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王小鲁
今天我想讲一下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个报告的初稿实际上在去年就已经完成了，我也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讲过。但是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计算和模型分析，所以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地核对，模型还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因此现在这个报告还不是最后的定稿。我先把初步的成果个大家介绍一下，正式的报告可能很快就会出来了，但目前还有些调整的工作要作。
我们这个研究项目主要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大约二十年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什么。这个研究项目实际上包括了十一篇分报告。大部分分报告已经陆陆续续的在一些公开刊物上发表了，现在我要讲的这个总报告是在这些分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主要是比较概括的描述一下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动因。
改革从1979年算起，到1998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这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9.7%，而改革以前从1953年到1978年这26年中平均增长率是6.1%，所以根据这两个数字，改革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关于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究竟有没有那么高，国内国外有不少讨论。比如世界银行在前几年的一个报告里认为，从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局的数字偏高。他们提供的数字是8.2%。还有一位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家叫安格斯.麦迪森，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是7.5%，比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低一些。我们对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做了一个估计，主要是根据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根据工业产品中1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量的增长对工业增长的数据做了核算，另外根据电力和交通运输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对经济增长也做了核算，还有就是运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把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一项项剔除，剩下的就是数据偏高的部分。做了这样几个分析以后，我们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改革期间从1979年1998二十年间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的初步估计是8.5%。这个数字低于统计局的数字，比我刚才提到的国外的两个数字稍微高一些。偏高的部分实际上主要集中在90年代，8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数字有一些偏高，但偏差不是很大，到90年代偏差就到了两个百分点。统计局的数据偏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外一些研究人员提到的我们GDP计算方法有缺陷、对不变价格的计算有缺陷等等，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各级地方政府虚报产值造成的。实际上统计局对此是了解的，所以它每年对从地方上汇总起来的经济增长率要进行调整，他们叫做“压水份”。所以每年公布的数字都是统计局压缩了水份后的数字。比如1998年，当时目标是增长8%，统计局的数字最后是7.8%，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各地方的数字，除了新疆以外，各省市的数据都超过了8%，如果简单汇总的话可能是9%还多，所以统计局从9%调整到7.8%已经做了很大的压缩。但是我们这个分析认为尽管统计局做了必要的调整，但是调整还不够，实际增长率可能还要低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讲，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率起码提高了三个多百分点，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即便是8%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仍然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显著加速？
前几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一篇文章影响很大，题目叫“亚洲经济增长的神话”。他这篇文章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发表的，主要观点是东亚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入带动的，有短期效应，所以这类增长很快就会过去。他把亚洲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苏联50年代的经济增长做了对比，认为两者有相近的地方。苏联50年代也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当时大家都很害怕，说苏联这样的增长速度不得了，但苏联的经济增长很快就不行了。所以克鲁格曼说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没什么了不起，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他的观点是说起码有一部分是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同时不排除有生产率提高的成分。但生产率提高的成分，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恢复。实际上我们这个分析也是针对这样一种看法做的，就是说要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不是由投入增长带来的短期效应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的事实是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二十年中间，基本上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了，因为如果假定把经济增长率规定在7%的话，二十年期间经济规模就会扩大4倍；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7%，所以中国的经济规模与1978年相比已经超过了原来的4倍。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下一步会怎样？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会怎样？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看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经济增长是怎么形成的。这对分析下一步的经济增长会很有帮助。我们大概从几个方面对此做了一些分析。
一个方面是投入要素。首先我们把生产要素分解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几个方面。大家关注最多的是改革期间投资增加和储蓄提高，到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做了一些计算，计算的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改革期间储蓄率有明显的提高。平均储蓄率在改革以前大约是30%，1978-98年期间大约是37%，所以储蓄率在改革期间大体上提高了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如果以GDP为100的话，那么固定资产占GDP 的比重在改革以前平均是18.5%，改革期间提高到了26.8%。再看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就是把投资中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去掉，最后计算净的资本。按这个数字算，1961-77年期间平均是12.6%，1978-98年提高到22.2%。这三组数字在改革期间都明显提高了。这里头还说明一个问题。改革以前储蓄率是30%，就是每100块钱GDP中有30块钱拿出来作为储蓄，那么这30块钱有多少形成了固定资产？只有12块6。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投资效率，就是说有大量储蓄或者变成了积压的存货，或者在投资过程中有很大的浪费，所以最后净的固定资本形成率相当低。改革以后储蓄率提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存货的相对减少和投资浪费的相对减少。我不是说现在投资没有浪费，仍然有很大的浪费；我是说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很多项目是由行政命令、主观意志定下来的，有的项目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所以投资中的浪费非常大，很多项目还没有建成就已经报废了。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结果，在这方面可以显著看到投资效率提高了。算下来最后是每100块钱储蓄中改革以前有42.1块形成了固定资本，改革期间是59.4块。这个数字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后来的计算，我们又对它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与这个数字有些出入。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改革期间投资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储蓄的提高，另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大体算来，投资效率提高对投资增长的贡献，要超过储蓄提高的部分。总的来看，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长加速，这一贡献大约是1个多百分点，不到2个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中间，储蓄提高的部分占不到一半，其余的很大一块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加上90年代以后外资投入的大量增加这两个因素导
致的。
关于劳动力的增长分析，改革以前和以后基本差不多。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大约在2.6-2.8%之间，改革之前和改革以后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与劳动力的变化没有太大的关系。
人力资本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对人力资本的增长做了很长时间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我国改革期间与改革以前相比，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改革以前，特别在解放初期，全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是文盲，50年代普及中小学教育大大提高了中小学的入学率和升学率，这是促使人力资本增长加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改革期间由于中小学入学率在基础上就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速度相对就要慢一些，这是正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认为改革期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很不够，教育体制也亟待改革。所以，在改革期间人力资本增长没有加速的倾向，反而比改革以前更低一些。我们在初步的报告里曾经有一个判断，就是人力资本增长的减速整个抵消了物质资本增长的加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又重新对几个数字做了核对以后，发现这个结论需要做一点更正，就是说人力资本增长放慢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所以整体上不能抵消物质资本加速增长的因素。
整体概括一下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这几个要素来看，唯一对经济增长的加速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投入的增长。它的贡献就是我刚才说的1个多百分点，这1个多百分点又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储蓄提高带来的，克鲁格曼说的投入带动型的增长如果单指这一部分是可以的，它确实有一种短期效应；但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效率的提高带来的，这一块就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投入增长的带动。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讲制度问题，就是改革期间的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高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在改革以前，如果讲非农业部分，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块，国有经济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的；在改革中间这一部分国有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了。从GDP构成来看，国有部门产出约占GDP构成的54%，这其中还有很大一块是农业，非农业中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大约是20多个百分点。改革以后，在GDP构成中国有部门下降了。我们最初估计是29—30%，但后来重新修正了一下，应该是超过30%，但低于40%。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内部的估算，认为国有部门1997年在GDP构成中的比重是42%，我们的估计比统计局的估计大约要低5个百分点。这是根据每个部门分别算下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国有部门已从主导地位下降到了非主导地位，而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所以非国有部门在改革期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增长率来看，特别是乡镇企业这块，在改革20年中平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国有部门增长我们算的结果大约不到7%，这个增长率是低于改革以前的。就是说改革期间国有部门的增长率是下降的，而高速增长的这块完全是由非国有部门带动的，在其中乡镇企业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整个非国有经济中，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可以认为，非国有部门中间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城市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和中期都发展得比较慢，而农村乡镇企业这块增长速度特别高。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在1978年是2800多万人，到了1997年增加到1亿3千5百万人，就是说在改革期间乡镇企业多吸收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我们算了一下，这块产出在GDP 中的比重，改革以前大约在4—5%之间，到1998年占到了28%。所以在这20年中乡镇企业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主要的经济部门了。90年代以来其他非国有经济，比如个体、
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增长也都很快，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大贡献。所以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这实际上与刚才说的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不矛盾，因为那里是从投入角度看的，我现在讲的则是部门构成。
在非国有部门增长中，实际上包含着相当一部分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资源从非常低效甚至无效的部门转移到了更加有效的部门。比如说在农业中，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在改革以前的边际生产力是非常低的，平均产出也只是刚刚够糊口的水平。这主要是受制度方面的制约，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固定价格等等一系列东西把农民捆得非常死，农民一般只能留在农业领域，能够进入非农业领域的非常有限。改革期间这个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公社被取消、实行包产到户等政策调整，使得出现了非常大量的资源转移，就是说1亿多劳动力从原来产出非常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了非农业部门来了。这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因素。这个表算的是1981-1992年农村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按社会总产值算，全国的增长率是11.7%，农村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个百分点；其次，按GDP算，全国经济增长是9.7%，农村经济的贡献是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要素的自然增长的贡献是2.4%，制度变革带来的要素重新配置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大约是 1.4%，剩下的生产率贡献部分是1.2%，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是2.6%的贡献。因此，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要素增长。所以在改革期间从这个表上看，单从农村经济来说，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主导作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要素的重新配置的结果。但要素的重新配置相对来说对增长的作用也是比较短期的，因为在通过流动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后，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也就完成了。当要素重新优化配置的作用完全释放出来以后，增长率相对就会下降。从乡镇企业增长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改革期间也是递减的。最近几年变得更加明显了，整个乡镇企业部门都面临不景气，另外由于市场疲软和乡镇企业本身在技术方面先天的不足和制约，所以它的增长率大幅度地放慢，而且就业也出现了萎缩，1997、98两年，就业从1亿3千5百万下降到本世纪1亿2千5百万，减少了大约1千万人。因此，尽管资源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这种效应的逐渐释放，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逐渐下降。
另外我们还遇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障碍。非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间仍然面临制度方面、市场环境方面、技术进步方面等诸多方面的约束。这些问题还在影响着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的作用在逐渐释放，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这也就是说改革中可以继续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里我举个例子。在融资方面，虽然现在从整个经济构成来看，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国有经济也就是占三分之一的样子，但全国的银行贷款的投向却基本上倒了过来。银行贷款的70%是投向了国有企业，投向非国有企业的只有30%。这30%中，大部分又是用于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拿到的微乎其微。而投向国有企业的这部分银行贷款，形成了大量的坏债，国有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这样一个状况，说明了在金融体制方面存在巨大的问题，就是说要素配置在金融领域是不合理的，是违反市场导向的配置原则的。我们在实际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非国有企业贷款很难，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生产中急需的资金很难通过银行解决；而大量的国有企业则大量的借债，背着沉重的包袱，最后形成既不能还本又不能付息的局面。这个现象说明了金融体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如果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改革金融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仅仅是在国有银行内部改革它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是不够的；我们认为需要引进非国有经济成分，需要在这一方面开放。
最近在谈加入WTO的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许诺，就是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下一步就将面对国有银行和外国银行竞争的局面。在这个竞争中，国有银行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体制方面有问题。在这样的竞争中如果不是靠保护、靠政策的话，国有银行很难打败外国银行。与此同时在金融领域，基本上没有对非国有部门开放，只有极少数例外。这也不利于我国金融方面的竞争力。其他的还有技术进步方面，我们现在碰到风险投资的问题。企业搞技术开发需要风险投资，因为开发技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正常的银行贷款很难支持这样一种活动。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萌芽。这些萌芽如果长不起来，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不会高，而且整个技术进步就会受影响。所以风险投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再一个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在企业做调查，有些厂长就对我讲，我不开发新产品就是等死，但开发新产品就叫找死。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花了大量的钱一旦把新产品开发出来了，马上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企业模仿、仿造，他们不用付开发成本，因此就有低成本优势，如果进入这个市场就可能把你吃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利于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科技开发。在这方面前几年谈得较多的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我们认为对国内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该提到议事议程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他涉及到制度方面的因素还相当多。比如政府腐败问题，这也是比较普遍的。政府的腐败和政府机构的臃肿，大大加剧了企业的负担，这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在温州看到一个例子，一个镇的政府编制是102人，我问一些企业的总经理，他们说其实50个人就够了，但是实际多少人？400人。这400人的开销包括工资、奖金、买车、请客吃饭等等，所以财政的支持远远不够，还不到这些开销的一半，剩下的钱就是靠收费来的，包括从企业收费、从居民收费、收罚款等。但是政府究竟对经济起了什么作用？这个作用是正的还是负的？应该打个问号。虽然不能否认有一些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但是也产生出所谓“帕金森定律”的问题，就是政府自身膨胀的趋势，产生出很多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职能和活动。这方面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担实际上相当大。
再一个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在改革期间，部门间要素的重新分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带动作用，刚才我们算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是1.4个百分点；虽然90年代后半期这一贡献有所下降，但我想1.2个百分点是有的。再加上其他方面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估计是在1.5 到2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
其余的部分，比如说技术进步、企业微观效率的提高等因素，目前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下一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第一，要素的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有多大；第二，有没有办法让技术进步、微观效率的提高变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今后增长的挑战我们认为实际上面临这样两个问题。刚才说到乡镇企业问题，乡镇企业曾经是带动经济增长的相当主要的因素，但是它的作用正在下降。可不可以说农村劳动力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释放出来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东部沿海地区的话，基本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就是大量的劳动已经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上面了。但中部和西部就不是这样了。这个表列举的是1994年的情况。乡镇企业按东、中、西三个地区分，东部占了68%，中部占23%，西部只占9%；在对劳动力吸收方面，东部在1997年有36%的农业劳动力被乡镇企业吸收，中部只有29%，西部只有17%。从这里
看，中部和西部同样面临一个农业劳动力过剩、土地不足、农业生产效率非常低的问题，但是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仍然留在农业部门，没有转移出来。这一块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一旦找到一个效率更高的部门把这部分资源吸收进去，那么原来它是经济的负担，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贡献因素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潜力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有种种原因。除了刚才说的市场方面及乡镇企业自身在技术方面的制约，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基础设施在中、西部的不足。所以现在讲西部大开发从这个意义讲是对的，就是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这些地区的生产环境、市场环境等。但若想很快改善这些条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果从要素的配置角度来谈，下一步的增长潜力在哪儿？我们认为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潜力现在没有释放出来，就是城市化。在这个图中，横坐标是人均GDP，纵坐标是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图中可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城市化率会上升。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大约低10多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大约低20个百分点以上。就是说中国现在城市化率为30%，而按同等收入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0—50%之间。中国城市化程度特别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原因，就是说改革以前有明确的政策措施限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的发展。改革以后政策有所调整，但只是强调鼓励小城镇的发展，而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虽然限制的程度有所放松，比如改革以前严禁农民进城，改革后农民逐渐可以进城了，但是农村劳动力进入不同的城市仍然面临障碍。比如你要想在大城市呆下来，起码要准备五、六种或七、八种证件，什么结婚证、身体健康证等等，凑齐这么多证就很不容易，而且不一定哪天又把你轰走了；即便你能呆下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而且现在从调查看，大部分到城市里打工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并且是以单身为主，他们过几年想家了或攒够钱了就回去了。如果这部分人能把自己的家从农村搬到城市来，如果城市没有太多的对外来劳动力就业领域的限制，那么城市化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另外中国现在大中型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比重的6%，这么小的比重对经济很难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现在城市的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原因就是城市太少了；它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不够，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也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分析，今天我没带来，这个模型中算了一下不同规模的城市的经济效应有什么差别。这里头要考虑到，一方面城市大了以后，它的规模收入会提高；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比如会带来比较严重的污染、交通阻塞等。随着城市的扩大产生的这些负效应要从收益中剔除掉，然后才能看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别。我们对全国600多个城市做了模型的分析，结果是这样的，大体上城市规模在100-400万人之间，净的规模收益最高；少于100万的城市，规模净收益非常有限；超过400万以后也会逐渐下降，到了1000万左右的时候基本就没有净的规模收益了。所以城市化也不是越大越好，但是非常有潜力的是那些100、200万人的城市，这些城市我国还是太少了。但我们认为如果今后在城市化政策方面做进一步调整的话，可以对城市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强有力的作用，这个作用应当不亚于过去20年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且在城市经济扩张过程中，还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把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所以仍然会产生资源的重新分配，仍然会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
除此以外，我们认为在提高技术进步方面还要做很多事情。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中，像刚才我讲的，要素再分配、资源的再分配起到一个特殊的作用，这个作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乡镇企业虽然与农业部门相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它
仍然是一个劳动生产率较低、经营相当粗放的部门，下一步它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就是如何提高技术含量、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的问题。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潜在地对经济增长起制约作用的方面。比如说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20年中，外资的投入、由于开放政策带来的进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等在经济增长中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外贸部分的比重已经在过去几年中提高了很大的程度，所以今后靠外贸的超常增长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另外这几年外资投入也相对扩大了，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上每年4、5百亿美元，外资大量涌入。但现在外资投入速度也在放慢，去年下降了11%。今后我们想可以稳定在现在的水平上，但不能希望外资投入再像过去那些年那样高速增长。当然这也取决于加入WTO的时机、谈判条件和结果等。另外刚才说到金融风险问题、政府腐败问题，此外还有失业增加、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也会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严格来说不是不能解决的，而是你去不去解决。
总体上说，我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今后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资本的贡献大约仍然能够保持3个百分点左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有可能下降，人力资本的贡献有可能加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方面的因素。再考虑到结构变化和体制改革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包括在内，今后20年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或接近于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当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你要不要推动城市化进程、要不要较大幅度的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但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我就说这么多。
讨论：
茅与轼：我们今天请了两位评议人。一位是计委经济所综合室主任范剑平研究员，另一位是中国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管益忻。下面先请评议人做评议，然后大家提问。
范剑平：刚才王小鲁介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课题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课题，从他得出的结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是保持乐观的。我下面不想直接就这个课题作出评论。我想今天大家参加这个会还想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我在这里把我们国家宏观决策部门在考虑2001年到2015年的规划过程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和命题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命题是最近很多人提出来，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有人讲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提法成立不成立，如何判断中国是不是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在现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在今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经济工作的正式文件中，对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的说法加以了明确采用，而且下面分了五点，对农村经济怎样从旧的阶段进入新的阶段、它的特征、标志等都做了明确的表述。关于整个国民经济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了刚才谈到的，在旧的改革20年中间影响我们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哪些要素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哪些东西有延续性？哪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怎么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这实际上跟刚才所提到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性是有很大关系的。现在有很多研究者在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还是次要的，首先一个最基本的主线应当是现代化建设。就是说我国GDP 达到今天这个阶段，有的人叫工业化中期阶段，有的人说我们正处在由工业化的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得出不同的结论。围绕着这个问题，就提出了我国经济在后面的15年中发展的主要趋势问题。现在有关部门概括为四个“化”。第一个主题是“工业化”，就是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下一个阶段从现代化建设角度来讲它的体现不是信息化，而是工业化。尽管全球经济有一体化和信息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但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是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而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又有很多的特殊特点，就是世界正在走向信息化阶段，而我们还处在工业化阶段，那么利用信息化的因素，来加速我国工业化中期和后期的步伐，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后发优势。第二个主题就是“市场化”，就是说中国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市场方面应取得很大的进展。第三个主题是“城市化”，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增长潜力点。其实政府已经把它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要素来考虑了。第四个主题是“国际化”。在下一阶段，国际化对于我们国家来讲还是利大于弊的。为什么说改革进入新阶段、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大家都在进行着思索，试图把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得更清楚一些。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总结前20年改革的一些经济规律和把握今后15年发展的主要脉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个命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有关部门提出来在下一阶段要进行“两个创新”，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象“九五”时期我们提出两个根本转变一样，现在又提出了两个创新。这两个创新实际上就意味着把我们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落实到两个点上，即一要靠改革，二要靠科技。接下来的问题是，所谓制度创新、改革，它的核心是什么？改什么？制度创新的最根本的思路、要点在哪儿？这是个非常大的命题，也是个子命题。现在围绕这个问题召开了很多的座谈会。国内外老、中、青学者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如果能够通过五年的实践，实现把我们中国的企业改革为真正的企业，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讲的制度创新主要就是企业制度创新、微观基础的创新。目标不是很大，就是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当然具体的理论表述可能不是这样，但中心含义大致如此。还有一个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关键点在哪儿？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理论上容易说，要靠发展高科技。但是在后面5—15年间，能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技术到底是什么？现在这个问题恐怕比制度创新更难解决。有关部门核心技术一下子搞了几千项，搞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解决。这跟以前我们搞支柱产业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地区一下搞出七、八个支柱产业，就说明一个支柱产业也没有，还是没有找对。我们在前一个阶段，可能思路上没有那么清楚，但回过头来总结在不同阶段技术发展的核心技术还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有一个阶段我们有“两弹一星”作为带动我们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技术，与它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水稻、棉花和小麦育种技术作为解决我们温饱问题的核心技术。这一“高”一“低”两种技术的配合，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温饱阶段的核
心技术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技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核心是发展轻工业。这时是以模仿为主、引进为主，提出的口号是“引进、消化、吸收”。现在回过头来总结，我们引进是引进了，但“消化”得不怎么样，“吸收”得更不怎么样了。当时还有个提法叫“市场换技术”，现在看来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市场是换出去了，但技术没有换来。这就表明在这个阶段，我们在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关键技术方面有一段空白的历史阶段。现在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就发现，我们国内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技术储备非常少。而加入WTO后，在世界性要求保护知识产权浪潮的情况下，中国的技术创新核心在哪儿？技术创新涉及到我们将来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到底在哪儿。所以讲技术创新，理论上好提，但落实到实际到底要发展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太好回答。有人说要发展信息技术，也有人讲中国仍然是应该以装备工业为核心，还有人说中国可以“跳跃式发展”，直接发展生物工程技术。所以各种意见都有，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这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第三个比较大的命题，就是党中央已经当作一个战略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西部大开发目前有一种边施工边设计的迹象。就是说已经进入了开始动手干的阶段，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明确的是这五年只是打基础的阶段，但是到底怎么打这个基础？现在从规划思路上来讲仍然不是很清楚的。这也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因为它已经迫在眉睫了。现在对于工程建设的基础脑子里很清楚，就是以公共建设为主，同时还要高机电、航空、运输等等；但其他几个方面的基础如何打，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是西部大开发的人才、教育、科技的基础怎么打？现在看来，东部也好、西部也好、中国与外国的竞争也好，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但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保证在培养西部开发的本土人才方面能够打好基础？现在先不要设想把东部的人才吸引过去，首先要保证西部的人才能留下来。第二点是，西部大开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由政府多花一点钱来启动，但真正能够成功实现开发，无论是美国的西部开发也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成功的地区开发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政府构筑一个平台以后，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市场基础，才能够吸引资本、技术、人力到那里去。有些国家，包括日本的北海道开发就并不是很成功，这就说明了一味依靠政府给予优惠政策而没有市场规律的应用，就无法形成牢固的基础。一旦政府不再给予源源不断的投入，就会难以为继。而政府的投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效率最低的投资。我们提出在下一个五年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更多的资金是靠政府来配置的话，是很难实现的这个目标的。所以这也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生态环境基础问题。这也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现在正在鼓励农民退耕还林种树去，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现在看来水资源非常关键。如果生态环境基础打得不好的话，西部大开发要受到很大的制约。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刚才我介绍的这三个命题，都与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关。我今天不做什么结论，只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谢谢大家。
管益忻：对于刚才王小鲁的分析和结论，有些地方我做一点补充，有些地方我也谈一下我的观点。
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增长。78年三中全会以后的增长，我想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国家统计局有数据的增长，还应该考虑没有数据或统计不全的增长。这块的增长占的比重可能相当大。79年有一个统计，国有企业职工的非工资收入占到49%，你叫灰色收入
也可以，叫黑色收入也可以，反正就是这么个比重。因此我想考虑增长的时候，这一块要考虑。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所谓的腐败经济、灰色经济。腐败经济有一部分是收入性的。比方说大家都认同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们的挥霍浪费，每年花掉1000多个亿。这个数可能不一定准，但我想500个亿肯定没问题。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到饭店里去了，这当然要算收入、算利润了。还有一块是灰色经济。这些数据都是没法算的，恐怕只有相对的意义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增长应当分三个阶段来考虑。我们的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是投入性增长，几乎没有经营性增长。有的话就是“资本主义苗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致上有一个从投入性增长到经营性增长的过渡时期。最后是经营性增长。第一个阶段，在84年以前，基本上是投入性增长；84年以后到小平南巡讲话，既有投入性增长，也有经营性增长；从95年以后，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是以经营性增长为主了。为什么呢？就是大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都垮了。真正的好企业像海尔、长虹等肯定是经营性增长。当然也不敢说一点投入性增长都没有。我想分这样三个阶段，会更有实体感，更符合我们的实际。这是一点建议。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给你概括的“三个为主”。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从制度这个角度看问题，在全部的增长当中非国有为主、在非国有中以乡镇企业为主、在乡镇企业中以小企业为主。但我觉得有一条，就是乡企为主必须界定在97年以前。从97年到99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下降9个百分点，现在乡镇企业是很困难的。乡镇企业的改革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有的地方正在搞“村退民进”，我感到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是很好的创新，应该推广这种经验。还有一点，乡镇企业企业现在几乎没有不提“二次创业”的，但现在一般是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来讲的。但更重要的，从制度上来讲，是应当摆脱“国有病”。乡镇企业家一不知道怎么办企业，就模仿国有企业。现在正在改。有的正在摸索，但应该说相当多的企业已经摸索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定价问题。还有一个是乡镇企业的财政问题没有解决。我总感觉我们国有产权最大的弊病是产权的“三合一”，就是搞生产的资金、搞生活的资金和公共性资金混在一起。县以上的政府才有财政，乡村没有财政，它当然就把乡镇企业当作“小金库”。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
再一个问题是中西部大开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从全国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问题。主要的不是义务扶贫。如果把目的放在义务扶贫上，这个问题肯定解决不了。还有技术创新问题。现在最要紧的是从熊彼特创新过渡到弗里曼创新。熊彼特创新就是有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生产系统等，是在企业内部的创新。而弗里曼创新是个社会创新，有企业、有国家、有中介机构、有战略等，就是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结合的技术创新。还有个问题，就是中关村到底缺什么？中关村缺的第一位的不是技术，而是游戏规则。刚才说的给脑力定价就是一种游戏规则。再就是制度创新。四通88年的股份制改造没搞成，这次又搞了一次，就有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城市化的问题。除了你刚才说的规模的问题外，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能不能提出“移民化”的口号？我国城市化最成功的大概就是深圳了，深圳现在最具有活力，比上海还有活力。
还有一点是关于我们的时代定位问题。我想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不是可以叫做“信息工业化”时代，就是信息化加工业化，以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为主导，以工业经济为主题。问题不在于知识经济占多大的比重，而是它代表了生产力的方向。我就说
这些。
茅与轼：下面我们进行讨论和提问。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小鲁对增长的原因、投资、城市化、劳动力等方面都进行了数量上的分析，并试图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下面我们请诸位发言。
仲大军：他在报告中把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都谈到了，我感到面面俱到。但另外我想，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作为经济学家当然要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换成法学家、社会学家，就可能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
关于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问题，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历史阶段性的大问题。所有的经济学者包括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下一阶段能否持续这种高速、稳定的增长，大家都非常关心。对这个问题两年前我就写过文章，谈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遏制性要素。我当时写的第一个要素是重复建设问题；第二个要素是环境制约的要素，就是我国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过剩的劳动力受到土地的空间制约，此外还有生态环境的制约。另外我认为应该在刚才范剑平说的“四化”中在加上一“化”，就是“民主化”，就是打破政府的过多管制和低效率问题。举个例子，我现在正在筹办一个股份制的社会观察机构，我先到工商界注册，没想到手续有那么繁琐。坦率的说，我们这些学者都是在国家机构中从事研究的很清高的学者，但如果你置身到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就会发现我们政府的工作效率、管理工作会混乱到什么程度。光为一个冠名权，也就是名称登记，我已经跑了五次工商局了，叫“现代”不行，叫“市场”不行，叫什么都不行，连名称都是垄断的。本来我想叫“国民经济观察中心”，他们说国字号不行，而且那些当官的、办事员都摆出一副喝斥、训斥的样子。另外我把我的关系和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我就看到社会那些保障条款的繁琐程度，连我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都看不懂。我们的官员是在计划经济下造就的，他们按照计划经济那套繁琐的、根本不讲效率的方式搞规章制度。所以我们要进入市场，你会被他们那套低效率的管理方式磨得渐渐丧失信心。这是中国的现实。你要想进入市场、要想进行市场化运做，太困难了，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中国经济现在如果没有大的体制变革是不行的。我就讲到这儿。
蔡德诚：我接着他说。今天听了报告以后，感到对这个问题这么具体、这么深入的分析，应该说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20年中这些提高效率的基本的动力源在哪里？推动的力量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经济学家不能回避。我们不能就经济来分析经济。这个问题要回避的话，我觉得我们未来的问题、症结会抓不住。
我基本赞成仲大军同志的意见。过去20年我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我们的效率之所以提高、我们的资源的运用效率之所以提高，最大的一个源泉就是把权力下放了。中央权力向地方下放，地方权力向企业、个体下放。这样一来活力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多老同志包括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同志都说，我们50年代刚解放初期的经济还不错，因为各个部委很少。后来搞出二十几个工业部门出来之后，效率越来越低。所以权力的下放、权力的分散是整个效率提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未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根本的问题还是在这里。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中央权力放给地方，权力又向微观企业、微观管理层渗透下去。刚才说了一个镇只需要50几个干部，实际却有400多个干部，这些干部又会不断把权力渗透到企业工作中去、渗透到县镇这样的微观部门当中去，这些都变成了阻力，变成了卡壳、贪污的源泉。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因为它是我们过去20年
成功的经验。但这个成功经验开始有反转，就是基层出现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大规模的权力的干扰。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极大的警惕。现在浙江有1000多亿民间资本积压在那里，启动不起来，因为没有渠道，渠道都被各种权力、旧的观念阻塞了。我们民营企业家赚了钱，不能使资本再回到生产中来，不能再扩大生产把社会需求带动起来，这些渠道都不通。因此他们只能在那里花天酒地地享乐，满满的走向腐化。我楼下有个邻居，研究生毕业后搞电器产品发了点财，他在邓小平死后估计前景不明朗，赶紧把全家搬到加拿大去了，因为他是带着资金转移的，所以很容易移民。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是整天花天酒地享乐，就是把资金转移走。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权力的阻塞。这种情况我觉得非常危险。我们不能只看过去的趋势，好像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势头。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过去的经济增长就是权力下放的结果。美国就是一个极大的权力下放的国家，她的中央政府没掌握多少权，真正的权力都集中在各个州里，于是越搞越活。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觉得非常之忧虑。我看到过一个报道，我们明朝的时候一万个老百姓承担13个官员的负担，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400多个，这个比例大得不得了。我们现在农民的负担这么重、这么痛苦，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额外的干部附加上去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体制不改革、权力系统不改革、官僚人员不缩减，权力就会渗透，渗透的结果就是阻碍我们的生产力、阻碍我们的效率、阻碍资源的合理配置。我简单就说这些。
范剑平：我再简单讲讲刚才说的统计局估计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偏高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试图从统计上找出原因来。除了官员虚报以外，里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把土地等一些原来非货币化的东西，在改革过程变成货币化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几乎是以零基数进入GDP 中的，这就使我们的GDP虚增了一块。这块在统计中没有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改革过程中GDP虚增的很大一部分与此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们考虑到这一点没有。
韩军：刚才国家计委的那位同志讲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我觉得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跟以前相比有几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几个转变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转变经济价值的消费形态；第二过去单纯靠要素投入和模仿技术现在面临转变；第三个是在“.COM”经济出现的情况下要素的存在方式发生了转变；第四个是生态环境条件的转变；第五个是国内外政治、社会条件的转变。我觉得考虑到这些问题以后，最根本的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了。经济增长到底是谁的事情？是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共产党最基本的口号就是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应该让绝大多数人自己谋利。如果绝大多数人在能够自主的情况下更加努力、更加积极，这个社会就进化了。
贺菊煌：刚才王小鲁博士发言谈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我感觉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两点。一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外资的大量流入。我觉得这两个因素恐怕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他的报告没有把这两点分析得非常清楚，但我觉得它们在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中占得分量最重。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是我们未来经济能不能高速增长？我看有可能，但需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内容和过去有所不同。刚才有的同志讲后面的改革主要就是企业的改革，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国有企业改革包括银行体制改革。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很多同志提到的政府的改革。确实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怎么来衡量促进作用和促退作用，说不太清楚。我们所的有位同志写
了一篇文章，叫“行政过渡”，这篇文章两年以前就写出来了，但当时某些同志阻挠发表，现在才登出来。他分析得很透彻，确实行政体制要不改革的话，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是不能非常乐观的。我的看法是只要政府、行政系统的改革能够深入下去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非常乐观的。至于增长速度能达到百分之几，我认为达到百分之六、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仲大军：刚才小鲁同志讲的是经济增长。但是我想社会进步不仅是用经济增长来标志的。我的观点是，经济增长绝不代表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发展的程度。我举一个我自身的例子来说，我今年48岁了，82年从复旦大学年毕业到北京，我这样一个参加工作30年的知识分子，在新华社做高级记者许多年，后来到了中国经济时报，因为经济时报没有人事关系，所以我的妻子和孩子户口在山东，都调不来。我的孩子明年要上学了，现在还不知怎么办呢。你说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以一个经济增长来衡量的吗？我连我的家人和我生活在一起都没有权利，我们以什么来衡量我们的社会进步呢？所以人们基本的生存、生活的权利才是衡量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目标。
王小鲁：我并没有说增长就是一切，但是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是不是在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觉得你刚才讲的生存权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都不是能够由增长代替的，但是增长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管益忻：刚才说到民间资本问题。1998年底国资局有个数字，全社会的经营运营资产是25万个亿，而真正属于国家资产的就是全民资产是4.8万亿，加上金融资产是5.8万亿，再加上其他满打满算也只是12万亿，就是说还有13万亿是以各种形式到了个人手中。还有一个是我95年看到的一个数字，全国统计起来的到达个人手里的资产是6.5万亿，还有大约1万亿是统计不起来的，也就是说个人手里实际资产是7.5万亿，照这个速度看，到现在很可能已经在10万亿以上了。刚才有人举了浙江省有1000个亿民间资本的例子，这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老说对外开放，其实对内开放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合作社一开始是集体经营，后来三弄两弄搞成城市合作银行了，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国有化了。我说这是又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所以要想往后倒退很容易，但要前进一步非常艰难。民间资本绝对是我们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我们的创业高潮正在到来，但是阻力也很大。所以中国入关以后，政府怎么跟着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我想建议的一点是，全部要素当中还要注意企业能力。企业能力不是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这是管理学最前沿的理论发展。就是说企业能力特别是企业家的能力，不是说我买一条流水线、买一种好的原料或雇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可以得来的。这种把各种要素协调起来的学识、经验或换句话说是不可言传的本领，很可能就是所有要素当中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我说这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生产力。现在我就感觉我们缺这个东西，就是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文化。如果这些东西不存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沙滩上。
韩志能：因为中间我有点事稍微离开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范剑平先生提出的“进入新阶段”这个命题成立不成立。我想王先生你们做的这个研究能不能验证这个命题？你们做的这个研究我感到很钦佩，但是你们是把改革开放20年和过去30年两个大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实际上我觉得要回答范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应在20年的改革之初分出一个前后阶段来做一些比较。但我感觉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能不能以97年或再
往前一点作为一个分界线，看看这前后一些因素有没有变化，以此来验证范先生提出来的我们2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是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那些要素前后阶段性变化到底怎么样。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分析这二十年改革开放中，不同主体的投资前后对经济增长的表现究竟如何，有没有这种趋势性的变化。我相信有。可能改革开放前期国家投资的效率是很高的，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它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外资的贡献可能会很明显，国内民营经济的投资可能也有相当的作用。所以如果能够通过这些来进一步来验证一下范先生提出的命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就说这些。
茅与轼：我们最后还要请小鲁来做回答。我也有一些想法先说几句。我觉得我们用的是一个很标准的两要素投入分析方法，然后剩余部分就是在西方经济学里叫做技术进步、在我们这里就不光是技术进步了，还有制度改革。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刚才范剑平同志提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没有把资源的投入算进去。在西方国家用不着算，因为它的资源都资本化了。这块土地是有钱的，交换的时候土地生产的价值可以在市场上表现出来。我们的资源过去是没有资本化的，在改革中间特别是90年代以后资源资本化了。你们想一想，如果我这个公司生产一种产品，我把它卖掉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进入GNP里去；但如果政府卖掉的不是产品，而是土地，也是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同样计入GNP里去，但这一部分是过去隐藏掉的现在表现出来了，所以不是真正的GNP的增加。这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地计算进去了。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我觉得我们国家改革过程中制度演变产生的正效果是很大的，但还有个负效果，就是交易费用非常高。计划经济时候是没有交易费用的，都是行政命令；而市场经济中交易费用是很高的。特别是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以后，人和人打交道的成本非常高，包括上当受骗、欠债不还、打官司等等，这部分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改革以后在这方面消耗了许多许多财富。这是增长的副作用。所以如果把这个市场经济的副作用考虑进去，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的正作用还要大，把这部分副作用减去之后还有剩余。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交易成本能少一点，人跟人打交道的可信度高一点，人们之间的纠纷、官司少一点，那我们从制度改革中得到的好处还要大。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考虑进去。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就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我们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也就是说不能光去讲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更深的层次是制度的引进。我想我们从制度的引进中得到的好处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讨论会，一开始是做报告，然后讨论，最后总结，这都是国际惯例。我们学国际惯例得到的好处是极大的。人家发展出这套制度是花了很大的学习成本的，我们现在什么成本都没有，拿过来就可以用了，而且以后可以说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而且我们国家也把跟国际接轨作为一个政府政策，我觉得这是完全应该肯定的。
另外一点大军同志谈到人的一些基本权利保障还有许多不足。我补充一点，就是应该看到进步。如果跟二十年以前比，我们现在不知进步有多大。二十多年以前我从外地回家探亲，就被公安局抓了去，一关关了我三天，现在没有来抓我的了。我关了三天还是很小的事情，至于一关关半年、甚至关死在监狱里的都有好多好多。现在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了，现在我们反革命罪也没有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进步。而且也应该承认，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我认为所谓权力干预市场，最后表现就是没有自由。
刚才有的同志谈到外地人到北京要带多少证件，昨天晚上我看电视，又多出一个证：健康证。就是说北京人没有这种病，只有外地人才有这种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刚才有人讲登记一个名称要花很大成本，天则所对此深有体会。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要面对各种各样政府方面的事情。我有个亲戚登记一个饭店，想叫做“天上人间”，他们说你这四个字就不行，只能两个字、三个字；又问改成“天上”行不行，那边说也不行，你明明在地下怎么能叫“天上”；那就改成“人间”算了，他们说别人都在人间，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名称。反正怎么说都不行。最后请吃饭、给钱，“天上人间”也就行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大军说的一点我非常赞成，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实际上是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后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办企业太困难。有能力、有资本的企业家干不起来。我费那么多劲干什么，我的钱也够了，就享福算了，因此资本就沉淀下来了。今后我觉得我们面临的需求不足的长远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过度干预问题。今天我们请小鲁来介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谈到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非常有启发性。最后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下鲁再来回答一下。
王小鲁：刚才各位评论和所提出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重要，大部分意见都非常好。特别是其中讲到制度创新、制度变革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分权”也好，“放权”也好，“制度创新”也好，“扩大自由空间”也好，我想这些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这其实也是我今天在这儿想要说的问题，就是现在制度创新、制度变革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刚才我对此说得不够，各位的补充我觉得很好。
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我想简单回答一下。关于“新阶段”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改革20年中间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包括结构上的变化、体制上的变化等等，那么在哪一个时期我们可以提出来进入新阶段了？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我不能很肯定地说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了，至少根据我们做的这个研究，还不能肯定的这样讲。但是我赞成刚才一个说法，就是通过对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分析，我们感觉到过去增长的空间确实在缩小。一个是要素配置空间，一个是市场空间。刚才讲到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乡镇企业能够爆炸性的崛起？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改革之前短缺经济造成的那种市场空缺。就是说无论你生产什么东西，你技术水平低也好、产品简陋也好，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得出去，因为市场上没有。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不同的状况，就是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国营企业都在一起竞争。所以从需求角度看确实面临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需求有短期的因素，市场不景气某种意义上讲是短期的。但是起码过去短缺经济时代通过这20年的高速增长结束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今后就不能靠三、五个人，靠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来发展了，而需要技术投入、规模效应等。这也给所以的企业提出同一个课题，就是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下一步就得死。这可能意味着一个重大的转机，就是说今后可能逐渐进入到靠技术进步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阶段。现在我还不能说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但有很多这样的迹象。
对于刚才讲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我有点不同的看法。我到日本访问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东京一下飞机，看到的全是人和房子，城市密集得不得了；一出东京，看到的就都是山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平地基本上都占满了，都是房子、基础设施、工厂、商店等。就是说它只要是有用的空间基本上都利用起来了。日本的人口密度大概起码是中国的3倍，一亿多人就挤在几个小岛上，搞出了一个世界第二大城市。这是我当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从这个意义讲中国没有资源制约，或者说世界上还有很多比
中国资源更短缺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和台湾、香港，人口密度都比中国的平均水平高，但是它们的收入都远远超过中国的收入水平。这说明资源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刚才说到自然资源货币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自然资源货币化究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什么。我想作用是有的，但在这里头我们没有估计它，因为根本没有必要的数据，比如你用了多少土地，多少土地进入了生产领域，多少非农业土地变成农业土地了等等，关于这些方面的系统的数据都没有。但是有一点我想跟茅老师讨论一下，这部分从没有价格变到有价格，从非货币变到有货币，但这些是不是都会构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想不是的，因为计算经济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格算的，所以原来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过去20年改革中有许多的要素投入，这些投入有货币形式的，也有非货币形式的，这些事实上都已经支撑了当时的经济增长，而且现在还在支撑经济的增长，在货币化过程中它可能会增殖，但我想并不是完全凭空生出来的，并不是说原来根本没算。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会有部分的影响，但不是说整个这块由非货币变成货币形式后都加入到计算中去了，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会那么大。
刚才有人讲改革20年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两大因素，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是外资投入。我刚才讲的这些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实际上都是经济改革的结果。关于外资投入，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是90年代外资投入确实对经济增长起了很显著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加起来可能是零点几个百分点。它的贡献可以分两块，一个是它作为资本要素的投入的贡献，这和国内的资本没什么区别；还有一块是外资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方面的改善，这些东西会有一个扩散效应，比如说国内企业会模仿它，这也会带动我们的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我赞成这种观点，就是改革期间制度改革对增长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而且制度变革现在确实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刚才讲到的制度复归的问题、政府干预、政府腐败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突出，可能是将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他的比如我提到的从结构调整这个角度看，农村工业化这方面的潜力逐渐在下降，城市化这条路走不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城市化的问题不在于靠政府去建设城市，而是通过政府的调整让市场起作用。当然也包括比如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确实是政府应该考虑的，但也要考虑在这些投资中引入民间投资，所以这也和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技术创新也是同样的道理。技术创新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取消制度上的制约，给技术创新创造条件，而不是单纯靠政府去开发技术。包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这样。比如各级政府都在搞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柱产业，但是不是每个地方政府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支柱产业，我对此抱非常大的怀疑。如果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搞自己的支柱产业，全国就没有支柱产业了，而且它所导致的结果是政府严重的干预经济、干预市场、干预要素的合理配置，这很可能会造成效率的丧失。所以的我的看法是政府不能没有产业政策，过去“两弹一星”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今后在一些市场无效的领域也仍然需要政府做一些事情；但是政府绝对不能什么都管，不能什么产业都去干预，不能在每一个地区都实施它的产业政策，人为地规定支柱产业，关键是你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透明的、要素充分流动的高效市场，这样的话市场调节会自己去找优势产业。所以没有必要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去找自己的支柱产业。这是我的
看法。谢谢大家。（李成刚）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结合实例，理解我国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压力。 （2）结合实例，了解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3）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探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和途径。 2．能力目标 （1）学生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分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2）从分析、评价北京留民营村的生态农业措施，去分析自己家乡的农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途径和方法。 3．德育目标 （1）通过对国情的分析，唤起学生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2）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决策能力。 [任务分析] 1．起点能力 知识准备：学生已初步掌握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原则，理解了可持续发展必须从观念走向实践的原理。也具备有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知识。 技能准备：有一定的读图、分析、归纳能力。 2．学习类型 本课是程序性知识学习课。 3．新知识与原有知识联系 前面三节对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充分介绍，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表现与分布，结合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明确可持续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具体到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人口众多的国情现实，本节的教学内容属地理规则（地理规律）。教学中采取例——规法。4．重点、难点 我国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生态农业 5．课时 一节课 [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 [教学过程] [投影]：案例1：中国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 10贵阳只要下雨，几乎就是酸雨（PH=3，甚至2）比醋酸还酸。 20中国有1/7的国土被沙漠覆盖，1/3国土受到风沙的危害，平均每天有500公顷土地被沙漠吞噬，20多座有文字可查的历史名城如楼兰等都淹没在沙漠之下。30原生存于我国的招鼻羚羊、野马、犀牛、野牛等动物已经绝迹，华南虎、亚洲象、双峰驼、黑冠长臂猿也身逢绝境，濒临灭绝。华南虎只剩30——40只，可餐桌上还有穿山甲、娃娃鱼等二类保护动物。
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资源短缺的问题成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各项建设中最主要的障碍，同时，我们国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也被这种问题时刻束缚着。由于这种现象频繁出现，环保节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们国家指出了一条更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低碳经济，主要是指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中，通过使用较为先进、合理的技术和设备最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废弃物的排放量，从而解决环境保护和发展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这对于促进我们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是非常有利的。 一、低碳经济的内容和特征 低碳经济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主要包括低碳服务、低碳消费以及低碳生产三方面内容。低碳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减少污染物排放和降低能耗，即：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第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不能同步增长，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废气排放，提高能源效率；第三，为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低碳技术的创新；第四，开发可再生的新型清洁的能源；第五，制定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以适应低碳技术的创新。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还仍然处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各项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仍然需要得到更好的完善。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资源的使用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就无法避免污染气体的排放，如果减少使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各项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因此，低碳经济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反映出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发展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的策略和建议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低碳产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打造一条低碳产业链条；同等规模的经济和水平，不同的产业结构碳排放量就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合理地调整三大产业的比重，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降低对工业的依赖；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应该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缩小差距。随着国外低碳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会把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项目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虽然在表面上看对中国有利，事实上中国仍然处在产业链条的低端，因此要不断提高高碳产业进入市场的要求。 第二，优化能源结构。中国的能源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只能大力发展水电、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以优化能源结构；中国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发达国家的1/5，因此要提高能源、资源使用率，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开发并使用二氧化碳的捕捉和埋存技术。 第三，发展低碳技术，加强低碳技术国际合作，建立低碳研究体系。低碳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低碳经济发展，但是中国的低碳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可以自主研发也可以引进国外技术，但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往往有所保留，所以在国际合作的同时更要加大低碳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新能源技术、化石能源高效利用、温室气体控制和处理及节能等领域加强技术开发，建立多元化的低碳体系，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和技术支持；培养开发新能源及各种低碳技术领域的人才迫在眉睫。 第四，优化贸易结构。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初级产品，每增加一单位的贸易额，就会增加大约两单位的碳排放，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商品，却要独自承担碳排放。因此中国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生产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进口高精尖技术及其产品，逐步改变现有的的出口贸易结构。 第五，完善法律、政策体系，鼓励地方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建立监督体系。中国目前与气候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税有资源税、燃油税、进口环节税收等几种，应该加快研究环境税并逐步推行，控制污染物排量及能源、资源的利用，完善税收制度；完善法律体系，为企业
这份年度报告以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为主题，集中讨论在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背景、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设计；对于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大力推进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缓解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平、完成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 究要点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 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 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从产业结构看，城 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 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 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 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中国 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
国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60分) 《中国21世纪议程》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任重而道远。据此回答1～3题。 1．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必然选择，是因为( ) ①庞大的人口压力 ②资源短缺令人担忧 ③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底子薄 ④深刻的环境危机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①②④D．①②③④ 2．下列有关我国人口及人口战略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 B．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表现之一 C．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少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有关 D．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可完全消除文盲、半文盲 3．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首要任务是( ) A．实现人口和经济、社会、环境及资源协调发展 B．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实现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 C．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D．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
解析：第1题，中国面临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2题，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我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战略的深层次理解。随着计划生育的开展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发展较快，但由于老龄化时间晚，因此程度并不高；人口众多是导致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少的根本原因；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可减少文盲、半文盲人数，近期内完全消除尚存在困难。第3题，我国人口突出表现为增长过快，应首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答案：1.C 2.B 3.B 4．影响我国人口战略实现的是( ) A．人口流动数量大，总量多 B．人口分布不平衡，人口密度大 C．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严重 D．人力资源丰富，经济发展不平衡 解析：我国的人口基数过大，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口素质较低，人口结构不合理等都会成为我国人口战略实现的因素。 答案：C 2012年12月20日上午，温州市发改委昨天通报了相关情况。从2013年1月1日起，市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每吨上调0.3元，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水价格每吨上调0.35元。据此回答5～7题。 5．从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分析，最有可能发生水资源危机的城市是( ) A．东京B．伦敦
政治 改革纵横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杨丽莎石富霞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中国模式即中国发展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基本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模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各个层面的矛盾也逐渐凸显，由此催生出了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鉴于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主要在于政府的过多介入微观经济以及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的缺位，要解决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就首先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着手。 关键词：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政府职能转变 自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难以企及的，使得其他国家不由地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中国，更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制造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歪曲中国模式的言论。积极应对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挑战，深入探讨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不仅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客观的总结，更是对中国崛起之路的一种战略构建。 一、中国模式及可持续性发展问题透视 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国模式”即中国发展模式，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路径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看清石头在过河”再到“埋好石头过河”一步步艰苦卓绝地探索出来的，而且还将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走下去。中国模式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实行市场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的双重调节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中政府主导也是将中国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也正是归因于“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这一基本特征，通过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与廉价劳动力这两大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独立的收益主体。 纵观过去33年的历史，中国的复苏与发展可谓是一个奇迹。中国在新一轮的竞技中发挥优势，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远远高于3%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贸易大国。据世界银行2008年底的估算，中国模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6%，同时，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仍保持了经济整体上的平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为能克服此次金融危机向中国求助更是“中国模式成功论”的又一力证。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一基本特征在带给我们廉价劳动力和集资优势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矛盾： 一是经济高速发展与资源环境严重恶化之间的矛盾。据2004年中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数据，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的能耗是西方7个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的5.9倍，单位产值的水耗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虽然2009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累计降低了13%，但是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单纯依靠高投入来拉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快速增长，完善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实现又好又快和更好更快的发展。希望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能带给中国模式以借鉴和启示，使中国模式成为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理念模式和运作模式。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与时代的要求。 二是“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在总结历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更为科学地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却背离了初衷，渐行渐远。一方面，少数政府权威这棵大树下的既得利益群体通过特权或者变相的特权以低廉的成本分割大量的资源并以此形成垄断，聚敛社会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畸形的房地产业和银行金融业“劫富于民”，使得老百姓积累财富困难重重。这就造成了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三是“国富”与“民穷”之间的矛盾。政府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利用各种经济政治手段，从广大劳动人民手中汲取大量财富。而我国“强国家—— —弱社会”的病态结构使得社会对国家财富集中能力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这就形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是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缺位之间的矛盾。发展主义的中国模式使得大部分资源优先集中配置于经济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发展显得捉襟见肘。国家在把大量的经费和预算投入经济建设的同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并没有同比增长。1995-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7%降到15.7%，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5.4%降到4.5%。在联合国公布的分配公平性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排序中，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四位。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这些矛盾的存在必然催生出人们对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国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探讨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势在必行。 二、阻碍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理路分析 中国模式的内在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填补了和矫正了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但是，由于政府的职能并没有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只是把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为了能在以GDP为标准的现行干部考核体制下表现出色，便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直接后果便是本应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缺位，由此便形成了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第一、政府仍然控制着某些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和定价权，使得其市场化进程受到阻碍，效益降低，价格机制不能正常运行。 市场本应该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使得经济资源在1 --
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 2011年4月26日在西安举办了第30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这次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盛会中提出的绿色引领时尚这一宏大理念和“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创意主题，都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了我们在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渴求。倡导绿色生活不仅是谋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宏大叙事，也不只是自我救赎，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明亮温暖的人生态度，是简单而不粗糙的生活方式。这是寻求人类更好发展的必由之路，且必将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发展方式的一次质的飞跃。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疯狂地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人类不得不面临各种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备受人类关注的热门话题。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观，也日益深入人心，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付诸实践。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理解仍不尽一致，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为了正确把握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张记博士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等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并以西安园艺会为契机，对我国新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字：发展危机，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第一章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 1.1 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城市的数目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确立以后,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空前活跃,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的城市化尚处在水平较低的初期阶段。且城市化问题十分突出。 1.2 资源、能源利用现状调查 1.3 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社会物资的极大丰富和居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使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消费方式日趋复杂化、多元化。消费观念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的，消费状况呈现出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消费水平与消费能级大幅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消费内容日益丰富等新的特点。但是我国的消费也存在众多的问题， 第二章我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及危害2.1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管理不善和发展理念落后造成的诸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噪音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城市化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大打折扣，也与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背道而驰。下面就当前存在的主要污染问题提出研究： （一）大气环境恶化
待中国作为一个一次性筷子出口大国这件事？ 引导学生思考这一流程图：一次性筷子大量使用——生产商为了牟取利益大量生产——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危机人类自身的生存。在此基础上结合教材所设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并交流自己的看法。 （2）结合课文重点内容提出问题：我国的资源状况是什么？引导学生总结。 小结：通过活动导入，结合课文中“相关连接”和“名人名言”引导学生认识到我国面临的严峻的自然资源形势及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特点，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真正认识到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联系前面学过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今天学习的资源问题，引导学生懂得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 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板书） 学习目标2 活动二：牧场的发展方案 学生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教师引导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活动三：引导学生探究课文活动二，引导学生在探讨其三个观点的基础上，设计一条宣传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公益广告。 看投影，师生共同赏析几条好的广告语：“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大地需要绿色，人类心灵需要绿色”通过欣赏对比帮助学生了解公益广告的一些基本特点，鼓励学生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进行思考，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力。广告语设计完成后，分别在可堂上进行交流、评比，评出优秀作品贴在教室的选出栏中。 2.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结合课文的“相关链接”，引导学生总结： 要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的责任。 3.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1）引导学生在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国情，我们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实施什么战略？ （2）看投影，如何更好的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4.活动四：以矿产资源为例，让学生认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性，提出问题： a如果旧的矿产资源已经消耗完毕，新的能源又没有及时被发现或发明出来，人类会面临怎样的境遇。 b如果自己国家没有了资源，单纯依靠国际市场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c如果资源在我们这一代手中用完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 引导学生讨论回答。使学生达成共识：即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小结：重点从我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这一国情出发，讲述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和谐的发展道路。 活动与探究（看投影） 课本P58生态农业循环图：围绕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现状，展开讨论： 1.你认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是什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2.发展循环经济体现了我国正在实施的什么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5学习目标3 为了更好的发掌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国家和个人应该怎么做？国家：①面对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国情，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生态环境相协调。②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 个人：①树立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意识。②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如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等。③积极与一切破坏可持续发展的
国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 李延明 、单项选择题 1. 促使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是( ) A. 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当代人的影响和熏陶深刻而长久 B. 很多地区资源严重短缺，工、农业经济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C.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我国社会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 D. 人口基数过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 当前,影响我国循环经济,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是( ) A. 庞大的人口数量 B. 长期存在的资源短缺 C.严重的环境问题 D. 缺乏优惠的政策环境 3. 制定全球第一部国家级《21 世纪议程》的国家是( )。 A. 英国 B. 美国 C. 中国 D. 日本 4. 与传统经济相比, 循环经济的生产特点是 A. 高消耗,高排放，低增长 B.低消耗,高排放,高增长 C.低消耗，低排放，高增长 D.高消耗，低排放，低增长 “牧童经济”是一个生动的比喻，使人们联想起牧童在放牧时，只顾放牧而不管草原破 坏的景象。它是英国着名的经济学家K- E?博尔丁提出的一种现有的对自然界进行掠夺、 破坏的经济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把地球看成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并且进行无限度的索 取，使自然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同时，造成废物大量积累，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据此 回答5?7题。 5. 下列恶果不是由“牧童经济”造成的是( ) A. 土地沙漠化 B .大气污染 C.破坏性地震 D .温室效应 6. 下列经济模式不属于“牧童经济”的是( ) A. 刀耕火种，毁林开荒 B.南北水调，发展生产 C.围湖造田，开垦荒山 D .发展工业，任意排放 7. 下列关于“牧童经济”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在发达国家不会产生 B. 是低投入、高效益的模式
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任 力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低碳经济的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工业化进程滞后、低碳技术创新不足、对外引资的战略等决定了高碳经济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责任等。 关键词: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中图分类号:F123.2;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902-0047-04 收稿日期:2009-01-12 基金项目:本文是任力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JC790086、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6039070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任力,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社会科学家 SOCIAL SCIENTIST 2009年2月(第2期,总第142期 Feb.,2009
(No.2,General No.142 【经济新视野】 人类社会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 问题。据研究,过去一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1906-2005年升高了0.74℃,预计到21世纪末仍将上升1.1-6.4℃。中国近百年来(1908-2007年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1.1℃,自1986年以来经历了21个暖冬。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表温度上升了0.9℃,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毫米。更令人忧虑的是,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气候变暖将引起一系列灾难气候: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可能增加,降水分布不均现象更加明显,干旱区范围可能继续扩大,海平面上升趋势进一步加剧。近百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恶劣的天气变化呢?专家们认为,大部分是由于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积聚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化石燃料燃烧和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积聚。由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寻求以减碳为目的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取得共识。 一、低碳经济的提出及其特征低碳经济最早是由英国提出的。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气候状况与能源短缺,2003年英国政府率先发表了政策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构建一个低碳社会》 。这是英国决心以能源环境为首要目标,建设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初步构想。随后,英国继续推出系列低碳经济政策。2006年英国政府发布的《能源回顾———能源挑战》,2007年发布《能源白皮书———迎接 能源挑战》 。此外,英国还推出了《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气候变化全球协定的关键要素》,并制定了《气候变化法案》。这些逐步形成了英国的低碳经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的说课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教材分析，二、学情分析，三、教法设计，四、学法指导，五、教学过程。 一、教材分析 教材分析包括教材的地位和作用、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三部分。 1、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教版教材九年级思想品德第二单元第四课第三框题。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已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当今社会注重的热点。学生通过前面学习，已经了解了我国的人口、环境的相关知识，理解了我国社会面临严峻的人口和环境形势。在此基础上，本框题将使学生了解掌握我国资源的现状及特点，能准确理解到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观，协助学生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并付诸行动。为下一框《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的学习打下基础。所以，本框题在教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教学目标包括： 知识目标：让学生理解我国资源的现状、特点及其严峻性；通过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理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解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性，理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水平目标：让学生参与活动，协助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培养用实际行动保护水平目标环境、关爱自然的水平。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关爱自然，珍惜资源，协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保护环境的情感。 3、教学重难点 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含义及其要求。 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和环境形势，这不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而且对子孙后代的生存也将构成威胁。所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含义及其要求既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又是教学难点。 二、学情分析 本框题的教学对象是九年级学生，他们对我国面临的严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理解不足，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解不深刻，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三、教法设计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依据新课程标准，我将采用如下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通过创设情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直观演示法：使用图片、录像等多媒体手段，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知识的欲望。案例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提升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水平。
论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措施 摘要：“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和战略。最早出现于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基本国策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以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重要条件的，其目的是使经济发展同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实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发展，并在发展的进程中带动人口、资源、问题的解决。把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综合协调，便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为：（1）突出发展的主题，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根本区别，发展是集社会、科技、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2）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3）人与人关系的公平性，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4）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人类必须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与之和谐相处。 中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指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从忽略环境保护受到自然界惩罚，到最终选择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折。 二．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计划生育极为关注，并逐步从人口、环境、资源和发展相互关系的高度，来认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他在谈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时反复讲到，人多是我国最大的难题，"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 2．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自然资源相对短缺，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源，土地面积大，但耕地很少。
我国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个新的概念逐渐走向人们，即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全球环境的共识。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是渐渐深入人心，得到人们的认可。 所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确保在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条件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体现了我们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是与自然、社会相和谐，具有长久、活跃的发展能力。 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基础”的奋斗目标。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转变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尤其对于我国来说，更为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地大物博，各种资源含量是极为丰富的。可是，近年来，由于不少不法分子为了私利，非法大力开采矿产、乱砍滥伐，导致我国资源的迅速减少。我们知道，像煤、石油等资源是非再生资源，一旦没了，难以恢复。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理念，为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低碳经济的崛起。作为一个高能耗国家，我们需要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找到我国巨大社会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本源。必须摒弃只关注诸如建筑节能、煤的高效利用等“用”的层面的具体技术问题，而忽视“体”的层面存在的痼疾，比如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理论的负面影响，城乡空间布局、国民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浪费等。因此，创新思维、改变观念，坚持体用结合，从全局观、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并加快低碳经济发展。 首先，倡导形成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必须转变公众和社会的观念，做任何事都要适度适宜、合理节约。对于个人，要培养节约是美德的观念，彻底改变诸如餐饮浪费等与节能减排背道而驰的陋习；对于企业，则要推行绿色经营的理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和精益生产方式；国家引导企业将环保成本计入企业生产成本，帮助企业树立企业公民意识，解决节能减排没有效益的错误认识。 2．解决潜藏在空间格局和社会发展格局中的重大浪费问题。有效的节能减排必须以工业相对集中为前提，工业相对集中才能产生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节省能源；同时催生集群创新，不断产生新技术、新工艺，从而减少物质消耗。 3．培育静脉产业，建立完备的工业化体系。民众对循环经济体系的理解目前还处于表层，基本理解为废渣利用、尾气回收等等。真正的循环经济体系应如同人体系统一样，如果把工业制造系统比作人体的动脉系统，那么，我们使用过的工业制造物的回收再利用则应如人体的静脉系统一样。工业品的回收再利用———“静脉”产业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4．大力发展低碳技术，解决自主创新成果和人才的匮乏问题。低碳技术包括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
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Report 2009 ---- China’s Approach towards a Low Carbon Future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科学出版社 北京，2009年3月
中国科学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总策划：曹效业潘教峰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名誉组长：牛文元 组长：王毅 副组长：刘毅李喜先 成员：胡非蔡晨杨多贵陈劭锋陈锐 《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研究组 主题报告首席科学家王毅 研究起草组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克王海芹邓梁春付允邢璐曲建升 朱松丽庄幸刘扬刘虹刘强刘怡君 汝醒君苏利阳邹骥邹秀萍汪云林张志强 陈劭锋周元春周宏春 胡秀莲姜克隽傅莎 曾静静 技术报告首席科学家牛文元 研究起草组成员陈劭锋刘扬邹秀萍王海燕苏利阳 汝醒君张云芳郑爱丽 本报告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资助，特此致谢
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 报 告 摘 要?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大环境与发展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围绕防止气候变暖的国际谈判及其行动不仅关系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尽管全球气候保护的进程将取决于人类在科学认知、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社会接受程度上的共识和采取的措施，但探索低碳发展之路却无疑是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选择。 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及其延伸的政治、经济议题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根据大量实测资料，近百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74℃，并且升温速率不断加快，同时全球平均海平面也在不断上升（IPCC，2007a）。这一系列变化将对全球气候系统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气候变化同样给中国的气候、环境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的气候和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近100年的地表平均温度明显增加；降水量变化趋势虽不显著，但年代际波动和区域差异大；近50年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出现了明显变化（《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委会，2007）。 IPCC的综合评估结果表明（IPCC，2007a），自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近50年全球的大部分增暖，非常可能（90%以上）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特别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气候系统还将继续变暖，其升温幅度将取决于人类现在所采取的行动。IPCC第四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认为（IPCC，2007c），人类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在经济和技术上是可能的，通过部署各行业关键减缓技术、采取政策和行政干预、改变发展道路等能够对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IPCC的评估报告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决策最重要的科学基础。 气候变化科学尽管在过去20多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因其属于复杂的综合科学领域，所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应对。一方面，由于涉及众多学科以及研究尚显不足，驾驭起来难度很大，因此在自然科学研究基础方面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包括气候变化的发生与发展机理、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及影响、气候变化的区域特征、碳捕获和封存（CCS）的可行性等（参见第一章）。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科学及各种社会力量的介入，气候变化已经跨越了自然科学问题，演变成为发展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且其“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某种意义上，各国也都在以保护全球气候的名义为其国家或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权益寻找对各自有利的证据、指标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许多观点也是在自然科学认识的基 ?报告摘要由王毅执笔，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报告已由科学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进一步信息请浏览“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网https://www.doczj.com/doc/aa2730025.html,”
结合自己所学专业，谈谈你对中国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认识 浅谈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资源得到利用时资源的浪费是不可避免的，资源浪费的同时对环境的危害也是巨大的。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可是在人们对资源的利用仅仅在表面，许多人认为只要自己有资源就好可是你是否为后代想过呢？他们那个年代是否还会有资源呢？所以，1994年， 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全国人大以最高法律形式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并列为国家基本战略。1999年开始，每年中央都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共同课题，是人类社会的理性选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无疑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内涵是什 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英文定义，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fers to not only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without prejudice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e ability to meet the deman d. In other words, refers to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which is an inseparabl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protect the atmosphere of human survival, fre sh water, oceans, land and forest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futur e generations can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oth links are not equival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n impo rtant asp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requires stri ct control of population, to improve the population quality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ustaina ble use of resources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 elopment is the real long-term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由来及其含义、古代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中国古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怎样的？可持续发展概念都拓展到哪些领域了呢？那么可持续发展是否具有可实施性呢？ 此文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描绘会一个我所认识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多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儒家文化的特质等方面进行讨论和认识，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发展问题进行诠释，获得了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认识成果。文明的持续发展实质上是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只有文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文明的发展才能长期延续。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以农业为主要形态的文明，它的发展及其可持续性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关联。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Harmonizing human and nature)，主张仁民爱物，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既肯定在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为人类造福，有强调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强调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应该进行开发利用。荀子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王制》）显然荀子把山林泽薮等自然资源作为家园财富，是“国家足用，财物不屈”的物质基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不管是主张仁民爱物，保护环境，还是反复强调与自然地和谐统一，其终极目标还是要让百姓“有余食”“有余用”和“有余材”、，落脚点还是民生，还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礼记.曲礼》认为：“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地有余而”不足，君可耻也。（”《杂记》）但是，利用而不是滥用，这是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基点。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畋不掩群，不取而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主术训》）认为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适时的开发利用，反对不合时宜地过度开发，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利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