。宋《庆元条法事类》规定“犯赃私罪情重亲不在选注之限”。元朝基本沿袭了《宋律》，但更强调廉政的重要性，提出了“廉非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明朝对贿赂罪的处罚非常重，如对“受财不枉法”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的刑罚。《清律》在《唐律》的基础上对“六赃”的规定进一步完备，“凡
官吏听许财物，虽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论；事不枉者，各减一等”，对承诺接受贿赂者也加以惩治，体现从严治吏的精神。
我国古代受贿罪随着封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封建集权制度的加强,从夏朝开始概括式的罪名到逐步细化的立法变化，体现了封建统治者总结受贿的各种行为方式，根据国家时势的需要并判断哪些行为违背了自己统治利益，从而不断调整受贿罪范围，维护其政权稳定。正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稳定，才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受贿罪立法的发展完善。
二、近代中国受贿罪立法沿革
中华民国制定的《暂行新刑律》规定了不违背职务的受贿罪、受贿违背职务罪、不违背职务的事后受贿罪及违背职务的事后受贿罪等类型。《中华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有了新的变化，规定了不违背职务的受贿罪、违背职务的受贿罪、受贿而违背职务罪、有审判职务的公务员或公断人受贿罪基准受贿罪即事前受贿罪等多种类型，并把受贿罪纳入贪污罪的范畴。
三、新中国受贿罪立法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全面废止了“中华民国”的《六法全书》，使以前的立法经验和立法精髓荡然无存，严重割裂了法的继承性。195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将国家工作人员强索他人财物，收受他人财物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贪污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法律被搁置一边，受贿罪的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分则“渎职罪”一章第185条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国家或者公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也日益严重。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79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将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由无期徒刑提高到了死刑。1988年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把受贿罪的罪状进一步具体化，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作了重大修改，并成为1997年刑法修订前，对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从1979年颁布刑法典到1997年，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同时，贿赂等职务犯罪对党和政
府形象以及对国家政权稳定的危害性暴露无遗，重新修订《刑法》已迫在眉睫。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并于10月1日生效的修订《刑法》工作是我国刑事立法里程碑式的大事件。现行《刑法》对受贿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将贪污罪、受贿罪结合并编为刑法典的独立一章——“贪污贿赂罪”，也是基于日益严重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现实而采取的具有一定创新的立法例，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加有利于预防和打击此类贪利性犯罪。
回顾我国古代、近代和新中国受贿罪立法沿革，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受贿罪立法经历了一个从不具体、不完善到逐步具体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二是纵观我国古今受贿罪的立法及其完善过程，可以看出其目的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都是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三是任何社会的一个阶段、一定历史时期关于受贿罪立法的规定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逐步得到完善的。
第二部分我国现行受贿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一、受贿罪主体规定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许多问题认定困难，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一）一则案例引发的受贿罪主体之争
2004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浙江瑞安：巨额药品回扣案搁浅》一文，披露了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几十名医生收受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总额逾百万元。当地检察机关因无法认定医生收受回扣是否构成犯罪，使此案的处理一时陷入停顿状态。因为司法界对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药品、器械回扣究竟算不算受贿争议巨大，争议的焦点在于处方权是不是公权。高法和高检两高也没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有的专家认为，医院购什么药由药事委员会决定，但用什么药以及用多少药，则由医生决定。所以，处方权是医院管理权的延伸，这样推下去的话，当然要追究医生的法律责任；但也有专家认为，处方权是医生的一种技术权力，医生收取药品、器械回扣不应在检察机关追究的范围内。[4]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曲新久教授认为：目前临床医生行为中的“公务性”成分越来越淡薄，处方行为看似医生的一种脑力劳动，但不能就此认为收受处方回扣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国有医院和其他国有事业单位一样，都是由政府权力分化而来，即使有的单位并无财政拨款，但其初期投入仍是国有资金，从历史的延续性考虑，仍应将这些单位的工作看作公务行为。因此，报社记者采访时接受红包、医生开处方拿回扣等类似行为均当按受贿罪论处。比如，许多国有中小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行为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管理，也无多少公务性可言，但法律看到这种行为的历史延续性，对他们收受回扣的行为仍按受贿罪处理。[5]对此，华侨大学法学院童伟华教授也认为：“单纯的业务性或智能性工作（如公立学校教师、公立医院医生）如果具备依法从事国家公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我们认为这类人员也可以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他们依法从事本职工作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6]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兴良教授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在我国，现有医院大多是国有医院，但普通的临床医生并不行使国家权力，所以当然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主体的规定要件。我国刑法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医生收受处方回扣这类违法行为，在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只能对其进行党纪、政纪处分。但如果是医院的院长、科室主任、科长等具有行政职务的人员实施了收受回扣行为，则当然构成受贿罪。”[7]他进一步解释说：“处方
权不是一种职权，它只是医务人员从事业务活动的一种资格，就如同教师要想执教必须持有教师证一样，它并非法律上的权利。临床医生开具处方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病人服务的行为，并不具有…管理?性质，因此处方行为并不属于公务活动范畴，是利用了替病人诊断用药的职业上的便利而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当然其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8]我们历来将收受回扣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而且对这种犯罪的法律规定在文字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对医生收取回扣或红包的行为，如果不作为受贿罪处理，则与习惯和历史相背离。但为什么这一案例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会让众多法学界精英争论不休？――《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受贿罪立法进一步完善已势在必行。众多法学专家从多角度多层的争论也证明了这一点。曲新久教授指出，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很多社会组织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对于这种变化，法律没有相应地进行调整，相关法律规定已显滞后，《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确实需要做出修改。对此，陈兴良教授也认为《刑法》应该做出必要的修改，对受贿罪的主体做出补充规定，将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利用业务上的便利（区别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规定为受贿罪。[9]
（二）我国《刑法》中有关受贿罪主体的立法及其缺陷
我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该规定明确了受贿罪的概念，将受贿罪的主体严格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中可以看出，《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犯罪主体包括上述四种国家工作人员。毫无疑问，受贿罪主体规范经过严格的修订后，在1997年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对准确认定受贿罪主体，有效打击受贿犯罪起到了严格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飞速发展的今天，《刑法》中有关受贿罪主体的规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也显露诸多的不足和缺陷，上面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1、受贿罪主体规范概念上的模糊。受贿罪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但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是否属于我国的国家机关？党的各级机关与政协各级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三章对国家机构已明确规定：没有设置党的机关为国家机关，不能破坏法律的严肃性而随意地进行添加。既然它不是国家机关，党的各级组织的负责人也不存在行政方面的职权可以利用，不能成为受贿罪
的主体。[10]有的学者则从党的机关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出发，肯定其应属于国家机关。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绝对的领导作用，党对整个国计民生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况且有些直接隶属国家机关的事业单位经授权行使着一定的行政管理的职能而具备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性质。[11]对这两种观点，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理论分歧将长期存在。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确定受贿罪主体构成的问题还很多。例如：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他们当中既有国家工作人员，也有一般的工人、农民、学生、个体业主等。《刑法》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认定不够明确。又如：对于即将担任公职以及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如调整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等）能否构成受贿罪的问题也尚不明确。
2、认定受贿罪主体本质的标准缺乏统一性。受贿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不管属于哪一种形式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共同本质就是必须依法从事着公务。而对“公务”的界定在法律中无统一的标准。
3、法律规范的滞后。社会在飞速发展，新事物新现象不断地涌现，这就要求法律应适应这一变化进行必要的补充和适当地修改。而我国有关受贿罪主体的相应规范显得非常滞后。现实生活中，类似律师、足球裁判等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的问题在理论界争议很大，有待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刑法中受贿的主体必须以从事公务为要件，导致了很多非公务性受贿行为因《刑法》无明文规定而得不到惩罚。如民办学校校长招收学生时的受贿行为；非国有单位负责人在基建招标中的受贿行为；民间基金会人员发放款项时收回扣的行为；民办医院人员暗收回扣行为等。上述非公务性受贿行为由于司法机关囿于《刑法》中无相应条款规定，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4、受贿罪主体缺乏“国际性特征”。我国《刑法》尚没有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列为受贿罪主体范围,这便与我国参加的《公约》关于受贿罪主体的规定不一致。根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对于向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务员行贿的，和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务员受贿的，也应当将其规定为犯罪。而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主体的规定并没有达到这一要求。“这意味着，外国公职人员和外国公务员直接或间接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的行为，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不构成犯罪”。[12]在受贿罪主体范围的问题上，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主体与《公约》中规定的受贿罪主体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无法承担履行《公约》的义务。
二、将贿赂的对象限定为“财物”，使大量涌现的隐形受贿行为的受贿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一）贿赂对象的几种学说
为准确把握贿赂对象的范围，有必要对目前的几种学说进行阐述。目前，我国关于贿赂对象的范围主要有三种学说。
财物说。该说认为，贿赂仅限于财物，包括金钱与物品，不包括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质性的利益，并认为这是从法条和现代汉语的语意所得出的当然结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13]但这种学说不能处理在社会生活上较为普遍的、以财物以外的利益进行贿赂的行为，所以其支持者较少。
财产性利益说。该说认为贿赂不仅仅限于财物，还应包含金钱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但该说在对“其他财产性利益”范围的理解上又不尽一致。有的将所有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都包含在“财物”之内。如设立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食宿旅游、免费提供劳务等。而有的则以限定处罚范围及类似利益不易计算价值等作为其理由排除诸如免费旅游、免费劳务等情形。[14]实际上该说将财物理解为：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并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通过金钱估价，所以将能够占有或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
利益说。又称“需要说”。即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一切有形或无形、物质或非物质、财产或非财产性利益均应为贿赂。[15]因为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提升职务、安置就业、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一样，也能起到收买国家工作人员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某些非财产性的利益比财产性的利益更具腐蚀性，更能够达到行贿者的目的。因而，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更符合贿赂罪“以权换利，以利换权”的本质特征。
（二）现行立法对贿赂对象的规定及存在的缺陷
从《刑法》第385条、第388条规定看，目前只将贿赂对象限于财物，即金钱和物资。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物质利益的不仅仅限于财物，由财物繁衍出来的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业已成为贿赂交易的一个新特点。如果将贿赂仅仅限于财物，实际上否定了行为人收受其他不正当物质利益的受贿犯罪性质，无异于放纵犯罪，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因此，笔者认为，受贿罪中的财物应该指物质利益，即包括金钱、物资和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包括诸如债权的设定、债务的免除、提供劳务等一些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财物不仅仅包括金钱和物资，许多物质利益都可以转化
为财物，都可以增加财产，而且这些物质利益是可以用金钱来计量的，能够作为受贿罪的数额定罪量刑。近年来，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收入途径呈多元化的态势。以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其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对象并无本质区别。从目前看，《刑法》规定贿赂对象仅局限于财物，无论是其内涵还是范围上都过于狭窄，有悖受贿罪设立的初衷，不利于惩治贿赂犯罪。笔者认为若将财物作扩大解释，既符合受贿罪的主观要件特征，又顺应惩治贿赂犯罪的现实形势需求。从犯罪构成上来看，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利益，在犯罪客体上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妨害了国家机关、单位的正常活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受贿罪犯罪对象之外，致使许多接受非财产性利益的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虽然非财产性利益不像财产性利益那样可以计价，却可以使接受这种利益的人获得以钱财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实际利益，其诱惑力往往胜过财物，危害性和腐蚀性更大。
三、将“为他人谋利益”设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扭曲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司法机关查处受贿行为设置了障碍
（一）主观要件说和客观要件说两种学说
为他人谋利益是构成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这在《刑法》理论上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因为受贿罪在客观方面即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16]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谋取利益，则不构成受贿罪；同时认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已经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11月6日《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和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可以看出，为他人谋利益是指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实际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
有的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因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财物与权力想得到交换达成的默契。就行贿人而言，是对受贿人的要求；就受贿人而言，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有的学者对上述结论持赞成态度：“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解释为是行为人的意图，是一种心里态度，属于受贿罪的主要要件，这样解释才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相符合”。[17]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构成要件存在的缺陷
我国《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论是作为客观要件还是作为主观要件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的缺陷表现为：一是受贿罪的危害性表现为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不能决定受贿罪的危害性，特别是当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时，更不能说明谋取利益的行为具有危害性。如果认为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构成受贿罪，则会产生以下不合理现象：收受贿赂后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的行为的，不构成受贿罪。收受贿赂后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的行为的，反而构成受贿罪。本来前者的危害重于后者，而后者却构成犯罪，前者不构成犯罪，这是无法想象而又十分荒谬的。二是司法实践中，有些人声称或者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却没有甚至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只是收受贿赂。由于这种行为已经达成了职务行为与财物可以交换的约定，财物与所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而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理当以受贿罪论处,决不能因为事实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予以放纵。但根据客观要件说，这种行为却不构成犯罪。三是受贿罪的既遂标准是行为人实际上收受了财物。司法实践中有些人收受贿赂后却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根据客观要件说，犯罪已经既遂但还没有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这违背了《刑法》的基本理论，因为没有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更不可能犯罪既遂。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从《刑法》表述来看，无法直接断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二是根据主观要件说，只有当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确实有为他谋取利益的意图时，才构成受贿罪；如果只是虚假表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意图时，则并不构成受贿罪。因为主观要件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的要素，如果某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主观上就必须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要件时，就意味着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确实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否则便不成立受贿罪，但这显然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之际收受财物并虚假表示通过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时，该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明显具有对价关系，也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应当以受贿罪论处。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受贿罪的规定显得过于狭窄，没有体现从严治吏的要求。根据《刑法》的规定，很多明显违背廉政建设制度、社会危害非常严重的行为都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如国家公职人员接受他人巨额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职利益的行为就不能作受贿罪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无疑会纵容受贿行为，也违背了受贿罪的本来意旨，是完全不科学的。
诚然，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大都要利用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利益，但在现实社会中，常有单位和个人因有所求便借婚丧年节之机为有实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赠送厚礼，而并无明确的职务行为要求，只是想借此建立感情投资，以求将来办事方便或多予以关照。《刑法》中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而行为人收受厚礼，如果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承诺，并不构成犯罪，只能按照违纪处理。此外，对于那种事前没有贿赂的约定，由于行为人正当行使职务行为，在客观上对他人形成利益，受益人在事后向行为人以财物表示感谢，而行为人予以收受的所谓事后受财行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虽有收受财物的故意但没有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交换而收受财物的故意，这种行为同样也不构成犯罪。概括以上几种情形，一方面将使大量这样非典型或变相的受贿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使其没有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判；另一方面这种规定也给那些收受贿赂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提供了各种可能的借口，从而可以逃避《刑法》的制裁。
四、受贿罪的刑罚设置缺乏科学性，不仅容易造成误解，也使我国的立法落后于世界潮流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在罪名的数量上有所不如。虽然罪名并非越多越好，但罪名的多少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某一犯罪规定的详略程度，也反映了法网的严密程度。我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则比较粗疏，对行为规定比较单一。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是否成立受贿罪往往存在很大的争论，影响了对受贿犯罪的惩处，其根源就在于对受贿犯罪的规定过于简略，并且许多受贿形式如事前受贿和事后受贿都得不到刑法的调控，收受贿赂前的约定贿赂、要求贿赂行为在实践中往往难以独立成罪，最后也只能构成受贿预备和未遂，但很少得到处理。
（一）关于刑种的设置及存在的缺陷
《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有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属自由刑与生命刑。处罚受贿罪的刑种比较单调，不利于调动各种手段打击受贿犯罪。
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重刑化与国际社会的轻刑化趋势相矛盾；贿赂犯罪的死刑规定，不符合世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死刑只适用于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时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而贿赂犯罪显然不是严重危及人身的犯罪，其所侵犯的价值显然不能与人的生命权等量齐观。因此，我国对贿赂犯罪的死刑规定缺乏合理性。
贿赂犯罪的刑罚种类重视自由刑而忽视罚金刑和资格刑，不利于刑罚预防犯罪功能的全面发挥。《刑法》只对单位受贿罪规定了罚金刑，未对自然人受贿罪设置罚金刑，对自然人
的受贿犯罪，只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并处没收财产；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法》对受贿罪的刑种设置忽视了受贿罪的贪利性，这与其他贪利型犯罪可以判处罚金刑的规定不相协调，与当代罚金刑广泛使用的世界性形势不一致，与受贿犯罪的贪婪性、经济性也不相一致，这不能说不是个很大的缺陷。受贿罪的刑罚未设置与这种身份犯罪相对应的资格刑。受贿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主体的身份地位及其职务是犯罪的必备要件。受贿犯罪分子正是凭借其身份或某种资格从事与其职务不相称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但是，由于《刑法》除了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没有设置与这种身份犯相适应的资格刑。所以，当前许多因受贿而被判处缓刑或不起诉处理的犯罪人依然留在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刑法》未对受贿罪设置资格刑，不利于从根本上消除贿赂犯罪人的再犯能力，也未能发挥出刑罚的惩戒和教育功能。
（二）关于起刑点的设置及存在的缺陷
受贿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类型的法定刑设置相比很不平衡。受贿罪与盗窃等财产犯罪在定罪的数额上存在很大差异。数额相等的情况下，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盗窃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现行立法却作出了“与此相反”的法定刑设置。根据《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达5000元的才刚到立案标准；受贿10000元以下的，如果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基本上没有受到刑罚处罚的可能。而盗窃公私财物5000元的，则要面临被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因此，《刑法》没有能够完全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以及从严治吏的精神或宗旨，这不仅与世界各国贿赂犯罪的立法潮流不符，也与从严治吏的立法思想相抵触；不仅有损《刑法》的公正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贿赂犯罪的危害在于其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社会对职务和职务行为的信赖，为什么要以数额作为犯罪与否的标准呢？
第三部分受贿罪立法完善构想
一、受贿罪主体的完善
《刑法》第93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但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贿赂犯罪主体界定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显然不全面，也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应把贿赂犯罪的主体规定为公职人员。同时，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为受贿罪的主体，使得我国法律不具有对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予以定罪处罚的依据。为了与《公约》衔接，保持一致，受贿罪的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改为“国家公职人员”，只要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即可构成受贿罪。所以，只有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为受贿罪的主体，才能获得对其处罚的依据，从而切实履行我国应有的打击贿赂犯罪的缔约国义务。按照《公约》的规定，受贿赂的主体是“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公职人员”相当于我国《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其他人员”的规定，除了一部分相当于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其他人员在内，这是我国《刑法》所没有的。
二、贿赂对象重新定位
（一）有些国家或地区关于贿赂对象的规定
从世界范围内的刑事立法看，将贿赂物规定为财物的极为罕见，多数国家都把物质利益以外的不正当利益作为贿赂的范围，即贿赂是指金钱、财物、服务或有价值的其他任何利益。《美国联邦法典》第18编第201条规定，任何人直接、间接不正当地向公务员、已被选定为公务员的人赠与、提供、许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向公务员、已被选定为公务员的人示意、许诺赠送有价值的东西给其他人或组织。这里“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财物。[18]《格陵兰刑法典》第27条规定：“公职人员非法要求或答应接受财物或其他利益者”，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第319条规定：“公务员对其不执行职务或迟缓执行或违背职务之行为，而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可期约金钱或其他利益者”，可构成违背职务行为之受贿罪，可见其刑法规定的贿赂是钱款、利益和报酬；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21条规定：“公务员或者仲裁人对于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或者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者”，可构成不违背职务之受贿罪。
香港特区的《防止贿赂条例》详尽列举了作为贿赂物的利益的种类，其中就包括有条件或无条件提供、承担或承诺任何利益。《德国刑法典》第331条规定“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对于现在或将来的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利益者，均为受贿罪。”其中的利益指非财产性利益，也包括性贿赂。《奥地利刑法典》第304条、305条、306条以及《加拿大刑法典》第108条、第109条均将非财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即除财物以外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满足人们欲望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当然包括性贿赂。《日本刑法典》认为贿赂之所得不一定限定为金钱、物品和其他财产性利益，不论有形、无形，以能满足人的需要、欲望和其他财产性利益为范围。例如艺妓的表演，男女间不正当的性行为，公私职务的其他有利地位等也都视为贿赂。1982年3月，日本一名男法官因接受女被告的“性服务”而被判性贿赂罪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二）我国受贿罪犯罪对象立法完善建议
随着我国对贿赂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犯罪分子越来越狡猾，贿赂的手段、方式更隐蔽、更多样化，如性贿赂、提供或接受无偿服务等非物质性利益。这些新型的贿赂犯罪同样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其社会危害性不亚于财物性贿赂。如果将贿赂的对象限定为财物，与贿赂的本质不符，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惩处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将贿赂的对象限定为财物，与《公约》的要求也不符。我国已签署了该条约，成为条约的当事国，享受条约规定的权利，承担条约规定的义务。《公约》第15、16、18条明确要求条约的当事国有义务“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使其国内立法达到《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基本要求。而《公约》已将贿赂的对象限定为“不正当好处”，而“好处”的范围远大于我国《刑法》中的财物。
基于上述理由，借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经验，笔者主张适时修改《刑法》关于受贿对象的规定，扩大受贿犯罪中贿赂的范围，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即一切不正当利益都纳入贿赂的范围，以便严厉打击贿赂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富足，已经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物质生活上的需要，逐渐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追求在人们的欲望结构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贿赂行为不再简单地遵循以财物为对象的简单交易形式，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以各种规避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公权与私利的肮脏交易，同样严重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危害性决不亚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国家刑事立法应及时适应这一客观变化，反映现实生活中打击新的贿赂形式的客观需要。
三、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
（一）有些国家或地区关于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
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多数国家都没有将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的构成要件。如德国、日本、韩国、奥地利、丹麦、美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西班牙刑法典规定，只要公务员“因职务上关系接受礼物”就是受贿。韩国《刑法》第29条规定：公务员或者仲裁人，收受索取或约定与职务有关的贿赂的，处五年以下劳役或者十年以下停止资格。第131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接受贿赂，而实施不正当行为者，处一年以上劳役。台湾地区《刑法》第121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对职务上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者，处七年以下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第122条规定，公务员或仲裁人对违背职务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七千元以下罚金。因违背职务上之行为者，处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一万元以下罚金。其中有些国家把受贿分为因受贿而违背职务和没有违背职务两种情况并设置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对前者规定了重于后者的法定刑。
（二）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完善建议
为了严密受贿罪的刑事法网，严厉打击贿赂犯罪，我国应当参照国际上的主流做法，不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而仅仅将其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规定。这样既符合受贿罪的本质属性，又有利于准确认定此类犯罪，既能增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又便于司法适用，使《刑法》更有效地发挥惩治和预防贿赂犯罪的功能。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原因在于：一是受贿犯罪的本质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只要公职人员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就已经产生了职务行为被不当收买的事实，“为他人谋取利益”意图的有无及行为实施与否均不影响受贿罪的实质。二是“这一用语容易使人认为成立受贿必须以现实地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或者至少以已经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在实践中也容易将受贿的中心放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是“是否收受、索取贿赂”上，这容易放纵犯罪；在国家工作人员不违背职责的前提下，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们办理事务属于职责所在，严格地说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是职务行为的对价，不是作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价”。[19]三是中国现行刑法和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和类型，但无论将其作为客观抑或主观要件，均与设立和追究受贿罪的目的相悖。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权钱交易期约化，即对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刻意采取长线投资策略，不惜将重金分期投入，但在行贿时又并无明确的请托事项，而仅是建立感情为将来请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创造条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后，既不立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也不作出将来要为
其谋取利益的承诺。对此，依现行规定，尚难以实施有效的刑法规制。在司法实践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已经成为阻却受贿罪成立的条件，因而有必要取消。这即是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四、受贿罪刑罚的修改与完善
（一）有些国家或地区关于受贿罪刑种及受贿数额的规定
从世界范围看，多数国家都规定对贪污受贿罪除判处自由刑以外，多附加剥夺其担任公职的权力。如《意大利刑法》第317条—2“附加刑”规定：因第314条和第317条规定的犯罪（指贪污、索贿罪－笔者注）而受到处罚意味着褫夺公职终身。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有类似规定。《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在符合本国法律基本原则的范围内，根据犯罪的严重性考虑建立程序，据以通过法院令或者任何其它手段，取消被判定实施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的人在本国法律确定的一段期限内担任下列职务的资格。
在受贿数额的规定上，从世界各国和地区范围来看，如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刑法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相关刑事规范，均无关于贿赂罪数额的明文规定。
（二）我国受贿罪刑罚种类及受贿数额的立法完善建议
在刑罚种类设定上，增设打击受贿罪的刑罚种类,在死刑、无期徒刑、有刑徒刑、拘役的基础上增加资格刑和财产刑两种。我国是世界上对受贿罪处罚比较严厉的国家之一，我国与泰国、俄国等国家是少数几个对受贿罪规定死刑的国家。应该说，我国对受贿罪的严刑峻法符合在社会转型时期打击日益严重的职务犯罪的需要。但是单靠重刑还不足以充分有效地遏制受贿罪，还必须通过丰富刑种，利用多种刑罚手段来打击受贿罪等各种职务犯罪。我国对受贿罪的处罚目前只有自由刑和生命刑两种，没收财产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财产刑。借鉴先进法治国家的经验，在下一步的立法修订中，对受贿罪的处罚应增设财产刑与资格刑，财产刑、资格刑可以单处，也可以与生命刑、自由刑并处。对死刑的适用要加以限制，也可以考试取消死刑的规定。
在受贿数额的设定上，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起刑点与普通公民盗窃罪、诈骗罪的起刑点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官民不平等。为力求法律的严密与准确，防止司法擅断，我国对贿赂犯罪作了独特的数额规定，未达数额，不构成犯罪。这容易给人产生一种错觉，即一定数额的受贿是我国法律所容许的。且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贿赂犯罪的数额要求（起步价5000元）高于一般百姓所犯的普通财产犯罪的数额，这个数额还由《刑法》条文来明确规定，无法体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内涵及其本质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纪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一些贪腐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有力的惩处，但是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不断出现，另外，一些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然会有利用在职时形成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是收受请托人财物也层出不穷。这些案件这些行为严重玷污了国家工作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18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部门提出，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13条在《刑法》第388条下又增加了一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其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新罪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即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①有的学者将影响力划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是权力因素在组织和社会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强制性影响,以外推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具有不可抗拒性、强迫性和外在性的特点。而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自身的非权力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它是由领导者的人格因素引起的,为被领导者认可,以内驱力的形式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心理与行为的一种力量。与权力性影响力相比,非权力性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十分广泛,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尊敬、依赖、钦佩、崇拜的基础上,为被领导者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不具有任何强制色彩和驱使感。有的学者主张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只能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笔者认为，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存在权力性影响力。例如，行为人利用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职权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所掌握的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形成意志上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左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进行职务活动时的选择，后者在进行职务活动时会考虑违背前者意志带来的不利后果与顺应前者意志所能获得的收益。“地位”是指基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担任的职位层级与利用职务所掌握的资源而由社会的评价所产生的价值，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会产生潜在的、可能的影响，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依其要求实施职务行为，对以后的工作、利益和资源的获取可能 ①[美]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从受贿犯罪立法的变迁看受贿犯罪主体的变更[摘要]受贿犯罪是一种多发性职务犯罪，从97新刑法颁布以来，犯罪新形 式和新情况层出不断，《刑法修正案七》更是对其进行了立法改革，立法的变迁也使受贿犯罪主体在不断扩张。 [关键词]刑事法学；受贿犯罪；立法变迁和主体变更；司法争议 一、社会背景 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保障是什么？是党和国家政权的高效优质的运作，是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贪污贿赂犯罪也不断扩展蔓延，给党政廉政建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直接威胁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笔者作为审理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官，对受贿犯罪危害性和复杂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拟从受贿犯罪立法的变迁入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法律背景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条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从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受贿犯罪是身份犯罪，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才能构成该罪。第二，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必须要求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受贿犯罪，否则不为罪。第三，我国刑法对能构成受贿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已经有明文的规定。 然而，在受贿犯罪的审判实践中，经常会碰到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相互勾结，共同实施受贿犯罪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认定，则不能认定这些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构成受贿罪，这显然不合理。 为了指明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应用方向，2003年11月13日，最
83 V ol. 7 No.1Feb. 2013 第7卷 第1期2013年2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11-18 ［作者简介］刘吉如（1970-），男，湖南隆回人，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环境法学。［通讯作者］魏建文（196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湖南版》副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与诉讼法学。 受贿罪行为方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受贿犯罪行为，为追求犯罪结果，实现犯罪目的而采取的作案方法及行为过程的表现形式，它是受贿犯罪行为人心理活动在客观方面的综合反映。受贿犯罪行为方式，虽然是犯罪心理的外部表现，但它能反映犯罪的性质，反映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根据受贿人职业、社会经历、地位等的不同，其行为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一、受贿罪主要行为方式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受贿行为方式规定为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对于约定贿赂方式，刑法典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放映，但国外立法一般将其规定为受贿罪的主要行为方式。为了解受贿罪的具体行为方式，首先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1.索取贿赂的行为方式 在1979年刑法第185条的规定中，没有“索取他人财物”的罪状描述，因此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以满足某人的某种合法要求为诱饵，通过威胁要挟手段向他人敲诈勒索财物的，不能依照本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应该依照刑法第154条的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1]。 第一次将“索取他人财物”载入受贿罪罪状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规定，对刑法第185条第1款和第2款修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事实上，这一修改奠定了以后受贿罪立法的初步基础。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该补充规定中，立法者将受贿的索取手段由“索取贿赂”改为“索取他人财物”，并为刑法所继承。其实，自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实施以后，我国刑法界曾有人认为《决定》实际上规定了一个新的罪名，即索贿罪。其主要理由是：索贿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因为索贿行为具有强迫、勒索的性质，这是原来意义上受贿罪所不具有的。如果忽视了索贿行为的这一特征，则不利于打击索贿行为[2]。但是“两高”1985年《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维持了传统的见解，并且伴随着《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实施，上述观点实际上完全失去了市场，无人赞同。事实上，以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来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只能作为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那种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索贿罪的观点没有依据。 “索取”的基本含义应为要求、索要与勒索。何为索贿，我国刑法学界观点迥异。一种观点认为，索取可能是索要也可能是勒索。前者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当事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贿赂，而未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后者则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明示或暗示如不送财物其事就不好办或者会有严重后果迫使当事人给他送财物[3]。另一种 受贿罪行为方式研究 刘吉如1，魏建文2 （1.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410074；2.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 长沙410001）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仅规定了索取与收受贿赂两种行为方式，对于约定贿赂的方式则仅在司法 解释中有所体现，而且并不完整。约定贿赂行为的危害性很大，刑法应将其纳入调整范围。由于刑法受贿罪既遂理论采取收受财物标准说，因而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应从是否取得他人财物方面去界定，索取、收受、约定等具体行为方式只是表明主观恶性，危害程度差异（量刑情节），并不决定受贿罪的认定。但现行刑法一方面将索取与收受贿赂作为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并列在一起，构成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同时又规定索取为加重罪状，显然有所不妥。宜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他人财物的，是受贿罪。有索取行为的，从重处罚。 [关键词]受贿罪；行为方式；收受贿赂；索取贿赂；约定贿赂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3)01-0083-04
受贿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将受贿罪的罪状规制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根据这一罪状，除索贿外，我国的受贿罪的构成包括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三个要件。笔者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经常感觉受贿罪的罪状设计有着不少的缺陷，以致在实际运用中经常无所适从。虽然两高不断有一些关于受贿罪的司法解释，但都只是在对现存的受贿罪的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如何适用的具体规定，而没有对受贿罪罪状本身作出修改。为更好预防并严厉打击腐败，笔者认为，应从受贿罪罪着本身进行立法完善。以下笔者从贿赂的范围的扩大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取消两个建议进行浅薄的论述。 一、贿赂的范围应予扩大 司法实践中，虽然贿赂的主要形式还是财物，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以财物为贿赂方式的行受贿亦在大量出现，如免费提供劳务、免费出国旅游、甚至提供性服务等。这些给予好处的方式严格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来评价的话，因不能具体物化量化，因而不能被认定为财物，即不能认定为贿赂，从而使得利用了职务便利接受了这些非法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却不能以受贿罪处之，这其实是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相抵触的。 贿赂在本质上就是用来交换权力的利益，对手中有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受贿行为不仅背离了为政清廉的义务，而且其行为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妨害国家机关对内对外职能的正常履行，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们群众中严明公正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贿赂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因此，笔者认为，从贿赂的本质和危害性来看，把贿赂的范围仅围定于财物是不适当、不符合社会发展现实的，应该将一切以权力为交换目的的不正当利益全部包括在内。理由如下: 1.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符合严格打击受贿犯罪的现实需要。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权谋私，其根本危害在于侵犯、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无论是为自己谋取了物质还是非物质的利益，都属私利。从社会危害性来说，不论该私利是财物的形式，还是其他非物质利益的形式，其结果都对其职务廉洁性造成了侵害，都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贿赂范围仅围定于财物，而将财产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排除在入罪标准之外，实则是对受贿罪本质特征的违背，亦在实际上放纵了各种非财物形式的贿赂犯罪。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尤其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者而言，物质利益于他们而言己不是唯一追求，各种非物质的、精神的需要反而更加强烈。行贿方式早己不是直接的送钱送物这么简单，而是在不断的花样翻新。因此，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种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都纳入受贿罪的范畴，才真正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并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各种贿赂犯罪。 2.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非物质利益，势必使得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亦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主要是数额，而非物质利益因其不好具体化、量化，而使人担心在司法实践中不好认定，对定罪量刑造成新的困扰。那么，这就势必要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进一步完善。我们说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这种侵犯的危害程度不是单纯地以数额能衡量的。如现行的受贿罪的单一的数额标准，笔者认为是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也只适合于以财物为贿赂形式的贿赂犯罪。如将非物质利益纳
浅析受贿罪中的职务行为与职业行为的区别[摘要]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 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关键词]受贿罪；职务；职业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职务与职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职务与职权、职业的含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有职务者首先要有一定职业为前提，没有职业就谈不上有职务，有职务就有一定的职权，承担对国家、社会某方面的管理责任。而有职业者并不一定都有职权或者职务。因此，职业是职务的前提条件，但职业并不一定派生出职务，两者不能划等号。就职务而言，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职务是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职务，其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与集体经济、私营企业中享有的职务性质不同。因此，“职务”与“职业”的区别是：（1）职务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虽然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因受委托从事公务而使其拥有某种“职务”，职业只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没有身份之要求；（2）职务必然带来相应的职权，职业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管理职责。 一、职务行为 受贿罪中利用职便的职务行为便是一种从事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公务行为。什么叫“国家公务”？所谓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 一般来说，这类公务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权力性或职能性 公务总是和一定的权力、职务相联系，是一种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活动。没有公权性的活动就不是公务。公务是具有一定职务的人员进行的职能活动，而职能活动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人受国家委托而代行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二）管理性 即公务行为必须表现为领导、组织、监管、主管等管理性质的活动。也就是说，行为人具有权力管理国家某一方面的事务，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 （三）隶属性 即公务行为是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行为人只是代表上述部门来实现管理活动。非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活动，必须要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委派。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具体可将其分为两种情况： 1.行为人对财物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审查、批准、调配、处置、使用、决策等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 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关于受贿罪立法状况的调查报告
内容摘要 作为一神最为传统典型的腐败现象，受贿一直是各国政府重点惩处的对象。我国也一直极为重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并不断地完善相关立法工作，使其不断趋于周密。但是，函于在立法上存在着缺陷，现实社会中许多受贿行为不能得到惩治，形成了在受贿罪刑事立法上的真空地带，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借机大肆获取不法利益，如不及时地完善与修正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势必使得这类现象更加蔓延。笔者对受贿罪的立法状况进行调查，探索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策略。 关键词：受贿罪；立法缺陷；腐败
目录 一、调查概况 (1)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一)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整 (1) (二)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 (1) (三)受贿罪的对象限于“财物”过于狭窄 (1) (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偏窄 (2) (五)刑事处罚不科学 (2) 三、调查结论及建议 (3) （一）调查结论 (3) （二）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对策 (3) 参考文献 (7)
一、调查概况 调查时间：2009.12.4-2009.12.19 调查方法：文献法、访谈法 调查目的：了解我国受贿罪立法的情况，为完善相关立法提供借鉴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存在诸多问题，具体如下： (一)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整 较之1979年刑法，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无疑有所完善。但从总体上讲，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密，不能涵盖当前许多变相的受贿犯罪行为，因而也就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有效惩治。表现在: 1.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因其所处的职位、地位而单纯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职务行为。这种情况在当前比较盛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了他人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又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职务行为都谈不上，因而不符合受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但行为人接受他人赠送的财物或其他财产性的利益，显然又是由于其身在官位、手中掌握一定公共权力，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2.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别是谋取正当利益时，并没有立即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甚至也没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故意，但在事后某个时间明知他人赠送财物与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有关而仍然收受其财物。 (二)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 由于刑法对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许多受贿形式得不到刑法的调控。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在扭曲了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行为的查处。 应当承认，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犯罪构成设置的这一要件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根据第38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在形式上则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这一规定客观上解除了一些贪官污吏利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通过把非法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问和空间上错开，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不义之财。如利用红白喜事等名目公开接受礼金，或逢年过节大肆收敛“压岁钱”等等。通过这些方式聚敛起来的不义之财，在一些贪官污吏眼里，充其量只能算是“灰色收入”。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在认定这些“灰色收入”的法律性质时确实感到困惑，以致许多贪官污吏往往就因这些“灰色收入”无法被计入受贿的总额而逃脱法网或者重罪轻判，从而严重影响反贪肃贿工作的深入开展。从立法科学严谨、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实属画蛇添足，并且与国家惩治腐败、肃清贪贿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 (三)受贿罪的对象限于“财物”过于狭窄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只限于“财物”。“财物”即金钱和有
受贿罪 上传时间：2011-12-29 受贿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民主与法制研究 [收稿日期]2010-10-08 [作者简介]王萍（1975～），女，甘肃省通渭县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2011年第1期No．12011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YiLi Prefecture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王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内容提要]《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立法背景区别界限缺陷及完善 [D O I 编码]doi:10.3969/j.issn.1674-6287.2011.01.097［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87（2011）01-0097-03一、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在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填补我国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对这些关系人无法规制的漏洞 关系人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在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如果各共犯人的分工不同,那么就要求每个共犯人不仅要明知自己的行为内容,而且还要对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具有明知,才成立共同故意。具体而言,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存在明确分工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关系人负责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只有在二者互相明知对方的行为内容时,他们才具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否则,就没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也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因此,检察机关就不能指控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构成受贿 ·97 ·
最全受贿罪法条、司法解释 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诚信高效专业 受贿罪刑法条 文 ..................................................................... ................................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 ............................................... 3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有单位的内设机构能否构成单位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 复 ..................................................................... ............................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的通 知 ..................................................................... ................................ 6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佛教协会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 复 ..................................................................... ........................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 知 ..................................................................... ....................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
受贿罪论文关于受贿罪的论文：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摘要: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影响力”的含义是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为了更好的理解“影响力”,我们不能忽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本罪设立的影响。因此,在对中国刑法典和该公约对比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影响力”的含义和分类,分析了行为人表现出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定性的关系,以期待对刑事立法、司法有所帮助。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所谓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这一规定扩大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将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纳入到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从《公约》起草时起就一直积极参与,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10月27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签署与批准就表明了我国对该公约所规定内容和机制措施的认可和赞同。《公约》第15条规定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行为,即“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二、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公约》也对“影响力交易”行为进行了规制,具体内容是第18条“影响力交易”,即“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
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受贿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仅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彰显我国法律在国际上的威严，也不适应国际社会联合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因而应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将其规定为量刑情节。在受贿罪的刑罚体系上，由于受贿罪具有贪利性特点，所以应当增设罚金刑，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数额作为起刑点；取消受贿罪的死刑设置，有助于追究外逃贪官的法律责任，挽回流失的大量公共资产。由于受贿罪和贪污罪都属于职务犯罪，二者侵害的法益相同且《刑法》对二者规定了相同的量刑标准，所以对贪污罪的规定也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 标签：受贿罪；职务犯罪；刑事处罚 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腐败犯罪浮出水面。在腐败犯罪中，受贿罪是比较常见的犯罪，也是多年来刑法学界热议的一个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正视这些缺陷并在修法时加以完善，对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受贿罪的主体 在我国，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何为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刑法》第93条进行了明确，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刑法》还详细列举了非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三种情况，从而使受贿罪的主体实际上包含了四类人员：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看出，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犯罪主体都是隶属于国内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外国公职人员并未纳入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贿赂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频繁的国际商业往来中出现的以外国或国际公职人员为主体的行贿、受贿犯罪已引起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关注。《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提出，国际社会应联合打击贿赂犯罪，具体包括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和外国公职人员收受贿赂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6条也明确规定了针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罪和受贿罪。打击国际贿赂犯罪已经成为世界性课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领域的国际化步伐逐渐加快，但《刑法》仍旧将贿赂犯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显然滞后于国际社会惩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我国已经签署并加入了《公约》，而《刑法》未能与《公约》保持一致，未将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外国或国际公职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2019法考必备考点：受贿罪 一、受贿罪 （一）不法与责任要素 1.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不包括受委托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一般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特定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索取财物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等采购活动中索取或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其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其他国有单位的代表，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中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 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下
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属于职务之便。国家工作人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某种服务，从而获得报酬的不成立受贿罪。利用业余时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获得报酬的成立受贿罪。 3.为他人谋取利益 新客观说：包括明示、暗示的许诺，包括直接对行贿人许诺和通过第三者对行贿人许诺，包括真实、虚假的许诺。虚假的许诺构成受贿的条件：收受财物后作虚假许诺，许诺的内容与职务行为相关联，导致财物与许诺职务行为之间形成对价关系，使财物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所许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报酬。 常见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实际或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的请托事项;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被管理人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索取贿赂时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 4.责任形式：故意，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接受包括索取贿赂的意图。 如果没有接受贿赂的意图，事实上也没有接受的，不可能成立受贿罪;行贿人将财物送给行为人，但行为人根本不知道的，或者只是不得已暂时收下，准备交给组织处理或者退还给行贿人的，也不成立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明知财物与履职事由有关而收受，即有受贿故意。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研究 内容摘要：近年来，为加强党政队伍的廉洁性建设，建设法治社会，反腐工作已成为改善社会环境的重要工作内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设立，对应对贿赂犯罪的多样性特点及有效打击相关主体实施贿赂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实现了司法工作的重大突破及刑法体系的逐步完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及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其中对该罪适用主体的具体认定问题存在较多争议，如，“近亲属”适用依据，“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含义，“关系密切人”的具体范围等问题，正确认定及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则是解决上述问题。 关键词: 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关系密切人
一、利用影晌力受贿罪相关理论 （一）利用影晌力受贿行为的入罪动因 （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形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明确影响力交易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并指出一般主体企图利用公职人员所具有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好处，而公职人员利用其所具备的便利条件即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好处的条件并收受相应报酬的行为系影响力交易行为的两个对应层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意图或实际滥用所实际具有或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与否判定该行为是否属于影响力交易行为，但该行为性质的具体认定问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由司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该条文的法律意义在于将影响力相关的交易行为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我国刑法体系中虽然将受贿罪及斡旋受贿罪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但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特定关系所形成之影响力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并未涉及。为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及国内反腐斗争的开展，使我国立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势在必行。 （2）国内现状 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人际关系网也错综复杂。基于血缘、工作、感J 清等因素所缔结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父子、同事、雇佣、夫妻等各种形式，而各类关系均能对彼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现实生活中，请托人往往在感知具备相应影响力的主体方面具有灵敏的洞察力，而受托人又因抵挡不住金钱诱惑或碍于情面等因素积极应允，使得双方达成“合意”，从而滋生了腐败的现实困境。“‘影响力’是指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影响或改变对方心理活动或行为表现的某种能力。”5如何从法律层面界定这一概念，则涉及到对影响力的判断问题。法律层面的“影响力”来源于生活中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而“利用影响力”主要指利用生活中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的特殊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带有消极色彩。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由于对该层关系的不正当利用行为日益普遍，使得司法实践中未在受贿罪及斡旋受贿罪规制范畴的变相受贿行为频发。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变相受贿及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收受不正当利益的新一类
受贿罪相关法律知识 [释义]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刑法条文]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现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