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殷都学刊２００８年
论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
王明德
（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潍坊２６１０６１）
摘要：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的产生是聚落演进的结果；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它又是国家演进
的产物。中国古都的起源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从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逐渐演进到王权国家曲都城；时间形态
上表现为从三皇五帝时代的都邑发展到夏商时期的都城；地域形态上表现为从黄河上、中、下游的广泛分布渐
趋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区；建筑形态上表现为宫殿、宗庙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随着宫殿和宗庙的出现以
及聚落中心功能的加强，至夏、商两代，真正意义上的“四方之极”，即政治、军事、经济、典仪及文化中心的都城
最终形成。
关键词：都城；起源；传说时代；夏朝；商朝
中图分类号：Ｋ９２８．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２００８）０４—００２０—０８
关于古代城市的起源问题，学界已进行了广泛探讨，并提出了城市形成和起源的多种判断标准。∞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的起源当与一般城市具有同步性；作为国家政治的产物，它的起源又具有某种特殊性。判断一座古城遗址是否为都城，同样有一个标准问题。根据早期都城所具有的功能和特征，可将其概括为四点：一是遗址所在为大型地域集团的活动中心；二是遗址在城址层级系统中占有最高地位；三是其建筑形式、规格及体量具有独占性；四是其标志性建筑物如宗庙、宫殿和高台化建筑的出现。以此观之，又可从四个方面讨论都城起源问题，即时间、空间、聚落和建筑。都城的出现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在时间形态上从三皇五帝时代一直持续到夏、商两代；在空间地域上，从黄河上、中、下游的广泛分布渐趋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区；在聚落形态上从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逐渐演进到王权国家的都城；在建筑形态上表现为宫殿、宗庙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随着公元前２ｌ世纪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完全意义上的都城正式产生。经夏商两代的发展，都城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四方之极”，即政治、军事、经济、典仪及文化的中心。
一、传说时代的都城
都城是聚落演进的产物，它的起点当是传说时代的丘墟文明。这从它的称谓涵义可得说明。都城古称京师，京师得名于山岳、丘阜之类的事物。《毛诗集注》说：“京师，山高而众聚也。州¨《尔雅?释丘》说：“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２１《风俗通义》称：“丘之绝高大者为京，谓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０＂［３７《汉书?百官公卿表》注疏说：“京，大也；兆者，众数；言大众所在，故云京兆也。”¨１《诗经?公刘》写道：“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Ｈ’诗注说，京为高大的山丘，豳城就建筑在大丘上面，故称做京师。№１《周礼?王制》说：“夏日夏邑，殷日商邑，周日京师。”＂１《白虎通》说：“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京．大也；师，众也。天子所居故以大、众言之，明什倍诸侯，法日月之径千里。州引可见京即为高地，无论是人为之高台，还是天然之丘阜，统称为京。研究表明，华北平原上的城邑多起源于丘阜聚落。古人常常借崛起于冲积平原上的丘阜建立聚落。聚落建在丘阜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王明德，男。河南遂平人，历史学博士，潍坊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史、历史地理。
①把握问题的视角４：同，所提出的标准自然相异。许多学者都根据自己对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提｝Ｉ：了不同的判断标准。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城Ｉｈ．起源的１０项标准，日本学者狩野千秋归纳出城ｆＨ起源的７项标准，许宏先生概括出城市起源的３个标准．毛曦先，】：总结ｆｌｊ城市形成的ｌｏ项标准。见毛曦：（试论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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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丘阜的泉源可充饮水，丘阜的树木可作燃料。丘阜因其地势，可兔受洪水之灾。丘阜的南坡向阳，冬季有较好的小气候条件，而丘阜本身又是一个制高点，有利于攻守，所以在大平原上，丘阜具有建立聚落的理想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聚落扩大而成为城邑ｏ［９１郑逢源先生在《丘虚通证》一文中列举了１６３个以丘、虚、京、阜命名的丘虚，并认为“丘虚之分布麋集于河济之间，今鲁、豫、冀三省之交接处为最多。……由此可以推断此地带为我国最早之文化发源地，最古之政治中心及经济中心。所谓‘东土文明’或亦可谓之为‘丘虚文明”。【Ｉ刚著名的丘墟如商丘、帝丘、老丘、黄台之丘、犬丘、曲阜等都曾做过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即早期都城。
据《帝王世纪》载，伏羲都陈，黄帝都涿鹿，少吴都穷桑，颛顼都商丘，帝喾都毫，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这些部落中心多位于高亢隆起的丘阜之地。因后世把部落首领看作帝王，故称其所居的大邑为都城。又因后世的都城为帝王所居，人口众多，规模宏大，气象峥嵘，故又引申出“绝高”、“高大”谓之京，“众庶云集”谓之京的观念。因此说都城是聚落演进的产物。在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烙下其原始印记，其涵义也必然反映出它的原始状貌特征。
由原始丘阜聚落演进为都城的过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持续到夏商两代，其间持续千余年之久。这一过程也是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过程和部族国家的产生过程。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原居轩辕之丘，后迁居涿鹿（河北涿鹿），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战胜炎帝后，徙都于轩辕之丘、彭城（江苏徐州）、曲阜等地。后炎、黄两部融合，形成华夏族。东夷颛顼族西移与华夏族融合，建都于帝丘（河南濮阳）。在尧舜时代．尧都平阳（山西临汾），舜先后以蒲坂（山西永济）、平阳、潘（河北怀来）、涿鹿为都，禹都安邑（山西夏县），后徒都阳城、阳翟（河南禹县）。华夏族的产生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交往和融合。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在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围墙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１１１因此说都城起源于部落联盟中心的所在地，部落中心的大邑即是最初的都城。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说：“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２１这种成为部落联盟中心的城市已经具备了都城的一般功能。
《通志?都邑略》说，三皇之都：“伏羲都陈（陈州），神农都鲁（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新郑），又迁涿鹿。”五帝之都：“少吴都穷桑（曲阜），颛帝都高阳，帝喾都毫（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临汾）。舜始封于虞（虞城），即帝位都蒲坂（山西永济）。”【ｉ３１《玉海?京辅》亦说：“包羲氏都陈，神农氏都陈而别营于曲阜，黄帝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穷桑而迁都曲阜，颛顼始自穷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建都于毫，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阳城。”¨引不少文献对各都的地望还进行了考证。《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ｎ引据考证，有熊在今郑州市南面的新郑、新密交界处。结合郑州地区发现许多与黄帝时代相当的氏族社会时期的聚落遗址，存在许多与黄帝有关的遗迹、传说等史实，认定郑州为黄帝故都是能够成立的。［Ｉ旬又据《括地志》载：“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Ｈ训《史记?五帝本纪》又载：“黄帝……邑于涿陆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ｕ８１在今河北涿鹿县城东南约２５公里的矾山镇三堡村北还发现了战国、汉代的涿鹿城址，即“黄帝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５１０—５４０米，城内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篮纹陶片、石锁等。由此可见黄帝多次徙都是可能的。关于颛顼所都，文献多载颛项高阳氏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引《汉书?地理志上》载东郡属县濮阳，“故帝丘，颛顼墟”，又称“颛顼遗都”啪］。《史记集解》引《皇览》称：“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垤¨在今河南濮阳市内西南隅西水坡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遗址。面积约５万余平方米。其４５号墓室中部壮年男性骨架的左右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表明此地在远古时期决非一般聚落，故学者推测为颛顼遗迹。
关于尧、舜、禹所都，文献记述更多。《书》日：“陶唐有此冀方”池１。孔安国日，“冀州，尧所都。”古之冀州当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春秋疏》说：“尧治平阳，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３《史记正义》说：“尧都平阳”㈨１。《谷梁疏》说：“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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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Ⅲ１。邹衍云：“九，ｋ１１之内名日赤县，赤县之畿从冀州而起。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涵１目前在山西襄汾陶寺村发现了距今约４５００年的大型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约３００万平方米。有学者认为其地望、年代与帝尧陶唐氏所都冀方的大夏和唐相符，应为帝尧时期的都城。由文献记载可知，三皇五帝的都城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现列表于下：①
三皇五帝都城袭
＝辜百帝建都地点及迁徙情况今地名伏羲陈，亦名宛丘河南淮阳
神农都陈，迁于曲阜河南淮阳，山东曲阜
黄帝都轩辕之丘，又迁涿鹿河南郑州南，河北涿鹿少吴都穷桑，徙于曲阜山东阳谷，山东曲阜
颛顼帝丘，亦名高阳河南濮阳
帝喾毫，亦名高辛河南偃师
初都唐，徙晋阳，山西翼城西，
尧
又迁平阳太原，临汾
河南虞城，
舜都虞，迁蒲坂
山西永济西蒲州
二、龙山文化城址的都城性质
仅有文献记载还不足以证实传说时代都城存在的真实性，也不足以说明早期都城的发展状况和具体形态。一般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大体上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三皇五帝时代是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间相互争战、相互融合的时代，而他们活动的舞台背景又恰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时代各文化发达的区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现代考古发掘材料表明，史书所载三代以前的都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相当的依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啡４０００年前的仰
韶、龙山文化时代，黄河流域已经出现许多城址或遗址。黄河中游所在的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龙山文化城址７座，即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河南郑州），郝家台城址（河南偃城）、王城岗城址（河南登封告城镇西）、平粮台城址（河南淮阳东南）、后岗城址（河南安阳西北）、孟庄城址（河南辉县孟庄镇）、古城寨城址（河南新蜜）等龙山时代城址。这些史前城址大都建造在河流附近的阶地或低矮的丘岗、山峁之上，面积有大有小，一般多在数万至３０万平方米之间。
西山城址位于郑州市北郊邙岭余脉上，面积约３．４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夯土城址，也是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古城之一ｏ［ｚ；ｌ王城岗城址位于河南登封告城镇西，面积约ｌ万平方米。Ⅲ１有学者认为，王城岗的地望与“禹居阳城”的地望相符，故为夏禹之都。平粮台城址位于河南淮阳东南，城址范围达到每边长１８５米左右。从城址形态及出土文物看，当是远古时期的一座都城。淮阳原名陈，亦名宛丘，为传说中的“太吴之墟”。古城寨城址位于河南新蜜市境内，城址规模宏大，墙高沟深，气势雄伟，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三面城墙和南北相对两个城门缺口，面积约１７．６５万平方米，为中原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墙体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
在黄河下游所在的古东夷地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城址３座，龙山文化城址或遗址１５座，即王家庄（山东阳谷）、西康留（山东滕州）、五莲丹土等大汶口文化城址，边线王（山东寿光西南）、田旺（山东淄博辛店北）、丁公（山东邹平丁公村）、城子崖（山东章丘）、景阳岗（山东阳谷东）等龙山文化城址。协１其它如尚庄、乐平铺、大尉、东阿王集、滕州尤楼等城址都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城址。这是迄今所知早期城址最密集的分布区之一。
上述城址除发现有城垣、壕沟等防御设施外，不少城址中还发现神庙、祭坛和用途不明的大型夯土基址，它们一般位于遗址中心。祭坛表明史前政权常以神权形式出现，祭祀活动成为当时政权活动的主要内容。各类礼仪性建筑也经过有意安排与规划，坛、庙、冢、城呈某种规律组合特征，祭坛已有天圆地方的雏形。由此可以判断这些城邑有些已经发现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具备了史前社会宗教、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尤其是大型古城等级群落的发现，为史前都城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黄河流域的城子崖、景阳岗、教场铺古城群落以及长江流域的石家河、良渚古城群落表明：龙山时代以大型城址为中心、围以数座中型城址或遗址、散布众多小型遗址的三级结构的群落单位已经形成。城子崖古城群落以城子崖城址为中心，面积达２０万平方米；周围散布着黄桑院、马彭、马安庄、季官庄、牛官庄、小坡等二级聚落，面积５—６万平方米以上；其他的三级聚落规模都很
①关于三皇五帝所都地望，众说纷纭．本表参考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丛编?坤舆典＞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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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面积几千至１—２万平方米。㈨１景阳岗、教场铺古城群落的等级构成与城子崖相同，两城中都发现了大型的台型建筑基址，并有人、畜奠基遗迹，与其在群落中的第一等级和中心地位相吻合。当城址群落已经有大中小的分层结构时，“部落应当已经发展到离国家不远或者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了”ｏ［３１３在“都一邑一聚”金字塔形结构中，作为群落中心的大型城址在整个群落中处于等级结构的顶点，其中央地带都有“殿堂式”的大型高台建筑，城址内外修造了大型贵族墓地和祭台，从而构成金字塔形结构的塔顶，明显具有政治、文化、礼仪中心的性质。而在大型城址外围则分布着一群受大型城址逐级控制的中、小型级差聚落（城址），应为政治实体控制的领地ｏ［３２］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反映出社会集团内部阶层分化更趋明显，社会发展已跨入国家文明的门槛，表明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原始聚落形态的演进和社会关系的分化，作为文明时代重要标志的城市已经出现，它从一出现就是作为刚刚诞生的初期国家的权力中心而存在的。与城市相伴而生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以等级结构为特征、以新型社会组织为内容的国家政治实体已经形成。
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英雄时代”，考古发现的那种保留氏族社会外壳的“方国”政治形势与这个英雄时代的历史完全吻合。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掘的众多城址也与文献所载的英雄时代的众多遗迹暗相吻合。有学者指出，五帝时代是一个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也正与龙山时代的特征相吻合ｏ［３３］当然，从目前已发掘出的城址或遗址看，还无法与三皇五帝时期的都城名称建立起直接联系，现有考古成果也不能完全证明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但这并不否认夏代以前黄河流域以及祖国境内其它地区邦国城邑林立的事实和邦国权力中心所具有的都城功能。一些城址或遗址中的大型建筑基址虽不能完全断定是宫殿或祭祀中心，但它说明初期城市聚落已经开始出现中心建筑物，其它建筑开始围绕中心建筑物展开，人们开始有意按照现实的社会关系安排城市。这种中心建筑物开始成为人们的观念中心和现实宇宙中心的标识。这正是早期城市突出地具有宫城性质的一种反映。
三、夏、商两代的都城遗迹
夏朝是我国建立最早的统一王权国家。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表明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主要在河南伊洛平原和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州一带，其次是晋南平原地区。文献记载“夏后氏不常厥邑”。都城迁往徙来，处于一种经常变动的状态。据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太康居斟郭，后相居商邱，又居斟灌，帝宁居原，自原迁于老邱，胤甲居西河，桀居斟鄂。”Ⅲ１《方舆丛编?建都部》载：“大禹都安邑，即位都阳城；太康都阳夏，帝相都商丘，少康复都于安邑又迁于原，帝杼自原迁都于老丘，帝廑都河西，桀都安邑。”［３副综计夏代都城有阳城、晋阳、安邑、斟郡、商邱、斟灌、原、老邱、西河、洛阳、黄台之丘十一地。至于各都的地望，文献记载不一，各家争讼纷纭。仅夏禹所都，就有河南阳城说、山西安邑说、山西晋阳说等不同观点，而阳城所在又有浚仪（今河南开封）、阳翟（今河南禹县）、颖川阳城（今河南登封）、泽州阳城（今山西晋城）、唐城（今山西翼城）等说。另有学者考证各帝所都地望是：禹都阳城为今山西翼城县西，禹都晋阳或平阳为今山西省临汾县西，禹都安邑为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虞山，太康、桀都斟郭为河南省巩县西南寻谷水畔，后相都斟灌为山东省观城县，后相都帝邱为河南省濮阳县，帝宁都原为河南省济源县西北，帝宁都老邱为河南省陈留县东北，胤甲都西河今陕西省合阳县附近ｏ［３ｅ］可见各说差异之大，要弄清各帝所都的确切位置，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夏代都城大体不出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集中指向豫西伊洛平原和豫中嵩山地区。
夏代都城变迁表：
考古发掘的帝王都城名称文献记载的可能地望
可能地望
山西翼城县西、今河南登封禹阳城（唐）
今河南禹县王城岗城址禹晋阳（平阳）山西临汾县西
禹安邑山西平陆县东北虞山
今河南新密启黄台之丘河南新郑密县间
新砦城址
河南巩县西南今河南偃师西太康、桀斟郡
寻谷水畔二里头遗址后相斟灌山东观城县
河南濮阳县、
后相帝邱、商邱
今河南商丘
帝宁原河南济源县西北
帝宁老邱河南陈留县东北
胤甲西河陕西合阳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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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代夏而起的第二个统一王朝。从商汤灭夏至纣王丧国，相传１７世３ｌ王，历时６００余年。据《竹书纪年》记载，商汤（第一代王）都毫，仲丁（第十一代王）都嚣（或瞰），河宜甲（第十三代王）都相，祖乙（第十四代王）都庇或耿、邢，南庚（第十八代王）都奄，盘庚（第二十代王）至帝辛（即纣王，第三十一代王）都殷ｏ［３７１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副像夏代都城一样，商代都城也是迁徙不定，立国前八迁，立国后五迁，概称之“前八后五”。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考证成汤以前的八迁是：契居蕃（蕃通毫）为一迁，昭明由蕃迁于砥石为二迁，昭明又由砥石迁商为三迁；相土由商徙都于泰山脚下，又复归于商为四迁、五迁，商侯由商迁殷为六迁，殷侯复归于商邱为七迁，汤由商邱迁毫，从先王之居，是为八迁ｏ［３９１成汤以后五迁，各说不一。《史记?殷本纪》载：“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ｍ１《竹书纪年》称：“仲丁即位元年，自毫迁于嚣；河宣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日殷。”Ｈ“《帝王世纪》亦载：“汤都毫，至仲丁迁嚣。河直甲居相，祖乙居耿，及盘庚五迁，复南都毫之殷地。”㈨１《尚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旧１五次迁都即：汤迁毫，仲丁迁嚣，河宜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往居亳。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读书记》中称五迁为：仲丁迁嚣，河直甲迁相，祖乙居耿，耿圮迁庇，南庚迁奄。Ⅲ１五迁涉及七座都城，即亳、嚣（或敖）、相、耿（或邢）、庇、奄、殷。这七座都城的位置大体在黄河南北两岸、离黄河不太远的地方，主要位于今河南东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一带，与推测的商先公们的都城分布于同一地区。…１至于各都的地望，因文献记载差异较大，现有考古成果尚不能为确认各都地望提供足够证据，故至今仍是学术界努力探讨的问题。
商代都城变迁表：
帝王都城地点文献记载的可能地望考古学的可能地望
商汤毫、南毫、西毫河南商邱、河南偃师偃师商城遗址
仲丁嚣河南荥阳敖仓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河直甲相河南内黄东南、安阳殷墟安阳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祖乙耿、邢、奄、庇河南温县邢丘、河北邢台
南庚奄河南新乡境
盘庚西毫、殷河南武陟县境、安阳殷墟安阳殷墟、河南武陟县境帝辛朝歌、殷安阳殷墟安阳殷墟
两代都城的频繁迁徙正是都城形成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在都城形成过程中，或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或由于疆域扩大的需要，或由于受民族关系的影响，或由于伴随国家形成所引发的社会震颤及诸多不确定因素、盲目性、多变性等，都会引起都城位置的迁移。迁都是早期王朝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手段，但都城位置更趋集中于黄河中游地区，主要在河济之间及其附近。这是因为黄河流域西起陇山，东迄泰山，包括渭河下游和济水以及渭济之问的一段黄河，尤其是河济之间及其附近，由于其土壤肥力、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等远都优于现在，是当时最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故在远古时期是最为肥沃富庶的地区，它不仅吸引着商人不愿离去，而且还吸引着夏人和周人向东发展。【拍?早期的都城文明就建立在这种高度发达的谷物农耕与定居生活的基础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优越地理条件及由其所决定的经济类型等因素有利于统一的王权国家的产生。并为都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古代都城的形成
考古发掘出的夏商时期古城遗址主要有：二里头夏代古城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等。考古资料显示，这些古城遗址主要有贵族住所、宫殿宗庙和仪礼中心三类中心建筑物构建而成，其中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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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宫殿宗庙最具典型意义。宫殿是王室居住区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地方，是王权政治的象征物和都城的标志。早期都城的宫殿建筑均建在夯土高台上。二里头全部建筑物坐落在呈方形的夯土台基上，郑州商城的宫殿底部也坐落在夯筑的高台上，安阳殷墟的宫殿宗庙坐落于遗址东北部数十座大型夯土台基上。大型高台建筑不仅是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而且还体现出一种沟通天人、居高为尊、君临天下的政治文化。高台建筑的出现既与夯筑技术的成熟相联系，又反映着事实上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因为大型高台建筑的建造需要庞大的用工量和高强度的劳动，而这一切非严密有效的组织和强大王权便不能实现。张直光先生指出，大型宫殿的出现，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象征，也是借其规模气氛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夯士城垣及青铜兵器等遗迹遗物，反映着战争的剧烈和频繁；宗庙、陵寝和青铜、玉等高级艺术品的遗迹遗物，一方面是作为政权基础的宗法制度的象征，一方面是借宗教仪式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ｏ［４７１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是王权国家及其都城本质特征的一种反映。它说明都城是王权政治的产物，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最初的都城是伴随邦国权力中心的出现而产生的。
在经过龙山时代近千年的众多邦国部族的冲突、兼并与融合之后，最终导致夏、商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１作为统一王权国家立国精神与规模的反映，两代都城一经出现，便在形制与规模上显示出一种独尊的气势，“呈现出一种财富与礼仪地位的巨大差异。”【４９１气势宏大的夯土高台建筑，正是王权国家确立的一种标志，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
大型夯土高台上的宗庙是敬神祭祖的场所，具有宗教上的祭把功能。在盛行祖先神灵崇拜的夏、商、周三代，敬天法祖是国家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人们相信祖先具有神力，“只要合乎礼度地敬奉他们，他们就能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出战必捷，惩敌国，儆不义。一切大事都须按祀典告于宗庙”。咖１宗庙在祭祀时是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血亲关系的象征。当贵族于此行使刑赏大权时，又是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象征。举凡祭祀、册命、授命、献俘等国家大典莫不由帝王以宗主身份按礼制向祖先报告。这说明早期人类社会需要对不能驾驭的自然力的神祉崇拜，而祖先神灵就成为最常见的崇拜祭祀的对象。夏代人“敬天法祖”已有隆重的仪式。商代人祭祀祖先神灵的仪式隆重而复杂。从殷墟中出土的大量遗物可知，青铜器中的礼器是向祖先献食的工具，而大量祭祀坑和人殉的存在，说明祖先祭祀中的人祭现象十分盛行，数量视祭祀对象地位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别。《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几人。”¨¨在宗法社会里，攫取了最高权力的帝王常集政权、族权与神权于一身。他不仅是王权政治的代表，而且因独占了沟通神人或天人的权力而成为神权或天意的化身，又因其在宗法关系中的宗主地位而成为宗法统治的代表，帝王既是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又是信仰世界的领袖。这种领袖地位靠祖先或天地祭祀仪式上的主祭权来体现，而主祭权的行使场所，最重要者还是在宗庙。这样，统治者所属宗族的宗庙和行使权力的宫殿就成了宗法制度和王权政治的最高体现，成为王朝权力中心——都城的决定性标志物。恻无论中国还是域外，早期都城中用于行使王权的宫殿和用于祭祀祖先神灵的宗庙神殿总是结合在一起，将生者和死者放在一起的宫、庙合一是早期都城最突出的特征。正因为宗庙的重要，以至宗庙之有无就成为判断一个城市是否为都城的标志。《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日都，无日邑。”ｂ３】《墨子?明鬼篇》说：“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ｂ副凡立国都，必皆以宗庙建筑为优先，宫殿次之，即所谓《吕氏春秋?慎势篇》所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旧－作为维护王权神圣性的宗法制度的载体，宗庙是宫殿宗庙区乃至整个都城的核心之所在ｏＢｓ０］宗法制度与王权政治的紧密结合体现在宫城建筑上就是宫、庙一体，同处于宫城的中心部位。宗庙成为都城布局的中心，是先民的宇宙观、世界观、宗教观、方位观的一种综合反映。当然，宫殿宗庙区处于宫城中的何种位置，因时而变，总体上趋向于中心部位。古人“事死如事生”，生死区分未明，神主的宗庙与生者的寝殿在早期是一致的。这一点已在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中都得到证实。宫庙一体，以庙为主是夏、商及西周三代宫室建制的显著特点。大约到春秋时期，寝庙开始逐渐分离，宗庙从宫城中移出，两者分别营
２６殷都学刊２００８篮
筑于不同的地方。这便导致了都城建设中宗庙、宫殿营建秩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王权对神权、族权的胜利。
正是由于宗庙在空间上具有最高价值和巨大的象征意义，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早期中国城市的起源不是从市场、城堡，而是在神庙或用于祭祀的殿堂、高台建筑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中心的基础上最先兴起的。早期的城墙不是用于军事目的，也不一定是城市出现的必然标志，神庙或用于祭祀的殿堂、高台建筑才是城市起源的根本标志。这种观点已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应当说中国早期城市具有宗教祭祀中心的功能，这一点已为城市考古所证实，但宗教祭祀中心功能的发挥常与政治军事中心密切相关，王权与神权一开始便结合在一起，神权服务于王权，王权需借助于神权。从这一点上说，中国早期城市应是王权政治的产物，而早期城市正是以“王权”为中心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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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ｌｅｇｅｎｄｅａｒ；Ｘｉａ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ｈ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责任编辑：郭昱］
论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
作者：王明德， WANG Ming-de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潍坊,261061
刊名：
殷都学刊
英文刊名：YINDU JOURNAL
年，卷(期)：2008，29(4)
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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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的产生是聚落演进的结果.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它又是国家演进的产物.中国古都的起源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从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逐渐演进到王权国家的都城,时间形态上表现为从三皇五帝时代的丘墟文明发展到夏商时期的都城,地域形态上表现为从黄河上、中、下游的广泛分布渐趋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区,建筑形态上表现为宫殿、宗庙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随着宫殿和宗庙的出现以及聚落中心功能的加强,至夏、商两代,真正意义上的"四方之极",即政治、军事、经济、典仪及文化中心的都城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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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山西临汾，古称平阳，相传是帝尧的都城。这个传说目前虽然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却间接表明它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从帝尧时代的中国社会性质来看，尧都平阳已不完全是部落组织对其中心居地的选择，实际上已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或政权首都的性质。尧都平阳的传说表明，包括今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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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阶段性特征。 成都古城建设的起源可以上溯至约4500年前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群，与“夏鲧作城”的传说大致相同。约3700年前建造的广汉三星堆古城开始具有了明显的规划制度痕迹。该城具有三种形态的变化历程，是土著和外来文化的大熔炉：包括了来自岷山河谷古蜀先民的宗教习俗、良渚文化古城的宇宙观图式、中原二里头夏代古城的规划模数、等级制度等。当古蜀文化中心发生转移时，催生了成都古城的诞生—距今约3100年、富有多种文化内涵的金沙—青阳城。 金沙-青阳城是双子城，与河流形态紧密结合，体现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的古代哲学观念。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是该城规划的宇宙图式。其中蕴含的三级四方空间观念又可以溯至良渚文化古城。西周营国制度的尺度、规模和三级四方形态与金沙青阳城具有相似性、同源性。紧接其后的春秋蜀国开明都城可能是成都正式命名的时期。由于蜀王开明五世在天下逾制的局面下甘愿遵从西周礼制，这座都城的建设规划忠实反映了西周营国制度，从而既揭示了商周古蜀金沙青阳城的规划秘密，又例证了营国制度的内容、演变方式。 战国末年秦国征服古蜀国，依照秦制的郡城规模缩小、改造成都城。秦成都采用大少城并列的形态既是沿用了战国都城改造方式，也出于秦国同化古蜀民族的策略。李冰治水，疏通河道，形成二江双流城南的城池格局，改善成都城防洪能力，奠定城址两千年不变的基础。 汉承秦制，成都秦城在汉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扩建外郭，又恢复开明蜀国都城的规模。蜀汉政权依汉城轻易地改造成都为帝都，形成宫城、内城、外郭三重城形态。 唐代成都得到经济的再次腾飞，作为政治、经济的重镇，有“扬一益二”的历史称谓。唐末增筑成都罗城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罗城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旧城改造和扩建工程。从规划理念、筑城技术上，成都罗城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作为一次涉及城池自然环境的改造，罗城在形态上也表现了与自然的完美融合。五代成都继承了唐代以来的安宁和繁荣，由于前后蜀国的都城改造，使这时的成都城形态在都城制度的发展史上达到一个顶峰。在成都城市文化性格方面，在自上而下推动的的游宴活动中，五代成都的城市空间达到水、城交融的地步，是宋代城市自由街巷形态的前奏。 本文研究证明：成都古城是例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发展的活化石。
5.期刊论文白剑成都与金沙--兼论成都城及名号起源-文史杂志2004(5)
"成都"一名源起何时?指称哪一座城?内含着什么文化?一直是蜀地学者关心的热门话题.金沙遗址出现后,迄今尚不见成都与金沙两者相联系的研究
.近来又读到几篇涉及成都溯源的文章.文虽各有所见,却有误识之处;亦回避了一些早成定论的公知事实,未及发现所引文献与逻辑有重大矛盾.由于"成都"一名及起源涉及问题复杂,且又与"金沙"直接关联,笔者因此将自己的思考奉献出来,供诸家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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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中,夏商时代历史的研究,因涉及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国家的产生、中华民族的渊源等诸多问题而雄居显位.这其中,夏商都城制度的研究又是最为重要的课题,夏商史中的许多研究课题几乎都与都城制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如果能解决好夏商时代的都城制度问题,无疑,将会有力地促进夏商史乃至中国文明史的研究.
7.学位论文陈刚辽上京兴建的历史背景及其都城规划思想2009
辽上京是我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建立的第一座都城，是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长期交融与碰撞的结果，是契丹民族的一项创举。辽上京的营建奠定了辽朝200多年立国的根基，是契丹社会发展中划时代的进步。自辽朝建立到灭亡，辽上京一直是辽朝五京中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的中心。通过对辽上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辽朝的历史文化，因此本文将重点锁定在辽上京兴建的背景和都城的规划思想。本文共分四部分：
1.关于辽上京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历史沿革的介绍。
2.关于辽上京兴建的历史背景。主要对契丹族自身的发展要求和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研究，通过对契丹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等内部因素和有利于契丹族发展壮大的外部因素的研究，以此来揭示契丹族兴建辽上京的背景。
3.关于辽上京兴建的过程的研究。主要对辽朝城市建筑的起源、都城的兴建、之后的扩建等问题进行研究。早在辽上京兴建之前，上京故地就有一些建筑
，太祖建国后开始“城皇都”，到太宗继位后，才开始大规模展郛郭建宫室，并将“皇城”改为“上京”。 4.关于辽上京规划思想的研究。自太祖制定“尊孔崇儒”的基本政策后，辽朝历代皇帝都尊此国策。同时辽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用，客观上加深了“尊儒”的程度。通过对理论上“尊儒”的研究，结合辽上京考古发掘的资料及文献的记载，本文认为辽上京是按照儒家思想中的“礼”、“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进行规划与布局的。主要体现在：三重城垣的空间形态、南向宫殿的建筑风格、皇汉城墙的高低差别、主体宫殿的建置方位、相关建筑的布局结构等；同时笔者通过重新确定承天门的位置，指出上京城的规划和布局中有一条从开皇殿到承天门的中轴线。但由于契丹民族的传统习俗，使得上京城内既有早期的东向建筑，又有后期的南向建筑，体现出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本文以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契丹国志》等相关的传世文献，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综合利用考古学、文献学、古建筑学、古都研究学等方面的知识，深入研究辽上京兴建的背景及其都城规划思想。
8.期刊论文杜金鹏华夏文明之根--嵩山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中的地位-中原文物2002(2)
嵩山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四方辐辏之文明轴心,而数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广泛而大量的吸纳周围地方的文化精华,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碰撞、交融、升华,是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生成和成长的巨大动因.
9.期刊论文蒲卫平.石蓉.PU Wei-ping.SHI Rong川西盆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24(6)
对于黄帝国都的所在,学界至今众说纷纭,缺少证据可靠的定论.通过古代文献和三星堆研究发现,推定黄帝之都就在川西盆地.约5000年前,轩辕黄帝在三星堆一带建立了都城,并且统一了各个部族,使川西盆地成为第一个中国的中心.根据文字、城市、青铜冶炼作为文明的三项标准,川西盆地可能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10.学位论文公维静商代都城的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研究2007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综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运用民俗学、社会学、古文字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水利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对商代都城的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进行了研究。商代都城，代表当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所以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中国文明起源之初人类的生活场景和特点。 本文包括四部分： 绪论部分，包括了此课题的选题目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意义
，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基础； 第二部分，为商代都城的生态环境。包括都城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壤和生物条件，以及水文条件；
第三部分，为商代都城的公共设施及功能。包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供水设施和排污管道、空间布局及卫生条件； 最后，为本文结语。文章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内聚性、收敛性，城市中以王室贵族等特权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主。城市的建设又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建造，所以，象征王权生活方式的设施占据了城市中的核心位置，以特殊的方式被营造，然而，为王权利益而建造的一些城市设施，适应了当时生态环境的需要，从客观上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文明起源之初的一段时间内，人类还是尽力找到并创造了一些适于生产、生活的环境条件，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保证了人类已有文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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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2010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