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因行为、有因行为划分理论之质疑
杨善长
（唐山学院文法系河北唐山 063000）
【摘要】：德国民法上的无因行为理论是建立在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相区分的
基础上的。其中，负担行为是处分行为的法律原因，无因性理论通过割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间的效力关联性，赋予处分行为独立的效力评价体系，以满足维护交易安全的价值诉求。而有因行为中的原因与无因行为中的原因并非同一语境中的概念，两者的内涵各异。由于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导致无因行为、有因行为的划分缺乏逻辑前提，我们应该在肯定“无因行为”理论价值的基础上，抛弃所谓的“有因行为”理论。
【关键词】：法律行为；无因行为；有因行为；法律原因
法律行为作为民法，甚至是整个私法领域的核心概念，对于贯彻和弘扬民法之私法自治理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成为私法主体追逐私法利益、彰显其“经济人”人格价值的重要载体。因此，自德国民法创造“法律行为”以来，这一概念就成为大陆法系民法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中，关于法律行为的“原因”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从单纯的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内部结构静态分析到以法律行为本身为中心的因果关系动态分析的转变，这种转向一方面开辟了民法学研究的新视角，丰富了民法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顺应了现代民法理念从注重静态财产安全的保障向关注动态交易安全的保护变迁的现实需要。然而，传统民法中关于法律行为“原因”的研究存在某些误区，尤其是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的划分在逻辑上失之错误，导致理论上的诸多混乱，本文拟在说理的基础上对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划分理论进行反思，以期澄清长期以来困扰民法学习者和研究者的理论疑惑。
一、无因行为的内涵及理论价值
从无因行为、有因行为划分理论的缘起来看，法律行为的这一划分显然是以无因行为理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先有无因行为，后有有因行为，再有无因行为、有因行为划分理论。因此，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以考察无因行为为起点。
（一）无因行为的内涵
无因性理论所蕴含的法理念,最早肇端于罗马法上的要式口约，近代民法上的无因行为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上的，故真正建立起无因行为理论并使其抽象化、系统化的要数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萨维尼的无因行为理论主要是指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之关系而成立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之适用。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之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亦包括移转所有权之意思表示。此项物权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Tradition中也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1〕（P247）在萨翁看来，一个
作者简介：杨善长：（1981—），男，安徽安庆人，唐山学院文法系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典型的交易过程包括两个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其中债权行为产生债权法上的法律效果，物权行为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两者彼此独立，不仅如此，物权行为所致的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受其原因行为亦即债权行为效力瑕疵的影响。
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拉伦茨将对物权行为的理解建立在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的前提之上，他明确地阐述到：负担行为，如买卖合同和赠与的约定，往往是为转移财产权，特别是转移所有权做准备的。所有权的转移是通过买卖合同之外的第二项合意即物权合同才完成的，此第二项合同就是处分行为。通过处分行为，出卖人履行了其在买卖合同中承担的义务。价金的支付行为是通过转移货币的所有权完成的，即价金的支付也是通过支付和物权合同完成的……虽然物权上的履行行为正是为了执行债权上的基础行为，但物权上的履行行为的效力，原则上不受债权上的基础行为之有效与否的影响。换言之，即使买卖合同因某种原因发生效力阻却，转移所有权的行为仍然有效。我们把这种物权行为同作为其基础的负担行为严格分离的做法称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2〕(p44-442)拉伦茨的观点可以简练地概括为：法律行为无因理论是以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为基础，其中负担行为是处分行为的原因，处分行为的效力不受作为其原因行为的负担行为的影响。拉伦茨对萨维尼的无因性理论进行了系统化和抽象化整合，无因行为的范围从物权行为扩展到一切处分行为，例如债权让与。
我们发现，不论是萨维尼还是拉伦茨，都将债权行为（或者负担行为）作为物权行为（或者处分行为）的法律原因，换言之，无因行为的原因在法律行为实施之时是存在的，只不过嗣后才发生瑕疵而不复存在。例如，A与B之间基于买卖合同而发生了转移标的物的物权行为，此时又因买卖合同违反了强制性规范而无效，根据无因性理论，A与B之间的物权行为并不受其基础行为无效的影响，B基于该无因行为而获得的标的物所有权亦不受影响。这与目前多数学者所理解的无因行为是一致的。但是德国另一学者施瓦布却认为，无因行为存在于两种情况：（1）法律原因自始并不存在；如：A支付100欧元给B，因为他以为他因为借贷而欠B这笔钱，而实际上他早已归还了这笔借款，也就是说事实上的债权关系已经因履行消灭，对于这笔钱的所有权转移就不存在法律原因，施瓦布进一步认为，即便如此，B仍然成为A支付给他的100欧元的所有权人。（2）法律原因不再存在。言外之意，法律原因曾经存在，只不过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再有效。〔3〕(p329-330)德国学者一直以来试图在无因行为与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理论中建立一种稳固的联系，但是，事实上，除了处分行为具有无因性特征外，负担行为中的票据行为也具有无因性，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持票人不负给付原因之举证责任，其只要能够证明票据债权债务的真实成立与存续，而无须证明自己及前手取得票据的原因，即可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4〕(p139-140)另外，授权行为也是无因行为，即授权行为与基础行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基础关系的效力瑕疵不会影响授权行为的效力。
可见，如果要准确理解无因行为的内涵，我们必须对以上各种具体的无因行为进行抽象化概括。悉心研究就不难发现，不论是处分行为，还是票据行为或者授权行为，其无因性都是指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原因法律关系的影响。而对“不受原因法律关系的影响”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法律行为自始就缺乏作为法律原因的基础法律关系。具有无因性的几种法律行为，尤其是处分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负担行为作为法律原因的，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并非广泛地存在于所有处分行为之中，有些处分行为或因其
性质或因某种特殊事由而自始就没有基础法律关系，前者如所有权的抛弃行为，后者如非债履行行为。（非债履行行为往往发生于行为人误以为其与他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而实际上债权因履行而消灭之场合。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履行行为具有基础法律关系，但其实这种基础法律关系自始就不存在。）很显然，这些法律行为自成立时起就没有基础法律关系，也就谈不上效力受其基础法律关系的影响，所以学界在讨论无因行为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其忽略。
其二，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受嗣后消灭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影响。这种情况发生于典型的交易行为中，法律行为之发生乃基于基础法律关系之履行，但是法律行为的效力一旦成就，即与其原因法律关系相分离，并不受其影响。
（二）无因行为的理论价值
一直以来，无因行为理论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民法议题，正如施瓦布所言，抽象原则在法律政策上存在争议，它利弊皆具。其利在于以处分的有效性可以达到更大的明确性。抽象原则所引起的弊端主要是不利于做出处分的人，也即处分行为当事人中出让权利或除此之外其权利地位因处分而受到削减的那一方。处分人会丧失权利或者是权利受到削减，倘若(处分)不存在法律原因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受让人基于处分而得到一项权利地位，而该地位由于不具有法律原因而根本不是他所应得的。〔3〕(P330-331)尽管批评的声音从未消失，无因性理论将无因行为的法律效力与其基础法律关系人为的割断，既是一种民法理念，又是一种民法技术，虽然未必能在民商法诸多制度中均受到青睐，但是始终为我们提供一种精湛的民法思维和民法方法。〔5〕
首先，在制度功能上，法律行为无因行理论极大地维护了交易安全，促进了财富流转。不可否认，萨维尼创造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无不带有抽象化之偏好，抽象概念思维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法学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物权行为无因性一方面强调物权行为之独立性，他方面又将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排出，尽其抽象化之能事。符合德国普通法学的思维方式。〔1〕(p249)萨氏所处年代的民法奉行所有权绝对原则，维护静态财产安全的民法理念支配整个私法领域，其地位无以撼动。然而，时过境迁，随着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变迁，民法理念也在悄然更新，对交易安全的维护渐渐提上日程，因此《德国民法典》流露出另外一种思想，那就是使财产取得人不必对其前手们之间的原因行为进行考察，这些原因行为的无效，不应影响让与人享有权利。民法典旨在通过无因原则，维护法律交易的方便性和安全性。〔6〕(p178)无因性理论的法典化过程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法律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创造是民法抽象思维方法的产物，在其产生之初，至少从理论的创造者看来，主要意旨不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处。而当无因性理论规范化并被民法典所吸纳时，该理论除了继续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足性之外，又多了一层立法政策上的价值诉求—对交易安全的维护。
其次，无因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致的民法学思维方法。无因性理论将法律行为与其基础法律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为地割断，这种做法精致地区分了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与法律行为的合理性评价。我们在判断一个法律行为的效力状况时，只需考查该行为是否满足其本身的生效要件即可，而无须关心其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与否，法律行为之外的因素不能成为对该行为进行效力评价的依据。具体就处分行为的效力而言，只要满足行为人有处分权、行为人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等要件，就可以对其效力予以肯定。至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间的联系属于法律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合理性的缺失并不会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两者分属不同的评价体系。这种堪称绝妙的民法
技术在民法适用上亦能显示出其独有的法律方法魅力，可以使裁判者从繁冗的法律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中解脱出来，仅就各个法律行为对其效力分别判断，能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裁判效率。
二、法律行为中的“原因”剖析
德国法系民法学创造出无因行为理论后，继而提出除了无因行为之外，法律行为中还有一种有因行为与其相对应而存在，一般认为，负担行为都是有因行为（票据行为和债权让与行为除外）,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就成为大陆法系民法中法律行为的一个基本分类。然而，一直以来，对于这一分类，学界关注的焦点过于偏向无因行为，现有的著述和教材中对无因行为的研究甚为丰富，有因行为却几乎无人问津，颇受冷落。这样一来，法律行为的有因和无因的划分向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合理性无须质疑。要正确评价无因行为与有因行为的划分，关键是如何理解其中的“原因”。
（一）无因行为中的“原因”
根据前文所述，我们知道无因行为，不论是处分行为、票据行为、授权行为抑或债权让与行为，其原因都是该行为之前的基础法律行为。无因性就是讨论法律行为与作为其原因的基础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物权行为中的原因是债权行为，票据行为的原因是其基础法律关系，债权让与行为的原因是债权合同，授权行为的原因是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显然，无因行为中的原因是独立于无因行为之外的，它并没有成为无因行为的内部构成要素，不仅如此，该原因还是一个法律行为，有其自身独立的效力评价体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探讨其与无因行为之间的效力关系。无因性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将结果行为的效力评价与原因行为的效力评价割裂开来，赋予结果行为独立的效力评价体系。
（二）有因行为中“原因”
有因行为中的原因，按照拉伦茨的观点，所谓要因，是指负担合同本身包括一个“原因”，即承担义务的法律目的，这个法律目的同时也表明了负担合同所追求的经济目的。对要因行为，人们从其本身出发即可理解之，而不再另外需要行为本身以外的其他行为或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目的原因。他又进一步认为，我们不应将法律行为的经济目的看作是行为人承担义务的“原因”或法律原因(经济目的可能是更远一步的目的)，而应把行为人在从事法律行为时根据该行为的内容所期待的，超出其本人承担的义务的、其他的法律效果视作承担义务的原因。〔2〕(p443-444)可见，拉伦茨将负担行为的原因归结为法律行为的目的，并且该目的是行为人实施负担行为所追求的直接目的，而非最终的经济目的，例如在典型的财产交易法律关系中，负担行为的目的有两个，行为人之所以实施负担行为并使自己负担一个给付，一方面其直接目的在于使对方向自已负担一个对等的给付，他方面，行为人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标的物或者价金的所有权。然而，这两个目的中，只有使对方承担对待给付义务的目的才构成负担行为的原因，因为这一目的是当事人根据行为内容能够期待的，而获取所有权的目的在物权变动的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是不能仅仅通过债权行为而得到法律的认可。因此，有因行为从其本身出发就可理解，有因行为的原因是内含于法律行为本身的，构成法律行为的一个内部要素。我国台湾学者邱志聪也指出：法律行为的原因，即当事人为财产给付的目的。在法律行为的生效上，原因为法律行为的构成部分，也是法律行为的内容。〔7〕(p502-503)
在此，有必要区分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动，并朝
一个方向前进的内部动力，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法律行为的动机是形成交易目的的动因，〔8〕(p438)动机是深藏于法律行为所追求目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例如，在电脑买卖契约行为中，买受人交易的法律目的都一样，即都是使自己获得一个请求出卖人交付电脑并转移电脑所有权的债权，但是行为的动机则可能各种各样，有的是为了自己使用，有的是为了送人，也有的是为了出租赚钱。这种原因由于其产生的偶然性和内容的不确定性，法律对动机的关注程度比较低，动机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也不会对法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有因行为中的原因是内含于法律行为内部的，反映行为人实施法律行为所追求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目的，细心观察便会发现，此“原因”其实就是法律行为核心要素之意思表示中的“效果意思”。依法律行为理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而意思表示可以细分为三个要素：效果意思，即行为人所追求的发生私法上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行为，即行为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藏于内心的效果意思表达出来；表示意思，及通过表示行为所表示出来的意思。这样一个结构中，效果意思和表示意思是意思表示的两个端点，连接两个端点的桥梁就是表示行为。所以意思表示，就是表意人通过表示行为将效果意思转化为可以为他人识别的表示意思的过程。
（三）两种“原因”对法律行为的影响机制
如前所述，无因行为理论关注的是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效力联系，是通过人为地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生硬地切断，从而构建结果行为的独立的效力评价体系，以此满足抽象思维之所需，并达到保护交易安全之政策目的。所以，在无因行为理论语境下，原因行为的瑕疵有其特有的含义，即仅指效力瑕疵，并且，原因行为的效力瑕疵对结果行为的影响也只限于行为效力层面。质言之，无因行为重在强调原因行为因无效或被撤销而不存在时并不影响结果行为的效力。对于结果行为而言，无因性理论提供的效力判定是一种外部效力评价。
有因行为中的原因对法律行为的影响就并非那么简单。由于有因行为的原因表达的是意思表示中的效果意思，所以该原因的缺失对法律行为产生影响的时间就可能大大提前，换句话说，该原因的影响力在法律行为成立阶段就会产生。因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构成要素，意思表示无法达致，法律行为就无从成立，例如，甲方意为借用，而乙方意为赠与，此时债权合同无法成立。
另一种情况，如果在法律行为成立阶段，原因的影响没有显现，这种影响就会体现在对法律行为的效力评价上，但是与无因行为原因的运作机制不同的是，有因行为中的原因不是以其效力瑕疵来对法律行为的效力施加影响，既然原因为效果意思，而非一独立的法律行为，自然不能以有效无效来加以评价。由于效果意思乃意思表示的源泉，根据民法理论，生效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而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依据是表示意思和效果意思是否一致，因此，效果意思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就可以通过意思表示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影响来彰显。所以，有因行为中的原因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影响是通过对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进行判别来实现的。毫无疑问，这属于法律行为内部的效力评价。与无因性理论巧妙地区分了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评价与合理性评价不同,有因性理论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
三、无因行为、有因行为划分之本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传统民法中的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划分理论中，无因行为的“原因”和有因行为的“原因”有着各自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对法律行为进行如此划分的标准并不统一。那么是否可以对此种分类进行改进，使其获得统一的标准呢？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第一，将两种法律行为的原因统一为有因行为的原因；第二，将两种法律行为的原因统一为无因行为的原因。下文中我们依次分析。
如果以有因行为的原因为标准，亦即将无因行为中的原因也解释为“效果意思”。以处分行为为例，处分行为中的“效果意思”指的是行为人发生权利变动效果的意思。处分行为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负担行为一样，意思表示的缺失或者瑕疵也会对处分行为的成立和效力产生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处分行为也是有因行为。由此可见，如此改进虽能使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原因在逻辑上得到统一，得出的结论却是否定了法律行为的有因、无因之划分。
如果以无因行为的原因为标准，也就是将有因行为中的原因也解释为独立于有因行为之外的基础法律行为，是否可行？我们不禁要问，如此一来，作为有因行为原因的基础法律行为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该基础法律行位又是什么呢？诚如前文所述，无因行为理论是以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为前提的，一个典型的交易行为被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当事人通过实施负担行为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其次是通过实施处分行为，使债权获得满足，只有这两个环节均圆满完成，交易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这两个环节中，负担行为是交易行为的起点，并由此决定其本身只能作为处分行为的法律原因而存在。既然是交易行为的起点，何来负担行为的基础法律行为？这就是说，物权行为（也包括其他处分行为）所具有的此种“无因性”是处分行为所独具的一种特殊的品质（绝大多数处分行为均以某种负担行为的存在为前提），但其不能适用于负担行为。由此观之，这种试图统一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的原因的做法亦不可行。
行文至此，笔者得出以下关键性结论：
（1）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中的“原因”不具有同等性质的含义，法律行为的有因、无因划分标准无法统一。所谓的有因行为其实是德国民法理论在创造了无因性理论后为了满足逻辑上的需要而生搬硬造出来的概念，“事实上，德国人非常相信逻辑之无所不能的力量，在比较成功地推导出‘有主体必有其相对应的客体’、‘有自然人必有其相对应的法人’、‘有权利必有其相对应的义务’、‘有义务必有其相对应的责任’、‘有绝对效力必有其相对应的相对效力’以及‘有物权请求权必有其相对应的债权请求权’等之后，必然要推导出‘有无因行为则必有其相对应的有因行为’。”〔9〕从对有因行为之原因的解读来看，其所论及的“有因性”是包括无因行为在内的所有法律行为皆具有的共同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负担行为定性为有因行为是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2）无因行为和有因行为并非并存的关系，无因行为的存在并不需要有因行为与其对应存在。法律行为的有因无因，其实是一个立法价值取向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民法理念的集中反映。物权行为、票据行为还有授权行为可为有因，亦可为无因。只不过现代民法理念注重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这些行为一般都具有无因性的效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无因和有因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法律行为而言的，是对这种法律行为所做的取舍性的定位。就如我们评价一个人一样，我们说甲很
聪明，并不意味着同时必须有一个很蠢笨的乙以其相对应，聪明还是蠢笨只是对甲本人的评价。所以，法律行为的有因无因划分不是对整个法律行为世界的一分为二，这种划分不具备概念分类的逻辑前提，也不能实现概念分类的应有功能，反而会导致理论上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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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The suspicions of Causal Behavior and Abstract Behavior
Author & unit：YANG shanchang(The school of Chinese & law，Tangshan college，Tangshan 063000，Hebei Province，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abstract behavior is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of debt behavior and property behavior. debt behavior is the legal cause of property behavior. The theory of abstract behavior gives abstract behavior an independent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to meet the demands of maintaining the value of transaction security by cutting off the effect relation between debt behavior and property behavior.However,the cause of causal behavior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bstract behavior.The inconsistency of criterion leads to the distinction of causal behavior and abstract behavior lacks logical premise.We should confirm the theorical value of abstract behavior and abandon the theory of causal behavior.
Key words:legal behavior; abstract behavior; causal behavior;lagal cause
作者联系方式：河北省唐山市华岩北路38号唐山学院文法系，邮编：063000
电话：137******** 电子邮件：xizhenglaw@https://www.doczj.com/doc/a9630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