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Dec.2008 (总第98期)Issues of Contemporary W orld Socialism A Q uar terly,N o.4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1〕
———苏东剧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调整
刘玉安
摘要:冷战期间,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一直持坚决反对、严厉批判的态度,但事实上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是社会民主党人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因如此,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并没有为西欧社会民主党带来任何政治利益,反而使它们的社会基础变得更为脆弱。西欧十几个国家曾经出现社会民主党万马齐喑、无一执政的局面。为了摆脱困境,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先后实行了战略调整,纷纷放弃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改打“社会民主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旗帜。这一转变表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彻底放弃了改造现行社会的计划而与目前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认同。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西欧社会民主党;战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D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8)04-0060-15
在冷战时期,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国际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现实社会主义虽然一直持严厉批判、坚决反对的立场,但是在它们各自的纲领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各种纲领性文件中,一直还保留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主张和口号。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由于保守主义者蓄意大肆宣称,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的使命已经终结,这使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度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它们非但没有赢得预期的政治红利,反而也遭到了重创。它们在各国的选举中接连失败,甚至在一度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的北欧,社会民主党也先后被逐出了政坛,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一度跌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各国社会党不得不作出战
〔1〕作者简介:刘玉安,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济南250100)。
略调整,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目标,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本文拟对西欧最大的四个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调整做一分析。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只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危机的导火索,危机的真正原因还在于西欧社会自身,而且危机的苗头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曾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为西方经济开辟了新的领域,从而使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新的社会阶层———白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条件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稳定地运转,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调整,西欧各国都建立了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国都宣称变成了“福利国家”。在“蛋糕”总体急剧膨胀的前提下,改善工人的福利一时间竟成了欧洲各国不同政党共同的政治目标。其中,英国曾一度出现的”巴茨克尔主义”,就是这一时期所谓“共识政治”的一个最好的例证。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同时也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大获全胜、高歌猛进的时代。基于此,当代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甚至把整个20世纪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纪。他说:“19世纪是自由主义的世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样一种希望,希望在法律上、政治上能够体现所有人原则上的地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机会与权利平等,特别是为所有人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提供平等的前提条件———这些就是所谓的要求。到了漫长的19世纪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914年,所有发达世界的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些要求。”①
但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却逐渐被挤到了后台。新兴的社会民主党在继承了自由主义政党的口号和使命的同时,还提出了实现社会福利平等的新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贫困、无辜的困境与一种公正的、公平的、自由的社会是不协调的。所有公民,在任何时间都应该有一种体面的基本社会福利地位。所以,必须打倒`五大恶魔':贫困、疾病、贫苦、失业、愚昧。”②恶魔的名单和比喻起源于英国社会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主持下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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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政府报告把打倒五大恶魔说成是战后英国社会政策的核心命题。国家要通过再分配和强制保险而致力于不要使任何人成为恶魔的牺牲品。就此而言,国家必须成为社会福利国家。在此以前,另一位伟大的英国改革家约翰·凯恩斯给市场经济套上了缰绳。他也认为,国家应该起到一种重要作用,也就是在一定情况下,通过聪明的管理来刺激对于商品的需求,以便重新活跃已经逐步放慢的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按党派来说,贝弗里奇和凯恩斯都是自由党人,但是,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把社会福利国家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这明显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一般说来,这个方案的贯彻实施,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伟大的社会改革的起因。这一任务,可以由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来承担,但是在欧洲大陆常常是由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的政府作了这件事情。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成了发达国家的共同财富。”①
这种福利国家制度在不同国家虽然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在总体上都是以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分配和再分配为特征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逐年提高的态势,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先后都突破20%的大关,在一些国家甚至超过30%,再加上其他公共开支,西欧各国的公共开支在这一时期先后突破了40%的大关,有些国家的公共开支甚至突破了50%。这种“大锅饭”政策在客观上虽然有超前消费的性质,但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处在急剧扩张、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态势,因此,这一制度的弊端在当时并没有显现出来。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的增长明显放慢。到70年代中期,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西方经济陷入了危机时期。随着生产规模的萎缩,西方各国出现了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许多国家的失业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而在此之前福利国家制度的运行是以充分就业和高税收为前提的,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必然导致新的社会贫困。它意味着西方各国在税源急剧萎缩、财政吃紧、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还要增加开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府都债台高筑,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甚至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以撒切尔、里根主义为标志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放松、减少国家干预,大力推进私有化,紧缩财政,减少税收,削弱社会福利,限制工会权力。所有这些政策主张几乎都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的反攻倒算。在这股所谓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各国的选举中就非常被动并且节节败退。甚至在一直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最稳固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也结束了其连续执政34年的光荣历史,于1976年被挤出政坛。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指出:“改良主义大厦建立在三个基本柱石基础之上。第一,有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而且它的数量不断增长,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意识也在不断增长,这种归属意识把形形色色的劳动群众以及或多或少比较
穷困的人们融合为一个唯一的阶级。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些都导致早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向这个重要的选民群众做出妥协让步,只要这些选民还没有染上激进主义色彩。……改良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柱石就是自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至少在欧洲,1945年以后似乎只有一种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政策才能抑制这种共产主义进军。……1945年以后,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如凯恩斯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这是改良主义的第三个柱石。不仅社会民主党政府,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①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结构的变迁,使传统的工人阶级在队伍上急剧萎缩。各发达国家的白领职员在人数上先后超过蓝领工人,也就是说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根柱石在60年代就已经崩塌了。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则宣告了第三根柱石的坍塌。到70年代后期,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1989年苏东剧变,宣告了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根柱石的坍塌。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确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挫折,但它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破产。这一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和老保守主义虽然都心知肚明,但是为了置多年的政治对手于死地,他们故意大放谬论,宣称苏联解体标志着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民主社会主义的使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等等。这样的政治氛围使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处境十分艰难,各国都出现了党员队伍急剧萎缩,在选举中得票率急剧下降、节节败退的局面。例如,在1990年德国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由1987年的37%降至33.5%,为6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而右翼执政联盟的得票率则达到了54.8%。随后在丹麦、瑞典、芬兰,社会民主党在各国选举中也接连失利。在英国,工党自1979年沦为在野党之后,在1992年的大选中连续第四次败北,其领袖金诺克被迫引咎辞职。在意大利1992年大选中,左翼联盟的得票率也降至了最低点,仅为16%。在法国,曾经长期执政的社会党在1993年大选中的得票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17.6%,仅获得了54个议席,而右翼势力却获得了460个议席。而随着法国社会党的下台,在西欧政坛上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是全线崩溃,民主社会主义几乎偃旗息鼓了。
在如此严重的危机面前,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进行冷静的思考,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思路和政策主张。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政治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调整重点和幅度也不尽相同,但在方向上,却完全一致:各国都明确淡化甚至干脆放弃了社会主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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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历史最为悠久,作为一个在鼎盛时期拥有1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实力及影响力也最为强大,特别是在战略方向上,自19世纪末以来,它一直扮演者领头羊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的这次普遍转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再次扮演了这一角色。
如前所述,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66年开始参与执政,在1969年新左派运动的浪潮中,该党成为执政联盟的主角。到1975年以主席勃兰特出任总理为标志,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政坛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曾经提出了一套颇为激进的长期执政计划。但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进入滞胀时期,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各国资本都已经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整个政治潮流已经开始明显向右转,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其政策主张未能作出相应调整,结果也就开始连连受挫,在此后的选举中得票率每况愈下,到1982年再次被挤出政坛,成为反对党。
面对这种颓势,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了深刻的反思。1985年由主席勃兰特挂帅,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一个负责起草新的基本纲领的委员会,也叫做基本价值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推敲斟酌,并且经过了党内上上下下的反复讨论,最终于1989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标志该党转型的一个新纲领———《柏林纲领》。《柏林纲领》实际上是对社会民主党自1969年执政以来的政策主张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其1959年《歌德斯堡纲领》的回归,即它重申了该党对现存社会制度,特别是宪法、国家制度等的肯定,重申了其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柏林纲领》中有这样明确的声明:“《歌德斯堡纲领》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新的结论。它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一项任务,即通过社会民主化、通过社会和经济改革来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社会民主党在《歌德斯堡纲领》中表述了自己长期以来就已经具备的身份,即它是一个左翼人民党。它将继续保持这种身份。”
对于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纲领》中也作了这样的表态:“作为国家和政党的共产主义在欧洲已经成为过去。工人运动曾经分裂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重要流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种分裂的后果也对20世纪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失败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信仰,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坚决维护了自己的信仰: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和团结的社会制度的目标将永远是无法与作为政治社会平等前提条件的人权保障截然分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决心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制度,这也已经被证明是一条走向未来的正确道路。”这个表态虽然旗帜鲜明,但右翼保守派却不善罢甘休,他们极力宣扬:苏东剧变绝不仅仅意味着共
旗鼓,1989年12月20日,《柏林纲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后,社会民主党的党员队伍仍然日益萎缩,在随后的全国及地方选举中,该党依然节节败退,这一局面引起社会民主党内理论家们的进一步反思和争论。
争论集中在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上。面对新自由主义、老保守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反攻倒算,德国社会主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进一步退却,主张与社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如前所述,《柏林纲领》虽然已经有了表态式的声明,但它仍然使用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并且仍然坚持要用一种更加公平、自由、合理的新制度来代替现行制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党的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托马斯·迈尔,自1991年以后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修订第三版和《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等著作中以及其他场合反复论证:鉴于苏东剧变以后的新情况,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改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传统提法。其理由是,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已经信誉扫地,使它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从而使许多人一听到它就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制度挂起钩来而产生反感。从字面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这就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不仅如此,苏东剧变之后,原东欧国家的许多共产党已纷纷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在纲领上也纷纷改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使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变得更加模糊。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许多误解和诋毁。迈尔主张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这既可表明社会民主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又不致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而且符合德国工人运动的传统。
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用它来取代“民主社会主义”,意义非同一般。在《新社会》杂志1993年第5期上,社会民主党内就有人发表文章应和自由主义的论调,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时代”的使命已经结束。曾经编辑过《倍倍尔文选》的科拉·施特方则认为:对昂纳克的清算也就是对马克思、倍倍尔、列宁、卢森堡的清算,因为,昂纳克就是按照他们的思想传统行事的。因此他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传统的现存形势已经不可挽救了。另一位有特殊影响的人物,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民主社会主义领袖人物的维利·勃兰特的夫人布里吉特·泽巴赫干脆直言不讳,她宣称:苏东剧变之后,西方也将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最终告别”。
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有相反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是基本价值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波鸿大学欧洲工人运动研究所所长赫尔加·格雷宾教授和党的前主席汉斯·福格森。格雷宾教授在《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通讯》1993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指出:用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这不仅仅是个概念问题,而是涉及到是否保持工人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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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实际上是对工人运动的背叛,这对整个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将是一个悲剧。社会民主党前主席福格森在《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1994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宣称:必须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个关于未来的总设想,借以使人们认识到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认识到政策要为什么目的服务,同时分清哪些目标应该置于优先的位置,以及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有了这样的总设想,才有可能有预见地制定政策,否则就只能被各种事件所迫而制定一些应急政策,从而最终会迷失方向。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被证明是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个有吸引力的设想和主张。
对于党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党的领导层既没有组织讨论以求统一认识,也没有作正式的公开表态。党的理论权威机构———基本价值委员会只是发布了一份题为《社会主义———关于处理一个概念的困难》这样一份文件就算了事。文件表面上对各种不同的观点都作了罗列,对任何一种观点都未作评判,但这种暧昧立场实际上是对放弃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主张的默认。为了迎接1994年大选,社会民主党停止了关于主义问题的争论,针对德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些更加实际的政策主张,结果其得票率有了明显的回升,几乎回到了1987年的水平,达到了36.4%。在1998年的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又进一步上升到了40.9%。在绿党的支持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返政坛。自那时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没有通过新的纲领,但在其所有正式文件中,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一贯注重理论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一次却悄悄的完成了转型。
三、法国社会党的战略转变
作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法国对社会主义似乎有得天独厚的亲和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撒切尔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纷纷败北之际,法国却仍然在社会党的掌控之中。作为当时欧洲政坛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后一块阵地,法国一直坚持到了1993年。不过,在此期间,法国社会党的战略已经作了很大调整。
最能体现法国社会党发展战略思想的是该党历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原则声明》。我们先来看一看战后的第一个,即1946年的《原则声明》。该声明说:“社会党的本质特点是使人类获得解放,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体制必将社会分成敌对的阶级,并为其中一个阶级提供创造劳动的职能,将一部分产品给予资本所有者。社会党本质上是革命的党,它的宗旨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在那种制度中,自然财富作为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将成为集体的财产。因此,阶级将消灭。这种改造符合全
阶级斗争的党。”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原则声明》的革命性可以说是直截了当,毋庸置疑。
到了1969年,尽管当时的新左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与1946年相比,社会党的《原则声明》还是向右转了许多。社会党1969年的《原则声明》这样说:“社会党确信,人类的解放不仅在于正式承认一些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要使经济条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为社会党人是彻底的民主派,所以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党是一个革命的党。社会党以公共财产而不是私人利益作为目标。投资资料、生产资料、交换资料的逐步社会化构成社会化必不可少的基础。确实,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可以看出,1969年的《原则声明》比1946年的《原则声明》虽然右转了很多,但还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
1981年5月,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再次胜出,社会党领导人莫鲁瓦出任政府总理。但当时法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时期,社会党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为了改善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刺激消费并借以刺激生产,社会党政府沿用了增加赤字预算的老办法。但法国经济并没有在预期的1981年底复苏,反倒是美元自1980年以来大幅升值,这使主要用美元结算且大量进口的法国财政雪上加霜,债台高筑。社会党政府于1982年6月不得不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而事实上工资冻结了,物价却持续上涨,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在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再次败北,右翼联盟获得了议会多数。此时,密特朗仍然占据总统宝座,但政府总理的职位却已经落入右翼领袖希拉克手中。法国政坛出现了“左”“右”共治的局面。此时西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已经形成,社会党在其政策策略上也不得不进一步右转。当时的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这样说:“在共同掌权中,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已愈来愈少。人为地重新制造差异是不明智的。”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赢得1987年的总统选举,社会党在1987年4月的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一个新的《原则声明》。这个声明进一步表明了社会党的右转倾向。声明说:“社会党是民主的党。它的行动和计划是建立在尊重人权和公民权的基础上;它确认自由的各种形式相互不可分离;自由既和经济民主相联系,也要充分发挥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确定公共财富而不是个人利益作为其目标。部分投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党人赞成发展的社会中,既存在强大的公共部门,而企业也将充分发挥作用。计划化将使集体发挥巨大的国家优势。”②声明虽然还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提法,但其原则和具体内容与战后以来法国历届政府实际上所执行的共同原则完全吻合。再加上右翼政府当时并没有使法国经济有任何改观,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更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调控。这样,不仅密特朗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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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连任,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联盟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也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由于刚刚获得胜利,法国社会党对苏东剧变对整个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估计不足。在1990年对苏东剧变表态式的新的《原则声明》中,法国社会党这样说:“社会党是变革社会的党。官僚社会的失败并没有使它忘记,资本主义加深了不平等、加重了世界的不平衡、剥削了第三世界的财富,使很多国家遭受了失业、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党赞成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不会不知道市场规律,它还为公共权力机构和社会角色提供实现符合全体利益的目标的手段。社会党将通过新的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提高社会实现这种目标的水平,在企业中,给工薪阶层以真正的公民身份。社会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在一个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法治国家里,社会党将行动和计划建立在人权和公民权的基础上。”①
法国社会党虽然已经明确放弃了“革命”的愿望,放弃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的提法,甚至也放弃了生产资料公有、生产资料社会化等主张,但它还保留了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虽然在其实际的施政过程中,社会党政府对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心全意地修补,但由于整个国际政治钟摆大幅度右倾,法国社会党在1992年的地方选举和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连连失败。特别是在1993年的议会选中,社会党的得票率仅为17.6%,在577个议席中仅得到54席,从而不得不黯然退出政权。
这次惨败之后,社会党痛定思痛,首先在组织结构上作了重大调整,继而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调整。此外,法国社会党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地放在“运动”上,它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重新发表一个《原则声明》,更没有必要继续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从而彻底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
四、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建立及其政策调整
在冷战时期西欧的政治地图上,意大利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在西欧各国政坛上,占主导地位的左派政党几乎清一色是社会民主党。而在意大利,虽然也有两个政党———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先后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且这两个政党按其性质来说也属于社会民主党,但在党派林立的意大利,这两个党从来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在意大利,占主导地位的最主要左派政党是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战胜法西斯、对意大利的独立与解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意大利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由于冷战的爆发,1947年意共被排挤出政府,但在战后第一次即1948年大选中,尽管国内外保守势力曾掀起过一股“黑共”高潮,意大利共产党还是获得了31%的选票,在参选的二十多个政党中得票率位居第二。
自那时以来,意大利共产党第二大政党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该党不仅是西欧最
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同时在意大利政坛中也举足轻重。不过,由于冷战的原因,意大利共产党一直被排挤在政府的门槛之外,意大利政权事实上一直控制在保守的第一大政党———天主教民主党手中,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独特的“一党专制”现象。这势必导致一系列政治弊端,势必引发自下而上的剧烈的反抗运动,从而使意大利始终处于一种社会动乱、政局动荡的状态。从1948年至1992年,意大利政府更换过50届,每一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仅为10个月。
虽然从地缘上说,意大利并不是东西方的对峙点,但冷战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意大利。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意大利的志士仁人改造意大利政治局势的努力都无果而终。问题的根源既然在冷战,那么,冷战的结束也势必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意大利抓住了这一契机,1989年10月,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第三天,当时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奥凯托就发表讲话,建议解散共产党,建立左翼民主党。经过党内14个月复杂而又激烈的辩论,意大利共产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终于通过了解散共产党、成立左翼民主党的决议,一部分不同意解散的人组织了一个新党———重建共产党,左翼民主党同时宣告建立。
由于是在原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西方许多媒体认为左翼民主党的建立只是一次易名。其实不然,这个名称本身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刻意避免了“社会主义”、“劳动”、“工人”等字眼,力求向世人表明它已经完全脱离了共产主义传统,已经变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民主的政党。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我们首先看指导思想。意大利共产党虽然在其1979年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党章中关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规定,后来又提出超越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只是疏远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与列宁主义的距离,更多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实践的结合,因而对葛兰西、陶里亚蒂的理论更为重视,这实际上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而左翼民主党在其党章中把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全部删除,甚至对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理论和观点也只字未提。新党章明确宣布:左翼民主党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不以任何预先构想的模式为指导的党”,并且强调要在“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建立的专制制度破产”的情况下,超越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把“自由、平等、团结”作为自己根本的价值观。左翼民主党的第二任总书记甚至更明确地提出所谓“民主即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可以看出,左翼民主党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党。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阶级性质。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意大利共产党虽然早在70年代就重新界定了“工人阶级”的定义,把它定得更为宽泛,并且表示欢迎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入党。但在该党所有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主张中,工人阶级始终放在首位,在这个意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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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凯托解散共产党,成立左翼民主党的一个直接目的是在有二十多个政党的意大利消除多极化现象,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促进政坛向两极化发展,以打破天主教民主党长期独霸政坛的局面。左翼民主党成立第一年即1992年2月,意大利政治“制度”内的腐败因米兰一家养老院院长的贿赂案而曝光,由此引发了意大利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并最终导致了长期独霸政坛的天主教民主党及当时参与执政的社会党的崩溃。意大利政坛出现了“重新洗牌”的契机,这在客观上为左翼民主党建立广泛联盟创造了条件,左翼民主党抓住了这一时机,组建一个共有八个政党组成的进步联盟。不言而喻,八个政党实现联合,其中的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特性压缩到最小,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赢得选举,取得执政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的进步联盟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选举联盟,作为这个联盟之核心的左翼民主党就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民党。
然而,由天民党崩溃而造成的右翼政治力量的真空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在1994年大选前夕,意大利著名企业家、媒体大王贝卢斯科尼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并且以该党为核心组建了自由联盟。贝卢斯科尼要用他使企业成功的经验来使意大利成功的竞选纲领,吸引了众多的选民。在1994年的大选中,自由联盟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进步联盟的执政计划落空了。
1994年选举失败之后,奥凯托引咎辞职,达莱马出任党的总书记。为了赢得更广泛的选民的支持,达莱马上任后不顾党内左派的反对,发动了新一轮向中间进军的所谓“自由革命”。在1995年的左翼民主党专题性纲领代表大会上,达莱马明确提出要联合除右翼之外所有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了向世人表明它已经彻底民主化了,左翼民主党在其章程中还删除了“源于意大利共产党文化和政治传统”、“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等字样。它甚至还修改了自己的党徽,取消了其中的镰刀和锤子,消除了它阶级政党的最后一点痕迹。最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全民性,左翼民主党还建议把原来的“进步联盟”改为“橄榄树联盟”。为了进一步消除人们对“左”的疑虑,左翼民主党没有推举达莱马,而是推举无党派人士普罗迪作为政府总理候选人。经过这样一系列洗心革面的蜕变和煞费苦心的策划,“橄榄树联盟”终于赢得了1996年的大选,不过这一胜利多少有些苦涩,正像人们评价1997年英国大选一样,英国的大选是布莱尔赢了,工党败了。意大利的选民可以这样说,橄榄树联盟赢了,左翼民主党败了。
左翼民主党的策略调整很快得到了意大利国内外的认可。作为教廷的所在地,天主教在意大利一直有着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冷战时期,梵蒂冈对意大利共产党一直采取敌视政策。虽然梵蒂冈声称不参与政治,但通过对信徒个人的影响,梵蒂冈也是把共产党一直排挤在政府门槛之外的一个重要力量。左翼民主党建立之后,梵蒂冈的态度有了改变。在左翼民主党成立之后意大利的历次选举中,梵蒂冈保持了中立。特别是
在国际上,左翼民主党在成立之初就表达了要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愿望,在1992年社会党国际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它就被接受为正式成员党。特别是在1998年10月,当左翼民主党总书记、前共产党人达莱马出任意大利总理时,当时在西欧各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普遍表示了欢迎。例如,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发表了这样的谈话:“我很熟悉达莱马,我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它是工党`孪生党'的领袖。”①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蜕变,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也从一个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变成了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政党。
五、“新工党,新英国”?
上一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开始普遍衰退之际,英国工党正处于执政地位。虽然这一衰退并不是它的过错,但作为执政党,它难辞其咎。英国经济从1973年11月起开始萎缩,1974年和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到1975年底,失业率超过了两位数,失业人数达到了120万;与经济萎缩同时出现的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上扬,1975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2%。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开始明显下降,社会各界普遍不满,各行业先后发动了全国性罢工。英国经济陷入了战后以来最糟糕的状况,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英国经济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在这样的条件下,在1979年的大选中工党不可避免地惨遭失败,以撒切尔夫人为新领袖的保守党上台执政。既然英国当时患的是重病,撒切尔夫人一上台就决心要下猛药来医治,她一改多年来已经成为共识的福利国家政策,开始大搞私有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大大限制工会的权力。
针对保守党政府的上述政策,工党在1983年的选举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主张。在其《英国的新希望》的竞选宣言中,工党提出要重新实现国有化,增加公共开支,给工会更大的权力以及单方面削减核武器,退出欧洲联盟等一系列更为激进的主张。在国际政治大潮普遍右转的情况下,上述主张显然不切实际,结果,工党的失败比1979年还惨。
接连两次失败,迫使工党领导层不得不进行反思,不得不对其政策主张和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工党的新任领袖金诺克认识到,要摆脱困境,赢得选举,必须面对现实。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工党之社会基础的传统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大大萎缩,工党的政策主张必须更广泛地反映民众的愿望。一句话,工党必须改革,必须跟上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社会。但是,由于工党上下对改革的必要性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改革的步伐太慢,因此,在1987年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中工党又接连失败。1992年大选失败后,金诺克引咎辞职。继任者史密斯继续实行工党内部的改革。不幸的是史密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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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突然去世。此时,年仅41岁,被认为是工党内最有现代意识的托尼·布莱尔脱颖而出,成为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领袖。
就年龄和成长环境而言,布莱尔个人就属于“现代派”,而且其实思想特别开放。他接任工党领袖后即发表讲话,认为工党的一个“死穴”是:英国社会已经变了,工党却未能随之一起变化。他的一句名言是,社会民主主义应该是“永恒的修正主义”。虽然社会民主主义有史以来一直以“左”而自诩,以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而自居,而且这一点似乎也被人们所公认,社会主义对于广大工人群众的确曾经有过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苏东剧变以来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左派”、“社会主义”等字眼越来越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有所作为的羁绊了。英国工党虽然从来都没有主张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等,但它的章程中却依然明确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目标。布莱尔认为这是工党未能跟随英国社会一起现代化的一个症结所在,他指出:“我国有着伟大的过去,然而我们往往沉湎于往昔的辉煌,却没有以史为鉴。我所说的把英国建成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是要改变这种心态,使我们成为变革的推动者,而不是沦为变革的对象。我们的国家深信前途美好,我们的国家充满雄心壮志,又追求理想、友爱和正义”;“工党做好了准备。我们的挑战是为新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制定一种新的基本纲领”①。布莱尔进一步论证说:“如果世界改变了,而我们没有改革,那么我们对世界没有意义。我们的原则将不再是原则而只是僵化为教条。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我们的政党是生机勃勃的政党,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②因此,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伊始就锐意改革,就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他选择的路径就是修改党章。
英国工党当时所遵循的章程是1918年通过的,该章程的第四条这样写道:“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享受到最公正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这一条款一直被英国媒体认定是工党对“公有制”的承诺,是工党社会主义性质最明确的体现。事实上,这一条款也的确是工党政府在战后初期推行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但是,自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社会就开始悄悄发生了变化。作为工党及传统社会主义最重要社会基础的传统工人已经由工党成立之初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萎缩到了今天只占总人口的大约6%。针对这一现象,早在50年代末,工党内部就有人提出要修改这一条款。1991年,工党领袖金诺克再次提出这个建议,但因党内意见不同而未通过。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后,经过精心准备,在1995年4月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党章修正案终于获得通过,修改后的党章第四条是这样写的:“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
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有奠定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公有制。”在这里,工党虽然没有否认公有制,但它已经不是一种制度取向,而仅仅变成了一种价值取向,变成了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手段。这样,工党在理论上就解除了对“公有制”的承诺和义务,从而也就淡化了自己的“左派”及社会主义色彩。
为了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工党还刻意改变自己阶级党的形象。谁都知道,英国工党最初就是在65个工会组织和3个社会主义团体的基础上联合而成立的。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工党与工会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有人作过这样的描述:工党是工会的政治臂膀,工会是工党的选举臂膀。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传统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工会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布莱尔认为工党屡屡败给保守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会组织的分散、分裂及基础萎缩。他认为,作为传承,工党与工会的联系要保持,但关系要改变。工会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工党不能只代表一种社会组织的利益,工党应该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在淡化了工党社会主义性质之后,布莱尔进一步改变工党的性质,使其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全体人民的党。1995年9月在费边社召开的纪念1945年大选胜利50周年大会上,布莱尔公开号召:“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者、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①
经过对党章的修订和党的性质的改变,老工党就完成了向新工党的蜕变。蜕变后的新工党显然不能走老工党的道路,而必须走一条新路。布莱尔把这条所谓的新路称为“第三条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它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他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②工党理论家、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被认为是布莱尔政治高参的安东尼·吉登斯把英国工党的转变及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性质描绘得更清晰。他说:“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与共产主义者相一致的———尽管他们把自己确定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③
也就是说,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自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就有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一种新的表述,这也是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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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苏东剧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调整①
转引自王学东、陈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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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信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如果长期不能执政就等于自杀。它们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说到底就是为了说服选民,赢得选票,走上政坛。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这次战略调整的效果怎样呢?
如上所述,转型动作较大的英国在1997年的大选中就以较大的优势获得胜利,自那时以来已连续赢得了两次选举的胜利,且目前仍在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转型之后也赢得了1998年的大选,2002年又成功实现了连任。2005年它虽然未能赢得大选,但仍然以第二大党的身份参与了大联合政府。转型动作不大的法国社会党在1997年议会选举中也赢得了胜利,在随后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社会党虽然未能获胜,但它的得票率稳中有升,第二大党的地位非常稳固。就是在意大利,转型之后的左翼民主党也曾经在1996、1998年两次上台执政,结束了它在意大利政坛千年看客的尴尬地位。目前,在拥有十几个政党的意大利,该党稳稳地占据第二大党的地位。由此看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这次战略调整可以说效果明显。
但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这次战略调整,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目前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认同。在这种条件下它们即使上台执政,所能做的也只是对现行制度进行修修补补。因此,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医生的话,那么,经过这次战略调整之后的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保姆或按摩师了。
(责任编辑:李济时)